作者齐小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中共进入华北之初，发展颇为顺利，“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在1938年秋季“反围攻”斗争中，晋察冀大部分“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这向中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没有在村庄扎下根，所有的发展都是空中楼阁，因为“村政权是政权的唯一基础”，“根据地政权的细胞组织，是村政权”。
事实上，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之际，朱德等即强调“改造县、区、乡村政治机构”。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组织村选，未改变村级政权组织框架，“除区、村长候选人的条件及年龄稍有变更外，余多保存原样”。村内设立村民大会、村公所和村监察委员会，彼此之间相互制约。改选后的村政权，在1938年秋的“反围攻”作战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共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村长事务过于繁重”，“平时已经很繁很重”，战时“尤其吃不消”；其二，“民权尚未充分的运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指出：“旧的村长制等乃是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组织，是封建国家的肢体，不能片断地割下来强装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躯体上。”
有鉴于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在村政权的架构上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村公所之上设立村民代表会，遵照村民大会决议，计划、决定全村之行政。村公所设调解、经济、生产、教育四个委员会，直接对村长、村副负责，各委员会的委员由村民代表会中的代表互选兼任。这样既“增进了民权”，又“实行了分工，使村长减少了繁重的事务”，“议事机关的人员兼执行机关的人员，可使议事的不致徒唱高调……不顾全局”。
“民主选举、议行合一、合理分工”，成为晋察冀边区村级政权建构的基本原则。此后，村级政权组织构架的具体调整都遵循以上原则。比如，1940年6月，晋察冀边区规定，村代表会设正副主席各1人，村长、副村长各1人，由村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村公所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地政、调解委员会。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规定，在一等村设民政、财政、教育、生产、粮秣委员会，小村只设委员。1943年2月，为了实行简政，村公所下不再设委员会，只设委员。
村级政权组织架构的扩张，使边区政府的法令在村庄内部均有相应的机构执行。彭真对此做了准确的描述：“我们从边区政府起到村政府，都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和司法等五个工作部门，从上至下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作系统”，“使边区政府的每一政令和指示，易于贯彻到村”。
中共进入华北之初，即着手组织群众性的武装力量。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各根据地意识到群众性武装对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开始考虑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体武装管理体系，管理自卫队在内的群众武装。1941年4月，晋冀豫军区决定通过选举，设立军区、专区、县、区、村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村武委会委员5人，主任、副主任、基干部部长、青年武装部部长、妇女部部长各1人。在与政府关系方面，武委会所属“民兵自卫队各级队长应接受同级政府的指导”，“自卫队各级队长可参加同级政府之政务会议”，“民兵自卫队在军事计划上、军事行动上，应接受军区、军分区之指挥，但除特殊情况外，应经过同级武委会或自卫队部，不得越级指挥”。“通常每个村都有一个自成系统，和村政权平列但通力合作的武装委员会”。在武委会指导下，自卫队担任戒严、坚壁清野、侦察情报和勤务等工作。武委会统一管理的群众性武装力量，成为区、村政权的军事支柱。
群众团体，是中共组织群众的重要方式。在晋察冀边区，1945年群众团体有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等，阜平县组织起来的群众占人口比例最高，达75%。乡村的群众团体具有独立性，不属于村政权的范畴，是村政权的重要助手，协助村政府完成各种任务。
中共是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1942年9月，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共对政权的领导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挑选在政治上、工作能力上较强的干部担任政权工作”；二是“加强政权中的党团工作”。“党团为党在党外团体机关中通过自己党员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的组织，由各级党委指定各级党外团体机关中负领导责任之党员组织之，受同级党委之领导”。“党对政权的决定及指示，必须通过政权党团去执行”。
在中共的改造之下，华北根据地村政权的变革是空前的。一方面，“议行合一”体制为村政权注入现代的民主因素，在村庄内部以中共为核心，将几乎所有的村民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扩张村政权的组织框架，使边区政府的法令能够切实落实到村，加强区级政权设置，打通由上至下最后的关节点，使“政策法令渗透到每一个民众中间去，点水不漏”；各级机构对村级的信息，“如植物的毛细孔吸收作用一样”，“吸收反映并解决问题”。这改变了“国民政府一切政令一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了废纸”的局面，使革命权力和村庄内的农民直接面对面，极大提高了中共在村庄的行政效率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在初创时期，强调结构的构建比过分地追求实质内容更有意义，首先使结构能够满足战争的迫切需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赋予结构以新的精神和内容。
1940年2月，彭真指出：“我们必须足够估计到地主、富农在乡村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传统，能在我们绝对多数条件下用各种阴谋把持政权。特别是村政权，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绝对不可以为在边区村长选举我占绝对多数，自己就满足”，“投降危机严重时，日寇及投降派政治阴谋加紧，到突然事变发生情况下，地主态度将发生剧烈复杂之变化，若区村政权在地主影响下或领导权实际移到富农手中，政权即不能作抗日反投降的支柱”。这说明，中共强烈意识到，单纯凭借调整村政权组织结构，并不能保证其在村庄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通过适当的途径和办法，把乡村社会权力由地主、富农彻底转交给贫农、雇农和中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共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在税收方面，实行合理负担，后来发展为统一累进税。在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华北根据地的地权发生转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大量流入贫农、雇农阶层。据北岳区10个县23户较大地主的调查，1937年共有土地7697.13亩，1942年共有土地3311亩，土地减少4386.13亩，其中卖出1372.8亩、当出1441.83亩、送人226.5亩、分家分去387亩、水冲走5亩、未说明原因者953亩。除去分家和水冲，地主69.3%的土地流出与合理负担等政策密切相关。对太行区辽县、沙河、武乡13个村调查显示：1938年至1940年4月，地主、富农土地流出1130亩，公粮负担重是主要原因；1940年5月至1942年5月，地主和富农土地流出1833.8亩。1942年5月以后，太行区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清债、查黑地存粮存款、反贪污等，“对阶级关系的变动起很大作用”，“地主、富农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与战前比地主土地削弱一半是极普遍的”，“富农受到打击也不小”。
中农、贫农买入大量土地。1943年北岳区35个村买入土地的情况是：雇农102.15亩、贫农669.89亩、中农1192.18亩、富农113.77亩，地主35.25亩；当入土地的情况是：雇农16.24亩、贫农401.23亩、中农496亩、富农85.35亩，地主4.85亩。太行区辽县、沙河、武乡13个村1937年至1940年5月，土地流入：中农216.5亩、贫农158.4亩；1940年5月至1942年5月，土地流入：中农363亩、贫农253.34亩。1942年5月至1944年，根据太行区5个县12个村的统计，土地流入：中农512.7亩、贫农1170.7亩、雇农235.8亩。
地权的变化，带来了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1943年北岳区35个村调查显示，1937年至1942年，各阶级户数比例，地主由2.42%降至1.91%，富农由5.91%降至5.80%，中农由35.42%升至44.31%，贫农由40.47%降至37.72%，雇农由7.06%降至3.23%。各阶层人口比率的变化：地主由3.61%降至2.51%，富农由8.45%降至7.88%，中农由40.57%升至47.47%，贫农由35.71%降至33.94%，雇农由4.82%降至2.41%。“地主经济继续被削弱，带封建性的富农亦被削弱，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迅速增加，贫、雇农的户数继续减少”。贫苦农民由此获得了生存的希望和尊严，“共产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十分了不起的经济利益……他们给予农民的，是活命的机会和生活改善”。“贫困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权力的转移。这在华北根据地村级政权的构成中有明显的表现。1938年晋察冀边区村选，“新当选的仍然是劣绅土豪”，或者“被豪绅地主所豢养的流氓”，当选的贫农和雇农，“有些人接二连三的被地主豪绅所收买”。在晋察冀边区1940年村选中，工人积极性最高，地主积极性占第二位，贫农积极性居第三，“工人和贫农在政治及经济生活改善后，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从选举结果看，工人和贫农在村代表会议当选的比例为49.2%，虽然低于其在公民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但“已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之一部”，工人、贫农和中农当选人数比例，“在村代表会为87.1%”，三者占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1942年山东根据地村选结果，胶东黄县当选村长173人中，中农占39%，贫农占50%；鲁中泰山区村级干部成分的比例是，工人2%、雇农1%、贫农53%、中农35%。1945年晋绥区兴县6个行政村当选代表317人中，中农、贫农和雇农合计292人，占92%，很多当选的中农是由贫农升级而来的。
“农村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农村权力关系的调整，是进行抗战的先决条件。”抗日战争中后期，贫农和中农在区、村政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共“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队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区当中去，这同样应该被视为使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抗日战争中后期，华北村庄内的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和权力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共发现，“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但有其经济基础，而且有其上层建筑，即农民在思想上、道德上、习惯上，都在封建主义束缚之下，认为地主的封建统治是当然的、合理的”。“如果不打破封建的思想道德的传统因袭，就不会真正发动群众，也不会彻底遏制地主阶级的反攻”。用革命文化对农民进行启蒙，塑造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冬学是中共向农民进行教育的最重要形式，“利用农闲时间，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1938年冬，晋察冀边区开办冬学3966处，参加学习者达181794人。1941年3月，晋绥根据地19个县开办冬学3116处，参加学习者178182人。随着根据地形势好转，冬学规模不断扩大。
冬学的教育内容与战争、生产生活的实际联系密切，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43年晋察冀边区的冬学教材有《反法西斯课本》《减租减息课本》《妇婴卫生》《怎样种庄稼》《除奸》等。其内容简单生动、大众化，《坚壁东西》的内容为：“敌情紧急，坚壁东西，离村要远，还要秘密，许多东西，不要坚壁在一起。”《互助》的内容为：“敌情紧急了，大家要互助，先把病人抬出村，再帮老弱和抗属，互相来帮助，大家有好处。”冬学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政治、军事、识字、唱歌、算数等，不同时期侧重点略有变化。学习者识字150—200个，唱歌会唱5个，会写路条，简单算账，即可毕业。将每个人都会唱歌作为毕业条件，由此可见，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经过冬学的教育，农民识字量有所增加。在晋察冀一专区冬学中，通过学习有些区村干部“能够开路条，写简单的信，记账”，甚至“已经能作简单的工作报告了”。1941年春冀中八专区7个县冬学学员中，认识200—600个字者占15.7%；1942年晋察冀边区10个县冬学统计，认识在100—500个字者占33%。虽然很多民众尚未脱离文盲的状态，但冬学的开办有利于革命文化的普及和行政效率的提升。
推动中共政策法令在村中落地，是冬学教育的重点。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如何减租减息成为冬学讨论的重要内容，冬学成为农民政治意识的训练场。1944年冬太行区，“减租运动中，各地方都是依托冬学，首先进行思想教育，引导群众进行反省”，解决谁靠谁活、地主是怎样富了的、该不该交租的问题，“唤起农民的阶级自觉”，农民头脑中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开始以阶级理论重新构建起来。在村庄内部，阶级身份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戏剧是华北乡村传统社会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倡导戏剧运动，改造旧剧，编演新剧，观看戏剧成为农民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1939年5月中共中央强调：“应注意宣传鼓动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剧等的活动。”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出：“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
在华北根据地，既有正规的职业剧团，比如抗敌剧社、群众剧社、星火剧社等，也有旧剧团经改造后成为新剧团，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己组织的乡村剧团。1939—1940年晋察冀冬学运动中涌现的村剧团，“阜平有55个，完县、定县有19个，阜平有108个歌咏团，79个村每周开娱乐晚会”。1945年4月太行区职业剧团11个，农村剧团600多个。
很多戏剧根据农民身边的事情改编，极易引起农民的共鸣，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1943年，山西各根据地遭遇严重旱灾，中共发起了互救互助运动。为配合运动，襄垣农村革命剧团编演了《天灾人祸》的新剧。“许多人都被感动了……据以后调查，凡剧团演过的村庄，每一户两斗，每村七八石的捐助粮食，都自动拿出来了”。《斗争李子才》在各村演出后，群众都纷纷议论：“李子才是林县有名的大恶霸，人家都把他斗倒了，为什么我们村里不敢斗呢？”很多村的局面就这样顺利打开了。
集体阅读报纸，也是村干部和村民了解中共大政方针和时事的另一途径。1938年12月，《抗敌报》编辑部主任邓拓建议各级党部和支部，“普遍建立读报组，吸收广大的群众到无数的读报组中来，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报周围，同时也就团结在地方党的周围。把我们的读报组普遍深入到山沟小道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去，广泛地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通过读报，“把报上的新闻和工作经验告诉群众，帮助了村里各种工作的改进”。在中共成立的民校和冬学，普遍设有读报小组，也有村民自发组织起来阅读党报。建立读报小组，集体读报已成为一些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读报，中共和政府的意志在村庄内得到有效的传播。
春节是华北根据地农民最看重的节日，中共将革命文化的元素注入其中，影响和改造农民的思想。在春节来临之际，华北抗日根据地都要举行优待抗属和团拜活动，巩固军队、政权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具有抗日内容的年画、春联和领袖画像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革命文化的熏染下，新的春节民俗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农民的文化心理。
中共对农民革命文化的启蒙，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种途径和形式，而是围绕在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影随形，渗透到村庄的底层；在内容上，着眼于农民的现实需要，唤醒了农民对“知识、权力和平等”的渴求。双方共同参与，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变革。1941年三四月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提议发起“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反映冀中人民“平常的日子”。梳理其内容，有学者发现唱歌、演剧、识字、写作等成为冀中农民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给农民“带来新奇感、参与感、权力感，最重要的是：平等感”。“同志”“公家”等现在看来平凡无奇的概念，抗日战争后期逐渐被农民接受和使用。黄由此可见，革命文化已经潜入普通农民的内心世界，当然，农民对平等、国家、阶级、民族的了解还不成体系，但农民对中共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向基层渗透，支持、依靠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是中共在敌后朴素的生存和致胜之道。为克服严重的灾荒，华北党政军厉行节约，与农民共患难，对此有干部写道：“身体力行，为人民群众表率，影响群众自愿地跟着我们走道，也是有其重大意义和作用的，如果生活与人民太悬殊，不但会脱离群众，而且自己也会遭受物质困难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抗日武装斗争的进行，中共权力深入并扎根到村庄底层，胜利的天平逐渐向根据地军民倾斜。
村级政权的塑造、乡村权力的转移和革命文化的启蒙三位一体，相互配合，由此中共真正做到了和农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扭转了清末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导致的乡村社会生态恶化的趋势，探索出一条有效整合乡村的道路。广袤土地上的农民由历史旁观者变成主动参与者，这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以上局部执政的经验，为中共全面执政提供了重要参照，当然，若以中共的更高标准检视，其中仍有所不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已然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共这样关注村庄和农民，也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共这样收获了农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和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