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后为统筹和管理对华事务，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日本组织成立兴亚院，并对中国展开一系列调查活动。棉花作为重要的民用及战略物资，成为兴亚院调查的重点，而华北和华中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棉花产地，成为其重点调查的区域。兴亚院在北京、上海分别设立华北联络部和华中联络部，并且利用伪政权来完成调查和统制棉花的目的。兴亚院对华棉花的调查和统制反映了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
关键词：兴亚院 以战养战 棉花调查 经济统制 伪政权
关于兴亚院，中日双方的学者均有研究涉及。其中就兴亚院本身，主要包括兴亚院的成立及其历史地位问题。关于兴亚院对华调查的研究则涉及其对“蒙疆”地区、上海邮政、中国新闻业，以及日语教育的调查。但以往研究很少涉及兴亚院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针对日本对华棉花统制问题，国内外学者虽有考察，但并未论述兴亚院在棉花统制中具体发挥的作用，以及兴亚院如何利用伪政权统制棉花事务。
本文之所以选取棉花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与棉花相关的纺织业、化学工业等是近代社会的重要产业，这些产业与民众生活以及战时物资供给息息相关。受气候和地理因素限制，日本不具备大规模种植棉花的条件，其国内虽有很多纺织工厂，但原棉主要依靠进口，而中国则是日本重要的原棉来源地，因此战时日本对中国的棉花十分重视。
兴亚院对华棉花调查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尤其是日本占领区域。其调查方式，一方面是派遣日本专家，一方面是扶植伪政权代理。兴亚院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开展对中国棉花生产流通的统制，其目的是将中国作为原棉生产基地，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标。
兴亚院对华棉花调查时间共约4年。本文利用的史料主要包括这一时期兴亚院关于棉作物的调查报告，以及汪伪政府、重庆国民政府的相关档案。此外，最近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共50册），以及李晓明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5辑“兴亚院调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共60册）为研究兴亚院及其在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文利用中日双方的资料探析兴亚院对华调查的特殊性，及其如何对中国棉花的生产和运输实施统制。
七七事变后，日本迫切希望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建设是日‘满’中三国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联动关系，以此为根基确立东亚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目标，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1937年9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成立统一的中央机关管理对华事务。1938年8月，兴亚院的前身——对华院成立；11月，对华院更名为兴亚院，12月16日，兴亚院正式成立。1942年11月，兴亚院并入大东亚省。为更精准地制定对华政策，兴亚院通过直接主持或借助满铁、伪政权等对华展开一系列调查活动，涉及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兴亚院在其存续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刊行了约二千种调查报告，是战时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情报来源”。可以说兴亚院是日本对中国调查研究的核心机构之一。
兴亚院由日本政府成立，受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是日本实行对华控制的重要官方机构。兴亚院总部设在东京，并在中国设立华北、“蒙疆”、华中、厦门4个联络部，华北联络部在青岛还设有办事处。因为当时中国关内的棉花种植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所以负责棉花调查的主要是华北联络部和华中联络部。兴亚院的对华调查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使日本对华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避免中日两国民间不必要的摩擦，帮助日本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和稳定中国方面的人心”，兴亚院的调查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日本对华控制这一目的展开。
兴亚院不仅有军队人员和政府官员加入，还有各领域的专家参与，这也提升了兴亚院调查的准确性和专业性。1939年9月，兴亚院专门成立“兴亚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官制条例中写道：“兴亚技术委员会受内阁总理大臣监督，负责为兴亚院总裁提供咨询，隶属于兴亚院，主要负责与技术有关的事务及调查审议工作。”同时“为集合日本现代技术之精髓”，“兴亚院对中国调查的一个特征是动员和组织众多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兴亚院成立之初，在政务部、经济部、文化部之外，“特别设置技术部，部长由技术专家担任”。这些专家很多都毕业于日本著名的高等院校，包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千叶医科大学等，其中有些人担任教授、校长等职务。1940年4月3日，时任兴亚院技术部部长宫本武之辅在演讲中讲到技术人才在兴亚院的重要作用：“今天日本背负着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使命，即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完成这一事业，日本的技术非常重要，国家和民族对兴亚的技术给予了很高的要求与期待。”兴亚院召集日本各行业的专家加入，可以看出其对调查的专业度要求很高。
此外，在兴亚院调查官任命方面，特别要求“兴亚院调查官的职务必须由具备学识经验的人担当，需要经过高等考试委员权衡之后方可录用”。该命令以裕仁天皇名义颁发，可见对兴亚院人员任命的重视程度。兴亚技术委员会还提出对华提供技术支持，原因是认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目标是创造东亚新文化，实现经济融合”。兴亚院希望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而为日本侵略提供物资支持。
兴亚院在开展对华调查工作时也有各方势力的协助，满铁和伪政权就是其中重要的力量。兴亚院委托满铁就华北开发问题展开调查，并且负担相关调查费用，“关于调查员，兴亚院委托满铁的技术员充当”，双方“不仅人员互通，在组织方面也抱着合作的态度”。满铁多年在华从事调查工作，兴亚院在很多方面借鉴其调查经验。例如，“在利用对中国及欧美资料的编纂、翻译这种书面调查外，还进行实地调查、实时调查，对技术问题展开实验研究”，这种深入实地进行勘察的方法就是借鉴于满铁。
在兴亚院成立之初，由于人员配备不足，满铁协助其进行了很多具体的调查工作。为此，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官津田静枝在给满铁的感谢信中讲道：“贵社上海事务所自觉背负国家使命，率先开展广泛而复杂的华中情报调查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对日本在华工作的展开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了兴亚院与满铁之间的合作关系，满铁需要利用兴亚院的政治及财力资源，而兴亚院需要满铁的调查经验及人员。
兴亚院与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政权关系密切，其政治目标是“对新政府实行政治指导，打击蒋政权，驱逐第三国势力”。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就是策划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曾担任天津特务机关长。1939年11月18日，国民党内部人士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日兴亚院分函朝野各元老，陈述兴亚院坚决主张拥护汪精卫上台，出任中央政府领袖。” 1940年1月19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汪逆伪政权一案经敌兴亚院通过并送内阁议及完成第一阶段工作，敌兴亚院总务长柳川定今日在南京举行兴亚院联络部长总会议，同时汪逆定明日在青岛举办南北伪组织共同组织之伪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央政权。”由以上行动可以看出，兴亚院是日本政府处理对华政治事务的重要机关，在扶植伪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兴亚院在扶植伪政权的过程中不断打击蒋介石政权。例如，要求其他国家取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1940年4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讲道，“据报敌兴亚院柳川及军务局长武藤等，向首相米内、陆相畑俊六建议，汪领导下之新中央政府成立，他国如仍不放弃援助重庆政府，日本应采适当实际步骤”，以税利的手段应对。
兴亚院在扶植伪政权之后，开始指导其开展对华调查工作。喜多诚一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合作，于1942年6月在北京成立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华北地区调查研究的综合统制运营机构，从事与华北经济、文化及民生相关的调查，打着“促进各项建设，增进人民福祉”的旗号，对华北资源进行调查、开发和利用。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控制区域覆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特别市，这也是兴亚院对华北地区实施调查的重点区域。
总之，兴亚院是由日本内阁直接成立的对华事务机构，“是在近卫内阁时期成立的侵华总机关”。兴亚院总务长柳川平助在就职演说中称：“兴亚院是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业顺利进行过程中调和政治和战争两大战略的枢纽。”兴亚院在事务人员以外配备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借鉴并利用满铁等机构进行对华调查，同时扶植伪政权为其调查服务。
兴亚院在设立之初就对中国棉产业十分重视，认为“构成下层民众生活费的最大要素无外乎衣食住这三个方面，因此衣食价格的涨落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棉花是生活必需品，在战时更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为棉花的短缺，使其具有投资属性。1941年7月，兴亚院在对中国纺织贸易的调查书中写道，欧洲战局和中国战事的长期化“使巨额资金逃离，并流入上海，当地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金融放缓和游资过剩情况……棉布类成为绝好的投机物资，人们争相采购。”
中国一直是棉花生产大国，据日本农商部测定，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世界棉花生产量排名中占据第三位。中国主要棉花生产区域集中在北纬28度到北纬40度之间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1939年的《华北棉产汇报》也写道：“我国之主要产棉区域，约分为二，即长江流域与华北……此外尚有许多县分，介乎两大区域之间，并散在全国其他各地，亦行产棉，惟产量甚微，多不足述。”
华北地区对于日本来说是重要的棉花基地，从1934年前后开始，河北省取代江苏省成为关内最大的产棉省，虽然华北可以推广棉花生产之地甚广，但是“亟应改良之处亦甚多”。因为棉花的重要性，兴亚院打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希望与中方合作，共同开展棉花种植，并称“合作互助，以达成其目的，可称为棉花报国、棉花建国矣”。
兴亚院认为华北地区处于亟待开发的状态，而华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放在南方，使华北成为南方财阀殖民地式的榨取对象，而华北地区的军阀官僚离中央较远，封建色彩浓厚，对近代经济建设兴趣不高，华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一直受国民政府压制”。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各地设立伪政权，兴亚院认为这是开发华北地区的大好时机，在这种背景下，华北地区的棉花开发被兴亚院提上日程。
为发展棉花种植，兴亚院对华北地区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展开详细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产棉区方面，山东省棉产区分布全省，主要棉产地为鲁北、鲁南、鲁西三大地区。鲁北区包括津浦线以东、黄河以北及小清河流域各县；鲁西区包括津浦线以西、黄河以北各县；鲁南区包括津浦线以西、黄河以南各县，“以上三大区总体来说位于山东平原地带，或者是小清河、新旧黄河等沿岸及马颊河、徒骇河流域，土壤受河流冲击影响，与黄土混合成为砂质土壤”，土壤条件比较适宜棉花生长。
河北省的棉花产量位居华北之首。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河北主要的产棉县有28个，其中3个县位于京兆地方，其他属于河北省”。此外山西省的棉产区主要在汾河及黄河流域，“棉花最适宜生长的地方是北方，特别是山西的黄土地带”。根据兴亚院政务部的统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是华北地区主要的产棉地带。
华北地区的棉花产量受战争影响严重。1938年，受战祸影响，山东农村疲敝，不断有贫困农民成为无业者甚至是流浪者。根据兴亚院统计，当年“棉花栽培面积减少4361千亩，产量减少90万担，种棉面积只占昭和十一年（1936年——引者注）的65%，产量降至其50%”。
另一方面，兴亚院对华中地区棉产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华中的各产棉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当中，江苏、湖南两省的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八成”。从棉花种类看，“江苏省产棉区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区和江北区，棉花种类大致分为通州棉、常熟棉、常阴沙〔纱〕、太仓棉、上海棉”。与华北情况类似，华中地区的棉花产量受日本全面侵华的影响较大。“华中六省在民国二四年到二六年间，每年平均耕作面积约2230万亩，本年度（1940年）的耕作面积约为1766余万亩，约占事变前的80%”。棉产品的收支也受战事影响，“在战前，棉花作物与其他作物相比，收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现在棉花作物的收支与其他作物，尤其是食用作物相比，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
1941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调查所调查了1933年至1939年中国棉花的年产量，具体情况见表1。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受战事影响，1937年开始，中国棉花产量已有大幅下跌，且连续三年一直未能恢复。
兴亚院同时还指导伪政权参与调查。1939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实业部将原来的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加以扩充改组，成立华北棉产改进会。该会在同年对华北地区的棉产业进行了3次调查，内容包括棉产区的分布、棉花品种及品质、当年的气候及收成等。1940年华北棉产改进会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授意下，派出片山源助和尹凤阁两名调查员对苏北地区棉花情况展开调查，并完成《江苏省苏北地区棉花调查书》。该调查书列出了1935年至1939年苏北地区棉花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苏北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在1937年达到顶峰，随后逐年下降。棉花产量在1938年达到峰值，在1939年有所下降。但是从产量下降幅度来看，苏北地区下降幅度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协助兴亚院展开调查工作，“为管辖区域内与经济复兴有关的事务，专门设立实业部实施立案计划”。1939年6月17日，在兴亚院的支持下，伪维新政府与日本棉花栽培协会在上海联合成立华中棉产改进会，总裁是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副总裁是日本棉花栽培协会会长永田秀次郎。该会在上海、南通、南京和汉口等地设有分会，分会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华中棉产改进会成立后，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旗号下接受兴亚院的指导和监督。该会的章程中写道：“本会为中日合作之团体，设本部于上海。本会受维新政府之监督，关于棉业之指导奖励，维新政府为代管机关。本会鉴于中日合作之宗旨，不仅受维新政府实业部之监督，并受‘兴亚院联络部’之监督。”
总之，兴亚院对华棉花调查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从调查内容看，兴亚院对各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棉花栽培面积、产量，以及棉花品种都做了详细调查。
兴亚院在调查中国棉花生产状况后，采取一系列提升棉花产量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改良棉花品种和种植方法，增加亩产量。“一直以来江南地区以亚洲棉栽培居多，应当奖励陆地棉的栽培”，因为与亚洲棉相比，陆地棉进入成熟期的收获量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兴亚院还建议使用日本的棉籽，“华北方面特别是山东地区积极推行日本带来的种子配方，华中方面也开始实行试种”。第二，开垦荒地种植棉花。“华中六省可开垦荒地的面积总共大约有9000万亩，其中测定有可能种植棉花的地带大约在江苏省江北地区，约有600万亩可以开垦的土地，再加上其他可以种植棉花的地区，约有1000万亩左右”。另外兴亚院还提出“将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改作棉花种植”，因为棉花较其他作物亩产收益较大。
在提升棉花产量、改良棉花品质方面，兴亚院控制下的华北棉产改进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兴亚院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要推动华北及华中当局以棉产改进会为中心加强棉花增产改良工作。” 1939年，华北棉产改进会制定了“华北棉花改良增产八年计划”。兴亚院则承诺“日本方面对华北棉产改进会提供直接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根据华北棉产改进会的统计，1939年，仅其在河北省内发放的棉籽就有约170余万斤，“河北省内经本会（华北棉产改进会）所属各指导区办事处及各分办事处贷发棉籽计为1772703斤，交由其他机关代为贷发者为19779斤”。再加上山东、山西等地发放的数量，在华北地区发放的棉籽总数约为200万斤。兴亚院的目标是“在10年内，将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棉花产量分别提升至1000万担，使中国国内总产量超过2000万担”。
在兴亚院的指导下，华北棉产改进会将华北地区的棉花集中管理，并聘请日本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1939年2月，华北棉产改进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订议方针中写道：“开办训练班，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合作办理，由本会承担经费五万元，招收学生一百名，就冀鲁豫晋四省棉区各县考选，预定八个月毕业，以助理指导员酌量录用。”为使学生获得实地经验，“由7月1日起，分派赴本会各附属机关实地练习，计各指导区办事处，共派八十二名”。此外，华中棉产改进会在上海、南京、汉口三地设立棉业讲习所，培养技术人员。兴亚院利用华北棉产改进会、华中棉产改进会培养的技术人员，主要是协助棉花调查和统制事务，使其成为对华棉花资源掠夺的帮手。
兴亚院在中国进行的棉花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而方便日本人在华生活，实现对华长期殖民统治。但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加大中国对日本的棉花出口额度，从而为日本纺织业及战争服务。如华北联络部青岛办事处提出：“应加强山东棉花栽培与改良的指导奖励，该地棉花不仅供应华北纺织业，作为日本纺织的原料也大受欢迎。”此外，“日华经济协议会”也提出“增产的棉花及其他农业资源作为日本的工业原料输出，日本向中国输入等价的工业产品，以此建立日华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希望将中国作为棉花原料产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
在1939年华北棉产改进会的成立大会上，常务理事山田金五讲道：“日本为一工业国，需要原棉之供给数量极为庞大，本会既已成立，从此双方合作，互通有无。”该会同年的纪要也写道：“棉花作为华北农产之大宗，尤属各种工业之主要原料。”此后，兴亚院于1940年参与制定的《中日满经济建设纲要》中写道：“有必要考虑棉花等特别作物的增产。”日本棉纺织业十分发达，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原棉，“1936年之棉布出口，竟以二十七亿平方码，压倒英国而居世界之首位，故每年耗费原棉之量，为数亦极可观”。此外，日本的化工业和军需业也需要大量原棉。在中国棉花种植不发达的时候，日本的原棉进口主要依靠美国和印度。因为路途遥远，带来诸多风险，“一旦棉产地发生事故，或海上有战事发生，来源杜绝，全国之纺织业，必蒙极大影响”。因此日本将原棉进口地转为中国，希望通过提高中国棉花产量和质量来满足日本工业的需求。而兴亚院扶植成立华北棉产改进会的目的之一，便是满足日本原棉的供给。
除提升棉花产量，兴亚院对棉花的交易、出口情况也十分重视。在棉花交易方面，根据兴亚院的调查，“天津市场是中国三大棉花市场之一，而对于河北省内的棉花市场来说，天津是最具价值的终端市场”。河北省的棉花交易主要在天津，此外，当时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棉花，很大一部分也在天津集散分销。
天津的棉花贸易分为海关贸易和常关贸易两种，常关贸易指的是中国内地的棉花交易，而海关贸易则是与海外的棉花交易。天津还是中国重要的棉花出口地，“天津港位于津浦、京山两铁道的交叉点，有海河经过，受惠于运河和其他水运，且背靠华北政治中心北京，位置十分重要”。根据兴亚院的统计，从1921年到1926年，天津的棉花出口一度占到中国棉花输出额总量的50%以上。这是因为与华中地区不同，虽然华北地区棉花产量较高，但是棉纺织业却不如华中地区发达，棉花生产出来后，并没有足够的纺纱厂可供消耗，所以大量的原棉被出口到海外，日本成为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据出口份额的70%以上，其次是美国和欧洲。
除天津以外，青岛也是重要的棉花出口地，“在华北各个港口之中，青岛港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港口。其距离日本门司港只有566海里，比天津到门司港的距离近260海里。此处没有水患和泥沙的困扰，冬天较为温暖，港口不会结冰”。青岛不仅拥有优良海港，还是胶济铁路的终点，海陆交通都很便利，在七七事变前，青岛“出口棉花数量一年大约3万吨，绝大部分都运往日本”。七七事变后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棉花出口基地。
华中地区的棉花集散地主要是上海和汉口，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业地带主要包括京汉铁路、汉水流域、长江流域及粤汉铁路地区。上海出口的棉花大致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其中江苏和浙江两地最多。据兴亚院对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合兴镇的棉业调查显示，“在七七事变之前，该地生产的大部分棉花运往上海，1938年的运输量约占当地产量九成，共计18万担”。运输方式是先经过运河运往盐城，然后通过帆船、汽船等方式运往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占领上海，在日本的控制下“上海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棉织物、棉丝、小麦粉、纸卷烟烟草等”，棉花成为上海重要的出口商品。
在华北地区，为控制棉花的陆上运输，华北棉产改进会组织成立“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据统计，该合作社“河北省各指导区及山东省分会各指导区所指导组织之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截至本年（1939年）十二月底止计已正式成立者共为九百五十余社，社员三万四千四百余人，所植棉田三十八万余亩，其合作社尚在审查间者为数尚多”。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主要利用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运输棉花，为将更多的棉花运往日本，“日本政府对从外国运往日本的运棉船给予补助，以促进棉业原料供给”。
兴亚院以华北棉产改进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华北地区的棉花经营情况做了调查与统计，尤其是对京汉铁路附近的棉花经营情况格外关注。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的设立与当地交通情况密切相关，具体设立方式是“于各乡村设单位社，联合若干单位社成立一区或一县之联合社，再联合若干联合社，于交通便利经济中枢之都市，成立一更高级的联合社”。通过设立联合社，兴亚院更有效地利用华北地区的交通线实现棉花运输。
受日本全面侵华影响，中国棉花减产，需求增加，棉花价格增长迅猛。为平抑棉花价格、控制棉花流通、稳定华北棉花市场，1938年11月28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出台《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其中规定“棉花非实业部总长之许可”，不得输出其控制区域。华中地区也采取类似的统制措施来控制棉花流通。1939年7月1日，兴亚院对华商及日本商人发布限制棉、麻流通的公告：“包含棉、麻在内的六种军需品属于限制运输物品，在内地的相关行业协会成员均受限制，尤其是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南通五地在特别事务机构的管辖内，每种商品的数量及价格都要按照军需品统一定价，纳入限制范围之内”。汉口地区也是如此，棉花与小麦、花生、铜、铁等商品一起被列入受流通管制的物资。
兴亚院还提防棉花类物资流入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及中共根据地，“从皇军占领区输出的货物在路过游击地区时常会遭遇危险，很多货物会流入敌区”。兴亚院禁止棉花自由流通的事情，1939年11月7日，上海同盟社电文中写道：“凡关于日军占领地域内华中棉花之购买，均须经日军事当局严格控制，对于棉花商人不论其为中日国籍，一律需经兴亚院与日军特务机关之鉴核，而发购买许可证后，方能购买棉花。”以上措施都是兴亚院为控制棉作物自由流通而设置，目的是“防止从上海向重庆方面的物资流出，对重庆方面强化经济封锁”。
此外，1941年7月，兴亚院在限制物资自由流通的基础上，提议棉花类军需品的交易，原则上需要使用军票。但因为“在日本的占领区内棉麻与其他杂货食品进行交易时，军票的使用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兴亚院想通过货币控制棉花流通的想法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完全落实。总之，为了所谓的“保护必要物资，防止通敌行为，削弱敌方抗战力量”，兴亚院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来控制棉花流通。
为配合兴亚院对棉花的统制工作，1941年，汪伪政府也颁布条例规定棉纱、棉织品等“1941年10月8日以后如从上海输出入，需要特别许可证，载有以上货物的船舶在办理完一般海关手续后，还需办理特别许可证，之后方予以放行”。兴亚院希望通过控制棉花等军需物资的流通来打压重庆国民政府。兴亚院在棉花统制工作中处于重要位置。1941年11月下旬，兴亚院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中棉花会议”，日本工商省及大藏省纺织联合会等机构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同时邀请“大日本中国棉输入统制协会”代表赴上海，就中国棉花生产、棉花需求状况等各方面问题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兴亚院扶植伪政权，先后成立华北棉产改进会、华中棉产改进会，通过对棉花品种改良、扩大种植面积等措施增加中国棉花产量，借此满足日本工业对原棉的需求。为使棉花能够顺利运送至日本占领区及日本本土，日本对棉花的运输也采取强硬的统制，控制天津、青岛、上海等地港口，并制定一系列措施防止棉花流入非日占区。兴亚院是这些措施的直接执行者和监督者。
兴亚院是七七事变后，在日本欲控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背景下成立的机构。华北、华中地区是中国棉花的重要产区，兴亚院的调查重点集中在这些地区。兴亚院想要通过控制棉花的生产、运输实现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从兴亚院的调查内容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与伪政权合作，通过各种调查掌握中国棉花生产、销售情况，采取统制措施，控制棉花的生产和流通。兴亚院指导伪政权进行调查工作，无论是“华北棉产改进会”还是“华中棉产改进会”，都是在伪政权组织下成立。兴亚院安排日本人担任理事等重要职务，通过这些机构协会对棉花作物进行调查和统制。中国原棉大量出口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内地不产棉花，却成为世界最大的棉布输出国”。兴亚院对华棉花的统制使日本纺织业在战时发展迅速。
第二，兴亚院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系的重要部门。“日‘满’中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到皇纪二千六百十年（1950）实现中日‘满’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促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强化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从兴亚院对华棉花的统制措施可以看出，日本欲将中国作为原棉生产基地，其本国则主导棉产业的发展，使中国的棉产业失去自主性。所谓“中日‘满’共同发展”，实际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系，而兴亚院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