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思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发展壮大的关键之道。苏区时期，中共对是否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是否同国民党共同抗日等问题持怀疑态度，政治基础相对狭窄。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开始在文件中强调，统一战线就是要交朋友。中国共产党可谓朋友遍天下。从国际到国内，从根据地到国统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信任和支持。统一战线已深入他们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中共广泛团结了中间阶级、民主党派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广泛性与深入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中共提出起，既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也没有书面的政治纲领，但却覆盖广泛，作用实在。1939年12月，周恩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律上中国的统一战线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又极广泛”，“虽无法定形式，却有实际的内容。然而正因其广泛，内容便甚复杂”。统一战线的指涉极其多样，既可以是宏观战略，又可以是具体策略；既可以是指导精神，又可以是谋略技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中，统一战线渗透其间，无所不在。理解这种形散神具的政治形态是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于中共政治体系的关键点。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颇具内聚性的政治体系，但覆盖面相对较小，深度和广度都不够。1935年统一战线方针的出台，可以看作是一次突破阶级认识界限，向外延展其政治体系的机遇。中共抓住此次机遇，拓宽了统一战线的外延，夯实了政治基础。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上述观点反映出各级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疑虑和抵触，毛泽东批评这是“关门主义”。从“关门”转向“开门”，是共产党逐渐接受统一战线的思想过程，也是统一战线逐渐扩展外延的过程。
从接受共产国际七大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到发表号召国人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再到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中共逐步打开合作抗日之门，完成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向。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从认知到实践，中共自上而下经历了艰难的转变。这其中有三点原因。首先，从“关门”到“开门”的转变是中共策略的根本性转变。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提到，中共需要“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还谈道：“不是另一个党，不是另一些新人，而正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必须实行另一种政策。”刘少奇观察到，很多党员认为统一战线仅是口号之变，使其沦为“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但此次转变是根本之变、传统之变。要扭转“十年来所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是“最困难的任务”。张闻天观察到，许多地方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表示怀疑、犹豫甚至恐惧，“似乎统一战线的门一开什么复杂的分子都会跑到里面来，使我们无法领导运动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
其次，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使共产党人一时难以转圜。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的钟期光谈到，很多指战员对国民党军队已埋下“深仇大恨”，突然被要求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顾虑重重，甚至认为是向国民党投降。越是老党员、老红军，越难以接受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这种情况存在一定的普遍性。
最后，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失败的阴影，仍萦绕在共产党人心头。刘少奇批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对外“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反复陈说，今时不同往日，国内外条件已大不相同，共产党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很多党员不肯与国民党合作。
为了转变党员的思想认识，统一战线教育势在必行。统一战线教育贯彻于政策传达、落实的过程之中。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师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曾有个别党员向外写信“骂了蒋介石、国民党一通”，结果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没有合作诚意的“辫子”来抓。毛泽东、朱德为此要求前敌总指挥部：“请通令全军注意统一战线教育，以后勿发生此类行为。”教育学习消除了疑虑，“使我们的思想能够跟上时局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但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持续到红军改编完毕，才基本消除。
中共中央多种措施并举，形成全党学习统一战线的声势。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纷纷发表讲话，批判关门主义，提倡统一战线，并组织出版了一批解释统一战线的书籍，如《抗日救国指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等。这些书中的内容具有针对性，有的则直接以教材的形式颁布，直面突出问题，批评错误认识。党内文件也以问答体，解答各级党员对统一战线的困惑，如“为什么要把民族革命提到第一位，是否把土地革命丢掉了”，“工人农民革命还不够么？为什么还要统一战线”，“以前反对富农，为什么现在又中立富农”等。面向全党的答疑解惑凸显了问题的急迫性。
反“左倾”的关门主义是统一战线教育的重要内容。对联合国民党的疑虑、对联络群众的不关心、对统一战线的不重视，都被归为关门主义的错误。1936年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思想，应在干部中和党员中作“最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工作”，揭发关门主义的表现。刘少奇分析，党应当“系统地”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错误，避免党员重蹈覆辙，加紧落实新的统一战线策略。
中共有意识地在革命实践中贯彻统一战线教育。中共中央强调，要从一切实际的群众斗争工作中，去反对关门主义。钟期光则谈到，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方面深入进行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广大指战员从战略策略的高度，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自觉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开展对敌斗争并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具体运用统一战线时，通过教育对右倾思想及时予以纠正。统一战线教育不是简单的政策或知识传递，而是传达与贯彻、认识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内外相连且内外有别的复合结构，这是其形式多样而宗旨统一的关键所在。这一结构体现了中共革命的时空贯通性。从时间上看，大革命时期，中共主张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也是内外相连的复合形式，内含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两种异质而并存的取向。从空间上看，中共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后者的理论同样蕴含复合结构，以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为内核，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外延，与美英等国形成既密切合作又警惕提防的复杂关系。
统一战线的结构与阶级革命的阶段论有内在联系。毛泽东曾与埃德加·斯诺谈道：“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前后相继，不可僭越。共产党想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执行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但同时内部也蕴含着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张力。
统一战线虽旨在联合，但联合是建立在对社会群体的划分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存在敌我友的势力划分，与之对应的是不同的策略，即反对、依靠与联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已谈到区分革命主体、革命对象和革命同盟的策略，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策略在中共革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1945年，周恩来在谈到统一战线时，也引述毛泽东的话，提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中共的认知中，统一战线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异质性联盟，而非均质性的联合组织。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统一战线的内核无疑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提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张闻天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核心”，是统一战线的“火车头和推动机”，“必须在统一战线的行动中，猛烈扩大自己的核心组织”。强烈的核心意识要求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展现出“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中共对于党“纯洁一致”的追求虽有起伏，但大致可看作一条主线。中共的很多整党措施，都与这种对组织严密性的执着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兼具独特性和复合性，使其不会融化于统一战线。王稼祥强调，共产党既不是“统一战线组织”，也不是“民族左派急进党”，有别于一般党派。但同时，共产党的身份又具有多重性，可以在统一战线中与其他同盟者找到共同目标。王稼祥指出，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也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的工具”。因此，共产党员“忠实于党、于无产阶级就是忠实于民族”。这样的指导方针有助于让党员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地位。
与统一战线的刚性内核相对应，统一战线的外延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弹性。中共并不追求整齐划一的统一战线，而是强调在地化、具象化和区别化。1936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时，专门谈到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央要求各级党员要善于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部队、每一个阶级与阶层的不同情况及不同需要，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
中共认为，统一战线的核心越坚固，对外延展性就越强。刘少奇解释，因为只有加强自身力量，才更能聚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到周围，受到各方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就只能被利用，而谈不上联合。共产党自身的坚强，是其赢得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广泛拥护和支持的先决条件。
统一战线贯穿于中共各项制度之中，其中就包括党团制度。中共创建根据地以后，党团制度逐渐成为中共处理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各级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应成立党团。其任务为在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的工作。
由地方党委设置的党团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核心。很多根据地在建立“三三制”政府之前，都要先确定政府党团的人选。党团成员受当地党委的绝对领导，负责将党委意见转变为政府决议。党团内部纪律严明，而对党外精英则以宽济为本。这种外宽内严的人际交往原则，一方面能锻炼队伍，使党组织内聚力更强，另一方面也能广交朋友，对外扩大党的影响力。党团制度实行的内外有别、外宽内严原则，恰与统一战线的复合结构相呼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内涵变中有常，常中有变。领导核心是不变的，而领导对象和敌对势力是变动的；划分敌我友的三分法是不变的，而敌我友的范围是变动的；以阶级分析作为划分敌友的基本方法是不变的，而在此基础上划分的社会势力范畴又是变动的。在变与不变之间，中共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有两层内涵，一层是因势应变，通过观察形势，积累经验，采取相应措施；另一层是主动求变，具体政策有针对性，灵活机动，富于弹性，使统一战线成为一种“活”的策略。
统一战线的形式因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而变化。在晋察冀纵队二十一团政治指导员刘荣眼中，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一样，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道路，中途是千变万化，酸、甜、苦、辣，什么样事情都会遇到，什么样滋味都要尝到，什么样苦也会受到，在革命的道路上，有顺利的情况，也有艰苦困难情况等，这些都是不断在交织着。”统一战线更是如此，“党外有各阶层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所以必须学习在各种不同环境与条件下，“本着党的政治原则而确定自己斗争的方法和方式”。
针对不同对象，统一战线可以有多种形式。张闻天强调，统一战线策略应依具体情况采取上层和下层两种不同形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任职的金城回忆，毛泽东指出，由于各类上层统战对象的阶级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基本群众有根本区别，且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与程度不一，所以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联络工作。当时在冀中根据地工作的作家王林则谈道：“抗日中对顽固分子的方式各有不同，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是相同的。”统一战线有上下之分，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
统一战线看似敌我分明，实则在敌友之间，甚至友我之间，存在模糊变动之处。这为革命提供了内在动力，为调整政策提供了空间。周恩来指出，统一战线的敌人“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阵营内部有分有合，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存在不同的派别和集团，所以敌人的营垒是变化的。敌人分合不定，所以政策也不能恪守成规。
敌我友的划分和势力对比是中共施政的重要依据。势力划分一定程度上重构和超越了阶级概念，给予中共的施策空间相当大的弹性。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之分，这种划分与我友敌形成对应关系。1940年，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内部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三类，与我友敌、左中右的分类有异曲同工之效，但范围上有所区别。毛泽东还将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又被分为左中右三派。除了无产阶级，其他阶级和势力都存在两面性。周恩来以地方实力派为例，指出其阶级性近于顽固力量，而在反蒋方面，又近于中坚力量，不能一概而论。正是由于其对革命态度游移，因时因地因势而变，才更有政策调整的空间。统一战线的友方和敌方范围具有弹性，可以扩大或缩小。划分势力的标准是抽象和具体的结合。进步与顽固取决于该势力对于民族解放与革命事业的态度。在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不断摸索，通过阶级视角，对社会群体进行分化和重组。
统一战线的教育也在结合地方的反馈进行调整。如前所述，全面抗战前，中共中央的主要精力是纠正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而全面抗战爆发两个月后，中共中央的重点就转向防止地方党委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判断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钟期光回忆，由于部队大幅扩编，在具体运用统一战线时，极易产生右倾思想。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了，红军改编了，新四军同国民党军队没有区别了”。对于部分新党员和新战士而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模糊了国共差异。不少党的基层干部也将统一战线单纯理解成团结联合。冀热辽考察团对冀热辽几个县的统一战线工作考察时，发现群众“不能自觉地掌握统一战线”。考察团注意到，县干部担心发动群众会“刺激上层”，“使上层与我离心”，认为“对上层拉拢教育就是统战工作全部”，因而忽视对群众的统战工作。这种地方基层原生性、情感性、妥协性倾向，往往被总结上升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最终成为被教育的对象。
敌我态势变化后，统战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也随之变化。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后，中共在山东敌后抗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指出，过去宣传的“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已不适用。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独立领导广大敌后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军及伪军，加之国际上日益有利的形势，“纵然国民党反动派要实行无耻的分裂与投降，我们也有把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因此，黎玉号召应更加重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将“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更远大的要求毫不隐瞒地告诉群众，以提高群众对将来更合理的社会的热望，更密切对我党的信赖”。
统一战线教育的目标、任务发生变化后，宣传内容也随之调整。对党的正面宣传一以贯之，但对敌人的判断却更为冷峻。黎玉谈道：“要着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暴露国民党蒋介石等反动派残酷的镇压、剥削、压榨人民，对抗战抱消极的种种真象〈相〉，以激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同时加紧宣传对我党的主张，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思想，宣传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劳，宣传中国的将来，即如何向着更高级的、更合理的、以苏联为榜样的社会发展，以启发群众新的思想、新的觉悟及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热望。”统一战线教育已不单纯着眼于当下，而是超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展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这种变与常的辩证，体现出中共政治文化中强调变化发展、对立统一的哲学思辨性。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王稼祥则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对立与统一的共同体。不斗争，无摩擦，统一战线就不能进步与巩固。独立与联合，进步与落后，斗争与团结，共产党在这些对立与统一的微妙平衡之间，对内防“左”反右，对外一打一拉，以斗争求团结，寻觅到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一大创举，也是理解中共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的重要窗口。统一战线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中间势力，打击敌对势力，形成内外联系、内外有别、动态变化的复合结构。这一结构是统一战线形散神具，斗争性与团结性、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关键因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政治策略。中共对统一战线的认知、理解、决策、执行、反馈，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统一战线的教育之中。中国共产党付出艰苦努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自内而外的拓展；在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调整，灵活变化，寻求斗争与团结的平衡。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自身也获得了成长。统一战线逐渐内化成中共政治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