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吕文江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历史人类学这股学术新潮，从域外传入中国，引起国内人类学界与历史学界的众多关注。整体来说，一般所称的“历史人类学”其实包含两个方向的跨学科努力，一个方向是史学的人类学化（Anthropological History），另一方向是人类学的史学化（Historical Anthropology）。从史学一面来说，深受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开辟并引领了史学人类学化的方向，到年鉴学派第三代则明确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从人类学一面来说，具有历史学训练背景的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自20世纪40年代大力呼吁人类学需要史学化，后来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西敏思（Sidney Mintz）、萧凤霞等诸多人类学家在这一方向上也持续努力。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与史学两方的跨学科运动交相辉映，在国际学界蔚为风潮。
在这种双向的跨学科运动中，人类学与史学各自都给对方带来了改变。有学者曾概括说，历史人类学这种双向跨学科运动，让史学得以增加理论深度，让人类学得以拉伸时间厚度。就史学的改变来说，传统史学以描述精英人物、重大事件见长，而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支持下，底层、微观、日常生活得以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就人类学的改变来说，传统人类学偏重静态的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而富于创新精神的一批人类学家，借着历史与时间因素的加入，进行了若干新的理论与概念重构，并且从人类学传统的实地田野考察进入到历史文献中的“田野考察”。
大贯惠美子作为人类学家，她的长期学术追求与实践即属于历史人类学范围。从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讲，大贯集中关注日本文化的研究，早年对包括北海道阿伊努人等日本族群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使她认识到“民族志的现在时”不足以认识日本文化，于是转向探讨时间历程中的文化（Culture through Time），而她的具体研究主题，则先后定位于动物、食物、植物在日本历史中与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等之间的象征关联。《樱花》一书，融入了她之前的研究成果并做了进一步拓展，不但篇幅相对最长，也最为成熟。
对某一社会中物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是人类学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只是之前的人类学家，偏重于从结构的静态角度阐发物的象征意义，而缺乏时间的流变与实践的动态。大贯的努力，概括地说是把结构和过程结合起来，从结构过程（Structuring）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樱花》一书中，大贯发挥她体物入微的本领，对樱花在日本文化中形成的象征含义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深描。在她笔下，樱花从日本古代与稻米生产、生殖力的象征关联，到20世纪上半期最终成为为天皇捐躯的军人之魂的象征，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在该书第一部分，作者首先追溯了樱花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种种象征含义。樱花最早的含义从日语“樱花”构词（sakura）即能看出，sa意为山神，kura为神之座台。在日本远古传说中，山神寄宿在樱花花瓣中来到稻田照管农业生产，因而樱花与稻作农业发生象征关联，并从农业生产转到年轻女子的女性之美以及生殖能力，进而与男女之爱相关联。在日本古老的习俗中，女子会以头戴樱花或将衣袖系在樱花树上作为求爱的标记；青年男女于春天花开时节相会，带着食物和美酒来到山上赏樱，并在樱花树下饮食、歌舞、咏诗。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樱花在当时盛行的戏剧歌舞伎舞台上，又被突出表现为对青春、生命的礼赞。在阐述樱花多重象征含义之历史形成过程时，大贯特别指出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樱花的美与樱花的迅速凋谢相互彰显，当樱花表示旺盛的生命之时，同时也暗含作为其反面的死亡以及死后的再生。即在樱花象征之中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机制，使得樱花表示生、死或再生其中某一片段时，总会与其他两个片段发生映射关系。而就本体论层面论，樱花既能代表正常与规范，也能代表动摇或挑战规范的一种力量。
物亦可作为群体认同或独特身份的象征。在有关稻米的研究中，大贯曾论述日本的稻作农业于公元前400年左右来自东亚大陆，不过到了8世纪，为了确立自己的独特认同，日本人将稻米说成是本土固有的，并对之加以神圣化，通过神话方式（天照大神任命其孙神武天皇为人间的统治者时，赠送以稻种，令其将人间的荒原变为稻米之乡），将稻米、稻田与日本的空间象征联系起来。与之类似，9世纪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从之前模仿中国人赏菊转而变为重视赏樱，意在摆脱中国的强烈影响而建立自己的独特认同，樱花自此便与富士山、稻田、相扑等并列起来，成为日本特质的象征表达。
《樱花》一书讲述的樱花象征历史的重心所在，是樱花象征的军国主义化，也即樱花于日本近代尤其二战期间被刻意塑造成“为天皇而捐躯的军人”的象征。大贯认为，樱花象征意义的这种政治化扭曲，与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以“再造天皇”为核心打造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
（一）再造天皇
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大贯首先分析了日本明治时期以来再造天皇的过程。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为应对西方列强对东亚的猛烈冲击，一方面迅速开启了大力学习西方的“文明开化”运动，日本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向西方学习，发型、服饰一改往昔，公共场合男人裸露、女人哺乳、当街小便等行为绝迹，长久以来盛行的崇尚米、鄙视肉的“食肉禁忌”被打破。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致力打造一个不同于幕府封建统治的现代民族国家。倒幕运动成功之后，明治政治家选择参照德国君主立宪模式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他们陆续设计制作出国旗、皇室徽章、国歌，并在西方顾问的协助下制定宪法。如何定位天皇，成为宪法制定过程中的核心问题，1889年通过的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责任人，既是世俗的王又是神，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神王一体的定位，其独特之处通过与西方或中国传统相比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基督教传统中，神与王相分离，上帝作为唯一真神超越政治领域，而作为某一政治单位之领袖的王则并不具有神圣性，因而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说。中国的王称“天子”，并不是神，而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进而言之，西方传统中臣民对王的效忠服从于人对神的信仰，中国传统中臣民在天命转移之后可以改朝换代，与此两者不同的是，日本天皇神王一体的定位要求臣民永远誓死效忠。
问题在于，天皇的这种形象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在应对西方冲击中人为制造的结果，而他们却将之“包装”成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如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所言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些据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时候被发明出来，人为再造后以“传统”的面目示人，目的是让大众自然而然地接受。
明治宪法对天皇神王一体的定位，在保证天皇君权的同时又使其超越政治，由国家各机构承担政治责任。这些国家机构相互独立，直接向天皇负责。军队亦直接向天皇报告，其行动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制约，这为日后日本军队滥用权力创造了条件。
（二）樱花象征意义的扭曲
在日本以再造天皇为核心打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樱花的象征含义成为被操纵、利用的对象。大贯首先区分了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不同。
当一个社群遭遇外部他者时，集体认同的问题便会凸显出来，同样道理，东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之形成与发展，并非自动自发行为，而是在西方冲击背景下全球和区域互动中出现的。但民族主义有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文化民族主义是在社群面对外部冲击时的一种集体情感，它设置边界并创立和强化这个社群独有的品质，属自发自愿性质的对本群体的热爱与归属，并不具有政治维度；相比之下，政治民族主义则要求民族与特定政治形态相统一，它是集体性与制度性的，其中包含政治精英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
在历史情境中，尤其在不同人群竞争与冲突的背景下，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非但不能完全绝缘，反而容易联结在一起。从樱花象征意义的转变能清晰地看出日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纠缠关系。
在幕府时代刚结束之时，亲明治政府人士当中曾对樱花的象征含义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樱花象征日本封建主义的过去，樱树应予砍伐，而代之以更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樱花象征明治时期开始的新日本，因而支持广植樱树，最终后者的意见占据上风。然而，作为日本民族象征的樱花，其意义经历了一个从没有政治维度的文化含义向含有明确政治乃至军国主义含义的转变过程，大贯追踪的几个重点如下：
1.樱花象征“大和魂”。一些知识分子发掘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强调忠义的武士道，认为它不仅是武士的精神，更代表全体日本人的精神，即大和民族灵魂中的力与美，并以盛开的樱花象征日本民族的“大和魂”。樱花象征在这里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2.武士道精神，从武士忠于主人被导向军人忠于天皇。以名为《忠臣藏》的日本传统戏剧为例，该剧讲述18世纪初赤穗藩藩主因在举行仪式时遭人作弄出丑，公开攻击作弄者而冒犯主持典礼的幕府将军，被将军命令切腹自尽，并遭撤藩。藩主的众家臣为主人复仇杀死仇家，后被幕府当局命令集体切腹自尽。明治以后对该剧的改编，将其含义由家臣忠于领主蔑视幕府，转为军人忠于天皇。
3.盛开的樱花象征军人。樱花成为日本军队徽章、制服上的核心象征元素，同时日本军队成为种植樱树的一大主力，他们在国内驻地种植樱树，后来在侵略的其他亚洲国家种植的樱花也成为日本帝国的空间象征。
4.落樱象征军人为天皇捐躯。当军国主义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巅峰之时，在靖国神社编辑的书籍上，飘落的樱花象征为天皇捐躯的军人。而二战末期未婚的年轻神风特攻队员的赴死，也被认为与樱花未结果即陨落的特征尤为吻合。
5.盛开的樱花象征军人死后的再生灵魂。靖国神社内盛开的樱花，被认为是战死军人死后的再生灵魂，受到天皇和政要的参拜。
樱花象征，由起初盛开的樱花象征抽象的“大和魂”，在政治力量操作之下，转为象征效忠天皇、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的军人。军国主义化的樱花象征，通过流行歌曲、电影、戏剧等大众传媒向民众传播，亦通过教育渠道向学生灌输。
这种灌输的效果怎样，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是否被军国主义洗脑，从而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这是大贯在书中讨论神风特攻队的学生兵时着力最多，也最引人思考的地方。
1944年10月之后，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绝对优势，节节逼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在濒临失败的最后关头，日本开始实施“神风特攻”行动。命名“神风”，是幻想再现当年台风掀翻大军压境的蒙古舰队拯救日本的奇迹；而所谓“特攻”，则是以抱定必死决心的军人驾驶不装备任何救生设备的飞机，同归于尽地撞向美军。但除了最初给美军造成一些恐慌外，“神风特攻”行动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效果。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神风特攻队实施其行动的近一年期间，樱花被用来象征特攻队。樱花被用在与特攻队有关的种种事物之上，特攻队被冠以“山樱队”“初樱队”“若樱队”之类名称，其飞机机翼被画上樱花图案，滑翔机被称作“樱机”，炸弹被叫作“樱弹”。1945年4月樱花盛开之时，特攻队员用樱枝装饰军装和头盔，他们在最后写的日记和诗篇中屡屡提及樱花，出发之时列队向他们告别的女中学生手中挥舞的也是樱枝。
“神风特攻”行动在最初组织与筹备时，职业军人认为这种行动无意义而拒绝加入，因而在神风特攻队中很少有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其人员主要来源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战前或战争初期应招进行飞行训练的青少年，多为小学或中学毕业生；二是1943年底战况不利后紧急招募的在校大学生；三是更晚时候征召的少数民族、殖民地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在这三类人中，《樱花》一书集中关注的是紧急中断学业加入神风特攻队的大学生，主要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更能凸显作者的一个核心疑问：作为富有理性怀疑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究竟多大程度上“疯”了，以致投入这种无意义的行动？或者，有没有可能他们并没有疯狂，而是给他们的赴死赋予了自己的意义？
《樱花》一书对既往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大贯的新见解，是基于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得出的。在选取史料时，她特意不取那些由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编辑出版的特攻队员资料集，而主要选择由特攻队员遗属整理的死者生前不同时期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诗歌等原始文献，大贯认为这些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原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基于对这批材料的细致解读，大贯认为，特攻队员尤其是身为知识精英的青年大学生，不能被笼统归为因受洗脑式宣传不惜为军国主义殉葬的极端分子，他们不乏对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评。
在神风特攻队近千名来自高校的学生兵中，大贯选择了五位予以深描。这五位学生兵的思想、情感、经历各不相同，但作为知识精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学校课程内容之外，大量阅读了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作品，甚至不少是德文、法文、英文、俄文原著。这些读物表明，当时日本的这些知识青年根本不是目光狭隘、头脑简单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理智视野早已扩展到世界范围，并广泛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等众多思想资源，他们爱国，但并不认同甚至反对军国主义，也并不认同为天皇而战。
然而，如果青年学生们并未被洗脑，到这场战争最后，除去被迫因素，他们为什么不是抵制而是选择投身“神风特攻”行动？
大贯认为，正是学生兵广泛吸收世界思想资源而形成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反讽性地为他们赴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根据。以来自东京大学的佐佐木八郎为例，他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被他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他认为美英代表了资本主义邪恶力量，因而日本参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同时日本也正被资本主义侵蚀，因此急需推翻它以建立一个新日本，而在此关键时刻，像他这样的青年必须肩负起打造一个新世界的责任。在他心目中，投入特攻行动是对西方威胁的壮烈反抗而非保卫天皇。
残酷的事实是，学生兵的理想与情怀被利用作军国主义的最终燃料，他们也成为军国主义的殉葬品。在此，大贯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在学生兵卷入虽不认同天皇却为天皇而战的反讽性悲剧中，围绕樱花的象征误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象征误识是指象征符号往往具有多重含义，但其与多义性语词的一大区别在于，象征符号本身不会自我表明含义，完全视乎特定环境下特定个人的理解。
在涉及樱花的象征误识中，大贯认为有两个因素需予以特别注意：一是樱花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域，二是樱花被赋予了美的意义。
不像纳粹德国将其意识形态浓缩在一个外来的陌生符号（卐）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沿袭旧有的樱花符号，并赋予其象征军人“为天皇捐躯”的政治意义。但如前所述，樱花具有宽广而流动的意义域，可以在象征生命—死亡、女人—男人、生殖力—非生殖力、正常—癫狂等两极之间跳转。同时，经由历史积累而成的樱花的意义域，在由社会成员共享的前提下可以被自由选用。比如，大贯研读佐佐木的日记发现，樱花首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中是作为充满阳光的青春、美丽的象征，之后成为对战时日本疯狂气氛的一种抵制，然后又成为优雅和纯洁的理想社会和人格的象征，在最后赴死前夕，樱花又成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年轻学生兵的象征。总之，他为自己选取的樱花象征是未被文明污染的日本大自然，是对立于社会丑陋面，是正直、纯洁、美丽的品质等等。这些意义当然与樱花被视作为天皇效忠或捐躯的军人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不同的意义因同为樱花符号而难以为人觉察，象征误识于不知不觉间发生，从而缓解了知识精英与极权国家之间的对立，促成了学生兵的理想与热情被利用的悲剧。
樱花的符号美学，亦极大推动了上述象征误识的发生。在日本，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都可以通过樱花来表征。然而，当军国主义者将樱花转用来象征军人，象征为天皇而死的军人的再生之魂时，樱花之美的抽象性麻痹了交流中的人，使特攻队员对自己的理解与极权国家之间的区别浑然不觉，而怀抱理想投身特攻行动。
基于个人的感受与体会，我认为大贯的研究，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抗战史研究有几点启发。
（一）学会在文献资料中进行“田野考察”。我们知道，人类学家长于在所研究人群中生活相当一段时间，以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的方式，对被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而在涉及历史的研究中，也可采用类似田野考察的态度，深入细致地考察史料，把对史料的解读视作纸面上的田野工作。大贯曾花费多年时间，专心致志地阅读收集到的大量学生兵日记、书信等一手资料，在阅读与解析这些资料时，她把切身家史、个人感触、访谈所得、观剧体悟等等都融进对学生兵史料的理解中，因而能够进入他们主观世界的曲折幽深之处。
（二）要注重考察时间上的异文化“他者”。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是空间上的异文化他者，历史研究亦有必要装备“文化”的透镜去认识过去时代的人。如曾与人类学家有过密切合作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说，过去如同异乡，你若不懂过去人们的笑话、戏谑这类小事，即表明你没有理解他们的文化。所谓在历史研究中装备“文化”的透镜，不是像有段时间所流行的，研究者分门别类地写一些茶文化史、酒文化史、糖文化史等等专题，而是要通过某一文化要素透视背后的宏大问题，譬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大贯惠美子这样的人类学家谈菊说樱，并非就花论花。前者从菊与刀的意象对比，来凝练概括日本的文化模式，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日本国民性或人格特质的影响，后者则如上文所述，透过樱花象征意义的复杂变迁，来探讨战时知识分子与军国主义极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三）对人类状况与困境进行深入解读。人类学追求对人的全面认识，而史学研究的核心旨趣同样在于理解人，就像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所言，历史学家好像食人兽，一闻到人的气味，就跟踪而至。大贯的本项研究体现了这种追求，她揭示出一部分学生兵的真实状态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也不是缺乏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评，其悲剧的核心是个人的理想与情怀被极权主义政权所利用，她在深入探究人类状况与困境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历史研究者深入观摩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