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雷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自此，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大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不过，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与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洗礼，中共已深切认识到军事力量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在全民族抗战环境下，特别强调努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告诫全党：“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共产党人不能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还要争民族的兵权”。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1937年8月，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渐次开赴山西战场。然“不足四万”的总兵力，很难真正起“领导”作用。为打好持久抗战的力量基础，中共中央既强调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要“成为一切抗日友军的模范”，又要求切实“保存和扩大红军”。毛泽东最初为八路军确立的核心任务，首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次便是从“壮气军地位”发展至“实力领导地位”。
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打出了中共军队的“模范作用”。随后八路军其他部队在山西前线也给各友方留下极深印象。蒋介石曾电朱德：“捷报传来，无任欣慰。袭敌侧背，断其连络，收效甚大。希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虑。”山西新绛县某青年村民谈道，“从前八路军驻在我们村中，给我们磨面、扫院、喂牲畜、抱小孩，好像一家人一样”，表示参军就去参加八路军。阎锡山说：“读了以上这种谈话，就知道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好。”
在初战告捷的喜悦外，毛泽东更关注到因“转移和频繁作战”产生的减员问题。10月6日，他指示总部：“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3000至3500支、机关枪30至35挺，并允许补充新兵5000至7000人。”在太原失守后又连发三电，指示各部以“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八路军随即“认定扩军为全盘工作的枢纽”，此后月余山西各地都是扩兵工作团，扩军成绩斐然。据报部队出发时仅约34000人，虽经最初两个月减员，但到1937年底已发展至92000余人。
不过，快速扩充也带来不少问题。1938年初，王震即在三五九旅干部会议上批评因快速扩充带来的纪律松懈问题。陈赓也注意到“新战士像潮水一样涌到我们部队来”，问题在如何“培养巩固”。他认为本年首要工作，“是把我们从‘壮气军’的地位提高到实际领导与有完全决定胜负意义的地位”。当然，想要获得“完全决定胜负”的地位，还有一定距离。
1938年2月3日，毛泽东告诉共产国际代表，目前“八路军共有8万到10万名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而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只不到4万人”。发展形势不错，问题是经费严重缺乏。为深入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取得资金、武器等资源补充，八路军决定走出山西，东进河北。东进最初计划是乘日军主力南下，先以一二九师一部开平汉路东之冀南，再以聂荣臻部向东南拓展京津及冀中。这是中共军队从山地挺进平原之重要尝试。1938年四五月间，在破解了平原游击战的理论难题后，中共便大规模向华北平原进军。自此从冀中到冀南，中共以正规军作基干，大力组织民众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获得极佳发展机遇。
至1938年7月，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已有6万人规模，另在第一、第三军分区和冀中组织了各种游击武装25支，共3.6万余人。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建后，民众“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部队“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9月23日，贺龙告诉谢觉哉，抗战以来“部队发展人数七、八倍，枪支将十倍”，“华北正规党军15万，收编及帮助组织的12万”。中共是强调党政军民一体的，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地方党组织、根据地政权及各类群众组织。
1938年11月上旬，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根据毛泽东“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的指示，各级都开始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战争”与“军事”上来。因而，1939年军队发展的成绩也颇显著。1940年初，据在八路军总部担任联络员的陈荣楫向国民政府报告：“（八路军）人数在廿七年九月上旬为129387人，步马枪有41140支。至廿八年十一月人数为220245人，步马枪有90222支。”稍后，季米特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八路军共计261247人，新四军共计30448人，军校为10000人，延安军事机关工作人员为1500人，总计303195人。”军事力量的迅速成长为中共抗日、反顽两线作战提供了力量支撑。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中共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壮气军”角色开始转变。1940年春，中央电告共产国际：“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党员人数有50万，正规军有35万，其中约60%已武装起来”，“我们在华北的力量超过了中央军，而在华中我们的部队在继续得到加强”。毛泽东更在3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为巩固扩大这种“半决定作用”，中共确立了建成“五十万正规军”的年度目标。7月初，据国民党方面评估，中共全军约468010人，其中八路军312555人，新四军94705人，山西新军60750人。8月3日，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正式确认“五十万正规军”已经建成。
有此依托，中共在全国战局中的“实力”地位逐渐增强。1940年9月10日，中央在关于时局的指示中说：“我党过去一年坚决的正确的反摩擦斗争，则给了顽固派的进攻以深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在事实上（虽然还没有在法律上）承认我党之力量与地位。而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同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扩大百团大战范围，在山东及华中发动“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至此，中共显然已准备在全国战局中发挥某种决定性的影响了。
1940年8月，就在“五十万大军”成形之际，中共又根据抗战形势需要作出再“扩军三十万”的决定。1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电中明确指示，“现在不论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我们应集中一切注意力，准备对付这个大变化”，“军队应增加三十万（华中及山东）”。不过，这个新目标在执行中遭遇严重的结构性困境，最终触发建军方略之大转向。
全面抗战前期中共军队发展确实取得极大成就，但相伴而生的是经费枪支奇缺、干部素质偏弱、同友军摩擦加剧等问题。早在山西扩军时期，经费问题便已凸显。中共主要应对办法是向敌后拓展战略空间，向民间社会汲取各种资源。回顾皖南事变前中共军队发展轨迹，大致可以看到：太原失守后中共始在山西各地大扩兵，至徐州会战时八路军才大规模走向河北、山东，而武汉会战后一一五师奉命越陇海线南下，发展华中。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后，主力便挺进江南敌后。当江南发展至相对饱和之时，中央又令军部派主力渡江北上，经略皖东。正是敌后区域空间的不断开拓，为八路军、新四军在资源奇缺情势下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缓冲。
敌后各战略区情形不同，发展策略也因地制宜。在华北，大体复制晋察冀经验，即以八路军正规军分散深入敌后，以其模范战斗与严明纪律，组织民众并吸收地方武装。1938年底，彭明治支队东进苏鲁边时，国民党人黄体润便观察到，“八路军多惟勇敢善战，且纪律严明，到处受民众欢迎”。在没有正规军作为基干的地区（如河南），便多由地方党组织以统战方式自造“基干”。只是缺乏正规武装牵引，发展常难以巩固。如苏鲁特委曾提出“联匪抗日”策略发展武装，终因无基干支撑、难以约束纪律而遭遇重挫。
在国民党实力较强的区域，周恩来曾提出三个发展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是为了在发展的同时避免同友军的摩擦。但即便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仍不断加强对中共抗日力量的限制与防范，并先后在大江南北制造了平江事件、夏家山惨案等针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屠杀。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以斗争求团结”，相继在晋东南、鲁南、皖东、苏北等地开展反摩擦斗争。
1939年秋，河北发生百年不遇之大水灾，整个华北钱粮两缺。中央为此采取分区部署原则，强调以山东、华中为发展重点。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提出扩军20万并大致在各根据地平分指标时，毛泽东即表示：“今年扩军二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晋西北及十五区域（指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下属的地委、工委、游击区、直属县委等管辖的15个区域——引者注）扩军不宜过多，否则经费决难维持。”后更强调“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力戒人多枪少，浪费干部与经济力”。
但在山东、华中便要求大力扩充。1939年底，中央给两区的指示为：“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应当大大扩大，应当收徒手兵，在山东及整个苏鲁战区应当发展八路军、新四军20万至25万，应当毫不犹豫的执行这一计划。”毛泽东表示：“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因此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事实上，1940年上半年中共军队迅速发展基本是山东、华中“猛烈扩大”之结果。但两区资源也非取之不尽，在此背景下，再“扩兵30万”，客观上已极难。而另一面，因国民党加大对华中江南中共武装之军事进攻，导致新四军先失苏南，后损皖东。1941年初，皖南军部及三支主力在转移中突遭国民党军围攻，又丢皖南。而在稍后“三月反顽”作战中，第四师因寡不敌众不仅付出4000余人的伤亡减员，还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大部分根据地。
华中的这种形势之变，打破了此前军队发展与区域空间拓展的相对“平衡”。1941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停发军饷、日军“治安强化”及华中战略空间萎缩，此前军队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遂集中爆发。为适应新形势，中央及时调整军事建设方针，决定在主力军中采取“精兵主义”，重点培育地方武装。对“精兵主义”，左权曾解释为“提高政治、军事、技术，真正健全军事制度”。实则，“精兵主义”主要是应对区域空间萎缩的无奈之策。至1942年初，中共军队的规模及分布大致为：晋冀豫军区五六万、晋察冀军区约5万、山东军区包括冀鲁豫及苏鲁边区10万、热察军区约2万、察绥军区1万余、华中区6万、陕甘宁军区5万连同地方武装2万共约7万，总计约37万，较巅峰期减少10余万人。原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解释说，中共“五十万扩军计划”，“因军事装备已超过供给之饱和点，故其武装数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
随着各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中共着重落实“精兵简政”。1942年12月1日，中央指示：“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全军大大缩减，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随着抗战形势演变，尤其是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及日军整体南进，敌后区域空间之拓展又遇良机。中共遂于1944年夏果断停止“精兵”策略，开启新一轮“扩兵”。
至1944年底，中共军队已恢复并发展至65万正规军。中共中央表示，“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至1945年4月七大召开时，中共正规军发展至91万人，民兵220万人。周恩来向大会报告：“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实际上，在敌后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中共军队，既受益于中国农村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制约。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一面宣布建军取得重大成就，一面又指出“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的”，“我们根据地有九千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显然，从“质量”角度看，建军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黄克诚于1945年9月14日电告中央：“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此言立足于抗战胜利前后之新形势，注意到正规化建设诸短板弱项，这是军事指挥者的卓识。
关于军队正规化问题，早在七七事变后便在各种场合被提了出来。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模范军队”的定义中就强调，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创造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新四军开赴前线时，项英也“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正规军队的生活，建立正规军队的生活，迅速使部队正规化”。百团大战爆发前，彭德怀在八路军某部讲演中更指出：为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不能“只有游击队”，还“必须有高度战斗力的正规铁军”。
不过，受制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及经费之极端匮乏，很多基本军事制度都难以在军队中推行。1940年1月2日，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建议在边区实行征兵制，“每年征24000人”，“三年内训练70000人”。但毛泽东表示：“征兵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如果是到军队中训练，办理二万四千人的征兵、粮食、被服等项，至少需六十万元，目前无此财力。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不少地方财力与干部双重匮乏，就连最基础的政工制度也难确立。如被中央寄予厚望的华中区，直到1940年初，新四军第四、五支队还“均无政治主任”，甚至整个江北指挥部亦“无政治部之组织”。彭雪枫部曾因大量收编地方武装而迅速发展，但又迟迟未能建立起正规的供给制度，钱粮皆仰赖于地方。黄克诚经过豫皖苏时注意到，彭部“地方性很大”，基本“不能带到别区担负战斗任务”。
中共军队在敌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正规军分散各地发动民众。此形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使军队带上浓厚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与游击战经常大踏步转移的要求是相悖的。故中共军队在其发展历程中，与扩军交互出现的便是以“正规化”为中心的“整军”。1940年5月，中央给李先念部的指示说：“军队中的工作，是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建立各种正规军的制度。”对于发展较快的山东纵队，则强调“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
对于“正规化的标准与条件”，徐向前在山东部队的整训中强调五点：1.编制与装备的完善和改进；2.军政理论与技术水准的一定高度；3.光荣的优良的传统作风与制度的保持、继续与发展；4.党性、阶级性，党的绝对领导作用的提高；5.战斗力要顽强化。1940年10月，刘少奇在新四军中开展的“正规化整训”，将“个人主义、游击主义、保守主义”作为整训重点。上述举措基本从政工制度、理论教育及作风养成方面入手，虽可一定程度加强凝聚力，但因武器装备、经费保障等皆无实质改善，正规化建设并不特别成功。如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南下时，就发生大规模非战斗减员。皖南事变前，因新四军第三支队“大多数士兵均系本乡本地之人”，很多不愿意转移去江北。后来皖南部队行动迟缓，也与这种地方性不无关联。
事实上，外敌入侵与封锁背景下敌后农村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形态，也难以全面支撑起一支现代化正规部队之建设，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地方性与此有很大关系。故此，有时不切实际的“正规化”，也会适得其反。皖南事变后，中共建军方略逐渐转向“精兵”，着重强调地方武装的发展与培育，正是从政策层面包容了这种“地方性”。而选择包容这种“地方性”，就必然要牺牲其机动性与灵活性。在后来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压力下，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各部队之间也被阻隔开来，“地方性”之上，又增加了更为严重的“分散性”。虽然中共军队在抗战最后一年获得了极大扩充，但因时间仓促也无法消除其“地方性”与“分散性”。这种“分散性”，自然会导致突击力量不足、主力分散等情况出现。但另一面，由于远离中央又各自分散，各级军政干部就必须独立决策各种攸关存亡的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历练出各级指挥员独当一面的军政素质，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
抗战时期中共军事力量成长大体基于各根据地广泛的民众组织与动员，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摸索出一套从民兵、自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正规军的三级武装力量生成机制。正是这一组织结构，使军队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可不断获得人员扩充。中共自始即以其正规军逆向深入敌后发动民众，并随着战争形势演变不断拓展区域战略空间，为主力部队在经费严重困难、武器极端缺乏条件下的抗战建军提供各种资源。不过，在这种模式之下成长起来的军队，受制于敌后中国农村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免带有某种地方性、分散性。在质量建设方面则表现为政治训练有余、大规模战术训练相对不足。随着抗战胜利，如何以正规化思路克服地方性与分散性，积累大兵团作战经验，就是新时期建军的主要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