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荒武达朗，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译者娄卫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讲师(图略)。
首先整理一下本书的构成及内容，本书分为：序言、第一部（第一至四章）、第二部（第五至九章）、结语四部分。序言“本书的内容和研究史”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史的整理，特别是对日本研究状况的介绍，这对日本以外的研究者很有参考价值。本书从研究史引出两个课题：1.从政治、军事、社会各方面概括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即本书第一部内容）；2.根据地内部的财政、货币、人民武装等各项政策的内容和社会影响，以及关于与中共对峙的日军、伪军的实际状况的个案研究（即本书第二部内容）。第一部“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的发展”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研究中日战争爆发后到1938年末，中共进入山东以及根据地的草创。这大概相当于上一本书最后一章涉及的时间段。第三章以1938年秋开始的中日相持阶段为研究对象，论述至1940年末为止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成长过程。第四章讨论1941年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日军发动进攻和治安强化运动下，各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和克服危机的过程。
第一章“武装起义的展开和山东纵队的成立、早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此前山东的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下几近毁灭，赵建民、黎玉等人一边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摸索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等的合作关系，一边为进行武装起义和游击战做准备。1937年12月，韩复榘放弃抵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从济南撤退。在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期，中共于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克服干部、兵力、资金不足等问题后，这些起义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1938年夏以后，中共将进入山东省的部队和当地组建的部队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12月又将各地的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第二章“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聚焦与第一章基本同一时期的山东农村社会的民众。相对第一章以政治、军事动向为中心，第二章分析了各阶层民众（地主与富农、中农、贫农）的反应，研究农村社会的实际状态。这些直接面对日军进攻的民众中的大多数人，起初没有理解抗日民族主义的崇高理念。他们抵抗日本的侵略，是基于保卫自己生命财产的狭隘的乡土防卫意识。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采取了中立立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也会与日军合作。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与国民党合作，尊重民众的利益，以求获得更大的支持。作为早期抗日根据地的例子，可以列举鲁西北和胶东。鲁西北是在与范筑先的合作下成立的，胶东是中共独自建立的山东最早的根据地。
第三章“相持阶段的开始和国共对立的激化、政权组织及各种组织的建立、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论述了1938年秋以后国共在山东的对立逐渐加深。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试图阻止中共势力的扩大，维护国民党的统治。11月，对中共比较宽容的范筑先，在抵抗日军时阵亡，此后形势更加恶化。中共在第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做出设置行政专员和八路军进入山东的决定。12月，于学忠代替石友三，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司令，但整体上国共对立仍然加剧了。1939年3月发生太河惨案后，国共摩擦已经无法避免。中共一面应对国共摩擦，与顽固派做斗争，一面友好接触于学忠，希望分化国民党军队。同时，中共也努力增强自身军事实力，1938年12月以后将各地部队改编为山东纵队，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派往山东，设立山东分局，完善了在山东开展游击战的组织准备。本章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了国共对立的实际情况，以及国民党各县组织因日军鲁南和鲁西作战被破坏后，中共力量得到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本章第六节“山东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第七节“山东纵队、第一一五师的整顿与改编”，论述了省级行政组织的建立（1940年七八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等）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山东纵队和第一一五师的整顿和改编等。由此，在山东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最终成长为全国五大解放区之一。
山东抗日根据地虽然发展起来，但国共摩擦的加剧、1939年8月湖西区发生的“肃托”事件，以及各地政策的“极左化”，招致了民众的不安和背离。加上第四章“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中共、八路军的对策，从中共、八路军的反击到日中战争的胜利”中论述的日军的进攻，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第四章主要考察1941年以后，日军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展开的治安强化运动给根据地带来的困难，以及中共克服困难的过程。日军展开进攻后，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到原来的1/3，部队减员到1/4。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中转化为伪军的部队增加（第九章再次探讨），各根据地面对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这种情况，中共的方针从原来的扩充主力部队转变为主力部队精锐化、扩大地方部队和发展人民武装等（第七章再次讨论）。山东纵队是在整合各地武装势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2年8月被改编入山东军区，成为地方部队。1943年3月，第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完成合并，诞生了新的山东军区。中共就这样完善了应对困难环境的体制。中共的转机出现在1943年夏。7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正规军从山东转移到安徽省，1944年山东省的日军转移到南方，中共对土匪的镇压也获得进展。借助敌对势力弱化的时机，中共展开对伪军工作以及农村的减租减息运动、增加工资运动、查减运动等。同时，中共的群众组织也得到扩大，与地方部队、正规部队相呼应的民兵、自卫队的人数增加了。中共还通过参军运动，动员具有民兵经验者加入主力部队。
以上本书第一部叙述了在抗战过程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壮大和取得的胜利。紧接着第二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强化政策与日军的应对策略”的各章通过对单个主题的探讨，尝试勾画根据地的具体形象。除分析财政、货币、军事（特别是民兵）各项政策的内容外，还涉及与中共对峙的日军和伪军的实际情况。
第五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问题”，论述抗战初期各地抗日政权建立后，1943年8月以后三个时期财政问题的变迁。起初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是以旧的募捐制度为主，没有系统性的政策（鲁西北地区除外）。各根据地的行政机构完备后，财政政策才慢慢地变得体系化。例如计划性地征收救国公粮，各种税源的确立使财政得以健全。此外，为应对日军经济封锁，通过实体经济稳定根据地，还制定了“以货易货”方针。此举强化了根据地对物资的统制，促进了必需品的流入，也阻止了必需品的流出。中共又进一步推出精兵简政政策，奖励节约、削减支出，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1943年8月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后，中共又实施了引入工商业统一累进税，活跃与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发行北海银行货币驱逐法币（第六章再次探讨）等政策。这些政策和1942年以后各种农村工作的进展相结合，使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变得更加稳固。
第六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重点讨论第五章也涉及的货币政策。1938年12月前后，北海银行在胶东区正式营业。虽然受国民党军队、土匪攻击，北海银行在根据地缩小时期曾被迫暂停营业，但随着1940年下半年山东各根据地的扩大，北海银行也在各地设立了分行。当时的北海银行只能以法币流通为前提，发行其辅助货币，各分行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经营，各根据地之间发行的纸币也不能互相流通。1942年以后，日军故意让大量法币流入根据地引起通货膨胀，使根据地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如第五章所述，各根据地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同时限制了法币的流通。1943年7月，根据薛暮桥的建议，为抑制通货膨胀，根据地决定停止法币的流通，到1944年3月基本达成目标。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由此成为本位货币，货币的价值通过与根据地的物资流通量相结合而得到保障。为了控制货币与物资的流通，1943年9月，滨海区设立工商管理局。1943年夏季以后，随着中共逐步确立优势地位，北海银行的信用进一步提高，还规定了与法币、联银券等货币的交换汇率，便于和根据地以外地区进行交易。1945年8月1日，山东全省完成了统一的货币发行。
第七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特别从人民武装成长的观点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对第一部的讨论做了补充。1937年到1940年末，中共着重扩大主力部队。这一时期，人民武装也在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但在农民中间没有进行真正的动员。1941年3月以后，由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陷入危机，于是采取第三章论述过的主力部队精锐化、强化地方部队和地方武装等策略。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组织受到了重视。1943年9月，人民武装的统一领导组织——山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此后，参军者进一步增多，但大部分农民参加的是民兵组织。1945年8月，根据地1700万人口中，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队达到150万人。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从中共敌对势力的角度加以论证的。第八章“关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首先概述了日军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施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往研究多从军事层面论述这一运动，但俗话说“军事三成、政治七成”，这一运动实际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日军的思想宣传战、货币战、情报收集、归顺劝降等与“扫荡”作战相联动，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如第四章所述，1942年末，根据地大幅缩小，国民党军队很多都投降日军或汪伪，成为伪军。中共在山东的艰难困境持续到1943年夏，此后中共转为优势地位，有力地开展了群众动员等各项运动。
第九章“山东省的伪军”，以山东的伪军作为研究对象。对中日战争中协助日军的势力和军队，最近日本学界称之为“对日协助政权”“对日协助军队”。作者认为这些军队整体上缺乏自主性，故使用“伪军”来表述。虽然伪军是理解中日战争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此的研究依然很少。本章对山东伪军的实际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日军的方针等进行探讨。众所周知，日军对中国的占领被称之为“点和线的统治”，为弥补兵力不足、协助维持治安，需要利用伪军。中日战争中期以后，由于日军的“扫荡战”、汪伪政府的军事扩张政策等，伪军的数目有所增加。后期日军还希望伪军能代替其与中共的军队作战。日本投降后，伪军被再次编入国民党军队，与中共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改变，一直持续到国共内战时期。
以上是对本书各章的概述。围绕中共如何成功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者在“结语”中再次探讨其主要原因。作者分三方面进行论述，大致对应三个时期。即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到1940年末根据地的形成过程、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治安强化运动下根据地的缩小期、1943年夏以后根据地的外部环境（军事情况）好转带来的发展期。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阶段的时间划分，关于各阶段的具体内容，上文已做过整理，在此不再重复叙述。
本书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刚开始摆脱混乱和停滞状态，研究的环境还不太好。档案资料对于理解近现代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因为处于未整理的状态而没有公开，研究者很难加以利用。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没有明显的进展，因为无法引进研究书籍和资料，所以能够超越战前、战时调查研究的成果很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资料的公开和出版，关于根据地、解放区的研究多了起来。不过，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把与其紧邻的山东省作为对象的研究却很少。这种状况下，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山东，探索中国基层社会史的研究，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此笔者向作者表示敬意。
从本书的研究史梳理中可见，追随马场毅先生等研究者的脚步，很多人开始了对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日两国对各根据地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并且研究角度也更加多样化。不仅关注抗日战争的整体，关于各根据地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山东抗日根据地也不例外，论述其从建立到发展为主要解放区之一的通史性著作居多。另外，也出现了不少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媒体甚至妇女史角度探讨的专题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使得学界对根据地的认识更加深入、细致。通过回顾这一研究史，是否可以认为以作者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已经被超越了呢？
本书在今天的价值之一，是作者问题设定的历史性和长期性。如上所述，作者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的山东红枪会，以《近代中国华北民众和红枪会》为集大成，鲜明地描述了中共到来之前华北农村社会的特征。简单回顾其内容，即近代的华北社会中，秘密结社、民间风俗、武术传统等各种各样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诞生了民间的武装组织红枪会。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期间，军事形势加上自然环境恶化、经济混乱、日本等国家的介入诸原因，使得农村的社会秩序紊乱。加之本应发挥作用的国家统治机关的退化，为保护自己，由各阶层农民组成的红枪会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具有强烈的乡土意识，但对于外来势力却保持中立，对中共也不例外。教条主义的政策会招来民众反感，因此中共对他们的组织工作，采取了尊重传统和习俗的方式。而在本书中，作者继续论述，在组织和军队薄弱的山东省，中共消除了民众的反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发展了组织和军队，成功建立了政权。从作者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并理解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在经过政治变动和战争后，被中共吸收、改编为近代社会的历程。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以中共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是主流。本书在详细梳理中共组织和军队变迁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进攻根据地的日军、国民党军和伪军。作者指出“山东省伪军多”的事实，这一点通过回顾上一本书中论述的山东农村社会的特征可以印证。作者通过多方位导入敌对势力的视角，多角度、立体地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本书除引用日本和中国大陆的文献外，还引用了台湾出版的两种文献：《山东文献》（全112期，1975年创刊，2003年停刊）和《民国山东通志》（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版）。《山东文献》是以移居台湾的山东籍人士为中心发行的期刊，《民国山东通志》是两岸的研究者合作编撰的。作者认为，这些资料刊登了逃亡到台湾的“反共”人士的回忆录，具有参考价值。但是，目前这些资料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何扩大利用范围是今后的课题。
本书卷末的“人名索引”和“事项索引”对该项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在“人名索引”中，也收录有中共以外人士，为了解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提供了线索。
农村社会的人们为何支持中共，中共如何成功地动员了他们，这个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对此，本书围绕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的过程进行解析。作为本书书评的最后一个论点，笔者想整理一下作者马场毅对这个课题的思考。作者对抗战时期民族主义使人们集结到中共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作者在《近代中国华北民众和红枪会》一书的论述中已经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之前华北农村社会的人们对各种势力均采取中立立场，中共在当地的渗透比较困难。抗日虽然是崇高的事业，但民众并不一定完全理解。在直接遭受日军暴行的地区，人们为保护自己团结起来抵抗敌人，并不是所有人都从一开始就向当时的抗日主体中共靠拢。例如在处于和日军战斗最前线的山东省，投身伪军的人也不少。促使民众靠近中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各项农村工作（减租减息、查减运动、增加工资等）取得进展，从而获得群众支持，并促进了生产、参军等动员体制的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解释，但作者也认为还有必要对这样的解读进行补充。首先，不能忽视第五章、第六章中论述的，根据地经济是依靠基于实体经济的货币制度和财政政策才得以健全发展的事实。其次，作者指出，1943年夏中共确立优势地位以后，农民产生了对中共的信赖，不再倾向国民党、日军，开始配合中共的动员。作者谨慎地认为，如果假定通过减租减息、土改等运动，产生阶级觉醒而自发参军的农民并不多，那么他们的参军动机以及后来中共在物质上采取的鼓励措施等都是今后应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观点，作者曾在撰写论文过程中进行过讨论，但由于资料制约仅停留在了推测阶段，写作本书时，作者将其放在结语的“补充内容”中。不过，作者的这个推测，在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中已经逐渐得到证实，即民众支持中共不是被中共的“主义”所吸引。中共开展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扩大生产等各项运动，根据地的安定、稳固，以及中共对生存手段的具体指导，正因为这些符合现实的政策，才使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书评的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作者《近代中国华北民众和红枪会》一书对华北民众的精神方面进行了论述，本书则在该书基础上更有大放异彩之处，建议读者两本书一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