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这不仅仅是统一战线，也是中共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建立了一个以党为核心的庞大的组织体系。这种体系一是讲究组织的纪律性，二是强调组织的纯洁性，打破了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地缘、职业等为基础的组织模式，而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或者宗教帮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组织体系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党员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937年中共党员数量仅4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1万余人，一些地区甚至从微不足道发展到蔚为大观。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共在山东的党员只有2000余人，但到1944年，地方党员已达114637人，部队党员21745人，总数接近14万人。大量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以及1943—1944年两个时期。基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虽然整个抗战时期中共的主要构成成分是农民，人数占党员的一半以上，但在上述两个增长期，党员规模的大发展，为中共的组织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在所有成分中，知识分子大量增长，农民中，中农的比例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党员数量的增长，使党组织数量增加，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有了大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基层党员与党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根据地。在广大根据地的基层社会，阶级动员仍然是最有效的动员方式。中共努力建构出一套以阶级认同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体系与认同体系，来打破基层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认同，并赋予阶级革命以神圣性。阶级认同虽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但也是一种思想性、情感性的存在，需要中共不断地建构、宣传，以教育群众。但是，认同的核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需要最终转化为组织的诞生与发展，阶级认同也具象化为对同一阶级成员的组织性认同。基于认同，组织被赋予某种神圣性，在中共的革命理念中，最神圣的组织便是党组织，它不仅代表了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其本身也是由这些先进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构成的。先进性带来的组织力是中共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保证。因此，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也号召把农民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将作为革命阶级的农民大量吸收到中共基层组织中，其中的先进者被吸纳成为党员，另外大部分农民也被纳入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甚至民兵、互助组、合作社等政治、军事、经济组织体系中。
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传统的基层结构与权威受到挑战，中共抓住机会在根据地的基层社会扎根。全面抗战后期，中共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几乎覆盖全部乡村，基本每个村都有中共党员与积极分子，并成立党小组。中共一开始先通过统一战线等方式，避免同乡村传统势力爆发激烈冲突，以图在基层站稳脚跟，并利用党员的传统社会关系，尽可能地争取潜在对象，扩大支持者的队伍。在此基础上，中共通过宣传抗日、帮助生产等方式扩大影响力，从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中获取支持的力量，并选择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最后，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与基层政权的建立，特别是推动乡村选举，使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进入乡村的领导机构中。因此，中共通过对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逐步培养了一批新的干部队伍，成为中共在基层社会的基本依靠力量。这些新的党员干部，大部分是中农和贫雇农，在传统乡村权力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的翻身离不开中共的支持，因此与传统乡村精英相比，他们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中共的忠诚度与拥护度也更高，并以加入党组织、成为其中一员为荣。这样中共的基层党组织也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
抗战时期中共基层组织的发展，已在根据地乡村社会达到了较高的普及程度。不过，由于发展较大较快，以及战争等原因，中共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例如组织成分不够理想；党员的入党动机较为复杂；大多数基层干部文化程度与理论修养较低；一些干部组织纪律遵守不够，出现了贪污腐化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损害了党的形象，不利于中共与基层群众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共政策在基层社会真正的贯彻执行。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分重视，努力加以克服，一方面加强了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与文化教育，一方面尽力完善选拔考核机制。中共还发挥集中制的特点，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通过召开会议、文件指示、干部下乡等方式加强上级组织对基层组织的领导。而且随着生产运动与互助合作的推行，中共也注意在运动中选拔和塑造模范党员，发现新的积极分子，帮助他们在村庄建立威信，使其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地方精英的功能，保障乡村的生产活动和基本利益，一方面也成为中共政策的执行者与代言人。而且在抗战时期，中共也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努力了解基层社会的基本情况，尽可能地密切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基层党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枢纽。
这些基层党员虽然文化程度较低，革命修养、革命意识也需要提高，但始终保持着对中共较高的支持度。根据张闻天在晋陕地区的调研，“凡上级有什么‘动员’的任务(如公粮、公草、学款、担架、运输、代耕等），他们大多数都能积极的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来迅速完成”，“大多数党员还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由农民构成的基层党组织最终也成为中共权力向下延伸、管理基层社会的关键，而基层党员成为发动群众的核心力量。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在乡村的动员重点，不仅是传播其意识形态，也是将群众的力量释放出来。群众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人，而是经过政治力量组织起来的政治人；乡村也不再是封闭自治的小共同体，传统结构被打破，权力被重组，农民成为中共革命最基本的力量源泉。因此，中共基层党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在改造乡村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风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使中共需要去适应和利用这种环境，“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党”，正是在与乡村社会的相互改造、相互适应中，中共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并赢得胜利。
抗战时期，中共逐渐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群众动员模式。自上而下，是由中共党组织来主导，将基层群众组织进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类组织中，打破乡村传统社会关系，通过各种组织来发动和领导群众。自下而上，则是要在运动中发动群众，最主要的运动便是减租减息。刘少奇曾提出要通过减租减息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将运动的矛头指向乡村中的地主阶层，且不必担心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左”过火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正常的，但同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要过“左”，要求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中共一方面依靠发动群众运动来打破乡村传统权力格局，一方面又通过调控群众运动的尺度来建立自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因此，包括减租减息、查减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不仅是一种经济与生产领域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还通过这些运动彻底摧毁了传统的乡村领导阶层，建立了新的乡村秩序。土地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新的乡村基层政权合法化与权威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选拔和锻炼了基层党员干部，并争取到更多基层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发展迅速，党员数量不断增长，其“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自瓦窑堡会议后，积极转变政策，强调民族主义立场，开始有计划地加强宣传与动员，与国民党方面争夺知识分子。不少知识青年基于中共良好的政治形象，加之受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播的影响，选择追随中共。也有不少知识青年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为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怀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来到延安，1938年就达到10000余人。陈云为此感慨：“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其中主要是知识青年，还有大学教授、工程师等。另据任弼时1943年的报告，在延安的知识分子规模在4万人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到了70%，但有过大学经历的较少，只有19%。整个抗战时期，加上各个根据地，约有30万知识青年投奔中共。在中共的组织体系内，党员是细胞，干部是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因此中共常常称“干部决定一切”。这批知识青年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重要来源，成为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组织因素。
中共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后，面临的下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将其融入自己的组织。实际上，自全面抗战开始，阶级革命虽然仍处于中共革命的核心地位，但阶级成分已不再是中共自身身份认同的唯一标志，阶级与民族开始成为中共思想体系与组织结构中既相互冲突又互相支持的两个元素。为实现两者的统一，除统一战线外，中共特别强调，虽然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但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仍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因此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虽有区别，但是互相统一的，追求民族解放本身也包含着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将中国革命分为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抗日战争阶段仍属于民族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前一阶段革命完成后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中共的理论解释框架下，在民族革命阶段，可以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加入，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与革命的进程，也要对其进行改造，即将“民族革命”干部改造为“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因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但同时“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
一般而言，中共仍视知识青年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锻炼，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将其“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分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中共一方面在具体的工作中锻炼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大量使用知识分子推动革命工作的展开。为了在理论上实现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以及在实践中协调干部群体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中共还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青年工农化”的口号，希望打破知识与劳动的界限，实现知识与劳动的统一。“工农分子知识化”主要是工农干部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党的理论。而“知识青年工农化”则更为复杂，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改造的一种尝试。这种改造既是一种思想上的改造，也是一种实践上的改造，让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直接在生产关系中重新界定其阶级属性。因此，抗战时期中共掀起的生产运动既是一场经济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并与精兵简政相配合，使大量知识分子干部进入劳动生产领域，成为中共通过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实践。尽管这种改造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最终的结果也未达到领导者的理想状态，但其中所展现出的中共的组织力与执行力，也同样值得肯定。
大量知识青年加入中共是个体的主动选择，显示了中共强大的吸引力。但他们在加入后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如何适应中共的组织纪律与组织生活。这里的组织生活，不仅是指党组织开展的日常各项活动，更是指党组织已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与生活关系密切。而且中共是一个追求实际效率的政党，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的引导，建立各种认同来减低资源的消耗，提高组织的效率，一方面尽可能扩展公领域的范围，通过个体和党的事业的联结，使个体融入集体，从集体汲取力量并承担责任，密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因此，每个党员的衣食住行，乃至恋爱婚姻都与党组织密切相关，都要符合党组织的规定，而“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革命化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当知识青年李昭与老干部胡耀邦相遇时，双方约法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类似的婚姻模式在延安非常普遍，虽然原因复杂，但这本身也是知识分子新干部与工农老干部相结合的一种模式。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个人不仅要认同组织，当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产生矛盾时，党员也必须牺牲个人的利益。因此，“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告诫每个党员，党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家庭、团体等的。在中共的话语和实践逻辑中，也无法接受任何利益凌驾甚至等同于党。“投身革命即为家”，中共党组织也被称为“革命大家庭”，具备大家庭的功能，组织对个人也负有责任，个人生活、生存与成长离不开组织，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要在集体中得以体现，因此也增加了个人对组织的向心力。随着组织成为党员的安身立命之所，“一切献给党”的表态，虽然不乏政治正确的站队，但也确实是不少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自然结果。虽然有中共规训的因素，但不少知识青年也具有接受改造的主动性与积极意愿，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总的来说，这批知识青年因种种原因，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他们大体上既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又为中共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成分，避免了组织体系走向完全僵化的可能。中共也在不断的调适过程中，组织建设不断走向完善。
为了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性，中共还建立了一套纪律与奖惩制度。在铁的纪律面前，任何违反党组织纪律的行为，都要接受惩处，甚至被清除出党。特别是在中共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因此，随着知识青年的增多，自1939年中共开始了一系列整党运动，加强了对自身的组织改造。整党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阶级成分，二是个人能力。通过整党，既保障了中共党组织的纯洁，又对留下来的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了警戒，将惩戒与奖励相结合，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对组织的认同与忠诚。1941年，中共又开展了增强党性教育的活动，明确提出要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及“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倾向，要“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随着中共的组织制度化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环境，1942年中共颁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了一元化领导，即由党领导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等其他一切组织，各级党委要负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以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
其中，中共最主要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源于苏共，对中共的革命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不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且是参与民主与决策集中的结合，也是中共的一种党内动员方式。按照刘少奇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而“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在民主的号召下，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参与党发起的各项运动，在运动中发挥先锋模范或者积极分子的作用，自觉锻炼自己，并积极向党建言献策，推动运动的进行。运动的核心则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决策层中，由上级集中把握运动总的方向，防止出现过火的情况，即使出现过“左”过火的现象，也在上级的指示下进行纠正。这样既保障了运动的顺利开展，又维护了党中央的形象，并使党员干部在运动中得到洗礼。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视档案工作的政党。而档案特别是干部档案，也是中共组织顺利运转的重要保障。由于之前的干部档案大多已在长征中丢失，中共在抗战时期重新建立了一套档案管理制度。干部档案随着中共人事制度的发展，逐步完善。按照1941年一二九师政治部的规定，干部档案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干部履历表、学校鉴定表、入党志愿表；二是各个时期的详细鉴定及每次审查党员与干部的材料和结论；三是奖励与惩罚的具体事实（包括声明书、请求书、证明信及每次会议谈话中的材料，组织上的结论等），并建立了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之后，在整风运动中形成的鉴定、检查、个人自传、履历表、证明书、谈话记录等一系列文件，也成为干部档案的重要内容。档案成为党组织了解和管理每个党员干部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共此后历次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中共特别要求机密档案“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这些干部档案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四处转战，最终却一件未失，由此可见中共的重视程度。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中共所表现出的较强组织能力，离不开组织的纯洁性。陈云曾指出：“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此外，纯洁性也是中共政党阶级属性的内在要求，因此，组织纯洁化也要“严防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大量知识青年加入中共，也是对其纯洁性的一次考验。为了充分了解党员的情况，督促党员向组织交心，中共加强了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学习，而学习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斗争。中共希望通过理论学习与思想斗争的方式，使党员在意识形态的熏陶中，由内而外达到认识的统一。而追求统一性也是中共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对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提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发起的整风运动既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组织纯洁化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中共虽采取了一定的规训手段，但主要依靠知识分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接受与思想改造，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便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彭真称整风的基本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其中自我批评的关键在于向组织亮出自我，为党组织和其他人的批评创造条件，在同自我与他人反复的思想碰撞中，一步步暴露自己的问题，清除被认为阻碍个人进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建立起对组织的信任。而领导是组织的具体代表，毛泽东是中共组织的最高领导，对组织的认同也就进一步转化成对领袖的认同。而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发展到反省坦白，便开始了整风与审干相结合。审干源于审查党员，是中共组织工作的一项经常性内容。审干是组织了解干部出身、历史、社会关系等的主要方式。当整风与审干相结合，就开启了运动式审干的新方法，将思想改造与组织审查结合起来，进一步保障了中共组织的纯洁性。而纯洁性也进一步保障了中共组织的战斗与执行能力，是中共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扩大与知识青年的加入及改造，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壮大的两个基本维度。根据周恩来1939年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在中共的组织结构中，省委一级干部，知识分子占70%，农民占10%；地委一级干部，知识分子占80%，农民占10%；县委一级干部，知识分子占60%，农民占30%；区委一级干部，知识分子占20%，农民占60%。因此，基于区域战略和全国战略的考量及执行，具有相当知识和视野的知识分子，更适合担当中上层职务；而中下层需要接地气地展开动员及游击战，自然是本地出身、深知区域地理和习俗的农民党员干部更为适宜。可以说，知识分子干部构成了中共组织的中坚，农民党员干部构成了中共组织的基础。这批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协助中共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了联系，使中共得以改造乡村社会，组织和动员农民阶层的力量，推动中共革命最终走向成功。而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这批知识青年，也被称为“三八干部”，不仅构成了战时中共的中坚力量，也在之后的中共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中共技术官员的重要来源，是后来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