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维达
摘要：1937—1945年，张君劢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经历了“合作-分歧-缓和”的过程。从1938年互换函件到1939年蒋介石同意张君劢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可称为二人短暂的“蜜月期”。自1940年张君劢同曾琦联名致函蒋氏起，张蒋关系逐渐疏远。1941年北平沦陷区国社党人接触敌伪，加深了蒋氏对张氏呼吁民主动机的猜忌。1942年昆明“倒孔”学潮后，蒋介石对张君劢的不满爆发，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二人关系跌落谷底。1943年起，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张氏主动示好，张蒋关系有所缓和。1944年蒋氏批准张氏赴美，后任命其为1945年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全面抗战时期张蒋关系的分合，主要因二人对宪政理解不同和政治性格不同所致。因自身秉承反共立场及受民国政治逻辑制约，抗战中后期张君劢政治态度并未“左转”，仍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并与之合作，希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全面抗战 张君劢 国社党 蒋介石
张君劢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其创建的国家（民主）社会党曾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界对张君劢的生平、宪法思想、新儒学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与蒋介石互动较多。但到目前为止，囿于资料不足，对全面抗战时期的张蒋关系，只在相关论著中略有提及，而无专门研究。认真研究此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张君劢和蒋介石的研究，也为探讨全面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变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个案。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1942年是全面抗战时期张蒋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蒋介石视张君劢为1942年1月西南联大“倒孔”学潮的幕后主使，以张君劢接受纳粹津贴为由，强行关闭张氏在云南大理开设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近两年。王玉祥、郑大华等学者认为，蒋介石软禁张君劢的真实原因为张氏积极参加第一次宪政运动并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君劢学生杨永乾认为，张氏与云南省主席龙云频繁来往，亦是蒋氏对其不满将其软禁的重要原因。然参与宪政运动、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接触地方实力派的著名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为何蒋氏要专门对张君劢采取“极端手段”？为何蒋氏会认定张君劢“通敌”和为学潮幕后主使？
笔者利用1952年张君劢在美国出版的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中国第三势力》（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一书、《蒋介石日记》等民国名人日记、近年来台北方面公布的档案等资料，拟探讨以下问题：1937—1945年张君劢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他们在现存的个人史料中如何看待对方？1942年蒋介石软禁张君劢的深层次原因为何？1945年蒋氏缘何允许张君劢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
张君劢自清末追随梁启超参与立宪运动以来，即视同盟会与国民党为“敌党”，主张中国移植英美代议制。1926年，时任政治大学校长的张氏到武汉考察北伐情形，回上海后出版《武汉见闻》一书。该书一方面肯定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的正义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训政体制与自由民主相悖。1927年，上海教育委员会停办政治大学，张君劢在次年联络同样对国民党不满的青年党人李璜，在上海秘密创办《新路》杂志，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出版10期后遭国民党中央查禁。1929年，张君劢遭匪徒绑架近一月，每日有人问他“反对国民党意欲何为”，在保证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后才获释。此事对张君劢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后一度停止政治活动，赴德讲学，直到1931年回国，于北平燕京大学任教。
国民党的打压未使张君劢放弃政治理想。1932年4月，张君劢与张东荪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5月发行机关刊物《再生》。国社党在政治上主张集中全民力量、不分党派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反对自由放任，推崇“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上提倡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国民党中央很快视国社党为“反动党派”，同年8月通电各地，要求“随时注意防范”。1933年起张君劢先后访晤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宣传其政治主张。1934年12月，北平国民党当局查禁《再生》。
1933—1934年，张君劢虽“反对南京甚力”，但其动机系希望国民党放弃训政，真正践行孙中山民权主义。因此当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开展制宪活动后，张氏认为存在从一党专政过渡到“宪政”的可能性，国社党有望合法活动。1934年8月16日，受蒋介石赏识的国社党人胡汝麟致函蒋氏：“张东荪、张君劢两君年来对钧座久已倾服，惟政治上沾自守之见未能破除，嘱汝麟代为请命，以定行止，俟晋谒时当代为陈述。”同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北平首次接见张东荪。据张君劢学生傅益光回忆，蒋氏以自己未能见到张君劢“为憾”，请张东荪向张君劢致意。
张君劢在了解到蒋介石对他的赏识后，萌生与其合作之意。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第五次“围剿”苏区结束后联合发布“感电”，电文中有“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等语。国社党人视“感电”为蒋介石抛出的“橄榄枝”。张东荪12月3日致函蒋氏亲信、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表示国社党愿响应“感电”做政府的“善意批评者”，希望北平国民党当局允许国社党刊物恢复出版。1935年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叶楚伧等人，表示同意张东荪的要求：“彼等既愿改换态度，善意批评以明其诚，吾党自当接受。”同年3月《再生》在北平复刊。1936年6月25日，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在南京首次接见张君劢并谈话，标志着二人对立状态的结束。
这一时期张君劢选择同蒋介石合作，亦与他个人秉持反共立场有很大关系。张氏虽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但一直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1936年11月，张君劢在瑞金演讲时表示自己十余年来不相信中共“可以救中国”。此外，张君劢四弟、著名银行家张嘉璈这一时期同蒋介石的良好关系，亦是推动张君劢做政府“善意批评者”的助力。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在张嘉璈建议下决定与国民政府全面合作。1937年7月16日，张君劢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言，强调当前除“维持民族生存保障民国独立以外，没有第二个希望”，表示国社党“对于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计划，可以加力的时候，总是从旁赞助”，还呼吁国人摒弃政见分歧，最后希望国民政府“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有使政党发表正当意见的机会，获得相当的保障”并尽快“达到中山先生理想的宪政完成”。次日，张君劢听完蒋介石所做国民政府应对七七事变方针的报告后，大加赞誉：“在时局严重的目前，中央采取应战而不求战，只是一个原则。但我们要注意现时期是已到最后的关头了。我们全国朝野上下要有整齐划一的步调，战则同战，和则同和！”他建议蒋氏迅速公布这份报告，一方面消除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一方面沟通国民与政府的意志。此时蒋介石亦对张君劢称赞有加。1937年11月2日，蒋氏接见张氏后，在日记中称其为“有识之才”。1938年3月6日，蒋介石拟定了一份“智囊团”人选名单，张君劢之名位于首位。
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代表国社党致函蒋介石与汪精卫，表示支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与大会宣言，认为国社党政纲与三民主义“措词有不同”而“精神无二致”，希望与国民党“遇事商承”，一致抗日。4月15日，蒋、汪复函张君劢，对张氏极为赞许，希望国社党和国民党“秉持共信”，共同抗击外侮。其时左舜生亦代表青年党与蒋、汪互换函件。汉口《大公报》对两党与国民党互换函件之事大加赞誉，称张、左之函“坦率真诚”，充分表现“团结救国的精神”，认为蒋、汪复函标志着国社党与青年党可以公开合法活动。
互换函件后，张君劢与蒋介石关系进入“蜜月期”。据杨永乾回忆，张君劢在抗战后期曾向其表示，蒋介石这时因了解他在德国学术界有“相当友谊之关系”，多次与他商谈利用德国牵制日本之事，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蒋氏还有意请他担任教育部长，用德国教育模式整顿中国教育，因他婉拒作罢。1938年12月10日，张君劢撰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发表在16日出版的重庆《再生》第10期上。在信中张氏建议中共“交出军队”“放弃边区政权”“放弃阶级斗争学说”。12月18日，陈布雷将这期《再生》呈送蒋介石。《中央日报》12月25日全文刊载此信，在国内外产生重要政治影响。由于公开信恰在汪精卫叛逃前夕发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批评张君劢的主张为“汪精卫等汉奸张目”。
很多人认为此信“经蒋介石授意撰写”。查蒋介石、陈布雷、王世杰等人日记和台北方面目前公开的档案及相关回忆，均无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授意张君劢撰写此信的记录。张君劢在《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之附带质问》一文中，称自己写作动机为维护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地位，并表示：“同一国中两种军队两个政府并存，异日对日战争虽完，而内部问题又生，甚且激而生变，则国家统一将何日而能实现乎？”笔者认为在未找到确凿材料前，“蒋授意张写致毛公开信”之说有待商榷。
张君劢撰写公开信的动机虽有待考证，但此举无疑客观上响应了国民党“限共”政策，密切了他同蒋介石的关系。1939年5月，张君劢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希望在大理洱海创办一所“民族文化书院”复兴民族文化，蒋氏对此十分支持，从军事委员会拨款作书院经费。6月12日，张君劢致函蒋介石，除表示感谢外，还提出拟聘请陈立夫等5人任书院董事。蒋介石不仅批准，还派陈布雷协助。8月1日，民族文化书院董事会推定张君劢任院长，陈布雷任董事长。经过一年多筹备，1940年9月初，民族文化书院正式开学。
然在民族文化书院开学前夕，蒋介石对张君劢的印象已然改变。1940年8月6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心之卑贱恶劣，以读书人为甚，尤以曾琦与张君劢等为最贱。”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系张君劢积极参与大后方第一次宪政运动。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起，全面抗战初期在野各党派所争取到的一些民主权利逐渐被取消，大后方知识界普遍对国民党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实行宪政。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决议设立宪政期成会，研讨修改《五五宪草》，张君劢和罗隆基代表国社党参加。1940年3月20日至29日，宪政期成会通过主要由罗隆基设计的《期成宪草》。《期成宪草》最主要特点为设立职权类似西方议会的“国民大会议政会”（国大议政会）。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期成宪草》。4月4日晚，张君劢和曾琦托陈布雷转交蒋介石一封他们的联名信，次日晨陈布雷呈送。张、曾在信中表示：“最近中央又复令公务须入党，中小学教师无党证者，亦不得登记，于是国社、青年两党，不仅在法律上不许存在，乃至在事实上亦无法生存。……共党拥兵数十万，跨地四五省，中央尚以宽大为怀，多方隐忍，此在公谋国之苦心，吾人固有以谅，然对各党之待遇悬殊若此，恐亦不足以释国人之惶惑也。”蒋介石阅读此信后，极为愤怒，在日记中表示：“参政员中不乏明特持正之人，而乘国难以为进身巧夺之机，如曾琦、张君劢自称为党魁之流，在外国人视之实无异于不生不死之走肉，此种人危害于国家犹甚于汪、毛。”
蒋氏对张君劢的反感甚至影响了他对《期成宪草》的态度。4月5日下午，张氏以宪政期成会召集人身份说明《期成宪草》，表示国大议政会的职权符合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并强调设置此机构决非限制总统权力。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批评《期成宪草》“拉杂散乱，可笑”。次日，蒋氏以参政会议长身份发言对《期成宪草》“牵制政府权力之规定”表示不满。《期成宪草》最终未通过，张君劢、罗隆基等国社党参政员均“颇懊丧”。张君劢与蒋介石关系自此恶化，但需指出的是，张氏此时并不知蒋氏内心对其的反感，蒋氏此时亦维持同张氏及国社党表面上的合作关系，民族文化书院成功开办即为明证。
二、1941—1942：张君劢的“通敌”嫌疑与蒋介石的因应
有关北平沦陷区国社党人与敌伪接触的情报，加剧了蒋介石对张君劢呼吁民主动机的猜忌。1937年7月，张君劢南下前令汤芗铭留北平主持国社党工作。国社党另一骨干张东荪除短暂到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外，亦留燕大执教未南下。1941年9月，蒋介石收到一份北平国民党潜伏特工人员发来的密电：“九月三日北平曾召集一秘密会议，与发动‘新华北自治运动’事有关，此项运动现正发展中，且有充分经济背景，系由中国国家社会党员负责组织，而由汪精卫与日本特派军官及纳粹党之德国第五纵队代表共同支持之。……出席会议者有中村孝太郎、殷同、汪时璟、诸青来、王荫泰、华特维世教授（为德文学会会长）及其他纳粹党员，拟以汤芗铭为新政府之总理，赞助者燕大之张东荪（彼与张君劢保持联系，而张君劢欲拉拢昆明之龙云）。”10月28日，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吴铁城收到一份情报：“北平方殷同为反抗南京汪伪，以张东荪等大学教授为号召，组织新国社党，参加者有汪时璟、王荫泰等，用刘玉书为牵手，最近曾在北平翠明庄开会，将来以‘华北人民政府’抗拒汪伪，号召人民自治。”
据与张君劢交好的国民党人雷震回忆，同年11月蒋介石又收到一份北平密电：“国社党在平负责人和德国纳粹党头子在北平六国饭店内密商两党今后合作办法：（一）由国社党承认德意轴心国家和日本所宣布的东亚新秩序，并暗中支持华北临时政府；（二）由德国纳粹党供给国社党在平的活动费用。”尽管蒋氏对此有所怀疑，批示道：“他们在房中密谈，你们又何以知道呢？”但张君劢于11月11日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谈话会上公开民主政团同盟已成立的事实，并声明自己为主要负责人，随后还同张澜、左舜生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提交根据同盟“十大纲领”起草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希望“结束训政、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机关”。蒋氏遂视张君劢呼吁民主为敌伪指使，于11月21日浏览该提案后，“愤怒异甚，故未安睡”，并认为：“张君劢等提出取消党治案十条，是诚反动之尤者，此种卑劣政客，比汉奸更可怜、可恶也。”11月22日，蒋介石召集王世杰、张群等国民党政要，“异常激昂”地批评该提案：“完全要本党自己否定革命历史、取消三民主义与总理遗教，此与宣统末年各地逼王室下立宪诏何异。要知国民党是革命的，万不能任其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
蒋介石视阎锡山为张君劢等“同谋”：“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之阴谋，可以具体总括如下：阎锡山为委员长，汤芗铭为总理，国社党张君劢、张东荪为中心，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德国纳粹党员与倭少壮派共同主持，其经费由德国负责拨付。政客与军阀之勾结卖国，乃至于此，痛心极矣。”同时，蒋氏甚至想过如张君劢等人不愿撤回提案，他将在参政会中宣布此案系德、日阴谋：“如其不愿自动撤退，则不得已宣告此案之阴谋，为敌国与德国策动之真相，彻底处治。”
11月23日，王世杰与张群受蒋介石委派同张君劢、左舜生商谈撤回提案，还向张、左表示要避免与国民党决裂。当晚，王世杰、张群向蒋介石建议由参政会主席团另提一提案，明定抗战结束之时，即开国大制宪，得到蒋氏同意。据张君劢本人回忆，蒋介石同日还邀请他和左舜生聚餐，席间劝二人撤回提案，并表示：“如果这个提案排上议程，它只会暴露政府的无能，并且打击前线部队的士气。”最终张、左同意王世杰、张群的建议。次日，王世杰拟好新提案：“（一）抗战终了之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宪；（二）扩充战时民意机关职权；（三）用人不歧视党外之人；（四）保障人民之合法自由。”蒋介石、张君劢、左舜生对此均表示满意，11月25日，参政会一致通过此案，将张君劢等人的提案由主席团保留。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表示：“前日张澜等提案，今日得以保留不议，顺利处理，是乃道义之功效也。”
就在蒋氏稍缓愤懑心情之际，他于11月28日收到陶希圣发自香港的密信：“日方以殷同出面网罗张东荪、汤芗铭等发起所谓‘新国家社会党’，此种活动在宁沪之线索仍为陆鼎揆（现在北平）、赵毓松、诸青来等，而牵连及于在港之曾琦、梁漱溟、徐傅霖、邹韬奋等。‘汪政权’内部确认‘民主政团同盟’之策动渊源在于北平。张东荪等在北平之不断的活动，一方面与中央某某取得联络，一方面又与宁伪藕断丝连。彼与重庆、香港之国社、青年党等自成一个联系。彼对美日谈判成功之期待，使彼等感觉第三势力有形成之可能。”同时，蒋介石还收到张君劢等人接受纳粹资助的情报。11月29日，蒋氏向代为呈报张氏拟赴香港一事的王世杰表示不予同意，并称：“纳粹德人以五十万元贿张及其同党张东荪、汤芗铭。”
平心而论，此时国社党同青年党一样，自汪精卫集团附逆后内部产生分歧。1939年8月17日，张君劢通电全国，痛斥汪精卫集团为“刘豫、张邦昌之流”，表示国社党将在重庆国民政府领导下拥护抗战，反对分裂。诸青来、陆鼎揆等国社党人投靠汪伪后，于1940年3月16日以“国社党政务特别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声称国社党支持汪精卫“艳电”并将与之合作。张君劢撰写《国家社会党宣言》，严厉斥责汪伪政权假借国社党名义发表附逆谬论，并于3月18日亲送中央社要求发表。
不过，对北平沦陷区国社党人接触敌伪，张君劢似乎采取较为暧昧的态度。张东荪在1952年直言：“我与汉奸是有往来的，我当时是以他们为保护自己的用途，同时又在他们那儿取得信息供给中共地下人员。”汤芗铭在1940年与1942年分别拒绝担任伪监察院院长和考试院院长。据北平国社党人冯亦吾回忆，汤芗铭以研究佛教为名，同张东荪召集国社党人暗中活动，还曾悼念1941年病逝重庆的国社党爱国学者胡汝麟。1944年，汤芗铭出任伪“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但只从事经济活动，且暗中掩护国民党特工人员向重庆传递情报。从现有材料看，处于沦陷区复杂政治环境下的北平国社党人为维系自身发展斡旋于日伪、重庆、延安三方之间，似乎不能仅凭表面文字简单定性，认为其有违民族大义之举。据杨永乾回忆，与张君劢关系尚可的陈立夫在1941年12月多次劝张氏约束汤芗铭的活动，张氏均不置可否，有次表示：“我说汤没有当汉奸，你一定说有，我也没话说。”
但说张君劢本人无同日伪接触的意愿和行为，可能也并非实情。日方档案中有一份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本多熊太郎致外相丰田贞次郎的电文，提到陆鼎揆在与日方人员谈话时表示：“张君劢（目前在大理）预计十月下旬前往香港，确定国社党今后政策方针。前往香港之前，他希望先到北京一趟，听取汤芗铭的意见。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汤芗铭能与其一同前往香港。如果能够同行，则他们应会前往上海、南京会见汪精卫。”倘此电内容属实，那么蒋介石怀疑张君劢“通敌”不准其去香港并非空穴来风。
此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张氏曾亲自指定汤芗铭负责北平党务，但当他从雷震处得知蒋介石怀疑自己有“通敌”嫌疑后，便改变说辞：“国社党的发起人在北平留下了不少，如张东荪、石志泉、汤芗铭、万仞千诸先生，由张东荪和石志泉负责，张东荪因为教课忙，实际上系石志泉主持其事。在汉口时代曾和他们通过信，都是用的密话，派人送去的。自到重庆后，就再未和他们通讯了，恐怕害了他们。为了他们的安全，一切由他们自己作主罢！在日寇监视之下，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活动的。”抗战胜利后，曾留在北平沦陷区的国社党骨干均对汤芗铭负责党务一事避而不谈，且回避沦陷时期汤氏与张君劢通信之事。据雷震回忆：“胜利后，张东荪和万仞千到重庆时，我曾问过国社党在北平沦陷时究系何人负责，两人均答复是石志泉。民国三十五年底，我在中央饭店又问石志泉，他说那时日寇监视甚严，他们不敢和重庆通信，又不敢开会，要商量党事，则用请客方式，每次不过四五人，多讲了又怕日本特务疑心，说国社党是反日分子。”
由于史料缺乏，关于北平国社党人接触日伪是否系张君劢的授意，以及张君劢本人是否主动联络过日伪，目前均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判断。但可确定的是，张君劢并没有像对诸青来、陆鼎揆那样第一时间撇清与张东荪、汤芗铭的关系，这种暧昧态度进一步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民族文化书院开学后，张君劢平时需同云南省主席龙云来往，据杨永乾回忆，王世杰曾代表国民党警告张君劢不要与“军阀”走得太近，张氏回应道：“中国文人不与军阀勾结，谁能站得住！”因张氏态度强硬，加之此前曾和罗隆基响应傅斯年1938年两次“倒孔”，故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学生借“飞机洋狗”事件发起学潮后，蒋介石即视张君劢为幕后主使。
1942年1月7日，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据康泽回忆，临行前蒋氏交代：“学生示威游行……完全是国社党罗隆基他们在操纵……从柏林汇得有六十万块钱来给国社党，他们间接是和日本勾通，来破坏我们抗战的。”1月11日，蒋介石同陈布雷谈话时，再次称学潮系国社党“受外来策动之所为”。1月13日，蒋介石在思考后决定“不用权力”，让张嘉璈转告张君劢勿再作“无聊举动”。
张君劢一方面让张嘉璈告知蒋介石自己对学潮“毫无所悉”，另一方面访晤陈布雷，力辩学潮非国社党指使，但蒋氏坚称张君劢为主使者。陈布雷亦嘲讽国社党“无存在必要”，劝张氏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学术。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责骂张君劢：“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康泽在调查后，认为学潮爆发主要原因系物价上涨导致联大师生生活困难，与国社党完全无关，向蒋介石汇报后，蒋氏竟迁怒于他。
怒气未消的蒋介石在1月24日令陈布雷起草《致各省政府、党部、各大学揭破反动汉奸煽惑青年之阴谋电》，次日发送。该电极其严厉地批评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党徒之通敌卖国，甘为敌寇与纳粹作伥。中央曾屡得确报，知该党主要分子汤芗铭等，接受纳粹巨款津贴，在南京、上海公开组织其党部，以供敌人驱策。在香港则其党徒徐傅霖等，主办《国家社会报》，与倭寇、汉奸狼狈合作，每月接受敌方津贴五千元，其言论与在港敌伪所办各报如出一辙，而其污辱国体、诬蔑中央、狂妄荒谬且犹过之。去冬该党并向敌方领得活动费六十万元，专充策动西南抗战根据地反对中央之用。在昆明等地，亦有该党党徒混迹潜伏，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之奸伪互相策应，专作破坏抗战之阴谋。此等文化败类，专以利用我青年之纯洁心理，造作无稽谣言，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后方秩序为目的。”
1月30日，蒋介石让张群通知张君劢关闭民族文化书院，次日面催张群询问此事进展。2月3日，蒋介石同党内干部谈话时称张君劢为“无人格之政客”。张君劢本拟亲自到大理关闭书院，安置学生，蒋氏因疑其想借故出逃而拒绝，还禁止张氏以后到云南。张君劢只好让妻子王世瑛负责民族文化书院的解散与善后事宜。2月28日，张君劢与罗隆基决定登报声明与汤芗铭、诸青来等沦陷区国社党人彻底断绝关系，但王世杰认为张、罗已“颇为政府所忌”。其后，张君劢被蒋介石软禁于重庆汪山近两年，期间他外出有特务跟踪，信件经过严格检查才能寄出或签收，特务还时常借故到其家中盘问，打听他的日常活动，张氏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极其苦闷的时期。1942年10月22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改选主席团，此前任主席团成员的张君劢落选。至此，张君劢与蒋介石关系跌落谷底，国社党发展亦受重大打击。
综上所述，1942年蒋介石软禁张君劢的原因较为复杂：第一，1940年4月张君劢与曾琦联名致函蒋介石，希望改善党派待遇，使蒋氏开始对他不满；第二，1941年张君劢参与组建民主政团同盟后，蒋介石收到多份北平沦陷区国社党人接触敌伪的情报，使其怀疑张氏反对训政、呼吁民主动机不纯；第三，张君劢与龙云的接触和国社党的“倒孔”前科，最终促使1942年1月昆明爆发“倒孔”学潮后，蒋氏认定张君劢的政治活动均为敌伪指使，目的系勾结地方实力派颠覆自己统治，阻挠抗日，遂采取“极端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以防其“通敌”。
国民党的迫害并未使张君劢放弃政治活动，面对亲人劝阻，他表示：“人民之憔悴惨痛，令我甘入地狱中，受尽人世之谤毁窘辱，惟不敢自逸之一念，实有以致之而已。”在软禁期间，张君劢一改此前对中共的敌视态度，认识到应与中共合作共同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张君劢应中共之邀作《德苏战争周年纪念之文》刊于《新华日报》上，在文中张氏盛赞苏联抗德的战果，批评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悖，还呼吁中国联合英美苏携手将法西斯“摒之于世界之外”。1942年7月，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在致延安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打击张君劢、罗隆基使民主运动“遭受极大阻碍”，促使张、罗“更感到有必要和我党亲密合作以对抗当局日益加紧的压迫”。
但张君劢在与中共合作时，内心深处仍不希望同蒋介石决裂。据国社党人卢广声回忆，1942年夏，罗隆基劝张君劢给蒋介石写信，洗清国社党通敌嫌疑，并希望张氏写完后先给他看，再由民主政团同盟讨论通过后上交。然张君劢未采纳此议，而是写完后私下通过王世杰转交蒋介石。罗隆基从王世杰处得知张君劢在信中辩白称：“我是读书人，我怎么会替希特勒做情报……君劢爱国，不敢后人。”由于此信只字未提罗隆基，加上张君劢未经民主政团同盟讨论即单独联络蒋介石，罗氏遂认为张氏独断专行，登报宣布退出国社党。据杨永乾回忆，罗隆基脱党后，与其交好的梁实秋（曾任《再生》主编）亦受其影响很少再同张君劢来往。罗、梁疏远张君劢对国社党发展是一重大打击，党内其他两位骨干，胡汝麟已病逝，徐傅霖远在香港。据董必武1945年3月观察：“国社党的组织实际上已呈瓦解的形势，很少听到他们举行什么会议。对于国际国内政治问题，除张君劢个人偶尔发表一点意见外，久已不见国社党的什么主张。”
张君劢的辩白信和国社党的衰败，以及张东荪1943年在北平向国民党特工人员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的拥护，加之国民党特务并未从张氏家中搜出接受纳粹资助的证据，促使蒋介石逐渐消除对他“通敌”的怀疑。在内政上，张君劢在1943年主动向国民党籍的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表示：“我们虽然是对立的，但是我们的合作比与共产党的合作的机会要多要大。”在外交上，张君劢主张联合英美苏，早在1941年12月16日致国民党中执委书中，即提出中美英苏共设“战事最高会议”推进世界反法西斯大业。据顾维钧回忆，1943年初，张君劢到蒋介石官邸参加讨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会议，在会上提出：“中国力促缔结中英美条约，保证盟国在战胜德国之后，集中力量共同对付日本，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此建议得到蒋氏肯定。
因此自1943年起，蒋介石放宽了对张君劢的监视，并在一些问题上咨询张氏的建议。1943年4月25日，张群受蒋氏之命询问张君劢对国是的意见，张氏回答：“（1）应改造内阁，加入在财政金融方面有信用之人；（2）邀英美两国派遣代表，共同商议如何维持法币；（3）容纳各党各派参与国事。”9月16日，张君劢、左舜生向王世杰试探性地提出由政府与参政会共组宪政筹备机关“吸收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关于言论结社自由之开放及民选机关”等问题，并表示此系他们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的前提，王世杰告知蒋氏后，蒋氏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
这一时期张蒋关系缓和，也与蒋介石为争取美援，对国内中间党派表示一定程度礼遇有关。1943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承诺将设立“宪政实施筹备会”，原本不打算出席参政会的张君劢、左舜生得知蒋氏此举，亦“将作此表示而出席”。10月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参政员谈话会上表示：“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不久在确定宪政实施筹备会人选时，蒋介石对左舜生、李璜“极不满”，张君劢无异议。10月2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下设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任会长，张君劢任会员兼常委。
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后，大后方第二次宪政运动蓬勃发展，张君劢在其中亦发挥重要作用。1944年1月3日，张君劢在中间党派发起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发言称：“要实施宪政，就要先保障人权。”同日起连续三天，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刊载张君劢撰写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新华日报》2月1日全文转载。张氏在此文中提出人身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人民三项基本民主权利，政府对三大自由的保障是实施宪政的基础。1月30日，张君劢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案》，得到通过。3月17日，协进会秘书长邵力子将此案呈交蒋介石，蒋氏批示“交常会研讨”。6月17日，黄炎培、张君劢共同拟定的《关于滥用职权捕押久禁情事整肃改善方法案》亦在协进会上通过。张君劢等人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果。7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这是第二次宪政运动一项重要成果。
由于这一时期二人关系尚属融洽，故张君劢在1944年9月通过熊式辉试探性地向蒋介石提出自己想出国考察，并宣传中国国际形象的要求，得到蒋氏批准。同年10月11日，张君劢托熊式辉转交蒋介石一函，除表示感谢外，还希望蒋氏允许自己出席美国太平洋学会会议：“今年太平洋学会开会，可否代恳委座将劢列为出席人之一，对于解决日本问题或其他太平洋问题讨论之际，劢当竭其所知，冀有以贡献。会毕之日，再由美赴欧，随时随地闻见所及当写成报告以备委座之需。”蒋介石批示同意。1944年12月，张君劢经印度飞美，次年起与张嘉璈在美考察政治。
1945年2月，美英苏决定于4月25日召开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邀请中国参加。3月5日，蒋介石将时在美国的张君劢、张嘉璈兄弟列入自己拟定的中国代表团人选名单中。3月7日，蒋氏去掉张嘉璈，但保留张君劢。此时张君劢既是国社党党魁，又是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简称民盟）的中央常委暨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他是蒋氏两次草拟名单中唯一的中间党派领导人。3月10日，蒋介石让陈布雷通知熊式辉电告张君劢。当日熊式辉致电张氏，告政府拟派其参加旧金山会议，“盼其乐就”。获悉此事后，张君劢复电熊式辉表示自己“不肯独任代表”，建议增派其他在野党人物参加代表团。3月15日，王世杰、熊式辉一同向蒋介石建议增补李璜为代表，得到蒋氏同意。得知李璜入选后，张君劢致电在重庆的左舜生询问自己参加是否合适，左氏复电赞成。张君劢遂在3月19日致电熊式辉：“本人无何意见，可听命政府代表出席。”3月26日，张君劢、李璜、董必武作为在野党代表名列中国代表团十人中。蒋介石在同日致罗斯福电中称张、李为国、共两党外“其他两反对党”的代表。
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张君劢与顾维钧交流甚多。4月12日，张君劢向顾维钧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在未来两年内能实行宪政，他希望蒋介石妥善处理中共问题，因为如苏联对日宣战而中共又与之“联合行动”，则中苏关系将“非常难于处理”。在同月和顾维钧的另一次谈话中，张君劢主张中苏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指出国民政府需要改组。4月17日，张君劢交顾维钧一份自己致蒋介石函，顾氏交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后，次日宋子文致电蒋氏转呈。
张君劢在函中建议蒋介石立即举行国共谈判，并提出自己拟定的三项谈判基础条件：“苏俄决心参加远东战事，影响我国内外形势。如共党问题不急解决，必为我国之大不利。公宣布十一月召集制宪会议自为救时良策，惟屈指计之，议宪须五六月，再俟新宪成后，举行新选举及重选总统与改组内阁，为期至少亦须五六月，是真正宪政在今日以后两年之内方能实现。惟内部症结一日不除，即外人一日有可藉口之处。欲消外患，莫急于除病根，愚见国共谈判应即再举行，其基础条件：（一）国民参政会工作权限再扩大，畀以议决预算权与立法权，可与立法院作为上下院监督行使之。如定额为三百人，党内可占一百五十一名，均分诸各党及其他公正士绅。（二）行政院参酌责任内阁制，议事由公主席，执行各部长有负责处理之全权。此外加入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者为管部或不管部阁员，不必另设政治委员会以免叠床架屋。（三）共党军队前次提案中由三人委员会统率指挥，此条之下可再加一语，云‘在作战期内不另编遣或解散’，庶可令延安安心。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惟乞专裁。倘以为然，可一面召周恩来继续议，一面董必武到时，当力劝其赞成一致对外之大义，应如何与之商洽，只俟指示方针为幸。”
蒋氏对此函作何反应，目前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4月25日，蒋介石发给吴铁城一份介绍各党派在美活动报告，要求国民党中央研讨。报告指出：“青年党虽不完全站在政府立场但与共党对立；国社党于共党与政府意见不同时拒绝支持共党主张；中国民主同盟决定在美活动，基本上不与共党采一致主张；共党则以董必武演说，争取国际同情。”此时青年党已基本游离于民盟外，此处“中国民主同盟”所指人物应为张君劢。可见此时张君劢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也可知相比张氏提出的三项条件，蒋氏更看重其在函末提到的劝董必武“赞成一致对外之大义”。
4月25日至6月26日，张君劢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抗战胜利后，张君劢继续留美考察政治，并对战后中国民主化寄予厚望。9月10日，《再生》刊载张氏在美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相互关系》一文。张君劢在文中呼吁：“我们中国今后必须要有民主的与安定的合于民意的政府，来从经济、科学、军事三方面充实我们国内的力量，来立足我们国际的地位，使成为真正五强之一……希望我们国内同胞从今以后向同一目标进行，要求国家统一、政治民主，达到我们国力的充实。”9月15日，张君劢在致胡适信中表示自己希望国共谈判“早日成立”，避免内战。1946年1月16日，张君劢作为民盟代表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张蒋关系自此进入新阶段。
1.从合作到分歧，再从分歧到缓和，全面抗战时期张蒋关系分分合合，主要原因在于对宪政的不同理解。张君劢虽在反苏反共、支持抗日、复兴民族文化等因素上与蒋介石有共同点，但他在政治上一贯主张议会政治，相信蒋介石能实践孙中山民权主义“终极目标”——在中国移植英美宪政体制，这是他选择拥护蒋氏并同其合作的前提。就蒋介石而言，他虽标榜自己为“总理信徒”，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开放党禁、设立国民参政会吸纳张君劢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做出尽快“开国大、制宪法、行宪政”承诺之举，但其政治理念崇尚集权而排斥“民主、自由”，视宪政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对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精神十分忌惮。张君劢在第一次宪政运动中主张立即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不仅在蒋介石看来于战时形势复杂的大后方毫无实现可能，也使蒋氏视张氏和其背后的国社党、民主政团同盟为自己集权的阻碍，故予以严厉打击。在认识到蒋氏对宪政的抵触态度和客观现状后，张君劢于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从侧面提出保障人权的要求，部分得到受国际形势变化对宪政持温和态度的蒋氏采纳，使张氏对蒋氏实行宪政仍抱信心，虽遭蒋氏软禁但仍愿与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2.1942年蒋介石软禁张君劢一事，充分反映了张君劢政治上的幼稚和蒋介石多疑敏感的性格。张氏坚信自己同蒋、汪互换函件即标志国社党与国民党从此“推心置腹”遇事承商，故自己有劝谏蒋介石的义务：“即令与蒋先生所见不合，不能以得罪当局之故自欺天良，不发一言……鄙人以为惟有如此吾人方能贡献于蒋先生及国民党，以早日完成其抗战建国之大业。”在被软禁后，张氏多次批评蒋氏不该如此“意气用事”对待自己这样一位与国民党地位“平等”的反对党领袖。但正如李璜所言，蒋、汪给张君劢、左舜生复函中并无“贵党”或“贵团体”字样，可见蒋介石并不把国社党与青年党视为与国民党平等的存在，他实际希望两党有识之士加入国民党，“化多党为一党”。相比李璜，张君劢无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也正因如此，时人视张氏为政治活动家或政法学者，而非专业政治家。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性格多疑敏感又刚愎自用，镇压自己眼中的“反对派”从不手软。在蒋氏看来，礼遇曾反对自己的张君劢和允许国社党存在，已是极大开恩，而张君劢却“心存异志”批评训政，自己当然要处处提防。即使在张蒋关系尚属和睦的阶段，蒋介石仍未放松对国社党的戒备，如他在1936年5月得知陶行知秘书李一平兴办乡村教育时接触国社党人，即要求当地政府“严密监视”。因此尽管张君劢“通敌”一事未经证实，甚至接受纳粹“资助”金额尚未确定，但蒋氏宁可信其有，视张氏和国社党威胁自己权力，最终采取“极端手段”。
3.抗战中后期张君劢虽与中共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也赞成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但其政治态度并未如黄炎培、张澜等知识分子一样逐渐“左转”，这固然与受其弟张嘉璈和政学系要人张群、熊式辉影响有关，但根本原因系张氏一贯秉承反共立场及受民国政治逻辑制约所致。张君劢自1920年代起，即视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毫不相容，热衷国家通过渐进改良实现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中共暴力革命。虽因国内外形势及个人境遇变化，使张氏在抗战中后期对苏联、中共看法有所修正，但正如董必武观察的那样，张君劢在政治上虽呼吁民主，但其笃信“英美式的民主”而忽视“广大人民”；在外交上主张联苏，但不认为苏联是“民主国家”并批评苏联。笔者赞成学者邓野提出的民国政治逻辑即“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武力系政治“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观点。由于没有武力，张君劢及其领导的国社党为实现政治理想，只能寄希望手握武力的实力派采纳其主张。就张氏个人而言，他始终对中共存在偏见，内心深处又不赞成联合龙云、川康军人等地方实力派，这就使得他只能把实现宪政的理想寄托在蒋介石这位最高军政领袖身上，故虽曾受蒋氏严厉打击对其“咬牙的恨”，但得知自己被确定为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唯一在野党代表后，仍欣喜不已并有1945年4月致函蒋氏“献投名状”为其谋划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之举。据顾维钧回忆，蒋介石1945年3月6日同他确定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人选时，“仅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并表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就蒋氏而言，在民国政治逻辑影响下，他最初选定张君劢为代表并非看重其在野党领袖身份，而更多看重其著名学者的头衔。1946—1948年，随着张君劢参与“制宪国大”“改组政府”“行宪国大”与蒋介石产生新的互动，终使其认清蒋氏迷信武力、打压异己、排斥宪政的本质和自己在蒋氏心中的分量。对抗战胜利后张蒋关系的演变，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本文承江沛教授、贺江枫副教授、杨雅丽博士等学界专家、同仁提供宝贵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但本文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