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太原
摘要：以日记做史料，不能以记者的是非为是非；要进得去，出得来，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所记之事存在的语境及前后历史之变化。以此来看蒋介石日记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则可发现一些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其中所记“山西平型关击退敌军”“第八路军亦能听命也” “共党之反响与瑞兆”“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等语，充分说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协力抗战的地位和作用。而在蒋介石看来，“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尤可谓中共全力抗战的典型写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一度试图与日“谋和”的时候，其最大的顾虑就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充分说明了中共对抗战的支撑性作用。日记中，蒋介石越是对中共“愤激”和扬言“制裁”，越是反映中共的发展之快之大。而在“沦陷区”中共愈是发展，则显然愈是对日本统治的打击和消解。
关键词：蒋介石 日记 中共 抗战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成果，不少利用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一些非专业人士每每以其中的只言片语对已形成共识的基本史实评头论足。历史具有复杂性、多面性和整体性，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多面多角度地透视，才能识其真面目。利用蒋介石日记做史料，必须有整体的视野和贯通的眼光，必须充分了解所记之事存在的语境，必须明了前后历史之变化，不能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要进得去，出得来，尤其是要读出其真实之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意。以此来看蒋介石日记中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则可发现一些无法遮蔽的历史存在。
同年9月14日，蒋介石记道：“本日得大同放弃消息，痛苦万分！阎（按：阎锡山）之罪恶甚于宋（按：宋哲元）之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在举国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用心和用力似乎仍然有不一致之处。不过，10天以后，中共在对日作战中的表现令其倍感欣慰。9月25日的日记写道：“保定似已失陷”，“山西平型关击退敌军，晋局或可转危为安矣！”在华北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八路军参战不到一个月即取得平型关战斗胜利，给国人以极大的振奋，同时对蒋介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幸获大胜”，使其由“痛苦万分”变为寄望“转危为安”，充分体现了中共在抗战初期的独特作用。他专门致电朱德、彭德怀予以鼓励：“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的丢城失地，一方面是共产党军队的初战告捷，使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日益向好。
又十余天以后，他的日记写道：“共党之反响与瑞兆”；“内部之团结，应大公无我”。这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中共抗战比较满意的一面。在他看来，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表现出一种“瑞兆”。所谓“瑞兆”，就是捐弃前嫌，合作抗战。这似乎使他很受感动，提醒自己也要抛弃私见，从“大公”出发，进一步巩固中国内部之团结，一致对外。不久，他的这一感觉和认知在与华北将领宋哲元的谈话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与宋哲元谈话，自觉有益于战争前途，第八路军亦能听命也。”可见，全民族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是比较好的，连蒋介石都颇为满意。由此，他把八路军纳到“战争前途”中去考虑，说明他很看重中共在整个抗战中的作用。为进一步发挥这种作用，他还一度考虑“共党参加政府之组织”。
当然，中共不可能完全按他的意志行事。因此，他内心里也常有斗争和犹豫。该年12月9日，他写道：“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第二天又记道：“对共党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以全局设计，应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在华北大城市相继沦陷后，中共提出并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对“独立自主”，蒋介石显然不表认同，视为“矛盾行动”，但经过思想斗争和反复衡量，他基本上做到了“相忍”，不予“统制”，并最终接受了“合作和共同抗倭”的关系：“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毋庸置疑，从“全局设计”出发，正面抵抗和敌后游击都是必要的。
中共开辟的敌后游击战场，长期以来往往为国民党人诟病，甚至污为“游而不击”。实际上，敌后游击战不但是中共根据自身情况所作的一种选择，而且是在日军侵占大面积国土以后打击日军的最有效作战形式。蒋介石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他就提出和布置过游击战：“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其防不胜防也”；“转危为安之道：保持战斗力，发动游击战”；“速定发动游击战争方案”。这与毛泽东把极具灵活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视之为最终打败日本的取胜之道，似乎并无二致。
问题是国民党军队打不了这样一种战争形式。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军“速战速决”战略难以为继。蒋介石自然明白日军短时间内再也难以发动大规模作战，因此对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愈加重视。但苦于绝大多数国军军官对游击战了解甚少，为改变这种情况，蒋介石在南岳衡阳举办了游击培训班，还专门邀请共产党方面的人去讲课，并说：“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主。”这表明即使从蒋介石的角度看，敌后游击战也是整个抗日战略的一部分，并且在“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拟把它提升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只是国民党军队很难承担这一任务。到193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仍然不禁感叹：“沦陷区游击队纷乱无系统。”中条山战役以后，蒋介石责令孙连仲的部队就地留下，分散打游击。然而，孙部溃不成军、无以立足。在国民党不能很好为之的情况下，从打击日军出发，中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显然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蒋介石分配给中共的作战任务。
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对敌国最大之打击”“抗战到底”和“抗战最后胜利”，在于“内部之团结”，“团结党内，统一国内，使之坚强”，“自强自立”，“全靠自己奋斗”。因而，他每每提醒自己：“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共党问题应速进行解决”；“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共党关系应明定宣布”。然而，1940年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共摩擦，他对中共的抗战态度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最后从各个角度做了一次整体性的分析和评估：“对第十八集团朱德部之评判：甲、以理论言，以共党利害言，以革命整个局势言，皆无背叛革命与抗战之可能。乙、国际形势与外交关系言亦不可能。丙、共党宣言与国民革命成败论更不可能。丁、此时共党惟有树信用、守纪律、服从国府命令、实行三民主义、信仰统帅、共同革命、实践其宣言。戊、如果违反抗战，破坏革命，违反民族利益，何异出卖国家，此为自杀之道，岂敢甘冒此不讳乎。己、此时只要共党改正其错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则一切既往之事不应追念，期达团结一致完成革命之目的。”
蒋介石的上述评判对中共带有明显的猜疑性，但是他从理论方向、国际形势、革命局势、民族利益、中共自身的“宣言”、利害和地位来分析，最终得出中共不会“背叛”抗战，理应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一个意思是，中共的态度和行为对抗战至关重要。只是蒋介石把中共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又理解为或看作“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则说明他仍不能接受或容忍中共提出的独立自主方针。不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其心中，政见之争、阶级之争终为抗战大局所压倒，暗下决心不咎既往，“期达团结一致”。
几个月以后，蒋介石对中共坚持抗战的判断明显得到了证实：“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发动的“百团大战”的记载。在他看来，此战使日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在国民党一方无甚大战事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为此，蒋介石再次专门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显然，这对蒋介石和全国军民都起到了提气的作用。一个多月之前，他还在无不怀疑地向周恩来探问：“中共对抗战之方针究竟如何？”而此战使他明确得出：“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在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战相持已久，几近陷入沉闷的时候，“百团大战”可谓中流击水，重振了中国战胜敌人的信心。事实上，信心就是坚持抗战的最大支撑，正如蒋介石所言：“信心可以移山。”
总的来看，全民族抗战时期蒋介石是以“战”为主的，特别是在初期，面对内部此起彼伏的“主和”之声，他甚至放过狠话：谁再提“和”，格杀勿论；而面对日本以“防共”为条件的诱降，也不为所动：“敌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显然，蒋介石看穿了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在敌我内外、民族大义面前是清醒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家国情怀，在蒋介石身上体现得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当抗战面临严重困难，外部环境又不如其所想的时候，“和”的想法也偶尔会萦上蒋的心头。特别是到武汉即将沦陷之际，“和”的念头在其心中一下子强烈起来，似乎要付之于行动：“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和之弊害：甲、停战后倭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乙、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丙、英美不悦。”起初，蒋介石力排众议决心坚持抗战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不久会发生“欧战”，“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也”；“持久抗战时期变化之预测：国际干涉”；“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至少，国际力量将牵制和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动。“闻英美要求倭外部对华北不扩大之保证”；“见美使，详告其东亚已入最险关头，望其政府作转危为安之计”；“注意：英美态度渐趋积极”。然而，当这些预见和希望迟迟没有到来的时候，面对日军已进入到中国腹地，且气焰日盛，他似乎感到越来越撑不住了，以致准备“对倭有机即和”。
尤值得注意者，他设想的“和”的一个最大阻力就是“共党”。所谓“共党扰乱不从命令”，显然指中共不会跟着他去“和”或投降。这说明他对中共抗战的态度和决心还是很了解的。由此，使他对“和”有很大的顾虑，中共问题为其三大顾虑中最为实质性的一个。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始终没有敢于将对日谋“和”付之于实际行动。这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在抗战时期乃是维持抗战、制止妥协投降的最重要支撑。日本方面也认识到：“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意思是即使国民党“屈服”了，也不能代表中国就“屈服”了，因为中国还有不会“屈服”的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不经意间提到的中共之力“全在战区”，真可谓是中共一心或全力抗战的典型写照！所谓中共“调往前方之效”，“其利固甚大也”，到底是什么大“利”呢？不就是可以让日本消耗甚至消灭中共，也就是朱德说的“借刀杀人”吗？其所谓“抗倭即剿共”，更表明了他的一种阴暗之心理，意即可以把日本和中共一起来打，“双管齐下”；或从其稍光明的一面来说，打击日本，收复了沦陷区，也就使中共无立足之地了。全民族抗战初期，蒋介石“考虑长期抗战”的时候，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共党煽动，民心背弃”，“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而这个时候，他认为，中共因“全在战区”“则不足为患”了。问题是国民党“抗倭”根本不能随其所愿，且不说收复沦陷之地，现存地盘的丢失仍时有发生，甚至有溃败的情况。日本方面也注意到，“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
与其如意算盘相反，中共在沦陷区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蒋介石日记中也有许多反映这一情况的记载：“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部之隐患”；“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党到处发展”，“共党之猖狂日甚”；“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中共不断“收械扩地，扩张其势力”。这确使蒋介石惊恐万分，备感忧虑：“为共党无理不法，思加痛斥，故睡眠亦不甚良，因之心身疲乏，精神顿感不舒矣。”长期以来，有关国共抗战，部分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共不怎么抗日，只是热衷发展自己。蒋介石的记载似乎恰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然而，如果深入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细究，就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在“战区”，不打击日军，又怎能“发展”呢？华北等地既然为日本所占领，中共能够深入敌后，其本身就是不利于日本的，至少使其统治不稳。而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发展起来，“扩张势力”，很难设想不通过与日军交锋、争夺就能做到的。所以，在沦陷区，“发展”本身即“抗日”。即便是从日本一方的感受和布置也可看出这一点。1938年以后，日本方面不止一次地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这些记载也充分表明了中共在华北抗战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蒋介石说“抗倭即剿共”，按此逻辑，中共可谓是“发展即抗倭”。然而，无论中共在怎样的环境中“发展”，都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为共党事甚愤激”。面对未曾料及的“共党到处发展”，他一方面试图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加以制止：“与彭德怀谈话，严令其勿破坏河北行政系统”；“约恩来谈话，注意：对共党明言特区不准者，乃成割据而反统一也”；“对叶剑英痛斥共党之骄横愚妄”。另一方面，他又暗中日夜思考“防制策略”；及“对共特工之设置”。正是在他这样的处心积虑之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自此，如何限制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考量。
特别是1940年以后，蒋介石磨刀霍霍，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具体的措施来“限共、反共”：“对共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受纪律奉命令”，“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限令朱德部十五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线以北地区，如其不从，必以武力制裁，非此不可也”；“对共朱决制裁勿再犹豫”；“共党形势汹汹”，“跋扈枭张几乎不可向迩”，“陕北晋察皆为所欲为”，“必执行余之职权以制服此不法无知之徒也”；“令共党部队撤退于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日益明朗，“限制”“严防”“制裁”“使之就范”等成为主格调，以各种方式“对中共与第十八集团军示以最大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
与此同时，他下令“制裁”中共的实际措施接踵而至：“对中共宣告隔离与绝缘”；“中央不承认中共法律地位”；“中共理论之批驳”；“密令凡无中央许可，共军各地机关应一律取消”；“各级党部对共党案一律以发动盗匪案按律惩治，不得指明为共案”；“共匪仍无遵令北移象征，只有照预定计划逐渐压迫使之就范”。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中发生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对中共的“制裁”可谓不择手段，出手之狠也前所未有，作为堂堂中央政府竟然把“共案”人为地误为“盗匪案”。或许蒋介石写日记确是不为己讳，亦或许作为当事人的他根本就不知何为政治的正当性和历史的正义性！有甚于此者，他把“制裁新四军”看作“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更是再一次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天理与人情”。中国人“自相残杀”，“最为残苛之悲境”，是他曾非常警惕的，而竟然又为其一手所制造。
正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但抗战不力，而且还试图削弱或消灭牵制着大量日军的中共，其在国际上也日益“失道寡助”。抗战后期，蒋介石一次记道：“（国际上尤其是美国）有非以共党主政则不能抗战之谬见。因之无论军事、外交在华人员，在言论宣传上与物质行动上，皆一致协助共匪，以推倒我国民政府为其惟一目的。”蒋介石所讲的“主政”有些言过其实，应该指的是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该议一出，不但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而且也为美国和苏俄方面所赞同。他所了解到的“国际上尤其是美国”认为没有中共则“不能抗战”之见，尤能体现中共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其实，美国的这一看法并不是为了刺激蒋介石，而是来源于他们的实际考察：“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当时，中共为美国等一些国家所关注和同情，“一致协助”，主要不是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而是基于中共在抵抗日本侵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无论谁能削弱日本，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再者，他设想的“抗倭即剿共”也无法如计实施。在沦陷区，国民党根本不能有效地打击日本，因而很难像中共那样发展。按说，国民党掌握的资源更多，更有基础更有条件发展，为什么在“沦陷区”发展不起来呢？这同样值得深究。另一方面，在国民党败退后试图再次进入沦陷区的时候，发现中共的势力已经在那里扎根了。蒋介石所记的“共党在华北排除国军肆无忌惮”之类，显然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即是说，国民党无法从日本手中夺取空间，而变为试图占据中共已取得的空间，摩擦冲突自然在所难免。于是，在沦陷区，对蒋介石来说，“抗倭”往往置之脑后，“剿共”则成了首当其冲。蒋介石越是对中共“愤激”和“制裁”，越说明中共的发展之快之大。而中共在沦陷区越是发展，则显然越是对日本统治的打击和消解。于此为其沦陷之地，蒋介石不积极地“抗倭”，反而千方百计地限制和打击中共，无论他对中共怎样愤恨和谩骂，无论后人怎样为之辩护，恐怕都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