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建军
摘要：在中共党、团组织的积极推动与引导下，1924年到1926年初，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的政治身份，先后经历了从中国国民党员到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转变，在革命的震荡中经受了严格的洗礼后，并在大革命洪流中完成了向中国共产党员的转变。这些史实只有置诸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共政策变动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而不能只是依托某些回忆文章。
关键词：北京蒙藏专门学校 中国共产党 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发展党团力量，有力地推动当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内外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民国初年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培养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该说法来自当年在蒙藏专门学校就读者的回忆。1959年春，曾为该校学生的吉雅泰接受沈达采访，讲述了1920年代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守旧及中共力量在该校从事革命动员的史事。自1960年代初起，乌兰夫、奎璧等也陆续发表回忆文章，一度掀起了世人对这所学校过往的辉煌革命岁月的关注。研究者们在这些回忆文章的基础上，对于革命年代该校学生运动以及中共在该校发展力量的相关史事展开研究。这些革命青年当年创办的刊物《蒙古农民》，也自1982年起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80年代，研究者云路曾试图厘清该校早期中共的组织问题。遗憾的是，囿于史料的局限，所发两篇文章并未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2008年以来，作为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历史继承者，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在其校史中虽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本校的早期活动，却不详明。2016年，齐群首次梳理了绥远土默特旗籍的蒙古族青年群体的入团轨迹，但在史料梳理方面仍略有欠缺。笔者试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学生政治身份的变迁为线索，置诸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共政策变动的背景之下，将该话题最大限度地向前推进一步。
此间，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已存续十年之久。该校学生本是因受官费影响远道求学而谋入仕者，本性大多淳朴忠厚，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一度表现出蓬勃的爱国热忱。他们的思想认识是在何种机缘下，且受何人引导而转入革命政治道路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北京团地委此时已开始在该校发展组织。据曾就读该校的张兰田（原名张良玉，即张良翰堂兄）回忆称：“我们在蒙藏学校时期，有个赤峰人韩麟符常来校活动。他和张良翰、吉雅泰、李裕智、孟纯等往来密切，进行秘密活动。继而校内有了政治组织，表面上是国民党组织，从其秘密集会、宣讲马列主义等进步活动来看，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按此说法，韩麟符应是该校早期革命的领路人之一。
上述说法，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代表由孙中山直接指定和各省区地方党部推选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后者须是原地方党组织内有较高声望者才能当选。韩麟符、陈镜湖、于兰渚3人是直隶省党部代表，而大会代表的选举产生方式是“每个支部有一票，每50人也有一票”。韩麟符的当选，自然缘于他在顺直地区的极强的革命感召力。韩麟符能够顺利在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展开工作，还有一些重要原因。20年代初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因办学经费艰窘，校长更迭如走马灯，校务废弛，校内外人员“去入自由随便，所以容易同外界发生关系”。再者，就是中共对于蒙藏问题的认识和积极努力。中共北方领袖李大钊一直关注蒙古民族问题，在多种场合强调蒙藏因素在历史和现实中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据时任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罗章龙回忆，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在自己组建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有意挑选了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和王仲一（又名振翼，字壮飞，山西天镇人，时在张家口负责党务）、韩致祥（热河人，即韩麟符）、何资深、李渤海、李治、罗章龙等对北方地区有所了解的重要党员，组成“民族问题研究小组”，“开展民族运动工作”。据罗章龙回忆，“韩麟符是内蒙古地区的人，他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李大钊派韩到北京蒙藏学校，“团结和发展了一批进步学生”。
1924年3月20日，北京团地委在向上级呈交的《全国学生运动状况》报告中指出：“北京有个蒙藏学校，学生百五十人，皆蒙藏官费送来者也。此次本团为国民党介绍党员，得一与他们接触的机会，深觉此辈学生将来于蒙藏事业之发展有极大之希望。现加入本团有最进步者一人、入民党者数十人。此后北京地方当注意此新方向。现在不过提提而已。”这段文字之前还有“可注意的蒙藏学生”几字，说明了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其重视的态度。这段文字中特别提出的“加入本团”的“最进步者一人”，学界虽无定说，实应为热河人张良翰。张妻为蒙古族，张也“会说蒙语”，韩麟符正是利用了他与张良翰的热河同乡的身份，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学校。
身处于直系北京政府控制之下的北京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以公开身份活动，韩麟符等人在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时，自然也不能在公开活动中有意区分国共两党的不同。该校学生也就很难分辨出这些外来者的真实政治身份。据该校喀喇沁右旗籍学生乌力吉敖喜尔回忆：“我们知道蒙藏学校有革命活动，但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不清楚。那时有个同学叫乌文献（字子征，是我旗混都冷村人），他跟韩麟符关系很密切。我知道吉雅泰、李若愚、荣耀先等也和韩麟符他们发生关系。”
1924年3月22日，团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北京团地委负责人黄日葵于20日离京赴沪，其工作由朱务善代为负责。据朱务善回忆，北京团地委成立初期，“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可以说无孔不入，当时的学生运动及一切社会活动几乎没有一处不是由我们领导的。因此，那时绝大多数的先进青年，都为我们所吸收，加入了我们的青年团，后来变成了很忠实的党员”。3月中，朱务善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该校学生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据朱务善称，“今日有一事堪足报告者，即蒙藏院学校同学事。该校共同学百五十人，均由同志介绍入国民党，昨由我宣传，几全体加入S.Y.，情形极好。惟该同学对主义不甚明了，我等恐该同学等受外人宣传，故先介绍入S.Y.，然后徐为教育耳”。北京蒙藏专门学校附属于蒙藏院，文中所指蒙藏院学校，即指该校。
这150名学生中，约有100多名学生因对青年团并无多少了解，被鼓动起来的热情很快消失，无心参加青年团后续的活动。但这并未对北京团地委在该校的努力造成较大影响。30日，蒙藏专校即“成立支部，共同志四十二人”。在朱务善等人积极努力下，蒙藏学校的青年们踊跃投身到国民革命中。
北京地区的党团工作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浪中迅速发展起来。1924年5月3日前，北京团员有350人左右，而北京蒙藏专门学校有42名团员，超过北京团员总数十分之一，在当时的北京团地委力量中，显已举足轻重。“但由于组织发展过快，纪律松散，内部纠纷增长。”5月21日张国焘被捕后，党团组织遭致严重破坏，一度活跃于北京地区的党团重要干部纷纷转移，受其影响，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4名团员很快与组织失去联系。
严峻而紧迫的形势，使得团中央不能不对北京地区团员的政治忠诚度感到担忧。1924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很快注意到共青团员的青年化倾向。这些要求中共必须做出一种抉择，即须以宁缺毋滥为原则，将那些政治立场不坚定者清除出组织，同时将超龄而合格的青年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就在此间，北京团地委向团中央介绍了北京蒙藏专门学校38名团员的情况，希望组织认可。有感于北京团地委在政治要求上的宽松，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蔡和森提出了严厉批评。7月10日，黄日葵在给团中央的回复中，特别提到了蔡和森对于“收容藏蒙［蒙藏］专门学校三十八人一事”的批评意见，黄日葵回复称，“该三十八人皆蒙籍，故收入时略宽”，并非北京团地委“公然决议此后采此方针也”。此时，“北京同学已增至三百五十人强（要求加入者当大有人，为慎重计未许也），以目下能力而论，确嫌数增加太速”，故决定“合组教育宣传委员会”，以强化政治修养。针对此前团中央要求“多觅同学参加学生总会事”，北京团地委“已在热、察、绥三特别区设法，大约有七八分把握，有可靠人出席，俟得确信再函告，蒙藏方面日内即进行”。这一答复，并未让团中央满意。当月，团中央要求北京团地委公开解散，暂时停止活动，进行整顿，并秘密重组；在新地委成立之前，先成立由5人组成的北京地方团筹备委员会，就原有团员资格重新审查登记，建立新支部，提出地委候选人，适时恢复北京地方团委。所有这一切，须经团中央审查批准方为有效。
10月18日，北京团地委按照团中央规定的严格手续，将各支部介绍上报的可“重新加入青年团”的112人，认真审查完毕，随即将这份名单附列于给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后，并扼要介绍其中个别突出者。这份名单包括经过甄别后初步确认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30名学生，其中张良翰、王祥和李裕智三位被重点介绍。张良翰“曾当支部书记，文学比较的好，但性质太重，是一个忠实的同志”，王祥“作过民党绥远特派员，作事能力不十分充足，但颇忠实”，李裕智“能领率全校学生，富于革命精神，学校曾委作绥远筹款委员”。报告还称，“蒙专的同志全系蒙古籍，都是纯无产阶级。这些人对于团体都十二分的忠实，他们的性格都大同小异。他们的优点是，他们觉悟到他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都有发奋努力的精神。”“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团体对他们当切实的作教育工作。至他们的忠实，于冯玉祥拿钱来顾［雇］他们当向导军被拒事看来，是可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很忠实的了。”这30人中，除张良翰为热河籍、乌文献（又名乌勒吉）为内蒙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籍外，仅张崇德1人尚无任何资料可为佐证，其余27人皆是归化城土默特旗籍蒙古青年。或许正因这次比较严格的政治审核，多数土默特旗革命青年在日后的回忆中，将其入团介绍人定格在刘伯庄身上。
在刘伯庄等人看来，张良翰、王祥、李裕智等人是该校最为重要的学生领袖，其政治觉悟和能力明显较其他学生突出许多。此时，蒙藏学校的团员人数占整个北京团地委的全部有生力量30%以上，仅次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团员数。北京团地委的审查名单寄至上海团中央局后，邓中夏等人对于包括北京蒙藏专门学校这批学生在内的团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多数学生的平庸，颇为不满，故近10日间，北京团地委未收到团中央的回复。恰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时局略显纷乱。在京团中央负责人刘仁静经得中共北京地委同意后，宣布各支部成立，迅速开展工作。11月1日，仍放心不下的邓中夏代表团中央局，出巡北方各省，检查各地团务工作。9日，邓、刘一起出席北京团地委重组筹备会，在讨论对新团员进行审查问题时，邓氏仍未平复对于此前的团员名单的不满，认为，“审查加入之人太宽”，应“根据中央意思主张从严”。会议推选出团地委新领导机构，刘伯庄、李渤海分别担任秘书、组织委员。10日，邓中夏给团中央局恽代英、张秋人去信，介绍北京团地委组织新近情况，并决定亲自“日内再去将所有人名履历检查一次”。11月中，中共上海中央局会议后，陈独秀委派罗章龙重返北京，主持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其重要任务包括，加派20多名得力干部进入北方区，“整饬北方区共青团工作”，同时“按照国共合作政策，加强京、津、察、热等地党与群众工作”。
颇为活跃的多松年并未出现在前述30名蒙古青年名单之中，他此时应已加入青年团，“并担任了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还参与中共北方党组织活动，“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故未出现在这份待审名单上。受到在京同学的鼓动，从家乡返回学校的吉雅泰“很快请求入团”，随即“经韩麟符、李渤海介绍并经团员大会通过”，被批准入团。该校青年团员对革命充满热情，据吉雅泰回忆：“当时北京党组织举行讲演、报告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我们都去参加。……我入团以后，主要从事党布置的工作，学习成了附带的事情，因为工作太忙就没有去。在学校里总也呆不住，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1924年11月底，北方区委决定，由李大钊（中央委员兼区委书记）负责国民党工作，刘伯庄（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市委组织部长）、韩麟符等负责北京等城市工作。11月30日，已拥有13个支部的北京团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重新登记团员，改选北京团地委，推选刘伯庄、黄日葵为正式委员，新团地委下设宣传教育、学生运动、工农运动三个委员会，黄日葵负责宣传教育委员会（又称教育宣传委员会）。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各机构的索薪风潮此起彼伏，蒙藏院及其所属蒙藏专门学校的经费更是艰窘，会议当天，该校全体团员30人“为了本班学款，全赴财政部”，故“未到会”。
按照黄日葵的安排部署，各委员会“每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如讲演会、学术研究会、体育会、同乡会等等组织，无此种组织的地方，应由我们发起（同乡会除外），以期网罗群众。至于学生会我们当然要全体参入，并努力为他们谋校课的改良及学校卫生等等切身利益。但我们加入各种组织，一方面自然希望取得指导地位，一方面要愈意接近群众。”为实现上述目标，北京团地委要求各支部认真组织开会。曾负责教育宣传的一位干事、朝阳大学学生尹才一回忆：
我被分配每周按时出席蒙藏学校和四中团支部会议。教宣委每周有油印的教宣大纲，即以此为根据向团员宣讲。蒙藏支部人数较多，负责人为云泽（乌兰夫）、荣［王］祥、吉雅泰。四中团支部只有五六人，负责人为张廷琼。这次北京团的改组，是在赵世炎、刘伯庄等自苏联归来，按照列宁建党原则进行的。从此，开始建立正常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制度，北京团生气勃勃地迎接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3月，蒙藏专门学校团支部选派学生代表4人参加了北京市学联。4月20日，作为北京团地委第五支部的该校支部已成立干事会，团员已“有三十余人”，按4个团小组进行活动。从1924年11月的北京团地委的重新组建时的30人，到半年之后仍只维持在30余人的规模，说明中共在该校发展党团力量问题上的稳健。1925年春，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支持和鼓励多松年、奎璧、崇善等发起创办了蒙古族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并“以张家口为中心，广泛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革命群众中”。
早在中共建党前后，共产国际即以苏俄党团体制为模式，在中国内地帮助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党团在工作范围、动员对象的一致性，其双轨运转机制，使得团组织“第二党”化倾向日益明显。1923年12月起，中共中央提出团员青年化问题，希望通过将超龄团员输送入党等办法，使青年团变为纯粹青年的组织，甚至划定了28岁的升转界限。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积极扩大党员人数便成为其考虑的重点。5月14日，党团中央发出通告，将党团年龄界限上移，“团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共组织的发展。
蒙藏学校的学生们正是在这一时期广泛加入中共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当年的亲历者或其亲属对这批蒙古族青年的入党时间，大多记忆模糊，时间略有出入。1923年后，北京蒙藏专门学校校长更迭频繁，据张兰田称，其兄“张良翰就是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遭到时任校长金永昌的开除，张则发动学生将金氏驱逐出校。据校史档案所载，金永昌1924年春辞职。按照这一说法，张良翰至少在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他学生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也多指认在1924年。但据云路分析，“在党的四大以前，蒙藏专门学校的党员发展，也不会很快、很多的。”该校学生入党“多数是在1924年10月以后，更多的是在1925年，1923-1924年为数甚少。”揆诸前文所述，云路的论断固然较当事诸人的口述和传记客观不少，但仍有误判。
考诸当时北京政治生态和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批革命青年在1925年后转党的可能性或许更大。1924年底，临时执政段祺瑞宣布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按朝阳大学学生尹才一回忆，此时的在京国民党组织才能公开活动，“京团面貌一新后，加上政治情况的改变，团组织得到大发展，一批超龄团员及一些团员骨干分子相继转党，充实党的力量”。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大部分团员的转党，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有直接关联。
此前，内蒙古各地青年虽已逐步建立起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但“都是彼此不相联系，故不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反映到作革命运动的青年的经验上感觉上都需要一个集中的组织”。此时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已成为“内蒙各地先进青年的会［汇］聚点，故在蒙藏学校所收集的各地来的通信，都是联合内蒙所有进步的青年的要求”，这两方面因素就成为内蒙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组织成立的“两个动力”。“内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分子，将这个时期内蒙各地整个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在自己影响之下”，其中包括多松年、佛鼎组织的“内蒙自治促进会”和多松年组织的“绥远学生联合会”及孟纯组织的“蒙藏学校学生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5年4月16日，内蒙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内蒙古的革命进程。1925年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关于内蒙古的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加强革命工作，但应从中国（北京）内部着手。”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正是遵循这一原则，中共迅速认识到在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建立党支部的紧迫性。
1925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兼北京地委在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建立党支部。在这一过程中，山西籍党员王仲一出力不少。王曾“主持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因他懂蒙语，熟悉蒙地生活，被派到蒙藏学校工作，并参与发展优秀蒙族干部和创造蒙藏学校党的支部”。据罗章龙回忆，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为荣耀先（1896-1928），“荣耀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并发动和带领了一批蒙古族有志青年踏上了革命征途。蒙藏学校的党组织有学生支部，荣耀先是支部的负责人，他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曾直接向北方区委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以及北京西城区委汇报过工作，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勇敢和能干”。
经过中共党、团组织的积极努力，蒙藏学校的120多名蒙古族学生，自1925年党支部成立以后，大部分发展为党员、团员。“开青年团会议，是全体同学参加”。“蒙藏学校的共产党支部，差不多每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大多数的时候，是由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党的北方局的一些同志去对这些年轻的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分析时局。每逢开会，屋子里人挤得满满的，窗上的帘子放了下来，防备别人偷听，有时，在门外还有一个同志站岗。”这一说法在孟纯的回忆中也可得到验证。据其回忆，“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活动一直是很多的。……蒙藏学校经常开支部会”，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的赵世炎，“常参加支部会进行指导”。“除了李大钊同志的讲话外，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好多负责同志也常到蒙藏学校的支部会上讲话”。在蒙藏学校党的支部会议上，提出过“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如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对这些，当时我们认为都是很对的，很爱听中国共产党的话。蒙藏学校的学生经常讨论内蒙古民族的前途问题，这是大家关心的”。
关于该校党团活动的具体场所，当事者回忆多是在寝室进行。据康济民回忆，“当时有个东大寝室和西大寝室，东大寝室里住的是西部土旗蒙古人，西大寝室里住的是东部喀喇沁旗蒙古人”。东大寝室在孟纯的记忆中称为“大东寝室”，即校内的东厢房。“这是五间房子的寝室，住着大约四十个人左右。”其中38人皆为中共党员或团员，另外2位蒙古贵族子弟虽未加入党团，但因同乡关系，主动“移到另外房间去了”。因此，“这个寝室在召开党的会议时很方便”，由于是团员在程序上完成转党，所以“当时入党很简单”，绝大多数时候是在东大寝室“举行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
按照孟纯和吉雅泰的回忆，“有时，差不离隔两三个礼拜”，北京大学三院即“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讲演会，蒙藏学校的党团员都去参加”，听李大钊等同志的讲演。“蒙藏学校的一些同学受党的指示，先后赴蒙古、苏联以及黄埔军校学习以后，该校学生中的党的工作主要由孟纯负责。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兼天津地委书记李希逸常到蒙藏学校活动。孟纯曾将部分同学送到由蔡和森、黄日葵、李希逸负责讲课的天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10月，罗亦农赴京参加中央扩大执委会议，会后在京主持了为期近3个月的北方区委党校，一些北京蒙藏学校毕业的干部或已参与其间。10月下旬，云润、康根成、云泽等人已在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下派往苏联学习。
1925年12月下旬，团中央发出通告，将团员的法定年龄再次下调，从25岁降为23岁，甚至还规定，凡年龄超过二十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不到廿岁而能活动的团员，亦得加入党的组织。1926年1月至3月中旬，北京团地委将300名超过20岁的团员分两批输送入党内。在此政策影响下，蒙藏学校的大批团员陆续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直鲁联军控制北京，北京地区中共组织的“大部对外活动停顿，内部大会固不能开，大点的支部会也无法举行”，但北京蒙藏学校党支部“仍能照常举行”一些党小组的开会活动。在当时内蒙古革命者眼中，1928年时的蒙藏专门学校已成为“一班革命青年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