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格格
摘要：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关键词：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华北方面军 华北沦陷区 医疗“宣抚”
日本侵占东北后，便以重兵压迫关内，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1937年11月初，继平津之后，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太原等华北各大城市相继陷落，华北大部沦陷。在实现军事占领后，华北日军在遍设伪政权的同时，其宣传部门迅速组成宣抚班，进驻华北腹地，开展形式各样的“宣抚”工作，以期巩固战果，“安抚”民心。其中医疗“宣抚”因具有防止疫情蔓延、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直观效果，能起到感化民众的作用，往往被日军视为最为有效且直接的“宣抚”方式加以重点推行。
关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医疗“宣抚”，以往学界研究基本围绕日本医疗团体同仁会在华中沦陷区的活动展开。而在广袤的华北沦陷区，华北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下的医疗“宣抚”团体形式多样且几经变化，目前未有系统讨论其组织形式及活动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报告为线索，揭示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医疗“宣抚”的殖民侵略本质。
日本在中国民间行医疗“宣抚”，早有先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即编成恩赐财团普济会诊疗班、满洲医科大学诊疗班、善邻协会诊疗班等，根据伪满各地不同的宗教文化特色，开展巡回诊疗、娘娘庙会诊疗、喇嘛庙会诊疗、卫生周诊疗活动等，日本医师佩戴袖章，携带医用背囊，奔走于中国东北、内蒙古边远地区，对民众行医施药，宣传卫生思想。日本在伪满的医疗“宣抚”表面上打着“普救全民众，济世赖仁慈”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殖民政策，作为日本政治、经济侵略的伪装手段，发挥着外交亲善作用。
七七事变后，配合对华军事侵略，日本军国政府又以“对支文化工作”为名加紧了对沦陷区的文化侵略。日本外务省特派文化工作专员来华，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进行利诱劝降，拉拢亲日势力，培养和扶植汉奸。对于沦陷区的广大底层民众，日军则特组宣抚班，施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抚”活动，即宣传日本的政治力、经济力、国民的精神力、教育的普及充实、医疗水平的发达、交通网的整备、警察力量、治安等，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日本的优秀与先进”。
日军占领一地后军队分为三部分，战斗部队、宪兵队和宣抚班，其中宣抚班主要做政治性的工作，负责恢复日军占领后的社会秩序。1937年8月29日，华北宣抚班本部在天津成立，并将维持治安、确保兵站线安全作为其主要工作，以配合日军在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平绥铁路、晋北地区的军事行动。
总体看来，华北宣抚班为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附属组织，是日军的宣传机关，受日军特务部的指导监督，在华北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管区之内开展活动。华北宣抚班分为从军宣抚班和固定宣抚班，施疗施药等医疗“宣抚”工作由固定宣抚班承担。华北宣抚班尤为重视医疗“宣抚”，不仅将巡回诊疗、协调医药品配给等纳入其宣传工作计划，还在宣抚班本部设置卫生组，另在各宣抚班中专设施疗班，其办公费中包含专门的医药费，并配有简单的医疗设施。宣抚官则大多掌握一定的医疗知识与技能，他们在沦陷区内成立抚恤小组，向贫民发放诊疗券，或设置医疗所、贫民治疗所，或借日军野战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诊疗，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巡回诊疗。华北宣抚班还利用沦陷区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给百姓施以小恩小惠，如给患病的老百姓发放些许药品、生活用品等。
华北宣抚班的医疗“宣抚”作为日军在沦陷区推行“剿抚兼施”方针的重要工具，在警备队、维持会、新民会等伪组织协助下，发挥出很大能量。但是，军队宣抚班作为随军组织，颇具侵略性，总给中国民众一种被异族征服的屈辱感，不利于树立日本的“形象”。与此同时，随着华北战事的扩大，华北沦陷区内原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均告关闭，大批公私立医院或内迁或停业，沦陷区公共卫生体系陷入瘫痪，民众流离失所，各种疫病渐有蔓延之势，对日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另外，八路军各师主力深入华北平原，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帮助当地抗日武装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日军认识到，只要八路军仍在挺进，军队就要集中兵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大规模“扫荡”，应将医疗“宣抚”工作托付于日本一些医疗团体及日伪组织等，从背后支持日军。鉴于此，1937年9月起，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密令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奔赴华北，协助华北日军宣抚班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
在日本来华医疗团体中，外务省对同仁会抱有更高的期待，要求同仁会应使诊疗救护班之活动，尽量得到中外民众的谅解。同仁会对待医疗“宣抚”工作信心十足，誓要“发扬同仁之精神，贯彻对支文化工作”。在平津沦陷后不久，同仁会东京总部已指示同仁会北京医院按实际情况组织救护班，采取救治伤患之行动。1937年9月21日，同仁会制定《同仁会诊疗救护班派遣中国计划之纲要》，将同仁会原汉口、青岛、济南医院职员各编一班，派往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前线地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10月14日，三支诊疗救护班抵达天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甲集团军医部即出台《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勤务要领》，要求诊疗救护班的活动必须在日军指挥下进行，在协助日军宣抚班施展日本医术，尽力安定中国人心的同时，重点对日本人予以救治。虽然时任同仁会专务理事的小野得一郎等同仁会高层认为同仁会不属于日军军医系统，其来华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医疗“宣抚”，但现实是，如失去军部支援，同仁会在华工作举步维艰。最终，同仁会服从于日军特务机关指挥，诊疗救护班全员转为日军宣传部嘱托，一切活动听从日军宣传部长及军医部长安排，协助日军宣抚班共同出动。除同仁会外，应外务省之要求，1937年底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校友会、大阪朝日新闻社联合组建了“北支”诊疗救护队。救护队成员以阪大附属医院职员为主，内含8名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泌尿科专业医师，所携医疗器具药品均为日本国产，其活动经费来自阪大医学部校友会会费、大阪朝日新闻社赞助及社会捐款，打着“医术精湛的日本诊疗队”旗号，以“日支亲善”为名，前往保定增援日军宣抚班及同仁会诊疗救护班的工作。1938年初，华北宣抚班本部迁至北京，隶属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宣传部。1938年底，随着同仁会三支诊疗救护班回归各自驻地及“北支”诊疗救护队的回国，日本医疗团体在华北沦陷区的诊疗救护工作告一段落。
在日本医疗团体进驻华北展开诊疗活动的同时，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地区霍乱流行，9月，天津出现3名霍乱患者。为阻截疫情，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授意同仁会北京医院组织临时防疫班，对北京城内各车站与城门进行检疫，并在日军协助下搜索疑似患者，给民众注射疫苗。1938年4月中旬，遵照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下达的《对支防疫事业方针》，同仁会着手编成“北支”防疫班，设防疫班本部于北京，7月起向华北各地派遣分班，防疫目的为保卫在华日军日侨健康，对中国民众则以“宣抚”为主。1939年初，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将对华防疫事务移交兴亚院文化部，按照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安排，同仁会将原“北支”防疫班改组为华北“中央”防疫处，原派往华北各地的分班有的变更为独立防疫处、有的与所在地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合并为诊疗防疫班。1940年后，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形成了“中央”防疫处（北京）、地方防疫处（天津、济南、青岛）、诊疗防疫班（石家庄、太原、保定、开封、新乡、运城、临汾、芝罘、徐州）的三级诊疗防疫网络。此后随战局转变，同仁会各机构在相关规程的指导下，各有侧重地开展与华北日军细菌部队相结合的“防疫”工作，全面侵华初期的医疗“宣抚”工作宣告落幕。
1937年9月底，随着日军陆续攻占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华北各大城市，同仁会与日本军部、外务省、红十字会反复交涉后，决定将已撤回日本的原同仁会汉口、济南、青岛医院职员编成三支诊疗救护班进驻华北占领区开展医疗“宣抚”工作。
1937年10月18日，同仁会汉口医院诊疗救护班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及伪天津治安维持会的要求，以伪天津市卫生局市立第二医院为基地正式开诊。不久，汉口诊疗班接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甲集团军宣传部长川口的命令速往沧州、德州，在当地日军高级指挥官的指导下执行医疗“宣抚”任务。12月18日起，沧州本班在沧州北门原邮政局内开展免费诊疗活动。沧州本班外科医师多胡樽祐的诊疗报告显示，沧州地区来访伤患多受外伤，其中知识阶层极少，大多为劳工或难民，而患者常将不洁之民间药物贴于外伤创口，导致恶疾续发。另一方面，1938年1月13日，原应赴德州的分班接石家庄军医部的指令转赴日军新占领的济南，1月29日起分班在济南三大马路的临时诊疗所内开诊。据分班的诊疗报告记载，一开始来接受诊疗的民众很少，不过三四十人，诊疗班加大宣传力度后人数激增，进入2月后日平均诊疗人数就超过了300人。5月12日，分班结束在济南的活动返回沧州与本班会合，10月25日汉口沦陷后，汉口诊疗班依军令回归原驻地，济南当地的工作由同仁会济南诊疗救护班接手。
1937年10月21日，同仁会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按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的指示在北京哈达门外原戒烟所内开设诊疗所，后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赴清华园、黄寺、清河镇、昌平、十三陵、南口等地对中国民众施以免费诊疗，月诊疗人数共计6275人。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则受华北日军特务机关之命，于顺义及京郊温泉村设置诊疗所展开活动。11月底，日本华北方面军甲集团军宣传部长川口命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分成石家庄本班和保定分班分别行动。据本班班长外田麟造记录，本班抵达石家庄时，石家庄沦陷仅一个月，城内硝烟弥漫，治安未定，市民难觅，商铺紧闭，本班在市中心原华北医院内设置临时诊疗所，开诊当初鲜有人至，待局势平稳，难民逐渐返城后不久，周边伤患者便纷纷前来就诊。除普通伤患外，诊疗班还对石家庄的500名性服务者进行了检梅治疗。11月26日，分班抵达保定后，情况类似，除为难民进行基本诊疗外，受日军板垣兵团特务机关的委托，也开展对性服务者的检梅工作。
在三支同仁会诊疗救护班紧锣密鼓活动之时，响应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号召，日本国内“医学报国”之声四起。1937年底，阪大附属医院职员编成“北支”诊疗救护队来华增援。关于派遣地，考虑到同仁会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行动较为分散，华北日军军医部长三木命同仁会济南医院保定分班转赴平汉铁路沿线的古城正定活动，由“北支”诊疗救护队接手其在保定的工作。12月25日，“北支”诊疗救护队抵达保定后全员转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宣传部嘱托，其活动完全在华北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进行，诊疗救护队行医之处紧邻保定城内的日军特务机关。在日本诊疗队进驻保定之前，保定民众多依赖传统中医治疗，有的也会接受西医治疗。为消除民众的戒心，拉近与民众的距离，12月27日开诊首日，诊疗队即免费发放糖果、点心来招揽民众，吸引民众前来就诊。每次开诊前，诊疗队会委托伪政府派警员向病患者发放诊疗券。面诊过程中，由于很多中老年人口齿不清且表述不得要领，诊疗队会配备数位精通日语的当地翻译在旁协助，另外，诊疗队队长特嘱队员多加留意问诊态度，要使民众真切感知到诊疗队的“善意”与“诚意”，继而感化民众，树立日军在当地的“正义”形象。据诊疗队报告显示，在保定的三个月间，诊疗队日平均诊疗人数约450人，保定地区病患中以咳嗽、血痰、咳血为症状的结核病患者最多，其次为性病患者，外科诊疗中的常见病例为枪伤、骨折、炮弹伤，因伤患多欠缺医疗卫生知识，对外伤创口处理不当，在就医前创口已被严重感染的伤患极多，给治疗带来很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诊疗救护队打着“医者仁术也”的旗号，在保定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宣抚”效果，博取了当地病患者的好感，1938年3月13日诊疗队结束活动离开保定时，甚至有很多民众前来送别。
1938年3月21日，同仁会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将派遣地业务移交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后返回济南驻地，以原同仁会济南医院为据点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其后又编成第二期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本班在济南市内活动，分班则奔赴日军新占领的徐州开展医疗“宣抚”。第二期诊疗救护班的所有活动均与日军特务部门紧密相连，除常规诊疗外，对派遣地性服务者的检梅与治疗更为频繁。另一方面，同仁会青岛医院诊疗班结束在京郊的活动后，不久便接到军令奔赴太原，于1938年2月起，在日军太原特务机关长官谷荻的指挥下展开诊疗、防疫、身体健康调查等一系列医疗“宣抚”活动，并编成榆次分班，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活动。最后，青岛医院诊疗班回到青岛驻地，组建第二期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以原同仁会青岛医院为据点活动。随着华北沦陷区秩序逐渐恢复，同仁会三个原医院系统诊疗救护班回归原驻地，日本医疗团体在华北沦陷区以诊疗救护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宣告结束。
1938年4月，华北多地爆发霍乱疫情，入夏后疫情愈发严重，同仁会迅速编成两支诊疗防疫班开赴石家庄、太原，两班除接管同仁会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在石家庄、太原的诊疗工作外，医疗“宣抚”重心转向入户排查、隔离消毒、疫苗注射、防疫卫生宣传教育等防疫工作上面。因坊间流传诸如“日本人在针剂中混入避孕药，接受注射者将终身不育”等说法，民众对于诊疗防疫班种种防疫举措甚为惧怕排斥，诊疗防疫班的地方防疫工作必须倚赖军方协助才能顺利推行，诊疗防疫班在驻地挂上“同仁会诊疗防疫班”及“大日本军宣抚班诊疗所”两块牌子，对拒不配合者，则以武力强制进行疫苗注射。
1938年后，在华北沦陷区各地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下，同仁会虽继续编成派遣数支诊疗防疫班，但后续班组规模较小，多面临严重的医疗设备及经费短缺问题，且因派遣地条件艰苦、卫生状况恶劣，身染恶疾的班组成员屡见，班中人心涣散，医疗“宣抚”效果已大不如前。同仁会整体的工作重心也由全面侵华初期的巡回诊疗转向配合华北日军菊池部队的疫学调研、疫苗制造配给等“防疫”业务方面。
总体来看，全面侵华初期奔走在华北沦陷区的同仁会诊疗救护班、诊疗防疫班及“北支”诊疗救护队，紧随日军侵略华北的进程移动，位于日军“宣抚”工作的前线。
首先，日本医疗团体的医疗“宣抚”活动完全受控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在诊疗班人员编成上，多选择有在华巡回诊疗经验的同仁会医院职员或专业性强的日本医科大学的教员、学生等，其来华后全部转为军部嘱托，听命于华北日军宣传部长及军医部长；诊疗所位置一般紧邻派遣地日军特务机关设置，如同仁会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在顺义的诊疗所位于日军守备队营所内，“北支”诊疗救护班诊疗所设置在保定日军宣抚班驻地旁；在进行防疫活动时，则完全依靠军方武力强制推行，同仁会石家庄诊疗防疫班班长新垣恒政曾坦言，地方防疫工作“务必获得军方的同情与协助”。
日本在华北医疗“宣抚”工作前期的对象大多为缺乏基本卫生知识的贫民、劳工、难民、性服务者等底层民众，后期增加了对知识阶层等中产阶级以上人士的诊疗。为吸引民众，日人对前期宣传工作颇费考量。一开始诊疗班采用的是以张贴海报、发放传单为主的传统宣传方式，例如同仁会北京医院诊疗班曾在《冀东日报》登载广告，当街发放传单等。随着医疗“宣抚”工作的深入，多数医师及日军宣抚官认为，相较于传统宣传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使其亲身体验疗效，展示日本医学的优越性，对民众更具感化效果。同仁会青岛医院诊疗救护班在京郊温泉村活动时，正是因为对一例重症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博取了当地民众的信任，来访伤患人数显著增加。
作为战时特有之现象，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的医疗“宣抚”除诊治外伤、皮肤病、眼疾、呼吸道疾病等常见病例外，对性病的检测和诊疗颇为频繁。为防止日军官兵沾染性病，同仁会济南医院诊疗救护班在石家庄、太原等地活动时，受当地日军特务机关之命，多次对当地性服务者进行检梅治疗；山西日军陆军特务机关曾专设主治性病的传染病院收治妓女；同仁会太原诊疗防疫班的重点工作之一即是为日本人特别是日军，以及一些服务于日伪的汉奸、权贵等，治疗花柳病、梅毒等性病。
在推行医疗“宣抚”的过程中，除借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开展诊疗防疫活动外，日本华北方面军还善于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充分利用伪政权的各种资源为其侵略服务。华北日军首先对伪政权的卫生行政加以控制。华北大部沦陷后，伪政权在省会保定及主要城市设伪卫生事务局，各县也先后建立了伪卫生事务所，但这些机构专为日军效劳，而置地方卫生事业于不顾。1940年华北日军解散宣抚班后，宣抚班成员并入伪新民会，宣抚班在华北城乡及铁路沿线地区的医疗“宣抚”工作转由华北日军监控下的伪新民医院及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段主持。为有效切断铁路“爱护村”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发挥沦陷区铁路作战与殖民的双重目的，华北日军特嘱日伪统治机构对华北铁路沿线村民以医疗怀柔手段加以笼络。各铁路局设有总医院一所、分院若干，“爱护村民”均可免费受诊，又设巡回诊疗班，下乡义务诊治村民疾病，注射防疫针，进行儿童体格检查等，并赠送普通医药，“举凡笼络村民之法皆施之”。为配合日军侵华战争的需要，日伪还建立了一些所谓“医院”，如在张家口建立察南医院、伪中央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涿鹿县开办诊所等，这些日伪医院主要为日本人和汉奸服务，一般民众很难入院治疗，战时即转为野战医院供日军所用。在宣传方面，华北日军借助华北日伪统治机构组织的电影放映活动，试图将日人卫生常识等殖民意识形态渗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例如1938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举办“夏季卫生动员周”，其间利用北京各电影院轮流免费放映卫生宣传影片，影片均由日本提供，其中包括“伤寒及赤痢之症发生原因”等介绍卫生常识的影片，放映现场有伪警察局专员维持观影秩序。日人还特别注意拉拢一些亲日人士为其效力。例如“北支”诊疗救护队在结束首日诊疗后，即设宴招待伪清苑县长黄锡龄、伪保定商务会长吴子衡、伪保定新民医院院长贺向初、医务主任焦焕琨等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人士，以及军医部长、经理部长、参谋长、兵站医院院长、特务机关长、宣抚班长等日军驻保定部队要员。其中，黄锡龄、贺向初、焦焕琨曾留学日本，贺、焦二人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及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其所在伪新民医院多次与“北支”诊疗救护队合作对当地的医疗卫生机构、水源、流行病、治安状况等进行调查，为“北支”诊疗救护队的医疗“宣抚”工作提供了诸多协助。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医疗团体在华北沦陷区的诊疗人数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同仁会汉口诊疗救护班工作750天，诊疗人数234432人；同仁会济南诊疗救护班工作791天，诊疗人数270910人；同仁会青岛诊疗救护班工作930天，诊疗人数162203人；“北支”诊疗救护队工作77天，诊疗人数约32000人。但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短期医疗“宣抚”并非如日人宣称那般，是基于医师的信仰及人道主义思想，为了“救治”中国民众而为之，而仅仅是对沦陷区中国人最低程度的救护，是确保日本对沦陷区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通过对华北民众的免费诊疗，培养其“亲日”意识，是华北日军医疗“宣抚”的主要目的之一。同仁会诊疗救护班等日本医疗团体刚进入沦陷区时，民众对日本医师是半信半疑的，甚至是畏惧的，随着难民的返城和诊疗班宣传力度的增加，再加上日伪组织的支援，民众渐为其伪善面目所蒙蔽，有民众赞日本医师为“救苦救难的大善人”。服务日军日侨是华北日军医疗“宣抚”的另一主要目的。日本医疗团体所设诊疗所及日伪医院平时优先为日本人服务，在战时多转为野战医院，为收治日军所用；在医疗经费吃紧的情况下，日人对普通民众的诊疗更是草草为之。例如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日伪医院，不仅床位少、规模小，且设备简陋、药品短缺、诊疗技术手段落后，有的时开时关，治愈率极为低下，一些汉奸分子甚至趁时局形势紧张，大肆提高医疗收费标准，勒索病人，敲榨穷人。又如山西日军特务机关为收治性服务者所设“传染病院”，实为偏僻地区的旧娼疗院所改造，设备简陋，环境不好，名声更坏，医院仅有25张病床，日军特务机关发给医院一些劣等白面粉，又从阎锡山部军医处收集来一些西药和破烂的医用器械，敷衍了事。
在华北沦陷区，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同仁会诊疗防疫班、“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本土医学力量密切配合军方行动，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强制“防疫”与温和“宣抚”，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此举虽勉强维持了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但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控制下的医疗“宣抚”活动，其本质是“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培养沦陷区民众的“反共亲日”意识，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暴露出日本垄断与控制华北沦陷区医疗卫生体系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