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杨泰龙
摘要：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武汉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过火”同感棘手并试图纠正，立场趋同。随着苏联被坐实南京惨案祸首，武汉国民党对中共、苏联观感剧降，甚至有势不两立之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均明确认同国共合作与土地革命难以兼顾。但斯大林等人在反对派理论倒逼下，政策更加激进，强行要求中共在维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自下而上开展土地革命。武汉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化路径最终导致汪精卫等人借故发难，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关键词：中共 国民党 共产国际 武汉国民政府 土地革命
武汉国民政府虽昙花一现，但“在中国近现代史、国共关系史、中共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在这一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原因问题上，既往研究要么将之纳入大革命失败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从共产国际、中共、国民党各方及个人，国共合作形式，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方面寻找因由；要么围绕莫斯科既要统一战线又要土地革命的矛盾政策陈陈相因，甚至以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国情、重国民党轻共产党、没有看到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之间存在矛盾等理由加以解读。两种取向中，前者重视梳理长期潜在因素的源流异变，却易忽视特定场域下其他因素对国民党与莫斯科、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彼此观感与政策的矛盾走向。后者侧重分析国共关系破裂的直接诱因，并试图对莫斯科政策进行理所当然的解读，却忽略了政治和理论斗争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
笔者以为，张作霖伪造文件，坐实苏联为南京惨案祸首，西方列强随即以此为由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武汉国民党人既对苏联立足自身利益牺牲中国人民的行为极为不满，更对政府处境忧心忡忡。与此同时，蓬勃开展的工农运动和斯大林等人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采取的激进政策，均让武汉国民党人觉得国共合作难以为继，并最终促使汪精卫等决意分共。不仅如此，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的矛盾对各方而言是清楚无异的事实，斯大林等人在此方面政策的不断激进，是联共（布）反对派倒逼下的别无选择。
从武汉国民党方面来看，1927年4月，汪精卫初至武汉即高调宣称，国共两党“可以携手合作”。李宗仁、白崇禧等在汪抵达上海后前往拜访，详陈中共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等情，汪明确回应：“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在与国民党留沪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脑的会议中，汪精卫亦“始终袒共”，态度之坚决甚至导致吴稚晖在会上跪求汪“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此前，《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其中有“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小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的分配”的说法。当时湖南已发生分谷、插标占田、清丈田亩、平均佃权、分田等种种行动，“湖北、江西、广东东江”亦同样“提出土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孙科之言虽是被动接受和政治宣传的策略需要，但也表明国民党此时顺应民情，并不反对农民运动，甚至支持解决土地问题。
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特别关注”。16日，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决议案中具体阐述了“政府与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土地委员会“筹备土地改良及实行政府所规定关于土地整理与土地使用之各种办法”。就宣言与决议内容来看，武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有关土地问题的主张颇为认同。
不过，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对群众运动虽不原则反对，却也无法容忍脱离掌控。在群众运动上谋求共同指导以便规范是对中共明确表达的态度。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提出提案委员会起草的提案要点，其中“两党合作问题”，主要内容即“求民众运动之统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的诸问题中，“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更居于首位。此外，汪精卫在农政部长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孙科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交谈等多种场合中，武汉国民党政要均明确表达了对工农运动不受控制的不满和将之纳入掌控的公开意图。
从中共方面来看，中共对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固然喜出望外，但对其不受控制同样早感棘手，将农运纳入“正轨”行动早已开始。1926年底，中共便在群众运动上实行“‘刹车’方针”。湖南省农协指导农会进行“洗会运动”，中共湖南区委也承认农运“太左稚”。在农民和革命问题上主张一向激进的毛泽东同样多有纠正农运过火的言论，不仅指示农会整顿纪律，不能随便抓人，更认为“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仅从宏观上探讨农民问题，对土地问题则因事关重大，牵涉众多，专门组织土地委员会加以研究。土地委员会从4月2日至5月6日开会多次，在讨论没收土地时，各方多赞同第一步实行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的土地，并同时没收大地主土地。在革命军人土地问题上，邓演达、毛泽东、陈独秀、汪精卫、徐谦等一致主张“加以保障”，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同样没有要求立即解决土地问题。
夏斗寅叛变后，纠正工农运动过火和幼稚行为成为中共主要工作。5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声称正在消除农民“不幸的幼稚情形”。25日，中共中央通过《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武装纠察队、停工、工会等问题做出种种限制。同时还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称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要求切实矫正农运中“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6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等文件，极力纠正农运中的幼稚、无组织行为。可以说，纠正“过火”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武汉国民党无论在工农运动还是土地问题上主张均基本一致。国民党虽有将工农运动纳入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意图，但国共合作既扩大到政权，则政府领导工农理所应当。就此而言，武汉国民党将农政、劳工两部分别交由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执掌，也是愿意携手共进的意思和各退一步的表示。
武汉国民党对中共、苏联态度转变最鲜明地反映在汪精卫等人与陈独秀的两次谈话中，两次谈话具体时间不明，仅知一次在4月20日前，一次在5月12日前，内容对比鲜明，态度逆转。4月20日前的谈话，汪精卫、谭延闿虽有不满，但态度和缓，对工农运动不属于国民党领导仅表示抱怨，尚能心平气和地接受陈独秀的解释说明。在国共关系方面，汪精卫称收到一封50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表示怀疑”，并认为“共产党不能当反对党。任何问题都要同国民党讨论，应当在政策上达成完全一致”，体现出可在沟通协调前提下合作共事。5月12日前的谈话，汪精卫称收到江西几位将军的电报，电报中明确“反对共产党人”。同时向陈独秀提出四点要求，第三点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共由表示怀疑到明确反对，另一方面，汪精卫等人由要求国共讨论达成一致到反对两党并存，明显露出“分共”意味。国民党内反共倾向从国共合作之初便始终存在，汪精卫作为电报、信件转述人和谈话人，在谈话内容、方式等方面无疑拥有自主权，两次谈话可以说与其心态直接相关。胡公冕在回忆时称，1927年5月间与“汪派”人士接触时便已感觉此时“汪派的反共情绪不减于蒋”，佐证了5月份汪精卫等人的转变。
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态度突变，原因耐人寻味。群众运动过火虽有影响，但中共与武汉国民党在工农运动上基本立场趋于一致。罗易虽是“坚持认为农民运动丝毫也不过火，且力主既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人的关系，又能用武力讨伐反动军队”的唯一一人，但“同国民党没有任何官方关系”，也顾全大局未对国民党直接表明态度。应该说，中共此时并无过度刺激国民党的言行。而从武汉国民党此前举措来看，汪精卫等人对国共合作也怀抱一定诚意，突然表现与中共势不两立，无疑令人费解。
有关南京惨案对武汉政府的影响，既往研究往往从经济史视角重点关注随之而来的外交博弈和经济封锁，却忽略了对国共关系的冲击。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当天下午发生抢劫外国侨民的暴行。旋引发英、美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为由炮击南京。对于抢劫外人的元凶，南北双方互相指责。武汉国民政府不仅称事件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煽动“逆军余孽及地方流氓”所为，更对英美兵舰炮击南京造成无辜死伤提出“严重之抗议”。张作霖则称，宁案发生时，北军已退出南京，事件系“北伐军失纪”所致。西方国家则多将劫案发生归咎于中共与苏俄。
英美日等国以此为由，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压，美国大使令“党军势力内美侨退出”。日本则不断增兵上海，甚至大肆“鼓吹各国共同对华作战”。英国同样“令各地侨居离开中国”，并试图“联合列强共同武装干涉，用以共同负担宁案之责”。蒋介石与共产势力划清界限后，武汉国民政府自然成西方列强攻击焦点。
4月10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同赴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各执一信，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即“要求立刻解决”革命军在南京抢劫外人一事，并以假令解决不能满意，将采取“必要的正式行动”相威胁。次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此问题，孙科、汪精卫等人均对中共表示信任。汪精卫以“两个俄国访员”的报告坚信事件为北军乃至流氓土匪冒充北伐军所为，孙科更指责：“当时的一般人以为什么事都是共产党作的，什么事都不去调查，贻误大事一至于此，还说什么！” 4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布答复各国的通牒。其中义正辞严，不仅以各国“臆断国民革命军为有罪”而拒绝道歉，更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屠杀友邦人民，要求组织调查委员会一并调查南京惨案、五卅惨案、沙面惨案、万县惨案等。更将一切中外纠纷根源归结为“不平等条约”，强硬声称“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取销，外人生命财产之危险必继续存在”。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态度，从侧面表明此时与中共的良好关系。
显然，各国虽指责莫斯科及中共煽动国民革命军制造南京劫案，但并无实据，武汉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尚可据理力争，甚至借题发挥。随着张作霖反苏行动展开，情况发生改变。4月6日，张作霖突袭苏联大使馆，并查抄领事馆内文件。在武汉政府答复各国通牒见报的第三天，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尽管张国忱后已承认是请白俄记者伪造，但当时内情并未透露，各方不明就里。文件甫一公布，便致政界、舆论界一片哗然。“《训令》中‘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以‘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立刻成为指责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说法的铁证。”
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成为众矢之的，列强纷纷派军舰至汉口江面威慑武汉。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载，其时停泊汉口之外舰，已达三十五艘。外舰云集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帝国主义武力干涉迫在眉睫，封锁长江更成事实之举。张太雷在6月所撰文章中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指出帝国主义先以武力压迫武汉，其后又采取“经济封锁”，具体措施包括关闭在武汉的银行，“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勾结大资产阶级停止沪汉汇兑，断绝长江交通，破坏武汉金融，停闭工厂商店等。如果说军事威胁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整体处境是雪上加霜，那么经济封锁和破坏无疑是釜底抽薪，武汉国民政府举步维艰。
武汉国民党人之前对中共及苏联表现信任，更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共表示谴责，此时遭遇反转，不免恼羞成怒。尤其西方列强对武汉实行的封锁、威胁，均因南京惨案而起，而根据当时证据，南京惨案又因苏联而生。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对共产势力本就有所防范和抵触，受此无妄之灾，不满之心可想而知。
汪精卫等人与陈独秀后一次谈话直接提到此事，谈话第三点要求取消共产党，第四点直接指向苏联。汪精卫称，“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为证实此点，徐谦援引张作霖公布的文件，认为这些文件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汪精卫更将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际国内反苏反共浪潮的强大压力”完全归罪于中共——“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
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彼此冲突显而易见，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在华代表，乃至中共领导人均心知肚明并多次强调。1926年11月，维经斯基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其中指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 在华南同时具有“建设政权”“安抚民众”和“唤起民众”同军阀斗争的矛盾使命，后者要求支持民众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必然导致“内战的爆发”，与前者背道而驰。中共方面存在类似矛盾，要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而革命胜利又“正取决于这一斗争”。在此基础上，维经斯基发出了“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的感叹。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发言时同样指出：“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该次会议组成的中国委员会在讨论农民问题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会影响战线的统一”更是最主要的担心。
斯大林等人虽试图在中国开展群众运动，实行土地革命，但为维持国共合作，时常不得不有所妥协。早在1926年10月，共产国际便发出电报，声称“立即在农村发动内战”会削弱国民党战斗力。12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农村“情况相当危险”，并具体例举广东农民，认为他们“非常急躁”，“可能导致灾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鲍罗廷发出电报，指示在农村和城市的斗争中要“避免过火行为和冒进行动”。实际上，中共自1926年底开始对群众运动实行“刹车”方针，莫斯科反对过火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1926年之前，联共（布）党内理论斗争虽十分激烈，但中国革命发展顺利，双方就此并无争议。自“三二〇事件”始，国共合作成为反对派攻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的第一个借口”。斯大林派为证明有关中国革命策略的正确，对托洛茨基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大加挞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证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和预测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布哈林则在事实面前碰了个头破血流”。反对派视为天赐良机，斯大林等人则绝不能承认自己指导有误，双方有关国共合作的争议表面化、白热化。
1927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要求立刻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列出相应行动纲领，头两条即为“土地国有化”和“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只是改良）”。托洛茨基同样要求提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因为这样“才能和将能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以改良的方式”，在“有地主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地方，则以革命的方式”。拉狄克虽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主”，但也认同土地问题在中国具有“前所未有的尖锐性”。
建立苏维埃、解决土地问题，是自蒋介石叛变后联共（布）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即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以及中共为维持国共合作极力避免农运过火的行为，在托洛茨基等人看来自然无法容忍，为此多次指责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政策。1926年10月间，斯大林要求中共约束农民的指示便受到托洛茨基猛烈抨击，乃至最终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问题关键在于，托洛茨基等人已反复主张退出国民党，土地革命不应受到制约。对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而言，抛弃国共合作等于赞成托洛茨基，不支持土地革命则不仅等于承认在中国实行的是“机会主义政策”，更可能在列宁主义正统方面受到质疑。毕竟在列宁看来，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在这种尴尬的论争背景下，并无灵活选择的空间：歧见的处理只能毫不退让固执己见，共识的纷争则只能以激进为胜，国共合作与土地革命也就成为斯大林等人不得不更加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蒋介石叛变覆水难收，反对派拔得头筹。理论论战失利背景下，斯大林等人只能孤注一掷，以武汉国民党继续支撑国共合作从而在实践上扳回一城。为此，斯大林等人将宁汉政府的对立视为二者在革命性、阶级属性等各方面截然相反的证明，并反复强调武汉国民政府所具有的与之前不同的更重要意义。布哈林4月19日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伴随蒋介石的分裂和两个政府出现而来的是中国“‘社会意识’内部的重大变更，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斯大林也强调，“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个中原因，斯大林等人从阶级视角进行具体分析。蒋介石叛变被视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发展随之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只剩下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自然左倾”，中共继续呆在国民党内帮助武汉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能够起到切实作用。
与此同时，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实行更激进的政策便可很好地驳斥反对派的“机会主义”指责。4月，斯大林起草的《中国革命问题》明确宣称，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线后，中国革命“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蒋介石叛变是因革命进入新阶段，反证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功不可没，土地革命时期到来则是非机会主义的证明。
由此，土地革命时机成熟，开始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最直接且紧迫的任务。5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充分反映联共（布）对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矛盾的清楚认知及其党内纷争对中国革命政策的决定性作用。会议是在一种不正常条件下“暗地里举行”的，不仅场所定在“没有足够房间容纳非代表（特别是苏联非代表）”的“较小的房间”，会议讨论文件更是“最后一刻才发下去”，结束时所有文件包括代表自己的发言记录都被收了上去，会议日程也“第一次没有在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公布”。甚至直到第二年，见诸报刊的报道“也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决议和少量对斯大林有利的材料”。这种诡异的会议环境与斯大林等人在理论上的不利处境大有关联，多少有防范未然的考虑。
会议召开期间，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消息传至莫斯科，斯大林等人随即进行讨论。布哈林认为，“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对土地运动不加遏制，我们将失去左派同盟者”。斯大林表示同意，并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我们就会在内战中被打败”。为此，斯大林甚至表示“打算给鲍罗廷发个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们的土地”。
不过，反对派此前已反复指责中国革命策略的机会主义，在会上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及中共在“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实行的是“极端错误的”政策，声称“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党和我们党在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会加深，会持久地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
在此背景下，一旦对土地革命作出限制，便是同意反对派的观点。因此，虽然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农民用暴力强占土地引发军队反击的状况忧心忡忡，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却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决议案旗帜鲜明地宣称，“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主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爆发扩大”，“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从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共产党站在前线直接指导土地革命“最为主要”一语，说明虽是上下协同，却是自下而上为主。
上下协同且以自下而上方式为主，体现联共（布）领导人在土地革命两种取径上的偏向，尽管在国民党统治下未必现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召开五天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等人发去电报，其中认为，“过一个月或更晚些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也就是说，莫斯科明知国民党在当前不会批准，却依然制定“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的政策，意味着是要先没收土地而后逼迫国民党认可，实质是口号上坚持国共合作，实践上先行土地革命。
在国民党对苏联不满程度急剧上升甚至要求取消中共的背景下，莫斯科在指示中提出如此激进主张，显然明白需隐蔽从事。而罗易私自将指示出示给汪精卫，对共产国际而言始料未及。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定，原因则是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看了“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措辞，说明莫斯科知道指示内容超出国民党能接受的底线。
不过，泄密已成事实，召回于事无补。尤其指示中从下面开展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不仅与武汉国民政府试图将农民运动纳入正轨的努力背道而驰，更坐实帝国主义报刊对苏联赤化武汉的指责。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一条同样让汪精卫等人极为不满乃至有所联想。
大革命失败后，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到联共（布）中央这一指示。汪精卫称：
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的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
从汪精卫说法来看，主要不满在于莫斯科要求农民自己没收土地、指使中共向国民党“渗透”、武装“共产分子”、要求国民党“自己杀自己”。可以说，共产国际此一指示对汪精卫而言，恐怕不过是苏联图谋篡权并唆使中国人民“作残酷的自我牺牲”的又一举措和又一证据。汪精卫遂感觉“严重时期已到”，已至争夺国共合作这条船的“把舵”之时，并随即召集武汉国民党领袖“密议防共之计”。6月5日，鲍罗廷等苏联顾问被武汉中央政治局会议解除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次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9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联袂抵郑州，与冯玉祥商议部署“防共”，决定回师武汉以防止“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正当举动”导致的“后方不稳”。19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继续北伐、清党和对付武汉政府等大事”，并在“农村的阶级斗争、对莫斯科关系、对中共态度上达成了一致”。随后，“清党”大幕逐渐拉开。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中国革命政策的制定，是斯大林等人在蒋介石叛变后应对反对派攻击的无奈之举。政策甫定又现分裂，斯大林派无疑十分被动且为难。为此，虽然莫斯科承认中国革命已“处于危急关头”，但是在土地革命方面主张却毫未收敛，反而更加强硬，不仅批评中共、鲍罗廷，要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改正错误，逆流而上，更直接致电汪精卫，声称“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从根本上看，斯大林等人此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恐怕并非不愿退让，而是在反对派攻击下无法妥协。其后，尽管斯大林等人一再坚持国共合作，甚至直至8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决定给汉口发出电报，要求“使国民党革命化”，并声称“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但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大革命失败的结局覆水难收。
莫斯科十分清楚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之间存在矛盾，却依然要求中共在保持国共合作前提下实行土地革命，尤其在武汉形势日趋严峻之时，还反复批判中共、鲍罗廷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行为是“犯罪”。此种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变路径明显有悖常理，反映出联共（布）党内纷争下理论上的别无选择。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则不可避免地将国共合作推向分裂。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共农民革命的话语演进和理论建构研究（1920—1927）”（项目编号：19YJC71009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