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大禹：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师家兴：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大禹
摘要：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关键词：民社党 青年党 国民党 政府改组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内争的政治环境中，中间党派被迫做出“亲共”与“投国”的艰难抉择。民盟立场转向中共，民社党退出民盟成为独立政党，青年党与国民党走近。1946年底，国民党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拉拢民、青两“友党”召开“制宪国大”，并决定迅速完成政府改组。对此，汪朝光曾探讨蒋介石与政府改组的进程、困境等相关问题，也有论者关注民、青两党民主宪政的相关理念与实践。但综观相关研究，多未系统探究国民党与民、青两“友党”为政府改组事的具体杯葛。譬如，民、青两“友党”对政府改组的真实态度如何？国民党如何满足“友党”要求？所谓“三党联合执政”后政党关系如何复杂化，并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笔者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试图对此作一探究，以对理解战后中国政治与政党关系有所裨益。
青年党起源于“少年中国学会”，由曾琦、李璜等人发起，号称国内第三大党，奉行国家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也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时，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决定退出而独立组党，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从而声势大振，至1947年初，青年党党员已达30万之众。
民社党的前身是国家社会党，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张东荪等在北平秘密成立，最初以反对党的身份存在。抗战期间，该党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与民主宪政运动，也是民盟成立时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8月，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与伍宪子、李大明领导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新党，命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以下简称民社党），完成了由小党到大党的华丽转变，张君劢任主席，伍宪子任副主席。张君励是“宪政”专家，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曾遭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内心实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时，张君劢主张有条件地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参加“制宪国大”，但反对参加政府，希望以在野身份保持民社党的政治独立性。
对于即将开始的政府改组，蒋介石考虑有三种方式：一是国民党单独改组，二是邀约无党派中立知名人士参加，三是各党派与中立分子共同参加。蒋深知，如能吸纳民社党、青年党参加政府改组，便能给实施“多党执政”的改革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为此，蒋介石积极寻求与民、青两党协商，尽量吸纳其参加政府外围组织的四机构，即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宪法实施促进会。蒋特派心腹干将陶希圣、陈布雷等加强与“友党”沟通，密切掌握动态。陶希圣与青年党陈启天、民社党卢广声及汤芗铭等交往甚密。据称，卢广声为安插在民社党内的军统成员，不过张君劢并不知晓内情。1947年1月2日，陶向蒋介石建议扩充上述四机构编制，以尽可能多安插民、青两党人员。他建议立法院增加70个名额，各党派各分20人，保留20余人给民盟，监察院亦加50%，宪政实施促进会各党各20人，共计每党可安置50余人。该建议获得了蒋的首肯。
陶希圣经拜访卢广声，并与青年党陈启天、民社党汤芗铭等晤谈数次后，1月14日，向蒋介石呈报民、青两党拟参加政府的腹案。该案显示，青年党态度较为积极，民社党则模棱两可，该党领袖张君劢“回避参加政府，表示政府最好自行改组，好好作，何必迫我们上台”。
张君劢认为民社党不宜全面参加政府，乃是担忧民社党成为一党独大的国民党的附庸；而且，如中共未参加政府，改组后的新政府必将难以久存。与张君劢不同的是，不少民社党人对参加政府却较为急迫，要求甚多，甚至希望撤换宋子文行政院长职，作为参加改组政府的条件。陶希圣委婉的告知汤芗铭，宋子文之去留，当视财政金融之情状为定，望勿以此为参加政府先决条件。经蒋介石的感召，民、青两党党魁愿意于1月18日进京，与国民党共商改组大计。19日，蒋介石主持的三党代表就改组事宜进行协商，包括民社党的张君劢和伍宪子，青年党的曾琦和左舜生，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雷震。蒋介石信誓旦旦表示，政府决按贯彻政治民主化之既定方针与步骤进行改革，不因中共拒和而受影响。关于政府改组究应采取何一方案，指定张群代表政府，再约两党代表继续商谈。
张君劢对民社党参加政府不甚积极，引起党内诸多不满。民社党虽高呼民主宪政，党内却多有机会主义者，甚期待以此谋取政府职位。而且，民社党组织松散，高层要职多由原国社党成员瓜分，致使原民主宪政党员强烈不满。张君劢自然熟知党情，认为民社党人并无能力肩负重要行政责任；但张又必须虑及民社党人的实际生活，惟望他们接受政府虚职或外围机构即可，以示对国民党有限度的合作。
民社党为讨论参加政府问题，1947年1月25日召开中常会，张君劢主张原则上不参加政府，但可参加立法院及参政会等民意机构；徐傅霖主张对政府之中央及地方各层组织，均须普遍参加；李大明主张既参加政府，则须掌控行政院及其部会；冯今白认为参加政府尚非其时，目前仍以斡旋和谈为急务，建议国共双方休战一年，视将来情势变化，再作决定。张君劢认为民社党至多参加国民政府外围“四机构”，停留于“参政议政”阶段，以免徒增“执政”妄念。伍宪子提出由张君劢为行政院长，他自己则希望得以主持省政。
与民社党不同的是，青年党要价甚高，主张全面参加政府要求主持中央部门，提出较多位置，而且希望能承担地方政府实职。“拟要求主持某一部门时，必须准许其引用三分之一以上之干部”；除争取中央政府职位外，“要求给予若干地方政权，使有竞选余地”。显然，青年党希望趁改组之机快速上位。
对于民、青两党的要求，蒋介石大为光火，一度设想舍弃该两党而由国民党独自完成政府改组，尤其对民社党党魁张君劢怨气颇大，认为张氏“奇货自居，要挟不穷”，对这种“颠倒错综”的政治“苦闷极矣”。对此，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对两“友党”妥协让步，政府改组万不可再打折扣，予党外、国外以政府无改革之诚意。王世杰对张君劢迟疑表态参加政府尚能理解，认为张氏颇算实诚，“以该党党中无真人才，恐加入后无建树也，此种动机尚非自私或取巧”。王世杰反感青年党，认为该党“闲人甚众，亟思参加政府而多获位置，于是提出诸多便利其党人生活之要求”。
为向民、青两“友党”施压，蒋介石曾试图引诱民盟并接洽中共参加政府改组的可能性。不过，据保密局1947年2月2日所呈，中共立场坚定， “联合政府未成立前决不参加改组”。民盟与中共站在一边，各高级干部主张国共问题未解决、联合政府未成立前，“决不参加国民党主持下改组之政府”。其它各党对参加政府或漠视，或反对。譬如，第三党章伯钧、朱蕴山拥护黄琪翔、李济深，改组第三党为中国民工民主党，拥戴黄琪翔为民工民主党领袖，与民盟采取用同一步骤，分别在苏、浙、皖、闽等七省建立省党部。
经国民党反复劝慰，青年党参加政府名单基本确定。民社党态度亦有转变，对参加四个评议机构方无异议，并能提交名单。至2月16日，民社党确定参加政府外围人员共47人，即立法院12人，监察院7人，参政员11人，宪政促进会17人。上述名单中，张君劢本人并不包括在列。
对是否进一步参加政府，民社党内部再起波折。因国民政府任命张君劢之弟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给外界留下了张君劢与国民党达成了某项内部协议之感。3月4日，陶希圣与民社党汤芗铭会谈即称，“张公权之任中央银行总裁，使该党一般人对张君劢起重大之隔膜也”。3月9日，华北方面的梁秋水、胡海门等致电上海张君劢，反对民社党参加政府。民社党为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张君劢、徐傅霖等在沪召开会议，商讨参加国府委员会及行政院问题。蒋匀田、万仞千提议，应即参加军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多数对此表示赞成。
对于民、青“友党”参加政府要求甚多，且内部意见不一之情形，国民党内多人主张应慎重改组，担忧出现差池，既无助政府树立国际形象，又使政治进一步分化。1947年3月，张继、于右任、居正等国民党元老呈文蒋介石，“无论共党参加与否，本党于此若无妥善之对策，则其它各党派亦可太阿倒持，喧宾夺主，乃致政潮起伏，政局不安，功归于己，过则委诸于本党，使民众观感愈恶”。他们提出国府委员产生办法，由蒋介石“提出加倍之人数交常会推选，似较适宜”。各党派参加行政之后，“慎选精干分子，以为行政院之主干”，收揽人心；制宪之后，宜尽可能加速行宪，故一年之内办理选举，在行宪大会及立法监察委员人选中，争取多数，以奠定政府之基础。上述建议旨在强化国民党政府改组的主导权，不必过多受其它党派之牵制，避免因改革而徒生政潮。
无论“友党”态度如何，国民党下决心如期完成政府改组，谋划即将开始的宪政。1947年3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三中全会的五个提案，与政治相关的有“关于宪政实施准备案”及“政治改革案”。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说：“我们这一次全会实在是结束训政的一次全会。乘这次全会期间，痛切检讨，力求改革。”如果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战后“和平建国”定下了基调，三中全会则是正式启动重大改革的标志。蒋介石期待国民党“在结束训政促进行宪，准备自居于普通政党地位，以与其它各友党携手合作，从事国家建设”。
六届三中全会开幕时，国民党与“友党”的国府委员会等名额与职位分配仍未能商定。在蒋介石看来，改组受此掣肘，乃因两党“要求百出，为难已极”。而且，两“友党”自身内部尚有争执，对政治诉求互相攀比。1947年3月18日陈布雷呈蒋介石称，民社党希望获取省主席等地方职位，青年党却希望拥有更多的国府委员，国府委员要比民社党多1名。如提张君劢为院长，青年党亦望曾琦同样任一院长。如民社连同院长为4名，彼望5名，如均无院长，彼亦望5名。3月21日，“民社党所提11条，已由政府代表与该党代表商定为12条，青年党又提8条，尚未妥协”。青年党陈启天3月23日告知陶希圣，谓该党无法提名之症结，主要为：一是院长，二是府委要比民社党多一名，三是政院所畀之部为何部，四是省政府参加之待解。为此，蒋介石连续数日与陈布雷等研讨“友党”参加政府问题，思量再三，决定对其要求“惟有忍之”。
尽管民、青“友党”不断提出要求，国民党仍未延缓改组步伐，当务之急便是推选新的行政院院长。长期以来，行政院院长一职除蒋介石出任外，多由孔祥熙、宋子文担任。为给外界留下改革印象，蒋介石须另行选择有威望的新人担任斯职。民社党多人希望张君劢能担此职，蒋介石当然不愿将此要职给予“友党”，乃属意张群担任。而且，蒋并非仅以张群为宪政准备时期的行政院院长，真正目的在为行宪作准备，如果张氏施政平顺，即由其出任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1947年3月23日，蒋介石召见吴铁城、陈立夫，告以决推张群继任行政院院长，并提名其为中央常务委员，吴、陈咸表示赞同。张群作为政学系首领，能获得CC系支持，使蒋颇为高兴，余下便是征求民、青二党意见。蒋介石当晚宴请民、青“友党”负责人，大打感情牌，终获认同。在蒋看来，“盖数月来洽议关于改组政府之共同政策基本方案，至此已接近初步完成阶段”。
蒋介石确定行政院院长人选后，便着手行政院所属各部会长的名额分配，寻思主要部会长由国民党人担任，无甚要害者则可部分委予民、青两党。如农林与水利委青年党，经济或邮电归民社党。然而，此举引发民、青两党强烈不满，皆以不提名单相抗。蒋恼民、青两党“刁难敲诈，不提名单，必欲允其金融与公营事业机关，公平用人方可，无理要求太甚”，决定置之不理，“准备舍去该党，独邀社会贤达参加，即行改组政府”。蒋之愤懑长久不能平息，3月29日，尚觉“青、民两党刁难敲诈不一而足，甚至层出不穷，无耻之至，应另筹。舍此二党，专邀社会贤达自由分子参加政府，对此二党姑息不理”。蒋介石在反省录中提到此两党“形同勒索要挟倍至，而以青年党为甚”，此为其所不曾料及之事。
显然，在改组准备阶段，民、青二党与国民党貌合神离，他们并不愿仅仅扮演政府改组的花瓶。据情报表明，两党立委、监委、宪政实施促进委员及府委等，无论在表决权及实施行政有关各问题，只要对两党有益者，均可同时力争，有害者，亦同时反对，决不会受国民党之控制。蒋介石对两“友党”的要求，恼怒、愤懑之后，只得委曲求全。
国民党首先寻求与民、青两党妥协，出台政府改组基本方案。1947年4月16日，蒋介石将改组方案在国民党内寻求大体一致意见，到中央常会提出各党共同施政方针。晚上，蒋约集民、青两党领袖张君劢、曾琦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签署共同施政方针，并接受两党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又正式提名张群为政府改组后之行政院院长。
然后，蒋介石尽力安排政府要职，保持国民党对改组政府的主导权，在体制机制上做了重要调整。4月17日，蒋主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由张群、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长，陈立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是日，明令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权力机关，取代中央政治委员会（1946年3月前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权力。政府改组后，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党政最高权力机构，改变了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外观。对此，蒋介石庆幸“改组政府第一步之手续已经完成”。
国民政府委员会是体现所谓“三党联合执政”最重要的机构。新任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为：张群、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等28人。其中国民党占17席，青年党4席，民社党3席，社会贤达4席。从表面而言，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注意到地域平衡，如莫德惠代表东北，鲍尔汉代表新疆，章嘉代表蒙古，其余浙江、广东籍人选占据半数。国民党17位府委中没有十多年来控制党务的CC系，其中孙科、张群、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等，大多为美国人心目的自由分子，而陈氏兄弟和其他有力军人（陈诚等）没有列入府委，不免有点迎合美国人心理，一新对外耳目的意思。久在行政院任职的陈克文也曾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这次政府改组是受美国政府态度影响最大”。
不过，政府人事安排并不能如蒋所愿。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民社党也有4席，张君劢推荐了时任该党宣传部长徐傅霖，但徐傅霖并不愿参加，故发表名单中并无徐。20日，蒋介石亲自电邀徐傅霖来南京，希望徐能担任“府委”。徐向蒋介石请辞，表示“职位虽高，无实际工作，要我帮忙，应该给我实际工作”，当天并未答复，容许考虑。徐言下之意，是想做省府主席，这在一些媒体人看来，徐是“官迷心窍”，或是“奇货可居”。后来，通过国民党大佬吴铁城等多方疏通，直至五月底，徐才肯接受担任国府委员。
对于国府委员会的组建完成，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乃我国自训政推进宪政之重要步骤”。4月20日，蒋在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谈话表示，“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民政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职权，执行国民大会之决议。”司徒雷登感到“国府委员会的构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从无党派人士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具体的改革”。
接着，蒋介石着手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之构成。4月19日下午，蒋召见行政院院长张群，研商各院部会首长及各省主席人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担任农林、经济两部部长。民社党并未担任实际部会首长，只要了两个空头的政务委员，即张君劢早已内定的蒋匀田、李大明。对此，“一般人认为民社党人才不够，所以不敢干实际工作，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民社党内部派系太多，拿了两个部会，不够分配”。
对于国民政府改组，体制内多是褒奖与称颂。就其改组动因，有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二十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改组政府。“国民党觉得如果继续训政下去，在国际间太不好看，要向盟邦借钱也不太方便。这些原因，促成了改组政府的决心。国民党亦统一宣传口径，称此次政府改组意义重大，为本党还政于民之始。针对民社党内有极少数分子对参加方式持有异意，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民社党、青年党两党参加政府后即为吾人之友党，各报遇有不利于两党之消息，希避免登载为要。”陈光甫认为，“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英美主流媒体对国民政府改组前景也不乏称赞。《纽约时报》认为，经过20年的一党统治后，中国出现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多党政府。当前重组的政府，以国民党为主，但打破了它的垄断。如果一个改组后的政府在新的宪法框架下努力工作，一步步朝向民主化，这种糟糕局面在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还是有可能改观，并取得一些明显进步。1947年4月25日，《泰晤士报》盛赞国民政府改组为一开明而具有建设意义之措施。
当然，外国舆论并非一味称赞。蒋介石注意到，美国舆论对政府改组亦采取保留观望态度，蒋在1947年5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中说，“美国舆论界对我改组政府之猜测，皆以为由其马歇尔之逼迫而成，并加以不入耳之指摘与挑剔，其意非完全遵从美国意旨决不援助，以惟有忍之，以待其认识与觉悟而已”。
四、改组后之政党关系复杂化
首先，政府改组遭到中共及其它党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国共和谈幻想破灭。1947年4月2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内战、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李济深等人公开发表声明称：“现在改组的政府本质上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这个政府徒供作一党专政的烟幕而已。从今以后，一党专政、内战将如现在一样继续下去，一切均将毫无改善。我们对此改组的政府不存在任何幻想，益愿与我爱国同胞共同反对之。”民盟未参加政府，希望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能秉承和平建国之途，承认政党的合法地位。
其次，国民党的党政关系发生诸多变化，施政程序复杂化。此前政府一切主义来自于国民党，改组后，国民党需尽可能照顾民、青二党之意见，致国民政府行政运行路径与方式发生改变。1947年5月5日，国民党中政会第6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各级党部与从政党员行文联系办法案》，该文指出，“国民政府改组后，本党与政府之关系业已改变，今后本党对于政治之运用自应指示从政党员执行”，“从政党员应秉承党部指示，运用个人职权或党团组织，切实执行之。惟不得将党部原件迳行批交主管部门或归入政府机关档案中”，“从政党员如执行党部指示感觉困难，得向主管党部或上级党部申述请求修改或补救之”。换言之，国民党的意旨并不能直接贯彻于政府。
再次，国民政府施政效率严重下降，体现“三党合作”的行政院组织涣散。民、青“友党”在改组前多有要求，对改组结果并不满意。1947年4月29日，张群第一次主持改组后的院会，“开会时间到了，各党派的政务委员和部长除国民党籍外，一个人都没有到”。王世杰有日记云，1947年4月29日为改组后行政院之第一次集会，“予列会时，青年党及民社党政务委员或部长均未到，予因促张岳军电促左舜生等出席。最后左舜生、常乃惪（均青年党）始到”，足见民、青“友党”对政府改组的消极应对，甚或抵制。如青年党推荐的李璜不愿就任经济部长。政府改组后一周时间内乱象丛生，“物价向新官贺喜”，“美国反应十分冷淡”，“民社党热中带冷”，“青年党逡巡不前”，“贤达多人尚未报到”，“国民党中愤愤不平”，“张岳军自认跳火坑”。国民党许多人认为，“民、青两党不费吹毛之力就当了府委”。诸多迹象预示，张群内阁步履艰难。
最后，改组加剧了民、青“友党”内部的分化。政府改组宣布完成时，也是民社党完全公开分裂之时。民社党内部为参与政府的职位分配，本就意见分歧，国民党则予以金钱等方式，进一步分化该党，以资利用。4月29日，民社党召开中常会，反对张君劢之呼声高涨，原民主宪政党及汤芗铭等人公开否认张君劢之领导。5月21日，反对派公开发难，在上海召开党务革新会议。据5月23日陶希圣向蒋介石的报告，民社党分裂已无可调解。孙宝刚等则举行革新委员会，清除肖小，整顿党务，实受民盟利用。双方各走极端，中间派多维护汤芗铭，既不满蒋匀田等人之把持排外，复主张清除民盟之操纵。张君劢于25日召集紧急会议，决心清党，并发表宣言，以镇压动摇党员。会议通过“信任张君励主席案，开除孙宝刚、汪世铭、卢广声、沙彦楷四人党籍。双方彻底分裂，并由此写下了民社党“党史上最悲催的一页”。
对于民社党的分裂，1947年6月7日军务局向蒋介石作了专门汇报。关于民社党分裂原因，军务局认为张君劢提出参加政府名单“不甚公允”，伍宪子、李天明、汤芗铭等原主全面参加政府，汪世铭、孙宝刚、沙彦楷等及一部党员，主张有条件参加，另一部党员主张不参加，仅培植自己政治前途，“卒酿成分裂结果”。军务局也分析了分裂阵营的情况及张君劢的应对策略，但就前途而言，认为“张君劢个人态度，仍甚动摇”。中立派伍宪子、李大明在现阶段中可能与反对派合作，或恢复以前“民主宪政党”路线独立活动。
就事实而论，国民党拉拢民、青两“友党”虽完成了政府改组，并未能增强执政力量，为维护所谓“友党”关系反而煞费苦心。其后的国大代表选举即是明证，民、青两“友党”为选举事生出不少纠纷，并使国民党疲于应对。
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显示出崩溃迹象，军事进展实乃假象，不顾中共的和谈意愿，缺乏必要的政治妥协，指望拉拢民、青“友党”，急切完成政府改组，营造“开放”政权与“联合执政”的印象。钱端升说，“政府改组由青年、民社两党加入若干人，由接近政府的社会贤达加入若干人，则政府的素质并无变更，如此改组，而谓一新天下耳目，产生新的力量，其谁敢信？此种改组何能争取国外的同情与赞助？”钱端升认为，在战事进行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改组的可能，因为“不愿内战者，决不愿意加入一个政府，除非这个政府立志不打内战”。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仍未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却为“联合执政”之名所累。储安平说，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显已沦入暗淡与苦痛之中”，“现政府目下最努力的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储安平说：“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更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此次政府改组，是在排除中共与民盟等民主党派所作的权位分配，改组缺乏民众基础，“没有民众的政党，为不能久存的”。
因此，国民党从政府改组中未获实利，徒增诸多政治内耗。民社党与青年党多年在野，对于政府改组，虽说其党魁意见或有不一，但党徒多欲趁机参与政治，获取利益，实现诉求。国民党需耗费很大精力处理“友党”关系，动辄被动让步，弄得顾此失彼，意志更难集中。一般而言，当政府处于危局之时，集权政府更有利于应对危机。然而，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标榜与“友党”联合执政，时时受到制衡。王世杰就抱怨，“现在有国府委员会、立法院、参政会，此皆为政府机关，均有本党以外人员，均有干预行政院政策之权。”换言之，国民政府改组后虽具有多党政府的外观，反而弱化了以党统政的力量，加剧了政治分裂，此为战后国民党改革的一大败笔，国民党在政党杯葛中进一步走向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