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注释从略
作者钟钦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
根据地是中共持久抗战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存在“不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触角，还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对其形成威胁”。因此，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史研究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异军突起，对根据地研究亦多有促进。目前，学界对“新革命史”的内涵和价值虽无定论，但打破传统革命史书写模式，力求多层次、多角度揭示中共革命艰难、曲折与复杂的历史本真面相，逐渐成为共识。李金铮认为，应该“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战争·灾荒·瘟疫》一书灵活运用民众口述资料，立体展现鲁西冀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作者在书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中，虽然口述资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对促进‘新革命史’研究应当有所助益。”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并非完全套用“新革命史”理念，而是由理论到实践，综合使用多种史学研究方法努力将历史事件解释清楚，“新革命史”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辅助工具。
抗日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但以往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多使用革命者自身的档案、资料阐述历史事件，有时使芸芸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该书从民众层面书写历史，探讨了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民众眼中各方势力的形象、战争影响下平民的生产与生活等方面内容，使战争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中日双方武力对抗，而是包含战争状态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百态。灾荒亦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救助，而是从民众的视角阐述灾荒的影响，关注民众在灾荒下为求生存而“扭曲”的人性，以及灾后中共是如何发动“赎地回人”运动进行调整与补救的。“瘟疫”也不再局限于单纯对日军细菌战的谴责，而是通过多方史料对霍乱的起因进行严密分析，对疫情的应对和救治进行详细阐述，对死亡人数进行细致考证与辨析，从而将“史料”转化为“史实”。
传统革命史书写的“政策—效果”模式，往往忽视民众对事件的理解、认识与反应。该书以档案史料为筋骨，以口述资料为血肉，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倾听民众的声音。该书既强调学术性，又注意可读性。如第二章论述“拆城寨”时提到，虽然中共“拆城寨”运动对于坚持游击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民众对此亦有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其中不仅掺杂了国民党的诋毁、民众对城墙的情感羁绊，还有民众对个人财富的保护等多种因素。不难看出，民众对中共政策不完全是听之任之，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与选择。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民众对中共的举措也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转变过程。这也充分展示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艰辛和不易。又如第六章阐释老百姓对八路军“合理负担”的感受时，揭示了民众对力役和徭役不堪其重的另一面相。虽然中共的力役和徭役较低，但民众轮番供应日伪和中共，承受的负担依然是较重的。日伪强制民众修公路，中共号召民众挖公路；日伪要求民众上交公粮或者强抢粮食，中共也酌情收取一定的救国公粮。民众支应两方，时有不满，多有抱怨。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明确阐述问题之所在，而且使历史更为鲜活。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不断探索与调试，逐渐担负起领导民族抗战的职责。因此，中共党史亦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核心话题。目前学界对党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也存在有待提高的空间，如比较分析方面就存在不足。以往的研究，多侧重纵向对比，即就某一事件前后时间的演变进行深入分析，而忽视横向对比，即对同一时期的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纵、横比较，详细分析该时段的社会变迁，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认识历史。
在该书的“战争”章节，作者以平民百姓对战争的印象与认识为基准，对日军、伪军、土匪、八路军等多方力量分别阐述，自然而然地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使中共心系民众的形象跃然纸上。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比较就易于区分“好”与“坏”。“由于抗战时期八路军与其他势力在鲁西冀南同时存在，并且这个区域也是长期遭受战乱之地，老百姓可谓阅兵无数，于是他们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将八路军与其他势力做比较，并且模模糊糊得出各自的认识和结论”。又如在“瘟疫”章节中，该书从日军战俘供词、地方志资料、流行病学原理三个方面相互比对，坐实了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发生的大规模霍乱，系日军播撒霍乱病菌所致，而非自然发生的瘟疫。对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导致中国人死亡人数的考证，该书更是对比各家观点，且佐以日军战俘的供词，估算鲁西冀南地区因霍乱致死的平民百姓总数应该在5万人以上。同时，作者亦提出“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无论造成多少无辜平民百姓死亡，其性质都是一样的，数字的大小并不能改变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日军的行为是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在对具体事件的论述中，作者也常用比较的手法。如在第四章“刺刀与糖块”中，将日军虐杀儿童的史料与民众关于日军“待见”小孩的矛盾性记忆进行比较分析。对日军虐杀儿童与“待见”小孩的原因分别探讨，认为日本的宣传政策，极易给人造成日军“待见”小孩的错觉。而无知者以讹传讹，别有用心者又歪曲利用，治史者要加以警惕。
比较分析不足还往往使研究者容易陷入“树木与森林”的困境，“森林”与“树木”仅见其一，不能相互映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缺乏宏观的认知，容易诱导作者将共同点当成独特点而大书特书；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是缺乏生动的案例，会导致作者行文过于呆滞与空疏。作者在书中通过比较分析，灵活处理了“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如该书第一章比较了日军、共产党、国民党、伪政权、会道门和游杂武装等各种势力纠葛，细化形象与特征，揭示各方演变的特点和影响，从宏观上再现了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大格局的复杂演变过程。又如第七章把抗战时期的灾害作为一个整体专题论述，完整展现全面抗战时期鲁西冀南自然灾害情景。同时，作者也重视对自然灾害的深描，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口述资料，让亲历者“自说”，而不是由研究者“他说”。亲历者说，1943年是“人吃人的年景。我们村里有人吃人肉”，其震撼力是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此外，将“静态”的政策与“动态”“鲜活”的个人相比较，不仅可以揭示“人”的复杂性，同时也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如该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对灾荒下基层民众为求生存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卖妻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这一方面折射出灾荒对民众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众在生存面前人性的“扭曲”。为解决灾民困难，中共制定了“赎地回人”政策，但在阶级划分、贫农中农间赎地、地主富农反对问题等方面，民众间亦因利益冲突引发多重纠葛。中共甚至不得不用武力手段，才能将扭曲的社会关系拉回到一个正常状态。在“静”“动”结合间，丰满了历史的面相，还原了人性的本真。
目前革命史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党史资料、革命史资料、地方志、档案、专题资料汇编等，对基层民众的声音关注不够，往往将原本鲜活的历史变成了学术语言的堆砌。而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口述史以关注民众个体、语言鲜活著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研究中“多见筋骨，少见血肉”的不足。随着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以及访谈程序的完善，口述史在记录历史、丰富历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学界对口述史的争议还比较大。怀疑者认为个体叙述的历史，因记忆、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影响，无法真正反映当时的社会全貌；赞同者认为口述资料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线索和资料，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总体来说，口述资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使内容有血有肉，更为丰满，弥补了民众史料的不足，更具有说服力。例如，该书引用亲历者对水灾、旱灾、蝗灾、霍乱的口述，关于灾荒、饥饿、死亡的回忆，虽然与文献类似，但是更加生动、具体。又如，该书引用日伪下乡“扫荡”时民众是如何“跑反”的口述，民众对八路军力役、赋役的态度等回忆，展现了民众的声音，弥补了历史资料的缺漏。
同时，在口述史整理上，还需将“口述资料”与“口述历史”加以区分。前者是指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存在记忆偏差；后者是指收集与运用口述资料，在综合对照其他资料基础上再现历史场景的某一部分。因此，口述资料需要结合相关文献，经过一定的辨析和加工后，才能使用。换言之，口述史的形成需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口述资料的收集，这可以通过访谈录、调查录、回忆录、口传史料、录音资料、影像资料等形式实现；二是口述资料的整理，即对口述内容进行筛选与确认，使其成为可以解释历史问题的口述历史。在口述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徐畅历时五年，带领和组织学生到鲁西冀南的冠县、临西、曲周、邱县、聊城东昌府区、威县、鸡泽、清河等地实地调查，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在口述资料的使用上，作者意识到它“只能作为文本史料补充利用”，对之进行了仔细鉴别，并与文献史料相结合。如有时候老百姓的叙说前后矛盾，尽管反复询问依然如此，这样的口述资料只能弃之不用。还有老百姓不可能接触到中共和八路军的机密问题，所以他们的口述资料虽有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属于边缘史料，只能作为文本史料的补充加以利用。如在引用口述者对日军、伪军、土匪、八路军、共产党、国民党的印象时，对日军屠杀儿童的记忆与史料之间存在极大差异，需要辨别。又如，由于受访人年事已高、文化水平低、身体欠佳等原因，可能记忆有误、张冠李戴，将1956、1963年洪水当成1943年大水，将1959—1961年大饥荒当成1943年灾荒年。
除上述以外，该书结构清晰、语言灵动、论证严谨。当然，任何一本著作都无法包容所有问题。从整体看来，该书虽然以“战争·灾荒·瘟疫”为题，正文也围绕三者展开，但却未能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说明，使全书存在一定的割裂感。在“战争”章节中，作者在论述各种势力关系时，国民党被放置在重要地位，但在此后诠释平民百姓对日军、伪军、土匪、八路军的形象与认识时，对国民党的描述却未见并列述说，这略显不完整。在“灾荒”章节的“回人”部分，对中共为解决灾荒下买卖人口所产生的纠纷进行了详细论述。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便有规定“禁止人口买卖”，但既是“禁止”行为，中共为何不直接作废协定，而采取“承认”人口买卖基础上的“回人”政策？这在文中未有清晰的交代。
总之，该书积累年之功，利用口述资料，在立体展现鲁西冀南大历史的前提下，深入讨论了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群众生存状态的多重面相，是一部颇有新意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