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新史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赴中日实地调查。中国东北和关内各界纷纷呈文，表达对于事件真相、伪满洲国和中日冲突的看法，这些呈文现藏于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呈文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历史文本，大多数充满爱国主义热忱，标志着在纷纷攘攘的政局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危亡，再次成为压倒性的时局主题和国家中心话语。呈文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进而影响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演变。其强劲的民族国家立场，体现了梁启超期待已久的“新史学”的宗旨。
关键词：“新史学” 李顿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 呈文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这一宏论，通常被视为“新史学”之嚆矢，虽然今天“新史学”之定义已非易事。从梁启超的原文看，其对史学作为“爱国心之源泉”的期许，鲜明地揭示其所称“新史学”乃民族国家之史学；摆脱一家一姓史学之陈词滥调，唤起国民，关心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是梁启超倡言“新史学”的根本目的，也与其在1902年前后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互为表里。
梁启超提出“新史学”30年后，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调解中日纠纷，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或简称“国联”）1932年初成立调查团，由各大国抽调人手组成。美国派出代表麦考益将军（Major-General Frank Ross McCoy），法国派出代表克劳德将军（Général de Division Henri Claudel），德国派出代表希尼博士（Dr. Heinrich Schnee），意大利派出代表马柯迪伯爵（Count Aldrovandi），英国人李顿伯爵（Victor Lytton, The Earl of Lytton）担任调查团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
李顿调查团东亚之行过程中，中国各界通过各种途径，以信函、“快邮代电”、电报等方式向其递交呈文，除表达欢迎之外，表明对于事变、伪满洲国、中日矛盾和世界大势的看法，以及对国联的期待。呈文数量巨大，90年来深藏于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rchives），不见天日。历史虽曾实际发生，而依赖史料的历史学界因此没有及时以梁启超所期待的“新史学”回应那个时代的历史——在民族国家危机面前，中国各界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在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中表达出来，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和当时国际社会的判断。整理至今依然“发烫”的文本可以看出，李顿调查团东亚之行前后，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全面的爱国主义思想激荡过程，国家整合因此显现出与前不同的趋势。它甚至引领我们思考类似“局部抗战”“全面抗战”等耳熟能详的概念，是否真的适合用来划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
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革命以降，民族主义运动气势磅礴，塑造了近代世界基本政治图景。鸦片战争以后，持“天下观”的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形塑为民族国家。又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深入人心，“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和看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中国人”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此为基调向李顿调查团表达对于事变及其后果的看法，共时性地呈现了一种新的国家观和历史观，给调查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各界在各自生活的空间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及其之后的局势演变，是广义上的“在场者”，但九一八当夜发生在柳条湖的爆炸事件并无中国人目睹，在当时只有调查团有条件到实地考察并询问当事人。东北各界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乃集中于两点：第一，“满洲国”建立并非东北民众自愿，而是由于日军的侵略和扶植；第二，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人是中国人。
以言“满洲国”性质。日军淫威之下，尽管多数人用了化名或匿名，但也有不少人实名呈文，指陈事实，勇气可嘉。小学生“笄及”致函李顿指出，日方“犹曰三千万民众欲建‘满州〔洲〕国’，其谁欺？欺调查团也！查‘满洲国’，尽是日人掌权，无一处不是日人造成，以灭高丽之手段灭我东三省”。闫志峰说，日本“这次又建设了‘满洲国’，想要使东三省变成朝鲜‘一般’，我心［充］满了苦疼。因为我国内本不应当又为一国，日人的意思是要想错〔借〕‘满洲国’的名词〔义〕而吞东三省！我们都是很不赞成设这国的”。李作云说，“‘满洲国’之成立对东省人民是否有益，我是东省的人民，我说‘满洲国’绝对没有对人民有益之一点。我受了‘满洲［国］’无限的压迫，因此我是一定要否认的”。大连自甲午战争后久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当地的张良万等人致函调查团，表示不赞成“满洲国”，理由有六点：日本人行为举动不人道，不配做我们榜样；日本人用“毒法”陷害我们同胞；日本是一系相传的君主立宪国，人民不自由；日本压迫弱小民族；日本挑唆中国人做胡匪；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东北民众注意到了日军扶植伪政权过程中汉奸的作用。“中国国民一份〔分〕子”提出，“日军在我东省非抢即夺，奸掳妇女、侵占民人房屋，在各处开设赌局，贩卖毒品，一切不和〔合〕国联条件，应当各国［予以］处治。东省成立‘新国家’，此乃日军之主持，再和我中国卖国贼联手，暗成此大‘满洲国’，民谅全球各国不能承认的罢〔吧〕”。李寅公等14人特别向调查团介绍了“满洲国”要员的身世背景，以便调查团了解伪满洲国网罗人员之素质，他们说：“参议府议长”张景惠早年卖豆腐，“目不识丁，出身卑贱”，后为胡匪，“日本正利用此等混蛋人物”，签署各种卖国文件。又云：伪哈尔滨市市长鲍观澄的生母是日本人雇佣的女佣，“薄具姿色，为日本主人垂涎，久之，果得与之通奸”，鲍“实是日本人”。迹近谩骂之词，恰恰是国人民族意识高涨之时批驳汉奸的常态，原非雅驯之公文。
个人之外，复有团体呈文。吉黑民众代表团罗列了日本十项侵略事实，内中指出：“其用吞并朝鲜之故智，助成‘满洲国’之独立。……我东北接壤亡韩，殷鉴不远，谁愿蹈其覆辙？确为日本武力逼迫，造成此满洲伪国家。所谓积威之下，谁敢伊何，顺尔者生，逆尔者死。不然，苟使日本撤兵，则我东北伪政府亦必欣然解散矣。东北民众救国总会分析了“新国家”与日军的关系：“‘新国’土地视日军势力为范围，由日军负保卫之责。‘新国’主权系自日军赐与〔予〕，政事由日人主持，名为国家独立自治，实不啻亡于日本。更趁此机会，极力移民，以为实力之保障。”
以言东北与中国的关系。自民国肇始以来，东北三省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之下，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有利则破关而入，参与军阀争霸，甚至长驱直入长江流域，不利则退缩东北生聚教训。纷纷攘攘，究属一国国内之事。在外人侵夺的当口，东北民众分得清其中的关键。王柱国向调查团声明：“我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不是日本的人民，即不是满洲伪国的人民。”金芳茹告诉调查团，在沈阳到山海关的铁路上，日本人强迫旅客裸体上下车，以便检查身体，女性也免不了这种羞辱。她表示：“现在虽旅居满州〔洲〕之地，但为青天白日下的国民，小民虽死亦不能为‘满州〔洲〕国’之国民。”有人以“热血动物”为名致函李顿，“自日本占我国东北以来，东北的中国人民受了日本的极惨虐待和惨杀……现在的管〔官〕吏全是日本人所举……‘满洲国家’也就是日本瞒世界各国的耳目而已！徒一时之美观，以谋求把中国做第二个朝鲜”。中国危亡之际，匿名信函中，以“中国国民”“中华国民”“中华民众”“中华人民”“大中华民国之民”等署名的反而比比皆是。呈文的文字显示，上书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大义名分所在，爱国之忱跃然纸上。
团体呈文的文字和逻辑则完善甚多。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致函代表团，剖析日方所谓“民族自决”的阴谋：“三省为全中国诸行省之一部，其人民在政治上、社会上所享之权利及应尽之义务，与其他各省人民处于一律平等地位，从无异视。……向来未有此种民族自决运动，亦从无一人有此提示，其无须自决也，明矣。……日本诡计，先后如出一辙，所谓民族自决，只是灭亡工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团宣传部向代表团分析说：“况既名国家，须有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即难成立。此次日本所谓的满州〔洲〕伪国，既占中国之土地，复迫中国之人民，而一切主权，又皆出自日人之手，其土地何有？人民何在？……不过嗤其仅有‘满州〔洲〕国’三字而已。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郑重声明：“一、伪满洲国之建立绝非基于我东北民众之意旨，誓必反抗到底。二、吾人始终承认东三省为中国完整领土之一部，绝不容任何国家吞并或建设独立国家。三、本会所直辖之队伍乃我东北民众之武力，苟日本不撤兵、取消伪国家，我救国义勇军必与其实力周旋，直至达到目的为止。”
在东北，“去中国化”与“日化”同时进行，东北民众特别敏感地专门向调查团指明，这是日本实施殖民统治的处心积虑之招。小学生王国仁说，事变之后，日方“把孙中山的东西都份〔焚〕［烧掉］，甚至孙中山的小时的事情都不叫我们知道”。“无名氏”说：“我以前也没念过日本字，现在又叫念日本字，也不叫念三民主义，又念一些个老旧书。”吴飞举报告调查团，日方正在进行周密的奴化教育：“在官立小学所念的课本，关于中山小说，他也给损坏了。关于建立〔设〕中国的信，他更是不叫小学生们看见。对于一切的周判〔刊〕、新文〔闻〕报，他也给察见〔检查〕，如关于他的不好事情，他都给剪去。关于国文一类的书，他都给去掉，都改换日文。”
毋庸讳言，东北各界来信中，亦有为数极少赞美“满洲国”和日本殖民统治、批判张作霖父子的。这些呈文的主旨，多指责张氏父子治下民众困苦，“满洲国”得到民众“拥戴”。如“前君主立宪会会长”文耀称，“日本因自卫计，思欲止乱”，而“‘满洲’人民拥戴‘满洲’故君为元首，仍然恢复‘满洲国’，脱离残暴嗜杀之张学良和党徒专横之蒋中正”。据初步整理，关外各界致李顿调查团的中文信函中，揭露日本侵略和伪满洲国者1390余封，而为敌伪张目者仅20余封。
梁启超所期许的“新史学”，就这样诞生于国破家亡之际，由细碎、低沉而宏阔、激越，抗日救亡最终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梁启超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前辈的爱国心如涓涓细流，汇成改写历史的滔天巨浪，是我们今天仍然为之动容、值得记诵的篇章。
1932年的日本，是东亚公认的强国，亦是世界“五强”之一，李顿调查团为完成调解任务，向日本释放了巨大的“善意”。其行程意味十足——调查团在国际联盟的主导者之一法国组建，1932年2月3日，从勒哈弗尔港出发，途经伦敦、华盛顿，向英美两强致意。29日到达日本，访问11日，拜会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然后才在上海登陆，4月21日抵达沈阳。在中国调查一番后，又赴日本，最后返回北平起草向国联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书。漫长的行程，及其背后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外媒体对其进行了绵密的报道。不是国联成员国的美国主动加入李顿调查团，而没有派员加入调查团的苏联自始至终被视为解决东北问题必须考虑的因素。可以说，就国际关注度而言，九一八事变甚至超过六年后的卢沟桥事变，它并不“局部”，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来说，它也不“局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从未如此这般地被国际社会关注。内地各界暂时远离东北战火，虽不“在场”，但对东北局势的发展非常关心，情感代入极为炽热，他们对李顿调查团寄予厚望，希望国际社会介入中日冲突的心情溢于言表，纷纷上书李顿调查团，陈述日本贯彻“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事实，强调当年日本灭亡朝鲜之旧事，分析其行为违反《非战公约》等国际条约，破坏东亚与世界和平，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危险。与关外呈文者多数为个人不同，关内各界绝大多数以团体名义呈文，且因安全关系，多为实名。
各地国民党党务机构是呈文的一大主力。陆军第二十七师特别党部致电调查团：“我全国上下正盼诸公转告国联予日本以严惩，忽悉日本议会公然通过承认东省伪组织……不但破坏我国领土行政之完整，并且目无诸公，其蔑视国联可想而知”，要求国联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对于日本采取断然之处置”。江西省鄱阳县党务整理委员会电称：日本占领东三省，“不徒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东亚和平，实已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中国军队“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及拥护国联盟约与国联决议，乃不得不誓死抵抗”。湖南省大庸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出，“暴日垂涎东省，蓄意谋夺，已非朝夕。……近复狡计百出，以亡韩之故伎，威胁东省叛逆，组织非法机关，破坏敝国行政、领土之完整，妄称出自民意，淆乱世界听闻”。
国民党党务机构的呈文应为文化人捉刀，文通字顺不在话下，修辞排比滔滔不绝。如江苏省常熟县党部电文称，“自九一八沈阳被占以后，日本野心尤〔犹〕未足，恃其犀利之武器，逞其强悍之固性，不顾公理，蔑视国际，蚕食鲸吞，得寸进尺，封豕长蛇，毒逾蜂虿，经济政治之侵略榨取有加无已；终复继之以武力，实行强占我东北三省土地”，对国联寄予厚望自不待言，而如果国联不能制止侵略，则只能诉诸自卫，“我中华民族为保持东亚和平，为求民族生存与夫维护国联神圣盟约计，决取自卫手段，继续抵抗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党务机构的呈文文字通畅，诉求集中，较具现代知识，非一般民众具体感性的呈文可比。其背后的力量，调查团其实早已洞悉。调查团在报告中指出，早在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后，国民党宣传机关在东北各地“一再声称恢复已失主权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重要，与夫帝国主义之险恶”。事变之后，“在组织方面，虽包括多数各〔个〕别之团体，而重要支配之机关，厥为国民党”。然而，在西方语境中，党与政府毕竟分属不同单位，调查团对此颇觉为难，“欲决定该党责任之终点，与政府责任之起点何在，则系一宪法上之复杂问题，调查团自觉不应有所表示”。
商会、农会、救国会等团体组织，亦为呈文大宗。中华民国国民救国会致电调查团五位代表，贡献了四点意见：第一，日本在华侨商未受重大损害，且“历次惨案过程皆由日本称兵来华，敝国未尝加兵日本”；第二，因东北被侵占，中国人“乃有消极抵制日货之表示，完全由日本以暴力压迫所激成”，日本停止侵略，“则敝国爱国运动亦即自然停止”；第三，“以日本大陆野心之蓬勃，世人无不共晓。假如敝国以一部分土地为其拓展之依据，窃恐数年而后，各友邦亦必有受其侵害之一日，利害相关，非仅敝国而止”；第四，中国的态度，“最希望日本先行撤兵及东省、上海、朝鲜等案同时解决”。河北省永年县农会和各机关、学校致电调查团，希望其报告国联，“采断然手段，取有效措施，使破坏世界和平之日人不得辞其咎；强制执行决议，保全盟约威信，使暴日撤兵，赔偿中国一切损失，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皆系于此也”。他们指出，日本不尊重条约，其“满蒙”政策由来已久，旨在破坏中国统一，在东北形同盗贼，排挤外人投资。而中国人抵制日货，都发生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中国警察协会结合东北和上海战事，提出“日本之宣传大陆政策，首在并吞中国，次则征服列强。此次借端侵华，已实施其初步计划”，“田中奏折”揆诸事实，不得谓无。该呈文对比日本灭亡朝鲜的历史，点明日本“现主使我国东北叛徒组织伪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关系，是以灭亡朝鲜之计策欲灭亡我东三省也。我‘满洲’溥义〔仪〕辈甘为李完用第二，受其嗾使，他日予取予求，我幅员广阔之东三省，焉得不入日本之版图耶”？
各团体呈文中，浙江全省商会联合会等百余组织联名致电调查团的文书堪称范本。该文回顾日本侵占东北，进而进攻上海的事实，特别总结了“日本欺骗世界之宣传”，胪陈其“对于中国国家民族，为恶意污蔑”的种种说法，“如谓：日本尊重国际条约，对中国无领土政治野心；日本之行动，均为自卫；中国为无组织无秩序之国家；中国蔑视条约；中国排外；中国对日经济绝交，不啻与日本宣战；日占东北及保卫伪国，乃为防止共党”。文中对调查团提出三点要求：“请调查作公正透彻之调查”，“请调查团认明东北与上海为一整个问题，中国人民绝不承认满洲伪国”，“请调查团注意中国国民不为暴力屈服之决心”。呈文最后把东北问题放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危：“今日世界和平之枢纽在太平洋，太平洋之枢纽在中国，中国之和平繁荣不独为全国国民一致之殷望，亦大有补益于世界。”对照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可见浙江全省商会联合会对日方的论点非常了解，其反驳之针对性甚强。
个人呈文不是关内各界呈文的主要部分，但颇多知名人物列名其间，其影响不可小觑。其时，吴佩孚已蛰伏多时，他以“大中华民国孚威上将军”名衔致函日本天皇，并抄送调查团，呈文指出，日军“一若任何公理可以勿顾，绝对以强权行之，纵引起世界战争而弗辞”，穷兵黩武如此，“固中国之不幸，抑亦岂日本之福哉？”他分析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理由：一是日本物产不丰，不占东北无以生存；二是日本人口激增，不得不向外殖民；三是日俄竞争东北，日本牺牲巨大，不得不有所补偿；四是出于防范苏联之需要。不过他认为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日本铤而走险，一方面遭到四亿中国人的恶感，另一方面开罪列强，有重蹈德皇威廉二世战败覆辙的可能。他规劝天皇果断实现中日和平，不要“逞一时之雄而贻百年之祸”。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口气峻急，他认为日军侵占东北、进攻上海，均为“破坏中华民国领土行政完整及日本自身对于世界盟约之义务”，调查团要以“公正之态度、敏捷之手段，搜求合法之事实，以备公平之解决”。南京市商会主席濮仰山表示，出于“爱护诸公，爱护国联，爱护世界之正义与公理”，不能不指出，“我国当东京地震之时，尚不惜予以友谊上之接济，今日本乘我全国水灾之际，竟出兵夺我东北，此为我排日乎？”他抓住李顿在东京演讲时“此来系为收音器，非为播音台” 的说法，明确要求代表团不仅要做“收音器”，还要做“摄影机”，把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告知国联和整个世界。
用外国人看得懂的文字，说外国人看得懂的话，是呈文陈情者自然的思路。李顿调查团收到的中国人呈文中有一部分是英文的，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中方人士或团体直接用英文呈递的；二是本为中文，请国民政府外交部转交调查团的，外交部择要翻译了一部分，以便阅读；三是调查团自己组织翻译的，大多用概括性按语而不是全文迻译。据调查团代表回忆，他们从东北返回北平后，到再赴日本前，完成了此项翻译。
上海总工会致信调查团，就日本称中国组织混乱提出辩护意见：“国联会议上，日本人指责中国不是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这可能会使那些远离中国的朋友误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日本非法占领沈阳，却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组织良好的最好证明。”文中告诫调查团：“你们会被告知，‘新国家’是由人民运动产生的，你们也会获得日本认为必要的证据和文件。但是，历史会证明他们的计划和主张是错误的。”洛阳人民外交协会就日本指责中国排外提出：外国侨民遍布中国，与中国人建立友谊，大家彼此尊重。“我们公开声明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只是为符合一个独立国家保证被平等对待、在国家之间拥有平等地位的要求，怎么能被视为是排外运动呢？如果我们偶尔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那也是由日本的野蛮政策引起的，这一责任必须归咎于日本。”可以看出，英文呈文不仅行文方式与中文呈文不同，其说理的逻辑也比较“西式”。杭州市人民团体接待委员会就日军轰炸平民目标提请调查团注意“空战规则的第二十四条，该决议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与荷兰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并于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上述条款部分内容如下：禁止对与陆军部队作战区域不毗邻的城镇、乡村、住宅或建筑物进行轰炸。如果与本条第二款提出的特定军事目标非常靠近，为了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对平民进行轰炸，禁止使用航空器”。其精深的国际法知识回应了当时尚未被国际社会充分认知的无差别轰炸问题，令人赞叹。
东北领土主权属于中国，伪满洲国系日军扶植之傀儡，仍是英文呈文的主旨所在。如中华普产协会北平分会特别罗列了日本对国联的11种虚假宣传，就日方所称“满洲国”建立出于“人民自决”，呈文对调查团进行了“历史教育”：
“满洲”在古代被称为肃慎，“满洲”人民是居住在此地的皇帝后裔的一个分支。……“满洲”人来到中国后，他们的语言、习俗和社会制度与我们相互融合，吸收了中国文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等省的人民已经从关内迁往“满洲”谋生，他们已构成了东三省人民的主体。……东三省人民在历史、事实和文化上都从未有过分裂的意识，又怎么会想到通过“自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呢？即使是最无知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担心的是，威尔逊的在天之灵会哀叹，他所倡导的“人民自决”现在却被日本人用作征服中国的工具。
大量翻译成英文的呈文十分简短，文辞无从讲究，但保留了核心信息。如“东北无名氏”的来信，被整理成三点：“1.我不承认‘满洲国’，因为这个新组织对我们的折磨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2.如果中国人第一次对日本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会被殴打。如果他们第二次不改口说自己是‘满洲’人的话，就会立即被处死。3.一天，两个中国女人路过一个日军占领的兵工厂，日本人扒光了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裸着站在大街上，最后这两个女人都被冻死了。”由调查团加了按语的呈文往往是其中内容的概括而非呈文本身，并以第三人称呈现。如“一个小男孩写了这封信，他站在了新成立的‘满洲国’的对立面。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中国人，而不是‘满洲国’的臣民”。“六名十岁的中国儿童表达了他们对‘满洲国’的强烈反对，他们曾因声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公民而遭到几名日本士兵的殴打”。
个别英文呈文显示，除前述三个主要来源之外，调查团另有偶然的信息来源。如署名为“哈尔滨教育局督察员”的长信是由调查团的美籍顾问达夫曼（Ben Dorfman）教授转交的，包括12个方面的内容，调查团择要加以翻译，其中包含一些生动的细节：“在建立‘满洲国’的庆典期间，为吸引无知阶级来见证这个庆典，日本人共花费了9000美元编排戏剧。鲍观澄负责带头高喊庆祝口号，但现场无人应和他，他简直气疯了。”“调查团到达马迭尔宾馆后，中国的爱国人士向调查团递交了约5000份请愿书，但都被日军查获并销毁”等等。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并不仅依赖中国各界的呈文，其形成还依据多国官民多种文字的信息。中日两国政府除具体说帖外，均提交了总备忘录。两方学者提供了由官方加持的专著，论述各自立场。如中方孟治著有《中国之声：论中日冲突》（China Speak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由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颜惠庆作序；日方不甘示弱，河上清著有《日本之声：论中日危机》（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由日本首相犬养毅作序。双方的书面意见由国联装订成册，名为《中日关系文书》（Pamphlets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共十卷。另有欧美澳等第三方人士多种著述，以及第三国公民、机构的电文等，供调查团参考。
关内外各界的呈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其影响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随处可见。如“中国政府，虽有种种失败之处，而其所成就者，亦已不少矣”；“近数年中，日本之要求，在中国方面已认为对于中国国家愿望之一种严重挑衅”；“东省行政在一九三一年事变以前，无论有若何弊端，但在若干地方，未尝不努力改良行政，其成绩颇有可观”；“中国人民认‘满洲’为第一防线。……近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常称‘满洲’为‘中国之粮食策源地’”。处处构成对日方说辞的否定。
尤可注意者，中国各界表达的意见，在李顿调查团的关键性结论中得到了呼应，载于其报告书中：“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东三省之为中国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自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另外，调查团还根据对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和实地勘查，指出：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1933年2月，除日本外，国联大会全体通过十九国委员会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基础起草的报告，日本为此恼羞成怒，愤而退出国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无条件投降70周年讲话中承认，这是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满洲’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进的方向有错误”，最终战败投降。
历史的结论已成，整理、研究、阐释90年前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以李顿调查团为对象“书写”的历史，是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实践梁启超所云“史界革命”之任务。沿此思路，尚有一点，本文愿作进一步申说。
欧美列强，均为近代民族主义所催生，无一例外。事成之后，转而污名化民族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合理内核爱国主义，对力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后发”的爱国主义，尤为敌视，因为这些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构成了对列强话语体系和利益体系的巨大挑战。前贤对此早有剖析。1924年，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时指出，世界主义是强者的逻辑，“民族主义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世界上分两种人，25亿压迫者，125亿被压迫者，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他说，列强之所以反对中国人民和其他弱小民族讲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孙中山当然也知道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他特别叮嘱：“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做到后来居上。将来中国强大了，要体会今天身受的列强之苦，“济弱扶倾”，帮助弱小民族。
历史证明，孙中山的看法富有远见和针对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向国联强辩其出兵理由，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强劲，造成排外浪潮。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中也承认，“现在中国之重要原动力，即为其民族自身之近代化。今日之中国，实为一正在进化中之民族”。报告书同意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塑造现代国家的合理性，但对当时中国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横加指责：“试一翻阅各校课本，即使读者感觉著书之人，图以嫉恨之火焰燃烧爱国观念。”李顿调查团各成员均来自欧美强国，其观点本不在孙中山预料之外，而可怪者，九一八事变90年之后，贬低、甚至痛诋史学之爱国主义本位与功能，生吞舶来之只言片语以为“新史学”，目下不乏其人其论。
九一八事变90年来，东亚和整个世界的秩序被彻底重构。追根溯源，其内在动力和机制，从90年前柳条湖边演化而来，从至今不知姓名曾辗转为民族呼号的国人而来，从中国人民不计生死的十四年持久抗战而来。“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新中国，诞生于国人觉醒的爱国心之中。虽然，每个时代的“新史学”，会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但每个时代“新史学”问题之提出和设定，应从历史实践中提炼而来。以上愚者之虑，有志于“新史学”者，当早已注意及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