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注释从略
作者袁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范旭东于1922年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永久黄”团体附属的核心研发机构，也是我国私立化学工业科研团体的嚆矢。全面抗战时期，内迁入川的黄海社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开展创新研发活动，不仅有力支撑了“永久黄”团体在大后方的发展，更为众多后方工业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并在棓酸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黄海社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研发活动，既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研发达到了新高度，也展现出后方工业企业的研发成果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民营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 永久黄
在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领域中，将全面抗战时期企业研发活动作为研究主题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以黄海社为范例，梳理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研发活动的历程，并对其研发活动的价值与历史意义做出评述，以求拓宽近代中国企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视野。
黄海社的前身系久大公司附设的研究室，其诞生是范旭东在创办化工企业过程中的一次组织模式创新。久大公司创立后不久，为推动生产，范旭东决定专门设立研究室从事化学工业研究。此后，久大公司无论是“货品之创制、副产之处理与利用，乃至包装材料之审定，殆无一非先经此室之研究而后实施者”。随着久大公司业务的发展，该研究室仪器设备逐渐充实，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一般食盐之利用”。1920年，该研究室进一步扩大规模，主要任务还是为久大、永利两公司提供必需的技术支持。此时，对中国新式工业有深刻洞见的范旭东已经意识到“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
1922年8月，久大公司决定将研究室与工厂分离，独立设置并定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范旭东出面聘请著名化学家、时任开滦矿务局总工程师的孙学悟出任社长。黄海社作为民营工业企业附设的研发机构，其日常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范旭东的个人捐助，二是永利公司全体创办人的捐助，三是支持该社运行的社会捐助。黄海社初创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久大、永利两公司开展技术研发及资源调查，并很快发展为“永久黄”团体盐碱酸化工的“神经中枢”，成为我国第一个私立化工学术研究团体。范旭东更准备把黄海社建设为“仿欧美先进诸国之成规，作有统系之研究”的国内标杆性工业研究机构。
由于缺乏经验，黄海社初创时“欲应付社会一般需求，曾一度步入工作庞杂，漫无目的之境”。范旭东对此明确提出：“办化工研究社，本身就是个要研究的课题。”在他的推动下，黄海社很快调整方向：“斟酌我国情形，度量本身力量，在大小轻重缓急之间，择最切国计民生者数端——如轻重金属之于国防工业，肥料之于农作物，菌学之于农产制造，以及水溶性盐类之于化工医药等，均为建国所急需者——为主要研究之对象。”1931年，黄海社改进社务、重定社章，正式成立菌学室，主要研究菌类生理形态及应用。至1932年，黄海社已发展出特别科目系、农业化学系、分析化学系、冶金及机械工业系、制造化学工程系、化学工厂设计及管理系、出版系7个二级研究机构，形成了农业化学研究与工业化学研究齐头并进的局面。1937年建社15周年时，黄海社在菌学与发酵工业研究、氮磷钾肥料研究、金属铝研究、水溶性盐类研究等领域均有很大进展，多项研究皆为国内首创，在工商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黄海社在调整研究方向之际，意识到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对于中国化学工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价值，开始着手调查四川的化学工业状况。1930年11月，孙学悟随任鸿隽（后兼任黄海社董事长）、翁文灏（后兼任黄海社董事）等人入川考察40余天，途经重庆、北碚、合川、成都、乐山、自贡等十余个地方，参观了多家教育机构和工厂，并根据考察结果撰写了《考察四川化学工业报告》。这一调查报告尽管只是初步的，但实则为全面抗战时期黄海社迁入四川打下了重要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塘沽相继沦陷，黄海社与久大、永利两公司的技术骨干被迫撤离。当时，“永久黄”团体管理层范旭东、李烛尘等人一致认为“宁可放弃物质财富，也要保存所有科研技术人才”，黄海社全体成员撤离时仅携带了部分贵重仪器、药品和图书就踏上了内迁之路。
（一）内迁经过及其研发活动计划
黄海社的内迁计划从暂迁湖北江汉，到继续南迁湖南长沙，最终于1938年7月在四川省犍为县的五通桥集结并展开工作。1939年6月，黄海社在五通桥购置房屋，“稍加修理即行迁入”。之所以选址五通桥，一是由于黄海社此前已对四川物产资源分布情况做过调查，“对四川及五通桥一带的工业资源及生产状况有深切的了解”；二是五通桥本属盐区，周边矿产丰富，有烟煤、铁矿、灰石、耐火土料等，甚至还有天然气、石油，“化工原料，堪称齐备”；三是该地沿江，且江水深湛，地势宽敞，航路畅通，货运便捷。在五通桥扎下根后，范旭东勉励“永久黄”团体：“在华西这个新天地的设施，至少要不比世界水平线太低，并且要立意拿效能来补偿环境的不利，将来这工业才能不被淘汰。”
定址五通桥后，黄海社以“华西化工急待开发，学术研究尤应重视”，计划分步恢复各项研究工作。社长孙学悟要求全社成员：“惟我国处此大时代内，成败强弱，惟在当代国民之努力。每人必持抗战应有之精神，负起重担，向前迈进，且走且强，俾达胜利之目的。”在此指导方针下，黄海社综合考虑四川当地的资源和当时抗战最紧缺的物资，确定两大攻坚目标：第一，研究从四川盛产的五棓子中提制棓酸，即没食子酸；第二，开展四川资源调查及川盐改良工作。
（二）在棓酸研究领域打通研发成果转化的全环节
棓酸是从我国盛产的中草药材五棓子中提炼的有机化合物，是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重要原料。五棓子是盐肤木被蚜虫寄生于枝叶上产生的虫瘿，一般经采摘后，需用沸水或米汤浸烫杀死瘤囊中的蚜虫，经风干或晒干后得到五棓子成品。在我国，五棓子作为药材被应用的历史悠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述五棓子具有“敛肺降火、化瘀饮，止咳嗽、消渴、呕吐、失血”等功效，按照现代药物学分析，五棓子中含有大量丹宁酸，具有消除炎症、促进凝血等作用。
我国是全球五棓子第一大产地。据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全国年产五棓子约有1200万公斤，而川、黔、康、滇四省年产量可达600万公斤；又据四川1935年报运出关总量统计，四川全省五棓子年产量达242.4万公斤，价值达48.47万关平两。五棓子富含丹宁酸,在现代工业上效用极大，而四川地区所产五棓子含丹宁酸成分可达63.66%，质量属上品。无论从产量还是品质来看，四川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五棓子最重要的产地之一。遗憾的是，当时国人仅知五棓子可作药用，并不了解其广泛的工业用途，利用程度一直很低。全面抗战前，国际航运畅通，我国的五棓子大量出口日本、德国等工业强国。尽管五棓子是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原料之一，但经济效益非常低，而日、德等国企业以低价收购五棓子并制出成品后，销售所获利润颇高。由于当时国内严重缺乏对五棓子的工业应用研究，也没有掌握提炼制造工艺，甚至没有人愿意投资生产这类化学工业品，所以工业上只能完全依赖国外成品进口。
1.棓酸试制取得重大突破
全面抗战爆发后，航路受限，运输困难，军运需求激增，一般货运量骤减，加之五棓子体大质轻，单价低廉，陆运极为不便，运费倍增，外销获利更加微薄。四川地区的五棓子价格迅速跌落，当地农民视此物为野生之物，任其遍地生长以致熟烂，也无人采摘。黄海社入川后，意识到五棓子的重要工业价值，遂由孙学悟、吴冰颜、方心芳、魏文德、郭质良、谢光遽等研究人员集中开展五棓子的综合研究。
黄海社从五棓子中提制棓酸，主要有化学法与发酵法两种方法。化学法即用水浸泡五棓子析出丹宁酸，加入浓度为5%的硫酸，沸煮5个小时，使丹宁酸可被水解为棓酸。发酵法分成固体发酵法和液体发酵法两种。固体发酵法是将五棓子碾碎，用水浸透，借用菌种发酵，并不时搅拌令其普遍产生微菌，从而形成棓酸结晶，再用酒精与醚的混合剂将棓酸析出。液体发酵法是将五棓子所含的丹宁酸用水析出，再用菌种使其生长发酵，棓酸随之沉淀制出。黄海社通过研究发现发酵法优于化学法，遂着手对发酵所需菌种进行搜集与试验，最终选择了发酵力强的青霉菌与黑麦菌。此后，黄海社又通过比较试验得出，液体发酵法所需设备简单，适合工厂小规模生产，在当时抗战条件下效益最高，因此将其作为制造棓酸的首选方法。1939年夏，黄海社成功提制出粗制棓酸与精制棓酸，粗制棓酸可直接作为工业原料。
2.棓酸衍生物应用研究成效显著
黄海社不仅实现了棓酸的提制，而且进一步研究棓酸及其衍生物作为化学工业品、医药品、染料原料的应用。首先，在有机化学工业药品方面，利用棓酸替代五棓子制造墨水，不仅质量高且产量可增加两倍以上；利用棓酸在氨水溶液中经锌粉还原可制成苯甲酸，具有超强防腐力，可直接作为工业染料的原料；利用精制棓酸加热可提制焦性棓酸，可使金银及各种盐类迅速还原，在医学上可治疗皮肤病。其次，在医药品方面，棓酸经与香杨酸化合反应后可合成棓酸香杨精，可作为外科防腐剂，也有解热镇痛功效；棓酸与甲醇合成棓酸甲酯，可作为结膜炎等眼部疾病的药品；棓酸与次甲基胺合成加罗福明，是可食用防腐剂；棓酸的溴化物双溴棓酸可作为神经镇静剂。再次，在有机染料方面，利用棓酸溶于酒精可制成“蛾眉黄”，其染毛丝效果极佳。
在全面抗战运输受限的艰苦条件下，黄海社的部分研究成果开始规模化生产，扭转了我国在化工等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窘境，直接支援了前线作战。1939年黄海社研究人员以中性硝酸铋溶于乙酸，再加入适量棓酸与水，经过沉淀、过滤、清洗、干燥、碾碎等环节，最终形成一种无臭无味的淡色粉末——次棓酸铋，也就是铋黄（又称“黄铋”）。铋黄在医药学上具有很强的防腐及收敛功效，是医治各种伤口的特效药，且易于运输，可作为黄碘的替代品。当时中国碘产量极少，全靠外国进口且价格昂贵。黄海社意识到此种合成物的研制对于前线伤兵救治有极大帮助，便将铋黄的样品寄往国民政府卫生署。1939年底，黄海社决定设立实验工厂批量制造铋黄。久大公司根据黄海社的研究成果实现了铋黄量产，并被军政部兵工署制造司在兵工署下属工厂中推广生产。
3.打通棓酸研制、中间试验、量产、销售各环节
在黄海社的带动下，不少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都开始重视对棓酸的研究。有学者撰文呼吁，对五棓子“更应着手从事提炼单宁及没食子酸，以供国内外工业之销用”。由于黄海社特有的企业背景，其在开展棓酸研究上与高校有很大不同。黄海社研究人员并不满足于撰写研究报告，而是关注研究成果能否得以应用，认为“研究的结果如仅为做论文资料，刊印成册而束之高阁，实非创建本社之精神所许”。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研究成果不可能每一项都能在短期内转化成产品，因此“每个研究结果必得经过一次小规模的工业处理，俾得工业上记录，以待实施之机会”。
棓酸试制成功后，黄海社继续探索建立棓酸研制的半工业式制造试验室，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基本把棓酸制造的各环节工艺推演出来，形成工业上的完整制造工艺。在这一过程中，前后经过49次试验，平均产量才与最初试验阶段预估相符。按照黄海社的中间试验（以下简称“中试”）结果，五棓子经过碾碎、浸渍、发酵、蒸发、结晶、烘干，最后制成棓酸的完整过程大约需要100天。如果管理良好、方法得当，平均每100斤五棓子可制成30斤棓酸，但因技术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黄海社亟须外部支援以推动棓酸工业品的生产。
1940年3月，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黄海社与负责农业贷款的经济部农本局合作，在四川五棓子主产地之一的南川设立第一家工厂——黄海棓酸制造厂，承担棓酸制造、运销等任务。由于黄海社资本有限，农本局负责资金投入和业务盈亏，业务经营和技术改进由黄海社全部主管。黄海社派出吴冰颜、高盘铭、黄汉瑞等骨干参与建厂，由于此前中试环节的成功，工厂很快就能“半土半洋地开工生产了”。到1940年5月，工厂已可实现棓酸的批量生产。同时，黄海社着手开展技术人员培训，计划到1941年底能在川西北、川西南、湖南、湖北、贵州等盛产五棓子的地区，普遍设立类似的工厂。棓酸制造在国内尚属首创，农本局在资金投入上多有保留，并和黄海社约定可随时将资本转让他人或改组为有限公司。当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对棓酸成品出口寄予期望，因此该厂所制棓酸成品基本都作为外销之用。但1941年初，外销因战事受阻，棓酸成品严重滞销，农本局不得不将棓酸制造厂收回自理，而制造技艺改良仍由黄海社负责。同年3月，农本局奉令将农业贷款业务整体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棓酸制造厂也转由该行管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棓酸制造厂被迫全面停工，直到1943年3月，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决议该厂复工，并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棓酸厂，暂时维持小规模生产，农民银行又补拨法币37万元，技术指导仍由黄海社全权负责。复工不到半年，销售及订单合计棓酸成品1.65万斤，可收贷款法币52.9万元。
至此，我国的棓酸工业终于形成从原料调查、分析研制、中试、生产、销售的完整链条，黄海社在其中的诸多首创性贡献难能可贵。笔者认为，无论从支持抗战还是从推动我国化学工业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棓酸综合研究都无疑是黄海社在川期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1942年，黄海社20周年纪念册上写道：
最足使我们兴奋的是棓酸（Gallic Acid）发酵的研究，盖我国年产千多万斤的五棓子，以前皆原料输出，我们研究了四年，由五棓子制棓酸的技术已解决，棓酸在国内的用途，亦大为增加，且引起了大学及研究机关的兴趣，尝试棓酸发酵的试验，故棓子之研究，既改出口原料为成品，复增进利用国产以替代洋货，对于国民研究学术的精神，犹有刺激，实可为一举多得。
（三）其他领域研发活动的主要成就
除棓酸研究外，黄海社自1940年到抗战胜利前围绕国计民生所急需的化学工业领域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不少新成果。主要包括：1.菌学。成功以红糖、甘蔗汁为原料发酵生产酒精以替代汽油作为燃料；持续开展微菌研究，从工业需求的角度累计发现并优选出100多种微菌。2.肥料。先后完成“发酵尿水提取铔的试验”及“五通桥区植物含钾量的测定”，开展由钾肥制造氯化钾试验，对云南含氟磷灰石进行化学分析。3.金属。轻金属方面，接受资源委员会赠送的滇、黔铝土页岩石样品60余种，逐一分析并掌握西南各区样品成分情况；有色金属方面，重点对江西产铋砂进行研究，成功炼制出金属铋。4.水溶性盐类。在黑卤水中发现硼酸盐、锶盐、锂盐，在黄卤水中发现镁盐、溴盐，均完成提取及分离，并设立实验工厂。5.川产柑橘病的防治。应用菌学原理，探悉柑橘之致病菌为青霉，并找出了防治方法。6.甘油制造研究。通过发酵制造法研制高浓度甘油。7.酵母剂制造研究，分析发现酵母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D，及酵素等，研制出治疗脚气、佝偻病、消化不良等病症的特效药，率先推动酵母的工业应用。
在上述研发成果中，黄海社鉴于“川盐在西南诸省关系长期抗战之民生尤巨”，将改良川盐技术视为其入川后最重要的研究任务之一，并提出要“追根溯源，谋一澈〔彻〕底解决”。经过数年持续研发，黄海社不仅在川盐改造及盐卤研究上成就颇丰，也凭此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声誉。当时有人评价黄海社“对于川盐产量、盐质及盐汁应用，均有划时代之贡献”，仅使用改良制盐技术，在全四川推广即可实现年节省燃料费用法币1000万元。李约瑟在《战时川西科学之发展》一文中专门介绍了黄海社从事盐卤分析的情况，并称其可与美国知名工业研究机构——梅隆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 at Pittsburgh）比肩。
据笔者统计，自1932年至1937年，黄海社发表各类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31项；自1938年入川到1942年，共发表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58项，由此可见，被迫内迁的黄海社反而在四川创造了研发活动的“黄金时期”。
黄海社在四川期间取得的研发成绩及其展现的精神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有评论将这一时期黄海社的工作精神与特色概括为：“对国防民生有关之科学的研究”“技术研究与业务经营的配合”“专家与高级科学人才之培养”以及“锲而不舍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号召国内各实业团体与科研机构学习借鉴。
近代以来，我国新式工业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一般是以产品生产或销售为中心，对于研发重视不足。“中国工厂也自知技术落后，出品不良，但不知工业研究可以改进落后的技术改善不良的出品”，这一度被时人视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但经历抗战洗礼后，新式工业企业在自力更生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化的新企业，都是在研究室中胎育的，那个企业离开了研究，他本身便不能够生存”。换言之，这一时期工业企业对于研发的重视并非仅靠企业家个人，而是通过组织架构调整、制度设计完善、人员延聘培养等多种方式，围绕研究创新进行企业内部的系统性改革，从而确保企业的研发活动能够得到在组织、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与保障。在这方面，黄海社在当时的民营工业企业中发挥了探路者与引领者的作用。
入川后，黄海社在开展研发活动特别是棓酸研究时，已开始重视并着手建立以研发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实验工厂。到抗战中后期，范旭东感到黄海社的研发成果需要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能力，故考虑“另设一机关，凡是经过试验室研究所得的结果，认为前途有望可以设厂大量生产的，必先做一个半工业实验，不要拿研究室所得的结果，一步就跳到建设工厂，免得中途发生危险，贻累无穷。因为试验室的研究和设厂制造，中间有许多要件必须切实查明，要经过一半工业实验阶段，才靠得住”。基于此，范旭东于1942年在四川贡井创办三一化学制品厂，使其承担中试环节的工作。该厂所得纯利的八成拨赠黄海社作为研究基金。此外，黄海社还在五通桥创设四海化工厂、明星制药厂，皆为中试性质的工厂。这些工厂的设立反过来也为黄海社持续开展卤水等化工原料研究积累了经验。
与此类似的是，1938年永利公司在探究制碱新方法时，把实验室搬到了新设立的美国纽约办事处，由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直接负责。1939年，永利公司在香港九龙设立试验小组，1941年范旭东成立“联碱法”实验中心，继续扩大实验规模，最终取得成功。这种灵活的企业内部组织设置，一方面让企业科研人才能够在研发活动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使得技术研发的周期得以大大缩短。
前人对于黄海社的研究往往将其定性为民间私立科学研究机构，忽略了其与生俱来的企业基因。笔者认为，黄海社从“永久黄”团体的技术部门逐步发展为面向后方众多化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并且从实验室向试验工厂延伸，将中试环节在企业内部固定下来，这在当时的工业界是少见的。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昌照对黄海社入川后开展研发活动赞许道：“这足以证明范旭东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新型企业家，有科学头脑。当时政府的研究机关除中央研究院外，私人企业举办颇有规模的研究机关，实为少见。”全面抗战时期，以“永久黄”团体为代表的民营工业企业能够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内部组织创新上的先进经验，通过改革，确保了对研发活动的持续投入，这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史上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全面抗战时期，黄海社不单开展研发活动，还自觉肩负起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使命。“永久黄”团体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把“绝对的相信科学，打破一切迷信和反科学”作为第一信条。内迁入川后，范旭东告诫骨干员工：“我们个个拼命，是为祖国报仇，是代各人的祖宗补偿从前不认识科学、工业之过失，并不是全为永利事业，此为一切一切的前提，我们绝对必须认定。”孙学悟也指出：“吾人最大任务，无若探究‘发展的要素’以贡献于当世，因要素不能探出，则国人对于科学认识不清，认识不清，则科学决难在中国国土生根而得其养也。”李烛尘勉励黄海社全体成员要“以冷静之头脑，及纯洁之理智，稳撑快航，既不为狂风暴浪所撼摇，亦不为龙女水魅所诱惑，为求真理而牺牲，愿为航海者作一活动之灯塔”。黄海社开展棓酸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对于国民研究学术的精神，犹有刺激”，而该社自1939年4月开始出版双月刊《黄海发酵与细菌特辑》，免费公开其科研创新成果，欲让全社会“渐渐知道天府之外，还有菌府，也是天下的一雄”。
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兵工署应用化工研究所、黄海社、西南联合工业研究社等一批工业研究机构的积极努力下，全面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技术创新热情高涨，技术研发成果也迎来爆发的阶段。仅以国民政府经济部注册核准的专利数量的变化为例，1938年至1944年，其核准的“发明”和“新型”专利共计431件，尽管这个数字无法与当时世界工业强国相提并论，但与我国1912年至1937年注册专利共计275件相比，这7年间的专利数量不仅在总量上多出150余件，而且“发明”专利占了其中很大比重。其中，化学工业领域的专利数远远领先于其他工业门类，且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3年。事实上，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专利核准制度在世界上也是较为严格的，1938年1月至1943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共核准专利286件，核驳373件，核准率仅为43.4%（同一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专利核准率分别是：德国24.4%，日本40%，英国52%，美国58%，法国90.5%）。
全面抗战时期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技术水平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时人对此分析称，中国学习西方搞工业建设数十年，“但始终没有树立独立的技术基础，并且也没有意识到工业技术还有自立基础的必要”，“这个问题只有到了抗战发生后，由于旧有工业的毁灭，和由于长期的被封锁，才开始认真地被考虑起来”，而大量技术研究人员不得不自力更生，“做出许多仿造、改良和发明的努力。这种工业技术的进步，对于今后工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实在比后方建立几个工厂更为重要而深远”。而黄海社之所以将五棓子提取物定名“棓酸”，未使用“没食子酸”这一惯用译名，正是为彰显全面抗战时期我国企业已具备独立制造棓酸能力，“利用国产以替代洋货”，棓酸成品自此不再需要完全依赖外国进口。1943年，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瑔感叹：“我国工业技术，本极为落后，抗战前一切所需，几尽仰赖外人，即使有若研究、试验与发明，亦至为微细。抗战以后，输入极不方便，而所费亦巨，对外通路日渐困难，迫不得已，只有关在里面想办法。所谓自力更生，所谓就地取材，工业技术乃大有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重视技术创新在当时国内众多工业企业中已蔚然成风，并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研究发明之风深入当时国内知识阶层。在经济部1938年1月至1943年6月核准的专利案中，就发明人职业经历来看，公司、工厂职员占比最高；就发明人受教育程度来看，曾受大学教育者占比近60%。第二，研发成果多为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的产品。例如化工产品从此前制造香皂转向研制合成胶、电木粉等。第三，研发成果大多可以转化为能够在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第四，研发方法逐渐从“因袭转变为独立”，促使工业各项技术均衡发展。例如矿石冶炼专利在全面抗战前的数量甚少，1937年以后则呈逐年增加趋势。第五，工业界对于研发的态度逐渐由淡漠转为积极。
全面抗战时期，愈来愈多的国人意识到“欲建立中国科学基础，必须使科学的基本观念，构成民族历史之一因素，庶能根深蒂固”。可以说，中国社会对于追求科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广泛共识正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形成的。正如孙学悟所言：“盖各国政治社会以及科学之建设，多奠基于乱世，……当此抗战期间，处境虽云困难，仍欲本十年来奋斗之精神及大时代赋予之使命，向前迈进，成败不计，鞠躬尽瘁耳。”抗战胜利后，科学创新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已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有评论指出：“中国非提倡科学不可而尤须注重科学的研究，……建国要靠科学，‘黄海’的这一群科学家是真正的建国之栋梁，他们应当受全国人民的崇敬。”
以黄海社为代表的企业附属研究机构在全面抗战时期通过持续的研发活动，不仅有力支撑了本企业团体在大后方的二次创业，更为我国工业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同时，黄海社倡导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在研发活动中充分注重研究试验与生产应用之间的联系，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企业的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创新精神。回顾和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黄海社研发活动的历程与特点，对于深刻理解“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