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皖南事变 华北方面军 中条山战役 日军战略 新四军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以新四军“企图窜据苏南”为名，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部署所部开始进剿”，皖南事变爆发。顾祝同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密令，若新四军未按时北移，要“立即将其解决”，但实际上蒋并未下定与中共全面决裂的决心。两军交火后，周恩来联系顾祝同放行，称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希望其“速制止此项行动”。蒋注意到中共“表示遵命渡江”的低姿态，认为“对中共应以破坏其组织为基础，而其军事武力实不足道也”。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并不是蒋的优先选项，其所希望的是“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主以政治方法解决，而不致全面破裂”。
蒋介石虽然不愿国共全面决裂，但认为中共不敢决裂而大胆采取强硬态度，使事态全面恶化。蒋认为中共会借“我内部冲突为余弱点”，向自己施压，故“偏示之以不惧”，判断中共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敢抗命”。皖南事变爆发后，蒋对新四军的“抗命”表示“可痛”，认为“既已冲突，应积极肃清，中共以现势，决不敢以此叛乱也”。在得知“新四军既为顾长官全部解决”后，蒋决定借既成事实，“彻底解决，以立威信”。
对中共而言，摆出全面决裂的姿态，使国民党的行动投鼠忌器，可能是打开局面的最有效手段。1941年1月10日，处于围困之中的叶挺、项英等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同时请求刘少奇、陈毅在苏北支援。12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苏鲁发动军事进攻，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13日，毛泽东等回电同意上述部署，提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八路军各高级指战员于14日接到毛泽东等急电：“中央决定在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15日，刘少奇、陈毅等中共中央中原局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高级干部开会之际，“接叶挺被扣押，皖南部队大部被消灭的电报”，“心情均极沉重，群情激奋达到极点”。但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指出，“鉴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失败的新情况”，建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中共中央采纳此建议，于1月18日就皖南事变做出指示，要求主要的反击为“严重抗议”，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强硬派不愿以国共和解的方针来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白崇禧、何应钦、刘斐、徐永昌主张强硬，主张妥协的仅为贺耀祖与张治中。徐永昌指出，“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再迟恐不堪设想”，因此主张“政治上全破裂（军事上半破裂）”。蒋介石的看法也与徐永昌类似，认为对内“若无最后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借俄势以要挟”；对外“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则以后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之惨酷更甚，故决心下令严处”，蒋甚至怀疑“中共欲在此一年之内扩张势力，替代中央，使德倭攻俄时，中国可受俄完全指挥”。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惩治该军正副军长”。对苏联与中共，蒋介石亦准备坚持强硬态度，“以后如无斯大林函电，不再亲见俄使”，而对中共“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余今以断然处置，殊出其意料之外也”。
对国民党发起摩擦，日军曾在事前做出过预判。1940年3月，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军部报告时分析，中共并不愿对抗国民政府，而希望其承认根据地的存在，并发放相应的军费。国民党也不会轻易与中共决裂，除非中共触及国民党的底线，即打通西北交通线，直接从苏联得到援助。届时日军需要将国共分裂当作“处理事变的转机”加以利用。然而，皖南事变并非发生在华北，中共也未直接得到苏联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认为国共不会彻底决裂。
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华北方面军在1月末向军部报告，认为：“眼下这场国共斗争的结果，将以共产党的让步妥协而收尾”，事变不会改变国共合作大局。
华北方面军判断，国民党发起皖南事变的目的并不是与中共决裂，而是要宣示自己对抗战的领导权。华北方面军认为国共在山东、江苏发生摩擦后，国民党希望通过打击新四军来确保优势地位，应对中共的挑战。国民党之所以选择此时发难，是鉴于日德结盟的国际形势，判断苏联不会停止援华，英美也会更积极地对其支援，同时中日战局趋于稳定，可以调动力量用于内斗。但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不高，比如卫立煌麾下的中央军就是“徒拥其众”，缺乏战斗力。相对应的中共军队“势力较小，但战斗力不差，而且斗争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国民党与之全面决裂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影响抗战全局，因此不会对中共不留余地。
蒋介石也承认“国共明争，此于我不利也”，但其所恃是“明争为共与俄所不愿，对彼更不利也”。于是，在“国际形势好转”，中共不致反抗之际，蒋欲在皖南事变后展示“对中共制裁之决心”，避免“国权全操在人”，并将之视为“得失存亡之大事”“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蒋这一确保对抗战的领导权，而非国共完全分裂的思路，基本与华北方面军的分析一致。
华北方面军同时认为，中共会向国民党妥协。其根据是，中共的武力无法与国民党抗衡，国共决裂不符合中共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且中共迫切需要从国民党处得到军费支持自身的财政。百团大战后，八路军的人员、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遭重大打击，仍需时间休养和重建，因此不会轻易应战，“不会采取激化国民党反动政策的行动”。当然，中共也不可能无底线地让步。因为华北根据地的物资紧张，需要新四军设法从上海获取。而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上的意图，是把新四军赶去华北与日军相互消耗，以确保华中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华北方面军认为，国民党此“一石三鸟”之计用心昭然若揭，所以中共在新四军移驻华北问题上断不会轻易听从，会移驻一部分军队，但绝不会全部移驻到华北。这也与中共的方针大抵吻合，既避免激化与国民党的冲突，又不会完全让出华中。中共决定“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其提出的要求中包括“撤退华中的反共军”。
基于上述判断，华北方面军对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做出预判：虽然国共妥协非常困难，但最终中共会做出让步。外务省调查部在4月综合各使领馆情报也得出结论，认为皖南事变会归于平静，国共双方未来还会发生类似冲突，但不会全面决裂。负责制定对华整体战略的参谋本部，在其战争指导班的战争日志中并未提及皖南事变。
然而，即便蒋介石与中共中央均不愿全面决裂，但在国民党的军事“剿共”部署下，很难保证皖南事变不会重演。蒋介石放任皖南事变重创新四军，是因为：1.认为军事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共“不敢”决裂；2.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一直在准备“直捣肤施（延安——引者注）之攻势作战”，并要求调赵锡光、范汉杰等部来完成部署；3.白崇禧等人“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4.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也在华中进行“剿共”部署，李准备以主力防守大别山外围，“防止平汉路西之‘匪’东窜”，并在辖区内“扫荡残‘匪’”。故蒋判断“中共除悲鸣之外，当无他法也”。国民党军队“集中汤恩伯、李品仙二十万大军进攻华中新四军，并密令把华中八路军当作新四军来打，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加紧建筑封锁线并举行局部进攻”。
这种情况下，仅凭中共单方面保持克制，并不能保证蒋介石不会再次发起类似事变。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认为，要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应对，建议中共中央“坚决斗争，不怕分裂，增兵边区，威胁蒋介石，以保障华中现有基本地区”，并提出“如蒋与我决裂，要以15万兵力控制渭河以北”。毛泽东要求“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实在不行再“打出手打到甘川去”。彭德怀认为应防范蒋介石在军事上决裂，提出“将八路军基干兵团转移晋西北”。毛泽东也认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却又同时强调“唯军事方针还只能采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
新四军遭到重创后，国民党还在积极部署军事“剿共”。1月20日，中共军委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提出即便出现“与国民党的分裂”，也“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要教育干部相信党，相信党中央”。面对国民党的持续进攻，八路军上下群情激奋，指战员们联名上书要求迎战。1月26日至30日，八路军各部队首长包括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二〇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部队指挥员陆续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何应钦等亲日派。彭德怀亦表态要求采取报复行动，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并与左权共同指示八路军准备南下援助新四军。日本华北方面军一度也认为，中共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可借此“发起思想战攻势，促成其弱点的暴露”。
蒋介石虽不愿完全决裂，但依然态度强硬，是因为中共不仅要顾及抗战大局，而且也缺乏与之对抗的军事实力。但如果作为第三方的日本于此时介入打击国民党，不仅会加强抗战大局这一问题对国民党的约束力，也会减少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压力。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提出“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采取静观态度而不介入，似乎才最符合其自身利益。蒋介石认为日本“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此乃皆在我人意料之中也”。国共冲突的扩大，会削弱中国整体的抗战力量，日军也注意到一些原本防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正为“剿共”而调动。这些调动包括汤恩伯部移向河南南部监视中共军队，并以一部准备剿灭豫东皖北地区的中共军队，赵锡光等部向胡宗南集团方向移动，准备包围陕甘宁边区等。但日军却并未等国共冲突发酵即发起豫南会战，使前述国民党“剿共”部署被“根本打破了”，包括“汤集团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李仙洲“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第七十六军“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至邠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日军为什么突然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客观上制造了为中共部队“解围”的效果，这与日军当时整体的对华战略有关。
如果日军一定要介入国共摩擦，根据其在华战略格局，更可能打击的目标是中共而非国民党。日军占领区的核心是华北与长三角地带，因此中国派遣军在1940年10、11月提出长期战争计划，要求从1941年初开始，集中全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之敌，在1942年春季之前完成任务，然后再用一年多的时间，肃清安徽和河南两省。但是，河北、江苏、山东三省是八路军与新四军重要的活动地区，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或许“以皖南事件为契机”，将不再顾虑国民党的限制，转而放手发动民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这是日军不愿看到，并准备予以打击的。而中国派遣军为完成自己的计划，希望军部中央增加对中国战场的投入，强调欧洲战局使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抗战困难重重，国共冲突激化，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天赐良机”。如中国派遣军的战略构想得到军部批准，其肃清占领区的时间，正与皖南事变后国共对峙的时间重合，中共会因此面临极大的困难。
然而，中国派遣军的战争方案遭到军部完全否定，未能实行。1940年11月，听取中国派遣军汇报后，参谋本部认为其想法“距离现实太远”。当时参谋本部讨论的眼前的“现实”问题，是要在1941年“南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指出，“长期的战争指导，要以对英美和对苏为主，对中国的长期持久战只是其中一部分”。田中认为中国派遣军只专注中国战场，“与中央在世界大局中解决事变的思路完全不同”。
参谋本部的对华战略，是放在其整体战略中通盘考虑的。参谋本部正在将战略思路，从侵华战争引向“南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裕仁上奏，强调要完成中日战争，“抑制英美等援蒋国家群”必不可少，强调通过“南进”切断中国外援通道是“解决中国事变所剩下的最重要手段”。这也得到了内阁的支持，首相近卫文麿主张要从世界战争的大格局来筹划中日战争。外相松冈洋右亦宣称，“南方问题不解决，中国事变就无法真正解决”。
以“南进”为前提的对华战略，与单以中国为敌手的战略完全不同。日军要对英美开战，便要从速击溃国民政府从中国脱身，届时“占领区治安”等问题自然消解。至于国共势力对比如何变化、双方将走向和解还是继续冲突，不是日军最关心的问题。参谋本部将对华战略分为两个阶段，以1941年秋季为界，在此之前发动一波打击国民政府的作战以促其求和；若不如愿，便接受“长期战争”的现实，在华实行战略收缩，将力量集中于“南进”，等待国际形势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变化。参谋本部的《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要纲》《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便按照这一思路制订。虽然名为“长期”，但实际计划的进攻行动却集中在前一阶段，参谋本部据此准备于1941年春季发起新的对华攻势。这一计划的投机性较强，故裕仁天皇曾私下质疑，现有兵力控制占领区已经很困难，还要发动进攻恐怕并不现实。
作战战略的决策权在代表陆军的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只能服从。1940年11月，制订并汇报战略规划的中国派遣军参谋堀场一雄，在其规划遭参谋本部否决后“愤然离会”，但中国派遣军在参谋本部“以中央方针为准”的命令下，只能与之保持一致。1941年1月21日，参谋本部收到报告，确认中国派遣军对中央的对华战略已无大的异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颇有怨言，说“派遣军的兵力不能得到增加，承担使命却越来越重大”，“当然要努力按照中央的意思，在年内结束事变”，但很可能“无法达成”。
按照参谋本部规定的春季开始进攻，日军没有时间等待国共对立缓慢发酵，须抓住每个国民党军队部署出现破绽的机会，果断出击。日军注意到，汤恩伯部移驻河南省南部，准备“剿灭”豫东皖北地区的中共军队，而八路军也在晋东南、山东等地集结兵力，可能是要应对顾祝同与汤恩伯集团的“剿共”部署。汤恩伯部转移驻地，立足不稳，又被中共军队牵制，于是日军第十一军“试图在襄西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军移驻信阳北方地区之际，击破该军与在豫南平原的敌军”。1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发起“和号作战”，佐久间部队发起“五号作战”，即豫南会战，希望聚歼汤恩伯集团军的有生力量。
对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已有一定防备。蒋介石曾预判1941年3月前后，日军在“南进”前“或作最后之孤注，对我发动总攻”，因此对“敌军此次在豫南发动攻势，早在意料之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注意到“信阳一带敌人之蠢动”，可能是要借国共冲突“趁虚收渔人之利”。徐永昌听日本广播得知日军“此次豫南系对汤恩伯、何柱国两军加以铲除”，认为“似不难将敌击退”。日军作战计划通过佯动牵制国民党军队于襄阳方面，主力则从信阳分别沿平汉线与泌阳北进。汤恩伯准确“判敌之主力由信阳分两路，一由泌阳、方城、舞阳，一由平汉线北犯之公算较多”。结果日军未能完全达成作战目标，“汤恩伯军在豫南作战后回归原驻地，继续部署在津浦线以西的安徽地区与河南对共产党军队的‘扫荡’”。
中共视豫南会战为日蒋矛盾激化的象征，以此向内部说明采取防御政策的合理性。2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日蒋矛盾仍是目前基本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现我们在政治上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何时出兵与如何出，要审慎”。2月2日，毛泽东等又致电彭德怀，表示“日军有占洛阳可能，蒋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全力以赴”。2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而日本人的想法是“不如利用国共冲突，趁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毛泽东亲笔修订的《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还指出，日军“大举向河南进攻，现国军仓促应战，许多将领感觉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这也是国共“妥协的基础”之一。
中共中央一度认为，汤恩伯等部遭日军打击后，有迫蒋和解可能，但战局结果证明并非如此。2月2日，毛泽东等在致电八路军的同时，也致电新四军，告以“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蒋介石可能会因为军事失败而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但2月13日，新任新四军军长陈毅报告中共中央：“敌人对河南的扫荡已完结，汤部损失不大，并有再度向我进攻之可能。因此我军暂时已不可能向河南发展，并准备一切打破反共军的进攻，长期坚持华中抗战。”同样的，八路军也担心“反共高潮”持续发展。彭德怀在八路军干部会上指出，“时局非常严重，有全面破裂的危险，我应准备以破裂对付破裂，以尖锐对付尖锐”。此时，蒋介石正在继续进行“剿共”部署，要求汤恩伯及李仙洲继续东进，“步步为营，扫清周围‘匪’部”。
豫南会战后，日军进行了战局分析和复盘，认为皖南事变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华北方面军注意到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正重新集结，与洛阳的卫立煌河防部队汇合，防止日军北上。华北方面军判断，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会专注于固守地盘，防止中共报复；八路军因皖南事变遭受重大精神打击，又因日军之前的“扫荡”而实力大损，国共双方都会采取休养生息的消极战略，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共关系继续恶化，而应认识到“随着时间推移，国共关系将逐渐平静”。此后，根据事态的发展，华北方面军更坚定了对国共关系趋缓的判断。
第一，中共寻求与国民党妥协，不会发起军事报复。1941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要求“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调动与处理“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统一全党意识服从中央。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中央的意图非常清晰，是将责任认定为项、袁的过失，维持与国民党表面合作的方针，在内部淡化把国民党视为异己的认识”。华北方面军一度认为，中共追究项英、袁国平责任，而对国民党采取温和态度，会在新四军内部引发反弹。华北方面军的情报显示：新四军要求“扫除亲日反共顽固分子，为同志报仇”，强调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态度温和却在内部批评项、袁，不利于党内团结。然而还来不及对中共采取“思想战”，华北方面军便发现中共已平息了内部争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重庆的温和态度引发了与当地党员的矛盾，其内部的动摇相当严重，但随着时间已逐渐平静下去”，“在高层干部间展开反项英、袁国平运动，压制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产生了作用。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粟裕此时的心态颇有代表性：“这次皖南事变……主要的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太坏了，但从主观上讲，也是由于项英同志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政治上，他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总认为国民党是不会打我们的，在组织上，他不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不肯坚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不坚决执行北移的命令。最后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自己也牺牲了。”
第二，国民党并无与中共决裂的决心。华北方面军注意到，“重庆政府将皖南事件限于军纪范畴，宣布逮捕叶挺、解散新四军即为解决事件，强调与抗战大局无关”，因此“国共关系虽仍然险恶，但国民党中央将本次事件作为单独的军纪问题来解决，中共中央也没放弃合作的意图，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全面破裂的地步”。华北方面军判断，国民党会“软化”态度，双方会以政治交涉达成妥协，之后“中共会提升自己在重庆政府中的政治地位”。
在华北方面军判断国共和解的同时，中国派遣军已按照军部要求，发起了一系列攻势作战。日军从豫南会战开始，相继发动包括志在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陵川作战、击灭第十五军作战、锦江作战（上高会战）、太湖西部作战；主要打击新四军的苏北作战；主要打击八路军的冀东作战；同时打击国共军队的淮南作战；旨在隔绝中国海陆交通线的切断香韶路作战、芦苞作战、封锁雷州方面作战、封锁汕尾方面作战、浙东作战、福州作战、封锁甲子附近作战、东江作战等。日军在华北“取得巨大战果”，使国民党军队无法主动出击。在包括华中、华南的“横跨全中国的进攻作战”中，日军主要打击了国民党部队，因为“新四军情报很难入手，对其改编后的具体情况尚不了解”。
为确保参谋本部的战略规划得到严格遵守，日军更换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方面需要更换头脑”，安排由军事参议官畑俊六取代反对“南进”的西尾寿造，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就职前夕，会见了一直在华进行“和平工作”的和知鹰二。和知认为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不是要与中共决裂，而是为了整合抗战力量，且得到了斯大林的谅解。按和知的说法，不能寄希望于国共关系继续恶化，让蒋介石得以如愿整合内部，而应该进一步打击国民政府以促其投降。畑俊六在面见天皇裕仁时，承诺自己上任后，“准备对重庆方面采取积极行动”。
为了利用有限的兵力集中作战，最大程度地向国民政府施压，日军把关注重点投向华北。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向畑俊六表示，既然兵力不足，就要考虑下一阶段在华战略收缩的布局，即如果“南进”前未能完成侵华战争，那么“有没有可能从华中、华南撤军，集中力量力保华北”。畑俊六还从侍从武官处得知，因兵力不足，天皇“最近也有不如从华中、华南撤退，巩固华北的意见”。既然下一阶段战略收缩的核心区域已经定在华北，那么这一阶段的攻势自然不能忽略该地。且华北正是华中新四军遭到重创后，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峙的核心区域。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偏重于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因此中国派遣军以兵力集中的中国正规军为作战对象，也预示了日军将会在华北向国民党中央军发起一次大的进攻，最大程度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日军发动豫南会战打击国民党军队，缓解了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失败，“他的计划全部破产”。自此日军已实质上对国共关系产生影响，在国共博弈中已有“入局”之势。然而，日军进攻并未伤及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元气，卫立煌、汤恩伯、胡宗南部仍对八路军具有重大压力，中共也对国民党存有激烈的抵触情绪。国共之间要和解，需要国民党转变强硬态度，调整军事部署，而日军发动的中条山战役，为这一形势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日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之际，国共之间的猜疑防备并未实质缓和。1941年4月初，蒋介石对中共态度颇为矛盾，时而觉得“其反叛不能就范之势已成”，时而又认为其“暂有妥协之意”。而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不能与中共妥协。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表示，中共虽然暂时实力不足，但“最后必至公然叛变”，届时“中央纵不欲与之破裂，亦不可能”，“现在中共表面嚣张，实际恐慌，我愈有办法，则彼愈不敢公然叛变”。4月8日，何应钦奉命前往西安视察防务。10日，何应钦召集汤恩伯、胡宗南等将领商讨进攻陕北事宜，决定如采取攻势，“应实行围困之方法”，“尔后依情况再取延安”。值得注意的是，何应钦认为如果国民党采取防御，中共便可能觅机进攻，“如日寇对我加紧进攻，我军主力他调，陕甘空虚时，‘匪’将大举进犯关中，夺取西安宝鸡”。在这一思路之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认为，只能对中共先下手为强，“敌必先攻陕西，我对此宜早攻击陕北共巢而肃清之，然后固守长安，放弃洛阳及中条山”。
中共同样也在进行军事准备，避免遭国民党进攻时陷入被动。中共中央原本认为，“在日寇与蒋介石矛盾依然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求“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但得到“何应钦于十日在陕西临潼召开西北‘剿匪’会议，作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报后，中共中央不得不通知八路军各战略单位首长，要应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何应钦部署进攻陕北，下令做必要的准备。彭德怀认为，何“似乎是一种威胁我就范的企图”，但“为防万一”，令贺龙率一二〇师集中于黄河东岸，并要求聂荣臻准备两个旅，随时接替晋西北防务。国共双方虽然均无决裂决心，但在认为对方可能发起攻势，要先下手为强来应对的心态下，很难排除再次发生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冲突。
日军在判断国共纠纷已走向和解的基础上，确定了对国民党晋南中央军的打击计划。3月29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重庆与中共已经达成妥协”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华北方面军也判断，国共之间仅“山东省南部微山湖地区，山东半岛东部和陕北地方”仍有摩擦，而“山西省南部的卫立煌部与中共军之间有互不侵犯的默契，虽有小冲突，但表面安稳”，进而判断卫立煌集团将于4月以后发起对日反攻。以此为背景，日军准备发起中原会战，即中条山战役。进攻中条山的建议，是由第一军提出，华北方面军许可，并上报中国派遣军请求增加兵力，中国派遣军予以支持并报大本营，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航空兵力援助。这一过程中，虽然计划由大本营批准，但负责筹划与实施的都是华北方面军。
华北方面军为什么不先进攻八路军，而选择国民党中央军的卫立煌集团，其内部一度存在争论。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蒋系军队处于颓势”，但中共军队“军政党一体化”，除军事之外，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工作都非常出色，“华北治安肃正未如我愿之根源实在于此”，作战“重点要在对共产党施策”。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据此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中共军队渗透，击破重庆军队是次要问题”，应该“先对重庆军放置不管，全力倾注于剿灭中共军队”。但第一课认为，晋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了三个师团的日军，将其消灭可以解放日军兵力，“以后对中共军队的政策实行起来就更容易了”，该意见最后被大本营采纳。华北方面军选择进攻对象，不可能不顾及参谋本部的整体战略，参谋本部希望在秋季前打击国民党军队迫使蒋介石求和。而日军判断卫立煌集团在中条山和太行山南部集中了约26个师，十多万人，“一扫晋南、豫北的中央军”，可以最大程度地向蒋介石施压。如第一军司令官篠塚义男在动员中所说，“完成本作战目标，从而开启蒋政权崩溃之端绪，以求中国事变之处理有划时代的进展”。当时日军在山西省的警备任务由第一军承担，第一军要通过打击卫立煌集团，将警备线推进到黄河一线，也符合日军战略重点从华中向华北进一步转移的要求。
日军集中兵力，使国民党意识到可能大战将至，但并不清楚日军的具体计划。中国派遣军从华中派遣了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加入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也将直辖的第二十一、三十五师团交由第一军司令官指挥。如篠塚义男所言，第一军拥有当时可使用的最大精兵数。日军的行动，推翻了蒋介石的日军为“节约兵力，不敢深入”的判断。5月1日，胡宗南汇报称，在日苏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板垣征四郎在临汾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关东军60%的兵力入关进犯西北，兵分三路，第一路从绥远、宁夏到兰州；第二路从平津路攻郑州，转攻洛阳、长安；第三路先肃清中条山，再西进犯陕。
日军深入河南乃至西进陕西的可能性，在国民政府高层引发恐慌，出现了请求八路军支援的声音。蒋介石认为，日军行动将限于晋南，意在“肃清我在晋各部队，此乃其一定之企图，然其必不敢过河侵洛、潼”，因此“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可知其明明为虚声恫吓”，“预料其最大限度，不过对我晋南部队再多一次大扫荡矣”。言虽如此，蒋内心实际上却很担心，令刘斐面询周恩来：若日军大举进攻晋、豫，八路军能否击敌。对此，徐永昌认为，“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5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如何借援，多数人建议向中共“叙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指出，“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于是向蒋介石进谏“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
在日军军事压力下，国民党积极寻求与中共的妥协合作，中共亦意识到这将成为扭转皖南事变后不利形势的关键。蒋介石表面上不急于向中共求援，在9日的日记中写到，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中共借此要挟，应以淡然处之”。但10日刘斐奉蒋命会晤周恩来时，明显表达了寻求妥协的态度：1.日军集合大军，“如果均至中条山，则敌人扫荡黄河以北是定了的，并且还有进攻洛潼模样”。2.请求八路军“配合作战前，仍阻日于河北”，否则“此中条山一旦失守，华北完了，西北必跟着紧急，国际路线也成为问题”，“一切希望十八集团军能对此有所表示，意即希望能配合行动”。3.何应钦要进攻延安纯属误会，“谈话前何总长前见着特告他去西北，你们说他布置攻边区，事实胜于雄辩”。4.希望与延安重修于好，要求周恩来“转电延安希望给一回电”，“这是一重新接近的契机”。在刘斐传话后，蒋于11日亲告周恩来：“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根本问题，也可谈好”，“至进攻盐池、延安，决无其事”。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回电中指出，“判断国民党在此次打击后，不能不向我们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
鉴于对国共紧张形势即将好转的判断，中共决定协助国民党进行作战，同时发挥其政治宣传作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周密考虑情况，采取主动的有计划的配合行动，但决不为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冲动”。具体来说，就是“目前作战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以打得太凶。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5月16日，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部署八路军准备破路行动。17日，彭德怀与左权向各部发出破击华北各主要交通线，配合友军作战的指示。19日，八路军与蒋介石已恢复通电，“蒋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极为迫切”。
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军进攻的恐慌，相当程度上是担忧日军乘势进攻洛阳、西安，这也是日军有意误导的结果。毛泽东注意到，“李品仙的根据地立煌县已搬空，洛阳、西安纷纷搬家，恐慌万状，令人可恨可笑”。彭德怀所言“卫立煌望八路军配合”的背景，也是“敌企图在晋南渡河，有进犯潼（关）洛（阳）可能”。而实际上日军作战目标仅为“拟歼灭张马—垣曲一线以西之敌，对该线以东之敌极力给予歼灭性打击，将之扫荡驱逐至黄河以南”。国民党之所以产生误判，或许与日军“秘密展开虚假宣传，使敌以为我主力将进攻陕西”有关。而日军原本准备进攻西北的说法，倒有利于中共进行政治宣传。左权在《新华日报》重庆版上发表的《十八集团军五月份战斗之总结》中强调，“敌寇五月攻势的毒辣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驱策大军，横渡黄河，进犯潼关、洛阳，直指西北重镇西安、兰州，截断我西北交通，强化对我之全面封锁，造成战略上大迂回、大包围之姿态，以利最后摧毁我之抗战意志与主力”，并以日军未能如愿侵陕为根据，强调八路军起到重要作用：“这次粉碎敌寇的胜利，再度证明：一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二是正规军与敌后游击队在每一阶段和每一战斗中的适当配合……三是过去那些造谣与污蔑第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友军作战的一切挑拨离间之烂言之可鄙。”
中条山战役后，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消灭了中条山卫立煌集团的大部分兵力，“使晋南的中央军在黄河北岸片甲不留”。而日军其后虽将作战重点转向进攻八路军，但“关于对共战略问题，在6月之前主要进行研究与准备”，“6月之后，中央决策重点走向大东亚战争，在华各军战略的实行都显著受到影响与限制”。日军受苏德战争爆发影响，“既想北进，又想南进，结果对中国事变无所适从”，进攻中共根据地的行动亦因此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八路军鉴于“中条山全无中央军，伪组织普遍建立，拟派两个团南下中条山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同时，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及国民党对中共的软化妥协，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准确与处理皖南事变方针的得当。这帮助中共中央在党内进一步增强权威，统一认识，消弭皖南事变后围绕对蒋态度问题所引发的中央与前线指战员之间的分歧。5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统一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会议强调纠正由于皖南事变在党内、军内产生的对时局的错误估计和“左”的思想倾向。
就皖南事变的解决，并未有明确时间点。邓野以毛泽东在1941年3月18日起草的关于时局的通知为依据，将第二次“反共”高潮分为开始、高峰、退兵三个阶段，把1941年1月17日到3月18日视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阶段。张海鹏指出，国共之间的政治攻防战在参政会闭幕后，尤其3月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后大体告一段落，而中条山战役“马上把国共两党的距离拉近了”，11月中共派董必武、邓颖超参加参政会，意味着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已基本结束。杨奎松基本同意张海鹏的看法，认为上述三个时间点是显示皖南事变“消弭于无形之中”的重要节点。在国共双方均未下定军事决裂决心，亦不可能彻底消除戒心与对立的情况下，皖南事变善后问题难有明确的时间点，但从1月豫南会战到5月中条山战役之间，国共关系逐渐缓和，并在中条山战役中达成相互配合的共识，说明因事变引起的破裂危险已逐渐消弭。
在皖南事变中，蒋介石虽然不愿与中共全面决裂，但自恃军力具有绝对优势，采取强硬态度，最终重创新四军。中共为营救新四军，一度决心以全面决裂逼蒋让步，但在新四军遭受严重打击后，中共中央立足于现实，采取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蒋介石与国民党强硬派仍有恃无恐，认为中共“不敢”决裂，正可以实现其打压中共的目标，因此继续“剿共”部署。这使中共在军事上陷入极大困难，采取防御方针按兵不动，并不能保证国民党不会发动新的“皖南事变”，还会引起内部的不理解；调集兵力对决，又不具备足以应对的军事实力。中共因此一度陷入被动，故对利用日蒋矛盾抱有希望。
日军因内部对华战略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其最终选择直接影响了国共之间的对立局面。中国派遣军主张集中力量肃清占领区，尤其是从1941年初起先肃清河北、山东、江苏三省，步步为营，进行与中国的长期战争，如此势必将对中共造成巨大打击。但参谋本部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方案，而是立足于“南进”，要求在此之前通过新一轮军事进攻迫使国民政府求和，这决定了日军接下来的进攻重点将是国民党军队。日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部署而调动部队之机，向其发起袭击。毛泽东认为，日军此举打破了蒋介石的“剿共”部署，并以此鼓励党内，将之作为对国民党采取军事防御方针的论据。但日军这次短促的袭击并未伤及汤恩伯部元气，国民党军队仍然对中共进行军事高压。国共双方互存猜忌之心，国民党计划先发制人袭击中共，中共也在军事上紧急防范，双方随时可能爆发大的冲突。
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为确保自己的构想得以完全执行，更换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国共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决定将进攻重点指向国民党军队。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提出的消灭中央军卫立煌集团的方案，符合参谋本部的战略思路，得到了华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大本营的支持。为误导国民党军队，日军有意散布准备全面进攻，攻取洛阳、西安的虚假情报，引发国民党高层的恐慌。原本对中共态度强硬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希望与中共和解，出兵共同抗敌，使国共地位发生变化。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中央军在华北的核心力量卫立煌集团遭受重创，国共在华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皖南事变的余波逐渐平静。
皖南事变善后的主角是国共双方，但日军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对于当时国共对峙之局，日军起先处于“观局”地位，并无介入之意，亦不认为此事会改变战场大局。但日军以实际行动“入局”，虽然其军事行动在河南、山西，远离皖南事变现场，但正是国共对峙的关键地区。最终日军的行动为国共双方的和解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过程中，日军意在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客观上却使国民党改变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减轻了国共间的互不信任，加速了“定局”的出现。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