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大军，海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根据对敌政治工作方针，开展了以培训敌工日语人才为目的的日语教育活动，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了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的成效，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共军事教育中开创了日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教育，开辟出一条战争环境下军队外语人才的培养途径，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关键词：日语教育 敌军工作 中共抗日武装 军队外语教育
全面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和军委把瓦解敌军工作提高到具有重大战略和策略意义的层面，军委总政治部（以下或简称“总政”）从全面抗战伊始，就明确把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作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重大任务之一，并将其写入《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在通过军事手段积极抗击日军的同时，还采用传单、口号、喊话等方式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以达到瓦解敌军士气、削弱其战斗力的目的。但起初由于语言不通，开展对敌工作存在障碍，对敌宣传效果受到影响。如在1937年9月25日进行的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由于没有懂日语的人员，参战官兵向被包围日军发出“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等中文喊话时，日军无法理解，结果没能促使对方投降。平型关一战，暴露出中共军队在全面抗战初期，在运用日语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方面存在的困难。当时在中共正规部队内严重缺乏懂日语的人员，除个别主力团外，一般的团级部队连一名懂日语的干部都没有，因此，培养日语人才成为中共敌军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
针对对敌宣传中存在的语言障碍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认识到在中共抗日武装中进行日语教育的重要性。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论新阶段》中号召：“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的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 1939年初，毛泽东再次强调日语教育的问题：“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长官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
由于高层的重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军委总政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政治机关就军队各级对敌工作中加强日语教育一事进行了部署。
第一，宣传日语教育的政治意义。1.明确日语教育对于对敌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1938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的罗瑞卿指出：“在今天的一切抗日军队中，使每个抗日战士都学会几句对敌军宣传的日本话。发动全体人员来进行喊话工作，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宣传力量。” 1941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题为《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的报告中阐述了对敌宣传工作中日语培训的重要性：“为了敌军工作能够进行，就必须掌握进行这一工作的武器。不懂得日语，就不能了解敌人的情形，就不能进行宣传工作与俘虏工作，不能把我们的感情和意志传达给广大的敌军士兵，因之敌军工作也就无法着手。” 2.强调日语教育对于提高敌工干部工作能力的必要性。1939年2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本军政治工作一年的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新四军“能懂日语并有实际经验和熟悉敌军工作策略、路线的敌工干部太少。以后，这一敌工干部问题的解决，将是决定敌工开展的最重要的一环”。总政副主任谭政和总政宣传部部长肖向荣也分别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撰文，阐述日语教育对开阔敌工干部视野、提高对日研究和对敌军工作能力的意义：“不懂日文日语就不能透视日本的全景，知识眼界自然只能限于狭小的范围。”“训练敌军工作的干部，不仅在于训练他们懂得怎样作敌军工作，而主要的要训练他们懂得日文，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使成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这一宣传提高了部队官兵对日语学习在对敌斗争中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中共抗日武装日语教育活动的开展。
第二，确立日语教育的指导原则。1.根据中共对敌政治工作目的和方针确定日语教育在敌军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以‘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根据这个总任务，八路军确立了对敌政治工作的目的、方针，即“从建立我们的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俘虏工作，以动摇敌军士兵的思乡厌战心理，削弱敌军的战斗力，直到启发敌军士兵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走上积极反战的道路，走上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斗争的道路”。这一方针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关于敌军工作意义和方法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了解这工作的重要性和怎样做法”，并提出要培养一批懂得日语的干部，克服文字语言上的隔阂，“在部队中普遍地进行日语口号的教育”。新四军把日语教育作为战时政治工作中对敌工作的任务之一，强调为准备长期对日作战，方便对敌工作，必须重视对日语的学习，要求“在部队中造成日语学习运动，战士从普遍学会简单口号起，以致学会简单会话，同时，提倡奖励自动加紧学习”。2.针对日语人才的实际需求，开始日语培训的组织建设。鉴于全面抗战开始以来日语干部不足的状况，总政于1940年6月就加强敌伪军工作、培养敌伪军工作干部发出指示，其中要求：“在比较固定的抗日根据地内，在抗大分校或教导队中设立敌伪军工作干部训练队，成分应当是知识分子，时间应较长（六个月到十个月），要做到真正学会日语日文，要做到今后每团都能分得一个懂日文的人才。”针对日文干部日语水平低的情况，总政敌工部建议各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可集中一部分日文干部，成立工作队，去突击薄弱的一环，去创造经验，不断地提高他们。”上述原则为中共军队日语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指导。
第三，依托敌工系统组织进行日语教育。为更好地研究和指导敌军工作，1937年10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成立敌工部（自1939年底起内设“敌军工作”“伪军工作”两科），通令各部队从师到连，均建立敌工组织，配备会日语的干部，进行日语口号的教学。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机关建立后，政治部内设敌工部。同年秋天，军委总政成立敌工科，并于1940年6月扩编为敌工部，下设敌军工作科、伪军工作科和日本问题研究会。中共部队各级政治机关也陆续成立敌工机构：师（军区）设敌工部，下分敌军工作、伪军工作两科；旅（军分区、支队）设敌工科，下分敌军工作、伪军工作两股；团设敌工股；连设敌工组；师、旅、团、军区、军分区还设敌军工作委员会和敌军工作队。由此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中共抗日武装敌军工作系统。1940年，总政敌工部开始为敌工干部教育训练起草工作大纲，编写工作手册、日语教材等。1941年颁布的《八路军敌军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部队各级敌工组织对日语教育的分工职责：集团军、军、师政治部敌工部负责编写敌工教材及工作上必需的日语教材，为所属部队起草并提供日文宣传品，培养团以上敌工干部；旅政治部敌工科负责培养连队的敌工组组长及组员；团敌工股负责培养连队敌工组组员，普及部队中的日语口号教育及敌军工作意义方法的教育；连敌工组负责连队中的日语教育，在战场或敌军附近领导呼喊瓦解敌军的日语口号，散发日文传单，书写日文标语等。该条例所附《敌军工作队之组织及工作大纲》还规定，集团军、军或师政治部下设的敌工队，其任务之一是帮助所属部队开办训练班，进行日语和敌工培训。
第四，形成日语教育的实施模式。根据敌军工作对各级敌工人员的不同要求，抗日敌工系统实行三个层级的培训。1.部队战士的日语培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军委总政通令前方部队为有效瓦解敌军都要学习日语口号，培训形式是集中教学，配以复习和测验制度，要求战士学记几句简短日文口号和几首日语歌，目的是用于阵地前对日军喊话和感化活动。2.前方及地方敌工干部的日语教育。教育形式是在各主力部队的师、旅、军区开办短期训练班；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新干部或对原有干部加以训练提高，训练初级对敌宣传干部；教育内容是日语口号标语、简单的会话、日语歌等，此外还有敌工方面的内容培训。3.培养较高级别敌工干部的日语教育。教育形式是开办较长期的敌工训练队（班、学校）；教育内容包括日语和政治两个方面；教育目的是培养胜任敌军工作，在日语方面能读、说、写、译的团级以上部队的敌工干部。
抗日敌工日语教育是以面向基层部队战士和培养初级、高级敌工干部三个层级组织实施的。
（一） 面向基层部队战士的日语学习运动
为使敌军工作开展起来，中共前线部队进行了普遍的敌军政治工作教育和动员，在基层官兵中广泛树立敌军工作的观念。部队动员起来后，进行这一工作的技能问题，即语言问题急待解决，“于是大家一齐学习日文，成为部队中一时的高潮”，学习日语开始成为群众运动，并在中共军队内被视为“对敌军工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技术教育”。
前线部队日语培训的基本模式是逐级培训，以点带面。受过日语教育的敌工训练队和敌工干部学校的毕业学员，被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前线部队，担任日语教员，带动部队各级敌工干部的日语培训工作。各级敌工干部分别负责下一级部队的日语培训，直至连级单位的干部和敌工组，再通过他们对所属战士进行简单的日语训练，使每一位战士至少都能够学会若干句日语喊话和一两首日语歌。
基于这种模式，中共各主力部队针对战士层面的日语培训活动相继展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率先行动起来，通令所属各部队官兵学习日语口号，主要做法是先召集各连队的文化教员学习日语口号，再由他们教给基层战士。第一二○师的做法是，每班派一人到营、连学习日语，每学好一两句即归班，再派另一人前去学，如此反复轮流，并让已学会的教未学会的，这样一个战士能学会好几句日语。第一二九师统一规定，全师每名战士掌握6句日语口号，由各旅编写教材，各旅平均每月上一次日文课和敌工课。山东军区及其军分区统一训练敌工组组员，每半年一次，每次训练一个月，对于日语教育，要求学会战场喊话、捉俘虏和安慰俘虏话语各10句，统一规定在连队中普遍学习10句战场喊话，把喊话教育列为部队文化教育内容之一。八路军有些部队还利用日军被俘人员教战士日语口号和日语歌。此外，利用行军休息或宿营早晚点名时间，由敌工组组员或教员带领复习日语口号等，也是普遍采用的办法。新四军第一师利用文化课及游戏时间教战士学习日语口号和日语歌，先教文化教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再令已经学成的人员教其他战士。第三师以团或营为单位成立日语短训班，先集中培训文化教员、文书、副排长等，战士的培训以连为单位，教少量日语歌和日语口号。第四师每周用3小时进行日语教育，还利用站队、上课前后的时间进行日语喊话练习和日语歌学习，其主力团每名战士会喊10句日语口号，普遍会唱三五首日语歌，个别敌工组组长会喊60句至90句口号。新四军军部还挑选为数不多的懂日语的干部，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日语教员，帮助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并带动他们互帮互学。抗大一些分校也开设日语课程，如第四分校由原日军俘虏教授学员日文假名、简单的日常会话、前线的喊话用语、书写在墙上的日语口号等，抗大第四期第六大队（也称“抗大洛川分校”“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员主要学习瓦解敌军的日语喊话口号等。
（二）培养初级敌工干部的日语教育
平型关战役之后，八路军政治部就开展对日军政治工作专门发出指示，指出培养日语宣传人才的必要性，规定“宣传队应学会写主要敌〔日〕文标语和叫敌〔日〕人口号及几句需要的简单日文问答，亦须培养几个在接近敌人时，组织他们呼叫敌日文口号”。同时还规定，“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各部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由于部队中会日语、懂宣传的干部奇缺，敌工组织的人员并不充实，许多敌工机构几乎还是空架子。为适应当时的干部配置要求，各部队设法从战区、后方、抗大毕业学员中吸收一些日语人才，但还是非常有限。于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开办训练班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分期分批培训一批日语骨干，使他们成为开展敌军工作的主要力量。
1937年年底起，八路军各主力部队的师、旅、军区先后开办敌工训练班，每期训练班的规模从三四十人到六七十人不等；新四军各师、旅也陆续开办相同的训练班，并提出“努力在一年内培养五十个略通日语而又了解对敌工作路线、方法之初级敌工干部”。这类训练班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的短期速成班，培训内容以日语为主，包括日语口号标语、简单的会话、日语歌等，另外还有政治工作、敌军工作、日本问题等内容。从培训效果来看，训练班毕业学员一般都能记住四五十句日语口号标语、两三首日语歌、几十句到一百句左右的简单会话，基本达到预期的培训目的。至1939年年底，八路军全军共开办敌工训练班20次，培训干部达600人以上，初步缓解了日语干部缺乏的困难。
（三）培养高级敌工干部的日语教育
日语速成教育可以应一时之急，但只能应付最基本的敌军工作，要有效完成复杂的任务，中共军队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日语专业训练组织，培养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高级敌工干部。1938年年底，中共军队在继续开办短期敌工训练班的同时，还开始建立培养担任师、旅、团级部队敌工干部的长期训练机构，主要包括由总政敌工部先后创办的敌工训练队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以及抗大总校建立的敌军工作训练队等。这些机构处于三级培训体系的顶层，担负着为中共抗日武装输送日语干部的使命。此外，培训时间较长的还有新四军第五师敌工部成立的敌工训练班。上述训练组织的学员除了学习与敌军工作相关的政治、军事科目外，主要接受日语的读、说、写、译等技能训练。这些长期日语训练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军队外语专业教育开始走向正规。
（一）军委总政敌军工作训练队
1938年11月，军委总政在延安创办敌军工作训练队（以下或简称“敌训队”），以日语培训为主要任务。该队在行政上由抗大第五期第五大队管理，教学工作受总政敌工部指导。1938年11月下旬，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敌训队开学时间延至12月底。1939年7月，抗大总校根据党中央决定，由陕甘宁边区向敌后太行山区转移，敌训队则继续留在陕北的抗大第三分校。
关于学员的选调条件，总政和抗大联合发出的通知规定：“1.中共党员或中共的发展对象；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年龄为20—25岁；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根据这几个条件，抗大从8个大队中把曾留学日本的学员集中起来，再加上从陕北公学和抗大另外选调的一批学员，组成敌训队，学员约150人，连同工作人员共190余人，由抗大第四期队列科科长邓富连（后改名邓飞）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1939年7月，邓调离，由曾任八路军敌工部副部长的谢振华接替敌训队的领导工作。全队下辖4个区队，每个区队负责3—4个班的行政管理。学员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所有在日本留过学和日语基础比较好的学员编入高级班，主要进行政治教育；其余学员编入普通班。
敌训队日语教员最多时有8人，包括3名教员和5名助教。最初是由朝鲜籍中共党员徐辉担任主任教员，徐调离后，由留日回国的江右书接任。江右书日语造诣较深，教学方法好，深得学员们的赞扬。教员还有王水陆、刘念悌(后改名刘公诚)，另有廖一帆、张宗瑛、杨作材、梅青等担任助教，他们也是高级班的学员。敌训队后来又聘请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野坂参三任教学顾问。此外，还有两名被俘虏的日本士兵春田好夫(后改名“高山进”)和吉积清（后改名“森健”）也被聘请来教授学员发音和会话。
敌训队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在日语方面能读、说、写、译的团级以上部队的敌工干部。由于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敌军工作，日语是必要的工具，强化日语训练成为全队的主要任务，因此日语专业训练占培训时间的60％，设置会话、翻译、文法等科目，政治训练占40%。整个培训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一个月左右，为入门阶段，主要学习发音、日文字母写法、单词短语等；第二学期五个月左右，为打基础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为文法、短文、日常会话、联字造句等；第三学期四至五个月，为深入与发展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阅读较长的文章、文艺作品和理论书籍，翻译敌军文件、写短文、练习日语演讲与辩论等。随着学员日语水平的提高，敌训队还号召“日语口语化”“生活日语化”，要求学员在日常生活中，从起床到出操、站队、就寝等都要使用日语。同时，还开展丰富的课外日语活动，如演出日语活报剧，举办日语故事会、日语演讲会、日语歌咏比赛等，在队中形成学日语、用日语的浓厚氛围，对学员们日语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至1940年5月，敌训队共有约170名学员分批毕业。从培训效果看，这批学员经过强化训练，具备了日语口语和文字的基本表达能力，大多数可以用日语会话或进行文字翻译，同时还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水平，因此在当时非常宝贵。他们中有50多人留在延安军委第二局、八路军军政学院、总政敌工部等部门工作，有20余人在谢振华的率领下奔赴华中地区前线，其余被分配到华北各前方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充实和加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级敌工机构。
敌训队第一期结业后，江右书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撰文总结日语教育的经验，对敌训队教员和学员的素质要求、翻译会话训练时间安排、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进行介绍。军委总政曾转发该文，肯定敌训队第一期从开训到结束“基本是成功的”，并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部队参考，同时决定继续开办敌训队，号召各部队积极派出学员前来受训。
（二）抗大总校敌军工作训练队
总政敌训队第一期培养的干部数量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军工作需要相差甚远。此外，由于敌伪顽封锁，留日学生难以进入根据地，也无法解决前线对日语人员的急需，因此在总政敌训队第一期结业后，转战在敌后太行山区的抗大总校，于1940年8月在山西黎城县东长垣村又组建抗大总校敌军工作训练队。
抗大总校敌训队学员主要从总校各团军事队毕业的学员中选拔，要求接受能力强、口齿清楚、自愿学习。全队共有学员130余人，编为一个连，下设三个排，队长和指导员分别为在抗大任区队长的张江霖和王千祥。日语教员共有5人，其中陈重、王星、翟墨新3人都曾留学日本，还有两人为早期被俘虏并接受改造的日本人吉田太郎和杉本一夫，其中杉本还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干事。
抗大总校敌训队的学习内容，每周除一天下午上政治课学习日本问题外，其余都是学习日语。由于敌人的封锁，敌训队没有教材，于是教员自编口授，让学员从字母单词学起，再逐渐教授会话。学员们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休息，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学习。在行军中，每个学员的背包上都贴着一句话或几个单词，边行军边看前边同学背包上的内容，休息时互相交流心得，或互相用日语会话。敌训队特别强调学员的学用结合，要求凡学过的单词、句子，都要应用到日常生活与学习中。1941年初，敌训队根据学习成绩将学员分别编入高级班和初级班，分布在三个排中。重新分班后对学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定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除连队干部和炊事员外，一律不得用汉语，每天的军事生活用语，都与日本军队中的用语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员们的日语学习获得显著效果。
1941年10月，由于学员已有一定日语基础，为满足前方需要，在抗大总校奉命迁回延安前，敌训队学员全部毕业，并被分配到华北各战略区。毕业之际，高级班挑选出16名学员编成一个深造班，留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继续学习，驻地在山西辽县的麻田村。日语教员除翟墨新调走外，其余4人都留了下来。对深造班日语水平的要求，是在之前敌训队训练的基础上再有所提高，做到能说能写，使其在将来被分配到一个战略区（或一个分区）后能够单独担负起敌军工作。编班后不久，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亲自来做动员，他批准给学员每人每天增加3分钱的菜金，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体现了组织对敌工学员的照顾。深造班学员在学习日语的同时，还被安排给八路军总部的日俘上政治课，讲课内容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主，上课时用日语边翻译边解释，讨论问题也用日语进行。
在1940年8月至1942年7月，抗大总校敌训队及其后的深造班，在反“扫荡”斗争中，也从未间断学习。1942年5月，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地实习，7月便正式分配到各军区和部队从事敌军工作。
（三）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学校
继抗大总校组建敌训队之后，1940年秋，军委总政在其创办的敌训队的基础上建立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以下简称“敌干校”），校址在延安宝塔山。敌干校继承敌训队的模式，教学内容、教育方针等完全与敌训队第一期相同，仍以日语为主要学习内容，以培训八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干部为目的。敌干校校长由总政敌工部部长王学文兼任。
敌干校首期学员最初有106人，均由前方调来，随后陆续有人因不合条件被调走，最后实有学员68人，共分为三个区队，一区队程度较高，二、三区队次之。敌干校的日语主任教员仍是江右书，日语助教刘国霖是敌训队第一期毕业生。1940年12月，敌干校开学，全程共分三个学期，前两个学期日语课与政治课时间各半，第三学期以日语为主，政治课只占1/3的课时。日语教学科目主要有阅读、会话、翻译、文法等。毕业时一区队全体和二、三区队1/3的学员可以借助字典阅读和翻译。1942年三四月，敌干校首期学员毕业，被派往前方各地。
1941年1月下旬，敌干校另开办一个高级班，由敌训队第一期毕业生中成绩优秀、在八路军军政军院又学习了一个时期的学员组成，学习为期4个月，学习的课程有日语(包括文法、会话、阅读、翻译)、日本问题、敌军工作、敌军战术等。高级班学生学习成绩相当好，对日本问题和敌军战术等有一定的了解掌握，一般都能与日军俘虏交谈，能翻译敌军文件而不至有大的错误。其中有几人会话相当流利，日语程度比留日两三年的甚至还要好。1941年5月底，高级班共毕业学员21人，其中部分被派往前方，部分留在延安总部各机关，其余人员组成敌工队。
此外，总政敌工部在延安宝塔山还创办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以教育改造日本俘虏为目的。该校与敌干校相邻，这为两所学校互帮互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经常给敌干校学员讲授日语，敌干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员也给日本工农学校授课。两所学校学员结成一对一的互教关系，不仅互相学习语言，而且互相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训练班
军委总政和抗大总校分别开办的敌工训练组织培养的学员，也是新四军敌工干部的重要来源。但是，总部敌工训练组织分配的学员，还远不能满足新四军敌军工作的需要。当时新四军军一级没有建立敌工训练组织，主要由下属各师自己组织培训懂日语的敌工干部。新四军在抗战中培训时间较长的敌工训练组织，主要是位于鄂豫边区的第五师所办的敌军工作训练班（以下简称“敌训班”）。
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在所属抗大第十分校先后举办两期敌训班。第一期的开办时间是1942年2月至8月，第二期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其培养目标是，使学员能够较熟练地掌握日本文字和语言，了解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风俗人情，并熟悉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及策略方法。学员是第五师政治部敌工部从鄂豫边区各部队和地方严格挑选出来的有一定文化的青少年，其中第一期有30人左右，第二期有50余人。当时的鄂豫边区正处在日伪顽夹击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敌训班一直在战斗的空隙抢时间学习。两期敌训班的办学地点都在湖北大悟山新屋畈第五师师部所在地，但因国民党顽军的进犯和日军的“扫荡”，第二期敌训班曾两度转移到大悟山山区以外，经常是在转战途中边行军边学习。课堂是因地制宜，有时是在大树下，有时是在乡民的禾场、院落或堂屋。但无论是在哪里上课，敌训班的学习计划很少受到影响。
敌训班的敌工课程教员由师政治部敌工部负责人担任，第五师敌工部部长林滔与敌训班的负责人、第五师敌工部科长陆诚等富有敌工经验的干部都曾给学员授课，向其介绍日本国情、敌工知识和策略手段等。日语课程均由日本人担任，专职教员有森田博美、大久保良志、松原秀雄等。这些日本教员工作敬业，当时每个班都有一名日本教员和学员们一起生活、行军，随时辅导，在学员运用日语时，及时纠正错误并教授尚未掌握的词句，同时还重点帮助个别接受能力差的学员跟上学习进度。这些日本教员还编写日语教材，对于教材内容逐字斟酌、逐章讨论，然后才定稿付印，力求使学习内容既符合开展对日工作的需要，又能适应日常生活，由浅入深，易学易记。
两期敌训班的学员分别经过7个月和9个月的学习，取得很大成绩，达到能会话、翻译、写作的程度。1943年夏天，新四军第五师敌训班结业的两期近百名学员分赴第五师各旅、军分区开展敌军工作。
作为敌军工作的重要一环，抗日敌工日语教育成效显著，为敌工人才培养、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日语教育的开展首先推动了中共部队各级日语培训组织的建立，为敌工人员的培养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通过日语学习运动，基层战士普遍学会一定数量的日语口号用于战场喊话；各部队日语短训班培训的初级敌工干部，能够书写简单的标语口号，进行简单的日语会话。长期日语训练组织培养的高级敌工干部，能够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用日文撰写宣传材料；在办学中编印了日语文法、读本、会话和敌工手册等教科书，为各级组织进一步开展日语培训积累了必要的材料；培养出的日语干部，充实了各部队师、旅、团的敌工干部队伍，支撑起各级敌工机构的职能工作。
1937年11月初，在山西广阳伏击战中，八路军参战部队官兵用日语口号向被围日军喊话，成功使数名士兵投降，这是全面抗战以来八路军第一次俘虏日军，也激发了中共军队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各级敌工训练组织培养出来的日语干部，在对敌宣传中发挥了主力作用，感召日军投降投诚工作效果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8年间，中共抗日武装共俘虏日军官兵6213名，其中自动投诚者746名；军委总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晋察冀军区三个机关印发的宣传品“约在二百五十万份以上，分小册子、传单标语、画报、通行证等四十种以上”。由懂日语的敌工干部参加的武装宣传队在前线发起对敌宣传战，成为“以敌军工作为核心之政治斗争之游动堡垒”。面对中共军队的宣传攻势，日军指挥层不禁感叹：中共军队“对我官兵宣传反战与阶级斗争，使部队发生许多不安现象”，“中国军（指中共军队——引者注）的反战文书，真是动摇了士兵的思想似的，指挥也困难起来了”，“与武力战并行的思想战，其巧妙令人佩服”。
由于受过不同程度的日语教育，中共部队各级敌工干部处置日军俘虏时，基本消除了交流中的语言障碍，使得俘虏工作可以顺利有效地开展。抗日敌工系统对于俘获、投降，以及投诚的日军施行优待，并开展宣传教育，使其认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转变立场，自愿加入到抗战的行列中。中共军队还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华中训练班等改造和教育日本俘虏的训练组织，“从这里获得一批敌军工作的最好助手，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的干部”。
抗日敌工系统中懂日语的干部为促进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敌工组织的指导下，在华日本人反战骨干力量在华北、华中各地创立反战反法西斯团体。敌工系统各级日语干部在其中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与反战组织共同开展多渠道的对敌宣传，如开办日语无线电广播、编辑发行日文报刊等。
抗日敌工日语教育保证敌工组织可以有效开展敌情调查和研究工作。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一批包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和日军第一一○师团司令部的机密文件共50余册，敌工组织通过解读这批文件获悉日军内部的诸多信息。敌工干部还参与敌情研究并提供资料翻译保障。1939年，军委总政在延安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单位的日本问题研究会也相继组建并开展工作。调查研究工作依据的日文敌情资料，均由敌工系统的日语干部翻译整理，在此基础上，军委总政编译了《敌军工作参考资料》，八路军总部编译了《对日军事研究资料》《战术研究资料》等汇刊。敌情研究为中共制定对日政策和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
抗日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这是在抵御异族侵略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外语教育。日语是中共抗日武装敌工人员从事对敌斗争所必须掌握的工具，为此开展的中共军队外语教育，发挥了以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未有的功能。第二，这是一场直接服务和保障对敌军工作的外语教育。抗日敌工系统各级日语训练机构在培养目标、教育组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紧紧围绕敌军工作的实际需要，旨在提高敌工人员的日语能力和对敌工作能力。第三，这是一场经过系统和科学组织实施的外语教育。敌工系统的日语教育从中共军队总部到部队基层自上而下地展开，日语教育三级培训体系的建立及实施科学有序，具有针对性。第四，这是一场群众性的外语学习运动。在对敌工干部进行日语培训的同时，中共军队还重视普及教育，在部队中掀起学习日语的热潮，把敌军工作下沉到部队基层。第五，这是一场开辟战争环境下军队外语人才培养途径的外语教育。抗日敌工日语教育创立于艰苦的战争环境，毫无经验可循，通过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实践探索，才开拓出一条适合战时特点且实用可行的办学之路，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专业和人力支撑，并为此后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