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英俊
摘要：两广“六一事变”后，国民政府恢复了对广东的实际统治。鉴于陈济棠对抗中央的教训，为切实掌控广东，蒋介石在广东实行军政分治，国民党各派势力借机强势介入粤局。而地方实力派余汉谋视广东为禁脔，不容其他势力染指，由此他与政学系吴铁城、CC系曾养甫暗斗不断，军政对立愈演愈烈，并在日军侵粤前夕达到高峰。而引发军政对立的一大触发点，即是与地方行政有关的人事任免以及地方武装的归属问题。战前持续不断的军政对立，影响军政效能，不可避免地对广东对日备战工作产生一定干扰。这一阶段广东军政关系演变的状况，表明军政分治的做法并不适合移植于广东，而蒋介石有意维持此一格局，实折射出蒋利用军政矛盾控制广东的复杂意图。
关键词：军政对立 余汉谋 吴铁城 曾养甫 蒋介石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大亚湾，正式实施蓄谋已久的侵略华南计划。负责广东防务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不久前还曾扬言：“假定日军果来进犯，粤军必迎头予以痛击。”然而，短短十天，华南重镇广州即迅速沦陷。华南战局溃败如此，固然与此时国民政府集中力量于武汉会战，不断从广东抽调兵力有关，但战前广东军政当局备战不力，亦为重要因素。
军政关系是广东抗战史研究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战前的余汉谋与吴铁城、曾养甫，还是战时的张发奎、李汉魂与余汉谋，军政不睦、彼此颉颃，始终是其时广东军政关系的常态。探究广东抗战史不能不对此一“常态”加以解析。有鉴于此，本篇将着重考察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既往虽已有论著论及，但囿于史料等原因，较为简略，一些人物关系、历史细节尚待厘清。因此，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对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重新加以梳理。
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势力强势介入粤局，还政中央后的粤政情形颇为复杂。1937年2月，复兴社的刘健群在向蒋介石报告粤军政情形时称：“广东因失意军人政客太多，且封建思想浓厚，故对党政多有不满，于刘维炽则指为贪污，于黄主席则言其多病不管事，于曾市长则疵其气焰太高，于王应榆则谓其个性太强，总之闲话太多。”在此情形下，更传出陈济棠残余势力发动倒余的传闻。4月8日，军统向蒋介石报告，前陈济棠时代高级将领唐灏青、杜益谦、张达等人，趁陈济棠回国之际，极力联络余之部下张瑞贵、黄涛等将领，密议倒余。改组后的粤省府内部，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
黄慕松掌粤后，因“（黄）为军界前辈，与余汉谋向有师生情谊（黄曾任广东陆军小学教官）”，故军政之间尚可协调。黄慕松认为余“人亦宽厚忠贤”，并向蒋介石建议：“粤省至关重要，望能多派忠实干练幕僚辅佐幄奇兄，于国家前途，有极大裨益，亦有莫大之作用。”黄之善意加之师生情谊，余汉谋自然也投桃报李，全力辅助黄慕松。据时人罗翼群的观察，黄主政后，“曾标榜下列四点省政措施：(1)军民分治；(2)澄清吏治；(3)惩办贪污；(4)整顿财政。关于第一点，黄任确比前任少受地方军人之干扰，过去常发生之地方驻军任意先行更派县长，追请省府追认之事情，未有发生”。
但黄慕松在粤执政未满一年，便于1937年3月20日因病去世，蒋介石遂致电余汉谋商议省府主席继任人选：“其继任人选能与兄合作者，似以吴铁城为宜，或林云陔亦妥，兄意如何？”这其中除有商议外，应还有试探余的成分。对此，21日，余答复蒋：“伏念粤政不可一日无人主持，敬恳即指定妥员暂为负责，以安人心为祷。”对于蒋之函电，余并未予明确回应，不过“妥员”二字颇能曲尽此时余之心态：蒋所提议之人选，可能都不切合余之心意，但余也不便反对（反对有可能也无用），故不置可否。林云陔因有胡汉民系背景为蒋所忌惮，蒋最终选择了吴铁城。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吴铁城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吴铁城，字子增，生于江西九江，祖籍广东中山。他早年参加革命，因孙中山器重，历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广州市公安局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党政要职。不过，因自幼生长在江西，连他自己都认为：“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地方派系色彩不强，有可能是蒋选中吴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与张群关系甚密，被视为是政学系要员这一点也相当重要。蒋自然乐见嫡系势力入驻广东，以便自己切实掌控粤局。对于吴铁城而言，在黄慕松任广东省主席之前，他就“极垂涎粤省主席”，但又“尚恐未能与余汉谋合作得好，且又舍不得上海市长地盘”。吴本人个性强势，在国民党内有“铁老”之称，早在1923年任香山县长时，为改造县城，发展商业，把西门城楼至长堤一带一些建筑拆掉，扩展马路，故后人有“吴铁城拆城”之说。
吴铁城主粤后，亟思有所作为。上任伊始，他就致电蒋介石，谈粤政现状与今后打算：“铁城莅粤数日考察所得知，粤政百废待举，而廉洁政治之树立，经济之建设，教育之改进，尤最切粤民之殷望，故非有健全之省府不能收推进之效。过去症结，第一失之于散，第二失之于滞，第三失之于弱，致凡百设施俱废莫举。现在着手尤以振作人心，转移风气，为当务之急，而各厅委人选，现正慎重考选，力求适人适所，能通力合作者为宜。”4月27日，吴铁城在纪念周演讲，报告“治粤方针”，谈及政治建设，他指出：“政治建设之起点，首应整饬吏治，消极的应根除贪污，积极的应提高行政效率……于公务行政上尤应彻底革除散、滞、弱之积弊，此为推行新政之第一要义，所关至切，万勿漠视。”整饬吏治之外，他还强调要从改进县政、整顿警政等方面从事政治建设。
吴氏对于广东问题之所在的看法及对粤局的谋划，固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其整顿省政的目标能否实现，现实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其时广东政坛派系繁杂，据中共观察，广东有余汉谋系、曾养甫系、吴铁城系、孙科系、第三党等五大势力，因“南方小党派林立，而国民党中派也未形成中心势力，故党派矛盾特盛”。此种复杂局面下，若手握军权的余汉谋能予以全力配合，吴之努力势必事半功倍。不过，在时人眼中，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余汉谋，视广东为禁脔，不容其他势力染指。一方是空降而来的强势型中央大员，另一方则是处处设防的地方实力派，两方分掌广东政、军大权，能否做到同舟共济、彼此合作，无疑不容乐观。
而且据陈诚的观察：“粤省自反正后，余幄奇氏本人忠于中央，忠于领袖，绝无问题，不过广东环境，素来复杂，其中失望不满，挑拨蠢动者，自然尚不乏人。惟此尚非十分重要之事，最重要者乃为中央派来人员本身不健全之一点。例如党务、政治以及民众组织训练各项人选，除一部分尚称良好外，其余则无论就品德、学识、勋劳、能力各项言之，均为此间人士所不满，即不能使之心悦诚服，其甚者更复自相倾轧，彼此排挤，门户各立，不择手段，虽有中央大员，亦叹息而莫可如何。或坐视而不予纠正，尤足使西南人士为之齿冷，启其轻视。似此政出多门，不相统属，在平时亦属不可，在局面新定之广东，尤不相宜。一旦委座启节还京，则迁流所至，其弊害更不知伊于胡底，来日多故，诚不可不加注意也。”
在省府机构中，以财政、民政、建设三厅最为重要，向为各方争夺焦点，财政厅由蒋介石系宋子良牢牢掌控。1937年4月，余汉谋向蒋推荐徐景唐出任建设厅厅长。蒋予照准，并告知吴铁城。余事先未与吴商议，即安插己方势力进入省府，个性强硬的吴铁城当然不愿任人摆布，便谋划给余汉谋一个“软刀子”作为还击。他在未经徐景唐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派郑丰为工业管理处处长，并违背原本答应将民政厅长交予余亲信李煦寰（第四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承诺，自兼民政厅长。徐、李皆为余汉谋左右，由此，余、吴之间渐生裂痕，广东军、政之间原有的政治平衡亦被打破。
接踵而来的建设厅权属问题则拉开了军、政对立的序幕。建设厅问题缘何引发军、政不睦？这要从黄慕松主粤时对建厅改革追溯。黄氏掌粤时，为加快公路建设，省府在建设厅之外，另设公路处以专责，处长由建设厅长兼任。而吴铁城主粤后，认为建厅责重事繁，对于公路处恐难兼顾，便将其划归省政府直辖，并委任陈耀祖为处长。之后吴氏又欲将建设厅所管辖之省营工商业，由省府设委员会直接管理。公路建设、工商业事务皆属建厅核心业务，吴铁城将其从建厅中剥离，由是省建设厅基本被架空。军人出身的徐景唐自然不甘受此“窝囊气”，5月25日，徐致电陈诚，两天后，余汉谋也致电蒋介石，指责吴铁城“变更省政府组织，自行割裂，则难免稍有毁法之嫌，且建厅职掌，既划出公路及工商业，即已无事可办，尤与国家设官之旨不甚符合。拟恳密电吴主席对收建厅各项职权，均应遵照组织法办理，以重法令而明职责，公路即已设处，仍以拨回建厅隶属为宜”。
为化解粤省军政嫌隙，对余汉谋、徐景唐的申告，蒋介石、陈诚并未多予支持，5月29日，陈诚电徐，劝徐“一切敬祈体念委座之苦心与期望，随时与吴主席（铁城）开诚商洽，期收和衷共济之效”。30日，蒋介石也复电余汉谋，明确告诉他：“关于建设厅与省营事业事，请兄勿加干涉，凡政治事皆任省府负责主持，使粤省行政得上正轨。”对蒋的告诫，余汉谋一方面放低姿态表示接受，一方面又就建厅权限划分之事再加申诉。6月1日，他复电蒋介石称：“职谬蒙恩遇，越位擅权之戒，无日不自凛冰渊”，“至前呈宥电，原以变更省政府组织法致建厅无事可办，似非国家设官分职之意，且军事与政治均当绝对服从中央，倘政治不根源法令，其何以显示中央之尊严。”可能是考虑到余的意见不无道理，也为了安抚余，蒋介石于6日告知吴铁城：“公路局似应仍隶属建设厅，使赓陶（徐景唐）能发挥其长处且易使军工修路也。”
余汉谋干涉省政，蒋介石却采取“和稀泥”的做法，自然无法使吴铁城心悦诚服，他于6月8日再次电蒋，详呈缘由：“粤省省营工业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向归省府直辖，慕松兄主政，始移建厅管理，时仅半载，弊端丛生。职奉命之初，即决定整理政策……嗣因最后决定赓陶兄长建厅，故待其就职后提出改组，并请其兼任主任委员，以一事权，且改组后虽隶省府，但仍由其主持……此乃完全对事，并非对人。”针对余汉谋以法令为由的指责，吴铁城也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查修正省府组织法第八条有省府认为必要时，得设专管机关之规定，且事属省营，必需运用省有财力以资因应。”此电可能被徐景唐获悉，两天后，徐也再次致电蒋：“粤之公路现已由建厅职掌内剔除，另设机关，若工业复改隶省府，则建厅一骈枝机关而已……此事以省府自身之提案，变更自身法定之组织，似非所以崇法治而明政系也。”
围绕“建厅问题”，军方和省府之间笔墨官司一直不断，互不相让。为协调军政关系，蒋不得不派宋子文亲赴广东。6月21日，蒋介石再次告诫余：“对于以后粤政之设施，不必加以干涉……协助吴主席（铁城），和衷共济，完成模范之治。”29日，广东省政府决议将公路处交建设厅管辖。至此，在蒋介石协调下，军、政双方围绕建设厅职权范围产生的纷歧才最终得以解决。
“建厅问题”本属省府内部事务，但因关涉余汉谋系势力，遂引发军方强势介入，并演化成持续不断的军、政纷歧，且在蒋介石调停下，军方意图最终得以实现，此轮博弈，军方无疑占了上风。由此看来，作为“空降”而来的中央势力吴铁城，欲在素来地方主义极为强盛的广东拥有实际的统治权，显然困难重重。而“建厅事件”只是其时军方压制和干涉地方行政系统的一个缩影，在时人看来，因余汉谋“倒陈”有功，中央倚重有加，“更增其骄横傲慢之气，唯我独尊，自树派别，排斥异己（非己派系尽屏不用）”，“对于民政方面，余汉谋不但未能合作，尤且事事干涉，争用私人”。如县长任用之权本应操于省府，但在县长人选问题上，军方深度介入，“第四路军之师长以上各军官多指定、保举其亲戚朋友充任县长”，此种情形下，“稍好之县缺，亦多为余之亲旧所盘踞，民厅对之亦惟侧目而已”。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张文彬向中央报告：“吴铁城只在政权机关中有些势力，外县县长，他有三分之一的地盘推荐县长权力。”粤将陈铭枢也说：“粤省县政经过林翼宗大开贪婪之风，旷古未有之败坏。今积重难返，县长十之八尚属军人推荐。”吴铁城在卸任省府主席时，也曾向李汉魂埋怨：“在粤年余，误于委曲求全四字，而经手所放之百余县长中，出自己意者只十二人。”军人兼理县长的比例如此之高，在战时“军人治政”的省份（即现职将领兼理省政）并不鲜见，比如陈仪主政的福建、陈诚主政的湖北等，而在实行军政分立的广东情形依然如此，实不多见。
面对军权凌驾于地方行政系统之上的局面，作为文官主粤的吴铁城，显然有着清醒的认知。1938年1月，在对过去一年的行政进行总结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一年中，粤省政治上的兴革，所以尚未表现极活跃的姿态，这是因为在统筹全局，兼顾各方之际，不能不遵依社会和政治进化的定律，而慎重将事。”“慎重将事”四字道出了吴氏现实的境遇。作为国民党元老，吴铁城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高于余汉谋，但即使如此，他在广东的统治需要保持中央势力与地方权力生态的平衡，面对强硬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他不得不顾全大局，相忍为谋。
不过，接踵而来的粤军管区司令一职归属问题，使吴铁城感到失望至极，他不惜与余汉谋公开决裂，军、政对立更为严重。1938年1月，为统一兵员征募，蒋介石下令在广东、江西等九省成立军管区司令部，并规定由省主席兼任军管区司令。吴铁城奉委后，便开始着手筹备，并拟定于2月成立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军管区司令负责全省征召、训练新兵，这引起了余汉谋的不安，欲将此职揽为已有。为此，他找到了何应钦。两广“六一事变”后，鉴于四路军内部派系分立，余感势孤，便通过其保定第六期同学顾祝同、黄镇球、上官云相等，与何应钦建立起关系。余向何表示：“自己之目的，系求指挥之便宜，并非为集中权力”，“为避免误解，愿取消向来之主张”。由于军方的强势介入，军管区司令部的成立一再延宕，当时外界就有报道称：“相传一日正式成立之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因关于管区司令一缺，广东军总指挥余汉谋与广东省长吴铁城间，互争势力，甚为猛烈，遂至不得已而展期。”与此同时，广东市面上也谣传吴铁城被余汉谋监视。
或许是何应钦的介入等因素起了作用，蒋介石乃重新考虑广东军管区司令人事安排。3月4日，他电告吴铁城：“广东军管区司令与动员委员会事现情如何，凡军事有关之事，最好由兄自动推重幄奇权理，以便指挥统一，免致延宕，授人纷歧之口实。”面对蒋态度的改变，吴铁城只能拱手让出军管区司令一职。7日，他回复蒋：“委座令派幄奇兄为司令，以铁城为副，遵已请其主持组织。”
此时的余汉谋，在粤军将领张发奎看来：“他任省绥靖主任，负责地方安全重任，故其权势甚于省政府主席。”省府人事权与地方行政权本已受到军权不断蚕食，如今军管区司令一职又要被军方占有，省府权力尽失，吴铁城虽只能以低姿态表示服从蒋之安排，但此种处境使他愤怨难平，他终于不吐不快，向蒋直言权力被军方剥夺的不满：“铁城奉命掌粤之初，躬成巡视，兢兢恪遵，对于幄奇兄遇事推崇，如原属民政范围之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亦让绥署负责办理，中央在粤同志或且以为过也。再本省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以来，虽未侵及行政，但党部职权浸渐已被剥削，外间遂有西南政务委员会复活之訾议，故一再婉商，至前日始允下星期改组为动员委员会。至军管区司令事，铁城原无成见，只以中央法令所关及征兵社训，均属民政范围，不得不一一陈明。”
在向蒋介石报告省府权力多被蚕食实情之同时，吴铁城亦道出其主粤以来之诸多苦衷与无奈。吴虽贵为中央空降入粤的大员，面对军权在握且权欲堪称旺盛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亦只有步步退让。加之在战时军事优先、倚重军方的大背景下，广东实质上还是维持着一种“军主政从”的权势格局。而类似的情况，在党、军之间围绕地方武装问题的较量中再度上演。
曾养甫赴粤前，蒋介石就特别提醒他：“到粤就职总要多做事，少说话，不发议论，重要事皆须与幄奇总司令协商办理。”蒋的担心并非多余。曾养甫除出任广州市长外，还兼任国民党广州市特派委员，手握广州党政大权。到粤不久，他就展现出强烈的争权夺利的欲望，为了与时任省主席黄慕松平起平坐，他力争将厅长级的广州市改为部长级的特别市，“在有关省与市的行政措施上，却往往压抑着黄。例如当时省府购买暹米进口之所以酿成轩然大波，可以说基本上是曾养甫指责黄的结果”。他还欲图在广东的权力架构中占据更大份额，提出为集中抗战力量，党政军必须密切联系，规定每星期三、六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要将所有与抗战有关之一切军事、政治措施，均由该会做最后决定，以此对余汉谋绥靖主任的权力有所制约。作为对曾的反制措施，余汉谋主张组“民众运动委员会”来代替党、政、军联席会议之组织，由“民众运动委员会”来领导民众。曾养甫到粤后的种种行为，自然引起了余汉谋的关注与警觉。随着曾养甫到粤后一心图谋扩张实力，余、曾之间的交锋就在所难免。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双方围绕地方武装力量的权属之争。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通令各大城市组织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即“社训队”），调集各行业的成员，施以必要的抗战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训练。此事原来规定由当地警察局会同宪兵司令部主办，因时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为余之亲信，故曾养甫不愿将此任务交给李洁之，而是以市政府名义成立“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由他自兼总队长，并重用军统方面的人员，与之互为奥援。此时军统图谋在广东扩张势力，但由于对广东情况比较隔膜，加之环境复杂，打开局面正面临重重阻碍。为此，时任广东省财政厅秘书的军统骨干李崇诗在向戴笠呈递的《开展广东工作意见》中提出：“曾养甫在广东能起一定的领导作用，有政治地位，他又有夺取广东地方政权的野心，正是我们利用的机会。在他的掩护下，贯彻我们发展广东的工作，是最好的机会。”军统抓住曾养甫企图攫取广东全省统治政权的心理，积极煽动曾排除异己。一心图谋扩张势力的曾，也乐于与军统合作，“社训队”成为此时双方合作的契机。
曾养甫委任军统骨干张君嵩（时任广东省财政厅水陆缉私处处长兼税警总团团长）、李崇诗为“社训队”副队长，曾对李也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将社训之事全权交由李负责。据曾任广州市社训总队秘书的任建冰回忆，曾养甫告知李：“你放胆做，多花钱是没有问题的。”曾养甫还先后多次前往社训总队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至广州沦陷前夕，“社训队”先后举办三期，约二万多人，队员结业后分配到各街道，组织所谓“社训区队”，给予枪弹，虽美其名日协助警察维持治安，但实际上是用来监视进步政治活动，同时李崇诗还自行委派各个警察分区的分局长为他们的区队长，无形中插手了警政的领导。“社训的目的，即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共同担负救亡图存的工作”，而在战前广东军政对立的情形下，却成为导致派系纷争的又一源头。
曾养甫利用“社训队”扩张势力，干涉广州警政的举动，使余汉谋颇为头疼，最后不得不由李洁之出面，提议将“社训区队”队部并入各区警察分局，并规定非经允许，不得携带枪支外出，在李的强势态度下，张君嵩最终不得不同意。曾的做法，还引发了时任第四路军副总司令香翰屏的强烈不满，他曾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攻击曾养甫的市政措施“苛政猛如虎”。为确保第四路军在广州的控制权，香翰屏还于1938年4月向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提议设立劳工部，并委任李洁之开办“广东省劳动训练班”，培养工人运动骨干，与CC系、军统势力争夺群众。
余汉谋的针锋相对无疑激化了矛盾，日军侵粤前夕，两人围绕争夺广东盐务税警（也称“盐警队”）权属再起冲突。盐务税警是隶属于广东盐务管理局的武装力量，约有十营左右，分为七个税警区，分驻全省各个盐场及江河交通要道，兵力将近四千人。1938年3月20日，曾养甫首先电蒋：“粤省盐务税警共约员兵四千，以其编制特殊，训练不善，平时素失管教，包私勒索，时有所闻，各方俱有责言，际此非常时期，该项税警，既不受地方当局之指挥，亦不属中央之系统，万一发生事变，势必星散，为匪为奸，均有可能，按盐警亦系缉私兵力之一种，自应根据统一粤省税警之方针，归并于职属之税警总团。拟恳令饬财政部，将该项盐务税警之经费、员兵、武器，悉数拨归职属税警总团统筹办理，以一指挥，至职责上，仍令各服原务。”
盐务税警隶属于孔祥熙主政之财政部，是否交予曾养甫，需考量各方利益，也不能不考虑余汉谋之态度，故此时蒋似乎无意批准曾之所请。但从余汉谋的角度看，如曾达成目的，实力将更形扩张，余汉谋自然不愿广东另发展出一种有规模的军事力量。半年之后，广东备战形势更为急迫，且已遵从蒋介石的要求派出部队出省作战，余趁此有利时机，也致电蒋，请求蒋将税警团与盐务税警一并归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粤税警团属财厅，盐警队属盐局，其装备枪械，均尚完备，当此抗战紧张，粤中武力，自以集中统一为要，拟请明令将各该团队，交职统帅编练，以加厚战时力量。至税警盐警，均负缉私职责，权限偶一未清，往往发生摩擦，久之遂多芥蒂，殊感不便，职部现已抽调八团补充前方，而盐警计有二千余名，若以之抵补一团缺额，再加以军事训练，听候中枢调遣，于抗战前途裨益既多，且盐务缉私，改由税警兼办，则缉私事权统一，亦得免纷歧之嫌。职为应时势需要起见，恳赐钧核，俯予照准。”
余的函电可能为曾所知，9月30日，曾再电蒋力争：“广东省全省缉私总处负有缉查各种私货之责，此项税警，经年来整理训练，内容日臻健全，惟近奉令兼负华南国防重责，深感兵力不敷分配。兹查广东查缉私盐，另有盐务税警舰船员兵约四千余人，积弊颇深，军纪窳败，往往逾越职权，滥缉其他私货，甚或暗中包庇，自缉自卖，在平时既妨碍缉务进行，在此非常时间，留此未经训练部队，更恐一旦有事，闻风溃逃，甚或资械于敌，牵动全局，贻祸地方。为预弭地方隐患，统一缉私职权，增厚抗战实力起见，拟恳准予遵照钧座二十五年十月寒侍参鄂电令统一本省缉私事权，将此项盐务税警之部队舰船，悉行划归缉私总处管辖，统一指挥，加紧整理，分批训练，以期充实兵力，巩固国防，节减饷秣，涤除积弊。是否可行，敬乞电示。”
围绕盐务税警这一军事力量，余、曾二人均企图纳入自己麾下，而此又关联孔祥熙掌握之财政部，对此，蒋介石对于余、曾二人的请求做出有意回避的姿态，并以“拟交孔部长核议”同时答复二人。孔祥熙收到消息，对于余、曾二人之做法甚为不满。10月12日，财政部致电蒋：“粤省盐务缉私，向极腐败，自经本局接管改编税警以来，力加整顿，严行训练，缉务方面已大有起色。现抗战时期，盐税关系国课，尔来产盐区域范围渐小，对于增加现有区域之产额及防止私漏，尤属重要，设予移转管辖，则职务上事权不能统一，直接影响税收，间接影响抗战。原电所拟拨归财政特派员公署税警总团指挥一节，殊非所宜”，并请蒋“核准免拨改，并饬曾特派员遵照”。最终，在孔祥熙强烈反对下，余、曾二人之图谋都未能实现。
军政分治格局之下，双方互不统属，彼此制约，很难形成一方尾大不掉之势，“某种意义上，民国之初就确立的‘军政分治’原则，或许就包含着大智慧”。然而，在战前广东派系繁杂的背景下，军政分治的做法，似乎有可商榷之处。其时就有论者表达出了担心：“在刷新两粤计划中，尚有一事，须加以注意者，现目粤省虽实行军政分治，但无一最高权力机关，故军政两权，时虞冲突。全省各机关之领袖，虽固直辖于中央政府，但地方上最高权力机关之设立，实为行政组织之最善者，而两粤政府则缺此焉。就普遍方面而论，世界各国，其一省之领袖，普遍称为总督或省长，实为全省之最高权力，但两粤情形则不同，其行政领袖属于省府主席，军事领袖则属于防军总司令。而省主席与总司令，则各自独立，成分庭抗礼之势……军政当局或能和衷共济，竭诚合作。然各于对方之职权，恐难免有所嫉视。”
在缺乏最高权力机关、派系繁杂等情况下，“军政分治”难以达到军政配合的目标，很多时候反而会催化地方军、政矛盾，导致双方公然对峙。战前余、曾、吴三人，即分属不同派系：余汉谋是地方实力派、吴铁城属政学系、曾养甫则是CC系中坚分子，日军侵粤前夕，军政围绕地方行政与地方武装，展开明争暗斗，甚为激烈。战前的派系之争，战时又演化为不同军中派系间的斗争。在粤军内部，张发奎与李汉魂同属“旧四军系”，而余汉谋则属“新四军系”，因分属于粤军不同分支，军政之间常有龃龉。1942年6月初，竟发生了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强令李汉魂的省政府迁往连县，且限于月底前迁移完毕的事情。战后主政广东的罗卓英属蒋嫡系势力，而担任行营主任的张发奎早年有多次反蒋的历史，双方自然也是貌合神离。可以说，军政不睦成为广东还政中央后军政关系的常态。
有意思的是，与广东在抗战时期始终维持军政分治的格局不同，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蒋介石提议下，为军事便利起见，越来越多的现职将领开始兼任战地省主席，从而形成了战时特有的“军人治政”局面。据统计，1940年的28个省主席中，19个为现职将领兼理，另有5个省主席为现职将领转任，军人兼任省主席，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军政摩擦，对军政配合明显起到了积极作用，如薛岳在湖南、陈诚在湖北、桂系将领在安徽担任省主席期间，并未出现明显的军、政对立。
战时广东军、政对立态势较之其他省份，持续时间更长，内斗也更为激烈，以蒋之管道，蒋必知之甚详。蒋有可能确曾考虑过在广东实行军政合一，以避免军政对立。1937年12月，就有消息传来说，“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内定不远将外调为大使，省政府主席，则由余汉谋兼任，此盖鉴于时局益形重要，于广东置对立的关系之两者，为不利也”。不过此事最终没有下文，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始终维持军政分治的格局。对于蒋介石维持此一局面的目的，日方情报对此也有所研判：“蒋氏对于广东方面之态度，在党政方面，以谋各分派势力之均衡，使彼此牵制，在军事方面，勉将余汉谋之力，益形中央化，盖欲抗战团结之增强，与防止西南叛变于未然也。”
以日方对华渗透之深，其观察自然不会毫无道理，翻开蒋介石与广东军政人物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实力派人物向来都有“反蒋”的传统，加之粤人有强烈的地域情结，这难免使得蒋在广东问题上心有余悸，因而在处理粤局时常显示出保守、求稳的心态，策略上亦着眼于使之能互相制衡，由此在人事布局上反而顾虑更多，更不能因事择人，任选得宜。对此，陈诚在1936年7月30日，即粤省府改组完成的第二天，就致电蒋介石表示对于粤局的担忧：“钧座对于粤局之处理，不必过于迁就，免将来之尾大不掉。尤其对于各政党之谋粤省者，更不必敷衍，查粤人受陈氏之荼毒，怨恨甚深，望治极切，以现在情形观之，似仍有换汤不换药之样，而中央所任命诸人，又多不能洽舆情，以餍众望。职虽不敢有问政之心，然为防止恶人之篡夺，无以表现钧座之德意，不能不贡陈一得之见耳。”
陈诚在两广事变后曾深度介入粤局，对粤局之复杂实有相当之体认，其就粤局弊端对蒋介石的提醒自有其道理。但战时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将、此系与彼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复杂关系后面更为深远的内外背景，使得理想与现实、应为与所为之间，存有相当大的距离，有时即使明明知其不应为、不可为，却不得不为；有时明明知道某事之处理，还有更好、更善之策，却往往最终选择的偏偏却只能是最下之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的前期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