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战前国民政府并未真正实现军事统一，因而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在参谋业务方面存在机构组织不健全、联络不畅、情报不准、计划不周且执行不力等问题。向各战区、各部队派遣联络参谋，进行参谋视察，并形成制度，能够获取下属各部队真实情况，也能考察各部队参谋业务实施情况，了解各部队参谋业务运作情况及业务得失，同时进行视察考核，以作为军事委员会及军令部评定各部队战绩、进行赏罚的依据。因此，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是军令部用以沟通各战区、各部队参谋业务的纽带，并在业务方面为建立参谋系统提供保障，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关键词：抗战时期 军令部 联络参谋 参谋视察 参谋业务
关于联络参谋，有文章提到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徐永昌说“为求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密切联系起见，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察，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王庭岳指出：“国民党联络参谋的正当工作，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敌后的八路军联络；了解八路军在前方的抗战情况和作战经验，以及时上报军令部；同时如实反映八路军的人员编制、武器弹药消耗等，以便军事委员会发放军饷和作军事接济。”“但事实上这些联络参谋都是由特务头子康泽所精心挑选，并由其直接指挥，担负有特别的任务。”由此看来，联络参谋似乎类似过去的监军，专事监督、情报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对抗战时期联络参谋以及参谋视察进行考察，分析其在军令部建立参谋系统中发挥的纽带作用。
情报业务方面，情报不确实，分析不透彻，特别是参谋在战况报告中存在不实的毛病。蒋介石认为：“现在各部队最大的恶习，就是情报不确，计划不周，文饰战况，虚报胜仗”，“我们过去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侦探无能，情报不确，甚至没有材料，敌情无从判断。……敌情不明，糊涂应战，每战失败，这真是我们参谋人员莫大的耻辱！”
作战命令方面，存在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各级指挥官发布命令，多是随便；传达命令，亦多不负责任；照例主官下令交参谋，参谋交传令兵，传令兵送出，就算完事，究竟命令是否按时送达，下达以后，是否执行，执行能否彻底，一概不管！”“对于命令仍未能一致贯彻实施。各部队多未能彻底的尽到职责，达成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命令下达之后，上官不曾切实去设法监督执行，部下亦就不能彻底做到，甚至因循敷衍，推诿延误，这不仅是我们官长的耻辱，而且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
战场通讯联络方面，则存在通讯不畅，联络不及时等问题。蒋介石提到给各级指挥官打电话往往无人接话，认为这种弊病，以后应绝对禁止，无论哪个指挥部要迁移，事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将通讯联络的方法准备好。还规定各高级司令部每天在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通话一次，报告各部所得情况和一切应行联络的事项，提出高级司令部亦应多派人员，常到所属各下级指挥部联络监视，由上官派员调查视察，并且要切实监督实施。至于通讯器材不够，要研究出种种替代的工具和方法，使通讯联络能照常维持，而不虞其断绝。国民党军交通通讯不及敌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通讯人员的技术和办事精神不及敌人”。
上述问题，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可以称之为国民党军的“痼疾”。蒋介石曾经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他认为命令下达后之监督，最为重要，同时指出报告要实在。他还要求各部队对于敌我一切情况，无论报告通报，必求确实，情报确实，然后计划才能周密；计划周密，战事才有把握！蒋介石认为通讯联络之迅速确实，关系作战之成败，最为重大。在司令部参谋机构以及业务方面，他认为各级司令部“先应该做到的一件事，即参谋地位必须提高，并注意其工作的效能”，“关于工作分配除例行参谋业务外，以派赴前方考察交通、通讯、敌情等最为重要”。因此他要求各部队长官应限期赶造战斗详报，如期呈核，凡各级司令部阵中日记和各官兵个人的战斗日记，都要尽量搜集，作为重要的材料。
联络参谋以及情报联络参谋在国民党军中早已有之，戴笠1928年“以联络参谋的名义，奉命主持总司令部联络组，正式从事情报工作”。蒋介石曾说：“总司令派联络参谋的意义，就是要明瞭各部队作战的情况，随时有正确的报告，做总司令的耳目，免得各部队随便谎报、欺骗高级指挥部，这是联络参谋第一要紧的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督促各联络参谋与各部迅速具报前方状况”。1938年军委会改组，军令部开始承担战时作战指导职能，负责委派联络参谋。
军令部“为求作战指导适切，及沟通最高统帅部与各部队之意志”，向各部队派遣联络参谋。联络参谋由高级参谋1员，参谋（上中少校级别）1至2员，书记兼译电上（中）尉1名，卫士、公役各1名组成。联络参谋的任务为“适时传达最高统帅部之意旨，及全般战况；随时将前方战况及各部队现状，报告军令部；对军令部及所在部队长，贡献作战上之意见；军令部临时指派之特殊任务”。联络参谋须定时向军令部报告：“1.各部队敌情、战况，每日用电报或长途电话报告一次为常例，重要时随时报告；2.各该司令部之作战计划，指挥官之决心处置，及下达命令之要旨；3.对上级机关命令是否确实奉行，及不能完全奉行上级命令之理由；4.战斗经过；5.该部队战斗员额数、素质，人事是否团结，经理内容，官兵精神及损耗补充诸情形；6.械弹器材骡马装具损耗及补充状况；7.工事构筑程度；8.战地补给及卫生勤务状况；9.驻在地及作战地之地形，与交通通信之现状；10.军纪风纪；11.每一战斗后所得之经验与教训；12.对该部队作战之意见。”
联络参谋须撰写工作日记，内容包括：“1.状况判断，决心处置及其理由，但要求联络参谋本人在记载中勿加意见；2.各级指挥官或指挥官幕僚间意见上是否有重要差异及各友军间联络是否确实；3.作战经过；4.任务达成之程度，计划与实施之适否，如有差异，其原因何在；5.重要之命令训练通报及报告；6.于作战有关之各个人功绩及过失。”为防止联络参谋与所在部队产生瓜葛，军令部对其提出具体要求：“1.各部队长、参谋长及各级参谋应予联络参谋以便利，时时使明了一般状况；2.各部队开军事会议或幕僚会议时，联络参谋得列席旁听，必要时并得将最高统帅部之企图说明，一面将会议情形报告军令部；3.联络参谋到达部队后，宜常川在其参谋处办公，一切膳宿由所在部队代办，其费用由该员自行支给之，但联络参谋如为二员应以一员任视察；4.联络参谋对所在部队纪律上之法令与规定，须切实遵守”，并禁止联络参谋“擅离职守；与驻在部队发生经济关系；兼任部队职务；报告迟延及泄漏秘密；干涉部队长及各级幕僚职务内之事”。部长徐永昌对联络参谋训话时提出一些要求与注意事项，大体与上述要求相似。
除了派出一般性质的联络参谋外，1939年，为在冬季攻势中督察各部作战实况，监察命令实行并沟通最高统帅部与各部意志，军令部在主攻部队各师，派遣联络督战参谋1员，以委员长侍从参谋名义派出。这些联络参谋直隶蒋介石，并受军令部与所隶行营之指导，督察各部对上级命令是否贯彻，对上级报告是否确实，传达最高统帅部意旨，沟通军令部与行营及部队意图，并与各师参谋长共同起居生活，参加会议。每日至少一次报告敌情，研究作战计划，监督计划实施，报告作战经过，评定作战优劣。所有参战部队报告均要呈送联络督战参谋审阅。军令部还向各战区派出联络督察参谋以“明瞭各战区战绩真伪暨作战人员研训班成绩，与防御工事构筑并适时任重要方面之督战任务，与调查各部作战准备之实况”。任务是“督察各部队作战实况，监督命令实行，沟通本会与战区意志，以期作战指挥之适切，并须考核与统计战区战绩，以为本会评定赏罚之准据”。判别战绩依据为“出击队编组训练情形；分区游击各区每月出击次数，并依战区之每月统计，至下级抽查证实之，或随时接获下级对战区之报告，往下级查证之；各部队对战区，及战区对本会所报战绩真伪，从其下级考察证实之；考察各战役功过人员，就下级对战区及战区对本会呈报从下级考察之；关于战区综合战绩重要会战或战斗之战绩随时具报并现地考察”。考察依据为“对于敌人阵地设施，交通地形兵力配备之搜索侦察，及预定尔后之攻击法；依照上项之想定攻击法之演练；部队整训及后方勤务准备情形；部队人员马匹武器弹药器材车辆卫生经理之实际状况；我新式防御筑城之构筑”。
军令部要求联络参谋“应与各该战区长官部及集团军总部各级主官及幕僚密切连络，俾得相互了解，用收通力合作之效，如因公务需要，得随时商请各该区长官暨各级指挥官协助”，通过“赴集团军及其以下单位考察并推动之”。督战方式包括：“检阅各级司令部下达命令，考察其实施命令使用兵力作战努力之程度，及其指挥与战斗之优劣，暨其战绩具报；检阅各部呈出报告是否与其战斗实况相符；部队主官对作战之决心及处置，是否确遵上级机关之命令施行，并其施行之效果；部队作战经过及其经验教训；不能达成任务之原因，及各部队之困难情形，亦应随时具报提出意见”。督战报告“如用书面报告呈出者，密封交快邮递送，其有时间性者，应以当地有线电信为主，并利用驻在部队无线电辅助之，其用电话报告者，以请本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转报为原则，倘案件特关重要，亦得径向军令部部次长报告之”，便于及时了解战况。同时要求“与驻在部队不得发生经济关系，并禁止接受招待；关于重要报告，不得迟延失时；不得泄漏机密”。联络督察参谋基本任务与考核方法与联络督战参谋大同小异。
军令部对各级参谋机构参谋业务进行考核的方式是参谋视察，各级参谋机构在“取得业务连【联】系；沟通学术思想；贯彻法令精神；明瞭人事动态”方面与军令部加强联络，其方法就是“军令部随时对部队参谋举行视察”。参谋视察程序包括：“1.档案检阅：包括命令执行情况，各种教令、参考丛书的有无等。2.业务报告：参谋长、参谋处长先口头报告，之后呈上笔记。3.个别谈话。4.笔试测验。5.座谈会：主官、参谋长及参谋处长对于参谋人事教育业务等设施之意见，及有关抗战建军之意见转报本部。”其主要任务为：“1.考查各级参谋人员对历次军事会议，委座、总长、部长训示各点及本部承办，颁发之各种命令教令法令研究之心得与奉行之程度；2.考查各部队最近参加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3.各部参谋人事教育业务之考查与指导；4.说明本部统制参谋之意义及建立参谋系统之重要性；5.征询各部主官及参谋人员对参谋人事业务教育及攸关抗战建军之意见具申；6.对各部中下级参谋人员予以机会教育。”对象为：“各特种及加强军、师及其直属上级集团军总部为主，其邻接部队及兵种机构亦视察之。”意义是：“1.就抗战言，在调整幕僚机构以健全此军队之神经中枢而扩大战果。2.就统帅部言，在改进幕僚业务俾指挥机能达到敏活确切境地。3.就参谋本身言，在施以缜密考核俾素质及地位同时为之提高。”
除上述各种联络参谋外，还有情报联络参谋。1939年军令部部务会报规定“情报联络参谋不必固定在战区，应随时派向发生战事之前线”。但由于资料缺乏，其设置目的以及具体任务并不明确。总体而言，军令部派出的联络参谋起到搜集情报、沟通以及监督作用，负责向军令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呈报各部队实际状况。军令部进行的参谋视察，则是对下属各战区各部队参谋业务进行检查考核。两者结合，形成维持军令部建立的参谋系统运转的纽带。
1938年确立派遣联络参谋制度后，军令部随即向各部队派出联络参谋，1939年则派出督战参谋。实际运作中，蒋介石要求派往部队的联络参谋必须用函件或电报将每日战况报告一次，如果无法用电报，亦须每日写信呈报。他十分注意联络参谋人才培养，将之与政治军事完备程度相提并论，并要林蔚从侍从室挑选10人充实联络参谋队伍以便管理与驾御。反攻南宁作战时，蒋介石要求徐永昌各师皆须派督战参谋，要求督战参谋必须与所属各师前线作战部队共同行动。徐永昌日记中亦有类似记载。以1941年为例，各战区和重要单位均派遣了（情报）联络参谋。（表1、 1941年各战区情报联络参谋表，表2、1941年各战区联络参谋表）（表格略）
根据联络参谋工作日记，军令部可以了解其所在部队日常情况，参谋业务开展、联络参谋自身状况及所驻战区每月作战概况等情况。以驻第三战区联络参谋工作日记为例，其日记每周有一表格，包含天气、发文、收文以及工作纪要等项目。徐仙来在1941年7月第一周的联络参谋工作日记中记录，他与陈世珪根据蒋介石及徐永昌命令来到第三战区，第一周拜会战区长官，随即参加南平部队检讨会议并与部队主官、参谋长会晤，并与战区参谋处、军需处通电话。第二周参加战区会报，认识战区各部队、各部门主官并与战区参谋长商议参加会报办法，其后查看出击部队战绩表，查询部队训练及干训团情况，并去参谋处召集全处人员谈话。第三周写报告，并参加幕僚会议，面见战区参谋长讨论补给问题。为了了解更多情况，决定次日去兵站总监部。第四周第一天视察战区兵站总监部交通、经理两处，并打电话给参谋处处长岳星龄，了解战区后勤情况，要求他发出提前完成补给措施命令。这周他们还参加军事会议并向军令部报告会议情况及结果，调查战区七月份战绩表。工作日记不但记载了规定要求的内容，也记录联络参谋的任务与工作流程。
联络参谋侧重于将日常敌情我情上报军令部。如武汉会战时，“据连【联】络参谋某报告，敌人上午十时已抵广济”。10月，驻第一战区联络参谋辛惠东发电称：“我部运输之第一列车第116团在确山车站被敌机37架轮流轰炸，死伤官兵50余员名，骡马60余匹，迫击炮5门炸毁，风衣弹药亦被炸毁。32师师部在信阳南亦被敌机轰炸，计死伤官兵10余员名。”联络参谋报告：“沙洋一带王集团军配兵不多，且无斗志。急电五战区或增或换，速筹办法。又王卓凡参谋报告王集团人事、经理、教育以及作战经过等情形颇详，惟对沙洋一带兵力不似马言之薄。”军令部据此了解前线各部队实况，并能够在兵力调配方面做出较为正确的选择。联络参谋也有涉及军纪的报告，如1940年，徐永昌日记记载：“午前见督战参谋齐懋等，据谓广西绥署腐化使部队无法进步（如团营长代理几年不委实，师长无些微用人权），比较一七五师最好。”又如1943年4月“长沙涂联络参谋电，军队无纪律，一般皆努力于贩卖，毫无斗志之类风仍在蔓延中”。
联络参谋报告另一重要内容是情报与战况。以驻第三战区联络参谋余宪文系列报告为例，1940年1月7日，他发电报告称厦门日军可能进攻闽南诏安与东山，并称日军驻芜湖有1400人、伪军400人，还报告了芜湖日军详细驻地。8日称无锡日军17师团一个联队将从上海转赴粤北作战，溧水日军多为新兵以及金坛有400多东北伪军开到。13日上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协定，内容包括承认伪满，中、日、伪满签订反共协定，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中日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日本向伪政府保证两年后撤军，但如果中国方面继续抵抗则日本保有继续驻兵权利。这与目前公布的汪精卫与日方密谈后达成的协议高度相似。
联络参谋主要以电报汇报的方式进行督战。1940年1月底，日军进攻浙江萧山。余宪文报告萧山周边各地方部队运动情况，包括：第1区总队迫近萧山，第5区总队进至萧山南，第1支队在阎家堰，第2支队进抵衙前。3日后，他继续报告第7、第8支队等在萧山周边布防情况。2月18日，他在报告中指出，萧山左翼日军一部在富春江口之陈杨沙登陆，另外一部分从湘湖东岸登陆，国民党军第190师在抵抗中伤亡50多人；萧山右翼，日军在衙前附近登陆，并前进至龛山，地方保安部队指挥部已经撤到绍兴。再以豫南会战为例，驻68军联络参谋李诚一1941年1月20日发电称，泌阳附近日军增加到6000人，判断日军将对泌阳进行扫荡，提出在邓庄铺以东地区作大歼灭战。22日，他发电给第五战区，认为68军周边无友邻部队，建议派兵支援。25日，他报告称68军坚守原来阵地，日军正面突破与迂回攻击均未奏效。27日报告日军将由任店、云岗、吴城兵分三路包围68军。28日李诚一称他严令各部死守战略支撑要点，并以机动兵力出击得手。2月1日，报告战况之后，李诚一建议由于日军已经疲惫，可严饬各部共同迅速进击。
联络参谋在会战或者战斗后，对所在部队的表现进行评判，拟定奖惩意见。如豫南会战结束之后，2月17日李诚一报告称，会战中，119师及143师所部与军部身陷重围，形成混战，刘（汝明）军长与李诚一在山上指挥一昼夜，粒米未进，最终击溃日军，打破日军围歼68军以及进攻南阳、襄樊的企图。战果方面，除36师外，119与143师仅伤亡千余人，日军伤亡当三倍于我，其中遗尸67具。又如，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驻第九战区联络参谋拟定的检讨意见表中认为，此次会战国民党军损失29849人，其中阵亡3394人并对参战各部表现进行评判，并提出处理意见。
以第九战区为例，联络督察参谋张元祜电报称：“为求考核前次上高会战及最近鄂南作战部队战绩及一般真实情况，拟派邹参谋祖汉、陆参谋楠森至罗王两集团军以下各单位视察并调查长修路兵要地理。”复以第三次参谋视察为例，“第一组视察西北各战区部队；第二组视察长江流域各战区部队；第三组视察三、九两战区各部队；第四组视察四、七两战区及昆明行营各部队”，视察范围涵盖各行营、各战区及所属各部队各级参谋机构。视察结束后组长撰写报告书，内容有：对蒋介石训示研究心得；困难情形；改进意见；被视察之人数及素质；举行座谈会情形；意见（包含业务及情报部分）。通过参谋视察，军令部完成考核参谋业务与人事的任务。
参谋视察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参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第二次参谋视察报告指出：“各部队业务分配不切实，……有不予分配实际业务者。”“各部队多数主官……已知参谋之重要，逐渐信任。惟参谋人才物色匪易，尤以低级参谋求得适当者更属寥寥。……参谋长或处长虽系陆大毕业，因其主官认识不确，其业务表现亦未能完全。若主官再固步自封，根本不知重视参谋业务，虽有人材亦难为用，求其业务之进步则更艰难。”提出“多受参补教育，实亦提高参谋素质，补救目前参谋人才缺乏之要道。是乃本部亟应统筹施教之急务者也……终以积重难返，实际上多尚未能使参谋人员发挥绝大权能。如关于作战命令，应由参谋长副署，而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尚未施行……储备参谋各部亦多藉口遴选困难，尚成悬案。其按照规定人数慎重遴选者固属寥寥，就拟有施教计划轮调见学者，更未多观，凡此均为未能充分了解幕僚重要之明征。”各级参谋人事多有未呈报，或未呈报军令部；各级参谋处业务之分配，特别是师参谋室业务最少，不适当；各军师未照规定指定储备参谋，或未呈报军令部核备，此外还有各级参谋教育未能切实实施。解决方案为：有关参谋人事问题军令部找军政部铨叙厅会商统一办法；师参谋室业务问题，则明令规定师参谋室各级参谋之职掌，有可能则增加一名参谋主任；兵站机关参谋人事层转机构过多，因此对参谋人事要求其直接呈军令部办理。作战命令参谋长副署一事，集团军以上多未奉行，军令部请蒋介石严予纠正。
在参谋机构方面，第二次、第三次参谋视察都对师参谋处编制提出问题并研究改良意见，“以目下实际情形论，师参谋处人员似嫌不敷分配，但有无扩大必要，似应加以探讨，对厉行遴选储备参谋办法亦应再申前令”。“师参谋室综合业务（即旧制参谋主任业务）似应由参谋长或能力较强之中（上）校作战参谋兼任之，但中（上）校参谋应以作战教育为主要业务，而以上尉参谋一员辅佐之。其余人事业务由少校参谋执掌，后勤业务由另一上尉参谋执掌。至本部所派之战时增设谍参二员主官情报业务，在未派谍参之各部队得以辅佐作战教育之上尉参谋执掌情报业务。”由此可见，参谋视察报告为参谋机构的改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参谋业务方面，参谋视察主要关注情报、作战业务以及呈报文件规范。第二次参谋视察对情报业务划分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途径，“对情报谍报业务之区分及其所包细目之名称内容若何种别有几，似应迅速予以明确划一之规定”。第三次参谋视察提出的改进意见为：师以上各单位发给敌情汇编，作为今后正确判断敌情之依据；谍报人员训练班注意计划草拟与技术实施之训练；明确各级谍报队之搜索范围；各部队由优秀官兵调充谍报员为原则；明确团谍报班之活动经费明令规定在师谍报费内开支；知照各军师军令部所发每日战况之无线电呼号，使各部队能明瞭国内外情势，同时增进与军令部关系。通过参谋视察，军令部及各级参谋机构情报业务已有长足进步，其报告着重指出情报搜集、分析以及经费等具体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而不局限于情报业务概念方面。
作战业务方面，参谋视察发现“各部队对诸般计划多未能及时策定，其已策定者内容亦多与实况不符，形成作战指挥与计划分离之现象”，不过具体解决意见只是“似应饬陆大及参补班注意”。由于各部队在参谋业务方面旧习不改，参谋视察报告提出应制定法规规范此项业务，“拟请确订并宣示野战参谋业务之性质、范围与实施之法则”。第三次参谋视察在参谋业务方面仍然提出九大问题，与之前很多问题大同小异。但与第二次视察时相比，各级参谋机构经过军令部迭次强调，开始了解业务范围，参谋业务运作开始步入正轨。这说明如若没有参谋视察，军令部难以全面了解战时国民党军参谋业务开展的实况，也无从提出改进方案。
尽管在参谋业务方面各部队均有所进步，但由于战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实际效果仍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参谋业务规范性方面存在相当不足。丁治磐日记中记载部队需要呈报军令部诸多材料，这些材料是军令部通过参谋系统加强对各部队参谋业务监管的方式，也是军令部自身发挥作用的根本。然而通过参谋视察，军令部指出，尽管要求各部队提供的文件有范围、格式规范，但各部队对相应规范均无明确认识；各级参谋人员，甚至对计划立案尚不熟悉，参谋教育尚未普及；各种报告格式并不一致，上报时间也不一样。这直接影响军令部参谋业务的运作执行。如果不解决这类问题，将直接导致军令部无法获取准确讯息，从而致使参谋业务缺乏保障。
通过对比各部队参谋机构的优劣点，参谋视察指出各部队的成绩与缺点，为此后合理分配部队任务作出参考。第三次参谋视察指出：“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五二军及七一军各部，参谋颇多优秀，且甚整齐。第一、第九两集团军次之。以新二八师及第二分监部为最劣”，“各部队之参谋业务及其人员之考绩……据视察所得，以全第九战区而言，其参谋人员之健全及其业务著有成效者以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为最佳，第三十集团军次之，再次者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报告对各集团军与各军大致优缺点也有涉及。总体来说，国民党军嫡系部队参谋业务相对比较突出，作战中也承担较重的任务。
战区范围组织的参谋视察，主要考核军级以下单位。以第三战区为例，参谋视察报告认为70军的优点在于业务分配适当，有条理有计划，作战指导腹案计划周密；劣点则有监察命令未能彻底贯彻实施，对反攻准备尚欠研究具体实施办法。100军的优点在于参谋业务已入正轨，对监督命令及教育实施能不时派员督促；劣点主要在于情报经费开支未尽适当，参谋调职未能遵令实施。25军的优点在于情报参谋对情报重要性深为了解，参谋调职办理颇佳；劣点则是军作战指导腹案缺实施计划，兵要地志未能遵照部颁格式详细调查。通过对比各部队参谋机构的优劣，军令部了解各部队、机关参谋机构及人员素质的实际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工作，在拟定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导时也能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布置任务。
军令部参谋视察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规范考核各级参谋机构上报文件的类型与种类，随时了解各部队情况、作战的得失，为军令部在业务方面的完善提供资料，推进与提高军令部及各级参谋机构业务实施的成效。
但是，派遣联络参谋以及参谋视察实施不但繁琐，有落入文牍主义之嫌，而且效果似乎并未能达到军令部预期。一个本该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何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呢？
首先，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发展渊源不同，各自的军事制度、机构、运作有相当差别，因此形成国民党军中参谋机构与业务并不统一的现象。尽管军事委员会以及军令部等部门努力进行改变，但难以消除差异。参谋人员来源有法规规定，但实际上，尽管各级参谋长十分之八系陆大毕业，但各级参谋却十分之六系中央各种短期军事教育班队、湖南干部学校及前川军所办之各种军事教育校队毕业。
其次，组织机构不健全。蒋介石指出：“我们今后要改造军队，建立国军，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指挥部或司令部，建立全军健全的首脑。”然而，作为建设参谋系统主要机关的军令部，仍然存在“机构欠健全，减少工作效率；干部不健全”的现象。机构不健全，业务自然不能完全开展。
第三，国民党军参谋机构定位不明确，业务施展随之受限。军令部比较过各国参谋长职权，国民党军“向仿法日诸国，参谋长之地位则较各国为低，职权亦较各国为微，复以主官多不善运用参谋，事事均喜躬亲处理，以致纵有优秀之参谋长，亦不易尽其职责，而非优秀者则藉此敷衍塞责”。其后“明定‘参谋长为司令部之幕僚长，指挥司令部各处办理一切业务’，藉使主官得有闲暇思维大局，而主要之决策亦因各种理由办法，具由幕僚拟备，仅待主官抉择，即可施行。打破各国军中幕僚长仅对主官负责之通例，对于作战命令特规定应行副署，而科以连带之责任。”
最后，作为业务纽带上关键环节的各级联络参谋能力与操守，亦存在各种问题。早在1939年，徐永昌日记中就有“对联络参谋须切实训教不受买不干求”。又如驻刘汝明部联络参谋李诚一曾经于1941年6月17日发电报申请不将刘部调离河南，侍从室回复“战区调整部署自有着眼，望再不呈转”。很显然，原本应该起到监督作用的联络参谋，帮所在部队争取利益，有失中立地位。不过考虑到李诚一在68军期间，所有报告要经过其军部电务室传递，报告内容已然受限。加之他在经济上受刘接济，帮助68军请求免调也就不足为怪了。无独有偶，曾经担任郑洞国联络参谋的黄仁宇受到郑洞国的优待，他的报告自然要有所偏向。
由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存在的“痼疾”，所以军令部设计的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并未能完全发挥业务纽带作用。军令部报告指出：“在作战业务方面一般缺点，大多注重原理、原则，而忽略实际技术上之着眼，尤其对数字统计往往不确。情报方面，各部队对情报业务常常忽略，尤其对情报技术方面多无研究。”事实上，国民党军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能否发现不足，而是在发现不足之后如何有效改进。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及实施效果，恰为这一论断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