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关键词：苏德战争 蒋介石 持久战 基辅会战 莫斯科会战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考察苏德战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研究重心集中于蒋介石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与因应。然而阅读各类材料不难发现，关心苏德战争的不仅有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许多成员同样对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保持着较大的热情。他们不仅关注苏德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苏德战争本身的战况和走向亦是国民政府诸人观察的重点。驻外机构不断传来苏德战场的最新情报，党、政、军大员对苏德双方的进退攻守持续关注，反复预估苏德战争的趋势和结果。国民政府成员基于哪些信息对苏德战争进行研判，其研判是否合乎战局的实况，是否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值得仔细梳理。
蒋介石本人观察苏德战局时体现的战略眼光，同样值得继续讨论。有研究者注意到，蒋介石对1941年苏德关系乃至后来苏德战局的种种看法，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不过，蒋介石是否每次都能准确地预判局势发展，尚待详细考证；其各种判断的根据何在，也需要逐一厘清。如果以蒋介石某个“高光时刻”的表现为例，评判他战略眼光的高低优劣，或可能以偏概全。而他的各种看法，若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或是来源于某种巧合，则蒋介石本人的水准，也有再行评估的必要。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集结140多个战斗力较强的师级单位与来自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等仆从国的数十个师，在1300架轰炸机的掩护下跨过苏联边境，力图在最短时间内消灭苏军主力，迫使苏联屈服。苏德战争由此爆发。
既有研究指出，蒋介石很早便预测到德国将于1941年夏天进犯苏联，且进行过有理有据的分析。此论大致不错，蒋介石在苏德开战之前对两国关系的把握可谓独到，且他的预测很快便被事实所证明。接下来，蒋介石基于反对日本、交好英美的思路，定下“对俄应以有限度之合作”“我国当以切近之利害为断”的联苏反德方针。此时德日已然结盟，而苏联尚在援华，联苏反德其实属于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常规操作。关键是具体如何联苏、反德要反到怎样的程度，这要取决于对苏德战局走向的判断。但由于这场战争的“胜败谁属”实难确定，蒋介石暂没有贸然进行分析和预判，因而开战时刻蒋介石战略眼光的高下尚且难言。
少为人知的是，此番蒋介石并未试图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一难题，而是选择在其高层中组织一场讨论，试图以集体智慧做出解答。6月26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和各省政府主席发出密电，询问他们对苏德战局的看法以及日本的动向和中国的应对。随后，国民政府高层对苏德战局的走向展开一系列分析，数十位高级文官和军事将领电呈了他们的意见。其中，德军“闪电战”是否还能奏效，是他们不约而同感兴趣的话题。
德国自1939年闪击波兰之后，在军事上屡获奇功，而此次突然袭击苏联的最初几日，又取得巨大的战果。国民政府高层对此多有耳闻，因此有数位省政府主席和战区司令长官在呈电中明确倾向于速决战，认为苏联的前途恐不乐观。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于6月29日电呈蒋介石称：“德在短期内，军事之胜利当有把握”，“若德国速战速决成功，史大林亦有仿效列宁在十月革命时与德单独媾和之可能”，“苏联当前之危机，即在军事干部素质之低落，与士气民心之不安”。四川省主席张群在6月30日的电报中称：“以军事观察，德或可操胜利，假令德能在短期内征服全苏，则轴心集团之声势及团结将愈增强”，即便德军暂时失利，也“可运用分化阴谋，并怂恿暴日破坏苏之内部及后方”，德国“亦多可乘之隙”。7月9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发来电报说：“以军事而言，德军力量惊人，苏军将不支，英亦将有危险之虞。”若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以上分析自有其道理。
不过在众多意见中，更为主流的是既承认德国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苏联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又重视其他因素对战局的影响，进而断言苏德战争将演化成持久战。6月23日，侍从室参事会谈，历史学家郭斌佳便提出“苏或暂时不支，而英必相助”的观点。6月24日午后在黄山官邸，蒋介石约集众人讨论苏德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德强苏大，不应战而战，在理无短期解决之可能。”此次讨论展开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明言：“德苏战争，苏不免失败，惟英美必援苏，使战事延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看法与之相似，但稍有区别：“苏虽初次失利，但战争延长化，英、美、苏可平衡对德，但结不成联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提示：“英国尔后之攻势，再与美国将来之参战”，均会使德国“在战略上陷于两面作战之不利”，最终“第一次欧战之国际形势有历史重演之趋向”。几位将领都较为认同英美的援助可能使苏联不至于崩溃，具有明显的国际视野，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援助确实大大帮助了苏联。
另一些分析者则更看重苏联自身的潜力。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称：“德对苏战事初期虽占优势，但决〔绝〕非短期间所能了结，势必旷日持久，双方消耗”，苏联的实力可以将战争拖成消耗战。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威说得更加明确：“初期苏将失利，但苏联地大物博，宜于持久”，而“持久以后对德不利，自是意料中事”。声名并不显赫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分析甚具战略眼光。他认为开战初期“苏似力不敌德，然苏有雄厚之人力物力及严密的苏维埃组织，德欲速决恐不可能”，而且庞炳勋敏锐地看到苏德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相似性：“苏之对德战争，将亦如我国之对暴日。”可见，这几年中国的抗战经验，也为将领们提供着思想资源。
还有一部分人对苏联颇具信心，在苏军处于被动之际，依然认为德国无法战胜苏联。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直言“德国将重蹈覆辙”，暗示希特勒将遭遇拿破仑在1812年的命运。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认为：“苏俄除非国内有重大变化，德国速战速决之企图断难达到”，待到形势进一步对苏、英、美有利，则“希特勒政权走向崩溃之途”。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苏联最为乐观：“如德之闪击奏功迅速，亦难征服苏联”，甚至认为战争会出现“苏联击溃德国，而有威胁欧陆之可能”。二战结束后随即爆发的美苏冷战，证明了余汉谋的惊人预见。
既往研究认为，“渝府高层相当一些人士怀疑苏军的战斗力，但也有少数倾向苏军”。就本次国民政府高层关于苏德战局走向的分析来看，情况似与之相反。其高层内部的主流意见是，德军速决战的锋芒最终会被持久战的泥淖所吞没。国民政府整体上对苏德战争的走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苏联不至于迅速崩溃。这样的看法和同时期西方外交家的感受大相径庭。6月25日，维希法国驻苏大使贝热里（Gaston Bergery）认定苏军会和德军正面硬拼从而遭致失败。7月9日，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Lawrence Steinhardt）对苏联的抵抗缺乏信心，认为莫斯科的陷落早已注定。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指出，彼时德军兵势汹汹，以至于“所有负责任的军事观点都认为俄军将会很快战败并大量地被消灭”。以后见之明观之，国民政府的高层可能看得更远，其主流看法较外国同行更为高明。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意见与蒋介石在苏德开战时刻定下的联苏反德方针，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
此次讨论中蒋介石始终未曾表态，说明至少在苏德开战之际他对战争未来的看法尚未成型，倾向于以集体的力量去预判“胜败谁属”，并且取得了较为符合学理的答案。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体现出足够的胸襟和智慧。不过，置身当时的情景，战争最初阶段的具体发展是否符合上述观点，蒋介石也好，国民政府内部的其他人也罢，恐怕并无十分把握，因而大家对战事的演变尤为关注，并持续将实时战情与既有判断进行比对。而这一切有赖于驻外使馆的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送。
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国民政府各位成员颇为关注苏德战争的动向，对战局的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此时驻外各相关机构高速运转，不断传回的报告反复冲击着蒋介石等核心成员的神经。大量德胜苏败的消息，导致国民政府诸人不免对之前的分析产生怀疑：战争真可以走向长期化么？这类消息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蒋介石和幕僚们对战局的困惑和焦虑。幸好他们尚保持着较高的战略定力，通过对莫衷一是的海量情报进行反复剖析，他们仍然坚持之前的判断。
6月23日，德军初战告捷的消息即已传回。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据权威方面消息，苏联红军曾抵抗德军，但均无补于事。”之后，德军连战连胜的消息断续从柏林、莫斯科、伯尔尼、维希传来。驻德武官桂永清在6月25日发回电报：“英、美援俄已迟，俄必在十月以前崩溃”，并建议“吾国应取谨慎态度，并允对新疆特别优待”。在他看来，德军甚至可能自西向东打通欧亚大陆直抵新疆，并在该地扩张势力。宋子文于7月2日致电蒋介石：“伦敦消息，苏俄军队，四五日内，恐即不能支持。”国民政府对苏军初战失利或有心理准备，但德军的捷报与他们关于持久战的看法相左，自然令其无法轻松。
不过，国民政府很快便有人发现来自苏德前线的情报可信度并不高，需要进行甄别。6月28日，驻苏大使邵力子电告蒋介石称：英国军事代表团当日同苏联铁木辛哥元帅座谈，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浦斯（Stafford Cripps）对苏方乐观的报告表示“使人不能轻信其真实性”。而徐永昌7月1日的评论更是一语中的：“德、苏宣传都不足置信，尤其苏俄之言。”
身在柏林的桂永清和驻苏武官张培哲搜集的情报也常常相互抵牾，须待一段时间后才可分辨真伪。据徐永昌日记记载，6月30日桂永清转述德军的观察：“俄装甲部队并不如德所预料之劣，空军则远不及德”；7月7日张培哲则电称：“海、空军之战斗，苏占优势。”而7月14日的柏林来电却称：“据确讯，德坦克部队推进异常迅速，基辅及列宁格勒之陷落，旦夕可待”；但7月15日莫斯科来电又说：“连日以来，德军无所进展，其闪电战，略显失败，德正增援，将再行猛攻。”如此“雾里看花”的情况本在情理之中，但客观上增加了分析战局的难度，使国内的人们无法确定苏德战争的真实状况。
好在驻外使馆传回的报告中，仍可提炼出相当数量的宝贵信息。如驻德使馆外交官齐焌在7月11日报告蒋介石：“俄军抵抗坚决出乎德军意料，在时间上予以德军巨大的损失。”访美的著名学者周鲠生于7月12日提醒蒋介石：即便“德国取胜苏联不能支持，战争亦延长，五年十年未必”，“一般人所忧虑之‘速败速降’之危险或不会发生”。在美国的宋子文也在7月16日传回关键情报：据苏联驻美大使言，“列宁格勒及凯亚夫（基辅）确甚危急，莫斯科可支持”。即便态度亲德的桂永清，于8月初亦传回“德俄战争成拉锯状态，德军人物损失极大”的消息。翁文灏在8月26日收到情报：“Leningrad（列宁格勒）紧急，但尚未失；苏军中路反攻，Odessa（敖德萨）被围亦未失。”
基于这些信息，国民政府内部许多人始终没有改变“持久战”的判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王子壮在7月7日分析：“苏方虽损失若干土地，而其关键则在苏能长期抵抗而不溃，必能获得最后之胜利，因德军虽精，以人力财力论，不堪长期之消耗也”。“德军确为勇锐，但苏以近二十年之准备，器械、装备改善不少，益以数量甚多，德军果有所获，亦不能不经过相当之牺牲，故苏军之溃败尚需时日”。7月14日，孙科在蒋介石住处午餐时讲道：希特勒“与苏联战，遇见强大陆军，复有英美海军为敌，不免战败”。8月4日，即将升任军长的丁治磐相信：即便德军在军事上暂时占优，亦“因经济市场关系绝难持久”，将“步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尘，而与英、法相继没落”。8月20日，军令部会报推定：“苏德之战胜负未分，苏联武力之表现颇足惊人。” 8月21日，外交部次长钱泰告诉交通部部长张嘉璈：“苏德战事，如十月前，德军不能获胜，此后更难有把握。” 8月27日，林蔚更是直言：“就全局观察，苏对德作持久战争。”这些看法在当时似占主流，亦颇多见地。
蒋介石的观察也与众人大致相同。7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军不能久持之消息自在意中，然甚望其不致如法国之整个崩溃耳。”7月5日，他记道：“俄、德战局，俄国尚能支持，不致如外传之懦弱也。”7月19日，蒋介石听闻斯摩棱斯克失陷，似乎稍有动摇，判断“俄国抵抗力虽强，然其守势已成，恐终不能阻制德国达到攻击目的”。不过，8月1日他再次强调：“德国攻俄并无如预期之顺利，以后或停顿为阵地战。”8月23日，蒋介石得知德军在戈梅利俘获大量苏军的消息，表示不相信，称“无乃太过乎”。与既往研究的认知稍有不同，7、8月间蒋介石尚未放弃对苏联的信心，依然认为苏联能够将局势拖入持久战。
后世的人们多注意到，自6月22日起至8月中下旬，德军不断取得胜利而苏军节节败退，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等重要据点相继沦陷。但这多是西方史学家受到德军将领观点影响后的产物。事实上，战争最初的两个月里，苏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还击和反突击，并给德军造成可观的损失。德军上下也意识到战争的结束恐将遥遥无期。事实上，苏德战争确有步入持久战的趋势，且已呈现长期化战争的特征。
虽然高速运转的驻外机构不免传回彼此矛盾的情报，但国民政府诸人仍然从中同时看到了德军的攻势与苏军的反击，故才会对初期战局做出上述较为准确的观察。他们的看法与联苏反德的立场有关，却依然显示出稳定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鉴别能力。西方亦有部分外交官持有类似的观点，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浦斯就评论称：“今天已经是8月14日了，之前我向伦敦报告，要是8月1日我们还在莫斯科的话，就算是一个大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此两个月间蒋介石本人的见解仍不明确，他关于苏德战局的观察与其他人的看法大同小异，这多少受到集体智慧的影响。然而事后观之，蒋介石内心关于苏德战争的期待与国民政府中的很多人其实存在着差异。随着战局的推进，蒋介石与他人的观点逐渐出现分歧。苏德战争进入9月之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突然出现，给关心战局的人们带来不小的困扰，国外的情报是否能够及时传回，国民政府又将如何剖析局势并做出怎样的研判，而蒋介石和其他人的看法会呈现出哪些异同呢？
希特勒的第33、34号指令显示，德军在苏联北部和中部取得一定战果后，即将重点进攻方向放在了南部，目标在于消灭基辅附近的苏军重兵集团。按照德军将领们的普遍看法：“希特勒急于将乌克兰、顿涅茨盆地，乃至高加索等富有经济价值的地方拿到手”，而他“对莫斯科并不那么有兴趣”。希特勒的这个目标，在双方残酷激战之后最终实现，基辅包围圈内的数十万苏军惨遭德军俘虏，而基辅这座大城市也陷于敌手。有意思的是，此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基辅会战的预判出现明显分歧，蒋介石对战局的感受与众人不复相同。
由于德军统帅部决定改变进攻方向，德军的机动兵力开始向南方部署和调动，而苏联糟糕的道路情况导致其进展一度缓慢，苏德前线在8月下旬进入短暂的沉寂，9月之后才再度沸腾。情报的缺乏影响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以致其传回的基辅会战相关消息，略显滞后且出现较大偏差。徐永昌的日记中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8月20日，已撤至伯尔尼的桂永清（因中德断交，使馆撤离柏林）发来电报，报告德军“在九月二十日前恐不能占领俄京，已开始构筑防御阵地”。这仅是对中路战线的一般性描述，未提及南路的变动。来自驻苏大使馆的情报，则受到苏方宣传的影响，没有觉察到基辅方向的潜在变化。9月1日，驻苏武官张培哲报告：“旬日以来，德、苏战况无甚变化”，而德军尚在围攻列宁格勒。9月13日，他还汇报：“德、苏全线激战，苏军不断反攻，阻敌前进”，而德军对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的急攻，“将遇顽强抵抗，不能迅速攻破之”。这些消息显然有误。
直到9月20日，徐永昌才收到伦敦方面于19日突然传来的消息：英国政府“对苏联之抵抗现感觉深切之焦虑”。英国军方根据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消息，判断“苏联抵抗力有瓦解之可能”。同日，徐永昌还听到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的报道：德军从基辅侧后两翼突破苏军防线，采取“大包围行动”并“攻入该城”，并且德军在“渡过［第］聂伯河后赓续向东北推进，已占领波尔塔发（瓦）城”。而数天后的9月27日，张培哲终于发来迟到的情报，称从英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处得知“南路基辅失守，形势虽云不利，但仍可挽回危局”。战局在一周内发生剧变，而消息又大大延迟，可想而知此时国民政府多数人心中的震惊。
受困于情报上的种种不足，不少人在基辅会战时期的分析大大失准。张发奎在9月7日思考苏德战局，其关注的重心还在于“中路苏反攻极得手”，并乐观地估计苏联可能守得住基辅。分管情报工作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9月13日仍未觉察到德军攻击方向的转换，依旧维持既有判断：“德苏战争之始，德国宣传三个月可结束战争，今三个月时期已快到，而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城尚未攻下，可见德军遭遇预期以上之困难矣。”王世杰在9月22日基辅城破之后，仍坚持：“闻基辅已被德军攻陷，但苏军抵抗甚力，士气仍甚锐。”很可能他此时尚未得悉苏军此役损失了数十万之众的事实。
上述种种判断显然皆已失准，而当众人得知实情之后，难免有些沮丧。军事委员会参议屈武在9月28日的讲演中承认：“基辅陷落不可讳言是德军的胜利，因为它可以基辅为据点，东进威胁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和克里米亚半岛，相反地，对于苏联，则为一种损失。” 10月3日，王世杰得知英国下院决定加强援助苏联时，方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承认“苏联战局相当危急”。国民政府内部日益弥漫的不安，既缘于此前“持久战”判断破灭后的挫败，又渗透着对联苏反德既定方针的担忧。
蒋介石在此间的反应不同于国民政府中的其他人，他对苏德战局的变化表现出了惊人的直觉，而基辅陷落后，他对苏联前途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面对同样的情报，蒋介石对战局的动向早有不良预感。8月23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提到德军在“南路进展尤速”，断定苏联虽“不致急败，然亦不过时间问题”，理由是“以现代战事守者，终不易久守耳”。受制于消息不畅，蒋介石在8月31日亦未得知基辅可能陷于巨大的包围之中，称“德第三次攻势以来进展较速，但并无重大结果”，但他仍感觉到“俄势亦危矣”。待到9月20日前后，他关于基辅会战的不良预感得到证实，蒋介石随即断定情况不妙，感慨战事有“小敌之劲，大敌之擒”的即视感。更重要的是，此间蒋介石对苏联的信心在持续下降，至基辅沦陷后他已暗自放弃此前做出的苏德战争“停顿为阵地战”之看法，接连数日都判断列宁格勒危急，恐怕无法保住，叹道“基辅失陷以后，俄国战局益危”。蒋介石与其他人迥异的判断，背后隐藏着他与众不同的逻辑，尤待分析。
战争头两个月的结果似乎给国人一个感觉：苏德战事已经进入稳定和胶着的状态。国民政府成员不免深陷其中，缺乏足够的警惕。加之德军变阵相对隐蔽，前方传回的消息又不够及时、准确，无怪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大面积失察。其实基辅会战期间，绝大多数西方人对形势亦感到扑朔迷离。英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法兰（Frank Noel Mason-MacFarlane）于9月12日仍表示：相当一部分德军渡过了第聂伯河，苏军遭受损失但士气依然旺盛，因而他“对目前的军事形势看不清楚”。而斯大林在13、14日接报基辅危急时，也以为是前线苏军陷入恐慌误报军情，要求部队坚守据点，禁止轻易撤退。所以，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此间的反应当在情理之中。
那么，蒋介石在八九月间对基辅会战近似“未卜先知”的预判，是否证明他所具有的战略判断力呢？恐怕未必。蒋介石的预判很可能出自他内心深处的战略蓝图——蒋介石虽与其他人同样坚持联苏反德的战略方针，但如既往研究所述，蒋与他人的区别在于蒋介石更执着于日苏之间开战，从而使国民政府所受到的重压得以减轻。而他认为诱使日本北上攻苏的重要因素，正是苏联在对德作战中失利。当所有人基于寻常思维和失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推理时，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期盼渐渐主导他的思维，促使他悄然摒除来自国民政府其他成员的集体智慧，在主观上做出苏联业已受挫的猜想。换言之，蒋介石关于基辅会战的正确预判，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
在情报不甚确实、战况扑朔迷离的时候，依托个人对局势的感受进行战略预判，是合乎情理的选择。政治家自身的直觉甚至执念，的确可能帮助他们预知机遇和风险。但无论如何，这毕竟多依赖于运气，难以一再复制。更重要的是，过度执着于某种主观设想和期待，容易使一个人无法冷静地对待客观形势的变化，并常常忽视身边其他人的智慧。基辅会战后，苏德双方在莫斯科外围展开厮杀。而这次蒋介石关于苏德战局的研判，就颇失水准。
尽管蒋介石和幕僚们关于基辅会战的预判存在分歧，然而基辅的沦陷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倒非常趋同。他们关于持久战的立论根据受到质疑，对苏联赢得战争的信心大大减弱。此后，对苏联感到失望的情绪在国民政府多数人心中扩散，并伴随他们进入苏德战争的下一个阶段。惊心动魄的莫斯科会战，牵动着国民政府要员们的心弦，他们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苏联军民的不懈坚持逐渐导致战局出现艰难逆转，也振奋着中国朝野内外。国民政府的多数观点进而变为苏德战争的特征依然是持久战，且苏联终会获得胜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却对莫斯科会战的逆转视而不见，他关于苏德战局的解读更是难以理喻，其中自有需要揭示的微妙因缘。
对希特勒和德国而言，基辅大胜是一个重大的鼓舞，下一步他们筹划了“台风行动”，挥师东进以求攻克莫斯科。而状况不佳的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什捷缅科后来回忆说：“1941年9月末，整个战略战役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不断接到情报说，敌人正在变更部署”，“毫无疑问，这是准备直接进攻莫斯科的”。终于在10月初，规模空前的莫斯科会战拉开帷幕。这场所有人预料之中的会战实无多少秘密可言，驻外各机构很快恢复了过去的效能，延绵不断的消息传回重庆，国内对会战的动态一直较为了解，同时也持续进行着研判。
会战之初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地区包围大量苏军，并最终将其歼灭。不同于基辅会战时的情况，此次作战的动态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回国内。10月9日，宋子文发来电报称：“据各方消息，苏联军队有总崩溃模样。美政府对苏联之继续抗战，甚为悲观。”徐永昌于12日读到伦敦9日的电报，得知“德国纵深突入苏联心脏，企图大规模歼灭苏联精锐部队”，英国方面承认“中路战事极端严重，该线苏军又有陷入大规模袋形地带之可能”，而莫斯科亦可能被牺牲。同日，莫斯科的张培哲也来电报告：德军“近在中路调集重兵，企图击破提摩盛科（铁木辛哥）元帅，主力进攻莫京，不惜孤注一掷，以求决战”，而苏军正在顽强抵抗。双十节时，蒋介石的侍从唐保黄在和苏联武官罗申交谈中得知，“希特勒集中主力直扑苏京，中路战事极端严重”，且罗申亦未回避苏军可能惨遭合围的事实。各方传回的资料都提示着会战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军相对被动的事实。
传回的多数消息均言苏联恐将不利，然也不乏少数极具洞见的观察。比如10月21日伦敦大使馆传回的电报称：“苏联西线战事虽十分危急，据英官方观察，尚不至全线崩溃。”罗斯福也在10月31日驳斥了宋子文关于苏联退败的看法，直言“本年冬苏俄或不致退至乌拉尔以东”。这些均十分准确地觉察到莫斯科会战进入胶着的可能。
基于已传回的多数消息，蒋介石的幕僚们对苏军面临的局面比较缺乏信心。国民政府中人普遍采信传回的情报，深信苏联将遭遇失败并为中国联苏反德的立场感到担忧。唐保黄在10月11日指出，如苏军不能造成第二次马恩河会战之形势，德苏战局恐难免急转直下之变化。同日，林蔚也为苏联担忧：“苏联中路军提摩监利（铁木辛哥）之帅所指挥之部队，大部被德军包围，此后作战形势似将渐趋险恶。”王世杰于10月12日记道：“德苏战事显有新变化”，“距莫斯科百余里之诸重镇多为德军所占或包围。苏军形势危殆”。10月13日，朱家骅告诉翁文灏：“苏必不支，苏败后，德将对我提和议。”齐焌则认为希特勒胜利后“我方终吃亏”。陈诚在10月15日致电蒋介石：“德苏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国或企图于年内攻下莫斯科，从速结束战争”，并重提他在6月29日的观点：“苏联于首都失陷后，或继续抗战，或仿效十月革命时代之故事，与德中途妥协。”王子壮于10月18日也感叹：“最近德军攻下基辅，猛力攻莫斯科，德军声势复为大震。”上述种种看法皆是基于前方情报的合理分析，某些推论也并非毫无道理。
蒋介石自己的逻辑原本与他人不同，此际的心路更为复杂曲折。莫斯科会战一开始他便感叹：“俄国中路军被德猛攻甚急，已有不能维持之势，此乃必然之事，惟望其莫斯科能不失耳”，显然他仍不希望苏联速败。但是，他又丝毫不同情苏联的境遇，他致电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称：“苏联军事吃紧，莫京日益危急”，判断“乌克兰既陷，莫斯科又危”，指示郭泰祺在与苏联谈判中趁机提出对华有利的条款。在前述蒋介石的战略蓝图里，莫斯科如果真的沦陷，则日军北上犯苏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此种趋势甚至令他暗暗兴奋，称日本“攻俄决心与准备皆已完成，只待莫斯科陷落，其必立即攻俄无疑义”。蒋介石对莫斯科会战的大致看法与众人的观察貌似并无本质区别，但其观点恐怕更多源于其战略设想而非前方情报或他人意见。
然而，苏德战局的实际发展出乎众人预料。11月之后，战局开始显现拐点，国民政府的驻外机构敏锐地注意到此一现象，其及时传回的情报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德军攻势受挫的情形。11月2日，桂永清从伯尔尼发来电报称：莫斯科虽然可能沦陷，但“乌拉岭东俄军仍有战斗力”，德苏“双方各有长短”，德军技战术水平高但消耗太大，苏军则勇于牺牲但指挥迟钝。这条消息可谓中肯客观。随苏联政府撤退至古比雪夫的邵力子于11月9日电告陈布雷：“莫斯科战局转稳。”据徐永昌记载，武官张培哲也于11月14日传回情报：“中路德军月余以来损失甚巨，现正增兵，企图作三度总攻。苏方军民合作，有不惜牺牲以保莫京之决心，预料德军攻莫京计划有被完全粉碎之势。”11月24日，罗马传来轴心国方面的消息：“希特勒业已放弃其占领苏联全部之计划，因其所有目的，现时皆已达到，故将就目前之阵地建立防线云。”至12月4日，张发奎收到情报：“莫斯科方面苏反攻胜利，南路方面德军续溃，中有一部分后路被切断。” 12月12日，邵力子电告陈布雷：“现时苏军迭获胜利正欲乘胜猛击围歼德军”，其电文中洋溢出轻松的情绪。稍加综合这些消息，国民政府自不难发现苏德之间的攻守态势确已发生变易。
在大量提示苏军已稳住战线的情报面前，国民政府内部的多数人逐渐意识到德军的颓势，更在苏联逆转局面后纾解了之前的忧虑。此番，国内一些分析家甚至在驻外机构传回情报之前就觉察到战局的变化。10月下旬齐焌从德国返回，告诉徐永昌他的判断，“苏联不至崩溃”，但德军可能在11月底攻至伏尔加河流域，“德虽无最后胜利，但英、美亦无打倒德国之可能，结果是对峙”。唐纵与齐焌交流后，认为“此次德国攻苏所用闪电战术已告失败，于是不得不采用持重战法，然德国实恨意大利矣”。谭延闿长子谭伯羽自德国返回，也向颜惠庆谈到德国在人力上的窘迫，称“今后战争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待到苏军在莫斯科反攻得手的消息传回，国民政府诸人对苏胜德败的走势更为确定。12月22日，唐纵看完报纸后记道：“苏联反攻，德国形势颇为不利，确在东线溃退。”同日，徐永昌在阅毕情报后断言：“此项战争新局势业已开展，众料德军在苏总崩溃即在今冬。”他们的情绪随着苏德战局的逆转而好转，对苏联的信心也开始重建。
吊诡的是，蒋介石对上述一切变化始终持怀疑态度，国民政府内部其他人的智慧也似乎未能影响到他。10月31日他记道：“莫斯科形势转危为安，是乃全局一线之生机，甚望其能度过冬季，固守而不失败”，此点评论大致不错。但在11月22日，罗斯托夫被德军攻陷这样一个不太重要的失利，却被蒋介石看得很重，认为“罗斯多（托）夫失陷，则高加索油田受威胁更大，莫斯科形势亦甚严重”。11月30日，他又强调莫斯科情势危急，不过“尚能支持未失”。蒋介石的这些看法既与传回的消息不合，又迥异于国民政府诸人的分析。更奇怪的是，12月以后苏军的凌厉反攻好像没能勾起蒋介石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只字未提。直到1942年1月，他才确认“德国在俄挫败”的事实。蒋介石迟迟不肯相信苏联转败为胜，透露出其希望苏军在莫斯科会战失利的幽微心理。
与基辅会战期间不同，莫斯科会战的相关消息通过不同渠道，始终通畅且比较及时地传回国内。当情报业已证实苏联的逆转后，大多数人重拾对苏联的信心，属于符合常理的表现。国际上不少人的反应与之相类，丘吉尔于1941年12月16日致电罗斯福称：“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和损失是这一阶段的头等大事”，英美需要将援助安全准时地提供给斯大林，“使这支强大的俄罗斯力量投入到战事之中”。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甚至乐观地估计德国将于未来一年内战败。
何以人人都看得到莫斯科会战中苏联的逆转，而蒋介石却始终保持怀疑和回避的态度？这一方面在于蒋介石仍收到了少数否认苏军转败为胜的判断，如俞大维于12月8日宣称：德军丢失已占领的罗斯托夫“或系计策，使苏军追逐，因而袭取Moscow（莫斯科）”。又如陈诚在12月28日仍告诉蒋介石：德军西撤，“一般认为被苏联击败所致”，但事实上苏军的反攻并不成功，“战线仍在莫斯科附近”，且“德军并无如拿破仑之溃败状况”。但另一方面，蒋介石战略蓝图中关于日本北进的期盼，继续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判断，以至于他不愿接受莫斯科已转危为安的事实。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基辅会战苏军业受重挫，若莫斯科再濒失陷，日军北上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而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望如愿减轻；可苏联要是赢得莫斯科会战，日本便可能放弃乘虚而入的打算。倘如此，他关于日苏开战的长久期盼，便自然化为泡影。正是诱日犯苏、驱苏克日的战略设想，导致蒋介石此间的判断大大失准，对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亦选择性忽视。蒋介石的主观设想帮助他意外地“预测”到基辅会战的结局，却妨碍了他正确看待莫斯科会战的走向。
王子壮在1941年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德苏战事进行日烈，双方战斗员闻达八九百万，真亘古未有之大血战也。”十多天后，王世杰也在日记中写道：“一千七八百万人，集结作战，且各运用机械化军备，允为世界空前大战！” 9月3日基辅会战前夕，《申报》发表评论：“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战斗！据丘吉尔宣称，两方面前后所用军力，已一共有六百万人。”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决战所提供的难得体验，本身就足以吸引身处遥远东亚的广大国人。当然，国民政府内部成员尤其关注苏德战争的原因，确与一般舆论界和公众不同——苏德战争的走向及结局，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关系匪浅，不由得蒋介石与幕僚们不格外重视。
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局势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爆发后，战争过程悬念频现、一波数折。对于窥觇战局的个人和群体来说，要准确无误地观风察势，并对战场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不算是一件简单任务。难得的是，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多数时候尚能见微知著，做出的预估虽不中亦不远。这虽与联苏反德的国家立场相关，但依然体现出其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能力。
国民政府诸人所体现出的水准，首先得益于中国驻外机构和人员持续不断的努力。尽管他们传回的情报时常相互抵牾，也包含不少虚假信息，但其不遗余力的工作为国内蒋介石及其幕僚们提供了苏德战场丰富的面相，供他们反复比对、分析。基辅会战时多数人对战争走势的失察，也从反面证明情报来源是何等重要。其次，国民政府在多数时候能够准确把握局势，亦归因于国内抗日战争的经验：国际援助对支撑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军、政两界深有体会；而中国广土众民的特点对持久抗战的积极作用，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感受。前述关于苏联局势的各种分析时刻渗透着这样的观念。蒋介石在11月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也说：“我们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同胞都一致地深信着苏联的英勇抗战精神，以及将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个战略我们在第一期抗战的时期也曾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的话语虽然带有宣传成分，倒也符合实情。
蒋介石本人的战略眼光，是既往研究一直探讨的问题，也是本文尤为关心的内容。毋庸讳言，蒋介石对1941年苏德关系乃至后来的苏德战局，的确做出过不少与实情高度相符的预判。但仔细分析，他关于苏德关系和苏德战局的各种看法，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各成员基于可靠情报冷静分析、反复推演后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开战之时关于持久战的观点，又如苏德战局初期的种种评论，皆是如此。蒋介石能够准确估计形势，离不开集众的力量。
蒋介石当然也有不少异于旁人的独立思考。基辅会战期间，蒋介石似乎提前感知到基辅的危机，对局势发展的预测堪称精到。不过，之后的莫斯科会战期间，蒋介石的种种表现又大失水准，其对战局的认知与实情偏差很大。归根结底，蒋介石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一系列观察与他关于国际形势的战略设想有关。对大多数人来说，苏德战局远在千里之外，除了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并根据情报窥探战场实情外，再无更多的主观想法。而蒋介石却将这场远方的战争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相互联系，酝酿着诱日犯苏、驱苏攻日的战略设想。这本是蒋介石在战略上长于他人之处，可惜他过度沉浸于自己的设想之中，以至他对苏德战局的判断都严重受此影响。某些时候蒋介石基于此战略设想做出了符合实情的判断，可能纯属巧合；某些时候蒋介石因为传回的情报不符合自己的战略设想而固执己见，也是事实。所幸的是，此间的蒋介石对苏德战争多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因而即便在发生误判的时候，他在外交和军事上也基本没有轻举妄动，否则战时中国的命运可能更加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