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内容提要
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
关键词：亚洲太平洋战争 总体战 民众史 日军士兵 抗日战争史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过，研究历史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历史学家在作为个体的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总结这30年间日本的抗战史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主要是两国关系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化进行简略论述。
就中日两国关系来说，在大的国际环境中，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民族主义兴起。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也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中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高速增长，而日本则处于发展低迷，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给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国民感受带来巨大影响。
从1991年以来的30年间，中日关系出现较大波动。首先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关系迅速升温的基础上，1992年实现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中日友好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对战争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1993年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诞生，战后长期延续的“五五年体制”就此结束，联合政权的细川护熙首相明确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了侵略战争。1995年,在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党等执政三党提出在国会起草和通过有关决议，主张对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进行反省，向亚洲各国谢罪并誓言永不再战。但是，由于遗族会和自民党的反对，决议内容有所调整，社会党在补偿问题以及谢罪反省与和平决议表述方面做出让步。其结果造成未能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而关于追悼日本国内外战死者的内容则写在决议的开头部分。村山富市首相在战后50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话，对日本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但对作为战争补偿根据的战争责任问题仍有回避。不过，村山谈话依然是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空前进步。
村山内阁之后中日关系出现重大波折。毛里和子认为，在1995年和1996年中日关系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转化，一些日本人把中国视为对手，将《日美安保条约》进行重新定义，两国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政府发挥影响，钓鱼岛问题将两国民众卷入国家纷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为中日关系埋下阴影。2001年，中国外交部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抗议。从这一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中国民众愤慨。20世纪90年代以后，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稳定的重大因素。
2006年安倍晋三内阁产生后，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安倍首相第一次外访的国家就是中国，被称为“破冰之旅”。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两国决定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此后，虽然发生领土之争，但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趋于稳定。但是，日本政治上的右倾化已成主调，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正如原彬久所指出的那样，战后具有相当势力的日本左翼（社会党左派、共产党等）在冷战结束后力量大大削减，而保守阵营则向左右两方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自民党执政，在野党势力微弱，自民党吸收在野党政策成为走向中间路线的政党，但是自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强化“回归战前”，不断右倾。
日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不受到两国关系，特别是日本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缺乏深刻反省，但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日本政府所做的承认侵略战争和深刻反省的谈话并未被其后的历届政府修改和否定。有相当部分日本国民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主流社会已感受到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一批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开展了深入研究。这期间有关抗战的文献资料大量公开出版，研究者主体从经历战争的世代变为战后世代，关于战争已经由同时代人的回忆与反省转换为战后世代的重构和检证，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史观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变化上。
在日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称谓多有变化，先后有“大东亚战争”“先前的大战”“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等多种称谓。对此，庄司润一郎曾有系统归纳，根据他的统计，近年“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的使用不断增多，在教科书中逐步得到普及，特别是研究者们从“太平洋战争”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用法的转变十分明显。不过，庄司的归纳主要是依据战争涉及的地域和发生时间进行定义，回避了关于战争称谓背后的历史观问题。庄司甚至主张要在否定这些称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将讨论集中在“大东亚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上，即将对战争称谓的讨论仅仅放在客观的时空层次。但这违背了提倡“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研究者的本意。
（一）“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提出
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泛使用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实，这个称谓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是与日本关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认识的变化相关联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最早提倡者副岛昭一对于其理由有详细论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和亚洲太平洋两个战场构成。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的南进是日中战争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不只限定在中国而是要占领整个亚洲，但是由于中国的抵抗阻止了其侵略战争的迅速扩大，日军为打开这种停滞局面便发动南进。他强调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即“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是日中战争的扩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环，因而中国战场具有决定性作用。副岛引用家永三郎、藤原彰、木坂顺一郎等人的观点，不仅论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原因，还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拖住了大量日军，就日军来说中国战场依然是主战场。由此可见，“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中包含有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继续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内在逻辑，所以这种称谓并不仅仅是地域范围和时间长短上的设定。
其后，副岛对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意义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加以补充。他引用笠原十九司论著中关于高中历史课上学生不知道日军曾入侵新加坡、屠杀华侨的例子，说明学生缺乏对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及作为加害者的认识，这与以前把这场战争只称为“太平洋战争”有关。与此密切关联的还有日本在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副岛强调，要克服以往的“太平洋战争”史观，重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因为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对美战争，其与对亚洲的战争也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只有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种称谓才能更明确地体现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也才能从全局认识中国战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
副岛昭一、木坂顺一郎和江口圭一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应划定为1941年到1945年，吉田裕也曾这样使用。也有研究者将这场战争的时间定为从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到1945年。成田龙一和吉田裕在《为什么现在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一书的前言中将1941年到1945年定义为狭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定义为广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他们主张现在应广义地理解这场战争，要将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对朝鲜半岛、台湾和南库页岛的殖民统治与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占领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认识，同时也要考虑到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对战争带来的惨祸，要考虑到战后的赔偿、责任与和解等问题。另外在空间上，除战争区域外，还应关注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地，包括殖民地的状况、日本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殖民地之间的人口移动等。仓泽爱子等学者也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概念和视角、研究方法作了说明，他们指出，“十五年战争”史研究中关于战争的认识存在“一国史”或“单线性”问题。虽然“十五年战争”史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近年出现了关于性别、族群、战争记忆等在以往研究框架中无法包含的概念和方法论，以及殖民地统治与去殖民地化等研究中涉及的战后问题，所以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下要对亚洲和太平洋范围重新认识，时间范围也不应限于1931年到1945年。
江口圭一主张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也并不仅仅是在时间上的限定，他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各自分开的三场战争，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作为九一八事变延长线的华北分离工作引发日中战争，继而日中战争的延长线发展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而是否承认伪满洲国是日美交涉的最核心问题之一，所以九一八事变与太平洋战争亦有直接关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5年间是连续不断并逐步扩大的，因此应使用“十五年战争”来统称这三场战争。江口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作为“十五年战争”的第三阶段，同样是强调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安井三吉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和使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副岛昭一和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木坂顺一郎首倡，进入20世纪90年代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例如森武麿、吉田裕、成田龙一等重要学者都在著述中使用。2015年，由吉田裕、森武麿、伊香俊哉、高冈裕之主编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词典》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这个称谓的普及。在教科书中，“日本史A”全部7种中有5种，“日本史B”全部8种中有4种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庄司润一郎通过对2005年到2010年的文献检索，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的使用状况进行了统计。在图书方面，使用“太平洋战争”的有323件，“大东亚战争”59件，“十五年战争”76件（包括丛书）。虽然“亚洲·太平洋战争”只有47件，但处于增加的趋势。在杂志方面，“太平洋战争”369件，“大东亚战争”102件，“十五年战争”50件，“亚洲·太平洋战争”85件。笔者在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网站（CiNii Articles和CiNii Books）上，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关键词检索，截至2021年1月9日相关论文有430件，图书有95件。另在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关键词检索，有图书和资料673件。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意义
“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种称谓，也代表了一种史观，即要正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及其战争责任，而不是所谓的为了“解放亚洲”。战后日本长期存在“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其不仅忽视对亚洲的侵略，而且还提出所谓的“亚洲解放战争论”，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说成“解放”，以此与太平洋战争性质区别开。对此，缬厚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论述并严厉批判“解放战争论”。他明确指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对英美的战争则是其延长线，这一点必须要成为共同的历史认识。他认为要从当时发动战争的领导者的目的、历史学者和亚洲各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以及主张“亚洲解放战争论”所体现的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分析。他认为日本对这场战争认识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对战争的错误总结，日本政府和一些国民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与英美的后方保障能力和工业能力上，却认识不到亚洲民众的抵抗和民族主义才是日本失败的真正原因。其次，战后日本与美国对印尼、菲律宾、韩国等独裁开发型国家进行援助，在强化这些政权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使得战后日本无视其对于殖民地统治历史的责任。再次,日本是在天皇制体制下发动这场战争，国民虽然被彻底动员，却没有参与战争的决策，这就造成了国民强烈感受到战争受害但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却极为稀薄。战后日本国民只是强调他们受到天皇和军部的欺骗,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更大的问题是,日本国民本就难以产生加害者意识，更由于把这场战争解释为“亚洲解放战争”而潜在地从加害者意识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只有清楚认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本质才能完全否定“亚洲解放战争论”。
作家山中恒在其《亚洲·太平洋战争史》的序言中说，现在日本对于那场战争的反省主要是对军部的专横和愚蠢的批判上，对战争发生的原因，不能从历史、国际和经济等方面加以认识，只有受害者意识，没有将日军对亚洲各国的非人道行为纳入视野。山中批评说，直到现在，日本还有人固执地称这场战争为“大东亚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所以,如果冷静地思考这场战争，还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更恰当。2017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日中战争全史》。长期以来日本的历史研究中把日中战争只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中国战场只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这种写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战斗，日军是如何侵略、屠杀、掠夺和破坏的实际状况缺乏实证研究。而该书对“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战场进行了详细叙述，并将日军的这些暴行放在日中战争的作战过程和全局脉络之中考证。笠原在书中还根据自身参加华北农村调查的体验论述了日军发动的“治安战”；根据他参加南京大屠杀事件调查研究会的经历，并利用美国和中国的史料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实证研究。
随着“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在学术界的确立，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主张在中小学历史教育中要明确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战争责任。他们认为“太平洋战争”这个称谓非常不当，这只表示了“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他们批评现在的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首先缺乏对亚洲各国侵略性质的记述，其次没有涉及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核心即在这里，这种史观影响的扩大，标志着日本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认识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冷战结束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本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体制的倾向，山之内靖提倡的总体战体制论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在日本史领域还波及包括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笔者曾对日本史研究领域的总体战体制论进行过总结，本文重点梳理总体战体制论下涉及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成果。近年日本关于中国抗战时期动员体制以及以后的中共动员政策、战时日中总体战体制（包括社会组织程度、国民意识形成以及社会平均化压力等）比较，战时体制与1949年以后体制的连续性等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值得重视。
（一）日中总体战体制的比较
笹川裕史和奥村哲所著《后方的中国社会》一书从总体战体制论观点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战争动员进行了研究。该书一大特点是对日中两国总体战动员体制和实际施行状况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日本动员体制的特征首先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国家中较早转型为近代国家，因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已经形成。日本于1871年实现户籍改革，1873年进行地租改革，实现了对全国土地所有权的确认，1874年在“国民皆兵”的理念下建立起征兵制度，将退役后的预备役和后备役编入在乡军人团体，1910年又将相关团体合并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这样便形成了战时征粮征兵的行政组织基础。其次，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与国家动员相适应的体制。正如“村落社会”这个词所象征的那样，近世以来在日本形成的这种社会构造具有即使牺牲个人自由意志也要以集体规范为优先的集团性特征。再加上从1886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通过教育和宣传工具形成了为国家不惜生命的国民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就是以“教育敕语”为标志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在日中战争时期，“非国民”就是作为对被责难者的存在也完全加以否定而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条件下，用一份召集令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农村征集到男子当兵。由于每户农家的状况都被详细掌握，实行严格的粮食统制就成为可能。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具备支持总体战的条件。
那么在中国是怎么样的呢？笹川和奥村认为，对中国的传统王朝国家也就是皇帝的专制统治能力，人们往往存有误解，其实皇权对社会底层并没有实现严密的控制。县级政权的职能只是最低限度维持征税与治安。虽然清末开始近代化，但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外，其他广大地区由于政局混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进展。直到日中战争爆发前，作为战时动员基础的户籍和地籍制度尚不完备，基层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掌控十分松散。征兵制度虽然在一些地区试行，但意义不大。在社会层面，困难更大。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像日本那样的集团性质，且组织性低。中国农村中缺乏基于一致同意基础上的规范和对村民进行严格规制的约束能力，即使是深入社会底层的宗族和秘密结社，其组织能力也不尽相同，大多不是基于稳定和共有规范而结成的团体，而只是依靠有能力的个人影响力和人际网络组成。这种社会构造是与国家对社会掌控能力低下相对应的。近代以后，在广大农村，教育和宣传普及度依然很低，影响到国民意识的形成。
笹川和奥村还认为，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地籍整理不足，战争开始后才要求土地所有者自己呈报土地面积，但土地陈报不准确，再加上不满土地等级和课税额规定，大量农民发动请愿要求改正。国民政府的征粮工作也十分粗放，造成负担不均，有权势的人与官员勾结逃避负担，不同地区之间对于征粮负担数额也常有争执。另外，从1941年开始，由于实行土地税实物化和粮食强制收购，规定粮食运输由纳税者负担，加上在粮食保管中由于仓库不足而多用民间仓库等，使得粮食损耗很大。在征兵方面，由于户籍资料不完备，只能依靠基层行政力量，结果大多只能交由保长全权办理，但受保长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很难达到公平。农村征兵不得不实行抽签办法，抽签分直接抽签和间接抽签。直接抽签就是所有兵役对象聚集在一起，当众抽签。由于户籍信息不全，各村和地区间摊派的名额有随意性，被抽中的青年多有逃亡，有些地方便改为间接抽签。间接抽签就是定好摊派名额后，不是由本人抽签而是由保长代为抽签，这些都是秘密进行，到了征兵前夜突然到被抽中的农民家里，将其抓到后即强行送往兵营。为了躲避兵役，壮丁在亲友帮助下逃走，有些地方则发生集体暴动或逃亡。对出征军人家属的补助经常被乡长贪污，保障出征军人家属租佃权的规定也形同虚设。
在战时大量征发当中，由于基层行政治理能力低下，缺乏社会组织性，国民思想没有得到灌输，出现了征发上的严重不公平。有钱有势的故意逃避，造成了社会中的底层和弱者被强行增加负担，战前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化在战时更加严重，这就使得那些日益贫困并且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们充满怨恨。当然，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国家也采取措施，对出征军人家属实行援助，对可以免除兵役的知识青年开展志愿从军动员，通过地方民意代表对基层行政进行监督，加强对逃避战时负担的富裕者的财物征收。这些措施也类似是一种“强制均质化”，“强制均质化”是基于对战时德国研究而得出的理论，如果从战后中国实行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主义体制来看，有一定的说服力。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趋向“强制均质化”的压力。贫困的兵役负担家庭作为抗战的贡献者，其权利意识开始提高，他们对那些不法侵害其权利的基层官员和豪强带有强烈不满，各地大规模出现的请愿和抗议活动就反映了这种不满。针对农村富裕者的“大户调查”“大户献粮”虽然没有多大效果，但这也显示出对各种公然违法、逃避负担的富裕者的压力越来越大。战时征发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要求社会负担公平的压力增强，这就形成了接受中共阶级斗争理论和土地革命政策的社会基础。笹川和奥村认为这种日中战争期间出现的“强制均质化”趋势成为其后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奥村哲在另一本著作中强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中战争是实现国民国家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基层社会的民众角度看，他们每个人都被作为“国民”而被国家权力所组织、掌控和动员。20世纪的战争是总体战，各国的国家权力都对其薄弱的国民意识尽可能地加强灌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民众的国民意识非常薄弱的前提下开始的。战争中，“国民的当然义务”理论被合理化。在现实中，权力以暴力形式强行进入民众日常生活，虽然由此激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民众都被动员起来了。在其后的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运用日中战争时的总体战方法，这种社会动员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中共则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宣传，在这一时期将“国民意识”置换成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意识”。民众对于社会的不公平感变成了要求“强制均质化”的压力，中共据此而实行的土地改革便更加有效地获得民众支持，最终取得胜利。
（二）关于日中总体战体制比较的讨论
对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关于日中战争期间两国总体战体制的比较研究，日本史研究者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日中之间亦有共同性。
吉田裕认为，首先，根据参加上海作战的日军回忆，中国军队激烈和顽强的抵抗完全超出日军的预想，有妇女和儿童也勇于参战，这种状况是“强制的兵力动员”说所不能解释的。其次，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的顽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田引用古厩忠夫关于中国“民族抗战三角形”的观点，即三角形的顶点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底边则是被压迫而没有进行反抗的被占领区民众和国统区的民众。笹川和奥村对生活在底边的国统区民众进行了分析，但是位于这个三角形中间位置的民众的状况也应研究。再次，日中总体战体制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两国都存在农村兵役负担比城市重的情况。中国的战争动员存在各种矛盾，使得“强制均质化”压力增加。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为了增强农业生产力不得不对租佃关系进行调整，但是在配给制中要求平等的声音和对那些获利官员的批评也是作为战后民主改革的前提而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抵抗，现在日本对因维持治安法而牺牲者的状况并没有研究清楚，当时日本也有逃避兵役者和逃兵。
森武麿认为，笹川和奥村的著作运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农民和民众，开拓了新领域，并且把抗战与内战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体制联系起来考虑，从基层社会角度分析历史的连续性，值得肯定。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村落社会”问题。《后方的中国社会》一书的前提是中国农村的保甲组织是由上边组织因而缺乏自治性，这与日本的“村落社会”性质不同。日本的粮食供出制度是从1940年实行米谷国家管理开始的，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变，中国也几乎同时在1941年开始了粮食征收。所以日本的战时统制并不很早。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米谷管理让农民直接向国库交纳粮食，这种政策的体制化是在1942年确立的，几乎与中国同时。日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1943年开始实施的“部落责任供出制度”。此前的两三年，要求农民将自用的米谷留下后其他部分全部供出，但实际上很难达成，所以要强制以村落为单位按责任交纳，以此迫使农家供出。日本的这种方法基本上取得成功，彻底实现粮食统制。但是，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此前，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就将农协的前身即产业组合变成全国统一组织，在基层部落建立农事实行组合，将农产品交给以市町村为单位的产业组合。市町村设立附属产业组合的农业仓库，把农产品的收获和保管体制完备起来。正是将农民的协同组织改变成战时统制的基层组织，才使得粮食统制取得成功。产业组合本来是小农的防卫性组织，但在战时国家米谷管理之下，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农业仓库等，将农民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在流通过程中建立粮食营团，组织商人作为指定业务者，将大米集中起来再分配给市民，用这种方法才彻底实现经济统制。中国方面由于粮食贪污难以收到规定的数量，这与日本的有效统制状况不同。但是，仅从这一点就认为日本是由于有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村落社会”而取得成功的看法却有不当之处。不能将近代农村和“村落社会”理解为自江户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不变和静止的。伴随着地主制的发展，农村出现阶层之间的对立。村落作为自治、生活、行政的共同组织，在其深层反复出现过分化和再编。江户时代的村落并不是按照其原样延续到战时的。村落由于再编和商品经济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产生了阶级分化。作为战时“村落社会”基础的农事实行组合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洗礼，“村落社会”已被再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机能集团。
森武麿认为，虽然村落的凝聚性、组织性和自律性为战时日本统制政策所利用而发挥作用，但是“村落社会”绝不是完全一致的共同体。地主和农民，地主阶级内部的寄生地主与在村耕作地主，农民阶层中的佃农、中农和贫农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应考虑。在战时体制中，寄生地主和贫农被淘汰，耕作地主和中农作为生产农民其地位上升。因此，对于战时日本的所谓平等化和平均化不能有过高评价。
森武麿还指出，关于日本部落会与中国保甲制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值得讨论。他认为，中国的保甲制与日本的部落会、町内会具有相似性。部落会和町内会是在1940年作为基层行政机构而被同时建立起来的，这是把江户时代的自治村落编入到总体战体制。中国的战时保甲制据说是在1938年组织的，其意义与日本没有大的差别，都是由政府用行政方法组织起来的。不过，战时的部落会带有中世惣村以来的传统和自律性，这方面也是事实。但是，中农层以及作为生产农民的小农在倡导对国家忠诚的同时，也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取领导权以掌握和利用部落会、町内会。所以，对部落会和町内会要从行政因素和自律因素，即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综合起来考虑。另外，战争期间日本村落内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村的中间层在支持国家权力和天皇制的同时，也力图扩大自身的利益，由此就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代替寄生地主阶层在战时得以抬头。
在此之前菅野正就指出，日本政府战时实行农村组织再编，加强了对农业团体的统制。当时为与国家总动员体制相适应，1938年11月由帝国农会、产业组合中央等8个团体加盟，大日本农民组合、皇国农民同盟等36个团体赞助的农业报国联盟成立。1940年8月，内务和农林两省要求对战时农村进行重编，组成全国性的农业报国会，解散农民组合。10月，大政翼赞会活动开始，11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结成。可见，战时日本动员体制基本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
笹川和奥村在著作中提到，战争期间，在中国有地主在佃农当兵后往往解除与其的租佃关系，而日本则在战时立法保证了这种租佃权。但是，森武麿指出，日本的这种状况与20世纪20年代的租佃争议和农民运动有关，在那以后地主就已经不能肆意解除与农民的租佃关系。这不是战时才出现的。另外，中国战时出现的代耕队与日本的“劳动奉仕（服务）”也十分相近。
角崎信认为，关于中国战时动员，应考虑四川地区的特殊性，抗战时期中国划分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和日军占领区，应进行地域间的比较。中国社会不像日本那样有共同体机制的约束，一般来说，在这种社会里国家政策容易实施，但是要将政策真正贯彻到社会深层也非易事。虽然没有集团性的抵抗，但是社会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利害对政策加以另外解读。中共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往往会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另外，经过抗战时的总体战动员，士兵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由于国民党军的士兵是被强拉或出钱雇来的，所以他们在国共内战时很多就成了“解放战士”。比如，在中共华东野战军1947年12月补充的兵员当中农民占30%，而“解放战士”则达70%。所以总体战的征兵方法也是造成后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雨宫昭一对笹川和奥村所提出的日本国民具有“过剩的国家一体感”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他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发生的“九五事件”为例，说明日本民众并不是与国家权力完全一致的。其后，在米骚动、佃农争议事件和关东大地震时民众也失去控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日本的社会是非常自立的，具有国家权力无法介入的自立性。民众要求减少贫富差距和平均化，这种压力促使了总体战体制的形成。所以相对于权力对民众的掌控，更主要的是民众对权力进行了改造。
还有研究者认为，日本的战时动员体制也并不十分完善。如梶井功、祖田修、田中学、松田藤四郎等人集体编写的《战后日本的食品、农业、农村》第一卷《战时体制》中就指出，日本的战时统制政策实际上未必得到了全面实施。由于要强化对农业的统制，需要决定各个农户的交粮数量，对未达成目标者进行处罚。但这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产量精确计算出所需农业物资的数量和质量，这些计算又必须得到农民的同意，所以工作量非常庞大。有些村落仅仅根据农田比例、收获量和作物结构便按统一标准计算，由此造成农民强烈的不公平感，所以对农会技术员的攻击和对基层政府的诉讼很多，结果有些统制措施并未完全得到实行。可见，与中国的战争动员体制相比，日本的动员体制有其优势，但也并不是完全发挥了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军事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90年代以前，军事史研究重点是总结战争指导经验，从军部、政治、战略和战争体制上进行宏观研究。9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从社会经济和观念、心理，特别是从士兵个体和民众在战争中的境遇等微观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正如吉田裕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战后的第一代历史研究者是战争的直接体验者，他们的和平意识非常高，却又回避军事史研究，其结果是在一个时期里军事史研究成为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为中心的旧陆海军幕僚军官们的“专有物”。90年代以后，完全没有战争体验的战后出生世代，开始关心军事史，并从社会史和民众史的视点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和军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大大推动了军事史研究的进展。
（一）昭和陆军的社会史研究
90年代以来的昭和陆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只从派阀和法西斯主义角度研究的框架，开始从社会经济史和个体心理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北冈伸一认为，推动战前昭和时代政治的最大势力是陆军，昭和陆军与以前的陆军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能量巨大。昭和陆军首先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遗产，一个是军备近代化和总体战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飞速发展，新武器大量出现。这时已经不是狭义的战争而是包括了后方支援，即要使社会生产力尽量有效服务于战争而建立的总体战体制。与欧美相比，日军这方面显著落后，如果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是一流军队，这时已变成三流。日本为此改变国防方针，采用军团制，加强军队火力和机动性。另外一个是新的和平主义。在田中义一和宇垣一成时代陆军维持着与政党的良好关系，适度注意国际关系，但是，此后这种政策受到陆军内部的批判。1921年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在欧洲会合，秘密约定要“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体制”，这就是昭和陆军活动开始的标志。三人回国后组织了“二叶会”和“一夕会”。
昭和陆军的另一个起源是以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课为中心的关心中国和“满蒙”问题的一部分军人。日本陆军重视学习成绩，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秀者被送到德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大多在参谋本部第一部工作，除此以外的二流精英则在参谋本部第二部工作，在中国课工作很难出头。虽然陆军重视中国问题，但是由中国课课长升到参谋本部部长一级的却几乎没有，部长一级的一般是留学欧美的。中国课的人对此不满，虽然他们在中国可以操纵军阀，但只要日本重视与列强的协调，中国课的人就发挥不了作用。这时的中国课成员与过去的中国通不同，他们不认为只操纵军阀就够了，主张只要不是直接控制“满蒙”，日本的权益就会受到威胁。由于对晋升和工作的不满，他们提出要大胆打破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二叶会”和“一夕会”成员中有不少人曾长期在中国课工作，其中河本大作和冈村宁次是代表性人物。
户部良一曾对昭和陆军军人的家庭出身进行分析，以此揭示昭和陆军的一些特征。他指出，明治初期的军官中，士族出身者占大多数。从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比例来看，最初士族出身者多，但此后平民出身者不断增加。1890年平民出身者占四成，20世纪初达到七成，到20世纪30年代，青年军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这就意味着虽然这些军官们高调地强调“武士道”精神，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却并不是武士的直系子孙。之所以强调武士道德和观念上的国体论，其实正由于他们自己在出身上没有武士的背景。日本的军官出身平民，因此他们与士兵没有阶层隔阂，能与士兵产生共感。从日军成员的家庭职业上看，在20世纪20年代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者（不包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家庭出身职业中，最多的是农业，占四成左右。吉田裕根据相关资料指出，在东北秋田县一个地区，通过对一般小学毕业生状况调查发现，农村青年中有20%当军人。1936年海军志愿兵合格者的家庭职业分布是：农业46.1%、工业6.2%、商业9%、船员和渔业2.1%、锻造业0.5%、其他36.1%。这些青年军官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参加了国家改造运动。
川田稔认为，昭和陆军的登场开始于九一八事变。永田铁山等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统帅权独立来推动国家改革，这时便在陆军中组织新的派阀以对政治施加影响，即以新派阀为后盾，通过陆相对内阁发挥影响，按照陆军方针改造国家。昭和初期的政党政治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十分脆弱、被腐败和经济危机所困扰，而是非常稳固的，但为什么会被以陆军为中心的反对势力所推翻呢？原因是昭和陆军有独自的构想和周到的准备。九一八事变以后，领导陆军的是陆军中央的中坚幕僚层，核心是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一夕会”。九一八事变前，“一夕会”有充分准备，永田的构想就是与政党政治相对抗。九一八事变期间陆军权力结构出现转换，与政党和国际协调的宇垣一成派被排挤出陆军中央，取而代之的是“一夕会”的中坚幕僚，他们破坏了政党政治并退出国际联盟。日中战争时期虽然永田已死，但其构想由武藤章继承。
（二）日军士兵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军事史研究并不限于对昭和陆军的社会史方法分析，关于日军士兵的研究则出现更多成果，这反映了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民众史视角。鹿野政直指出，在军事史研究中把士兵作为主要对象是在20世纪90年代。吉田裕在《日本军士兵》一书中就说到，应重视士兵群体，从士兵的立场出发将战场的凄惨和“死亡现场”加以重构。吉田指出，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写的《战史丛书》达102卷，虽然使用大量原始资料，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套丛书是由旧陆海军幕僚军官编写的战史，具有从军部中央立场分析战争指导史的浓厚色彩，不能否定其带有的表彰那些勇敢的“帝国陆海军”的性质。其实，从在第一线作战的官兵来看，这套丛书存在肆意的单方面叙述，不能反映战场的真实状况。这种批评早在丛书陆续出版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为了克服《战史丛书》的缺陷，首先要与美英等国的军方资料进行对照，过去秦郁彦已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据朝鲜、台湾时期资料的对照还不充分，近年这方面有了急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士兵的状况，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围绕士兵身体各方面的如衣装、饮食、体质，还包括心理方面在内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要通过对士兵所处残酷环境的研究来认识“帝国陆海军”的特征。
近年的士兵研究首先注意到了日军士兵的多面性问题，不将其一概看成军国主义训练出的战争机器。加藤阳子认为，对战场上多种多样的战死者，即使按照事实想象，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战争记忆。她引用东岛诚的话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死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30万人，其中有60%是病死的，其实几乎是饿死的，而特攻队战死者只有4000人，因此在两个小时的纪录片《英灵的最后》中，关于饿死的内容应占73分钟，而特攻队只应占12.5秒。加藤指出，在2013年8月15日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会上，安倍首相称那些战死者是“思念祖国、挂念家人、倒在战场上的英灵”。但是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在战时能比较自由记述战场心态的学生兵手记看，却并不是这样的。有位后来战死的学生兵记述说，坦率地讲，所谓消灭残暴的英美，所谓解放十亿人等都是空话。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人，不能只根据国籍来决定爱憎。加藤强调说，从这些手记就可以感到他们的实际想法与首相在追悼仪式上的悼词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日军在战场上由于患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率很高，有的士兵患上心理疾病。吉田裕指出，关于中国战场，从1945年11月第一复员省总结的资料来看，随着战争长期化，战死和病死的士兵人数大量增加，1941年的战死者数为12498人，战场病死者为12713人，病死者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0.4%。战场上士兵营养失调导致传染病流行，特别是当时没有特效药治疗的结核病在军内蔓延。在1939年的陆军结核病预防会议上，陆军医务局局长说，日中战争开战以来军内因结核病而退役者达26000名，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师团。另外，由于军内存在欺凌、侮辱和暴力，士兵自杀者很多。1938年的一份宪兵资料中说，陆海军的军人和军队附属人员自杀者过去一般每年在120人以内，但是最近10年达到1230人，这比一般国民的自杀率高。由于大量征兵，对新兵的体格素质要求不断降低，征兵合格率大增，1937年是25%，1944年达到77%，大量体格差的病弱青年被征入军队。士兵因恐俱、疲劳和罪恶感而患上心理疾患的很多。例如，为训练新兵的胆量和残忍，就让他们用刺刀刺杀中国人，由于十分血腥，有的新兵在这种训练时吓得瘫倒。日军从战场上送回的病人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不断增加，1937年是0.93%，1942年为9.89%，1944年甚至达到22.32%。
在战争后期，日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战后日军向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报告，日本国内部队士兵一天的营养量本来是3400卡路里，但是到了1944年却只有2900卡路里，结果造成士兵体重普遍减轻。战前平均体重为60公斤，到战争末期降到54公斤。日军主食以大米为主，平时也吃大米和小麦混合的“米麦饭”，但是小麦成分容易腐坏，因此在战场上就只吃大米饭。在中国战场，由于大米供给不足，日军不得不依靠当地粮食，如将高粱与大米混合煮饭。日军装备也日益粗糙简陋，例如军靴，明治以来一直都用牛皮，1942年以后改用马皮和猪皮，1944年使用鲨鱼皮，鞋底也改用橡胶底。前线士兵反映，鲨鱼皮容易进水，橡胶底在草地上很滑。军靴本来应有铁质鞋钉，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钢铁紧缺，日军只能穿“无铁军靴”，耐久性大减。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作战方式是无后方补给的长期作战，士兵移动以步行为主，要带足个人装备。这些装备沉重，超过士兵体能。据日本陆军研究，士兵的个人负重量是体重的35%—40%，但是在中国战场一般都超过体重的50%。日军单兵要戴钢盔，携带背包、杂物袋、铁锹、帐篷、步枪、刺刀、弹药盒等。虽然日军一般都强迫中国农民为其搬运武器装备，但是在农民全部逃难的地方就只能自己背负。
吉田裕指出，日军的机械化落后，军队运输严重依赖军马。不仅是步兵联队中的步兵炮、山炮、速射炮和重机枪部队，在通信、补给部队中也大量使用军马。从1941年陆军动员计划命令中的步兵联队编制看，甲编制联队总人数5546名，军马1242头。乙编制联队总人数3928名，军马693头，步兵部队也需要大量军马。在辎重部队，根据1935年的改编，辎重兵大队大多改为挽马一个中队和汽车一个中队的混合编制。日中战争期间，日军努力增加汽车中队，但大部分汽车是从民间征用来的，这是因为日本的汽车生产能力有限。1936年美国一年可生产汽车4461642台、英国461447台、德国271000台，而日本只有12086台。另外，日本车的质量差、故障多。日军机械化进展慢，需要马匹。1994年靖国神社举行的第十回全国战死军马慰灵祭的祭祀文中说，要祭祀70万头未能返回故国的战马。
吉田裕从日军普通士兵的角度分析了日军特有的作战思想。第一，由于日军缺乏欧美列强能打长期消耗战的经济实力、国力不强，因而要回避长期战，重视“短期决战”“速战速决”。第二，完全以作战和战斗为优先的作战至上主义，轻视补给、情报、卫生、防御和海上护卫。第三，日俄战争后确立的极端精神主义，不重视加强炮兵和航空作战能力以及革新军事技术，过于强调日军精神上的优越性。坚信“白兵主义”信条，即通过刺刀和刀剑肉搏解决战斗。吉田裕还从军队制度方面分析了日军的根本缺陷。第一是统帅权独立和两总长的权限问题。按照明治宪法天皇统帅陆海军，内阁只是天皇的“辅弼”，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排除政府的控制。参谋总长对各军司令官的权限、军令部部长对各联合舰队司令官的权限实际上很小。各军司令官和联合舰队司令官都直属天皇，根据天皇命令作战，这种最高统帅的命令在陆军叫“大陆命”，在海军叫“大海命”。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只是将命令向下传达，他们无法完全指挥现地军队和联合舰队。虽然后来日军设立大本营，大本营首脑部与政府首脑部之间设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在决定特别重大问题时天皇出席，这就是御前会议。但是，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都没有法律根据，日军多元的分权体制依然留存下来。第二是日军内部的强迫体制。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队是天皇亲率的军队即“皇军”的这种意识形态被急速强化。军队竭力强调“日本精神”，上司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要绝对服从。“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大量“老兵”“弱兵”被征入部队，出现了大量的私自制裁、自杀和逃兵等现象。1944年8月，一位负责新兵训练的上等兵，对新兵实行私自制裁，他所带的班全班28人几乎全部被打伤了脸。第三是军纪废弛，犯罪增多。士兵对强迫体制和私自制裁强烈不满，作为发泄，对占领地民众做出残暴行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士兵不服从上级，对上级实行暴力、杀伤的事件增多，还有就是逃跑和投敌。1941年，在华北战场首次发生两起投敌事件，到1943年仅根据宪兵掌握的就有16件（18人）。在伪满洲国，日军的一名二等兵到炊事班偷拿大米被打，由此导致士兵与炊事班矛盾激化，士兵袭击炊事班，毁坏炊具，出现暴动，结果有80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
吉田裕在另一本书中对于日军的“皇军化”和其社会基础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强调其是天皇亲率的“皇军”，此前日军都被称为国军。荒木贞夫就任陆相后大力强调“皇军”意识。1932年荒木贞夫在其《皇国军人精神》一书中说，“退却”和“投降”对我军来说是绝对的禁忌语，与我军人精神根本不容。1934年《军队内务书》被修正，要求严格贯彻军人敕谕、军人必须会背诵军人敕谕。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发展，日本共产党影响扩大，有左翼意识的士兵对军队进行批评，军部所称的“思想要注意军人”增加。军部为与左翼思想对抗，强调军队阶层与社会上的阶级区分不同，日军内部实行平等主义和能力主义，是“一君万民”，军队内部没有出身差别。
为强调所谓“日本精神”，日军还对军刀样式和用法进行了改造。关于军刀的样式，根据1912年改定的陆军制服，日军军刀是西洋式佩刀。1934年陆军制服再次改变样式，军官用刀从佩刀式改为镰仓末期的太刀形。1938年根据日中战争经验又将军刀改为更加实战的打刀形。在军刀用法上，1889年日军最初的剑术教范受法国军事顾问影响，采用法国剑术。1894年根据日本古代剑术进行了改革，但军刀还是单手使用的。1915年剑术教范改正为日本式的两手握刀。关于军刀的制造，1933年制造军刀的打造所在靖国神社内建成，直到战败，这里共制造出了8100把被称为“靖国刀”的军刀。
（三）在中国战场的日军
藤井忠俊利用士兵的战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从士兵的经历分析了中国战场的四个特征。许多士兵的记述中都提到在中国战场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中国士兵和民众的尸体，有些已经腐烂，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这是中国战场的第一个特征。早在明治维新时，在官军攻击会津时，明治政府对官军的战死者进行厚葬，而对所谓贼军的尸体则放置不管。在日俄战争时，两军曾同意暂时停战以收容各自的死伤者。在日中战争中则没有这种临时停战，日军只收敛日军遗体。第二个特征是日军到达战场后的宿营，开始是在外露营，不久便强征中国民宅宿营。第三个特征是中国战场的强行征发，这与当时的日军建制和军事思想有关。甲午战争时日军雇佣大量军夫，日俄战争以后虽然设置了辎重兵，但并不重视兵站建设。在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兵站没有作为重要因素被考虑在内。在日中战争前线，日军经常强拉民夫，从广义上讲这种征发就是掠夺。第四个特征是屠杀，日军没有关押俘虏的设施，对于俘虏或是强制其服苦役或是杀掉。不仅针对战斗人员，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在作为战场的村落中，日军对军人与民众都不加区别地杀害。
藤井还分析了日军士兵在中国战场的心态变化。近代以来，日军内部强调绝对服从，日俄战争后军队内务的基本原理就是家族主义，日本社会的家族长制在军内盛行。日军将这种绝对服从看作日俄战争胜利的原因并为此自豪。日中战争时，日军强调中国军队缺乏纪律，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会马上胜利。其实经过国民革命，国民党军已开始近代化，中共军队则以革命精神自我锤炼，日军在日中战争的一开始就遭遇意外苦战。日军士兵自认为其敢斗精神世界第一，加上装备优良、精神统一，绝对不会失败。但是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出乎意料地顽强。民众也积极抵抗，组织有红枪会、大刀会。这些农民军勇敢出击，他们遭日军射击，第一排倒下后，第二排毫不畏惧、继续冲锋，这让那些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精神力量的日军士兵吓破了胆。
一濑俊也通过一个辎重兵中队在战后编写的回忆录还原了士兵在中国战场的情况。首先入伍时场面盛大，同学、同事、亲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都参加盛大的送别式。但是一到中国战场才发现日军内部军纪松散、制度混乱。例如军人穿着军服与女人一起去咖啡店，没有资格佩戴军刀的下级士官和军队附属人员也带着军刀，军人犯罪很多。军队内虽然有上下级规定，但更主要的却是新兵与老兵的差别，老兵经常私自惩罚新兵。新兵中有体力虚弱甚至智能低下者，军内不是按照制度而是按照亲疏关系行事。大岛孝一根据战死学生兵的手记分析了战场上日军士兵的自责心态。他介绍了一位叫川岛正的士兵手记，川岛1940年从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入伍，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川岛记述了日军被中国军队的游击战所骚扰和“扫荡”时的情况与心理。他这样写道：深夜接本部电话，五点半冒着严寒出去“扫荡”。在现场看到中泽部队的一个士兵用石头将一个中国人打伤，头盖骨破裂，鲜血染红地面，但士兵还接着用脚踢，拿石头砸，实在不忍看下去。中泽部队的官兵还在冷漠地看着，这好像是高木少尉的命令，真是冷酷的人。对于那位无罪的农民，我即使在事后也没有救他，想起来就自责。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当军人。军人只是为了和平，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日军暴行发生的原因，山田朗认为这是由于日军受到八路军袭击遭受损害所产生的报复心理和对中国人的蔑视心理造成的。此外，对中国军人俘虏的处理是由前线指挥官自行决定，日军抓住国民党军俘虏后，有的让他们搬运东西，有的因为日军没有战俘收容所而将他们放走。但是，由于担心俘虏被放走后会再来袭击，许多情况下是用机枪将其集体杀害。特别是对八路军战俘，往往为军官试刀或为士兵练习刺杀而将他们杀害。这不但激起中国军民更加顽强的抵抗，日军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更加颓废。
缬厚从天皇军队的特性分析了日军在华暴行的背景。他指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队在编制、装备上具有近代军队的外形，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从各藩集合来的封建性武力集团。在天皇军队创立之初就由构成封建秩序核心的旧武士阶级出身者组成其中枢，构成征兵制军队主体的农民出身者并不是经过土地革命解放出来的自立性农民，而是被封建秩序所束缚的人们。这些人作为近代军队士兵，并没有自发或积极地履行其职责。他们是被编入军队秩序之中的，也就是说为了压制他们对强制动员的不满而要用过度严格的纪律迫使其服从。在天皇军队内要绝对服从命令，在命令面前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毫无价值，不只是精神和意识，还包括自己的肉体和生命也埋没于军队的秩序之中。《军队内务书》中规定：“兵营就是一个生死和苦乐与共的军人家庭”，实行家庭一样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军队内为维持秩序而频繁使用暴力。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大量新兵入伍，军纪更加混乱，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付出超出预想的牺牲，这引起士兵的不安，再加上士兵对不明确的战争目的抱有怀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四）战争精神创伤
对于日军士兵来说，在战场上不仅受到肉体伤害，还有精神创伤。近年关于士兵精神创伤等战场医疗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中村江里对战争精神创伤进行了系统研究，她指出，关于战争精神创伤的医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受到战争精神创伤的士兵的出现给医学领域带来很大冲击。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这类将医学与军队从社会角度进行考察的医学史研究。在日本，1995年以后关于精神创伤问题受到关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多数民众被卷入战争，关于他们的精神创伤也有研究。特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的8002册病床日志被整理公开后，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研究。
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国府台陆军医院作为专门治疗精神疾患的医疗机关开始收治从战场送回的病人，但是日军却对存在战争精神创伤故意隐瞒，往往将这类患病士兵归为个人的脆弱和超越常规的问题，没有从残酷的战场环境和军队内部的私自制裁方面考虑。根据统计，在1937年12月到1945年11月，国府台陆军医院共收治患者10453名，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战场，其次是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太平洋战场的很少，可能有病人转移困难的原因。中村江里根据对病床日志的分析归纳出患者入院的病因。首先是对军队生活和军务的不适应，这包括入伍前就有智力障碍和入伍后不适应军队特殊行动而出现的逃逸、自杀和扰乱军纪行为。例如一名二等兵1943年入伍后经常说话语义不明，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叫醒战友与他说话，在长官面前说话被训斥后也不停止，一时要脱离部队，被训斥后要自杀。其次是在战地勤务中出现身心障碍，如精神疲劳引起头疼和失眠导致神经衰弱、犯罪妄想和自杀。再有就是在战斗中的恐惧与不安。1938年，一名一等兵参加襄东会战和赣湘会战后出现精神异常，半夜突然起来，叫醒其他士兵，有受害妄想，害怕被杀死，卧床不起。另外，日本近代以来的征兵制度所形成的要“像个男人”的要求也是原因。当时盛行军人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经受磨难，否则就是羞耻等社会舆论也造成了士兵的巨大精神压力。
关于日本社会中军国主义意识对士兵和家庭造成的压力，中村江里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入伍前的体检时如果没有达到健康身体标准就会被认为是“国民”和“男人”的耻辱。有一位父亲由于自己儿子征兵体检不合格，深感不安，将征兵保险金捐献出来。有体检不合格的男子哭泣着说这样无脸回村见人。一位上等兵的父亲因其儿子有病被从战场送回，便说十分对不起天皇陛下。而带病参战到死才被认为是“发扬了大和男儿的样子”而受到称赞。所以士兵是怎样死的就成了遗族最为关心的大事。
在军国主义观念中生命的价值被轻视，日军中军事医疗的地位并不重要，士兵被看作“消耗品”。鹿野政直指出，在日军内部，以兵科为主，军医和战场医学被排在最后。只有步兵、炮兵和骑兵等兵科军官才能直接拥有指挥权，其他军官只有在兵科军官全都战死的情况下才按照主计、军医的顺序代行指挥权。兵站作为补给机关顺位低下，军队经常采用“自活”主义。大量士兵营养不良，医药品缺乏，战场患病者增加。每次作战都先算出死伤率，在战力计算中要打出“损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把士兵当作消耗品的理论，不考虑士兵的生命。由于军队中完全追求效率和绝对服从命令，因而对人体实验这种医学犯罪的抵抗感也就十分稀薄。
日军在中国战场患战争精神创伤的人较多，这与中国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的战争形态有关。山田朗指出，根据士兵的证言和回忆，日军对华北八路军展开的游击战十分恐惧。华北日军在广大区域内实行小分队分散配置，对于八路军的攻击采取坚守据点待援的战法。八路军经常在夜间对小据点进行零星射击，实行让日军无法睡眠的“神经战”。白天则伪装成百姓接近日军据点，突然扔出手榴弹予以突袭。还有的扮成农民，伪装来送情报，在和日军说话时突然掏出手枪射击，即所谓“决死战法”。中村江里以一名患者的经历说明日军恐惧的心理状态。1940年，这位患者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带担任中队长，这一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出现所谓“治安恶化”。当时，这位中队长之外的全是伪满洲国军人，只有他一个日本人，而附近就隐藏着与伪满洲国军人面庞一样的八路军。他十分害怕八路军混入或发生哗变，担心自己的脑袋在睡梦中被人割下，睡觉时手枪和军刀也不敢离手。中村认为，在这种敌我不能马上区分的状况下所形成的恐惧心理也是当时日军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一般民众的原因之一。
（五）“治安战”与战场性暴力
关于中国战场上日军发动的所谓“治安战”，笠原十九司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及参加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的访问资料与体验，从民众史的视角进行了全面研究。“治安战”一词被广泛使用于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战时将“治安扫荡作战”“治安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作战”等一并略称为“治安战”。笠原的“治安战”定义是，为了实现对占领地、殖民地统治的安定而实施的战略、作战、战斗和政策的总称。笠原指出，在当时以“防守治安”而开展的“扫荡”作战，在日军的意识中产生了日军“维持治安”是“正当”的，而八路军“扰乱治安”是“不当”的这种错觉。日军士兵认为，日中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中国搞赤化，是惩罚蒋介石“容共抗日”，是为了日本帝国的“自存自卫”，因而把共产主义视为敌人，带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为此日军要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实行“扫荡”，日军士兵很难认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被中国人称为实行“三光”的战争。
笠原认为日军“治安战”的性质和内容前后有变化，抗战初期，从其作战思想和战术上属于一般意义的“治安战”。以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为契机，日军开始了彻底毁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治安扫荡战”。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变为以掠夺粮食、物资和劳动力为主要目的作战。但这种作战造成了更多农民参加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方面，这正是日军“治安战”失败的要因。另外，这场被中国称为“三光作战”的“治安战”在华北各地的战法和内容也不一致。在山西是“烬灭扫荡”和“掠夺作战”，在河北是“无住地带化”和“经济封锁战”，在山东则是细菌战。笠原从日军与受害者两方面进行叙述，结合日军和中国方面资料，证实了这些野蛮事件的发生，因而一些人对这些事实就不能再用“谎话”和“捏造”予以否定。笠原根据自身的农村调查结果并引用中国民众的记忆资料、地方史资料和民间歌谣等充分说明了在“三光作战”发生的每一个村落，日军的屠杀都被作为集体记忆而传承下来。
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等组织的“从性暴力视点看日中战争的历史性质”研究会在山西省盂县所进行的战场性暴力调查，同样是从社会史和民众史的角度对日军的战争犯罪进行实证考察与研究。他们从1992年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听会后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从1996年到1998年，他们在山西省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整理受害者及其相关者的口述资料，并根据日军资料弄清日军在盂县作战、设置“慰安所”和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及伪政权的状况，将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充分揭示出日军性暴力犯罪的事实。在现地调查中，研究者对9名受害女性及其家人以及同村的战争亲历者共20人进行访谈，将访谈资料加以整理，反复核实，证言详细可信。
石田米子认为通过这种调查研究，使得他们在研究方法和认识上有了变化。第一是对盂县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这一地区在日军侵入前，女性普遍在家长制家族的保护下生活。在日军反复“扫荡”与逼迫之下，村落和家族的抵抗能力被摧毁。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便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被威逼、遭受性暴力。第二，调查不仅仅是对受害女性，还从家庭和村落的许多男性那里获得证言。作为战场和日军占领下的村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女性会遭受暴力而且长期保持沉默？这些需要从社会结构上分析，要从受害女性立场出发追究日本作为侵略国家的责任。第三，女性带着羞耻和自责说出这种不愿意提到的过去，对其身心是一种极大触动。受害女性已经自觉到这不是自己的责任，是为了讨回尊严而斗争。石田等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也加深了认识，希望能超越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将这种历史认识共有。第四，通过调查认识到在战争研究和战争认识上的性别偏见问题依然深刻。关于战争中的性暴力，要对受害者持有一种人类共同关怀，通过对战场上遭受性暴力的每个人的诉说来感受这场战争。第五，通过对不识字的当事者的反复访谈，充分掌握调查资料，同时收集关联文献，将两者结合起来描述真实的历史。这些记述资料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包含着各自的视点与关心，对这种资料要注意其背景和真正含义。第六，通过以上调查，他们理解到对于这场战争不只是从日军侵略和抗日斗争这两方面理解其意义，还要从战场上被占领村落中女性和居民的角度重新认识日军及其行为并以此思考中国抗战的意义。
（六）战争与难民、青年、华侨
关于被卷入战争的民众，除战场直接受害者外，也有研究者关注到难民、占领地青年和在日华侨。芳井研一从当时中国难民产生过程、日军战略轰炸状况和国民政府与中共的难民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军侵略战线扩大和不断发动会战一直都有难民产生。特别是日军从总体战角度出发，把交战国民众战争意志的丧失作为取得胜利的条件，结果就不仅对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实行轰炸，还以一般民众为目标进行战略轰炸。日军对上海、南京轰炸后对广东地区也实行了大规模轰炸。芳井利用江西地方史难民口述资料，记述了日军轰炸、烧杀、强奸状况。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只能控制点和线，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混乱，逃难者不绝，特别是日军建立无人区，将原有住民赶走，对中共根据地实行“三光作战”，都造成大量难民。菊地俊介通过对日军占领区新民会的青年动员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出占领区青年的思想状况。许多青年由于害怕被送到战场，对进青年训练所有抵触，但日军向各村摊派名额，有的地方便用收买方法把青年或成年人送到训练所。但另一方面，由于有青年训练所毕业生职业介绍所，有些青年主动进来受训，是为了便于找工作。根据日军对某青年团成员的思想概况的调查，其中亲日的约30名、抗日的约50名，中立的约100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并不关心，进入青年团纯粹为了吃饭和玩乐，所以日本占领区的青年多种多样，心态复杂。菊池一隆对华侨支持中国抗战和在日本、朝鲜华侨的战时状况进行了研究。在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出身东北的华侨对“满洲国”进行抵制。全面抗战爆发后有大量旅日华侨回国，还有一些旅居朝鲜的华侨回国参加八路军。战时在日华侨受到严格控制，有些华侨被迫承认汪伪政权，在日本国内配给制和贸易统制下旅日华侨成立组织，利用华侨网络维持经营。难民、占领区青年和在日华侨这些以往很少被研究的民众近年受到重视。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成为日本社会和日中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现代日本的政治走向，也关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抗日战争史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大量资料公开、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出现显著转变，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并不限定在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时期，从1931年以前战争起源的历史脉络和1945年以后日本如何取信于亚洲国家上进行思考。既从历史的长时段中分析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避免再犯错误，也从战争责任的角度认识这场战争的后果，为实现真正的和解寻求路径。以前那种以欧洲为标本来研究日本近代落后性、封建性的“战后史学”已为总体战体制论和社会史研究所代替。
第二是关于战争责任，由于国际化进展和传媒发达，特别因为周边亚洲国家的迅速崛起，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压力增强，日本追究战争责任的重点已从日本国内的战时领导者转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在“太平洋战争”史观之后出现“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关于战争的叙述，也从只强调其“战争受害”转变为“战争加害”意识的出现。
第三是战争研究的立场从基于日本一国史的研究转换成比较史和对亚洲战场的研究。不但有对中日两国战争体制的比较，还有学者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
第四是战争研究对象从军部与国家战略和领导者层面转换为对战场一线和普通士兵的研究，从民众史角度认识这场战争。关于日军士兵的形象从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转换成具体的个人，其中既描述出日军士兵在战场上的野蛮残暴，也揭示了他们的险境和精神创伤，一些士兵的反战情绪也被提及。关于军部的研究亦有对昭和陆军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的分析。
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研究史观和方法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而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深化，也就是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错误论点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另外，日本关于这场战争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不平衡，例如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起源和体制研究较多，但关于中国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与政策论述较少；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方面谈论较多，但关于中共抗战活动则研究较少；关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野蛮残暴揭露较多，但关于中国民众的奋起反抗则涉及较少，这些都影响到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