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差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豫湘桂战役爆发后，中共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活跃在湖北、河南交界处平汉路两侧和从鄂中到鄂南广阔区域的新四军第五师，北可发展河南，南可进取湘鄂赣，是中共向南发展战略的关键。然而，新四军第五师出击结果不如预期。从出兵河南到挺进豫中受阻，再到与南下支队会师后经营豫南、鄂南，虽多次转变发展方向，依然困难重重。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受阻，除自身原因之外，也与国民党军在河南尚存相当实力，受其牵制与进攻有关。同时，在抗战末期国民党竭力限制中共发展的背景下，新四军第五师挺进陌生地区，实施统一战线难以在短时间取得成效。五师的发展虽不尽如人意，但其行动仍显示了中共主动寻求机会的努力。
关键词：豫湘桂战役 新四军第五师 统一战线 鄂豫边区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豫湘桂战役是国共力量消长的转折点，齐锡生指出：“1944、1945两年对中共扩军十分有利，中共迅速壮大的地区包括不久前日军进攻的原国民党军统治区与华北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不断上升，华北日军的精锐作战部队被调走。利用一号作战对国民党军的毁灭性打击，中共获得了大量被国民党军士兵丢弃的武器……借用一句熟悉的汉语隐喻，中共不再是浅水中搁浅的龙，随着军队与装备的新增，这条龙在抗战快要结束时，将直上云霄。”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认为豫中会战后，“中共毫不犹豫利用人民的不满，国民党政权在河南的权力几乎瓦解”。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也认为“一号作战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以上持“转折点”论的学者基本认为，国民党军丢城失地，但中共在这些地区得到发展，尤其是在久经战争、饥荒创伤的河南。
其实，中共进军河南前也曾认为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因为国民党军战斗意志低下，败退是必然的，而且“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也就是说，中共认定发展河南有两个有利条件——河南的国民党军力量孱弱、地方民众拥护中共。可出兵后不久，中共很快发现，河南敌后的国民党军并未崩溃，仍有相当实力，地方势力因为利益关系也未如预想中那样欢迎中共。考察、还原中共这一发展战略的调适及其结果，对于弄清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河南一带是否出现国共力量消长的转折至关重要。
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五师创建的根据地一般称作“鄂豫边区”）主要活跃在湖北、河南交界处的平汉路两侧与从鄂中到鄂南的广阔地域，包括安徽、湖南、江西与湖北接壤的边缘地带。五师向南可取武汉并向湖南发展，向东可占大别山，向北可发展河南进而打通与八路军及新四军下辖其他部队的联系，向西靠近西南的国民党政权，扼平汉路、长江等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于是，中共中央“绾毂中原”战略确立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具体而言，在平汉路、粤汉路方向上，五师担负向北发展豫中、豫南，进而与西侧南下的河南人民抗日军（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南下豫西的八路军）、东侧西进的新四军第四师会师于河南，以及向南发展鄂南、湘北，接应与协助南下支队发展华南的任务。
但是，直到抗战胜利时，华中、华北根据地分割开来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五师的发展未达预期。对此，有学者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日本投降比预期早、国际形势变化（苏联出兵东北）、派出兵力不够等，但限于各自的论题，具体展开论述不多。由于五师发展河南是“绾毂中原”战略的关键，五师的处境与困难、河南国民党军军力与地方势力的态度均直接影响“绾毂中原”战略的成效。因此，本文拟从出兵决策、进军经过、建立新根据地三个方面探究制约五师向外发展的不利因素及其应对，并由此讨论向南发展战略受挫的原因，以及豫湘桂战役是否是整个国共力量消长的转折点。
（一）五师处境
自武汉会战至豫中会战，五师身处的战略环境复杂。五师的核心区是鄂豫交界处的平汉路东西两侧（以下平汉路以东、以西分别简称“路东”“路西”），向南、向东在鄂中、鄂南、鄂东有广泛的根据地或游击区。日军基本占领从河南信阳县至湖北武汉市再到湖南岳阳县的平汉路、粤汉路沿线后，继续向东、西两侧推进，如向西占领汉江以东，与五师的核心区相去不远；国民党军基本占领大别山、大洪山等地，亦毗邻五师。五师被夹在中间，基本只能进行小部队游击，同时孤悬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其他主力部队基本隔绝。鄂豫边区内部被日军、国民党军控制的水陆交通线分割，呈现为星散的小根据地。在此特殊环境下，一方面五师在新四军各师中兵力最多，活动面积最广；另一方面兵力难以集中，根据地不够巩固，时常面临日伪军与国民党军的夹击，且在兵力上远不如敌伪军和国民党军。
五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寄予厚望，向北发展可与八路军、新四军其他部队打通联系，摆脱孤悬敌后的局面，向南发展则有助于发展华南的任务，即存在两个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均有人认为五师应“倾巢而出”，发展河南，但且不说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难以割舍，其战略位置也决定了五师不能轻易放弃，因而五师向外发展的方向与力度均须反复斟酌。
五师向外发展，也面临工作路线之争。因环境特殊、战斗频繁，五师一度秉持“军事第一”的精神，中央为此担心五师的根据地是否足够巩固。1943年底，代表中央意志的郑位三来到五师，就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与五师政委，确立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减少战斗”，不过五师内不少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向南发展战略的提出，加剧了巩固与发展方针之间的矛盾。
（二）巩固还是发展
1944年5月4日，新四军副军长（主持军事工作）张云逸、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致电中央，称河南战局尚未明了，目前令新四军第四、五、七师继续巩固。11日，中央回电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不应向河南推进，但可以挑选干部、党员赴河南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并明确豫南由华中局与鄂豫边区党委负责。
豫中会战结束，长衡会战打响，中共对发展河南的态度日渐明朗。6月23日，负责华中工作的刘少奇、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五师师长李先念、郑位三，正式发出发展河南的指示，但因日军尚未大举进攻湖北、河南一带的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因此五师目前只宜为发展河南做准备，新四军第四师亦暂不进入河南，五师鄂南部队则应向南推进。7月1日，鄂豫边区党委在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召开党政军各级主要领导参加的白果树湾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会上围绕未来方针产生争论。郑位三与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等人坚持“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个别人主张以发展为主，甚至不惜“倾巢而出”。由于郑位三此时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尽管李先念相对倾向于发展，但最终包括他在内的其他各级领导大多支持郑位三的看法，确立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进军河南、湘鄂赣为辅”的方针。
7月3日，郑位三、李先念、五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有时写作“任质彬”）、陈少敏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与刘少奇、陈毅，汇报扩大会议决定的方针与发展河南的困难：边区货币已贬值到1/3，少了4个月的给养，而河南难以解决财政问题；抽调力量将导致已有主要地区放弃；缺乏在河南的统战关系与建立地方武装的干部。进而提出“中央多调别的力量，少指望我们”，决定仅组织七个连在豫南的信阳县、罗山县发展。7月6日，华中局复电称主力部队“尚不宜过早挺进，以免过分刺激国民党”，指示五师目前主要应向河南派遣地方干部并以便衣武装与游击队作掩护。尽管复电事实上认可扩大会议的决定，但仍强调“必须准备一定主力，以便时机一旦成熟，即可出动”，之后中央也复电赞成五师的方针与部署，并答应派100多名中高级干部支援五师建设已有的根据地，以便五师抽调干部发展河南。
由于华中局与李先念等人的敦促、建议，以及八路军南下、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日益明确，五师在出兵上趋于积极。7月26日，五师致电中央、华中局，称情报显示叶县、舞阳县（均位于路西，即豫中）、西华县（位于路东，即豫东）以北国民党政权与军队崩溃，发展豫中、豫东的机会很大，但豫南的平汉路东、西两侧，二三十公里外尚存较多国民党军，且基本上“政权完整，统治尚严”。于是五师计划以信阳县、罗山县为基地，派出约20个县级以上的地方干部与两个军区团（地方武装，共1000人）。同时以一两个连经由汝南县、正阳县、确山县、信阳县一带，两个月内抵达舞阳县迎接南下的八路军，进而谋划向豫东等地发展，并在沿途建立地方政权与武装。中央同意了这个计划。因为豫南形势于五师发展河南不利，出兵决策也难以大幅调整。总体来看，五师出兵的主要顾虑是国民党军的阻挠与根据地不够巩固。
至1944年底，五师在鄂南的进展十分有限，毕竟这只会加剧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分头向河南、湖南两个方向发展，非五师一己之力可以做到，于是，五师多次请求中央派三个团南下与五师会合，以便发展河南、湖南。中央最后答应派出南下支队南下，要求五师不用派太多兵力南下，并同意五师分配四个团的主力部队保卫大悟山，亦即支持五师巩固原有根据地。
（三）与南下支队会师后的调整
1945年1月，南下支队与五师会师。因为南下支队的目标是湘粤，同时自身力量不足，故未留下太多干部与部队协助五师发展河南，但五师终于不再是孤军作战。2月5日，南下支队与五师致电中央，将五师的方针改成以发展为主，着重发展鄂南，请求中央继续派部队与干部南下，以及由河南人民抗日军接管信阳县以北的发展工作并打通与五师的联系，也就是将发展豫中的职责交给河南人民抗日军。2月11日，中央复电认可两军的部署与请求，但提醒说河南人民抗日军南下尚需时日，因为刚得到胡宗南致蒋介石的密电，国民党军决心孤注一掷进攻豫西。此次决策转变，主要是服务于南下支队发展华南的需要，但发展河南同样离不开五师，所以又可能迎来新的决策转变。
3月，豫西鄂北会战爆发，给中共发展河南以新的契机。于是，李先念率3000人北上，不久就恢复了以前的根据地，如豫西南的四望山、鄂中的白兆山。与此同时，河南人民抗日军亦决定借此机会向西南发展伏牛山，请求五师派两个主力团北上，但因为五师“兵力分散已达极点”而作罢。5月，因桂系军队有进攻大悟山的迹象，李先念率一部主力返回，刚刚恢复的白兆山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军完全夺去，五师被迫基本暂停以发展为主的方针。
路东的情况类似。国民党军第十战区（下辖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策应豫西鄂北会战的作战计划中，仍部署军队防遏中共，阻碍五师北上河南的路东部队（五师发展河南的部队，大致可分为路东与路西，没有固定名称，本文分别简称为“路东部队”和“路西部队”）发展。新四军第四师同样因国民党军、伪军牵制，无法独立发展水东（改道后的黄河以东）地区并与五师会师。因此，至抗战结束前，“绾毂中原”的目标仍未达到，五师主要的成就是恢复了豫西南的根据地，在豫中的发展相对有限。
五师因遭日伪军、国民党军夹击，不仅军事上受束缚，且财政困难，干部训练亦难以开展。财政方面，郑位三曾指出“我们经济斗争搞不过敌顽……使民众向敌顽妥协”。具体而言，1944年鄂豫边区遭遇大旱，五师冬衣无法解决。至年底，五师预测翌年春的收入将不敷所需之1/4，财政较出兵前益形支绌，几乎是新四军各部中困难最大的部队。干部方面，五师与鄂豫边区的干部“文化理论水平低，成分新，复杂”，且缺少河南本地人。1944年约有40个团级以上干部因患病而难以工作。
总之，执行向南发展战略的五师，在巩固与发展间难以定夺；定了发展之后，在方向与力度上也举棋不定。究其原因，外在因素有南下支队到来、日军再度大举进攻与国民党军牵制，内在因素有财政、干部方面的短板。五师处境困难，需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因而中央对五师只有一般性指示，没有十分具体的要求，基本尊重五师的决定。五师虽未完成“绾毂中原”的任务，但一次次决策转变未必不是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合理选择。
（一）国民党军在河南的实力与对中共的态度
有研究者认为,豫湘桂战役爆发前的1942、1943两年，湖北的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本质上是“防御性”和“反应性”的，对中共作战则是“进攻性”的，因而投入更多部队。1944年2月，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辖河南、安徽一部）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自称“对抗战并不担心，而对‘匪’，实夜不安枕”，足见国民党军对中共发展的戒惧。
豫中会战日军除了打通平汉路，也进占了豫西的洛阳一带。豫中会战结束时，路西的豫西南未受日军进攻，往北两军沿嵩县、伊阳县、鲁山县、叶县、舞阳县一线对峙，亦即五师、河南人民抗日军准备发展的豫中、豫西一带，为了拱卫老河口机场等要地，路西国民党军众多，即便是靠近平汉路，离日军威胁更近的叶县、舞阳县一带仍有一个军驻守；路东非此役日军的进攻重点，除了汝南、上蔡等县城被侵占，西华县、鹿邑县、亳县以南，正阳县、新蔡县、凤台县以北，向东延伸到安徽省的蚌埠镇为国民党军的路东游击区，该区河南部分主要有2个挺进军、5个师；路东游击区以南与豫西南，除了国民党军第一、八战区的军队，主要是长期与五师为敌的第五战区的军队，第五战区1945年1月有兵力20多万。另据中共统计，豫中会战后，威胁新四军第五、七师（新四军第七师活动于安徽的长江沿岸，兵力与辖境远小于五师）的国民党军第五、六、九战区的兵力约为30万，是五师发展河南的后顾之忧。李先念后来指出，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军的实力比想象中要强，这一点从以上国民党军在河南的部署即可看出。
由此来看，此时的河南形势未必利于五师发展。纵因豫中会战，国民党军从叶县、舞阳县、西华县以北退出，赋予五师发展空间，但五师首先需要突破豫西南、豫东南未受日军侵占且国民党军控制严密的区域，再进入国民党军与日军对峙的夹缝（如叶县、舞阳县）活动，困难重重。且决策出兵时，五师的计划被国民党军侦知。1944年7月1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电蒋介石，称五师决议派兵经由信阳县、应山县北进，与河南、安徽的中共根据地打通联系。不过此时国共关系未完全破裂，国民党并没有做出十分激烈的反应。中共亦指出发展河南“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也就是在国民党军与日军间的缝隙发展，对李品仙（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等国民党军占领区，不应主动楔入。当然这仍会刺激国民党军（抗战全面爆发之初，蒋介石即指出要提防中共在国民党军与日军对峙间的空隙发展），但难以引起较大冲突。简言之，国共均力求发展，但不能因此导致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活跃于路东汝南县、正阳县、遂平县、确山县一带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靠近平汉路，是五师发展河南的首要对手。该部在豫中会战后大力扩军、编并地方武装并捕杀中共党员与同情中共的人。但是，豫南挺进军既紧邻五师，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与五师之间又非绝对的敌对关系，若无豫湘桂战役，该部本可能被国民党军嫡系部队吞并，故而与国民党军嫡系军队颇有嫌隙。同时，豫南挺进军内派系林立，该部总指挥张轸真正掌控的部队甚少，与五师亦有一定的统战关系，有不积极“反共”的默契。该部离五师最近的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主官程耀德还是中共特别党员。尽管此时国民党军在河南仍有相当实力，但五师也有一定发展空间，只是这种发展空间取决于统战关系与对手的内部矛盾，难以放手发展。
（二）五师出兵河南后国民党军的牵制
7月初决策出兵河南的扩大会议召开后，五师组织了1000余人的豫南游击兵团，由十三旅副旅长黄林任指挥长。7月29日，先遣部队北渡淮河，进入正阳县、确山县、信阳县一带开展工作，不久即遭到豫南挺进军进攻。8月下旬，黄林率主力赴淮北与先遣部队汇合，29日于胡冲店消灭正阳县的地方武装，豫南挺进军则主动后撤。此战被认为揭开了五师发展河南的序幕，因为五师计划若此战不顺，就只留下两个连在淮北分散游击。此时站稳脚跟便有利于五师继续挺进——路东日军只在正阳、汝南、上蔡、确山等县县城与个别重要市镇有据点，唯一的集团性伪军刚被日军缴械，平汉路以东二三十公里内因日军频繁“扫荡”，所以国民党正规军不敢驻军，有利于五师在此发展。此战由于五师与国民党军众多人员有统战关系，故而事先探知对方部署，并使其一部阵前起义。程耀德部因与正阳县的地方武装不和，坐视后者被消灭，同时充当了豫南挺进军下辖其他纵队与五师间的屏障。此战可看作五师出兵河南期间，运用统一战线，在各股势力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典型事例。
胡冲店之战前后，豫南游击兵团活动在路东的豫南汝南县、正阳县一线以西宽二三十公里、长100余公里的狭长走廊地带，豫南挺进军对其形成合围态势。于是，五师计划豫南游击兵团在走廊地带分散游击，派一个营穿过平汉路进入叶县、舞阳县等地，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9月5日，李品仙命令豫南挺进军与第五十一军将作战重心从袭扰日军转为肃清五师北上部队，“务达彻底歼灭之目的”。然而此时国民党军的部队皆准备休整，程耀德部再度主动后撤，因此这场作战对豫南游击兵团没太大影响。
9月20日前后，黄林率部突破平汉路进入路西。由于国民党正规军不敢在平汉路附近驻军，所以五师避免了与国民党正规军的战斗。汤恩伯此前致电蒋介石，指出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可能在平汉路、津浦路间会师，故豫东部队不宜他调。同时日军基本占领路东所有县城，相形之下，路西的空隙更多。于是，五师路西部队留下一部在泌阳县、确山县一带发展，主力北进叶县、舞阳县；路东部队停止向北发展。然而，路西的国民党军仍为数不少，路西部队向北发展途中，遭到数股国民党军围攻，不得不一路化装躲避，于10月底到达舞阳县一带。
豫湘桂战役后，直到抗战胜利，除了发生在豫西南的豫西鄂北会战外，湖北、河南一带国民党军与日军基本没有大的冲突。因此，国民党军得以把力量集中在限制中共发展上。1945年4月，蒋介石要求各战区7月底前“彻底剿除”辖区内的中共军队。在此背景下，五师不仅向外发展受限，已有的根据地也时常面临国民党军与日伪军的威胁。国民党军即便在对日作战时，对中共的敌意也未减退。桂系军队1944年4月开始持续袭击信阳县、孝感县等地的日军，途经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即计划“彻底铲除其根据地”，于是作战期间几度进攻大悟山并造成较大杀伤。豫南游击兵团刚组建时兵力有限，就与桂系军队对五师的牵制有直接关系。
有学者认为，因为华北、华东大片国土失陷，国共间在地理上有相当距离，因此两党处于“僵局博弈”而非“全赢博弈”时期，即关系不会彻底破裂。五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特别靠近国民党军，因此更接近“全赢博弈”，即更易发生冲突，哪怕是有相当统战关系的豫南挺进军，也多次进攻五师。五师既然难以在国民党军的防区内发展，就只能在国民党军与日军对峙的战线周围寻求发展空间，这既合乎中央的指示，又是现实使然。这样一来，叶县、舞阳县一带暂时是五师发展的终点，也是重心，如果顺利，将在此对地方势力展开工作，建立根据地。但国民党军与日军给五师留出的空间狭小，同时国民党军日益提防中共，因此五师在此很难获得较大发展。
（一）统战地方势力始末
中共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只靠外来部队，亦须统战有一致目标的地方势力，攘除敌对的地方势力，进而推进根据地建设。豫中会战后，中共发展河南的重要前提是“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但此时的河南却不同于抗战初期的华北，国民党军的控制要严密得多，五师出兵河南前已注意到这一情况。河南人民抗日军亦指出，“没有一块地方空隙，给我们创立根据地，这是与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不同的……国民党在河南统治，主要依靠地方封建势力。这种地方势力大部对我们是抗拒的态度……国民党在河南保甲制度甚严”。
五师发展豫中的困难尤能体现国民党军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五师到达叶县、舞阳县之前，由于得到豫中特委书记的报告，称当地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有五六千条枪，可以迅速归队，所以到达后先与当地游击队首领贾文轩、舞阳县党组织负责人贾增重（贾文轩族弟，以下合称“二贾”）联系。然而旋即发现二贾等当地党员，许多是自首分子且无意归附。总体而言，“该地土顽多，敌顽力量强”，自首党员领导的武装则“胆子小……对我挺进部队战争毫无帮助”。于是，五师决定路西部队在已占地区发展两个月后再北上。不久后，由于遭受当地国民党武装张茨山（一作“张慈山”）部与日伪军夹攻，路西部队撤出叶县、舞阳县，在其以南的嵖岈山一带活动。
接下来，路西部队只能对豫中的地方武装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叶县此前长期是汤恩伯部司令部的所在地，因此叶县、舞阳县一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管控甚严。国民党军溃退后，中共地下党员与此前被关押、管制的党员（包括自首党员）以国民党名义组织地方武装。此前这些部队已由五师派出本地干部联络，但直到五师北上部队来到叶县、舞阳县后，收效一直不大，这与这些部队大多隶属于方宝动员区抗日游击纵队（依靠舞阳县的国民党政权，主官张茨山）不无关系。1945年初，该部对日作战失利，张茨山退隐，一部分人溃散或被伪军、国民党军收编，其余逐渐被中共地下党员效信趁与其他自首党员控制。不过因为成分复杂，效信趁无法掌握整支部队。于是，豫西鄂北会战爆发后，五师以整训备战名义从这些部队中拉出两个大队，整编为五师控制的叶舞支队，仍在嵖岈山一带活动。贾文轩部因倾向国民党，未被整编。
随着路西部队的发展与五师不断增援，二贾等杂色武装陆续归附五师，然而不久就叛逃，甚至用从五师学到的夜战战术进攻五师。同时，尽管国民党舞阳县政府公署一度几乎被五师攻破，县长出逃，但舞阳县的国民党政权仍拒绝与五师谈判，其他杂色武装即便一时归附，本质上依然三心二意，毕竟国民党军在河南仍有相当实力。抗战胜利前夕，叶舞支队等五师在豫中的部队北上与河南人民抗日军合并，后者对叶舞支队的主要领导人皆隔离审查，并敉平叛乱，实现对该部的完全控制。
（二）河南的区域特性
前已述及，相对路东，路西提供给五师的发展空间更大。叶县、舞阳县虽然沦陷，伪军势力却不大，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势力的强大有碍日伪军控制此地。地方势力的强大同样阻碍中共发展。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来指出，河南的地方势力“有长期应付南北战争的经验，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最善于应付上层，最善于控制群众，就是工农群众也看过多次朝代变换，不看准确绝不轻易表示态度”。陈毅则指出：“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就此时的五师而言，许多政治色彩不浓的地方武装固守村寨，拒绝支持甚至主动进攻五师，遑论被收编。即便暂时接受五师，如陈毅所说，他们“最熟悉改朝不换国那一套，即拥你为王，下面得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也是进一步建立政权的极大障碍。
当地党组织薄弱也是中共部队向河南等地发展面临的困难。河南人民抗日军发展豫西时，注意到“河南党所残存的组织很少，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军队创造”。南下支队亦在湘鄂赣发现“由于国特统治严密（保甲长、小学教员、大部知识青年都是党员或团员，各乡设有情报站），所以内战时党的组织全部被破击，因此到一个新地区很少来找党的”。五师面临的局面更复杂。出兵河南前，豫中的自首党员请求五师北上，五师认为他们“无甚好心”。五师的考虑不无道理，这些自首党员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尚好时加入中共，国共关系恶化即向国民党自首，现在又可以在国民党支持下建立武装，说明这些人本质上是在地方上有丰厚资源的权势者，如五师所说，“都是地主、民团团长等”，会因不同的政治形势而有不同的选择，为自己多准备出路。
自首党员如二贾等人，起初以国民党名义抗战，同时对五师敷衍。后来因上级命令他们进攻五师而难以继续中立，便借着日伪军对五师的攻势，夹击五师。哪怕是未曾自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如效信趁，也有所顾忌而未全力支持五师——他不仅长期在国民党政权内任职，五师挺进豫中后，也仍以国民党名义进行游击战，与日军也有一定联系，甚至1949年后仍被国民党认定为坚贞党员。
即便这些人不是地方上的权势者，但曾自首或经历过革命暂时失败，难免不会对政治上的抉择更谨慎且投机。若要他们真心拥护中共，先决条件就是中共在当地占据优势，否则难免依附其他势力。如五师的李人林所言：“蒋介石兵力占绝对优势，社会基础也比我强，因鄂豫人民遭受两次革命失败，不敢公开支持我。”哪怕是五师建设数年的核心区礼山县（今大悟县，苏维埃革命时期属于鄂豫皖苏区），也有群众因为之前红军撤出后遭到国民党报复，在政治上不敢接近五师。因此，五师发展豫中基本是另起炉灶,在本地缺少坚实依托。类似的是，南下支队进入湘北时，亦发现当地党员担心若中共不在此长期驻军，一旦中共军队离开，自己即可能遭国民党镇压，故而不敢公开为中共工作。
与豫中不同，抗战胜利前五师发展豫南较顺利。如前所述，主要因为豫西鄂北会战爆发，李先念率主力部队进入，因此发展豫南有更坚实的军事支撑。同时，与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叶县、舞阳县不同，豫南地区长期有五师游击队活动，故而在国民党政权内任职的地方士绅此前对五师活动就视若无睹，遑论五师正规军挺进后。
在河南这一中共力量不强的地域，统战工作有相当的必要性，但若不与武力结合，也不具可持续性。就豫中与豫南的对比来看，要在新的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主力部队、地方势力与本土党员的支持虽非缺一不可，也都十分重要。叶县、舞阳县一带，既无本地党员大力支持，主力部队也不够，同时地方势力、敌对力量强大，因此对地方势力工作的成果有限，进而制约了“绾毂中原”战略任务的落实。
豫湘桂战役是中共发展的机会这一认识离不开两个前提，即国民党军失去对敌后的实际控制与政治影响，地方势力出现分化进而支持中共。如拉里（Diana Lary）认为，1944、1945年是国共力量消长的转折点，“战争中社会的毁坏与紊乱为中共提供养分。旧日精英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部分财富与威望，被真正‘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战后的中国不再像战前一样为地方势力所分割，辛亥革命后严重阻碍国家统一的地方主义成为抗战的牺牲品”。然而，五师的情况证明：此时河南的地方势力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为国民党军在敌后仍保持相当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地方势力较难融入中共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仍有一定信心，导致五师发展河南举步维艰。
豫湘桂战役被认为是中共发展的机会，与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不无关系。陈毅如此总结抗战期间中共发展的经验：“敌后的宽广农村，敌伪间的矛盾，敌寇兵力分散，兵力不足，形成极大的空隙。这一空隙便利我们力量的生长和强大，这是一种极大的优点，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优点，这是抗日民族战争中创造出的优点，我党我军利用了这一优点所以把自己发展了。”不过，空隙的大小具有阶段性。陈毅指出，抗战初期的敌后，土匪等杂色武装很多，伪军很少，国民党军如李品仙的桂系军队尚未组织起来，日军亦忙于进攻而无暇“扫荡”，因此当时的敌后利于中共发展。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军与日军均加强了对中共的提防与进攻。所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总结说：“相持阶段中建立根据地，比之抗战初期要较为困难，没有过去那样迅速顺畅。”
空隙的大小也具有地域性。如中央在五师出兵河南之前所说，“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中原民性素强，地主武装势力亦大”，后来河南的实际情况正如中共预想，国民党军势力尚在，地方势力对中共抵拒，影响了五师的发展。
客观上的发展空隙或大或小，中共自身的发展潜力也有大有小，表现为巩固与发展间的矛盾。这几乎是所有中共根据地、军队面临的问题。作为重视群众工作、组织建设的政党，中共必然重视巩固，但1944年日军的颓势逐渐表露，发展的机会不可错过。五师因其所处环境特殊，使该矛盾显得格外突出。五师若集中力量巩固，则不易完成既定战略；若大力向外发展，则难以维持固有根据地，并可能招致国民党军进攻；如果为此失去已有根据地，五师的战略地位将下降，即便形式上部分完成既定战略，收效也会大打折扣。故而五师总体上更倾向固守既有根据地，在南下支队到来及豫西鄂北会战爆发后才真正增加发展力度。
豫湘桂战役未使五师固有的恶劣生存环境有较大改观，五师也未能借机完成庞大的向南发展战略。因此，中共在战后完全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1946年，五师及其他南下部队被迫突围北上，蒙受较大损失，标志全面内战的开始，可见豫湘桂战役对于国共军事上的转折点意义有限。但不可否认，此役对国共整体力量的消长而言，依然具备一定的转折点意义。中共于1944年底曾指出，豫湘桂战役爆发以来，“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虽然对此有学者认为“几乎平衡的估计显然过高”，但反映了此时中共的昂扬斗志。
国民党则截然相反。豫中会战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基本对国民党在河南的前景十分悲观，汤恩伯认为“豫必混乱，结果为‘奸党’掌握”。抗战时期的中共“具备了迎难而上，利用和制造裂缝的勇气”，即便预料到发展河南会遇到许多困难，仍然积极出兵，对河南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这两种判断看似矛盾，实则是中共决策的常态，毕竟熟稔辩证法的中共领导人常常秉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对中共来说，此时的河南尽管复杂，但收复失地的机会不容错过。五师的发展虽不及预期，还是楔入强敌的夹缝间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经历豫湘桂战役的国民党，声望与实力皆每况愈下。格于当时的环境与形势，五师未能完全改变河南的国共力量对比，但其积极进取的精神造成的影响更大，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亦是影响历史运动不可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