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圣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内容提要
1973年以来的台湾抗战史研究，深受世变的影响，概略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政策推动，研究起步”，自1973年起，由于官方开始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随之开展。第二阶段“政府开放，多元发展”，1988年前后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经20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政治禁忌解除、档案开放及更多学人的投入，抗战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第三阶段“官方领导，研究结集”，2008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一度沉寂的抗战史研究在官方提倡之下达到巅峰，“国史馆”集结台湾学者所论，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里程碑。第四阶段“主题计划，共同研究”，自2016年迄今，官方提倡不再，民间维持着抗战史料的出版与学术活动，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借主题计划与共同研究，继续推进抗战史研究。
关键词：抗日战争 “国史馆” 党史会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湾学界
知名历史学家沈刚伯针对世变与史学的关系指出：“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亦即，每一个新时代必有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学，新观念成为新史书中的各种重点。有了新的历史重心，当然对旧史料会有新的解释、新的组合和新的价值。原来所认为史事上的因果关系，现在也许要找出新的线索和新的影响，有时还感觉到旧史料不够用，而必须发掘新史料。
近50年来，台湾局势正可说是世变愈急。20世纪90年代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民主化加深，经济发展，社会愈趋开放。进入21世纪，中国国民党结束在台湾55年的执政，民进党上台，大幅推动本土化政策。2008年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深化两岸交流。2016年民进党再一次取代中国国民党，并掌握民意代表机关“立法院”，“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开始清算中国国民党党产，并且更为绵密地推动其本土化政策。
上述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看似与史学无关，其实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抗战史研究。盖过去台湾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主体、地域在大陆，时间在1937—1945年（或1931—1945年）。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虽亦有抗日活动，作为“台湾光复”亦属抗战史一环，终究非研究主轴。当台湾主体性的观念兴起，台湾作为陪衬的抗战史研究，其重要性自然有所松动。因此，曾亲历抗战的中国国民党执政，和与这段历史毫无渊源的民进党执政，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与投入的研究资源，相应有着巨大差别。
受到世变的影响，近50年来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或可划分为1973—1988年、1988—2008年、2008—2016年、2016年迄今四个阶段做分析探讨。本文依序考察不同时段世变与史学之关系，注意研究机构与大学及学术领导人的作用，探析其间开发的研究领域与新史料，复分析重点研究计划与学人论著的内容，由大至小地呈现1973年以来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整体图像。
台湾知名历史学者李云汉认为，至少在1988年，台湾学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以史料的发掘和刊布为主，严正的史学著作尚系少数。
1988年的台湾是什么时代？该年1月，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去世，结束蒋家在台近40年的统治。随着蒋去世前一年的解严，是年1月的解除报禁及其他民主化措施的展开，台湾无疑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代的史学建基于过去的积累，即李云汉说的起步阶段的积累。其实，作为起步阶段参与者的李云汉，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学者，也是继起许多抗战史学者的师长。本文首先述论包括李云汉成果在内的起步阶段的抗战史研究，作为近50年来台湾抗战史研究发展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仍与日本政界右派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对日每多采取低姿态。学术界由于档案资料的不易取得和政治环境的限制，极少有人研究抗战史。民间若有进行反日纪念活动，则会遭政府阻碍。其实，不仅抗战史如此，即便民国史研究，政府都不鼓励。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大陆开始修中华民国史，为争取历史诠释权，台湾官方态度有大幅转变。尤其是1973年将“中国现代史”列为大专学校必修课程，各研究机构及史料典藏机构对民国史研究加以提倡，参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遂逐渐增多。
首开抗战史研究先河者，或可推梁敬錞。梁氏本擅法学，后从事财税工作，1949年后赴美，始从事现代史研究。他以抗战时期的外交为研究方向，著有《开罗会议与中国》，于香港出版，营销台湾，极受欢迎，论者谓“对抗战史有关问题进行学术性研究的风气，因而开创”。梁氏后来获蒋介石特许，查考蒋从政历程之《大溪档案》，对比大量英文资料，出版《史迪威事件》，批驳西方学界对战时国民政府的指摘，亦属当时代表性研究著作。
或是受到梁敬錞的影响，吴相湘等学者一度有组织现代史研究会的倡议，吴个人出版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其实，吴氏抗战时作为薛岳司令长官部的幕僚，已有战史编辑经验。此际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参考大量中外文史料，观照1931—1945年中日之间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学术等各方面，力求均衡、深入浅出，是当时台湾的第一部中日战争综合全史，出版后甚获好评。
个人研究若无机构的支持，资源有限，相关研究难有质与量的延续性发展。台湾主要民国史研究或史料典藏机构，当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国史馆”，他们也可说是抗战史研究的主要推动机构。
党史会是台湾民主化以前具相当权威的史政机构，其优势在典藏大量中国国民党档案史料。该会主要工作是党史史料的搜集、典藏、编纂、审订和展览，不重视专题研究，但其工作人员，由于接触史料之便，亦有做专题研究者，较有成就者为蒋永敬与李云汉。党史会史料编纂成果更是对抗战史研究的推进有着相当作用，如《革命文献》《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等，尤要者当属《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出版的背景，系大陆改革开放后对台湾统战工作的开展。为彰显中华民国的历史，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推动大规模的史料编辑工作，并先从对日抗战一段展开，共成7编，即第一编“绪编”、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三编“战时外交”、第四编“战时建设”、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第六编“魁儡组织”、第七编“战时中国”。编采以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决策阶段之原始资料为主，有时兼采记述、报告及有关学术论著，所收为数甚多与蒋介石相关的档案《大溪档案》（书中称“《总统府机要档案》”）尤为重要，是该档案首次被选择性公布，为研究高层决策的关键史料。
“国史馆”是另一重要史政机构，典藏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等档案，并出版史料汇编。例如编纂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以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为前编，以全面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为后编，出版了《长城战役》《东北义勇军》《台儿庄会战》三书。
“国史馆”、党史会不仅在史料出版工作上颇有建树，对学术研究亦有推展。两机构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本就相互支持，“国史馆”馆长与党史会主任委员常为同一人。1969年，时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兼“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推动两机构共同成立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以促进台湾的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并联系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历史学者，提供中国现代史研究与编纂上的必要服务。研究中心设于“国史馆”内，史料及设备均由党史会提供。
研究中心实际负责人是李云汉，由吕芳上负责史料管理及接待工作。初期原有志建立宏大的国民革命史料馆，发展成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成为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近史所鼎足而三的史学研究重镇，结果受到经费、人事等限制，并未果行。不过，自1970年起，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讨论会100余次，陆续出版《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23册，抗战史研究自包括在内。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也是研究中心的成果。研究中心的活动于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具“开风气之先”的称誉，促进了各史政机构、各校历史研究所及历史学会之间的情感与交流。
党史会、“国史馆”之外，近史所为台湾另一近现代史研究重镇，与前二者史政机构的性质不同，该所系纯学术研究机构。近史所于1955年成立筹备处，1965年正式设所。初将研究范围定为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80年代以召开大型学术会议的方式，将研究范围向后推展至20世纪40年代，抗战史遂包括在内。近史所主动与党史会、“国史馆”合作交流，如吕芳上原为党史会总干事，深受主任委员秦孝仪提拔，近史所所长吕实强特别和秦沟通，让吕芳上转到近史所工作。又如，党史会、“国史馆”等机构党政气氛较浓，学人或避之唯恐不及，近史所作为台湾中国近现代史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主动接洽开发史料，并合作开会、编书。
由于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及史料的益趋开放，学界对研究抗战史的兴趣大为提高，研究成果随之增加，青年学者投入者亦增多。而让更多新人进入抗战史研究，毋宁须从硕博士的培养展开。是时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设历史研究所博士班。1987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亦设立博士班，研究方向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渐成台湾抗战史学者最重要的培育基地。其民国史（抗战史）师资主要有蒋永敬、李云汉、胡春惠、林能士、吕芳上等，与党史会系统有些渊源。研究特色系基于扎实史料之上做实证研究，并且对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较能同情理解。
于前述研究与史料典藏机构基础之上，李云汉等学人续有成果出版，如李著《卢沟桥事变》，运用大量政府档案，梳理抗战爆发的来龙去脉；与李齐名的党史会出身学人蒋永敬亦陆续撰写多篇抗战史论文，结集为《革命与抗战史事》；另一位党史会出身学人胡春惠根据原始文献，探讨中国援韩政策及战时的韩国在华临时政府，出版《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
“国史馆”方面，早先有简笙簧研究抗战交通史，撰有《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与抗战的关系》《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王正华以美、苏、德、英、法为核心，探讨战时国民政府获取军援的性质与过程，撰有《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另有迟景德运用“国史馆”藏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等，撰写了《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
近史所亦有诸多学人投入抗战史研究。谢国兴注意到黄郛在战前华北中日交涉中的重要角色，撰有《黄郛与华北政局》；刘凤翰擅长军事史，集结多篇抗战军事史论文，出版《抗日战争史论集：纪念抗战五十周年》，其后整理战斗序列等资料，出版《战前的陆军整编：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抗战期间国军扩展与作战》等。
从抗战史研究起步阶段之概述，可见这个起步并非空虚，具有扎实的学术传承与史料基础。此后，台湾进入后解严时代，此时期的学术有巨大变化，可称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论者谓民主化过程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言论思想的自由、意识形态的去除及历史资料的开放。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而言，革命史观不再，中国近现代史不必等同于国民革命史，也不等同于国民党史。显著的变化是，对近代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持续研究与发掘不同立场的历史问题，中共党史与台湾史研究的禁区因此解除。
若说李云汉、蒋永敬等为抗战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那么到了后解严时代，其研究续有成果。李云汉完成首部中国国民党全史《中国国民党史述》，其第3编“训政建设与安内攘外”多与抗战相关。转至政治大学历史学系（以下简称“政大历史系”）任教的蒋永敬，结集多篇抗战新论出版《抗战史论》。近史所学人张玉法获选为中研院院士，研究成果甚受赞誉，著有《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等文，其《中华民国史稿》一书，10章中以3章篇幅叙述抗战史。近史所陈三井对中法关系素有研究，撰有《法国华侨与对日抗战》《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等文。另一位近史所学人李恩涵关注日本战争暴行，发表数篇论文结集为《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
此际，第二代学者继之而起，传承前辈研究，在抗战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与文化等层面皆有扎实论著。
政治方面，刘维开撰有《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运用大量一手史料，铺陈国民政府自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之间，如何因应变局，维持国家生存。许育铭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探讨全面抗战前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的缘起与过程，循对日问题为主线，论述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经过。王良卿撰《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探讨抗战初期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始末，对其中派系纠葛的分析颇为深刻。周美华撰有《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论旨与刘维开书有相近之处，并大量利用刚开放的《大溪档案》等史料。
外交方面，陈立文撰有《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宋子文专档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等史料，分析宋子文外交工作之功过及中国战时外交的得失。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运用丰富的原始档案，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与国际联盟进行政治议题以外的互动，论述时间横跨抗战时期。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大量运用《大溪档案》探讨战前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尤其着重外交与内政、中央与地方、派系与人事、政策与执行之纠葛。
经济方面，当时台湾经济高度发展，企业史、经济史吸引学人的兴趣，加上师承与史料开放，涌现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林美莉撰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探讨抗战时期中日间于华北、华中及华南的货币战并分析国共政权间的货币战。何思瞇撰有《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1941—1945）》，探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加强物资统制、增加财政收入及对日进行经济作战，推行专卖事业之情形。侯坤宏撰有《抗战时期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探讨战时财税体制运作的功过得失，并从财政史的角度，分析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填补过去抗战史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侯著之后，林美莉亦以直接税为题，著有《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书中论及抗战期间直接税的发展与限制、战争下的税政变化等议题。
教育、思想与文化方面，潘光哲撰《郭沫若与〈甲申三百年祭〉》，从政治、学术、思想等角度诠释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影响。胡国台撰有《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分析抗战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教育拯救措施，以及战争动员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林桶法撰《抗战胜利纪念的活动与诠释——九三军人节的观察》，以九三军人节为中心，探讨纪念活动与政治间的关系。
抗战史研究的深化，与此际更多史料的开放和出版息息相关，如党史会原仅开放1927年以前之档案，1994年宣布对学术界开放1961年以前之史料及档案，并且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又如，“国史馆”陆续出版《抗战时期专卖史料》《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史料》《抗战时期我国留学教育史料·各省考选留学生》《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而尤要者当属《大溪档案》移转至“国史馆”，经过整理对外开放，原本不易接近的关键史料自此面向学界，海内外学者趋之若鹜。“国史馆”、党史馆、近史所等档案馆皆位于台北，近现代史相关各大图书馆如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也在此地，台湾学界可以说拥有雄厚的史料图书优势。
是时，本土化的趋势相当明显，将抗战与台湾结合的研究亦显增多，如吕芳上撰《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抗战与台湾光复》；林德政撰《光复前台籍抗日志士在闽粤的活动》；刘凤翰撰《日军在台湾：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军事措施与主要活动》；王政文撰《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
同样受世变影响，民主化后思想解放，学界对中国国民党以外政治团体的活动，乃至妇女与抗战，亦有较多论述。举要如吕芳上著《抗战时期的女权论辩》《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等文，对抗战妇女的权利、家庭生活有深入的学术讨论。又如梁惠锦《抗战前后的妇女运动》，全面梳理抗战前后的妇女政策、妇女团体与工作。再如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分析伪军产生的原因，伪军从抗战至战后如何游移于国民政府、中共、日本之间获取利益，战后又如何在国共两强的竞逐下生存并最终瓦解。李盈慧则撰有《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探讨战时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呈现世界各地华侨抗日或依附日本、拥护国民政府或汪伪政权的复杂景象。
建基于史料的抗战历史事实铺陈渐趋完善之际，历史解释也推陈出新，这可从军事史、中共党史研究举要说明。抗战军事史因为军事机密的关系，档案颇不开放，最早的研究仅能由军方进行，学界研究展开较晚。军方作为官方研究，无可避免地对战时中国国民党军有较高评价，思想限制较大，许多军事细节无法深入。近史所的张瑞德原以经济史、交通史为主要研究课题，后转而研治军事史，突破传统，提倡“新军事史”，也就是将战争与社会结合。其所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不是研究国民党军作战的丰功伟业或惨烈牺牲，而是实际考察国军官兵的人事、军系、生活实况，不避讳探讨官兵的训练缺乏、吃空缺、开小差等情形。此一研究在台湾超前时代、独树一格，在近30年后的今日，仍为该领域代表性著作。
另一个能够突破军方军事史解释的研究，为李君山所撰《为政略殉：论抗战初期京沪地区作战》一书。此前论述淞沪会战以军方蒋纬国的《抗日御侮》影响最大，强调国民党军引敌南下的作为，肯定蒋介石在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李书重新探究相关议题，文字浅白易读，分析层次分明，凸显蒋介石的政略对京沪作战的深刻影响，超越军方条条框框的既有论述。
中共党史方面，西安事变是国共关系史上的关键事件，素为论者所关注，如李云汉曾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书末并附有相关史料。又如刘维开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之研究》《宋子文与西安事变之善后》等文。“国史馆”的朱文原则编有《西安事变史料》，系统性整理了台湾所藏西安事变史料。其他研究主题，如翟志成针对抗战初期中共的重要作战平型关之役，撰有《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平型关大捷”的建构与解构》，深入考究该作战的实况、宣传与历史记忆。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一书，论述中共在河北的革命活动，所论时间较长，抗战时期也包括在内。
最具开创性者，当属陈永发的研究，其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于近史所工作，曾运用大量“法务部”调查局（前身即“中统局”）的档案，著有专书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延安的阴影》。前者以丰富的史实，不预设理论立场，探讨抗战期间中共的崛起；后者分析延安整风、审干及肃反的历史，重新理解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 Selden）提出的“延安模式”。尔后还出版有《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从革命夺权到告别革命》，颇获学界重视。
中日战争系20世纪极大规模的战争，影响广泛，相关研究在学术上本有其价值，一定的机构或学人投入是属自然。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发展与政府的提倡亦不脱关系。抗战史作为中国国民党史上重要的一环，不少政府中人或其父辈亲历这段历史，又为了与大陆竞争历史诠释权，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提倡抗战史研究可以想见。政府曾明定中国近现代史为大学必修课程，并为修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提供相对丰厚的奖学金，这都有助研究的奠基与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本身的历史逐渐受到重视，对在大陆的那段历史则渐感疏远。2000年政党轮替，提倡本土化的民进党上台，抗战史研究遭遇低潮。
党史会作为史料典藏、出版及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旗手，在台湾民主化后不断被缩编，历经1991、1996年的人事精简，2000年中国国民党中央选举失利，党再次实行“改造”，党史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从一级单位降为二级单位，员额更少，几无推动研究余力，仅存宣传展览与保存史料的职能。
“国史馆”在2000年张炎宪就任馆长后，大幅调整馆务发展方向，加强台湾史料的搜集与台湾史的研究，举其要者如二二八事件、雷震案、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原住民运动，以及以台湾史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座谈会。抗战史研究相对不受重视，从该馆出版物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抗战史论文集有《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抗战建国暨台湾光复》《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种，史料汇编数种，2000—2008年皆归于零。
相对而言，政大历史系师生，仍持续抗战史的研究。周惠民对中德关系颇有研究。对相关史料十分娴熟的刘维开从党史会转至政大历史系任教。另有中正文教基金会，系为延续党史会部分职能而成立，奖助研究、出版并推动两岸交流、举办学术研讨会。其中，“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由中正文教基金会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共同主办，从2007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前两届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在台北，第四届于南京，第五届复于台北举行，成为两岸民间抗战史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
整体来说，由于台湾不再热衷与大陆争夺抗战史研究主导权，研究明显出现消退现象。不过，2008年5月台湾政党再次轮替，中国国民党上台，领导人马英九大力推动两岸交流，并且对于历史甚为措意，抗战史研究有了新的契机。
新任“国史馆”馆长林满红，原为近史所研究员，任内推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日和约》的展览与研究，并且推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档案出版工作。2011年1月吕芳上继任“国史馆”馆长，继续推动与“军事情报局”的合作，除将该局已经解密的档案整理、编目、进行数字化作业外，并从这批档案中挑选重要议题，出版《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而经过整编之后另行命名为《戴笠史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的两大全宗档卷，也在“国史馆”陆续对外开放，提供研究。
上述档案整理出版之际，“国史馆”还邀请相关领域学者进行研究，其成果为《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分为10个篇章：萧李居《戴笠与特务处情报工作组织的开展》、王良卿《情报领袖与派系政治——从国史馆新进史料观察戴笠和CC系势力的竞争》、杨维真《1938年长沙大火事件的调查与检讨》、陈世荣《戴笠的经济作战构想》、李君山《抗战时期西南运输的发展与困境——以滇缅公路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2）》、陈进金《戴笠与忠义救国军》、吴淑凤《军统局对美国战略局的认识与合作开展》、张瑞德《雅德窦（Herbert O. Yardley）与中国——论抗战时期的密码战》、张世瑛《记忆与档案下的战后保密局北平站工作》、罗久蓉《从军统局到保密局》。各篇论述奠基于档案，突破过往论述着重当事人回忆的局限，首尾一气地探究军统局重要议题，并兼论情报领袖与派系政治，描绘在有形的抗日战场之外，潜伏敌后的情报战场。
除了情报史的研究开发，吕芳上整合馆内外资源，获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中正文教基金会、中国近代史学会等支持，推动蒋介石年谱长编及抗战史新编两大计划，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的出版，是台湾数十年来抗战史研究的里程碑。
《新编》邀集50多位台湾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共同撰写而成。编撰过程中，召开“中国对日抗战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系列工作坊，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透过主讲人的专题演讲，以及与谈人就抗战史编纂计划交流撰稿心得，共同探讨抗战史研究的创新观点与诠释，计有四场：“战争背景与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战时内政外交”“战时军事与战后情势”“战争的终结”。经过如此交流与酝酿，《新编》于2015年出版，共有6编，各编由“学界大佬”或资深教授审查并撰写总论，如蒋永敬（前党史会纂修、政大历史系教授）、李云汉（前党史会主任委员、政大历史系教授）、张玉法（中研院院士、前近史所所长）、齐锡生（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胡平生（台大历史系名誉教授）、张力（近史所研究员）。
《新编》是台湾数十年来抗战史研究发展的结晶，作者包含第一、二、三代的抗战史研究者，各篇作者及篇名，代表了当时主要的研究者与研究方向，故以下较完整地予以说明。
第一编主题是“和战抉择”，全书内容包括黄自进《九一八事变始末：从“文装武备”到“武力掠夺”》、李君山《国民政府对中日问题的因应》、刘维开《国民政府的备战》、周美华《舆论救亡之和战抉择》、萧李居《卢沟桥事变与战争的爆发》。总论由蒋永敬执笔，特别强调国民政府应变国难的三大方针。
第二编主题是“军事作战”，包括傅应川《抗战战略的变迁》、张瑞德《国军成员素质与战力分析》、王立本《情报与后勤》、何智霖与苏圣雄合撰《初期重要战役》《中期重要战役》《后期重要战役》、张力《情报与后勤》、张世瑛《国军的游击作战》。总论由张力撰写，综述战前的建军与备战，以及战时军力的调整和补充。
第三编主题是“全民抗战”，包括王良卿《国民政府与战时国家体制的建立》、刘维开《从训政到宪政》、陈永发《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杨维真《抗战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以云南为中心的探讨》、吴启讷《少数民族与抗战》、李盈慧《华侨与抗战》。另有《宗教团体与抗战》一章，有侯坤宏撰《佛教与抗战》、王成勉撰《基督教会与抗战》、陈方中撰《中国天主教与抗战》、张中复撰《回教与抗战》。总论由李云汉撰写。
第四编主题是“战时社会”，由蔡盛琦撰《战时的人民迁徙》、陈世局撰《战时的灾难》、许秀孟撰《战时的救济》、柯惠铃撰《战时的婚姻与家庭》，合为《战时的社会变迁》一章；黄克武与赵席敻合撰《战时的知识分子与学术发展》、蔡盛琦撰《战时的文艺发展》、高郁雅撰《战时的媒体与宣传》，合为《战时的思想与文化》一章；萧李居撰《日本的新策略：寻找分治中国的”战争合作者”》、许育铭撰《附日政权》、邵铭煌撰《汪政权的登场与落幕》、刘熙明撰《附日政权军队的兴衰》、许育铭撰《沦陷区的社会与生活》，合为《战时的沦陷区》一章；另有林美莉撰《战时的财政经济》、陈世局撰《战时的教育》。总论由胡平生执笔。
第五编主题是“对外关系”，包括吴翎君《对美关系》、林孝庭《对英关系》、陈立文《对苏关系》、周惠民《对德关系》、傅琪贻《对日关系》、林孝庭《同盟作战》、廖文硕《迈向亚洲大国》、李朝津《联合国的创建》。总论由齐锡生撰写。
第六编主题是“战后中国”，分为三章，各章由多位学者分撰各节。《战争的延续》一章有林桶法《受降、遣俘与接收》《战后的复员》、卓遵宏与牟立邦合撰《战争的冲击：经济及民生的问题》、吴淑凤《国共和战》。《战争的伤痕与记忆》一章有罗久蓉《汉奸的惩治》、蓝适齐《战犯的审判》、朱德兰《战时被殖民政府动员的台湾慰安妇》、杨维真《战争的记忆》、张世瑛《战争的历史认知与争议（一）：中国教科书问题》、黄自进《战争的历史认知与争议（二）：日本教科书问题》。《战争的终结》一章有吴淑凤《战争损害的调查与索偿》、王政文《战争结束前后的台湾》、蓝适齐《战后海外台湾人的集中与遣返》、林满红《战争、和约与台湾》。总论由张玉法撰写。
主编吕芳上认为，《新编》有四大特色。第一是“新格局、新方向”，也就是突破旧有的思维窠臼、解释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确立新的立论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新格局是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本位、国共斗争立场及道德史观，没有禁区，超越党派格局，改从客观性及宽容性较高的国际角度加以研讨；新方向则是超越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论述模式，而扩及社会、文化等层面。
第二是“新史料、新成果”，撰写时大量参考海内外的档案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充分运用新开放的史料如“国史馆”典藏的蒋介石档案、陈诚档案、军统局档案（戴笠史料）；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亦为《新编》各篇大量运用。
第三是“新议题、新领域”，不同于台湾传统的八年抗战史研究，《新编》叙述范围扩大、时间延长，由九一八事变谈起，说明从局部对抗走向全面战争乃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合流的原因和经过，并延伸讨论抗战对战后国内政局与国际情势发展的影响。不仅叙述军事作战，还开发许多新的主题和领域，如家庭、妇女、少数民族、华侨、宗教团体、汉奸、战犯、慰安妇、战争文学和教科书问题等。另外还有对情报战、游击战等特殊作战方式的探讨，以及对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叙述等。
第四是“新观点、新诠释”，跳脱民族史观、内战史观及道德史观，采取新的角度和新的观点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尝试以自下而上的庶民观点来看抗战，同时也用从上而下的世界史视角来考察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国际角色与历史定位，彰显抗战影响不仅对国内还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也试着厘清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共、伪政权、地方势力以及他们所控制地区的多角关系与力量消长，还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历史真相。
诚如吕芳上的介绍，《新编》力求全面，与过去召开研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不同，《新编》系经过开会协商、凝聚共识，共同规划撰述大纲与方向，再邀请台湾该方面的专家撰写，因此得以相对照顾到抗战史的各个面向，可说是继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之后的抗战综合全史，只是由独著转为集体合著。参与者蒋永敬因此评之“壮者任执笔，长者做评鉴；老中青结合，治史乃成篇”。
当然，《新编》也难免有不足之处。虽已力求完整，仍有一些重要课题并未列入，如战争与现代性、国民政府的动员、沦陷区的政治与经济、新军事史、走私等地下经济、台湾与抗战、战争创伤、战后国共与美苏关系、战后的去殖民化等议题。编撰时间有限是一根本问题，历史学欲有扎实又创新的成果，常需长时间的积累，有道是“十年磨一剑”。《新编》在三年内经过规划、邀稿、撰稿、审稿、出版等流程，时间不甚充裕，多篇成果系整理既有研究或旧作删修增补，与其说是最“新”成果，不如说是反映台湾学界的研究现况，论者或谓“新固有之，旧亦难免也”。另外，若与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一书相比较，《新编》由于系集体撰著，不同作者文笔有异或以学术格式写作，可读性难与吴书比拟。
《新编》系于2015年7月7日“历史的战争与记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该会系由“国史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近史所在台北圆山饭店共同举办的为期3天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共计邀请美、加、英、法、德、澳、日、韩、印度和两岸约50名学者撰写发表论文，以及20余个世界知名具第二次世界大战馆藏之博物馆、纪念馆馆长或代表与会。除了《新编》，会上还发布有“国史馆”当年出版的相关抗战将领日记或史料汇编，如《陈诚先生日记》《胡宗南先生日记》《吉星文先生日记》及《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
作为研讨会的成果，“国史馆”出版论文集，即《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及其精选本。收入多篇台湾学者研究成果，如张玉法《战后中国的新局与困局》、林桶法《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决策与指挥权之问题》、黄克武《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以顾孟余为例》、杨维真《战争与记忆：以抗日战争（1937—1945）为中心的探讨》、张世瑛《抗战时期国军统帅部对于游击战的构想与执行》等。
以上台湾抗战史研究的成果，有一背景不得不提，即两岸交流深化的刺激。过往两岸学术交流极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交流渐多，两岸学术会议定期召开，交流热络，中间因政治关系一度低落，而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以后，两岸交流再度趋于频繁。同样以中文作为写作语言，两岸抗战史研究先天上便容易亲近，尤其大陆学术发展迅速、名家辈出，相关研究成为台湾学者不得不参考的对象，两岸深入交流实有益多元视角的激荡。
2015年，台湾的抗战史研究可说是达到巅峰，这是奠基过去数十年的积累，也是借由此时官方的提倡，尤其是吕芳上领导“国史馆”带动学界进行集体研究的成果。如此大规模地提倡，除使第二代学者更多以抗战为研究主题，也吸引了第三代学者的投入。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两岸对抗战那段历史疏远愈深，官方对抗战史的提倡虽热，民间却不见得有相应反响。
201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选举中再度败给民进党。与前次政党轮替不同，民进党这次不仅掌握行政权，在“立法”部门亦获过半席次。“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得以全面推行其政策。
民进党上台后，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及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处理中国国民党党产及历史遗绪，已经缩编的党史馆，连开门服务都感艰辛，规划将所有实体档案移送其他机构寄存。“国史馆”则自吴密察就任馆长后，从内部处理这个“不合时宜”的机构，并将“国史馆”镇馆之宝《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即《大溪档案》）等档案全宗的电子文件全部开放上网，于是在“国史馆”几乎无法自存之际，台湾也快速丧失史料优势。
官方推动的抗战史研究不再，虽然如此，重要议题的学术研究，即便没有官方的强力支持，仍不乏发展茁壮的契机。此际抗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主题计划所带动，要者如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以下简称“政大人文中心”）的研究计划，以及近史所的中日战争史计划。
（一）政大人文中心的主题计划
政大人文中心于2008年成立，中心主任周惠民，先后承接数起大规模学术项目计划，如中华民国发展史撰写计划、《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编校出版计划，并举办数场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专著，配合过去政大历史系的基础，政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见热络。
“现代中国的形塑研究计划”系政大人文中心一项大型研究计划，中心聚集人文学科领域的校内外学者，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剖析中国与亚洲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之演变，以及各领域或各群体在“现代中国”形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借由一系列脉络化的梳理，讨论中国与西方在观念、制度、组织等各领域的互动，反思未来中国之于全球化的发展动向。在此大计划之下，有数个研究团队运作，如吕芳上主持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刘维开主持的“从影像看二十世纪中国”。研究计划获致一定成果，举要如李君山著《蒋中正与中日开战（1935—1938）：国民政府之外交准备与策略运用》，探讨中日战争爆发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如何思考与运用日、苏、英、美等太平洋列强间的矛盾与连环关系，来因应预期中的中日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前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后来转至政大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任教，出版《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根据中、日文档案，完整地探讨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秘密和谈活动。
2017年起，政大人文中心复推动“中国远征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计划”，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与同盟国协同作战的过程，探讨其在政治、社会、经济、外交与文化、族群等各层面之影响。研究计划召开数次咨询、筹备、工作、交流会议与学术工作坊，以及较大的学术研讨会，形成数个研究团队，并且与海内外各档案典藏机构合作有关中国远征军之目录整理与数字档案搜整。例如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合作，以及重点搜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所藏档案。
研究计划经过3年运作，规划将各研究团队的成果编成“中国远征军系列丛书”，作为计划之具体成果。预计出版远征军团队专书、驻印军团队专书、战役实况专书、国际关系团队专书、情报与传递团队专书、老照片解读与书写课程专书、《仁安羌档案史料汇编》、国际关系研究团队史料导读等7本主题专书、2本史料汇编。各书主编有杨维真、李君山、张铸勋、王文隆、李道缉、吴淑凤、邵铭煌、杨善尧等。作者则多为台湾第三代抗战史研究者，他们分散在台湾各机构与大学，如国际关系团队专书作者有萧李居（“国史馆”）、许峰源（“档案管理局”）、萧道中（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应俊豪（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皆为台湾相关领域颇有成果的青年学者。
计划成果预计于2021年出版，可说延续了吕芳上在“国史馆”推动的抗战史新编计划，并纳入更多青年学者，颇能培育新人投入抗战史研究领域。
（二）近史所的共同研究
近史所为推动重点领域研究，分为数个研究群，蒋介石研究群是目前积极推动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团队。该研究群成立于2007年，召集人黄自进寄望借群策之力，深化蒋介石及相关研究。
黄自进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博士，早年专研人物研究，探讨吉野作造、北一辉及蒋介石等三位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代表人物。陆续出版专著后，再将研究延伸到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并相继出版两本专著，探讨战后的日本如何重建，以及如何利用美国在东亚所实施的“围堵政策”与美国结盟，并利用美国资源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和平崛起的过程。
自2009年以来，黄自进展开新尝试，推动跨越国界、地区的整合性计划。首先，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先后执行“敌乎？友乎？蒋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2008—2011）、“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省思”（2014—2017）两个为期3年的研究计划。基于此一经验，这段时间也开始逐一执行“近代中日关系的多重面向（1850—1949）”（2013—2015）及“国共两党的比较研究”（2018—2020）两个3年期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
依靠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支持，蒋介石研究群续有成果产出。黄自进出版专著《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利用大量日本史料，深入探究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许多论述颇具新意。如关于九一八事变中国丢失东北，过去或强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黄著则凸显南京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张学良的东北政权，而张学良又不能有效控制东北军队；又如关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黄著凸显蒋对日本高层的联系与掌握，以及其日苏先战的构想；再如所谓蒋的“以德报怨”，黄著也从国际、国共局势的变动重新诠释其实际内涵与影响。
专著而外，黄自进推动抗战史料汇编的出版，《一九三〇年代的华北特殊化》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相关史料，重新探索20世纪30年代中日、内外各方势力竞逐下的华北问题。此外，其主办之抗战史国际研讨会成果亦以专著形式出版，如《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和东亚变局》《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检讨》。
《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收录18篇论文，作者包括两岸学者、日本学者及旅日华人学者，涵盖“学术论辩”“国际政治”“党国改造”“国共合作”“中共崛起”等5个主题。各篇论文多以具体个案，取微观剖析之途径，开展研究论述，显示研究中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不可忽略具体的时空背景与传承演变之来龙去脉。
《中日战争和东亚变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自2000年推动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共同研究中日战争，在台北召开第六次会议的成果，此次会议由美、日及近史所蒋介石研究群等共同筹办。该书含括代表两岸、日本、欧美及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邻国学者多重角度之28篇论文，以“战火下的社会经济体制及其孑遗”“战时党政军的多元面向”“战争与国际折冲”“战后内外局势的构思及实践”“战争与亚洲”等5个不同主题的视野，共同探索中日战争的过程以及对战后亚洲历史走向的影响。
《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检讨》立足于培养历史共识，促进中日民族和解的整体脉络，收入代表海峡两岸、日本及海外华籍学者多重角度之22篇论文，并以“历史叙述与记忆”“中日互动与战火初燃”“战争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战争与对外关系”“战争与中共崛起”“战争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延续”6个不同主题的视野，追溯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战争责任以及战争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
由于黄自进与日本学界素有渊源，几次研究计划或学术会议皆邀请日本相关领域学者参加，其又获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计划“日本的军事战略与东亚社会——以日中战争期为中心”（「日本の軍事戦略と東アジア社会―日中戦争期を中心として―」）等的支持，与日本学者合编《以多元视角看“日中战争”》（『「日中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複眼的視点』），以“战前”“战争期”“战争结束与战后的发展”3个不同主题的视野，收录代表两岸及日本学者的13篇论文，探索三方学者各自对中日战争的观测，尤其是如何解读“战争责任”“中日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冲击”“东北建设与战后亚洲”3个核心议题。
除上述成果外，近史所其他研究人员，尚有诸多抗战史新著，如张瑞德著《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前者为其《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的扩充版；后者研究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组织及功能等方面，完整呈现隐身在蒋介石背后的核心幕僚。
黄克武以曾影响近代中国政学两界、现今却鲜为人知的顾孟余为题，撰有专书《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对全面抗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与顾孟余之关系论述颇详，呈现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第三势力的发展与挫折。
林美莉延续过去的抗战经济史研究，探讨战时上海洋米贸易的变化、上海的棉布统制与配给、中国对美国的外债筹借与清偿协商等议题。所论除利用“国史馆”的《大溪档案》外，并征引哥伦比亚大学藏陈光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宋子文档案等史料。如其《陈光甫的1940年滇缅公路纪行──以视察桐油运输与油品改良为中心》一文，运用陈光甫档案，论证国际舆论对战时中国运输能力的诸多批评未尽公允。
吴启讷专长近代中国族群政治史，对抗战时期族群问题颇有研究。如分析抗战前后的云南土司状况，撰有「戦争·民族·国家——抗戦前後における雲南土司の苦境と選択：1942—1952」；探讨族群地缘政治，撰有《战时中日地缘政治与族群政治资源的角力》等文。
另一位近史所研究人员汪正晟撰有《青年政治运动之底蕴与两难——以浙江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为例（1938—1940）》《“不可理喻”的力量──反思抗战农村妇女工作中的理性人预设》等文，超越传统政治史的实证叙事方法，从理论或世界史的角度解释抗战时期青年及妇女的政治运动。
从“国史馆”转至近史所工作的苏圣雄，亦有抗战史研究成果，主要专注军事史方面，对国民党军参谋组织、战略、战术、后勤等方面有所论述。举要如《改革与困境：国军后勤补给制度的变革（1944—1946）》《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作战计划与初期实践（1929—1937）》《空间换取时间？——蒋中正于华北的对日军事布局（1935—1937）》等文。
（三）近史所的抗战文化史研究
近史所是国际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机构，随着国际学术潮流，在文化史方面颇有发展，这虽非台湾过去研究抗战史的主流，但仍可见其学术创新。
相关研究在城市史、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等方面，举要如巫仁恕著《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透过苏州的菜馆、茶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的既定印象，并且通过由下而上的取径，重新审视汪伪政权的角色。
专长妇女史的连玲玲执行专题研究计划“抗战时期的妇女职业”“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华的‘敌国人收容所’”等。后者研究日本对盟军平民的抑留政策，以及盟军和中立方如何与日本谈判协商。过去的“俘虏”研究多只注意战俘的待遇，该研究把焦点放在平民身上，对战争史有所补充。至于所探讨的敌国人收容所的个案，也有助于重新思考战争史上常用的“前线—后方”的二分模式。位于“第三国”的敌国人收容所既不在前线，也不在后方。这些在日本占领区内的外国人，不但身份特殊，待遇处境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俘虏。该研究更细致地凸显了战争的多元性与争议性。
另一位近史所研究人员孙慧敏撰《抗战时期上海的人口迁徙与住房危机》，考察战时上海市区居民如何决定自身的去留与迁徙路线，分析住房危机的产生原因、实况、政府政策、影响。该文运用地理资讯科技（Geo-information Technology）结合文字、图像与统计史料，在研究方法上颇见特色。
长期研究清遗民及“满洲国”的林志宏，撰有《有毒的圣杯——满洲国“民族协和”的实践及其困境》，说明在“满洲国”，多元民族的构成使得日本殖民当局提出了“民族协和”的口号，希望冲淡汉族的历史文化影响，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则成为实践其理念的工具；但这样的民俗研究与“民族协和”理念形成一把双刃剑，凸显出日本帝国单一民族神话的困境。
专研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罗久蓉所著《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一书，以五位女性的战争故事为主轴，从不同角度呈现近代中国女性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意识形态，接受政治审判与社会审判的历程，并探讨国族与性别论述中所涉及的忠诚与背叛的问题。
诸多研究，呈现近史所顺应国际学术潮流，从文化史切入，开拓抗战史研究的新路向。
正如沈刚伯所言，史学的发展受世变相当大的影响，梳理近50年来台湾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可见官方提倡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重大影响。戒严时期中国国民党执政需要时，抗战史研究得到较强的支持，使此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起步。民主化后，禁忌解除，研究朝多元发展。因政党轮替，官方不再支持，抗战史研究一度沉寂。此一状况因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而逆转，在官方支持之下，抗战史研究于2015年达到高峰。2016年政党再度轮替，抗战史研究再一次失去官方支持，相关研究转以大学及学术机构推动为主。
而今，台湾仍有着过去深厚的学术基础，第二代学者仍在培育后继。官方虽不甚重视，学界及民间仍有不少力量提倡抗战史研究。举要如吕芳上建立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以推广民国历史研究为目的，初期着重促进相关学术发展，提高整体学术水平，尔后冀能结合各方学者、专家，以及民间学术团体、政府机构，共同致力推动民国历史研究的发扬与教育的深耕。该社成立两年间，已出版100多本民国论丛、史料、日记等，与抗战史相关者众多，如《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国民政府抗日战场中的反细菌战》《冰人与白塔：抗战末期被遗忘的作战计划》《一二八淞沪自卫作战史料》等。
中国近代史学会是另一民间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组织，该学会成立于1995年，以促进有关近现代史研究之学术活动、提高学术水平、结合海内外各地相关学者及学术团体机构合作及研究为宗旨。现任理事长陈立文，为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学系教授。该组织推动举办民国史研讨会、工作坊、读书会、研究生论文发表会等学术活动，积极促进两岸抗战史的学术交流。
在研究与史政机构中，过去推动抗战史研究以党史会、“国史馆”、政大历史系、近史所为主；而今党史会（党史馆）存续已艰，“国史馆”方度过生存危机，以台湾史研究为主，而政大历史系亦面临民国史学者退休、研究方向转型的情况。相较之下，近史所在传统主流的抗战政治、外交史研究方面仍有发展，前述蒋介石研究群推展的共同研究是一显例，其他并有丰富的抗战文化史研究成果。
官方支持与否，固然与抗战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然而官方的推动，难免受“政治正确”的左右，如台湾解严前的抗战史研究虽有官方支持，研究仍受诸多禁忌的限制，及至解严后官方支持退潮，反而有更多元或突破性的发展。而今，影响研究推进者，除官方支持与否，恐为学术体系自身的变化。过去因官方提倡并且时间不远容易亲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在台湾比例不低。然则随着台湾民主化、社会氛围转变，民众对遥远的那段抗战历史渐感陌生，多少影响下一代学人投入相关研究的动力。并且，当台湾史从中国史学科研究体系独立出来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人数相对下降实属必然。更严峻的是，台湾历经高等教育过度膨胀、大学数量跃升之后，又迅速遭遇少子化，大学倒闭风险遽增，历史学教职大幅紧缩，“流浪博士”新闻频传，这些都影响抗战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当新一代投入者不再，过往巅峰仅为明日黄花。
世变似乎对台湾的抗战史研究多有负面作用，然而学术成就不见得与官方提倡或大环境支持呈正向关系。远者如哥白尼倡“地动说”并不为当局所肯定，无碍其对科学革命之巨大贡献；近者如钱穆《国史大纲》系在抗战流离之时所撰，并未有充分的环境支持，仍成为中国史经典著作。沈刚伯谓时代安定不太变动或朝代强盛之际，史学反而比较沉寂，没有新的花样。台湾学界受惠于丰富的档案图书资源、深厚的研究传统及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抗战史研究前景似乎并不悲观。
（责任编辑：马晓娟）
编辑说明：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的指示，促进两岸抗日战争史研究信息交流，本刊特邀台湾学者苏圣雄先生撰文介绍台湾地区的抗战史研究。为使读者准确理解作者原意，文中一些台湾方面用语未做改动，请读者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