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如何利用日伪时期遗留下的师资设备，重新为华北地区建立医学教育中心成为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教育部指派北京大学启动对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接收与改造工作。最初，代理校长傅斯年为扫除战时日本医学的影响，留用前北平协和医学院教员建立新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校长胡适积极寻求美国援助，进一步学习协和模式，延长学制、建立研究生教育。通过引入美国医学完成去日本化的北大医学院成功崛起为国内顶尖的医学教育机构，为1949年后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北京大学医学院 美国医学 去日本化 傅斯年 胡适
战前北平的医学教育在全国位居前列，拥有北平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平大医学院”）、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和中法大学医学院等。华北沦陷后，日伪统治当局以平大医学院旧部为基础，在1938年成立伪北京大学医学院。该医学院成立时得到日本外务省和军方的共同支持，且于1942年在协和被日军强制关闭后，招聘到诸多协和的华人精英教师，并占有协和的部分先进设备，成为整个沦陷区内除沈阳的“满洲”医科大学之外，规模最庞大的医学院。反观国统区的医学教育，因为受到战事的严重摧残，被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认为“至少退后了二十五年”。在战后重新规划医学教育的蓝图之时，教育部决定从改造伪北大医学院开始，试图在华北建立首屈一指的医学教育中心。
然而，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所面临的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和人事问题，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民族气节”。战后国民政府开始大举惩治汉奸，重申民族大义。教育界受此影响，亦要求对曾参与伪校者进行甄审，甄审合格者方能准予留用。起初，针对伪北大医学院的教师，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全部弃用，“我们从头办”，但在当时缺乏西医的现实情况下，此举将使新北大医学院陷入师资匮乏的困境。因此，如何在维持适当政治标准的同时，促进战后的医学教育发展是困扰教育部和北大的一大难题。此外，新的北大医学院究竟应该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在清末京师大学堂时期曾计划开设医科院系，但实际只有医学实业馆（1903—1907）短暂存在。此后历经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科基本不在北大的学科范围之内。虽说科学无国界，但医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结合了很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使得各国的医学体系各有特点，不尽相同。战前的国立医学院校有所谓“德日系”（推崇德国和日本医学）与“英美系”（推崇英国和美国医学）区别，分别以平大医学院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为代表。伪北大医学院毫无疑问属于德日系。现在，轴心国战败，英国的实力衰弱，美国成为世界的医学中心。此时，对于新生的北大医学院而言，抛弃德日系遗产，转而学习美国医学恐怕是大势所趋。
此前学界关于战后医学发展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且将重点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是如何在1947年复校的。但协和毕竟只是一所私立学校，无法代表官办医学教育。事实上，北京大学在1946年返回北平之后，已经成为国内医学教育的排头兵。校长胡适不无得意地说：“（北大）医学院的人才及设备不说是第一，也说是第二。”彼时内战方殷，新的北大医学院却得以迅速崛起，这背后的原因为何？学界对北京大学接收并改造伪北大的遗产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均未涉及医学院的具体情况。本文利用中美两国档案史料，结合相关期刊及个人书信，通过对北大医学院的个案研究，揭示战后中国医学高等教育如何清除日本式西医学的影响并导入美国医学。需要预先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北大医学院的宏观架构以及医学系的发展，至于相对较小的牙学系和药学系，以及附属医院的情况，只能日后另辟专文论述。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远在美国的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归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按照教育部的指令，日伪时期建立的伪北大医学院将先被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以下简称“第六分班”），经过甄审之后再由北京大学接收。伪北大医学院在日伪时期曾先后建立西什库新院址、内分泌学研究所和中药研究所。虽然经过八年的沦陷时期，但傅斯年发现北大校产“并无太大之损失，而且添了些东西，如办医学院，闻设备甚佳”，且“各研究所……在伪校时代颇有规模”。战争结束前，拥有700张病床的附属医院仍在建设之中；图书馆有医学书籍12639种、期刊5065卷，傅斯年与胡适均认为这将是为北大增设医学院的好时机。但是，医学院的经费通常比一般学院高得多，而且师资来源也是一个棘手问题。虽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一再允诺将支持北大医学院的建设，但傅斯年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前协和教员、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建议傅斯年不如将北大与协和合并，这样不仅能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笔资金援助，师资聘请也将不是问题。傅斯年对此并不看好，因为将国立大学与外国人所办大学合并，“未必容易办到”。
在抗战胜利后的几个月里，是否建立医学院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傅斯年担心办了医学院之后，会挤占其他学院的经费。他甚至曾建议教育部干脆改设“独立之国立北平医学院”。前平大医学院院长、病理学家徐诵明也反对将伪北大医学院并入北大。他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出发，认为“独立医学院较诸大学医学院易于发展，盖预算独立不致受其他部分之牵制，而范围较小人事问题亦颇简单”，因此主张恢复平大医学院。但朱家骅不同意恢复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如称“北平医学院”之类），因为这将牵涉陕西汉中的西北医学院的复校问题。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医学院西迁，1939年8月成立西北医学院。尽管西北医学院的师生和平大医学院的校友都要求恢复北平大学医学院，并接收伪北大医学院，但朱家骅已决定将西北医学院留在西北，服务于当地。换句话说，恢复北平大学医学院不在朱家骅的计划之内，因此伪北大医学院只有归并北大这一条路可走。
与此同时，伪北大医学院时期两个重要的研究机构——中药研究所和内分泌学研究所被废除。中药研究所建于1940年，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中药研究机构。所长由原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加来天民担任，中国本草学者、原北平研究院研究员赵燏黄任研究员，原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讲师石户谷勉任副研究员。此外，尚有来自华北沦陷区、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等地区的青年研究人员。该所受到日本现代本草学的影响，将中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历代本草的比较与鉴别方面，对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则缺乏关注。这被新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认为是一种迷信行为，与现代药学的发展方向不相吻合。战后石户谷勉改名为石植农，恳请留在北大继续此前的研究。1946年1月2日，赵燏黄为之向当时的第六分班主任马文昭说情：
此公年事已高，纯为学者，并非受□运动或有所请托者，此不得不预为声明。祇〔只〕因其研究国药有素，当有未竟之著作，对于吾国医药学上之贡献□大，故愿意继续服务，专研学术无需授课而间接直接裨益于吾国医药教育者弘深。
赵燏黄还随信附上石植农已发表之著作和未完成之书稿。马文昭接到赵燏黄信之后，随即向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陈雪屏请示留用石植农，并称：“学术公器，无分国别，该氏平生致力学术研究，不以人而废言。” 1月19日，陈雪屏批准留用石植农。2月27日，第六分班正式邀请石植农“来班研究未竟工作”。至此，石植农成为第六分班唯一短暂留用的日籍教员。
内分泌学研究所同样建于1940年，主任由日本熊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武永重亲担任。该所设有化学、生物学、形态学和病理学四个研究室，以及图书室、诊察室、理疗室、护理室和病房等，是一个集研究和临床实验为一体的大型研究机构。这在当时的东亚比较少见。该所主要的研究工作是探究如何通过荷尔蒙疗法医治人体的各种疾病，以及如何从山东的黄土中提取动物性荷尔蒙。这些研究被北京大学认为是异想天开，所以当武永重亲在战后也申请留在中国继续研究时，被告知内分泌学研究所已被第六分班重新改组，不再需要他的参与。
大约在1945年12月，傅斯年与胡适基本确定创设北京大学医学院，但定位降为“非竞争性的，要么是与其他院校相合作，要么是关注于一些没那么专业的方面，比如为协和医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提供医学预科教育等等”。他们对于医学院的水准并不抱很大期待，主要原因是战后收复区清算参与伪校的教师所造成的师资匮乏。在接收第六分班之前，傅斯年公开宣布，不会聘请任何曾在伪北大医学院任教的人员。要知道这批教员中还有十多人来自1942年被关闭的协和医学院。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组织学家马文昭、病理学家胡正祥、精神病学家许英魁、生化学家刘思职、微生物学家林宗扬、神经解剖学家臧玉淦、寄生虫学家冯兰洲和前协和医院院长王锡炽。他们大多曾留学欧美，是当时中国顶尖的医学人才。如果一齐弃之不用，去哪里聘请数量众多的医学专家前来任教？为了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正伪大旗，在缺乏高水平的医学专家情况下，傅斯年只能留待日后逐步完善医学院的学科门类，缓步提高医学教育水平。
然而，傅斯年等人对北大医学院的初步定位与教育部的指导方针产生了冲突。教育部所希望的是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增设高水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建成之后将是华北顶尖的国立医学院，其作用需能“应付北方教育之需要”。傅斯年只好再与教育部交涉，并终于在1946年4月与朱家骅在提高办学经费方面达成共识：
一、北京大学医学院因经费甚大，在两年以内独立预算。
二、医学院在两年以内暂行维持自治状态，其教授会独立设置，院长人选由北大校长商请教育部同意后聘任之。
三、医学预科二年，由理、医两学院共同设置，由北大直接管理，经费列入北大项下。
四、以上办法，逐步改向一致，至长两年结束。
换言之，医学院将暂时维持独立预算的状态。紧接着，傅斯年向朱家骅提交了高达7亿法币（约合28万美金）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经费草案，占到整个北大经费的1/3强，并称“七亿之数，实已无成事之把握”。朱家骅同意先拨付1亿法币作开办费，其余待后续详细计划书送到之后再行拨给。经费问题至此暂时得到解决。
师资方面，傅斯年则不得不做出妥协。根据罗久蓉的研究，朱家骅并不赞成傅斯年“汉贼不两立”的极端做法，而希望遵照蒋介石在复员之初所定的“只问行为，不问职位”，对于伪学校教师进行有选择的重新聘用。1946年5月5日，傅斯年来到北平实地查看北大复员情况。他对记者说：“北大的教授，除去医学院外，其他学院我都已请好了，在临大医学院执教的前协和医院的人是可以留用的，因为他们学业好。”通过这一番话，傅斯年已推翻自己之前强调的“正伪”之辨，希望留用前协和医学院的教员。
傅斯年对协和教员的看重，与对日本医学主导的伪北大医学院的贬斥，一是因为一些前平大医学院教员曾发表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言论，激怒了他；另外也源于他对近代日本医学的负面看法。1950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公开批评日本医学教育的几大缺点：1.大学教授相互之间独立性太强，缺乏联系；2.重视科学研究而忽视临床医学，与美国“差得远”；3.护理学在日本“不进步”，令“日本简直不像文明国家”。对于协和，傅斯年则早有表扬。如在1934年，他曾说：“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
1946年5月21日，傅斯年举行“北大到平教授第二次谈话会”时明确表示：“医学院聘请教员，为顾及事实上之需要，在某点上酌量放宽尺度”，容许聘请“民国三十一年协和医院解散后，其势不能离境者”。显然，傅斯年并非不了解沦陷时期协和医学院教员加入伪北大医学院的情况，而是出于实际考虑，“酌量放宽尺度”，不再坚持所有参加伪组织的教授必须一律解聘。此时第六分班的教员除前协和医学院教员外，尚有11名前伪北大医学院教员在任，但到1946年秋季开学时，这11人中便只剩下一人，而前协和医学院教员则不仅得到全部留用，沦陷时期流散在北平中和医院的前协和医学院教员也被聘为北大医学院各科室的名誉主任。
1946年7月30日，北京大学正式宣布于8月1日创设医学院。令傅斯年和胡适颇感头痛的还有医学院院长的人选。起初，胡适与傅斯年寄希望于聘请刘瑞恒和沈克非这样的医界元老，但皆被拒绝。不得已，他们只能从医学院内部寻找合适之人。10月9日，傅斯年与胡适均属意“最诚实”“最可靠”和“能苦干”的马文昭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北大医学院从原本比较基础的定位，经教育部施压，转变为尽可能向高水平医学教育看齐，这背后反映了战后中国教育的主政者渴望迅速提高官办医学教育水平的急切心情。他们认为，普及医学教育并非北大医学院的职责所在，应充分吸收协和教员，扩充国立医学院的实力，在将美国医学引入的同时，与正在复校的协和医学院展开竞争。如果说傅斯年的主要功绩是将协和的高级医师留在北大医学院，那么接下来的制度设计则有赖胡适的推动。
北平协和医学院自1917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以来，即参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办学标准，无论是在学生入学要求还是在学习年限上都较中国国立院校为高。协和的学制为八年制：前三年是医学预科，学习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国文、英文等大学基本课程，由燕京大学生物系代为培养；后五年为全英文医学课程，但课堂讲授时间只占1/3，学生的其余大部分时间则是在实验室和诊疗实践中度过。推崇高深研究的结果是，协和人在药理学（发现麻黄素）、体质人类学（发现“北京人”）等众多领域都有震惊世界的发现。简而言之，协和希望“成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样板”——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医学科学家（每年毕业生人数不过十几二十人），这便是后来学者常说的“协和模式”。
1946年秋，傅斯年卸任，胡适回国执掌北大。具体到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如何办理医学院，此前学界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胡适在长期担任协和医学院董事的过程中，熟知美国医学院的运作模式。在战前，胡适曾“极力维护其（协和）医学精英教育的声誉，并认为这应是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江勇振或许是最早注意到胡适希望将协和医学院的办学理念注入北大的学者。但是他所谈的是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中兴”北大文科时的思考。而且胡适当时对协和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即“集中人才，汇于一处，造成一个文科的‘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1946年，胡适终于有机会实际运作医学院，“协和模式”及其所效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为他的重要思想资源。换言之，胡适希望走精英教育路线，通过北大自我提高研究水准，产生类似约翰·霍普金斯的涟漪效应，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
1947年6月22日，胡适读了美国现代医学巨子韦尔奇（William H.Welch）的传记。韦尔奇既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首任院长，也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缔造者之一。这部传记全称是《威廉·亨利·韦尔奇与美国医学的英雄时代》（William Henry Welch and the Heroic Age of American Medicine），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医学教育和实践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这一“史诗时代”，韦尔奇是“唯一的、革命性的英雄”。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第一位专任教授，他成为美国科学医学界无可辩驳的领袖，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医学教育。该书初版于1941年，当时胡适已在美国任中国驻美大使，却不曾读过，现在又找出此书，很可能是为了办理医学院而临时抱佛脚。胡适很受感动，认为韦尔奇虽然在欧洲留学的时间非常短暂，却能在回国之后“改造了全美国的医学教学方法”。其实，韦尔奇只是一所私立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并没有权力直接改造别的大学。韦尔奇真正做到的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医学院确立了医学研究的最高目的，为医学院的师生配备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同时建设了庞大而先进的教学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一整套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年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迅速成为美国最好的医学院，促使诸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等一批老牌医学院的改弦易辙，也强烈地影响了新生的芝加哥大学医学院。
同年秋，胡适在平津六科学团体年会上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为例，做了一场有关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演讲。他在准备演讲稿时，仔细阅读了美国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46年出版的《丹尼尔·考特·吉尔曼：美国大学模式的创造者》（Daniel Coit Gilman: Creator of the American Type of University）。吉尔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胡适说，在吉尔曼的努力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甫一成立，“就一跳成为美国的最高学府了”。这一点与北大的历史是何其相似，也令人想起胡适在1946年北大开学典礼上对医学院的期许。显然，胡适在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办学范例时也是看中了这所大学与复员时期的北大的相似之处：霍普金斯大学与北大一样都始建于19世纪晚期；两个学校在建立医学院的时候，其母国的医学教育都处于非常稚嫩的模仿阶段；两学校都曾面临究竟是先办好大学本科还是直接办研究所的争论。既然地处偏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医学的龙头，那么得天独厚的北大为什么不能？
胡适在笔记中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心是在他们的研究部门”，而研究部门有五个要素：第一流人才教授、有前途的青年研究员、全国选来的青年研究生、图书馆与实验室和发表研究成绩的学术刊物。胡适鼓励北大师生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治校风格，反映在医学院方面主要是学制的延长和1948年建立的研究所制度。北大为提高医学教育水平，自1946年9月起，所招新生改为七年制，即新同学先入理学院念两年医学预科，再转入医学院读两年基础医学课程，然后进入附属医院学习两年临证医学，最后一年实习。两年医学预科主要修习自然科学，较偏重生物系的课程，如普通生物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胚胎学、优生学等等。化学课程有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物理课程则是普通物理。数学只有微积分。此外再念一年的国文和两年的英文。七年制的建立使得北大比教育部规定的六年制还多了一年，仅比协和少一年预科。北大医学院将医学预科放在理学院，大幅缩减课堂教学，增加实践教学的做法正是“协和模式”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影响的显现。
医学院从1947年9月开始筹备医学研究院，后改为同时建立六个研究所：解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病理学研究所、细菌学研究所和公共卫生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总的宗旨是“促进实验医学研究并训练医学教育人才”。各研究所均设主任一人，由相关学科主任教授兼任，而有关学科之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均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另外支薪。各研究所招收大学毕业生为研究生，研究期限至少两年。研究生研究期满后，其研究论文经过审查合格后，再按照教育部相关法规考试合格授予硕士学位。可见这些研究所是“虚体机构”，基本等同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为的是提高医学院的科研水平，培养医学科研精英人才。一所大学同时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研究所的设置使北大医学院从医学预科到硕士课程的总学制长达九年。胡适对于北大医学院的期望之高不言而喻。他希望把北大医学院打造成中国的医学中心，水准比国家要求的还高。他如此看重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是受到整个时代氛围的感染。美国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和广岛的爆炸，使整个美国都意识到“科学是一种关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的力量”。胡适在1947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学术独立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能够与世界先进各国共同承担发展人类学术的责任，是胡适对北大的期待。
然而，硕士课程的设立在学制层面实际上与协和模式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一步拉开距离，形成官办医学教育的特色。具体而言，北平协和医学院虽然同样是医学课程五年，但是学生在毕业时是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北大医学生即使学业年限已经超过了协和，但最多只能是硕士毕业。这种不对称的情况，是延续了战前的制度设计。但是，战后国民政府在追求靠拢美国医学的同时，却在学位制度上继续将官办医学教育定位为一种美国一流院校根本不存在的医学本科，多少也反映了当时教育主政者的谨慎心态。归根结底，他们认为官办医学院校的训练还是不够的，出国留学才有可能取得医学博士的称号。
1946年3月，身在美国的胡适给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福梅玲（Mary E.Ferguson）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北大医学院所面临的财政困难，试探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可能性：
我们对医学院的未来非常担忧。物价每天都在上涨，而办学经费却如此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把北大医学院建成一流的医学院将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并没被授权也没被要求为医学院筹款，但我仍然很乐于看到它能够从别处得到资助，毕竟教育部满足不了医学院的所有需求。如果你知道有哪一个组织准备帮助我们的话请告诉我，那样我就可以通知医学院方面的负责人。
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很清楚中国国内的国立医学院校多由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主导，但他们并不愿意介入国立医学院的事务，胡适并未得到想要的结果。1947年3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北京委员会（The National Peking Committee of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为北大医学院募集到750本教科书和1500美元，并通过世界学生服务基金（World Student Service Fund）赠送给北大。但这还远远不够，北大医学院还需要系统性的资助。
这时胡适想到了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s to China, ABMAC）。这是一个由美国华侨创立于1937年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战时专门为中国军队提供医疗救助。在建立初期，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成员大多是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服务过的教职人员。战后，该会将目标调整为从医学教育入手帮助中国提高医疗水平，并任命刘瑞恒为医务部主任。1946年3月26日，美国医药助华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年会。会上前驻美大使胡适做告别演讲，感谢该会为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1946年秋，美国医药助华会决定启动新的三年计划，集中力量资助中国的五六所医学院校，包括提供赴美留学奖学金、派遣美国医师来华授课、购买仪器设备和图书。胡适抓住机会向刘瑞恒写信，希望将北大医学院纳入资助对象。同期，胡适在《医药助华月刊》（ABMAC Bulletin）1947年第1—2号上发表名为《医学教育对中国至关重要》（Medical Education Vital to China）的文章，对中国医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和美国医药助华会所能起到的作用都做了描述和分析。他说现在包括北大医学院在内的许多院校都存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但老师们都抱着为国奉献的精神枵腹从公，无暇从事学术研究；许多学生也为了公共服务而放弃私人开业愿望。他称赞美国医药助华会的三年援助计划符合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即集中优势资源先办好少数几个医学院，将他们的水准提高到世界一流标准。就在同一期《医药助华月刊》上，美国医药助华会医务部主任刘瑞恒宣布北大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成为未来三年的资助对象。具体的方案是：
1.为100位赴美进修的医学院教师，每人提供1800—2400美金奖学金。
2.从美国派遣10—15名访问教授和教师赴中国，约计25万美金。
3.赠送各校特需之仪器，约50万美金，教科设备约12.5万美金，运费12..5万美金，三项合计75万美金。并在整体上为医学院提供帮助。这包括教学辅助工具：例如胶卷、电影、图书、图表、幻灯片，以及那些国际上难以买到的实验室仪器。
4.为高级医师提供旅费使他们可以利用休假时期到美国去。
1947年2月底，北大做出决议，承诺为那些获得美国医药助华会资助的医学院教师支付全额薪水，但要求其回国后必须在北大服务至少两年。胡适希望“借此开创与美国医药助华会的崭新关系”。3月19日，北大医学院成立“美国医药助华事项特别委员会”，选举马文昭、林宗扬、沈寯淇、吴朝仁、胡传揆和关颂涛六人为委员，规定凡申请该项奖金者，均须由有关学科主任正式推荐（包括个人简历和留学工作计划），留学以一年为限，不得延长，届时必须回校服务至少两年。4月，各学科主任将其推荐名单上报委员会，共推荐25人参选，绝大多数为讲师、助教等年轻教师。委员会最终确定8人入选第一批出国名单（6人出国进修、2人出国考察）：牙学系主任教授毛燮均（哈佛大学）、护理室主任全如玉（不详）、生物化学科专任讲师丁延祄（康奈尔大学）、儿科专任讲师赵锡祉（辛辛那提儿科研究基金会）、外科专任讲师吴阶平（芝加哥大学）、内科专任讲师邓庆曾（哈佛大学）、寄生物学科专任讲师赵振声（不详）和解剖学科专任讲师李肇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他们的年龄都在33岁左右，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这份名单说明北大医学院领导层希望优先发展更为传统的学科。然而，经历二战的洗礼，美国医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领域，开始进入崭新的生物医学时代。一方面，生物医学通过医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伴随着超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和电泳的广泛使用，进入了分子水平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核爆带来的核医学和战时发展的放射疗法成为美国医学的新增长点。此外，对公共卫生学的强调，也构成美国医学的重要特点。相比而言，北大医学院教师的进修专业就显得实用和常规，而且也没有人员赴美学习公共卫生学，这都与战前的“协和模式”有不小的差距。
有学者曾对美国医药助华会1937年至1949年的援华工作有全景式的概述，认为战后该会的目标“从最初的提供医疗帮助转向恢复、建设中国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成为一个大基金会式的‘科学慈善’（Philanthropy）”。这一观察固然不错，但在将美国医药助华会等同于公益基金会的同时，却忽略了战后更为曲折的内在理路。刘瑞恒在全职担任该会医务部主任的一年里（1946—1947），将重点放在提高中国的医学教育水平，以期未来与欧美并驾齐驱。1947年，他在给北大医学院拨款7.5万美金时，强调要用于改善基础学科和图书馆而非临床学科（虽然北大依然派出了临床医师）。然而，194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生理学家格里格森（Magnus I.Gregersen）当选主席之后，该会的援助取向发生变化。格里格森特别注重医学的现实功用。他在1948年的年会上说：
在中国应用美国的科学和医学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在中国建医院可能值得称赞，但是不如将钱花在杀虫剂DDT上或者购买可供研究和教学的设备上来得有效。资助（中国人）研究放射线同位素当然可以，但是不如一个小而精的研究细菌学和营养学的实验室有意义。……我们一定要务实！
美国医药助华会有选择性地向中国输入医疗技术是前人研究中所忽视的面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48年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整个项目转而集中于满足中国基本的设备、教育和教学材料的需求。1948年7月，格里格森与他在哥大的同事儒特（Walter S.Root）教授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开展了为期三周的短期特别课程。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他们从中国的18个医学院校中招收了20名学术背景各异的教师（包括生理学、药理学、医学、临床病理学等等），教授他们有关血容量的知识，以及如何用新的方法测定血液中的氧含量和二氧化碳含量。这不仅有助于医生控制病人的呼吸，还可以用来研究一氧化碳中毒，属于“研究、教学和临床实践中的基本技术”。格里格森认为这些医疗技术对于实验室条件不甚充分的中国是十分适合的。他希望学生们可以利用学到的方法对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治疗。除此之外，他还发起一项对不同地域中国人进行生理评估、研究个体适应环境能力的课题。
由此可见，美国医药助华会在1947年到1948年间的资助目标发生了转变：由将中国的医学教育水平提高到美国水准（尽管北大医学院倾向于发展传统学科）转变为救急的、满足现有需求的和带有人种学特点的计划。在1947年，美国医药助华会主要负责为北大等中国大学提供资金和进修渠道，后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这些资源；到了1948年，美国医药助华会的针对性加强，也变得更为贴近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现实需要，在大幅削减出国进修奖学金的基础上（本年北大医学院只派出3人：严仁英、王光超和孟昭威），增加了中国国内的短期培训课程，方便中国医师快速获得可以短期见效的医疗技术。美国医药助华会在1948年的转变，使他们与北大医学院在发展医学教育的认识上产生不小的落差。美国的基金会此时反而成为北大医学院深入学习美国医学的“障碍”。
抗日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日本在沦陷区的遗产，是国民政府须面对的问题。北京大学对伪北大医学院的接收与改造可以被看作国民政府清除日本医学在华影响的重大尝试。美国医学被视为一股可以取而代之的进步力量，在战后的官办医学教育中成为主流。在前协和教员的参与之下，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立大学次第建立医学院。其中，北大可能是聘请协和教员最多的机构。虽然林可胜提出的合并北大与协和的建议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傅斯年与胡适的努力，新的北大医学院俨然成为国立的“协和医学院”，即延长学制，突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努力与美国医学界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全国的医学高等教育经历了“协和化”进程。
不过，北大医学院也没有照搬“协和模式”，而是做了许多取舍，使之能够与国民政府的顶层设计相适应。尽管协和在战前曾发展出包括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等公共卫生实验基地，但在战后的短暂几年里对国立医学院校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治疗医学层面，未过多涉及与大众福祉同样相关的公共卫生学等社会医学领域。这导致北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较为弱小，不符合国际卫生学日益重要的潮流。此外，美国医药助华会在格里格森任内的所谓“务实”作风，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北大医学院继续学习最新的美国医学。
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北大医学院青年教师彭瑞骢等中共党员开始反思母校追求高深学术研究、忽视社会医学的做法。他们在自办刊物《什坊院保健院工作年报》中说，希望北大医学院能够克服西医集中于城市的弊端和私人开业营利的“御用性”，从而建设服务于人民的“新医学”。他们要“引导着大夫到乡下服务”“引导着医学生到乡下学习”。他们以“青年医学家”自视，提醒那些“老年医学家”：“倘使再顽固地抱着旧时医学的各种思想而阻碍社会的进行，他会白费劳力而被弃的。”这预示着与“协和模式”结合的北大医学院将需要被再次改造，才有可能适合新的国家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