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张生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讨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引用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今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控诉的12个案例。文中提到，美国裴博士（按：Minner Searl Bates，今作贝德士，因贝德士在当时报刊中常作裴志或裴滋，故曰裴博士）1938年12月曾做“南京之强奸”的报告，后又报告了日军在南京有组织的贩毒活动，日军特务部、伪维新政府、“独立”之日韩贩毒者、日本商店均与贩毒有关，而“属日军特务部所驱策者，最具势力”。这一记载，在南京大屠杀认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日本右翼分子曾断言，如果有南京大屠杀，中共方面和国民政府应有记载。松井石根生前的秘书田中正明在上世纪90年代还说：“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了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有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东中野修道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国共两方的报刊和领导层著述，说当时国共两党无人提及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纯属编造。事实证明，他们拿无知当证据。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上述记载，实际上提示了一个重大历史情节——日军进攻占领南京、进行大屠杀、建立殖民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有美英法等第三方力量的观察和介入，这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在南京的殖民统治策略和模式。
第三方力量的存在和运用，其背后是“条约体系”。笔者所称之条约体系，既包括近代以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构建的涉及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门户开放、通商口岸和租界、内河航运、海关和协定关税、传教和办学、路矿投资等诸项权利的外国在华利益体系，也包括“九国公约”等民国建立以后签订的涉及中国的国际条约。条约体系赋予列强在华地位及其“合法性”，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主权沦丧的产物，但在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特定历史时刻，也形成对日本的掣肘。
本来，按照松井石根的的计划，占领南京，即要推翻国民政府，扶植傀儡政权，复制日军在伪满洲国等地业已施行的殖民统治模式。他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即表示，“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为目的，向中支那派遣必要兵力（约五个师团），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他认为：“日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推翻南京政府。”12月5日，松井向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说明了内心的隐秘：“方面军在攻占南京后，首先要将西山派、政学派和段字派以及支那的亲日派联合在一起，再将江苏、浙江和安徽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独立政府。接着逐步与北支那政权进行联系。”但从占领南京前后的局势发展看，第三方的存在，使得日军建立殖民统治的计划受到制约，不断出现变数。
第一，日军制造的损及第三方的行动不断升级，使得日本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
1937年8月26日下午，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沿京沪公路去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身受重伤。9月21日，经多次狡辩，日本政府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递交最终调查报告，承认系日军所为，但提出误以为是中国方面车辆。松井石根对此反复强调未必能确定是日军所为，但“就算是我军开枪射击的，不发出警告而穿越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的内外人员，挨了战斗之杖，也是在所难免的”。他认为日本政府、外交部门急于与英方和解是“过于慌张了”。松井认为英国不足为惧，所以在与英国舰队司令会晤后，他在日记中自得地记述到：“他以一副可怜的样子仰视着我，令人忍不住想笑。”不仅英国看来如此，松井说，英、美、法、意等“各国武官的态度都很谦逊，对日本军以及我本人都表示了深深的敬虔之情。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惧怕皇军威力。”
松井的骄狂，显然传染了他的部下。1937年12月12日下午，日本海军航空兵甚至将美国炮舰“帕奈”号炸沉于南京附近江面。美方认为，“帕奈”号当时正在根据“合法”命令在长江上行驶，遭到了日方“史无前例和意料之外的暴力攻击”，提出严厉交涉。日本政府被迫承认这是严重的错误。海军和陆军向美方做了详细解释，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照会中，答应道歉和赔偿，海军少将三并被召回，另有11名海军军官被处罚。为了防止发生类似事情，广田弘毅表示：“已经向陆军、海军和外交当局发出严格命令，鉴于目前不幸的事件，要更加注意过去三令五申的防止侵害，或是不当干涉美国和其他第三国的权益的指令。日本政府正在仔细研究一切可能使上述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与在中国的美国当局进行更多的联系，以确认美国利益和公民的所在位置，并改进将情报迅速、有效地传递到现地当局的方法。”“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确保美国和其他第三国的权益。”
占领南京以后，日军兽性机器全速开动，在给中国军民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给第三国造成巨大损失。美、英、德三国不断向日本提出外交官重返南京的要求，1938年1月6日，美国3名外交官首先返回；三天后，英、德各3名外交官返回。坚持在南京的外籍侨民的报告，加上他们实地观察的结果，使日军南京暴行随即传遍全世界。1938年1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发布指示：“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反对我们保护美国人免遭一支军队的侵扰，而该军队已经不受其国内的民事政府的控制。”1938年2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根据上级指示向南京发出处理当地事务的指令，指出：日军所作所为使其不能被视为管控得当的军事组织，美国财产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赔偿”。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指示也非常明确：“请向日本政府对南京查明的由于日本部队不尊重德国人房子上的德国国旗和德国财产造成的损失提出抗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请借此机会，再次着重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中国的财产，以及给予德国在南京的代表和帝国公民以行动自由。”
以南京外国权益为中心的交涉，牵动了日本政府和日军高层。曾任职外务省的石射猪太郎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说，当时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到任后的首封电报就是关于日军暴行的，并立即送交陆军军务局长。外相广田弘毅看到电报，要他迅即采取措施加以掩盖。后来，福井淳送达了由南京的第三方人士用英语写成的报告。1938年1月，本间少将被派往南京传达军方高层意见，大规模暴行才渐渐停息。石射猪太郎还听广田说过，陆军大臣杉山曾被要求采取重大紧急举措平息南京事态。这使得松井等人承受了巨大压力，牵扯了其布局殖民统治的节奏和步伐，其日记“痛心疾首”地写道：“我军士兵中又出现了抢夺驻南京各国使馆汽车和其他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愚蠢和粗暴行为令我大为震惊。皇军的声誉全毁在这类事件中了，真是遗憾至极啊。”实际上，松井1938年2月上旬再次到南京时，已经毫无战胜者的豪迈，“因为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和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得我今天如此悲哀。”不久，松井因南京大屠杀被替换回国。
第二，南京大屠杀期间，第三方人士以“安全区”为平台，庇护了数十万中国居民，其人道努力，使得中国居民产生向心力，日军为建立殖民统治，软硬兼施，进行争夺。
南京沦陷之时，在南京城及近郊区共有24名外国侨民和5名战地记者，侨民是德国人约翰H.D．拉贝、爱德华·施佩林、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R．黑姆佩尔、A．曹迪希和卡尔·京特；奥地利人R．R．哈茨；丹麦人辛德贝格；俄罗斯人科拉·波德希沃洛夫和齐阿尔；美国人C．S．特里默、R．0．威尔逊、詹姆斯·麦卡伦、格瑞丝·鲍尔、伊娃·海因兹、M．S．贝德士、查尔斯．H．里格斯、刘易斯．S．C．史迈士、魏特琳、W．P．米尔士、H.L．索恩、乔治·菲奇、约翰·马吉、E．H．福斯特，其中多为传教士和商务人士。战地记者是美国人弗兰克·提尔曼·德丁、C．叶兹·麦克丹尼尔、阿瑟·门肯、A.T．斯提尔和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侨民们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运行城中20多个难民收容所；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在城外江南水泥厂组织了难民营；战地记者们的存在，使得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和第三国人士的人道努力广为人知。
第三方人士创立“安全区”的初衷，是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战时为平民提供临时庇护，战争结束将城市和平地移交给占领军，以便减少平民伤亡。“安全区”当然并不是绝对安全，第三方人士手无寸铁，并不能直接对抗日军，但他们做了大量的人道工作，有效地减轻了日军的伤害。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1)为最贫苦的难民提供食物、住所和部分药品，庇护人数最多时达25万之众；(2)现场记录日军大屠杀暴行，实地调查战争损失；(3)委员会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在安全区内外制止日军施暴；(4)以鼓楼医院为中心，救治遭日军伤害的南京难民；(5)向日军高层和南京日本外交人员抗议日军暴行，并通过各种公私途径向全世界传播日军暴行的实况，揭露日军遮蔽掩饰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种种举措；(6)大屠杀后对贫苦难民进行救济，开办各种有利于谋生的培训班，为其提供精神慰藉，等等。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担负了南京的市政管理职能，自然为急于争夺民众、建立殖民统治的日军所不满。但安全区主要由美德等国民间人士运行，而且站在正义和人道的高地，日军也颇为忌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分析说：
“帕奈”号事件以来，英美在相互接近。事件刚发生时，美国似乎注意不卷入其中，但由于受到权势人物的舆论导向而变得强硬起来。美国掌握着今后国际形势的“关键”。因此在正义、人道方面不要刺激美国舆论，要绝对避免无益的纠纷。
饭沼守的分析，被事实证明颇有见地。日方评估“帕奈”号事件和南京暴行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时发现，“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对公众思想所施加的影响”，是美国社会中“反日情绪加剧”的重要因素。
如何让难民们脱离安全区，以便其掌握？日军一方面扣留了原南京市政府交给安全区的粮食和燃料，造成其经济和财务困难；一方面以搜查“残败兵”为名，在安全区逮捕大量青壮年加以杀害，消解民众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任；另一方面，以难民维生急需的粮食为饵，诱使难民走出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记录了日军的“引诱”手段：“许博士（按：指许传音，他在安全区担任住房委员）现在也是自治委员会顾问，他告诉我说，日本人准备向该委员会赠送5000袋大米，条件是这些米不能在安全区内分发。他们要以此促使安全区的市民重返安全区外的住处。”
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充满人性关怀的卓越努力，和返家难民被屠杀、强奸、抢劫的悲惨遭遇两相对照，使得南京难民愿意继续留在安全区。对此，日军仍想方设法加以限制。日军南京宣抚班曾报告说：
国际委员会……在皇军入城后继续对难民实行免费医疗、发放粮食及其他各项救助。另一方面，对皇军在难民区的行动进行监视，并积极进行带有恶意的对外宣传。……国际委员会的上述行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很明显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为了抑止其活动，通过自治委员会向其发出了通告，内容是从今往后由南京自治委员会接替其对难民的各项救助活动。自此，抓住机会抑制其蠢动，结果国际委员会的活动现在实际上已经基本停止了。
而松井石根本人同期的日记并不乐观：
目前，南京城内居住的30万人当中，现已有10万余人返回原来住所。回来中的大部分人正逐渐接近我部队人员。还有一半市民由于担心并得到了外国人保护而没有回来，这点十分遗憾，但情况正在明显好转。只是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们看上去都是软弱无力的样子。
1938年2月18日，与日军周旋了三个月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最终决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其人道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938年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4月，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成立。至此，日军在南京建立起“常态化”的殖民统治秩序。
在日军进攻、侵占南京，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第三方因素一直是显性的存在。这一存在，打破了历史的“线性”，比如日方内部矛盾对殖民进程的影响颇为论者忽略，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曾在其内部通报中说明：来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显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随部队进入南京后，对日军公开随意杀人强奸等暴行也极为震惊；由于他们自己无法约束军队，“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从上面石射猪太郎的材料看，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人士并没有在南京大屠杀基本平息后就塞耳不闻日本在南京殖民统治的细节。贝德士就记录了日本扶持的“大民会”上演的名为“世界得到和平”的“精彩”剧目：
一个姓黄的家庭有4个兄弟和1个漂亮的妹妹（中国）。他们拥有宝贵的土地，但其中的两兄弟与坏人英吉利（英国）、佛朗西（法国）、美利坚（美国）的团伙同流合污。第三个兄弟更糟糕，与苏行赤（苏俄，字面意思是装扮成红色的姓苏的人）狼狈为奸。为了摆脱贫困无望的生活，前两个兄弟密谋把自己的妹妹转让给他们危险的同伙，但是他们发现第三个兄弟早已把她抵押给赤色分子了。争夺变成了武力抢夺，恰在此时，一个叫华德邻（中国的有道德的邻居）的人前来救助，这是来自东村的一个心甘情愿来帮助“黄家”的朋友，他很早想追求这个女孩，而且也获得她的芳心。第四个兄弟此前一直置身事外，最后其他兄弟的恶行让他不得不介入。转向华德邻，部分是由于她的睿智，部分是由于女孩此前一直被压抑的对华德邻发自内心的感情。
精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贝德士，甚至看出第四个兄弟其实就是指汪精卫。可以说，第三方力量的存在，成为日本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殖民主义的本质是谋求利益独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霸占中国的本相日渐暴露，与欧美的利益冲突色彩不断加深，上述“国际背景”乃演变成为日本开展殖民的掣肘因素。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政府，不承认用违反1928年“非战公约”的手段所造成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定，坚持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史汀生主义是对“九一八事变”的表态，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不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任何领土的合法性，这是日美近代通商以来的重大国策性变化。此后，虽然间有反复，日美关系总的方向是不断恶化，并由日美关系而连带造成“抗日”各国如中、英、法、荷与美国关系的深化，最终演变成东亚几乎所有关系国对日本一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日本苦心孤诣营建的殖民统治秩序几乎一夕之间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