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吟婷，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41年底，由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日趋紧张，“自由法国”运动领袖戴高乐派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试图得到中方的正式承认，以便双方在印支共同抗日。1942年初，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正式成立，成为双方获取印支军事情报的重要渠道。然而，两国的军情合作矛盾重重，1944年秋，合作近乎搁浅。自由法国内部派系斗争的消极影响、法方对中国是否会侵占印支的疑虑，以及双方迟迟未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中法军情合作。
关键词：自由法国 戴高乐 军事情报合作 戴笠 印度支那
印支作为法国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无论对维希政府还是自由法国，维护其领土主权都极为重要。同时，印支也是中国军需物资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到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为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物资，蒋介石多次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驻法大使顾维钧就中国假道越南运输一事与法国政府交涉。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国民政府考虑到印支数十万华侨的安危以及在当地的经济利益，一度与维希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以免后者完全倒向轴心国。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与维希政府断交，8月27日，即美英等国在外交上承认戴高乐政权的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承认声明。
印支是中法两国共同关切的战略要地，也是战时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尤其对戴高乐而言，他对印支的政治主张若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会有助于重树法国在远东的地位与威望。因此，1942年初，戴高乐向国民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试图同中方开展军事情报合作（以下简称“军情合作”）。由于当时自由法国军事力量较弱，无法与中方展开军火贸易与联合作战等合作，故戴高乐希望从军事情报入手，为日后参与盟军在远东的作战奠定基础。然而，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的军情合作充满波折，1944年秋，军事代表团被迫暂停活动，合作陷入危机。
国内史学界对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与中方开展军情合作的研究，主要以军统在越南地区展开的情报活动为线索，针对与自由法国的合作只是略有涉及。国外学界则较多关注二战期间法国竭力维护印支主权的活动，亦缺少相关专题性研究。本文运用中法两国外交部档案、法国国防部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等处所藏资料，借助前人研究成果，试图对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成立过程及主要活动进行梳理，分析中法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矛盾频生的主要原因，以期对二战时期中法外交关系的研究予以补充。
戴高乐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后，中国、印支、新加坡等地的法国侨胞纷纷响应号召。同年11月，戴高乐任命德朔姆佩雷（Guy Quoniam de Schompré）为自由法国驻新加坡代表，与当地英国政府合作,为自由法国宣传。1941年2月，巴龙（François Baron）接替德朔姆佩雷，成为自由法国在远东地区最高负责人。同年3月，戴高乐开始筹划派遣外交事务负责人爱斯嘉拉（Jean Escarra）前往重庆，希望同国民政府建立官方联系，为日后与中国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对印支的侵略奠定基础。
爱斯嘉拉是法学专家，曾先后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担任顾问，有20年在华工作经验，在国民政府内部拥有一定人脉，对远东问题非常熟悉。因此，戴高乐对他此次出访寄予厚望。1941年9月11日，爱斯嘉拉接到正式任命，其任务主要是向中国转达自由法国对中日战争与远东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尽力得到蒋介石对自由法国的支持。为赢得国民政府的好感，戴高乐要求爱斯嘉拉向中方明确表示，战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以英美为范本，与中国协商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以及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相关问题。
1941年12月5日，爱斯嘉拉抵达重庆，与孔祥熙以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政府要员会谈。1942年1月21日，蒋介石接见爱斯嘉拉，双方围绕军情合作问题展开讨论。爱斯嘉拉向蒋介石表示：“今天晋谒，有几件要事面呈：第一，委座现为同盟联军中国区统帅，将来必有机会指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在越南境内，吾自由法国派有多数重要情报人员，布置极完备之情报组织，凡有关军事之消息，尤其对日军之行动，侦查甚明，将来愿与中国军队联络，使中法两军共同作战。第二，吾自由法国在越南境内尚有一破坏敌军之组织，如委座能指派代表与之联络，即可随时发动。第三，余建议至相当时机由戴高乐将军派法军一师自沙地亚（Shadia，位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内——引者注）进兵，协同委座军队进攻越南。第四，吾自由法国之情报人员甚多，其主任现在重庆，拟请委座指派一人俾便接洽。”蒋介石当即表示：“余即派戴笠与之联络。”
实际上，在这次会谈中爱斯嘉拉对当时自由法国情报网的介绍有所夸大。戴高乐于1941年10月方才任命陆军参赞陶天芝（Emile Tutenges）作为法国远东情报局（le Service de Renseignement en Extrême-Orient，简称SREO）的负责人开始着手组建情报网络，而该情报局的组建工作因处于起步阶段，缺少中方合作也难以在中越边境设置联络站，故与印支当地的情报人员尚未建立稳定联系。因此，1942年1月自由法国在印支已拥有完备的情报网和行动小组的可能性极低。但无论如何，爱斯嘉拉此次访华标志着双方军情合作的开始。
1942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爱斯嘉拉秘密换文，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政治团体，允许对方派代表团驻扎重庆，包括一名代表、一名随行武官、一名可参与中方新闻发布会的法方人员，主要负责与国民政府交涉外交事务。此外，为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自由法国专门成立驻华军事代表团，与中方展开军情合作。军事代表团与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团相互独立，与总参谋部直接联系，负责同中国军事部门及外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商关于印支的军事问题。同年2月，戴高乐已初步拟定驻华军事代表团人员名单，团长为空军少校德拉瓦尔德纳（De La Valdène），时任法国远东情报局局长的陶天芝也在名单之内。5月，实际约有15名成员抵达重庆，其中大多数人曾在新加坡、缅甸等地服役，对远东局势较为熟悉。由于德拉瓦尔德纳迟至7月仍未抵渝，因此，陶天芝成为军事代表团第一任团长。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戴高乐即对日宣战，但鉴于戴高乐政权尚未得到盟国承认，考虑到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蒋介石对自由法国持谨慎态度，极力避免正式承认后者的外交地位。但是，中方可以通过自由法国情报人员及时了解日军在西南边境的行动，这是蒋介石积极安排戴笠与之展开军情合作的原因。同时，自由法国亦可凭借中方在边境地区提供的便利，潜入印支与当地抵抗组织建立联络。对自由法国而言，由于政治地位尚未得到中方正式承认，与国民政府在政治外交事务方面互动较少，因而军情合作是戴高乐与国民政府交往的重要纽带。
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其核心部门，即法国远东情报局。按照陶天芝的计划，情报局以中国在印支边境的云南、广西地区为活动中心，在当地设立联络电台。因此该计划能否实行，与爱斯嘉拉在重庆的会谈结果息息相关。1942年1月18日陶天芝抵渝，经与爱斯嘉拉协商，决定将远东情报局总联络站设在重庆。此外，陶天芝在桂林、广州湾、龙州、谅山、高平、河口、老街等地组建边境联络站，并在南宁和昆明设立中间联络处，便于总联络站与边境联络站之间传递信息。同年5月，陶天芝完成情报局的组建工作。在情报局的组建过程中，国民政府向法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根据陶天芝的记录，军统曾向其保证，中方将满足自由法国在电台方面的全部需求，并向法方提供四部电台，其中一台预留给印支情报人员使用。
军事代表团的另一项任务是与印支的法国抵抗组织取得联络。随着日本对印支的军事威胁不断升级，当地部分法国军人开始组建抵抗组织，其下属的情报网有印支南部的“格拉耶情报网”（le réseau Graille）与北部的“莫潘—勒万情报网”（le réseau Maupin-Levain）。为避免日军与维希政府的打压，它们分别以“军事档案局”（Bureau des archives militaires）和“军事统计局” （Bureau des statistiques militaires）的名称为掩护。自1942年初，军事代表团通过军统方面的帮助或自行联络，与抵抗组织进行了接触，不过双方缺少稳定、明确的联络机制。但在中方帮助下，远东情报局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立联络站，为自由法国与印支法国抵抗组织建立稳定的联络网奠定了基础。
1942年12月底，“莫潘—勒万情报网”的一位成员拉阿勒（Lahalle）中尉与军事代表团的埃贝尔（Herbert）少尉在中国境内的联络站偶遇，二人进行了洽谈。该情报网领导勒万（Levain）得知此事后，立刻令其下属迪佩龙（Du Perron）尽快安排与军事代表团联络。几天后，迪佩龙与军事代表团的艾贝勒（Airbel）在边境会晤，交给后者一份关于印支局势的详细报告。同时，艾贝勒也交给迪佩龙一份搜集情报计划书，以及关于中国和北非局势的报告。经过这次接触，勒万坚信印支法国抵抗组织只有与自由法国联合行动，才能捍卫法国在印支的利益。
1942年11月英美在北非登陆成功后，自由法国将总参谋部迁至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943年3月，勒万派驻扎在印支谅山的炮兵米隆（Milon）上尉前往北非，与总参谋部取得联系。6月9日，米隆在阿尔及尔见到转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卡特鲁，向后者介绍印支局势，同时表达了殖民地与总参谋部建立联系的必要性。此外，米隆还见到了总参谋部的比约特（Billotte）上校和茹斯（Jousse）上校，他们请米隆转告印支抵抗组织，在继续搜集军事情报的同时，需要与军事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络。米隆当即前往开罗，与远东情报局新任局长安勃朗（Louis Emblanc）商谈合作事宜。8月，米隆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印支，印支抵抗组织与军事代表团在河内与昆明之间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络点，双方正式建立联系。印支方面负责搜集当地日军情报，通过边境联络站将信息传递给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再由后者向总参谋部汇报，同时将情报告知盟国。这当中，印支情报网仅负责信息搜集工作，而如何分析、利用情报则由总参谋部与盟国情报机构负责。军事代表团作为连接总参谋部与印支殖民地的桥梁，对戴高乐及时了解印支局势、与盟国分享军事情报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军事代表团密切关注中日战争形势，尤其重视中日双方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军队部署情况，并定期向戴高乐汇报。例如，1942年12月1日陶天芝在发给总参谋部的电报中，对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形势分析如下：
自11月15日起至30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较为平静。中国人目前无意对印支发动战争，也没有与维希政府断交之迹象。他们（国民政府）深知应避免采取一些不合时宜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导致日本完全掌控印支的行政权及当地军队。他们也不应无视印支军队的决心，哪怕中国在盟国的支持下发起对印支的进攻，法属印支军队必定予以顽强抵抗。……目前，日军加强了对印支与中国西南接壤地区的监视，尤其针对谅山和高平。11月26日，600名日军抵达谅山和高平。
换言之，军事代表团不仅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也时刻关注中方军队在边境的动态。虽然国民政府一再表示对印支完全没有企图，但戴高乐始终怀疑中国对印支抱有野心。因此，观察中方在西南边境的驻军情况，从而判断国民政府是否有意率先进入印支也是军事代表团的任务之一。自由法国对国民政府缺乏信任也为日后双方军情合作出现危机埋下了伏笔。
军事代表团在昆明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陈纳德以及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保持联系。当美军准备在印支对日军发动空袭时，史迪威会提前告知陶天芝，令其安排当地军民撤离，但双方很难展开进一步合作。1942年7月，军事代表团提出将自由法国空军编入陈纳德部队，遭到美方拒绝。10月，军事代表团希望美国驻华空军可以选派一名联络官与自由法国联系，但史迪威以当前局势不适宜为由而婉拒。
总之，自从爱斯嘉拉与国民党达成秘密协议之日起，军事代表团以重庆为总部在中国西南地区稳步发展，不仅完成法国远东情报局的组建工作，还与印支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在此过程中，戴笠曾先后安排军统骨干魏大铭与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董显光与军事代表团接洽，协助后者组建电台，提供必要通信设备。此外，军统也会协助军事代表团对情报人员进行培训。中方的帮助对军事代表团在华开展情报工作及双边军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1943年之前，双方未出现重要矛盾，但合作不算密切，甚至充满对彼此的不信任，限制了军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民政府会顾虑维希政府的态度，担心与自由法国密切联络会破坏中国与维希政府的关系。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反感戴高乐，美国的态度对蒋介石和戴高乐关系的发展一直有所影响；另一方面，中方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外交地位，也使国民政府很难真正重视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与对待其他盟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礼仪规制不同，中方始终未能正式接待自由法国军事代表团。尽管1943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予以承认，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仍需经中方邀请，才能参加盟国驻华军事代表会议。
此外，中方以盟国相互合作之名，对军事代表团进行监视。在军事代表团向印支进行广播宣传前，中方会审查其稿件的内容，同时为避免维希政府怀疑，播音员不能在广播中提及“自由法国”之名。爱斯嘉拉及其他驻华人员甚至怀疑，国民政府与自由法国开展军情合作是为了便于中方向印支渗透，为日后占领印支做准备。他们普遍认为应对国民政府加以戒备，在其看来，国民政府对自由法国态度谨慎、避免予以外交承认等行为，均证明中方企图在战后重返印支、恢复对印支的宗主权。1942年8月19日，时任自由法国驻华代表桂博（André Guibaut）在报告中指出：
这个政策的制定尤其要避免一切协议或一切行动，无论政策如何，（避免这些协议或行动）会让中国与战斗法国的关系具有任何正式的特点。……因此人们会问中国极度保守的态度与其对印度支那非正式的诉求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我完全相信这种联系一定存在。通过尽可能无视战斗法国，他们希望可以避免通过协约与自由法国产生联系。因为当他们（中国人）试图对我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实现其领土愿望时，这种协约将会令他们受到约束。
实际上，战争期间蒋介石对于战后印支的前途命运，只是准备加以利用，没有占领的野心。然而，日本虽是自由法国和国民政府的共同敌人，但对戴高乐而言，中国也是法国在印支的潜在对手。他认为国民政府不会轻易让法国重返印支，美国又极力推行反殖民主义政策，希望战后在印支建立国际共管，以取代法国在印支拥有的主权，因此对中国怀有极强的戒心。
在1943年之前，军事代表团与国民政府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合作关系，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
首先，1942年11月北非战役获胜后，自由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改组，内部派系斗争逐渐显现。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让北非法军司令吉罗（Henri Giraud）作为法方在北非的唯一领导人，引起戴高乐强烈不满。美国之所以支持吉罗，反对戴高乐，主要原因在于吉罗与罗斯福的主张较为一致，二人皆认为，与提高自由法国的政治地位相比，军事问题更加重要。然而，戴高乐却认为政治问题是核心，坚决要求成立一个可代表法国利益的权力中心。1943年1月，经罗斯福与丘吉尔多方斡旋，戴高乐与吉罗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双方矛盾暂时得到象征性和解。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成立，二人共同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在此期间，戴高乐派与吉罗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依然存在。对于战后如何恢复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问题，吉罗也有所筹划，但与戴高乐的处理方式不同，吉罗希望与美国合作，在当地开展情报工作。
其次，美国为搜集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动态等情报，与中国军统及自由法国吉罗派人员在印支展开军情合作。1943年4月15日，美国海军部与战略情报局同中国军统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7月1日正式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中美合作所”）。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主任，副主任为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 Miles，或译“梅勒斯”）。尽管美国有意以中国为根据地，在印支布置情报网，但美方也深知印支当地局势复杂，且法国内部分为不同派系，因此若想成功部署情报网，需要与中法共同合作。梅乐斯为此前往北非与吉罗商讨合作事宜。吉罗向他介绍了法国海军少校梅利亚（Robert Meynier）及其夫人，推荐由梅利亚夫妇另外组建一支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和印支与军统合作，为中美合作所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在北非的初次见面令梅乐斯印象深刻。梅利亚的妻子是印支贵族，父亲和叔父在当地政界拥有较大影响力。梅乐斯希望能对此加以利用，他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吹嘘：“有了梅利亚家族的帮助，几个月内印支将有20万到30万人为我方效力。”可见梅乐斯对梅利亚代表团抱有很高期望。
1943年8月27日，梅利亚携夫人，以及军官7人、士兵20人抵达重庆。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梅利亚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加强印支各情报网之间的联系，组建全方位的抵抗组织；第二，在印支进行抗日宣传；第三，准确了解日军在印支的军事力量及其边境防御体系；第四，为盟军日后在印支登陆提供引导。同时，新的代表团应与戴高乐此前派遣的军事代表团密切联系，彼此配合行动。然而，因为梅利亚属于吉罗派，故新的代表团的到来遭到时任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贝志高（Zinovi Pechkoff）的强烈反对。在贝志高得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将派梅利亚代表团来华后，他立即向戴高乐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其宣告有且仅有一个驻华军事代表团，梅利亚需要完全服从贝志高的领导，若以上要求无法得到批准，他将辞去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
贝志高反对梅利亚来华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贝志高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始终对国民政府宣称自由法国众志成城、团结统一，而两个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出现则表明了自由法国的分裂。贝志高的理由不无道理，梅利亚代表团的出现是法国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梅利亚起初只得到吉罗的任命，戴高乐在最后时刻才在任命书上签名，可见戴高乐最初并不知情。在梅利亚抵达重庆6天后，贝志高在给总参谋部的电报中写道：“梅利亚代表团难以融入我的团队，它原本就是用来反对戴高乐的工具，甚至会威胁法国在华的利益。”
第二，贝志高认为梅利亚代表团的到来对驻华军事代表团与印支抵抗组织的联络产生了干扰。1943年9月，勒万曾提醒贝志高，务必保证自由法国只能有一条与印支抵抗组织的联络通道。由于梅利亚代表团受到中美合作所资助，其人员、物资配备各方面远胜于贝志高领导的军事代表团，因此印支抵抗组织很可能被前者充足的物资经费吸引，从而疏远贝志高领导的军事代表团。
面对贝志高的强烈反对，戴高乐明确规定梅利亚需接受驻华军事代表团领导。而梅利亚代表团迟至1943年11月才得以进入印支执行任务。
此外，梅利亚代表团来华不仅引起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抗议，同时也令军统实际掌舵者戴笠陷入困境。他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中国与美国、戴高乐、吉罗三方的关系。戴笠清楚梅利亚代表团应与贝志高合作，而梅乐斯对贝志高代表团比较反感，同时军统与贝志高方面存在合作关系。因此，戴笠与两个军事代表团接触时都非常小心。在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和军统主任秘书毛人凤与梅乐斯商议印支情报工作时，戴笠特意叮嘱不必向梅乐斯主动提及军统与贝志高合作的情况，令二人与贝志高和梅利亚方面接触时要谨慎。可见，戴笠对戴、吉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美国对两派的不同态度非常了解，若想掌控好军统与三方之间的关系着实不易。最终，戴笠在贝志高领导的军事代表团与梅利亚代表团之间选择了后者。
国民政府更倾向与梅利亚代表团合作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派遣梅利亚代表团最初是由吉罗与梅乐斯商议决定，属于中美合作所领导，是合作所在印支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力量。戴笠作为合作所主任，自然更倾向与梅利亚合作。尽管梅利亚代表团在名义上应接受贝志高领导，但其来华的行程安排、在重庆与南宁的住行均由中美双方负责，活动经费绝大部分由合作所资助。据自由法国驻华人员报告，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2月，总参谋部没有收到任何梅利亚方面的汇报，而梅利亚代表团仅与中、美及印支方面人员保持联系。原件日期不详，笔者根据内容推测为1944年春。第二，贝志高和梅利亚代表团分别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贝志高代表团主要与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简称SOE）合作，收集的情报会通过固定的联络员传递给英方。英国方面甚至认为在印支问题上，特别行动处是贝志高代表团的后方指挥所。但在二战期间，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更为密切，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外交极具参考性和导向性。在戴笠看来，处理印支问题应当联美制英为宜，因此他更倾向与美国支持的梅利亚代表团进行合作。
军统与梅利亚代表团的合作比较顺利，对后者的行动成果也予以积极肯定。自1943年11月梅利亚率领工作人员潜入印支以后，的确获取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例如气象资料、法军战俘、日本伤兵，以及日军飞机数量和舰队等相关情报。戴笠不仅向梅利亚代表团提供物资设备，还安排一位中国军官协助工作。
然而，随着自由法国内部派系斗争的日趋激烈，中方与梅利亚代表团的合作难以为继。1944年1月初，贝志高直接要求多诺万将梅利亚调离中国。适逢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与海军部滋生嫌隙，多诺万不愿为此事与英国和戴高乐纠缠，使问题复杂化，遂满足贝志高的要求。梅利亚夫妇于同年5月被调回北非，两个军事代表团同时在华展开行动的局面就此终结。尽管戴高乐派看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场内斗的实际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内斗不仅使法国远东情报局内部陷入混乱，国民政府与军事代表团之间的军情合作亦遭受重创。远东情报局多名人员拒绝服从戴高乐派领导，因此离职。同时由于时任情报局局长安勃朗称陈纳德为反法分子，1944年初远东情报局与陈纳德的友好关系也趋于瓦解。
在中国方面，戴笠认为安勃朗对梅利亚造谣诽谤，致使后者被调离，因此不仅阻止安勃朗与印支抵抗组织继续通过电报联络，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向贝志高提出将安勃朗撤职的要求。地处西南的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认为，梅利亚提供的情报对中国十分有益，与中方合作效果甚佳，而安勃朗却因党派不同捏造是非，声称梅利亚为中美利用，并且在印支当地散播中美两国对印支存有领土野心的谣言，妨碍中美合作。在梅利亚返回北非后，军统为限制安勃朗行动，撤销所有梅利亚在南宁工作时使用的电台，取消之前梅利亚所享受的所有便利，以免安勃朗继续加以利用。最终，安勃朗在华声名狼藉，于1944年夏被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解除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及远东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军事代表团事务重新交由贝志高负责。尽管1944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开启双方外交关系友好发展的新阶段，但军事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在军情合作方面已经陷入僵局。
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围绕印支展开的军情合作最终未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反映了双方对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同。对国民政府而言，自由法国提供的印支日军情报固然有利于其备战，然而，从抗战全局与国际形势看，美、英、苏的援助显然更加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对戴高乐政权的政治立场，主要基于与美英的相互协调，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即战后该政权是否可能成为法国合法政府。对自由法国来说，军事代表团的根本任务是为日后恢复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做准备，这是法兰西民族的重要事业。正如1942年春，爱斯嘉拉向戴高乐汇报在华工作情况时所述：
在我们的成员当中，陶天芝（组建远东情报局）完全值得歌颂……在这里（中国）成立一个法国情报组织非常重要，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事。
（自由法国军事代表团的）根本目的是做准备，尤其是军事上的准备，收复印度支那，但是我只能反复地讲，这个事业只能在不确定的未来才能够构建而成，无疑可能会非常遥远。我不停地强调、提醒，这个事业在根本上将是法国的事业，尽管不是唯一的。
尽管从1943年开始，法国其他海外殖民地不断归附自由法国，与盟国在印支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但解放法国本土更为紧迫。因而直到1944年8月巴黎解放之前，戴高乐难以对收复印支主权问题投入过多精力。戴高乐始终希望日后能加入盟国在印支展开的军事行动，以此增加战后法国对印支命运的话语权。然而，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内部矛盾使上述目标难以实现。在梅利亚代表团抵达中国后不久，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提议与英国特别行动处合作，组建法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隶属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以期提升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地位，同时解决梅利亚代表团不服从领导的问题。但这一行动依然难以挽救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军情合作陷入困境的结果。
在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期间，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是戴高乐最初试图与蒋介石拉近关系的主要工具。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开展军情合作，既体现二者作为同盟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共同立场，也表明中法双方在战略上的彼此需要。然而，双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中国可以给予自由法国更多的帮助，战后法国能否顺利重返印支，中国的态度也很重要。相较之下，自由法国对国民政府的价值却微乎其微。军事代表团始终面临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的困境，这不仅限制其在华发展规模的扩大，而且对双方持续展开更有效的合作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在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关系之所以较为脆弱，且持续时间短暂，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军情合作难以突破政治外交关系发展的框架。自由法国的政治地位迟迟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导致军事代表团无法受到重视。第二，自由法国内部的党派斗争向国民政府暴露了其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军事代表团的地位。第三，美国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对中法军情合作的发展也起到了阻碍作用。国民政府既不能先于美国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地位，亦无法疏离美国支持的梅利亚代表团。面对英国支持的戴高乐派与梅利亚代表团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国民政府选择了亲美的梅利亚代表团。但随着后者被召回，国民政府与戴高乐方面的驻华人员也难以继续在印支展开军情合作。最终，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重新改组，双方的军情合作也随之陷入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