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中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于全面抗战阻碍还是促进工业发展，学界存在争论。杨格（Arthur N.Young）、罗斯基（Thomas G.Rawski）等学者认为，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良好势头；李学通、卞历南等学者倾向认为战争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郑友揆则主张，战争对工业的影响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选择一种特定的产业详细地叙述，极为必要”。严鹏赞同郑友揆的观点，因此，《战争与工业》选择装备制造业这一重工业的核心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在叙述战争状态下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演化规律。
严鹏在讨论战争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关系时，并不囿于全面抗战时期，而是以长时段的视野，关注战前、战时与战后演变的相关性，从而更好地反映战争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战前，国民政府已着手对部分重要行业进行统制，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即是其中重点。战争初期，装备制造业在工业内迁中占有很大比重，也足见国民政府的重视程度。战时，战争与装备制造业的关系更加复杂，大后方、根据地与敌占区三个区域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由于处境不同存在很大差异。在大后方，战争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亦有促进的一面。在日本的军事压迫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只有自力更生方可持久抗战。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后，国民政府对社会控制力较战前有所加强，这也为国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就敌占区而言，伪满与沦陷区的装备制造业状况也不尽相同。伪满供给日本的战争需要，装备制造业在日本操控之下反而有了一定发展；华北沦陷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实则是中国地域内日本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延伸；华中沦陷区的装备制造业则连表面的发展都难得一见。就根据地而言，其条件相较大后方与敌占区要艰苦得多，资源更为匮乏，工业基础也更为薄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太行山上建立兵工厂的奇迹”。
从大后方、敌占区与根据地三方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地域装备制造业获得了一定发展。考量战争对工业的影响，还需考察战后装备制造业的演变。严鹏指出，从短时段看，抗战胜利后战时需求突然消失，同时外资再次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打击；但从长时段看，抗战时期中国地域装备制造业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了物质、技术与人力资本，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经济史研究者往往善于实证分析，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史研究者往往善于规范分析。经济史是一门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一部好的经济史研究论著须取两学科之所长，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融会贯通。
史料对治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数字化时代各种电子资料和史料数据库层出不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催生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数据库以外的史料不太重视乃至知之甚少，将史学治成“书斋之学”，“动手动脚找东西”演变成只动手不动脚，以致产生有研究者治一地史却从未踏足该地之怪现象。史料类型的单一化影响了史学叙事的深入，严鹏对此抱有高度自觉，故在掌握数字化史料的基础上，长年累月奔赴各地查阅档案资料，并进行田野调查。《战争与工业》在论述过程中，并未一味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把宏观分析与微观个案研究相结合，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见事不见人之流弊，也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体悟到历史现场，了解一部血肉饱满的抗战装备制造业史。
作为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严鹏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注重从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中吸取养分，特别推崇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战争与工业》一书中，严鹏强调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所提倡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分析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理论工具，战时相对封闭的环境为政府引导的工业化发展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讨论供需关系是另一贯穿全书始终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严鹏特别强调战争需求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刺激作用。
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变迁中的一环，然而在分科治学的大背景下，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容易忽视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关联。受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学者的启发，严鹏强调，在国家形成的宏观视野下探究工业发展所无法摆脱的非经济面相，对分析战争状态下的工业演化非常重要。因此他将战争与工业的关系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讨论，认为现代战争的进程是参与各方经济实力的体现，而工业水平特别是重工业水平是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与日本在装备制造业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与走势。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试图将抗击日寇与建设国家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大后方建设的最高纲领。工业化建设特别是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建设，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建设国家的重要一环。工业化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国民政府各部门乃至全社会相配合方可能实现。因此，研究工业史特别是重工业史不能就工业而论工业，应环顾左右，对国家财政、出口贸易等与重工业发展相关联的因素，即使不是讨论重点，亦应予以充分关照。
张培刚指出：“工业化的进度和程度，将大部分决定于可用资本的多少。”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而言，资金特别是外汇部分尤为重要。全汉昇指出，重工业的发展需巨额投资和长期经营才能有收获。落后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纵然需要“国家意志”推动，但一个政府空有意志没有能力，也是无法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战争与工业》对战前政府财政与装备制造业的关系有所讨论，指出国民政府并非没有意志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因财政捉襟见肘致使进展迟缓。但该书对此缺乏深入分析。书中提到战前“中德易货借款”对国民政府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强调战时大后方装备制造业自力更生的一面。然而，战时中国与苏、美、英签订一系列易货借款合同和无抵押借款合同，利用这些借款购买了大量重工业设备，无疑促进了大后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外部支持在战时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探讨。就整个抗战史而言，中国固然有自主抵抗的一面，但也不应忽视国际援助对中国坚持抗战的作用。
作者强调战争需求对装备制造业的刺激作用，然而这一逻辑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落后国家而言，政府在发展初期取代市场，有利于合理调配、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经济起飞，这也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抗战时期，无论是大后方、敌占区还是根据地都形成了集约型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实施全方位统制，政府权力强行渗入经济运行，这一集约型体制的形成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至为关键。大后方以统制出口贸易管控外汇，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国家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的哺育作用。简而言之，就一国而言，若没有优势产业的支撑，劣势产业很难实现改造升级。
另外，作者认为兵工业常常不受成本—收益这一基本经济规则的束缚，使得该产业不太适合作为经济研究的典型样本。然而作者在分析根据地装备工业的发轫时，却以兵工业为重要样本，难免使读者产生困惑，希望作者就此做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