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志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研究员
摘要：1948年国民政府实施“宪政”，考试院随即改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辞职，为各色人等登台提供了可能，青年党曾琦即对此职极力争夺。为杜绝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的觊觎，蒋介石就考试院院长人选，初拟顾孟余担任，后又将目光移至张伯苓身上。蒋介石邀张伯岺出山也是其为平息纷争的不得已之举，而国民党此举亦彻底激化了国、青两党矛盾。以此立论，有助于深化丰富学界对这一时期国民党、青年党与学人三者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蒋介石 青年党 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
1948年，国民政府决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国民党与青年党因立委人选问题屡屡发生僵持，致使“政府不能有整个行政计划”。国民党党内更是“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后，是职空缺，作为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考试院亦面临改组命运。各色人等围绕院长人选形成拉锯态势，乱象迭起。目前学界有关考试院院长的研究多以张伯苓为中心，对其出任考试院院长有所论述。这些论著均强调张伯苓的教育家身份，但未将其出任考试院长发生的背景等因素置于较为宏观的历史场域中详加考察，因而限制了视野。考试院院长人选之争涉及内容庞杂，既牵扯到政治层面，如国民党与青年党关系问题，又与教育界学人密不可分。视角过于单一显然不能揭示选拔考试院院长过程中各方势力博弈及其各自利益诉求，呈现历史的复杂面相。因此，本文打破以往治史画地为牢局限，从政治、教育各层面加以论述，以期获得考试院长“生成”前后左右的立体历史图景。
近年来随着电子文献材料的易获，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已非难事，比勘各类材料亦属可能，这为研究者更深一步探究相关论题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本文运用大量报刊资料、时人著述与日记、台北“国史馆”公开档案等，着重从以下问题入手：国民党与青年党何以发生纷争？持续不决的纠纷对两党在考试院院长人选的争夺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争夺的实质为何？最后考察张伯苓何以出任考试院院长及经过。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的选举，是“行宪”的基础。国民政府于1947年下半年先后着手展开。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在如何协调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渐起纷争。青、民二党担心因国民党长期垄断权利资源，致使其在竞选中无法取胜，要求国民党分配一定代表名额以确保其当选。国民党为避免陷于孤立，不得不同意青、民二党提议。但在国大代表选举中，识字率不高、普通民众对选举的懵懂无知等情形，均为国民党在“基本控制地方政权和资源的情况下”获得多数名额提供有利条件。青、民二党认为，选举名额的名实不符是国民党违背允诺之举。为不使三党关系破裂，国民党决定退让部分代表名额，但此举反招致党内哗然。国大代表问题一时悬而不决。“国大代表选举争执已成僵局，立法委员之选举又至”。立法委员（立委）选举更使青、民二党难以接受，“有受骗上当之感”。
青年党为胁迫国民党让步，决定举全党之力向国民党施压交涉。1948年2月16日，青年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首先通电该党各省市党部，要求各省市党部一致督促青年党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并宣称：“如交涉结果未能达到既定标准，即当遵照决议，拒绝出席，少数当选者亦不得私自行动。”截至2月29日，苏、穗、台、鲁、桂、浙等省纷纷来电响应，均表赞同。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常会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内政部部长兼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张厉生、社会部部长谷正纲4人组成委员会，希从速解决选举纠纷。国民党虽有措置，但仍不能扭转颓局。时至3月，“国大召集日期已迫，而代表问题犹未解决”。被张群、吴铁城请“出来奔走，以求解决”事态的雷震认为，青、民“两党如不能得到相当数目之代表，则是否出席当成问题。如因代表发生破裂，则联合执法之基础必致发生裂痕也”。正如雷震所料，因名额尚无定论，二党便“力言要延期国大开幕式”。就在青、民两党宣称力延国大开幕当日，蒋介石做出退让决定。28日，当青、民二党看到蒋声明书后，决定参加国大，但在蒋看来其“要胁名额无理取闹”，谈至午夜，方才“妥协报到”。而在青年党余家菊看来，蒋这是在“履行”“规定”，于是“满天云雾顿归消释”。3月29日，青年党发表声明称：“本党为协助行宪，实现民主，完成建国大业，参加国大，实属义所当然”。青年党冠冕堂皇的声明毕竟声援了国民党如期召开国大的愿望。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是记道：“本日，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开会之期，经过无数委屈忍痛乃得如期举行开会，此实为建国史上第一件大事。”
代表名额虽宣告解决，但立委问题仍悬而未决，青年党对此颇为抵触，一再要求国民党予以兑现。而此时国民党党内亦“情形复杂，党纪松弛，人自为谋，不相统属”。尤其自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党内更平添一支暗流，国基兀臬，几于无人计虑”。蒋介石申斥道：“桂系之各种卑劣手段，哭笑谄胁，无所不至。” 4月12日，青年党曾琦致函蒋介石，“请速饬国民党解决青年党应有之国代及立委名额”，“以免迁延日久，益增困难”。蒋介石颇不以为然，认为国民党“扶助”青、民二党名额，但其“尚嫌不足”，各种吹毛求疵，“诚令人不堪忍受”。4月22日，国务会议通过第一届国大代表及立委选举补充办法，但该办法5月1日被立法院最后一次会议否决。此举致使国、青二党矛盾迅速激化。
5月2日，青年党以立法院否决增加名额为由，威胁退出政府，这将使国民党“陷为一党专政之恶名”。蒋介石心腹陈布雷注意到，名额“若本党当选人不以让与”，青、民二党“必不甘心”，“而青年、民社两党更因立法委员当选名额无法补救，对我党极不谅解，有酝酿整个退出之计，虽勉求谅解，终难弥缝其裂痕”。事实证明，陈布雷所言非虚。青、民二党7日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立委选举为“一党包办”，以不参加立法院开幕相抗。至此，三党矛盾完全浮出水面。此时，蒋介石仍试图缓和三党日益紧张的关系。11日，蒋介石召见曾琦，曾仍持立院足额立场，表示如不能“从速解决，则其整个退出政府，使国际上仍视中国为一党专政之政府也”。蒋苦叹：“此期间，诚为政治上最大困难之时期。”其实，此“困难”尚未“最大”。立法院风波之外，青、民二党复以立委名额尚未解决为由，决不出席行政院。“最大困难”之外再横添枝节。至5月底，青年党对立委纠纷不时表态，均表无意变更。这是三党围绕国大代表、立委名额产生矛盾纠葛的缘起。矛盾迁延日久，终不能化解，成为各党派间、国民党党内日后引爆冲突的导火索。之后围绕考试院院长争夺，即因青年党以名额分配问题为饵并试图以此要挟国民党引发。
“行宪”后，考试院面临改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此时请辞，“传贤以愚之性兼衰病之体”，自1928年“受任至今已二十年。既鲜成绩，复多迟滞”。今日宪法已行，“敬恳我主席俯加曲宥，准予开去现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职务，俾传贤得遂二十年十余次请免职业、疗疾之初衷”。对于戴季陶辞职，追随其多年的陈天锡称，戴彼时“自知多病之身，不宜再主院政于行宪之时”。有论者指出戴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原因有三：一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使其希冀完善考试制度的希望破灭；二是戴蒋关系大不如前，戴心灰意冷；三是戴身体不支。据时任职于立法院的陈克文观察，戴季陶等元老的下台，“是一般人早已希望的事”。可见，戴的请辞多少带有必然性。
戴季陶请辞前后，南京上层人士间“谣传”于右任可能出长考试院。其实早在5月初，有关院长人选的角力已暗流涌动。5 月7日，陈布雷亲临于右任处转达蒋请其担任院长之意，于“力辞”，“知不可强”。其间，复传出青年党有意插手考试院院长一职。第三局上报给蒋的函电中即言明：“曾琦与李璜互争考试院甚烈。”5月底，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司法、考试两院长人选正式提上日程。5月29日，蒋即表示“司法与考试二院长人选之速定”。6月1日，蒋随即着手讨论“监察、司法、考试各院重要人事问题”。2日，蒋便马不停蹄地考虑“考试院长人选之研究”。3日，蒋旋即拟出“考试院长人选：傅思义、贾景德、张伯苓、蒋梦麟、邵力子”，其遴选考试院长人选速度可谓迅速。蒋可能得知上述消息后加快速度以赢得主动。
蒋介石对考试院院长的安排可谓十分挂怀，但仍未能阻挡住异党对考试院院长的争夺。6月7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商谈民社党参加政府事”中得知，“彼党要求徐傅霖为考试院长”，青年党则“以限期解决立委问题相恫吓，否则十五日后行政院两部次长退出”。蒋斥其“可鄙”。其实，是日蒋日记记载有误。6月7日民社党召开中常会确实就参加政府问题有过讨论，但徐傅霖等人决不参加政府，并以此定调。保密局迟至6月14日才将此事告知蒋，故有此误会。另据余家菊日记载：“日来盛传考试院院长拟定为我，名望日高可畏。”可见，考试院院长已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其真假难辨，院长人选纠纷日趋复杂。
6月8日，《华北日报》《新疆日报》等又传出考试院院长可能由青年党曾琦出任。天津《工商日报》则称，考试院长或由青年党曾琦或民社党徐傅霖出任。至此，曾琦欲出任考试院院长的传闻已是人所共知。这与蒋日记中记述部分内容相当吻合。6月12日报载，考试院将依宪法改组，考试院院长、副院长先由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后任命。6月13日，见诸报端的有关考试院院长人选的报道至少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考试院院长、副院长可能由青、民二党人士担任。另一种意见认为，传闻考试院院长已确定莫德惠，“盖地域分配”。据时人一般推测，考试院院长人选应为北方籍。
其实，蒋介石原本打算让顾孟余出任是职。6月13日，蒋电顾称：“兹已推兄为考试院长，此职重要，但较简易。务望兄俯就，并提先发表，万勿再辞为盼。”14日，顾以“实已无复从政之兴趣”婉拒。蒋邀顾孟余出任是职，可能是蒋看重顾的清誉以杜党争。有论者指出，顾孟余过去是汪精卫的“一员大将”，在汪派中有相当地位。“汪逆从事汉奸行为，对日议和时，顾即远避香港，数请不肯附逆。胜利以后，亦未来过首都，这若干年的‘休养’博得极高的名誉。”对于顾的淡薄名利，陈克文亦有论述：“顾氏一生对于革命和党国大事，虽抱着高度的热诚，但对于个人的权利名位却看得十分淡薄……他始终保持着谦冲自退的学者风度，在左派领袖中固可以说他是对名利最为淡薄的一人，就是同时的党国要人能够和他一样‘为而不有’的也是凤毛麟角，很不易得的了。”在青、民二党以立委的名义要挟国民党以谋得自身利益之时，蒋选择没有多少党派背景的顾，可谓恰逢其人。顾不肯出任考试院院长之职，可能是其对政治已无多少兴趣。顾不出，蒋只好另起炉灶。
6月15日，蒋介石就考试院院长人选再次商酌，人选初拟贾景德。陈布雷认为：“应以教育界有资望者为宜”，蒋于是决定请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蒋同时令张群与青、民两党接触，“以通知方式请民社党之石君、青年党之何君，分别担任法试两院副院长”。石君当指石志泉，何君则指何鲁之。陈布雷就此还征询过居正等人意见。对于考试院院长一职，时人一般也认为，应当择取“在学术界极有地位之人士”，并一度认为非梅贻琦莫属。查《梅贻琦年谱》，并无梅欲出任是职的相关记载。张伯苓早年兴学育人之举倒是与梅有颇多相合之处。舆论也认为张伯苓功在教育，劳苦功高，“虽然他没有一连串的官衔，但在现代中国教育上却是一个创造者，他对教育的努力数十年如一日，赢得了全国朝野上下对他的钦敬”。蒋介石听从了陈布雷的建议，于15日致电张伯苓请其出山。
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蒋介石提名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各委员对张氏能否出任考试院院长表示担忧，而蒋则称：“张氏会担任的，当经无异议通过。”其实，推举司法、考试二院院长人选时，因“老者未被推举，极见不愿之色”。可见，张被提名是蒋力排非议的结果。张伯苓闻讯“去电辞谢”，并称：“最近三次大病后，体力已不能支持辛苦的工作。”张伯苓的推脱并未影响蒋要其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决心。此项提名“由蒋总统于今（17）日向监察院提出”，“监察委员对此极表重视”，认为“张氏从事教育有年”，提名合适，“监院或将顺利同意”。监察院行使同意权“将在十九日以后始克行使”。张被提名为考试院长的当日，“青年党又以退出政府相要胁”。
6月15日，余家菊日记称：“移山（曾琦）自谓有意于考试院长。”青年党于16日发表声明：“在立委问题未解决前，决不参加政院”，至于“司法、考试两院，亦决定不提人选参加”。16日青年党的过激反应当与曾琦不获院长职位相关。此时，国民党方面依然试图拉拢青年党参加政府。17日，蒋介石表示：“在行宪政府中之三党合作方针，绝不变更。希望与民、青两党协商，在立委问题解决前先行参加政府。”国民党派雷震连夜驱车赴沪协助张群与青年党斡旋。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希望青年党出任考试院副院长，而非考试院院长。蒋发表谈话当日，无望中的曾琦以立委问题尚未解决为由，对退出行政院发出郑重声明，宣称：“此乃当然而不得已之举”。其实，曾琦争考试院院长而未获，此间的牢骚满腹才是其要宣泄的主因：“立法院既不能出席，行政院自不便参加，更谈不上考试院……外传予将出长X院，总统过去确曾先后直接间接征求意见，予以立委问题尚未解决，本人健康亦未恢复，仍请总统另选贤能”。“X 院”即指考试院。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青年党曾琦以不得考试院长宣言退出政府，可耻”。陈布雷表示，曾的谈话尽是“满纸怏怏之词”。6月18日，毛人凤呈递蒋介石的函电中对此有详尽剖陈：“曾对邀其任考试院长又行变更一事深为不满。彼为求监察院顺利通过，曾分电阎锡山、傅作义，请求晋绥监委支持，并曾向于院长及川籍监委疏通。曾琦分析变更之原因认为，‘总统对他确有诚意，且有深刻认识，而系被张群所破坏。张于十日返京，十一日见总统，十二日即通知曾，变为民、青两党分任考试、司法两院副院长。民社党等于张群所手造三张一体（张群、张君劢、张嘉璈）。张之出此纯属私心，且恐曾任院长后与总统多接近分张之权势’云云……由曾之表示观察，曾与青年党无坚决退出之意向。只因情势演变至此，不得不出此一步。而考试院问题实予曾以莫大之刺激。”余家菊回忆说，曾琦对未能任考试院院长“颇为气愤”。至于蒋何以邀曾旋舍弃，不得而知。
国民党深忧青年党退出政府有碍国际观瞻，不得不对青年党再次拉拢。这在毛人凤致蒋的若干建议中得到佐证：“一、如不需该党参加行政院，则正好任其退出，惟仍应派员劝导疏通，并在报章上随时宣传，使国际与国内均认为责任不在政府……二、如仍需要该党参加行政院，则不妨稍加压力，使之就范。”
或是基于上述考虑，国民党决定继续与青年党往还商洽，希其允任考试院副院长。雷震来沪后，随即与青年党展开商讨。青年党表示如“立委问题不获解决，则不但不拟参加政院，即司法、考试两院亦不拟参加”。与此同时，该党提出七项条件，“其内容为三党合作之方式，应规定三党各推三人；对中央及地方之各项重大问题，得随时进行协商；至立委问题，国民党应继续设法，务使青年党之当选立委名额可超过十个以上”。如满足以上各点，则获得协议，青年党即全面参加政府。显见，青年党亦不愿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陈布雷认为，青年党所提“其他问题或可稍缓二三日，而考院副院长问题则必须决定”。国民党对此有两手准备。一方面，作出“青年党（21日）午刻前如未有复电，则以贾（贾景德）为副院长”决定。另一方面，陈布雷嘱雷震去电话询问。青年党回电说，“何鲁之决不就”，而“余家菊有此可能”。余家菊对此回应：“总统提名自当接受，但此系个人感激知遇，并非青年党决定。”21日深夜，李璜“电复雷震，谓开会不及，仍照所交七条办理。按其七条中，仍请以立委问题承协议后，即可提行政、司法、考试三院”。22日，陈布雷诸人对此予以商谈，决不提余家菊为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只好按21日蒋介石指示提名“为公务员”之身，“惟蒋公之命是听”的贾景德为考试院副院长。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出初步决定，表示对青年党立委问题“当继续加紧努力，设法使其递补增加”，至于其他“事实上实难确定限期达成”，但对合作“具有极恳之希望”。青年党方面，虽说宣布放弃考试院副院长，但稍后又明显发生了动摇。23日，传闻青年党中常会已决定由余家菊任考试院副院长，但其时“木已成舟”，此即天津《工商日报》谓：“余家菊竟成废子”。6月24日，张伯苓高票当选考试院院长。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的争夺，至此画上句话，就连副院长之位也只好拱手让人。
顾孟余的退隐让蒋介石想到张伯苓。蒋介石何以请毫无从政经验的张伯苓出任是职？蒋、张关系又如何？有评论说：“国民党对民、青两党一视同仁，不能偏向，司法院长不能给民社党，考试院长自然不能给青年党”。而青年党曾琦却有此表示，“于是赶快决定请张伯苓出任，事先已来不及征求张的同意”。
至于蒋、张关系，二人私谊可谓深厚。然而，张伯苓起初不肯出山，原因有二：一是张伯苓一心想办好南开，无心过问政治。抗战胜利后，面对南开校区悉数被毁的现实，张伯苓“决定摆脱政治”，复校“继续从事教育”。如1948年初，张伯苓针对多家报纸载其竞选副总统报道，在《益世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报刊澄清称：“对行政工作没有经验，没有兴趣”。此时，张伯苓对无意参政态度比较坚决，但这并不能说明张伯苓对蒋介石的某种疏离。如1948年4月8日国大上有代表“突提临时动议”，引发骚动，幸得张伯苓等“处置得宜”“风波始告平息”。16日，张伯苓等百余人还在是次大会上连署提名蒋为总统候选人。正因此层关系，蒋介石在6月15日就电告张伯苓，请其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先生道鉴：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使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遂瞻。依之愿，中亦得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拟即日提请监察院同意，万望鉴诺。以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此电非直接致张氏，而由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从中斡旋。蒋因戴季陶去职后派系纷扰遂希望张出山“平息众议”。此外，改组后的新政府宣称“行新政，用新人”，张是“教育界的名人，而且可博‘用新人’的美名”。二是张伯苓认为出任院长“兹事体大”以及身体有恙。张在6月17日致蒋的电文中表达忧虑：“际此戡乱建国实行宪政时期，考选关系人才进退，事繁责重。苓于前岁三度卧病，长期住院，元气大伤，迄未复元。近更时患头晕，经医检查认为有血管硬化危险，必须注意修养。自惟老病之身，难胜繁剧之任。仰恳另简贤能，以勷大业。谨电恳辞，千乞俯允是祈。”当日，陈布雷从杜建时处得知张仍推辞后，以电话告知吴鼎昌，“请其查明即呈”。南京方面又致电杜建时，催其力劝张伯苓“出长考院”，坦言“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18日，蒋“手复慰留之电”，再次电邀：“此次中提请先生，实几经考量，此间群情响慕，一致推崇，务盼勉允屈就。先生健康自所系念，但在京市亦可颐养，且试院下设两部，只须先生总挈其成，绝不致事务太繁，如先生以体力一时不便南来，则暂由副院长代理，以待尊体完全康复，再理院务，亦无不可，请勿再辞。”下午6时，杜建时二次奉总统府电，“再度敦请张氏出任”，张以“体力就衰，不堪繁剧，力辞提名”为由，“仍表坚辞”。此间，胡适又从中斡旋，“就近劝张氏请其同意”。杜建时于18日当天回电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表示经张“郑重考虑”，仍不肯就任。杜同时还请吴转呈蒋，其将发动张伯苓友好分头进言。张伯苓此时患有老年性血管硬化，致其脑供血不足，“时常患头晕”，确不能南下。杜建时分头进言措施效果不彰，“十九日晨杜市长偕南开校友数人三度劝驾时，张氏态度仍复如前，未稍变更初衷”。
在此胶着之际，立委林虎、范予遂等在18日联名上书蒋介石推王立哉出长考试院。可能是在此压力下，蒋19日再次去电，决心打破这一僵局。19日，敦劝张氏南下的国民政府幕僚人数有所增加，“翁文灏、陈布雷等亦均致电劝驾”。戴季陶等联名电促：“天津南开大学转张伯苓先生道鉴：行宪伊始，举国喁喁，先生崇德重道，作育人才，教泽旁敷，海内咸钦。总统寤寐求贤，敦请先生出长选贤任能之任，众望允孚，矧在贤等尤为翘企。”当日多家报载蒋介石来电措辞恳切及杜氏面张情景。对蒋来电“深为感动”的张伯岺谓：“自当拼着老命去做了。”对张出任是职，外界并不意外，《申报》早就认为：“总统对张氏倚畀甚殷……据此间一般推测，张氏可能不再坚辞。”
问题是，张伯苓愿意出任院长仅是张蒋关系颇佳的结果吗？张伯苓哲嗣说，蒋介石第四次派考试院铨叙部司长马国琳执蒋亲笔信面见张，大意是：行宪后要将教育部划归考试院。如此一来，可改观南开受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掣肘问题。张伯苓提出“只同意担任考试院长三个月”，“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还要兼着”。杜建时电复蒋：“张伯苓先生感于钧座隆情厚谊，碍难再辞，有就考试院院长之意。”20日，蒋再电张伯苓：“欣悉先生允就考试院长，当此国家艰难之际，益感风雨同舟之切，闻讯之余，益增铭感，一俟明令发表，即请命驾莅京。是为至盼”。23日，蒋电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表示考试、司法两院长人选“均经中再三慎重考虑”，希望协助通过。24日，张伯苓以同意票127张高票通过（不同意票16张，废票3张）。于右任宣布：“已得监察院同意”。之后蒋发布总统令：“提任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
对于张伯苓就任院长一事，有学生“不胜惊讶之至，恐慌之至”，其“以最恳切、最热诚的心情，挽留我们敬爱的老校长”。还有学生代表面见张“竭诚表示慰留之意”。这可能是因对现实不满的学生看到张与政治打成一片，“学生们心中总是不无遗憾的”。有的则表支持：“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杜建时亦祝贺张：“斗山望重，齿德同尊，化桃李于春风，润菁莪于时雨。”
对于张伯苓当选，官媒承认其“因总统再三恳切敦劝，不得不勉为其难耳”。这一认识在中外报刊中流传广布。甘肃《民国日报》也说，张“此次被提名考试院长，因总统再三恳切敦劝，不得不勉为其难”。外媒亦称：蒋之坚持才使张改变想法，担任是职。杜建时说：“近年来，蒋主席很尊敬伯苓先生，约请电文又极为恳切，伯苓先生因盛情难却，才答应下来，本心并不愿意。”时执教南开的陈序经也注意到，张“内心未必愿去做”考试院长，“但是又没有勇气去推辞国民党里的好多人的劝请”。张后来亦自称：“他们逼得太甚”，终于“不好意思去推辞”。
1948年是国民政府“行宪”年，国民政府由“一党专政”向多党合作执政过渡。但在有些国民党人眼中，这个过渡形态其实掺杂太多“迁就”。王子壮即言：“今日政治虽日言民主，而实际倡此者多为各党各派，为中央迫内外形势亦力事迁就，而实际上民众绝对无此要求。中央、地方亦无民主力量之中心。以此而真言民主形成分赃之局势而已。”王子壮此言道出民众对“行宪”实在无多少参与，倒是各党各派以民主名义行政治“分赃”之实。国民党与青年党因立委名额问题纠缠不休即是“分赃”不均的体现。两党屡起纷争的原因在于青年党认为国民党不守信诺，原本答允的名额无法兑现。两党纠葛的背后是双方均试图对政治资源的尽量占有与掌控。
考试院原院长戴季陶在不满与抱病中黯然退场，有关院长人选，早在 1948年5月就已暗流涌动。蒋介石曾以口头名义，命人征询于右任、张伯苓意见，只不过二位均表为难。这是蒋介石为寻求考试院院长人选进行的初步试探。期间，坊间忽传青年党有意角逐院长消息，这是有关青年党觊觎该院院长见诸报端的肇始。蒋介石从上述蛛丝马迹中探察到青年党动向，于是加快考试院院长布局。
蒋介石起初看重并无多少党派色彩而颇具清誉的顾孟余担任院长，顾不出山，蒋只好忍痛舍弃。随之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进入蒋介石视野。张、蒋私谊颇深，是蒋力邀张的基础，但又不乏利用张以杜绝青年党之意。原本有意出任考试院院长，听闻张伯苓将出任该职消息的青年党曾琦，在无望中扛起立委问题久悬不决的大旗发表退出政府宣言。青年党退出政府，实因国民党曾经应允曾琦出任考试院院长但曾终不得而引发。青年党不获考试院院长的事实，反而在客观上使其得到一个支点，并试图以此撬动立委的总体解决。从这一角度看，考试院院长人选之争成为观察国、青二党党争的一扇窗户。青年党的最终败北表明，宣称结束“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在面临权力重组时不会给友党让渡部分其固有利益。这场轰轰烈烈的“行宪”大戏，因国民党抱守一党独大观念而丧失原有意义。
经蒋介石及众人反复敦劝，张伯苓在于公于私权衡下就任是职。其实，奔走于政学两界为南开“化缘”的张伯苓，此时已非纯粹学人。在国民党对党内逐渐走向失控，其对青年党缺乏绝对掌控的情况下，张实际上成为多事之秋为“党国”事业奋斗的牺牲者。请张伯苓出长考试院院长并非蒋介石第一选择。请张出山，一则是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党内纷争不断，党内已无人可堪此任，二则是蒋介石刻意杜绝青年党对考试院院长争夺之故，但蒋介石并非仅视张为“有用工具”，这从蒋日记中可充分体现。在政治乱象裹挟下，张伯苓不得不在各色人等嘈杂声中勉为其难出任考试院院长。
考试院院长出台前后的历史场景，呈现了政党之争、政治与学术间的多重张力，亦呈现了1948年国民政府在党内、党外诸多纷争夹击下已呈风雨飘摇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