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江沛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生动事例是，与北平仅几十里之遥的野三坡，由于高山阻碍而与外界隔离，山民“在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大清国在十八年前就已经灭亡”。抗战爆发后，中共对这一带民众进行了持续性的民族主义教育，把“打日本、救中国”的朴素道理灌输于人心，野三坡的山民变得积极支持抗战，“三坡的村长，早已亦是民选了，在封建统治下被目为野蛮的三坡人民现在亦已享受民主政治的赐予，运用民主的权利了”。在晋察冀所属的完县，连年近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这样慷慨激昂的话。
一般而言，抗战以前多数区域的市民和农民，并不具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这是不争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要将中华民族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侵略者，却在野蛮的对华作战中，激发起了战区或沦陷区广大民众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激发了民族主义情感，并使之迅速升温。正如晏阳初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人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这种精神的效应，在南北的交战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沦陷区则沉于民众心底，支撑着他们对于赶走日军、恢复独立中华的不尽希望。
在已经找到的当年沦陷区各类人的日记、书信中，从明为吉林伪满通信队副队长、实为地下抵抗者的施明儒日记《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4册）、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的《北平日记》（5册）、江苏丰县县长黄体润的《黄体润日记(1933—1939)》（6册）、上海五金店小工颜滨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浙江奉化孤儿园主任张泰荣的《张泰荣日记》（4册），直至作家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和刘智鹏、周宗建编《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自北向南沿海沦陷城市民众的生存状态。
此外，还有无法留下心理活动及生存状态记录的无数底层平民，他们不识字，每天忙于生计，对于民国时期各地的政权更替习以为常，对于时常爆发的战争只能无奈面对，他们面对的民族苦难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苦难。“不愿做亡国奴”者都已离开，离不开者的生产资料及生存可能性都在当地，他们外地没有其他亲戚，他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对于日伪占领者表现得十分麻木、无奈、顺从，活着变成了惟一的生活动力和惯性。他们难以离开的原因有多种，如无法生存、妻儿生存、父母赡养、高昂路费等问题，于是他们选择了留下的苟且。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体生存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证诸历史，却是寻常百姓的最大问题。在强调民族主义大义的前提下，回到历史场景的思考才有意义。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在其名著《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中对强权政治生存下马来西亚塞达卡村民众的反抗进行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其成本是农民所难以承受的，它必须要有知识人或政治家去组织，而农民的反抗更多的是以日常形式的斗争来体现，诸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来进行。这些反抗形式“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这种“围绕着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贯穿于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却难以确定的反抗，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的。这种百姓面对强权政治高压的“日常反抗”方式，或许才是沦陷区民众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
1．战争创伤：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家间战争，必然在占领与抵抗之际产生重大伤亡，也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激烈的战争毕竟是短期行为，硝烟过后即相对平静生活的恢复，特别是东部大城市，多是日伪统治的稳固区域，国共势力难以造成压力，如东北的长春，华北的北平，华东的上海、苏州、宁波等，均是如此。相对而言，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特别是平汉、粤汉铁路与津浦铁路间的河南、两湖、江西、安徽等地及相关铁路沿线，一些中东部城镇受军事反复争夺的影响较大。在华北和华东的战区、国共与日伪争夺激烈的游击区．如晋察冀、冀鲁豫、冀中、山东、苏北等地，呈现出敌我反复争夺、城镇尚可安定、但乡村遍燃战火的形态，军事抢夺、经济掠夺与坚壁清野并存，战区民众被迫卷入战争，要应对中日多方的政治、军事诉求，不得不在战争中求生存，渴求和平生活的愿望极其强烈。
2．区域差异：相较而言，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都市，以上海、苏州、宁波为代表的江南城镇，以北平、天津为代表的华北都市，在初期军事占领后即恢复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平静，但生活仍然困难，就业不易。辅仁大学生董毅时常为文科生如何立足社会而忧虑。占领初期的香港，考虑到经济压力，日军一直在执行减少香港人口的政策，致使香港经济与社会处于持续动荡中。处于战区和游击区的中东部县城和集镇，经济生产与民众生活时受战争影响；而战区和游击区乡村，民众无法跳脱战争，饱受苦难。一直处于战争边缘、事实上又远离战争的西北地区民众，他们与战区民众对战争的体验完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抗战是全中国民众的事情这一认知，但生活区域的差异也的确造成了对战争认识的巨大不同。
3．阶段差异：整体而言，战时中国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日军占领初期，时间长短不一，经济动荡、逃亡较多，不久即恢复正常；二是1937—1941年间，日伪统治的多数地区呈现出经济相对平稳、民众生活平静、城市受战争影响小的形态，不少民众抱持不认同日伪政权统治心态但又选择为生存而沉默的态度；三是1942—1945年间，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影响，日伪统治区开始承担支援日本对美作战的后勤供给功能，沦陷区经济日益紧张，生活质量下降，此时抓捕劳工、捐献钢铁、强征慰安妇等事件屡有发生，民众更加不满，直至抗战即将结束，不少人看到形势变化才主动配合国共力量从事反抗日伪工作。
4．心态各异：政治上：无论是长春的伪军小队长施明儒、北平辅仁大学生董毅、上海五金店员、香港报业人员及著名作者萨空了，对于日伪统治均不认同，表现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教育在底层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但这不代表一般民众的心态。《良民日记》记载苏州日常生活时，主要是从中立立场进行描述的。当1936年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在北平上映时，辅仁、北师的学生几乎都去观看了，并没有人认为那是纳粹精神的宣扬，而且认为日本队的好成绩是替东亚黄种人扬眉吐气。生活上：由于底层民众多以较少的不动产为生，乡村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城镇也以本地小本经营或从事公务员工作为生，加上父母年迈必须奉养，根本无力长途迁移；多数民众缺少清晰的民族一国家意识，并未把“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舆论宣传视为人生底线，也没有真正清晰地认同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共抗战的意义。贫困民众衡量生活的前提，就是如何得到一个温饱、平和的生活。
从民族—国家立场去考察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时，我们发现其实生活的逻辑极其强大，人性是难以征服和改造的。即使在最黑暗、最贫穷的日子里，人性的追求、利益的纠缠、两性的相悦、市井的娱乐、青春的荷尔蒙，也会时时上演，也会如常表达。或许，民族主义的追求与生活逻辑和生存之道的选择，有时融合一体，有时双轨并行。我们需要从更多视角切人，深切体会强权重压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反应，或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在正确整理那场残酷战争的历史遗产的道路上，才能深刻透析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人性的无所不在和需要理性对待的复杂性。
回到历史场景下的思考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