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君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38—1941年，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物资，日本在华北占领区逐步建立起金融管控体系。1938年初，日本操控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以取代法币。为赋予联银券国际贸易流通功能，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华北推行汇兑集中制管控外汇。1941年后，日本推行特别元制度以规范华北的对外贸易汇算。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联银券的流通功能基本完备，成为华北占领区最重要的货币。日本借助其在华北的经验，不断加强“大东亚共荣圈”的金融管控，对各占领区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
关键词：日元集团 联银券 汇兑集中制 特别元制度 金融管控
金融战是近现代经济战争的核心，也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关键一环。全面侵华时期，日本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全力建设日元集团。为了有效控制经济命脉并最大限度地掠夺物资，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占领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金融管控。其中，华北地区存在多方势力的博弈，具有显著的复杂性，是促成日本对华金融侵略策略成型的关键。1938—1941年，日本在华北占领区进行金融管控最重要的方法是扶植伪券取代法币。需指出的是，日本虽然是华北占领区金融管控的决策者和操纵者，但政策的执行者则是伪华北临时政府。
中国学界关于日本全面侵华时期金融管控的既有研究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对华北金融管控的策划、指挥与执行等方面。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日本对华北占领区的掠夺手段以发行伪币排挤法币为主，并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统制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强化其金融管控效力；此外日本还不断对欧美施压，企图获取北平、天津租界内属于中国政府的巨额白银；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管控以控制经济命脉和掠夺物资为要，在战时情况下，对以法币为经济统治基础的国民政府构成了巨大威胁。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日本的内政需求、侵华决策、金融运作等方面揭示了战时日本对华北的金融管控。既往研究较少从联银券货币功能的角度分析日本金融管控的决策动因和政策转变，故此本文拟就1938—1941年日本对华北占领区的金融管控过程做进一步的梳理与分析，从而揭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制度演变及其本质。
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维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许多国家纷纷寻求与大国货币挂钩。所谓“日元集团”，是一种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货币集团体系。日元集团的成员仅限于日本与日元的势力范围，日本享有主导权和决定权。日元集团名义上可以节省日本的现金和外汇，因此对日本来说，“推广日元集团是非常有价值的应急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管控伪满地区的金融将中国东北纳入日元集团。1935年中国实行法币改革之后，法币逐渐成为华北、华中等地的主流货币，日本要在华北、华中推行日元集团计划，较东北难度要大。1938年之后，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强制实行金融管控，企图将华北纳入日元集团。
日本占领华北之后，立即着手扶植傀儡政权和傀儡银行，辅助其实行日元集团计划。为筹措军费，日本在华北最初使用朝鲜银行券（以下简称“鲜银券”）作为军用货币，但是法币的坚挺导致鲜银券价格下跌。随着战争不断扩大，鲜银券无法继续满足军费需求。1937年12月，在日本的策划与扶植下，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管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此后，日本提出设立新的银行，以筹措战时军费和重建华北货币与经济体系。伪华北临时政府受命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于1938年2月创设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伪联准银行”）。
1938年3月10日，伪联准银行正式营业，由伪华北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发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兑换券（以下简称“联银券”），实行联银券与日元等价的政策。在发行后的短短两年内，联银券的发行就达到5亿元。联银券实际上取代了日本之前在华北发行的鲜银券，成为日本管控华北货币的主要工具。伪联准银行受日本顾问操纵，而顾问的上级为日本大藏省，因此该行实际听命于日本大藏省。
在准备金方面，伪联准银行名义上采取比例准备发行制，其章程规定发钞的现金准备占发行额的40%以上，包括金银、外国通货、外国通货的存款。该行的资本额为5000万元，先收半数。伪华北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是在日本协助下，由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筹措的1250万日元贷款（纸币900万日元，现银350万日元）。另一部分资金由华北八家银行分摊，分别为：中国银行450万元；交通银行350万元；大陆、金城、中南、盐业和河北省银行各80万元；冀东银行50万元。由于华北八家银行对日方不予合作，日本遂将视线转向天津英法租界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存银。但由于英法租界的反对，日本未能获取这笔白银。因此，联银券的准备金实际上较为匮乏。
为实现货币管控，伪华北临时政府宣称联银券为华北唯一的合法货币，禁止或限期使用除联银券之外的其他货币，收兑华北地区原有的各种杂币。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货币均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货币。1937—1938年，法币成为华北的主要货币，在华北流通的中央银行纸币为6508.3万元，交通银行纸币为8004.5万元，中国银行纸币为16485.77万元。据统计，法币在山东、河北、北京、河南、山西五地所占比例分别为84%、77%、67%、73%、16%。除法币之外，华北地区还有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货币环境十分复杂。华北地区流通的钞券包括北方券和南方券。截至1938年4月，华北旧通货中北方券的流通额为29351.5万元，南方券的流通额为4461.1万元。1938年3月11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布《旧通货整理办法》和《取缔扰乱金融办法》，其中《旧通货整理办法》规定在华北流通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纸币、河北省银行及冀东银行纸币自该办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内禁止流通。无华北地名的法币及其他各种私立银行钞券限期三个月内禁绝流通。为配合这一货币政策，伪华北临时政府还规定纳税必须使用联银券，“凡一切租税课赋及对于政府一切缴纳之款，均以国币（联银券）支付”，旨在将法币从日本占领区驱逐出去，使联银券成为具有政治攻击性的战时武器。
但实际上，联银券发行之初流通地域十分有限，法币回收状况亦不容乐观。以青岛为例，1938年4月8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成立之后，联银券在青岛发行额逐月增加，1938年4月末为80.2万元，5月末为222.8万元，6月末为490.7万元，8月初则增至600万元以上。但与此同时，青岛收回法币仅14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券占50%、交通银行券占25%。放眼整个华北，截至1938年底，华北敌伪吸收法币仅有南方券540万元、北方券266万元。
针对这种状况，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布了法币贬值和禁用的规定。第一次法币强制贬值措施于1938年8月实施，伪华北临时政府限令华北法币贬值10%，即强制将法币以9折使用。1939年1月，伪华北临时政府进行第二次强制贬值，宣布法币再贬30%，且以法币为基准所签订的现存合同应全部变更为以联银券为基准。1939年3月10日起，法币在华北全面禁止流通。此后，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布《币制统制规程》和《禁止旧通货流通警察取缔实施办法》，在北平、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等日军控制的城市实施，禁止法币流通，强迫民众使用联银券，并动用武力强制收缴法币，在日本宪兵协助下，“由中国警务机关办理之”。
日本入侵华北后，立即着手促成联银券与日元的挂钩，使之加入日元集团。为此，日伪当局在华北地区推出一系列货币管控政策，对法币进行贬值和禁用，促进联银券的流通，旨在以联银券取代法币在华北的地位。然而，联银券在实际流通中未能完全取代法币。
事实上，联银券经营惨淡。在华北，除了日本和伪华北临时政府，还有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欧美等多方政治和经济力量。由于各方的抵制，联银券在国内、国际的流通受到限制，短期内未能成为华北的主流货币，日本企图控制华北金融的阴谋受挫。
首先，联银券未能取得英、美等第三国的信任，无法成为国际贸易通货。华北的输出票据“皆经洋商及华商之手集中于天津租界”，致使日本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认为，其在华北推行全面货币管控的关键阻碍来自北平、天津的英法租界。“外国租界不仅拒绝对我方货币工作进行积极协助，更有甚者，以租界作为根据地，非法动摇联银券的行情或捏造各种谣言，企图扰乱金融”。法币与天津租界之间保持联系，流通额也与联银券大致相同或更高，每年约5亿—8亿元。平津存银对中国法币准备金和蒋介石的对日战略非常重要，日本意图将租界中的白银据为己有以充实准备金。然而由于租界的抵制，日本未能如愿获得这批白银。1939年3月，伪华北政府发布禁用法币的命令之后，伪政府警察和日本宪兵“封锁租界”，“对出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各大门的中国人均进行搜查”，禁止法币进出租界和使馆区。
英、美等国是华北金融的利益相关方，华北是它们重要的市场。各国均不满日本禁用法币和强制推行联银券的行为，认为这危害了各国在华北的相关利益。当时在天津的英国实业家表示，“新银行券（联银券）何时能兑换外汇，没有任何保证，因之没有稳定基础”，而且“发行只与日元有联系的新银行券，这是计划由日本来独占中国的贸易，其外汇管理的前提，也是要扼杀外国的贸易”。为捍卫自身利益，英美等国坚持使用法币，拒绝将联银券作为租界乃至整个华北的合法货币。1939年，美国亦认为日本“在华北地区限制出口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绝对歧视”，“实际上是在涉及进出口贸易方面宣布门户开放无效”。美国驻日本代理大使德曼（Eugene H. Dooman）也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同意第三个国家以任何非法手段去干涉美国政府所承认的主权国家的货币。他强烈反对禁止法币流通而只使用联银券的政策，并表示这是与美国利益有关的问题。
其次，联银券遇到的另一强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和华北民众的抵制。伪联准银行对联银券流通受阻深刻认识到，“首先是以租界为根据地的英美两国对法币的支持。再者，就是旧法币依然散布于广大的‘匪区地带’以及华中、华南一带，独占了主要通货地位”。1938—1939年，日军主力仍与国军进行多线作战，控制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却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联银券在日本占领区内虽可以实现征发物资等基本功能，但占领区以外依然是使用法币和边币。华北游击区内禁用联银券，“其间不准使用伪钞，若揣带伪钞，立即处决，故向该区采购货物者，均用法币”。且“出口土货多产于此”，由于联银券“不能直接用以易购外汇”，因此购买出口土货必须使用法币。需强调的是，中共在华北的边区如晋察冀边区在建立初期，“对法币采取联合的政策，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但后来各边区亦发行自己的货币（即“边币”）。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禁用法币，但允许边区居民持有和保存法币，与边区外进行贸易时仍可使用法币。边币在抵制联银券的同时，也对法币造成了冲击。
再次，投机势力的存在也使华北的金融局势更为风谲云诡。1939年5月前，联银券与日元等价流通，汇值同为1元兑换14便士。与此同时，日益贬值的华北法币仍与联银券平价兑换，造成法币在华北价高、华中价低的情况，由此产生了“南方券北上”的现象。投机者在上海以日元购得法币，拿到华北换取联银券或日元，“每元反可获利百分之三四十”。在投机者的操作下，联银券成为套利的工具，上海日元的对外汇率持续波动，日本出口外汇遭受巨大损失。伪华北临时政府虽限制商民从华中、华南地区携入法币，以及从华北携出日元数额，仍无法遏制此种投机。为稳住局势，日本在1939年5月把联银券汇价从原定的14便士贬到8便士，使其与日元脱离联系。
1939年前后，法币在华北仍比联银券具优势。从货币关系来看，华北、华中的经济是以法币为基准来进行金融活动的，“联银券相对法币是卫星一般的存在，并没有独自维持价值的能力”。日本方面将联银券流通滞缓的原因归结为“缺乏贸易通货的机能”。即是说，联银券并未成为华北区域及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其货币的基本职能尚有欠缺。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自主权和影响力可以理解为实力的两个不同方面，自主权关注对内，影响力强调对外。从对内的方面来看，伪华北临时政府是日本的傀儡工具，缺乏自我调适、随机应变的自主权，导致联银券的通货功能在区域内未能完全实现。从对外的方面来看，日本在华北推出的金融货币政策以自身利益为重，对英美等国家缺乏影响力。由于联银券与日元挂钩，联银券与法币的关系势必影响到日元自身的稳定，对日本国内的贸易、物价造成冲击。
华北地区复杂的局势使联银券未能完全发挥贸易通货的功能，从而导致日本无法直接用联银券掠取大量物资。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日本转变金融管控的思路，开始采用汇兑集中制加强联银券的国际流通功能，并利用法币在上海套取外汇，以达到掠夺中国物资的目的。
日本对华金融侵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掠夺外汇。为赋予联银券外汇属性，日本在华北禁用法币后开始采取贸易统制措施，通过推行汇兑集中制来增强联银券的实力。汇兑集中制指的是华北商人在与华中、华南以及第三国进行贸易时，由伪联准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集中处理汇兑结算，此即一种建立在贸易统制基础上的外汇管控制度。此制度可强迫华北地区的商人和民众接受和使用联银券，实际上间接赋予了联银券一定的换汇功能。与此同时，日本对华中发起新一轮的金融侵略，采取利用法币的政策，将在华北收取的法币运到上海套取外汇。
1938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对华政策实施的总机关——兴亚院，由总理大臣直辖。原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改为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成为伪华北临时政府的领导机关，此后华北财政和金融更加直接地受到日本掌控。
联银券只具有原则上的兑换性，起初只可与日元兑换，且由于日本国内已实行日元管控，联银券作为国际贸易货币的功能更加受限。而此时，法币可以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按照市场汇率购买外汇，这是联银券所欠缺的，因此伪华北临时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统制华北贸易。1938年10月，伪联准银行设立“进出口贸易外汇基金制度”，对华北进出口贸易实行初步统制。1939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华北强化贸易管控和与之挂钩的汇兑集中制，以此获取外贸所得的外汇。汪时璟指出，联银券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对于“产业之开发与振兴，民生之安定与利便，均至有关系”。这意味着，如果联银券拥有换汇功能，将更接近成为国际贸易通货的目标。
1939年3月，伪联准银行推出第一阶段的汇兑集中制，凡由华北向华中、华南及第三国出口指定商品，须将出口商品按1元联银券对1先令2便士、对0.23美元的汇价售于伪联准银行。出口商获得汇兑卖出证明书后，方能报关出口。因此，出口商拿到的不过是与外汇同价的联银券，华北出口所获外汇均集中于日本和伪联准银行手中。由于初期的商品统制收效可观，1939年7月外汇管制的范围扩大到全部出口贸易。与此同时，日军加强陆路货物管制，设置陆路货物检查所对运出陇海线以南的受汇兑管控的货物进行监管。
为稳定物价，伪联准银行推出第二阶段的外汇管控，逐渐将所有进出口商品纳入汇兑集中制度。如若只是对进口商品实行管控，对出口不加以限制，则“法币对外物行市之变动，物价亦受影响”。据兴亚院的规划，扩大汇兑集中制的范围是为了“破坏旧法币作为贸易通货的功能，通过谋求联银的外汇充实，来提高联银的价值”。1940年6月以后，伪华北临时政府对天津乃至整个华北的贸易统制范围扩大到所有进出口贸易，大大方便了日货在华北的倾销。需指出的是，华北进口贸易的汇兑管控仅仅针对日元集团以外的国家的进口贸易，由日本和伪满洲国进口的商品并未受到严格限制。实施全面的进出口汇兑集中制后，联银券与法币的联系被切断，使“向来追随法币涨落而起伏之华北物价，赖以安定”。
此时，联银券在占领区的金融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伪联准银行先后在天津、济南、石家庄、太原、青岛等城市开设分行。在横滨正金银行的协助下，日本在实施汇兑集中制之后的8个月内就获得外汇收入165万英镑、190万美元，折合联银券3696万元。除了通过汇兑集中制吸纳外汇，日本人还将在华北等地攫取的大量法币，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黑市套购中国的外汇。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汇市场，也是日本套取外汇的重要场所。时人言，“日本初见法币之可作汇兑，曾由天津运六百万赴沪，预备作汇，及停汇，又运回津”。据统计，仅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间，日方“共用2亿元法币在上海黑市吸收外汇”。
日本在华北的金融管控经验必然影响到其他占领区的金融政策。在日本政府眼中，华北是对华经济工作的中心，其货币金融政策直接对华中、华南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将华北纳入日元集团的计划并未像伪满、伪蒙疆那样顺利，这引发了日本政府内部关于“日元集团分化论”的讨论。日本兴亚院、大藏省、商工省各部门对于“是否将华中、华南纳入日元集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早在1939年2月，日本商工会议所和日本贸易振兴协议会从维护其工商业经济利益出发，要求暂勿把华中和华南纳入日元集团，主张“承认法币为现实通货”。而兴亚院认为，承认法币是拥护国民政府的体现，“为日本国策所不容”。大藏省认为，华中、华南情况可暂时通融，“法币之对外命数已颇短促”，待法币退出后再将其纳入日元集团。
日本经济学者木村增太郎认为，法币的对外价值尚且稳固，同时国民政府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此，在不能取代法币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利用法币。1939年5月，由日本扶持的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上海开办华兴银行（后改名为“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与法币等价联系，同时设立“法币特别资金”兑换法币。由于“华兴券不能汇兑，而法币可以作汇”，因此华兴券与法币挂钩，是一种“随时开放无限制外汇兑换的货币”。日本通过将华兴券与法币等价联系的方式，利用华兴券来获取外汇和物资。可见，在汲取华北经验并进行充分讨论后，日本并未从一开始便驱逐和禁用法币，而是着重保护华中日商的利益和掌控华中的商品市场。
1941年之前，日本在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联准银行的协助下，通过贸易统制、汇兑集中制等手段将华北一步步纳入日元集团。华北经验促使日本在华中采取利用法币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将掠夺的法币作为其在上海谋取外汇的工具。总的来说，日本对中国各占领区的金融管控逐步增强，但华北金融管控体系尚未完全确立。
特别元制度的实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1年1月至7月，此时虽采用特别元账户，但仍以美元开户，汇兑计算的标准是美元；第二阶段为1941年7月英美冻结日本资金之后，特别元账户的汇兑标准由美元转换为特别元。“特别元”是为了与“自由元”区分开来而设置的，可以按照约定审核提取，不受日本外汇管理法的约束。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属于“过账货币”，即虽有“元”名，但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货币；二是“专作为对外贸易货币之用”，因此不作为对内流通货币之用。简言之，特别元是一种“转换外货之元”。以日元的汇率为标准对特别元账户中的各类货币进行标价，可规避军票、联银券等货币价值浮动直接对日元造成影响。
第二次近卫内阁明确了通过政治、经济机构的重组来强化战时体制的构想。在兴亚院的推动下，1941年初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于南京，其业务仅限于汪伪政府势力范围内。该银行的设立成为英美冻结中日资金的动机。随着矛盾的激化，日本与英美经济圈的贸易陷入困境，大藏省采取“在结算方面尽量减少对英美货币依赖的方针”，并认为这是“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形成自给自足经济的必要措施”。此时，伪联准银行预感到英美有对日封存冻结资金的动向，率先在华北推行特别元制度。1941年2月，伪联准银行将其存在纽约的美元悉数调回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仍以美元存款开户。4月，横滨正金银行开立“元账户”，将华北的所有外汇和资金按当时市价折成日元存入该行。日本实施此特别元制度，旨在集中日元集团内所有资金，实际上是转移外汇、管制外汇的一种方式。此时，华北与华中、华南及第三国贸易实行美元汇兑集中制，只有申请通过才能兑换成美元进行贸易，这大大增强了日本控制华北金融的力度。
1941年7月，英国、美国、荷兰以战争局势恶化为契机颁布对日资产冻结令，实际上等同于对日实施经济封锁。相应地，日本也冻结了英、美在华北的资金，并宣布“断绝与英美系货币的汇率关系”。至此，特别元制度的汇兑计算基准由美元改为特别元，特别元成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面金融管控手段。对于英、美冻结中、日资金的措施，汪时璟宣称“美金已丧失其国际决算标准通货之机能”，特别元政策的设立有助于防范资金被冻结的风险，并强调将汇兑集中制之标准通货改为特别元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然趋势。日本方面也认为，“英美方面企图阻止日本建设中国大陆新秩序、极力维护中国法币旧秩序的野心落空了”。日本“趁机迈向自给经济及日元集团之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特别元制度的运作和解释权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由于日本对各占领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华北与华中、华南等地之间的贸易被划入国际贸易的范畴，因此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受限。起初日本在华中的政策是利用法币，但是为保证华北使用清一色的联银券，特别元对法币的行市是按上海牌价执行的。日本寄望于特别元“限制共荣圈各地的交易”，在中国各被占领地区之间制造贸易壁垒，从而加强外汇管控。此后，特别元逐渐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各地汇兑交易的中枢，特别元制度成为所谓日元清算制度的基础。
在日本加强金融外汇管控的同时，法币自身的贬值也加速了联银券的渗透。法币是一种实行外汇准备金制度的管理通货，其币值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国家外汇准备的多寡和对外汇率的升降。虽然有英美等国的借款和平准基金的加持，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执行不力，加之外汇黑市屡禁不止，中国外汇不断损耗，法币价值呈现出不稳定状态。随着战争的推进，国民政府已无力维护法币的价值，1938—1941年的法币价值持续下降，日占区法币对日元的比价也波动下跌（参见表1）。
在法币本身价值下跌的情况下，联银券在华北货币市场的价值有所提高。在天津的外汇市场，1941年9月下旬以后，1元法币对3便士、对0.05美元的比率被打破，并且有不断下跌之势。而华北地区的联银券则渐趋稳定，其地位“因治安之强化，未恢复区域经济封锁统制之励行，及生产配给机构之完备，而益形巩固”。随着日本对华北管控的加强，联银券有抬头的趋势，“本行券之流通区域，乃因之扩大，其对法币比率，更表现显著之昂腾”。法币的贬值给联银券占领本土市场制造了有利环境，促使联银券成为华北的主流货币。1939年4月间曾有人做过统计，天津租界和北平东交民巷法币已不足5000万元，在市面上流通的不足2500万，其余半数则存在中交及外行库中，租界和游击区以外已不见法币流通。在天津的英法租界，法币紧缩导致商业活动筹码不足，甚至以往拒用联银券的工部局也不得不接受联银券。1939—1941年期间，联银券统一华北通货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伪联准银行收回法币的数额不断增加：“1939年5月末3100万日元，12月末4400万日元，1940年6月末5400万日元，12月末6200万日元，1941年6月末7300万日元，12月末8800万日元”。1941年，联银券逐渐替代法币成为华北被占领地区最重要的货币。可见，日本对华北法币的打击取得成效，华北在日元集团中的地位日趋稳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华北推行特别元制度，使日元取代美元、英镑成为结算货币，并在中国内部构建了贸易壁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元制度成为日本在日美经济战中的防御战术之一，以日元为中心的东亚汇兑体系逐步形成。
1938—1941年，日本在华北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金融管控制度。这套金融管控制度是全面侵华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掠夺手段日渐成熟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侵略者抢占主导地位，挑战华北地区原有的金融体系，试图使华北经济依附于日本的战时经济体系，将其纳入日元集团。
日本对华北金融管控是一个不断强化和深化的过程。为将华北纳入日元集团，日本按照其一贯发行伪币的策略，扶植伪联准银行并发行联银券，企图全面驱逐法币，实现华北占领区的金融管控。除日本和伪华北临时政府外，华北还存在英美第三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投机者等多方力量。由于各方的博弈，联银券在国内、国际流通功能存在缺陷，导致日本未能完全控制华北的金融和经济。此后，日本改变策略，采取贸易统制和推行汇兑集中制的方式，注重赋予联银券国际通货职能。通过汇兑集中制，日本实现对华北金融的初步管控。与此同时，日本采取利用法币的政策，在上海外汇市场积极套汇。1941年，联银券替代法币成为华北的主要货币，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殖民统制体系基本确立，促使其加紧对中国其他占领区的金融管控和物资掠夺。
华北是日本占领区金融管控政策的“试验田”，华北经验促使日本反思和完善对其他占领区的金融管控思路。日元集团计划实际上是企图构建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多货币体系，是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金融策略。在建立对华金融管控的过程中，日本在各个占领区扶植了众多的傀儡政权，发行多种伪币和伪券。为了强化占领区内部和外部的汇兑管控，汇兑集中制和特别元制度应运而生。在英美冻结日本资金之后，特别元制度成为日本强化各占领区之间金融汇兑的主要方式。特别元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虚币本位制”，日本借此逐步实现各占领区以“特别元”为基准的汇兑制度，加速将之纳入日元集团的进程。因此，日本的政策是通盘考虑并且不断调整的，我们不能将华北与其他占领区的金融情况完全等同，也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
在强大武力的加持之下，日本对华北占领区的金融管控制度逐渐成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凭借着军事实力和在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变本加厉地对占领区进行物资掠夺，同时进一步图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将各占领区纳入日元集团，实行更为彻底的金融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