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关键词：南下干部 政治动员 积极分子 华北解放区
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产生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体，其所主导的革命实践不仅彻底重塑了南方新区的政治构造、经济模式与社会样态，集中呈现了北方老区与南方新区的地域整合和经验流动，而且亦极大地改变了不同个体抑或群体的生命历程与人生轨迹，深度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进态势和治理架构。作为中共革命史上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群体，南下干部向来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内容亦大为拓展。这些成果虽涉及到了南下干部的动员问题，但尚未突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的区域性特质和实践性取向，对有关南下干部政治动员的历史逻辑、运作机制等也未展开详细阐释。
基于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视域系统论述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的运作实态、历史逻辑和深层机制，充分还原以“人”为中心的原生态历史图景，有效实现革命史研究与区域史研究的榫接和互鉴，并为阐释南下精神、弘扬革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现实性的参考与启示。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是决定了干部大量调动渡江南下的必然性”，而对于广大南方新区的解放不仅意味着军事接管，亦包含着中共政权领导下的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战略目标的整体实现。
为了顺应上述战略形势之发展，毛泽东于1948年10月10日起草了《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级政权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的相关精神，制定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接管和建设南方新区的工作主要由北方老区干部负责，“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此五万三千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
华北解放区是此次干部抽调工作的重点区域，亦是南下干部选派人数最多的一个战略区。华北解放区是老解放区，内外环境相对稳定，各级干部综合素质较高，革命经验亦甚为丰富。早在1948年8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曾颇为自信地说：“华北解放区处于东北、西北、华东、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大部分地区又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两年解放战争的老根据地，已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9年1月29日，华北局也总结道：“华北党有长期斗争历史，有100万以上的党员，近数年来，特别是1948年以来，在中央帮助下，大多数干部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城市工作中与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政策与策略；在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向中端正了政策思想，对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贯彻执行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1948年10月29日，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南下工作的各项指示，制定了《华北局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要求“全华北局必须以最严肃负责的态度，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一切有利条件，以全力完成中央所给我们外调17000干部的伟大任务”。随后华北局又向下辖的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晋中、察哈尔省等区下发了《关于外调干部配备的通知》，对下辖各区南下干部的具体职别、数量等事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以一个南下区党委为例，“全部干部共2185人（区党委65、5个军分区共计2120）”。1948年12月20日，华北局参照下辖各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各区的干部数量、抽调历史、当前任务以及解放区的巩固程度等因素，系统拟定了《对南下干部各区分配数目之决定》，要求“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区党委各出三个分区级、十五个县级、一百零五个区级架子的干部”，“北岳、冀中合出一个区党委级架子的干部”，“太行、太岳合出一个区党委级架子的干部”，“冀南、冀鲁豫合出一个区党委级架子的干部”。此后，各级政权纷纷将这一文件精神逐级下达，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南下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然而，对于根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发展于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之中的中共政权而言，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显然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不独呈现于组织中的个体与个体间，亦表现在各级组织、各地组织及各类组织之间。面对如火如荼的南下工作，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的反应与选择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意识形态、精神觉悟、传统习惯、个体理性及生存本能等要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华北解放区各地干部的思想认知逻辑与行为选择模式。
冀南区一地委组织部在其南调干部的工作报告中即指出，自动报名南下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3.54%，服从组织决议南下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8.04%，调动困难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43%。冀鲁豫区郓北县七区“全区干部共31人，积极要求南下的有4人，服从组织调动的有13人，勉强可以服从的有5人，坚决不去一调即垮的有6人，不了解情况者有3人（因到前方送粮去了）”。即使服从组织调动的干部也依然存在着诸多顾虑，太行区二地委组织部曾强调，干部在思想上“主要有三种顾虑：1.家庭顾虑，走了以后土地代耕问题；2.女人培养问题；3.走的远，南方气候热，风俗习惯不一样，愿往北上不愿往南下”。由此可见，必要的动员实践对于提升各级干部的南下觉悟、增强其南下信心、培育其南下精神，进而完成中共中央的“南调”之任务可谓意义甚大。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和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涵盖着政治动员、物质刺激、精神鼓励等诸多内容，中共革命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无不与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与高效的动员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以往的民众动员工作有所不同，此次南下动员的对象是各级干部，具有显著的特殊性。组织的严密性与高效性向来是中共政权的主要特质，因而对于这些长期处在严密的科层化组织体系中的各级干部而言，政治动员构成其动员实践的基本路径，并推动着南下干部动员实践的整体性运作。1949年新年刚过，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工作亦随之开始。
大会集中动员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实践的第一阶段，这种政治动员方式一方面可以对各级干部进行更为全面的革命形势和前途宣传、政治和思想教育等，进而让各级干部深度领会南下工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大会氛围的烘托之下，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组织原则也更易浸润至与会者的内心，并对各级干部尤其是落后干部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是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开展大会集中动员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树立干部南下的信心，减少南下的顾虑，增强南下的荣誉感。一般而言，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首先采取大会集中动员的方式，从全国胜利形势以及当前任务等方面来重点突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而鼓励各级干部积极主动南下。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大背景下，关涉革命形势和前途的教育虽然仍在强调对敌对势力的警惕，但总体来说还是较为乐观且具有感染力与号召力的。此时有关革命形势和前途的教育，除可以有效增强各级干部的革命胜利责任感外，还兼具明显的鼓舞性作用。冀鲁豫区博爱县的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是由“县委作了报告，讲解了新年献词和毛主席对时局的声明，特别着重地讲解了蒋美和平攻势阴谋，准备卷土重来，和毛主席声明新提出的八项条件，提高嗅觉，认清真正的敌友，然后根据形势发展，军队要打过长江去，需要我们过江，提出全国胜利已经肯定，我们愿不愿胜利，能不能负担起着使命，这是党给我们光荣的政治任务。好党员好干部要勇敢的响应党的号召，不折不扣的负担起这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太行区二专署“各县在动员方法上，一般都经过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介绍胜利形势，以《毛主席对目前时局【的】声明》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两个文件为主。在干部中普遍展开学习，启发前途教育，打破不愿远走思想”。在捍卫革命果实与扩大革命成果的双重历史使命感氤氲中，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大洗礼。
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对于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的鼓舞是很大的，这一点在华北解放区各地的南下工作总结报告中均有呈现。太行区黎城县的“扩干会上动员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主席对目前时局的声明》，从正面动员树立了干部的胜利信心，启发了干部的觉悟，经过时事教育，启发和认识了革命和个人的前途思想，树立了为全国老百姓求解放的革命人生观与胜利信心。……参加大会的干部共243个，自报南调的196名，参加会未有报名的28名，自报占参加会的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三。县政府小组（机关小组）连伙马夫、交通员干部都全体报了名”。冀鲁豫区郓城县的部分干部由于以往形势的恶化，从这一小区调到另一小区即调不动，但在此次革命形势与前途教育之后则主动要求调到江南去工作，一名干部解释说：“那时打游击，现在没游击了。”经过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之后，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增强了南下信心，他们纷纷响应中共中央的南下号召，积极主动报名南下。
除了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以外，政治和思想教育也是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进行大会集中动员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政权大多从阶级觉悟、纪律意识及组织观念等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和动员。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历来系中共政权改造干部与发动群众的重要理论依据。在革命实践发展较为成熟的华北解放区，挖掘阶级根源、树立阶级意识、培养阶级情感早已成为各级政权熟练掌握的动员路径，而从阶级觉悟的角度开展必要的思想教育即成为南下干部大会集中动员时的必然之举。冀南区一地委组织部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时即“从阶级观点上，使干部认识到我们应为全国人民着想，为解放新区穷人翻身，到新区是我们全国家兄弟翻身的光荣历史任务，如元朝罗英同志说：‘我不能光为元朝群众翻身，还要为新区穷兄弟翻身，为全国人民服务’”。由于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在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中早已深入内心，因此通过启发阶级觉悟的方式来开展政治动员甚为有效。
中共政权是一个组织严密、上行下效的革命政党，对于纪律和组织观念的高度重视是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一以贯之的基本方针。为了更有效地完成中共中央的南下要求，对各级干部进行必要的纪律教育与思想改造亦显得十分必要。太行区和顺县的政治动员大会“着重提出每个干部要树立为党为群众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及说明革命的前途问题，特别提出现在干部中存在着没组织性与纪律性。……每个干部的人生观来个思想大站队，提高每个干部的政治前途觉悟，克服干部中的农民思想”。冀鲁豫区九地委在南下动员大会上也集中开展了纪律和组织观念的教育，重点“批判了干部中表现的自私自利与资本主义思想，从党员与党的联系上树立了党员的组织观念，树立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个人利益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与原则，尖锐而严肃的批评了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与某些干部有条件的服从党的错误思想与观点”。必要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对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工作的完成作用甚大，既增强了南下干部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亦强化了其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意识。
对于部分干部所忧虑的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在自然环境、语言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等问题，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在大会集中动员时也进行了耐心地解释和说明，以求打消这些思想顾虑。冀南区四分区在南调动员大会上反复讲述南方地区的优良条件，“说明在抗日开始时，八路军南方各省的同志，很多在咱这里作了这么长期艰苦工作，才来时说话可能听不懂，习惯了就好了，咱们这里比南方又冷，生活又坏，南方的同志在这里坚持了十来年的工作，也没闹病，咱们到南方去，那里天气暖和，生活很好，到那里不能闹病”。为打消一些干部的南下顾虑，太岳区二地委也着重报告了江南地区的基本情况，指出“长江以南的地区那里有过去基础，民情风俗容易体会。下江南后的家庭困难，政府保证解决。江南交通方便，环境稳定，和家里均可以取得联系”。通过对南方地区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详细解说，华北解放区的大多数干部逐步打消了思想上的顾虑，普遍意识到自身能够适应南方新区的新工作环境。
大会集中动员的方式成功塑造出了一种“南下光荣”的整体氛围，有效推动了华北解放区南下工作的顺利完成。华北解放区各地大会集中动员中“自上而下的报名表态造成热烈的空气，相互鼓励，相互推动，各县动员都很成功”，各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南下是党给我们的光荣及重要的任务，应愉快的接受”。在太行区长治县，经过大会集中动员之后，“大家情绪很高，共报了一百零三人，到会的只有七人没报名，后经县委审查，批准了三十五人，宣布名单后，没有批准的人都说：‘这次为什么没有批准我。’最后都表了态度，岳培瑄说：‘我这次决心过江解放全国人民。’李来威说：‘你们先走，我下次走，随后赶到江南会面，现在要把工作搞好并解决南下干部家庭困难。’”冀南区“邱县三区邵大志在大会说：‘上级叫我死去，我就去死，我坚决服从党，听从决议，我兄弟三人，两个在前方，我今天报名南下，因为这是全国胜利了，咱不去叫谁去呢？军队好比打柴人，人家将柴打好了，老叫咱捆捆装不上，咱不去不能胜利了。’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在会上有十几人自动的报了名”。经过大会集中动员，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中选择积极自报南下者越来越多。
大会集中动员告一段落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即进入小组深度讨论的程序，以求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的南下意识，树立南下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冀南区一地委组织部曾多次强调：“发动干部思想觉悟接受任务，是个思想变动的过程，必须深刻动员，思想成熟，激起热气。简单从事不细密的反复动员，不深入讨论互相酝酿，干部是发动不起来的，因之应注意启发诱导。”
小组讨论，参加人数较少，可以进行较为深度的交流，且因相互熟知而便于参加者表达真实想法和说明实际困难，也便于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开展有针对性、有侧重点的政治动员选择。对于小组讨论的优点，太岳区壶关县委有一个表述，“小组讨论进行公议，互相批判，互相启发，巩固情绪与结合个别谈话，了解思想与存在问题作充分准备”。太行区三地委组织部在有关县区南调干部综合材料报告中也指出，小组讨论可以“在讨论中结合自己思想认识作具体实际的连［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并以党章教育提高觉悟，打破南调的落后思想，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运动”。小组讨论的这些优点是大会集中动员方式所不具备的，但两者优势互补，均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整体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中，小组深度讨论的方式十分普遍，政治动员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冀鲁豫区四地委各级干部“经过了报告与启发、学习文件等，又在党的小组会上及学习讨论中进行了酝酿讨论，这个会议上干部情绪一般是高涨的，绝大部分干部在大会上表明了态度，树立了正气”。范县的机关干部在“开会回来之后，都不谈论，好像很沉闷。实际上是脑子里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办公会根据各机关报告，讨论各机关分组进行，县府两科为一组，早晨以学习组学习文件，领导酌情那一晚上可以开个组，进行谈南下，解决思想问题”。在冀南区，“武训经过详细讨论酝酿成熟后，提出为了南下愉快，大胆的解包袱，提顾虑，进行分析批判，大会动员解答，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教育大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解决，要端正按原则处理问题。华县提出不要背包袱下江南，个人提出后，个人批判，大家批判，干部的问题思想得到解决”。太行区二地委各级干部“经过各个小组讨论，打破对南方的神秘观点，有些同志不知有多少远，说离江南有八千里，有的怕下去不服水土，随身带的瓦片，经过大会动员这种思想也基本上得到解决”。
经过大会集中动员与小组深度讨论后，有针对性的个人情感谈话即成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个人谈话式的政治动员既可以从情感上激发干部的南下热情，亦可以向各级干部施压，并解决他们的具体顾虑和实际困难，从而增强政治动员的效能。
冀南区三地委曾多次强调个人谈话在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实践中的重要性，“帮助干部解决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告诉干部回家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奠定其与家庭斗争的方法，巩固其思想。如邱县公布名单后，各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对南下干部进行谈话”。太行区二专署明确要求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应多开展个人谈话工作，以巩固南下干部的思想情绪。太岳区壶关县委组织部在南调过江干部情况报告中也总结说：“调动的干部都进行个别与三、二（人）的谈话，对干部的情绪巩固、提高觉悟、坚定他的过江决心有相当的作用。”个人谈话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窥一斑。
为有效实现南下干部政治动员的目标，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普遍对南下对象进行了个人谈话。太行区二专署“在调动上一般都经过对每个干部思想了解，并采取自报、指定相结合方法和热情相待，耐心个别谈话，征求意见，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太岳区二专署“在这样个别谈话、大会小会动员，绝大多数干部与一部分杂务人员均踊跃自报写申请书。有的几次找领导上谈话，表明决心，又如干二公校学员报名者即有三十人之多”。冀鲁豫区范县“各单位负责同志有对象的进行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思想情况进行提高”。冀南区三地委还专门针对落后干部进行了个人谈话，“经领导上解释教育指明前途，这些同志南下思想又坚定起来了，这说明了革命的思想战胜了封建的落后思想，同时说明了这些同志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如成磁姚林，强调家中困难，痛哭流涕，经组织个别谈话，教育解释打通了思想”。个人谈话的方式强化了各级干部的南下信心，坚定了各级干部的南下信念，尤其对于落后干部而言，往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模范带头与奉献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共政权的一种政党气质和政治文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带头均是其动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当然也不例外，因而树立积极分子与强调干部示范即成为各级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此，冀南区一地委组织部明确指出：“掌握骨干（特别区主要干部）带领别人，以自己的模范作用鼓励大家是任务完成的关键。”冀鲁豫区六地委强调：“这次证明了那个区有南下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的，问题就少。那个区的南调干部中没有骨干，或者主要干部思想不通，干部问题就多，不服从调动的就多。”太岳区党委也反思说：“高平五区没有调骨干，一（个）区调垮五人。一、二、三区有骨干，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普遍意识到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在南下政治动员、营造南下氛围以及激发南下热情等方面的作用。
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中，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选择一般采取个人自报与组织认定相结合的方式，秉持核心干部与领导干部优先的原则。冀鲁豫区九地委要求各级单位“发现真正积极分子，号召及时自报，并起推动作用，组织骨干带头，带领多数（主要依靠思想打通），号召领导干部带头带领所属下级干部，或以区为单位由区书、区长带头带领全区干部”。北岳区阜平县委选择与培养南下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方法则更为具体：“1.一种是从了解情况中发现骨干，采取多鼓励、多表扬，以达巩固其思想（如推进社四同志要求走，县委即予以表扬）。2.一种是号召主要干部带头，成为自然的骨干。3.培养有活动能力，有带头作用的成为骨干（如政府民政科长带动了二人，王朝府带动了三个）。4.一般干部观望有影响作用的领导，县委个别教育，打通思想让其表明态度（如一区委书记耿太隆开始劲头不足，影响到其他干部观望，他带头表明态度后，其他干部情绪也随之变化）。”
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在树立积极分子、强调干部示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冀鲁豫区九地委依靠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带头动员一般（干部），这一方式各县都已采用，首先打通分委干部的思想，号召积极的带领动员干部南下自报。……农民干部未读过书，也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事了解的很少，如用积极分子团结带领的办法的确也能解决一些农民干部的思想顾虑和地方观念”。在冀南区，积极分子与骨干干部同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冀南行政公署干部科总结道：“抓紧骨干（区以上主要干部）及自动报名的积极分子，经过他们去酝酿带头，如振堂县经过讨论个人表示态度，最后组织上决定，这些骨干起到很大作用。”冀东区十四地委亦反复强调：“县委模范带头，团结干部是极其重要一环，每个区每一小的单位，必须要有骨干，要有核心领导，经常照顾与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各县都作出或多或少的成绩。”
多数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不仅处于核心位置和领导岗位，他们还有着更高的思想觉悟，“在干部中有威信，才能起应有作用”。冀鲁豫区六地委曾“专门组织南下干部的积极分子动员带领其他。怕十一区同志回家动摇了，马上区书前去动员，结果无效，领导上又专派南下干部的积极分子去动员，最后动员成功了。据茌平的报告使用积极分子效力是很大的”。太行区二地委给区党委组织部的报告中也提到“襄垣李生旺、武乡秦定九、榆社石玉维不但起了带领作用，而在解决干部具体思想问题方面也是比较好的，因此一般干部都是愉快的。和顺、左权核心干部，没有做这一工作，因此搞的不算好”。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长期浸润于革命化的政治文化之中，成长于科层化的组织体系之内，因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往往甚为显著，直接促进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
伴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发轫，各新兴政权愈发注重微观机制和技术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作为一个政治娴熟、组织严密的革命政权，中共政权亦将微观机制和技术的运用视为其实现政治动员的重要路径。
在华北解放区，革命实践有效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然而当传统习惯尚未实现完全性转化之时，传统社会意识、社会网络等要素依然还会在日常实践过程中发挥相应作用。此次华北解放区干部南下采取了成系统的整体性抽调形式，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南下后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缘于降低南调工作组织成本的考量，因为成系统的整体性抽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切合各级干部的传统社会意识与各地社会的传统社会网络。对于传统社会意识和社会网络的借用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中并不鲜见。太原一地委“盂县南下动员会上吸收了调干村的支书村长等参加，他们回去后积极的调干解决困难，说服南调干属，帮助他们克服家庭包围起了一定作用”。冀南区三地委在南下干部情况汇报中也强调：“干部带头，整套组织机构，熟上级、熟同志，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南下顺心。”这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及业缘等微观机制和技术的运用成功打消了干部南下的顾虑，增强了干部南下的信心。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期间，历次政治运动中习见的竞赛机制和技术也被广泛运用，以营造南下气氛、培育南下精神。太行区二专署在南征干部综合报告中指出，竞赛的方式“能造成南下干部光荣的空气，对落后思想也是一个打击”。冀鲁豫区阳谷县曾开展了不同单位之间南下竞赛，“表扬了南下光荣，批判了某些地方观念、怕调动自私自利的错误观念，树立了方向，教育了干部”，成绩较大。在太行区，经过各种竞赛，“老干部认为有经验，应南征解放江南人民大众，新干部历史短，南下要立功，青年干部决定要南征，回报党对自己的培养，黎城、榆社等县做的都较好”。在中共政权的话语体系中，先进与落后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革命取向，由竞赛带来的这两种个人价值取向之间的差距在战争和集体的环境下被放大了，追求先进与避免落后日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的一种精神自觉，而选择南下则构成这种精神自觉的一个有力注脚。
通过比较革命前后个人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差异来进行南下觉悟的启发与感恩意识的强化，同样是华北解放区各级政权在南下干部政治动员时所采取的一种重要微观机制和技术手段。冀中区曾以机关支部或以县区为单位，用前后比较的形式开展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工作，例如，“用南下比长征，以现在生活比过去生活，以地方比军队，以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五一大扫荡”。华北解放区的各级干部在反复比较、多次对比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感恩意识逐渐升华为组织观念和群众意识，南下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亦融入内心。太岳区介休县“开展回忆对比，比过去困难环境艰苦斗争的功绩，比解放军战士牺牲个人利益，比妥协干部的切身教训，进一步提高了认识，19个组83人写了决心书”。冀鲁豫区四地委的大部分干部“在自觉的基础上结合检查过去，比比过去的地位，诉说五军未进攻逃难之苦，比比现在的生活情形，许多同志从这方面想通了，认为不消灭蒋匪军，就不能过安生日子”。
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为了顺应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南下工作则构成全国“南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接管和建设广大南方新区的历史性重任，也发挥了建构和整合革命化央地关系的时代性功用。作为动员体系中的关键性环节，政治动员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组织”的力量成为中共政权“南下”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一项重要保障。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与个别情感谈话等三种方式交错递进，同时强化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辅以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共同构成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政治动员实践的整体性链条。这一整体链条的有效生成和良性运行是中共政权的政治动员经验在实践层面与地方场景中的又一次积累和升华，集中彰显出了中共政权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城市接管研究（1948—1950）”（HB19LS01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