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军，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副教授
《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与宗教政策——日中基督徒的合作与抵抗》一书于2020年1月出版。该书是作者松谷晔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北九州市立大学大学院社会系统研究科，2012年9月）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作者在执笔博士论文期间任日本基督教团牧师，现任日本金城学院大学副教授。
首先，需要厘清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三个区域性概念，即“占领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基于作者对“日中战争”的时间界定，可知在本书中“占领地区”所涵盖的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间日军所占领的区域。至于台湾和东北地区，并未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日本史学界一般将其归入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研究领域。
需留意“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这两个地理概念和今日存在较大差异。民国时期的“华北”指的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六省，而“华中”则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七省。本书沿用战时日本使用的“华北”“华中”，所指涉的区域范围与民国时期大致相同。
作者的问题意识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综合评估。作者认为，迄今为止日文、中文和英文的相关研究并不太多，因而存在相当程度的拓展空间。如研究者虽然对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有所阐明，却“缺乏检视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相关组织及其参与者的研究亦显不足，尤其是相对忽略中方的宗教组织和领袖。此外，在区域分布上，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华北地区，对上海、南京则几乎没有专文涉及。有鉴于此，作者设定了本书的研究方向：“以基督教为中心，兼顾日中双方各自的立场，探讨日本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宗教政策的形成过程，政策实施中所成立的宗教组织的实况，以及在此政策、组织框架下活动的基督教领袖，于合作与抵抗的夹缝之间所采取的相应对策”。
上述研究思路体现在全书结构上，就是包括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交代研究目的、方法的序章——“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与基督教政策”，分为“政策”“组织”“人物”三部的正文六章，以及总括结论的终章——“中国占领区宗教政策诸相”，共八章。作者形容这样的架构是“将各个人物（树木）置于政策（森）与组织（林）中去定位”。显然，作者意在采取多层面、多视角的立体架构。无疑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结构设计，但由于政策、组织、人物彼此紧密关联，难以截然分开，使本书某些部分在叙述方面稍显重复、零散。
作者在第一部“政策”中以第一、第二两章论述了日本占领区的宗教政策。第一章“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区宗教政策的形成——以基督教政策为中心”，将华中地区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对比华北、华中两个地区，发现日军宗教政策在初期阶段的差异。即华北方面军的“宣抚工作”侧重于避免与第三国主要是欧美传教士发生纠纷，故而对基督教采用以协调为主的“包容政策”，具体的手段就是利用擅长英文的在华日本牧师与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而华中方面军则将欧美传教士视为当地中国人“排日、抗日、依赖欧美”的原因，是其巩固占领区治安的障碍，因此对当地基督教采取以排除、驱逐为手段的“排斥政策”。作者认为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军事行动给当地军民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更为严重，致使华中地区欧美传教士的反日意识更强烈。这个发现不但可以避免对日军的宗教政策陷入简单化认识，且明确了下述三点事实。
第一，占领区宗教政策完全服务于战争需要，由日本陆军特务部、特务机关主导立案与实施，日本政府各部门诸如外务省、文部省、兴亚院等予以配合。进而言之，日军的宗教政策是随战线的推进、“宣抚工作”的逐步展开而形成的。
第二，占领区宗教政策所预期达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或改善欧美基督教在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导致的外交问题和国际舆论压力。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对基督教政策的重点在于针对基督教传教士的相应对策”。
第三，文部省颁布《宗教团体法》管治日本国内各宗教团体，同时推动日本各宗教进入中国，用意在于取代欧美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民众施加影响。
第二章“日本国内宗教政策与中国政策之关联”，是中国学者尚未涉足的领域。作者从日本国策层面，剖析了日本派遣大量宗教人员来华的大背景。
需留意本书第一部这两章有关日本占领区宗教政策的探讨，作者将时间限定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内容止于1941年初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推出的《华北第三国系宗教团体指导要领》（「北支那ニ於ケル第三国系宗教団体指導要領」）。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区宗教政策所发生的变化，在第二部“组织”和第三部“人物”之中才得到呈现。与此类似，第一部尽管对华中地区有所涉及，但仍以华北地区为主，华中地区的详细探讨在第二、三部。
本书第二部是从组织层面再现日本占领区的宗教政策。作者从中发现，“政策意图与组织实态之间的乖离与差异，反映出日本宗教政策的框架中存在一定的‘自由空间’。换言之，表面上似乎严密的日本宗教政策，实际上并未被统一、彻底地实施，其中尚存留容许相关组织和个人采取自发且多样行动的余地”。
第二部包括第三章“围绕华中宗教大同联盟的诸项问题”和第四章“围绕‘中华基督教团’的诸项问题”。第三章可以说是填补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基督教史研究的空白。华中地区“华中宗教大同联盟”是上海、南京日军特务机关出于“思想战”的目的，于1939年在上海主导设立，由在华日本宗教界人士联合组成的宗教组织，分设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其中基督教部主要负责做“第三国人士的工作”，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有影响力的欧美传教士聚餐恳谈，旨在影响他们对日本做出正面评价。然而却因种种原因，导致其创设目的与实际运作效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联盟转而积极接触中国教会和华人牧师，推动“日华基督教联盟”和“中华基督教团”的建立。
第四章可视为本书重点章节，聚焦于日本占领区基督教联合组织的成立。在第二节“华北地区——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为中心”中，作者指出既有的研究成果 “已立体化地再现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成立过程、日本当局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宗教政策、具代表性的中国基督徒的相关言行，但欠缺对日本占领地区的日本宗教组织与日本基督徒的考察，也未涉及其他地区的中华基督教团”。对于前者，作者的贡献可见于第四章的“补节”——“作为中华基督教团顾问的日本牧师”以及第六章。有关后者，作者在第四章第三节“华中地区——以南京中华基督教团为中心”和第四节“上海——以华中日华基督教联盟为中心”中有所论述。
作者关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教团主理江长川的部分。作者虽同意邢福增对江长川所为乃“合作中的不妥协”的判断，却认为不止于此，指出江长川当时是“积极利用日军压力这一外在因素与中国教会一直以来所推动的教会合一及自立运动这一内在因素，以期建立具有真正教会性质的合一教会”。笔者留意到支撑该观点的史料主要是战后形成的，即使是教团时期的资料，也只不过是江长川纪念教团成立一周年的公开讲话。也就是说，这些资料都是江处在压力环境中（日军压力、审判汉奸压力）形成的，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反映江长川的真实想法，很值得怀疑。
相对而言，学界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研究成果较多，表面上看似难再有进展。不过，随研究视角和考察层面的转换，以及对史料的挖掘和重构，有时会出现新的研究空间和可能性，基督教宗派史即是可尝试的研究方向之一，如邢福增文所言及的教团体制下旧宗派的延续性。本书在此基础上，引用中华卫理公会的相关资料提供的个案佐证，据此指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一方面是作为动员中国教会对日合作的组织，受到日本当局的管治；另一方面又是发挥着某种‘保护伞’的功能，为保存旧有宗派架构留有自由空间的组织。”或许限于资料，上述内容仅有一页篇幅，并未充分展开。
第三节“华中地区——以南京中华基督教团为中心”和第四节“上海——以华中日华基督教联盟为中心”所论及的内容，是以往研究少有关注的领域。作者选择南京、上海进行考察，其中尤以南京最为详尽。围绕南京中华基督教团的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作者对相关人物（黑田四郎牧师、杨绍诚牧师）和组织（南京日华基督教联盟、南京日本YMCA）之间的互动，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作者指出，南京中华基督教团“一方面是整合南京的中国教会，为亲日工作进行人力动员、诱导舆论而设立的组织”；另一方面“从结果上看又起到保护、维持中国教会，重开教堂等作用”。
通过对上海华中日华基督教联盟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再现，作者分析了华中地区两个代表性个案，从中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被日军全盘控制的本部、分会（如天津分会、青岛分会）、堂会的教团架构（虽不具有上下级领导关系）不同，华中地区仅止步于城市层级。具体而言，由“华中宗教大同联盟”基督教部所推动的中日基督教“提携组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在4个城市成立了上海南市基督教协和会、昆山合同基督教会、芜湖基督教相交会、苏州日华基督教协议会。而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8月才迅速增至14个城市，进而成立“华中日华基督教联盟”。此时，距离日方的目标，即成立华中中华基督教团只差一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最终未能如华北那样成立华中中华基督教团。作者指出，尽管南京作为首都是华中地区的政治中心，也的确成立了南京中华基督教团，但上海才是中国基督教的中心城市，上海教会的动向势必影响整个华中地区的教会，华中中华基督教团之所以未能成立，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出现“上海中华基督教团”。那么，为何未能成立上海中华基督教团？这是本书较为宽阔的研究视野所带出的问题，有效地呈现出不同地区中华基督教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是由于上海教会领袖的消极态度，这样的推断无疑有其合理性。不过，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留守上海的临时总干事缪秋笙所起的作用，指出他对日方所操纵和推动的教会合一的抵制，影响了包括南京在内的整个华中地区。这便令人难免有所置疑，主要是由于这一判断缺乏史料支撑，且作者所用的唯一佐证是战后缪秋笙本人的工作报告，于是便出现了与作者对江长川的评价相类似的问题。显然，对上海中华基督教团和华中中华基督教团未能问世的解释，不能仅限于当事人个人层面的讨论、过于强调个人的影响，应进一步揭示和对比上海基督徒群体及上海本身的独特性，以及华中日本占领区更多城市教团组织（如武汉中华基督教团）的实际情形。为此需要挖掘更多史料，尤其期待作者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
本书的第三部是与日本占领区宗教政策和宗教组织相关的“人物”篇，作者力图描绘出中日双方基督教领袖人物在合作与抵抗两极之间的行动与思考。
第五章“杨绍诚及其生涯”，详细再现了曾任南京中华基督教团理事长的来复会牧师杨绍诚跌宕起伏的一生。作者应是首位杨绍诚的研究者，着力刻画这位不得不周旋于日本占领者及其相关组织之间的基督教牧师，在极其有限的选择中尽量合作以维持教会的运作，认为杨绍诚“绝非傀儡式的对日合作者”。
第六章“日本基督徒与中国”，试图勾勒出一幅中日基督徒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处境下合作与抵抗的图景，展现他们行动与思考的多样性。作者指出，“安村三郎与阿部义宗，他们的各项活动都明显是在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宗教组织的框架之下进行，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怀有援助欧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牧师、保护中国教会的良善意图”。贺川丰彦也同样带有军国主义时代的烙印与基督徒身份的双重色彩，“他绝非被强制宣传大东亚宣言，那是发自其信念的行动”。因而上述人物都不免被中国基督徒指责，批评他们回避日本对华侵略、以日本国家利益为优先的一面。少有的例外是矢内原忠雄，他与日本的宗教政策保持距离，并支持抵抗日本宗教政策的王明道。基于对上述日本基督徒的考察，作者得出结论：“日本治理中国占领区的宗教政策表现出两面性，即一方面会对相关人物形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具备足以划一地管治每一个人的强制力，于是便给他们留有个人裁量的余地。”
按照作者的观点，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教会领袖群体中。在对日军主导的中华基督教团的态度上，北京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是拒绝加入，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缪秋笙则抵制上海中华基督教团的成立。而在合作的一方也呈现出多样性，中华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表示自己参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成立并出任主理，意图是借日本的外在压力推动教会实现合一；南京来复会牧师杨绍诚则明显是要通过南京中华基督教团保护教会。除去主观动机之外，作者还留意到日方在占领区推动教团成立时，均使用“自立、自养、自传”的口号，认为日本当局此举的意图在于，将教团置于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延长线上，试图强调成立教团组织并非日方单方面施压所达成的目标，也包括中国教会领袖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参与。“可见，日本当局应仔细研究了不仅华北地区，还包括华中地区在内的中国教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巧妙地利用了‘三自’原则”。笔者甚是认同作者的上述观点，即日方的这一策略使当时不少的教会领袖与日本当局的合作在基督教界获得表面的合理性。
充当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中介角色的日本来华基督徒时常陷于尴尬境地，而对日合作的中国教会领袖，也同样存在如芒在背的问题——“通敌”。这在抗战胜利后光复区各地审判汉奸时，便使隐忧变为关乎荣辱安危的祸患，避之唯恐不及。令人略感意外的是，战后似乎并没有教会领袖作为汉奸受到处罚，当事人或极力辩解开脱，或讳莫如深，至今抗战时期教会领袖的对日合作问题，几乎没有相关的中文论著问世。前述先行研究中，只有邢福增论文和王淼博士学位论文的结语中有所涉及。本书显然对“汉奸”问题相当关注，第四章第二、三、四节中专辟小节“从汉奸审判视角”，分别就江长川、杨绍诚、缪秋笙对日合作时的内心挣扎，以及日本战败后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作为对全书政策、组织、人物的整合性结论，作者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并非统一、彻底的，而是因时因地呈现不同的变化与多样性。因应这些政策所设立的种种组织，也时而与政策意图或理念相乖离，时而发挥出意料之外的功能。这意味着置身宗教政策、组织之中的中日基督徒，并不是完全顺从各项政策的傀儡，即使有限但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空间，存在着能够按照各自考量采取行动的余地。正因为有此自由空间，才使得江长川等人进行的合作中推进教会合一、保护教会、拒绝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等尝试成为可能。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安村三郎、阿部义宗、贺川丰彦支持新东亚秩序建设抑或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言行，并非是在被剥夺自由、被强迫的情形下的被动之举，而是在自由意志主导下的主动行为。可以说在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占领区的宗教政策框架下，存在一定的自由空间，由此衍生出中日双方基督徒在合作与抵抗的夹缝中的多种关系样式。
作为作者首部问世的专著，本书无疑填补了不少抗战时期沦陷区基督教史领域中的研究空白，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宽广的视野和多种角度作精细的考察分析，从而呈现出日本占领地区宗教政策、宗教组织及相关人物的复杂性，并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堪称佳作。
最后，以概述作者在书末所列举的本书未涉及的八个主题，作为对其未来研究成果的期待，也作为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基督教史研究的展望：（一）“满蒙”、华南日本占领地区的同类基督教组织及各组织间的比较研究；（二）东亚传道会更为详尽的实证性研究；（三）汪伪政权的宗教政策研究；（四）国统区的宗教政策、大后方各基督教组织研究；（五）战后被列为汉奸的基督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研究；（六）战时滞留在日本占领区的中立国及同盟国传教士研究；（七）沦陷区天主教研究、日本占领当局对天主教及基督教政策的比较研究；（八）日占区佛教与基督教政策的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