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展:日本对汪伪政府参战问题的决策探析

发布时间:2022-10-08 14:56   本文被浏览过: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张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口避免影响日苏关系,拒绝汪伪政府参战,而其实际的考量,则着眼于独揽英美在华权益。待日本接收租界等权益基本完毕,汪精卫指示周佛海借访日之机,向日本中央再提参战请求。但日本担忧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媾和,将此事继续搁置。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日本进攻重庆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不得不中止。与之同时,英美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日本准备在舆论上予以回击,并试图收买中国人心,打开侵华困局,推出了“对华新政策”。日本认为无理由地转变对华政策,容易给人以示弱之感,于是决定将其作为汪伪参战的“回报”。汪伪遂得日本首肯而参战,为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提供了台阶。汪伪参战的过程,较清晰地表现了日本对汪决策思路,即如何灵活利用汪伪政府,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具博弈能力的汪伪政府,如何在顺从日本的前提下提出自身诉求,同样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汪伪政府  参战  太平洋战争  汪精卫  日本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提出向英美宣战,却遭到日本拒绝,直至1943年初才得以参战。日本为何拒绝汪伪政府参战?又为何最终同意?其政策如何演变?日本学者高桥久志认为,汪伪政府为获取自身权益而主动参战,是一种消极抵抗,但无法确定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立场。石源华在论著《汪伪政权全史》、论文《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述论》中提出,“太平洋战争初期,汪伪政府并未提出参战问题”,最终参战“是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赵东喜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政府参战原因探析》一文,基本沿袭石源华的观点,认为参战一事,为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目的是以一系列诱惑条件拉拢汪伪政府加入自己的阵营。李仁哲研究认为,汪伪政府为实现自身政治逻辑的自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即提出参战,但未详细考证日本的决策。
  上述研究各从某一方面考察了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但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日本当局的决策过程,尚未作系统论述。本文认为,汪伪政府在太平洋战争之初,便明确提出要参战,日本担忧汪借此向日本索取利益,遂托词拒绝。汪伪政府对此并不放弃,仍寻找机会试图说服日本,但真正促使日本改变决策的,实际上还是整体战局的变化,日本根据形势重新评估相关利益后,才允许汪伪政府参战。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日本政策的演变与日汪之间的互动,在厘清汪伪参战一事史实的同时,探析日本对汪决策的思路。
  
  一、决策:日本拒绝汪伪政府参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将对美开战一事通报汪伪政府,要求其“与帝国紧密协力,共度时艰”,但表示“没有参战的必要”,由“汪主席声明国民政府(引文中的“国民政府”均指汪伪政府,下同)立场,稳定民心”即可。次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发表声明,宣布“国民政府为尊重条约及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起见,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随时随地,与日本协力”。
  对日本要求不参战的指示,汪伪政府诸人颇为不解。汪精卫认为,“在大东亚战争开始,我方即决意参战,虽知现在国力未充,然立场应该如此”。与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会谈时,汪精卫强调,“现在重庆已经对日本宣战,但南京却与英美处于平常的状态,这无论如何都很不合理,我们很难对国民交代”,因此“坚决表明南京政府参战的意愿”。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也认为“在此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自身立场及利害计,自应与日本充分协力,惟日方似不愿我政府立于表面,未知用意何在”。
  汪精卫向日本方面表示,宣布参战的动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外交、军事上的一致。汪精卫主张,“中国自动参战,自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即已认定”,汪伪政府需要通过参战,确认加入日本所在阵营,“重庆已对德意宣战,而南京没有宣战,则无以激昂意气”。另一方面,汪精卫强调,参战可以为汪伪接受日本干涉提供理由,淡化其傀儡政权的色彩,以共同进行太平洋战争为名,“日本可以公开地统一指挥中国军队”。也就是说,汪精卫希望借参战展现日本对汪的“重视”,鼓舞内部士气;同时借宣传“保卫东亚”,为对日协从提供合法性解释。
  对日本来说,汪伪政府参战与否,对太平洋战局缺乏实质意义。日本扶植汪伪政府,主要希望其在侵华战争中“加强对占领区的政治控制,协助日本增强综合战力”,而非针对第三国。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的“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等条约中,也未规定汪伪与日本共同参战的同盟义务,为日本灵活处理留下了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军认为汪伪政府“甚至不能踏出我军势力圈外一步”,协助日军进行侵华战争已属勉强,无法期待其对太平洋战争提供军事支持。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将中国占领区定位为“资源供给方”,不要求汪伪政府参战,只协助日本足矣。
  日本当局认为,汪伪政府如果参战,不仅不能为战局带来实质性改变,还可能与日本争抢利益。外务省情报局总结,“帝国一直压制国民政府参战请求的原因”如下:1.应使汪伪政府着眼于在占领区发展,避免其“徒劳地去追求恢复国权”。2.汪伪政府参战,必然刺激其恢复国权、回收敌方权益的欲望,会影响日本处理英美在华权益。3.汪伪政府若参战,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权,来增强参战的政治效果,但日本尚未做好准备。4.汪伪政府参战会诱使伪满参战,可能影响对苏关系。5.汪伪政府参战会妨碍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媾和。
  这五条原因中,前三条都是在强调,避免汪伪政府借参战索取权益。日本对英美在华租界与财产等利益颇为重视,太平洋战争之前,陆相东条英机就在御前会议上说过,“租界对处理事变带来了极大障碍”;参谋总长杉山元也表示,“为了从速解决事变,必须果断接收租界”。外相松冈洋右担心刺激英美,提议尽量避免由日军接收,而通过汪伪政府接收。这一顾虑在日本决定与英美开战后自然消除,大本营要求中国派遣军“接收英美等敌方各国在华势力,尤其是权益和租界”。中国派遣军计划独自接收租界权益,汪伪政府仅“提供协力”,并要求汪伪政府不要立即参战。
  汪伪政府以中国政府自居,如其对英美宣战,而日本自行攫取英美在华权益却不转交,便显得于理不合。日军认为,过早让汪伪政府参战,会让其对日本接收租界一事出现“思想上的混乱”。1942年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自东京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畑俊六报告:东京的意向是要绝对拒绝汪伪政府参战。
  日本拒绝汪伪政府参战,自然不好明说是为了独占租界等权益。影佐祯昭“对于中国政府暂时不向英美宣战一点,详为解释”,“若‘中国’对英美宣战,则‘满洲国’亦要宣战,将影响‘满’苏关系,因此宣战一事请暂待时机”,周佛海亦赞同。但汪精卫并不信服,他向影佐强调,“所谓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苏联,我认为既然日美战争已经开始,便不应多虑”。日本本身就是轴心国的一员,汪伪政府与伪满洲国即便加入轴心国,向英美宣战,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日苏关系。因此如汪精卫所言,“南京政府的参战,不会影响苏联的动向”。
  伪满作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并无外交自主权,所以日本担心伪满参战的说辞显然只是借口。汪精卫与伪满驻汪伪大使吕荣寰会面时,“就‘满’华两国参战问题,悄悄征求吕大使意见”。吕荣寰颇为紧张,立即拒绝汪精卫的提议,“强调做这样功利的事是不合适的,现在‘满’华两国不应考虑战后的事,而应全力协助日本打赢战争”。这说明即便汪伪政府参战,伪满也不会挑战日本权威要求参战,日本担忧伪满参战刺激苏联的借口,其实并不成立。
  汪伪政府还发现,日本在单方面接收租界等英美权益:“日方关于上海租界,以军占领为名,不使我国民政府参加,即金融方面亦直接处理,不使中储预闻,殊令人怀疑日本强化国民政府之诚意也。”日本驻汪伪代理大使日高信六郎注意到,“最近在上海,我方一手继承英美的权益,不让国民政府参与,(汪精卫等)对此深为担忧”。针对这一情况,日高对汪表示:“中日合作共同驱逐英美势力,国民政府的力量随之会自然而然地增加。这让汪对日本产生空许承诺、不让实利之感。汪精卫私下抱怨,“日本要扶持、强化国民政府,只是空口说说,没有实际行动”。
  汪精卫提出参战,目的也在于舒缓日本对汪伪的管理。日本要求汪伪政府着力于“向中国国民解释本次战争的真正意义,全力避免民心的不稳”。汪精卫承诺“日本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国民政府都会全力实行”,但同时指出要“避免民心不稳”,让民众认可所谓的战争“意义”,需要日本以行动体现。“一般民众抱有两点疑问,一是战争长期化,日本会不会逐渐处于不利;二是如果日本获胜,会不会将对中国的军事管理永久化”,“针对第二点疑问,国民政府也要对日本提出要求和希望”。周佛海也向影佐祯昭表示,“中国对于日、美战争有两观点:一、日本初必胜,后因物资缺乏,结果必败。二、日本如胜,中国必沦为植〔殖〕民地。望日方对于此两点有说明并保障”。
  汪精卫委婉提出,放弃参战不利于汪伪政府利益,无法服众。他对日高信六郎表示,汪伪政府内部有人要求参战,理由是“回顾日俄战争,中国未能以某种形式参战,结果战后也未能获取战果”。汪精卫虽然自称已“告诉他们,国民政府要真正协助日本,应该安定地方的治安,充实军事能力,开发产业,从而对日本提供实质性的后援,现在不是空论对英美开战的时候”,但特意提及此事,显然在于强调不参战则无法获取战果。汪精卫还对影佐祯昭表示,参战一事是汪伪政府内部的共识:“集合褚民谊、陈公博等各主要干部讨论之际,大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对参战的)要求和希望。”
  中国派遣军和日本驻汪伪大使馆均认为,汪伪要求参战的真正目的,是要与日本争夺英美在华权益。畑俊六认为,汪精卫“主张参战,说借此振作、统一民心,又能显示与日本同甘共苦的精神,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是希望由国民政府接收英美的权益,还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汪颇巧妙地隐藏了这样功利的想法”。日高信六郎也认为,汪伪政府“担心不参战,就无法参与对英美权益的分配”。对此周佛海也注意到,就对英美宣战一事,“日方且有一种疑心,疑我政府趁火打劫”。
  汪伪政府无力改变日本决策,但坚持参战,符合其“对日协力”的逻辑,日本也不便长期压制。畑俊六认为“国民政府参战问题,未来应该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随之抬头”,日高信六郎也承认,就算日本暂时拒绝汪参战,但“按照今天的势头发展,据观察将来还是避免不了参战”。日本准备“完成在华英美权益的接收后,则不阻碍其参战”。
  就参战一事,汪伪政府以为理所当然,但日本为独占英美在华权益,以对苏关系为托词拒绝。日本的决策立足于自身眼前的利害得失,猜忌汪伪参战是要与日本争利。汪精卫虽然反复表态要求参战,但未能影响日本的决策,为促请日本中央重新考虑此事,汪伪政府借周佛海访日机会,再次提出参战请求。
  
  二、变化:周佛海访日与汪伪参战问题的再讨论
  
  1942年7月,周佛海访问日本,代表汪精卫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参战请求。周佛海的访日目的,原“为答谢国府本次改革币制日本所予之协力”,系一次礼仪性访问。7月6日,周佛海“谒汪先生,请示赴东京各项事务”后,与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宣传部部长梅思平讨论访日安排,陈公博建议可借机直接向日本中央提出参战请求。由于事关重大,周于7月10日请示汪,“晤东条及外务、海军大臣,可否提及中国参战问题”,并请汪提前“与后宫(淳)、重光(葵)一谈,免怪我方径而向东京提出,而不先与渠等联络”。但汪指示周,“不必等候总军(即中国派遣军——引者注)、大使馆回话”,并与周统一口径,要求“论及参战问题,最好做以下措辞”:即当初汪要求参战,“总军及大使馆据复称因顾虑苏联,故希望中‘满’均不即加入”,但现在的形势下,“苏已无力与日本构衅,此种顾虑已可解消”,汪表示自己“晤后宫、重光时亦此说”。
  1942年7月17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就币制改革致谢,然后话锋一转,称“奉汪主席之命,与阁下商量中国参加对英美战争的问题”。周佛海表示,日本无需提供利益交换,“不需要返还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报答”,此事并非自己个人意见,是“汪主席鉴于最近苏德战况,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事出突然,东乡似忘记了之前是以日苏关系为借口拒绝汪伪政府参战的,反驳说,“帝国从一开始,对苏联就没有任何畏惧”,“苏‘满’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东乡还解释说,不让汪伪政府参战的原因,是因为“重庆政府已加入英美阵营”,如果汪伪政府再对英美宣战,会加深双方对立,“贵国政府强调要全面和平,那么还有没有正式宣战,和重庆战斗的必要呢”。周佛海对此不以为然:“余告以全面和平与中国参战无关;中国参战至少不致妨碍全面和平,而于强化国民政府颇有效力。谈一小时余,不甚投机。”周佛海以为,东乡借“全面和平”转移话题,真实用意仍在于对苏关系,“察其意,似正待德、苏战局之结果也”。
  日本此时已基本完成英美在华租界等权益的接收工作,却仍然拒绝汪伪参战,其主要原因确实如东乡所言,在于“全面和平”问题。太平洋战争初战告捷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要求,日军挟战胜之威,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有针对性的武力施压,以“促其动摇”。参谋本部判断,日军击败英美,切断援华通道,“出现了中国事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如果日本错过这一机会,随着中国与英美同盟关系的深化,“英、美、蒋将完全结成一体,事变将无法处理”。
  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从速媾和,日本当局要求加强对华武力施压。1942年3月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询问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对中国问题就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办法吗?”田边回复:“考虑南与北的战争全局,要打到重庆去,是无法实现的。”东乡抱怨说:“那在外交上就没办法了。”最后,该会议讨论的《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文件上,增加了“对中国问题更积极地使用武力”的批注。更重要的是,“天皇表现出对中国战场的强烈兴趣,于是积极进攻的意见得以抬头”。为逢迎上意,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表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果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随后杉山元赴华,要求畑俊六设法“消磨敌人的抗战意志”。畑俊六积极表态:“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进攻重庆,促使蒋政权屈服。”杉山元返日后向裕仁奏称:“大东亚战争后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打击,在这种影响达到最高潮之际,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大本营开始制订大规模作战计划,准备攻占西安、成都、重庆等地,迫使国民政府求和,即所谓“五号作战”。
  日本集中精力尝试与重庆国民政府媾和,为防止出现变数,暂时搁置了汪伪政府的参战请求。参谋本部准备在“五号作战”期间寻找时机,“通过宽大的条件,引导中日走向全面和平”,认为“国民政府的参战,会加深双方的对立,并不妥当”。裕仁亦担心:“国民政府的参战,会不会成为全面和平的障碍?”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认为,“国民政府参战工作暂时不做,要在对重庆工作没有希望时再做,换句话说,五号作战停止时,再让其参战也未尝不可”。据此参谋本部决定“如果五号作战不实施了,就是时候让国民政府参战了”。鉴于大本营“召集关东军参谋长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明示大本营关于准备五号作战的意图”是在9月3日,周佛海访日正值参谋本部筹备“五号作战”之际,其参战要求势必会遭到反对。
  7月22日,周佛海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从会谈记录来看,双方按照预定日程,主要商谈经济问题,未提出参战问题。汪精卫就参战问题一再催促周,“晤东条首相谈及此事意见”。24日,周佛海“再访东条总理大臣,谈中国参战及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相较仓促回应的外相东乡茂德,东条的回答更显圆滑,表示尊重汪伪政府立场:“若国民政府希望参战,以为有利,则予以考虑。”周佛海对此颇为兴奋,“渠表示强化国(府)方针不仅不变,且须以全力实行,对余所述中国参战理由,认为正当,允速研究”。
  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东乡茂德在与周佛海的会晤中,礼节性地表示“允予考虑”,首相东条英机也表示“予以考虑”,对两人相同的答复,周佛海却有不同的解读。7月19日,周佛海“(宴)请陆军省及参谋本部与中国事务有关之少壮军人”,询问军部对汪伪参战一事看法,并报告汪精卫,东乡的态度是“不必参战”,但“军部中坚干部甚表赞成,外务省内亦颇有赞成者,军部中坚分子允努力推进,最近期内必能实现我所希望”。据此周佛海认为,东条所谓的“予以考虑”,实际上是对此事放行:“东条谓,中国参战须由全盘利害着想,若参战有利,自应参战,顷闻国府所谓参战理由,本人认为非常正当,尽速研究等。”周据此判断,“参战原则,已不成问题,只在选择适当时机”。收到周佛海报告后,汪精卫告知中国派遣军,周访日其实“是为了请训参战问题”,并强调“周与东条会谈时,东条认为参战有利于国府,就应该考虑之,周观察认为,东京对参战没有异议,只剩下时期问题而已”。畑俊六得知后,对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甚为不满。
  根据东条英机的指示,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展开讨论,结果陆军省赞成参战,参谋本部则态度消极。如前所言,参谋本部将汪伪参战一事,与进攻重庆相挂钩。但陆军省军事课研究认为,“汉中、重庆作战,说到底是不可能的”。周佛海访日之际,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正在和海军方面就进攻重庆展开讨论。当时日军已在中途岛遭遇重大失败,太平洋战场形势吃紧,掌管战争物资调配的陆军省,提供给中国战场的资源极为有限,对进攻重庆态度消极。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认为,“物资装备方面的困境姑且不论,只说从政治上考虑重庆作战的大局观,陆军省也没能充分把握,海军方面虽暂不反对,但又不愿多提供资源,实施重庆作战的前景困难重重”。这一分歧表现在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上,便是“陆军省急于使之参战”,而参谋本部觉得“不可理解”。参谋本部第十五课(中国课)折中地提出,可以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但需要先讨论设定“处理敌产,共同租界的军政、外国人的监禁”等条件,暂缓做出决定。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决议:“帝国政府需要考虑战争的全局形势,对此事慎重检讨。” 1942年7月29日,东乡向周佛海传达,周回复表示,“汪主席的意思也不是要立即参战,而是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听从日本的指示”。
  日本当局注意到,汪伪政府并未与驻汪伪使馆和中国派遣军商量,而是借访日直接向日本高层提出请求。因此,东乡给周佛海的回复中,特别指出“请贵方与当地帝国机关保持充分联络”。陆军省则将这一回复发给中国派遣军,告知内阁和军部的决定,汪伪政府参战一事“还要慎重检讨”,已要求周“要与当地帝国机关保持充分联络”,指示中国派遣军“据此进行指导”。畑俊六对汪精卫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汪精卫派遣周佛海直接与东京交涉,“是认为总军和大使馆都无所谓,汪如此态度,令人颇为不快”。周佛海返回南京后,畑俊六“告周表示,不与我方联络,直接去和东京方面接洽,这对我方而言极不合适,是一个大问题,并要求其传达给(汪)主席”。
  畑俊六也注意到,与汪精卫等沟通存在障碍。原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一手促成了汪伪政府成立,并“与汪结下了相当的因缘”,结果却被调离,“对汪及汪一派构成了重大冲击”。继任的松井久太郎到任后,畑俊六希望对汪伪政府“进行全面的内部指导”,进一步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控制,但汪精卫对日军抱有警惕,并不愿敞开心扉。畑俊六发现,“总参谋长也就是每月会见三四次汪主席,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务性的小事,不涉及大问题,暴露了汪与军事顾问和总军之间联系的不充分”。为了加强与汪精卫的沟通,畑俊六“希望时不时亲自与汪主席会谈”,并与汪共进晚餐,结果“汪主席说的话仍然都是说过了的话,让人颇为失望”。
  从日本对汪“指导”的架构来看,直接进行“指导”的是日本在华机构,包括代表军部的中国派遣军和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馆,而对汪政策的决策权,则在于日本内阁与军部。汪伪政府要影响日本决策,只能通过日本在华机构作为中介,如果对方态度消极,汪伪政府则除“越级上访”外,难以将诉求传达给日本中央。由于中国派遣军与驻汪伪大使馆,对汪伪参战一事“向未提及,恐有异议”,汪精卫在不通知其“指导”机构的情况下,命周佛海访日时直接对日本中央提出诉求,便是这种体制的反映。汪伪政府受制于日本驻汪伪机构,难以与日本中央直接对话,反映了其作为傀儡政权地位的低下,但日本对汪决策的复杂性也因此增加。对此,一方面日本内阁与军部驳回周佛海请求,要求其与日本驻汪伪机构保持联络,维护驻汪伪机构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日汪沟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派人前往实地考察,试图在派驻机关意见之外,从多角度了解情况,即促成汪伪政府参战的“三特使”访华事件。
  
  三、调整:日本同意汪伪政府参战
  
  1942年7月29日,东乡茂德向周佛海传达对汪伪政府参战立场时,表示要派遣三名特使,包括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前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前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前往南京,同汪精卫等进一步会谈。
  从三特使的人选上来看,平沼任首相期间通过了成立汪伪政府的决策,有田则是当时的外相,对汪伪政府抱有同情之心。9月1日,畑俊六从日高信六郎处得到消息,平沼、有田拒绝担任徒具形式的“小孩一样的御使”,直到东条完全否认在进行“重庆工作”后才同意成行。平沼、有田的态度说明他们显然不愿日本为“全面和平”而抛弃汪伪政府,再考虑到周佛海“越级上访”暴露的日汪沟通的问题,便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畑俊六判断,平沼、有田可能要了解其对汪“指导”存在的问题,“要来好好看一看当地情况,把军(中国派遣军)和大使当成傻瓜”,对此,畑俊六颇为不快。
  汪精卫也意识到,“三特使”可能肩负考察对汪政策实施情况的任务,可借此机会,提出包括参战在内的一揽子诉求。平沼抵达南京前夕,周佛海“奉汪先生召,即往晋谒,商平沼来时我方所提要求,除目前余所草拟者外,加参战问题”。9月22日,平沼等人到达南京,畑俊六得知汪精卫等人“要趁平沼特使来宁的机会,向其哀诉各种无聊之事,尤其有批评我军各种施策的倾向”后,很是恼火,抱怨“真让我看到了中国人忘恩负义、缺乏自知之明的秉性”。
  汪精卫与平沼骐一郎等会面之际,提出参战请求,并希望日本放松对汪伪的管理。汪精卫解释要求参战是因为“吾人标榜保卫东亚,可谓公明正大,却不表示参战,实无法振作士气,笼络人心”。此时的汪精卫,显已了解日本不同意其参战的原因,一方面表示“绝不会借参战之名,攫取英美在华残余权益,亦不会觊觎和平会议上之好地位”;另一方面强调,“蒋及其直系迷信英美……坚信可获得最后胜利”,“打倒英美之前,全无全面和平之希望”。汪精卫还借“全面和平”,提出:“蒋直系之外之军队与人民……虽心慕和平,但必待日本之重视,提供有利之和平条件”,“而今和平地区政治、经济状况,不符其期待”,“和平地区内政权未能自由,物资统制又予民众莫大痛苦,中日经济提携全无真正落实,是以抗战无望,和平亦无望”,“因之兆铭等促进全面和平之决心虽无变化,但遇诸多障碍,进行困难,愿友邦人士谅解”。
  日本外务省认为汪的解释“不能完全当作汪的真实意图”,其要求参战的真正理由,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激昂士气,获取名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回外国权益,提升自身地位,且参战之后,“预想日本也会缓和对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上的政策,多少能获取一些自由”。
  对汪精卫的请求,平沼表态支持,表示参战问题虽然日本当局尚未决定,但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并承诺要极力去除汪提出的“局部的不便和不自由”等“不合理之点”。平沼骐一郎返回东京后,于10月5日由天皇裕仁“赐见一小时,听取其进讲”,将汪精卫的意见传达到了日本最高层。于是“国民政府参战问题,随平沼骐一郎、有田八郎、永井柳太郎三特使访问南京而再次引发关注”,“以平沼使节归还为契机”,日军开始起草汪伪政府参战相关文件。
  此外,参谋本部放弃进攻重庆的计划,也成为日本同意汪伪参战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中途岛战役主要是日本海军的失败,美军在8月发起的瓜岛战役,则占用了日本陆军的大量资源。面对资源不足的压力,参谋本部作战部仍然准备“排除万难,实现五号作战”。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所感慨的,“进攻四川完全是一场赌博行为,但说不定能够借此打开局面”。然而没多久,陆军省便明确告知中国派遣军,无法满足“五号作战”的弹药需求。1942年10月5日,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以联络为名赴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报告太平洋战况,强调物资紧张,虽未明言停止作战,但畑俊六判断“五号作战已经不可能实施了”。参谋本部还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后,需要给予汪伪政府好处以鼓舞士气。田中新一认为,“瓜岛恶战后,美国不再担心重庆对日妥协,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开始真心担忧战争的前途”,为安抚汪伪政府情绪,“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明示日本胜利后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基本方针”,“需要同意国民政府的参战”。
  1942年10月5日,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决定同意汪伪政府参战。10月9日,陆军与海军相关负责部门意见达成一致。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决议,允许汪伪政府参战。
  在日本决定同意汪伪政府参战的同时,英美对重庆国民政府做出重大让步,给日本造成巨大压力。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宣布英美“愿自动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日本当局注意到,“英美撤销在华治外法权,不仅给重庆方面,也对中国普遍的心理造成重大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对汪让步,“只有宣传而已,实质性的促进中国方面协力的措施,什么都没有做”。随着日本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对华让步的阻力也随之减弱。陆军认识到,“如果帝国在大东亚战争中失败了,(在华利权)就会当即归零”。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宣扬,“万一大东亚战争失败了,现在对中国就算怎么加强控制,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失去一切”。
  在战争失败的危机感下,1942年11月13日,外相谷正之、大东亚相青木一男、驻汪伪大使重光葵达成共识,要求以汪伪政府参战为契机,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外务省认为,“如果中国不参战即推出相关(让步)措施,会让部分中国人误以为帝国孱弱易欺”。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表示,“要以参战一事为契机,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把握民心,为此果断地转变我方政策”。后来周佛海亦对日本的这一企图有所认识:“军部若不利用一时机或口实,对外不能有所号召,盖改变政策,即证明过去之错误也。嗣因中国既有参战之希望,不如以此为机会,而改变其对华政策,此中国参战之所以突然实现也。”
  由于天皇支持调整对汪政策,“东条总理根据陛下的意向,成了此政策最为热心的信徒”。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东条明言允许汪伪参战,不在于此事本身,而在于调整政策以收买人心:“国民政府参战,并不会在实力上对帝国做出贡献,相反会束缚帝国的手脚,但我们之所以仍希望国民政府参战,是因为如汪精卫所言,要借此掌握民心。”
  就调整对汪政策一事,日本内部存在反对意见,尤其是军部认为此事属于“理想论”。如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批判,“想要利用中国参战,对中国问题来一个大转向”,“但就算说了这样的漂亮话,实际上做起来,可没办法这么漂亮”。尤其是直接负责对汪“指导”的中国派遣军,向汪伪政府放权一分,自己的权力就会少一分,故坚决反对调整对汪政策。畑俊六认为,“近来东京在对英美战争中处于被动……希望通过国民政府参战问题,将沉滞的士气昂扬起来,这是着眼于内政的处置,没有对事情利害进行深入考察就要改变政策,真是轻率至极”。1942年11月29日,中国派遣军政务课课长永井八津次奉命前往东京,明确反对对汪让步的“新政策”。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又派遣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赴东京,宣扬“国民政府只能由我方加以控制”,“如果将事情交给中国人去做,按照现在的情况,只会有反效果”,强调通过对汪让步来改善局势的做法,不过是“不了解占领地和国民政府实情的纸上谈兵”。
  为平息内部争议,东条英机等日本高层考虑,对华方针“由御前会议来决定比联络会议更为稳固,于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1942年12月21日上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正式通过“对华新政策”。东条宣称,不认真贯彻会议决策者,“必要时军法处置”。畑俊六只能感慨,这是“向来采取的各种施策均陷入绝望境地”的情况下,将“强化国民政府作为最后一策,能否成功,颇有疑问,但既然御前会议决定,我等只能遵守”。
  根据日本的预定计划,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下午,安排汪精卫与东条会晤。东条表示,“根据研究的结果,就如国民政府所愿,大家同一战线,共同对英美战斗”,日本将同时调整对汪政策,包括“1.协助安定民生和复兴产业;2.返还重庆敌产,以对华有利的方式处理英美等敌产;3.返还租界(包括斡旋法意返还租界);4.撤废治外法权,修正其他不平等条约等”。此前东条向周佛海许诺研究汪伪参战问题,但几个月杳无音讯,突然决定同意此事,并主动做出重要让步,使汪伪诸人颇有意外之感。周佛海感慨:“思余去年七月赴东京,曾主张中国参战,日本犹豫不决,今忽即〔急〕转直下”。由此可见自1942年7月后,日汪双方就参战问题少有直接交涉,日本决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汪伪政府也不甚了解,只能被动接受其决定。
  汪精卫原计划于1943年1月20日参战,但东条英机提出“我方认为1月15日为宜”,汪精卫只能同意。1月6日,日军大本营截获美国电报,得知美国可能在近期宣布对中国撤销治外法权。为应对这一情况,1月7日,日本紧急将汪伪政府的参战提前到1月9日。这一决定同样未与汪伪政府商量,仅在决定后通知其实行。1月9日,日汪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汪伪政府正式对英美“宣战”,日本随即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等一系列“新政策”,抢在重庆国民政府与英美签约之前占得先手。蒋介石闻讯颇为气愤:“晚见汪奸与倭寇联合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甚叹美国外交之愚拙无能,本为订立新约中美最好宣传之材料与机会,而其一再延误,反为寇伪占先着也。”
  日本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一方面是因为太平洋战场吃紧,通过进攻重庆逼迫国民政府媾和的企图成为泡影,继续阻止汪伪参战已无太大意义;另一方面,英美在发起军事攻势的同时,准备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发起政治攻势,日本不得不做出应对,而汪伪参战为其调整对华政策准备了台阶。可以说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日本从不同意到同意,所考虑的都不是汪伪参战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此事乃至汪伪政府本身,不过被日本当成决策的工具,而非对象。
  
四、结  语
 
  汪伪政府不具独立的外交权限,其从不参战到参战,都是日本单方面决定的结果。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作为其傀儡,固然迟早要追随其参战,但在此之前,日本希望能先尝试达成其他战略目标,将日本的利益最大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要求汪伪政府不参战,以方便接收英美在华权益,后来又尝试逼迫重庆国民政府求和,为此将汪伪政府参战一事继续押后。
  对汪伪政府而言,参战具有重要意义。从义理而言,利于以“保卫东亚”为名,为对日协同提供理由;从利益而言,利于借参战索取“敌产”等相关利益,并以同盟之名,促使日本提供回报。汪精卫向日本驻汪伪军政机关屡次力陈参战意愿无果后,命周佛海利用访日机会,直接向日本内阁与军部提出参战请求。而日本内阁与军部对此事的处置,虽不希望影响驻汪伪机关对汪“指导”的权威,但也意识到日汪沟通的障碍,派遣“三特使”视察情况,并对汪伪政府参战一事重新展开讨论。
  日本同意汪伪政府参战,经历了一场日汪互动的过程:先由周佛海访日提出要求,再经日本派出“三特使”视察情况,最后日本讨论形成决策。但如果更深入地考察日本的决策逻辑,可以发现,汪伪参战并不是日汪互动促成的结果,而是在外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着眼于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政策调整。
  日本不让汪伪政府参战的决策动机,开始时着眼于接收英美在华权益,后来又不希望此事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媾和。而太平洋战场局势的变化,导致日本无力对华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与国民政府媾和的希望破灭,汪伪参战一事随之失去阻力。英美对中国的让步,又使得日本不得不调整对汪伪政策,于是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又为日本改变政策提供了体面的理由。
  概而言之,从日汪互动的表面线索展开考察,似乎汪伪参战是日汪间博弈与讨论的结果,但深入探析日本的对汪政策可以发现,汪伪政府对其影响甚小。日本对汪伪决策思路,是通过分析自身相关利益来确定的,同时根据战争整体形势进行调整。汪伪政府即便主动表达立场,积极交涉,也很难凭自身的影响力与日本讨价还价。汪伪政府参战,虽然并非改变整体战局的关键,却可以由此窥探日本对汪决策的动机和变化。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信可以对日汪关系本质、日本对汪政策的形成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分享到:
抗战史上的今天

展览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