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口避免影响日苏关系，拒绝汪伪政府参战，而其实际的考量，则着眼于独揽英美在华权益。待日本接收租界等权益基本完毕，汪精卫指示周佛海借访日之机，向日本中央再提参战请求。但日本担忧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媾和，将此事继续搁置。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日本进攻重庆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不得不中止。与之同时，英美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日本准备在舆论上予以回击，并试图收买中国人心，打开侵华困局，推出了“对华新政策”。日本认为无理由地转变对华政策，容易给人以示弱之感，于是决定将其作为汪伪参战的“回报”。汪伪遂得日本首肯而参战，为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提供了台阶。汪伪参战的过程，较清晰地表现了日本对汪决策思路，即如何灵活利用汪伪政府，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具博弈能力的汪伪政府，如何在顺从日本的前提下提出自身诉求，同样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汪伪政府 参战 太平洋战争 汪精卫 日本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提出向英美宣战，却遭到日本拒绝，直至1943年初才得以参战。日本为何拒绝汪伪政府参战？又为何最终同意？其政策如何演变？日本学者高桥久志认为，汪伪政府为获取自身权益而主动参战，是一种消极抵抗，但无法确定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立场。石源华在论著《汪伪政权全史》、论文《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述论》中提出，“太平洋战争初期，汪伪政府并未提出参战问题”，最终参战“是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赵东喜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政府参战原因探析》一文，基本沿袭石源华的观点，认为参战一事，为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目的是以一系列诱惑条件拉拢汪伪政府加入自己的阵营。李仁哲研究认为，汪伪政府为实现自身政治逻辑的自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即提出参战，但未详细考证日本的决策。
上述研究各从某一方面考察了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但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日本当局的决策过程，尚未作系统论述。本文认为，汪伪政府在太平洋战争之初，便明确提出要参战，日本担忧汪借此向日本索取利益，遂托词拒绝。汪伪政府对此并不放弃，仍寻找机会试图说服日本，但真正促使日本改变决策的，实际上还是整体战局的变化，日本根据形势重新评估相关利益后，才允许汪伪政府参战。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日本政策的演变与日汪之间的互动，在厘清汪伪参战一事史实的同时，探析日本对汪决策的思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将对美开战一事通报汪伪政府，要求其“与帝国紧密协力，共度时艰”，但表示“没有参战的必要”，由“汪主席声明国民政府（引文中的“国民政府”均指汪伪政府，下同）立场，稳定民心”即可。次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发表声明，宣布“国民政府为尊重条约及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起见，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随时随地，与日本协力”。
对日本要求不参战的指示，汪伪政府诸人颇为不解。汪精卫认为，“在大东亚战争开始，我方即决意参战，虽知现在国力未充，然立场应该如此”。与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会谈时，汪精卫强调，“现在重庆已经对日本宣战，但南京却与英美处于平常的状态，这无论如何都很不合理，我们很难对国民交代”，因此“坚决表明南京政府参战的意愿”。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也认为“在此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自身立场及利害计，自应与日本充分协力，惟日方似不愿我政府立于表面，未知用意何在”。
汪精卫向日本方面表示，宣布参战的动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外交、军事上的一致。汪精卫主张，“中国自动参战，自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即已认定”，汪伪政府需要通过参战，确认加入日本所在阵营，“重庆已对德意宣战，而南京没有宣战，则无以激昂意气”。另一方面，汪精卫强调，参战可以为汪伪接受日本干涉提供理由，淡化其傀儡政权的色彩，以共同进行太平洋战争为名，“日本可以公开地统一指挥中国军队”。也就是说，汪精卫希望借参战展现日本对汪的“重视”，鼓舞内部士气；同时借宣传“保卫东亚”，为对日协从提供合法性解释。
对日本来说，汪伪政府参战与否，对太平洋战局缺乏实质意义。日本扶植汪伪政府，主要希望其在侵华战争中“加强对占领区的政治控制，协助日本增强综合战力”，而非针对第三国。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的“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等条约中，也未规定汪伪与日本共同参战的同盟义务，为日本灵活处理留下了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军认为汪伪政府“甚至不能踏出我军势力圈外一步”，协助日军进行侵华战争已属勉强，无法期待其对太平洋战争提供军事支持。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将中国占领区定位为“资源供给方”，不要求汪伪政府参战，只协助日本足矣。
日本当局认为，汪伪政府如果参战，不仅不能为战局带来实质性改变，还可能与日本争抢利益。外务省情报局总结，“帝国一直压制国民政府参战请求的原因”如下：1.应使汪伪政府着眼于在占领区发展，避免其“徒劳地去追求恢复国权”。2.汪伪政府参战，必然刺激其恢复国权、回收敌方权益的欲望，会影响日本处理英美在华权益。3.汪伪政府若参战，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权，来增强参战的政治效果，但日本尚未做好准备。4.汪伪政府参战会诱使伪满参战，可能影响对苏关系。5.汪伪政府参战会妨碍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媾和。
这五条原因中，前三条都是在强调，避免汪伪政府借参战索取权益。日本对英美在华租界与财产等利益颇为重视，太平洋战争之前，陆相东条英机就在御前会议上说过，“租界对处理事变带来了极大障碍”；参谋总长杉山元也表示，“为了从速解决事变，必须果断接收租界”。外相松冈洋右担心刺激英美，提议尽量避免由日军接收，而通过汪伪政府接收。这一顾虑在日本决定与英美开战后自然消除，大本营要求中国派遣军“接收英美等敌方各国在华势力，尤其是权益和租界”。中国派遣军计划独自接收租界权益，汪伪政府仅“提供协力”，并要求汪伪政府不要立即参战。
汪伪政府以中国政府自居，如其对英美宣战，而日本自行攫取英美在华权益却不转交，便显得于理不合。日军认为，过早让汪伪政府参战，会让其对日本接收租界一事出现“思想上的混乱”。1942年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自东京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畑俊六报告：东京的意向是要绝对拒绝汪伪政府参战。
日本拒绝汪伪政府参战，自然不好明说是为了独占租界等权益。影佐祯昭“对于中国政府暂时不向英美宣战一点，详为解释”，“若‘中国’对英美宣战，则‘满洲国’亦要宣战，将影响‘满’苏关系，因此宣战一事请暂待时机”，周佛海亦赞同。但汪精卫并不信服，他向影佐强调，“所谓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苏联，我认为既然日美战争已经开始，便不应多虑”。日本本身就是轴心国的一员，汪伪政府与伪满洲国即便加入轴心国，向英美宣战，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日苏关系。因此如汪精卫所言，“南京政府的参战，不会影响苏联的动向”。
伪满作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并无外交自主权，所以日本担心伪满参战的说辞显然只是借口。汪精卫与伪满驻汪伪大使吕荣寰会面时，“就‘满’华两国参战问题，悄悄征求吕大使意见”。吕荣寰颇为紧张，立即拒绝汪精卫的提议，“强调做这样功利的事是不合适的，现在‘满’华两国不应考虑战后的事，而应全力协助日本打赢战争”。这说明即便汪伪政府参战，伪满也不会挑战日本权威要求参战，日本担忧伪满参战刺激苏联的借口，其实并不成立。
汪伪政府还发现，日本在单方面接收租界等英美权益：“日方关于上海租界，以军占领为名，不使我国民政府参加，即金融方面亦直接处理，不使中储预闻，殊令人怀疑日本强化国民政府之诚意也。”日本驻汪伪代理大使日高信六郎注意到，“最近在上海，我方一手继承英美的权益，不让国民政府参与，（汪精卫等）对此深为担忧”。针对这一情况，日高对汪表示：“中日合作共同驱逐英美势力，国民政府的力量随之会自然而然地增加。这让汪对日本产生空许承诺、不让实利之感。汪精卫私下抱怨，“日本要扶持、强化国民政府，只是空口说说，没有实际行动”。
汪精卫提出参战，目的也在于舒缓日本对汪伪的管理。日本要求汪伪政府着力于“向中国国民解释本次战争的真正意义，全力避免民心的不稳”。汪精卫承诺“日本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国民政府都会全力实行”，但同时指出要“避免民心不稳”，让民众认可所谓的战争“意义”，需要日本以行动体现。“一般民众抱有两点疑问，一是战争长期化，日本会不会逐渐处于不利；二是如果日本获胜，会不会将对中国的军事管理永久化”，“针对第二点疑问，国民政府也要对日本提出要求和希望”。周佛海也向影佐祯昭表示，“中国对于日、美战争有两观点：一、日本初必胜，后因物资缺乏，结果必败。二、日本如胜，中国必沦为植〔殖〕民地。望日方对于此两点有说明并保障”。
汪精卫委婉提出，放弃参战不利于汪伪政府利益，无法服众。他对日高信六郎表示，汪伪政府内部有人要求参战，理由是“回顾日俄战争，中国未能以某种形式参战，结果战后也未能获取战果”。汪精卫虽然自称已“告诉他们，国民政府要真正协助日本，应该安定地方的治安，充实军事能力，开发产业，从而对日本提供实质性的后援，现在不是空论对英美开战的时候”，但特意提及此事，显然在于强调不参战则无法获取战果。汪精卫还对影佐祯昭表示，参战一事是汪伪政府内部的共识：“集合褚民谊、陈公博等各主要干部讨论之际，大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对参战的）要求和希望。”
中国派遣军和日本驻汪伪大使馆均认为，汪伪要求参战的真正目的，是要与日本争夺英美在华权益。畑俊六认为，汪精卫“主张参战，说借此振作、统一民心，又能显示与日本同甘共苦的精神，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是希望由国民政府接收英美的权益，还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汪颇巧妙地隐藏了这样功利的想法”。日高信六郎也认为，汪伪政府“担心不参战，就无法参与对英美权益的分配”。对此周佛海也注意到，就对英美宣战一事，“日方且有一种疑心，疑我政府趁火打劫”。
汪伪政府无力改变日本决策，但坚持参战，符合其“对日协力”的逻辑，日本也不便长期压制。畑俊六认为“国民政府参战问题，未来应该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随之抬头”，日高信六郎也承认，就算日本暂时拒绝汪参战，但“按照今天的势头发展，据观察将来还是避免不了参战”。日本准备“完成在华英美权益的接收后，则不阻碍其参战”。
就参战一事，汪伪政府以为理所当然，但日本为独占英美在华权益，以对苏关系为托词拒绝。日本的决策立足于自身眼前的利害得失，猜忌汪伪参战是要与日本争利。汪精卫虽然反复表态要求参战，但未能影响日本的决策，为促请日本中央重新考虑此事，汪伪政府借周佛海访日机会，再次提出参战请求。
1942年7月，周佛海访问日本，代表汪精卫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参战请求。周佛海的访日目的，原“为答谢国府本次改革币制日本所予之协力”，系一次礼仪性访问。7月6日，周佛海“谒汪先生，请示赴东京各项事务”后，与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宣传部部长梅思平讨论访日安排，陈公博建议可借机直接向日本中央提出参战请求。由于事关重大，周于7月10日请示汪，“晤东条及外务、海军大臣，可否提及中国参战问题”，并请汪提前“与后宫（淳）、重光（葵）一谈，免怪我方径而向东京提出，而不先与渠等联络”。但汪指示周，“不必等候总军（即中国派遣军——引者注）、大使馆回话”，并与周统一口径，要求“论及参战问题，最好做以下措辞”：即当初汪要求参战，“总军及大使馆据复称因顾虑苏联，故希望中‘满’均不即加入”，但现在的形势下，“苏已无力与日本构衅，此种顾虑已可解消”，汪表示自己“晤后宫、重光时亦此说”。
1942年7月17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就币制改革致谢，然后话锋一转，称“奉汪主席之命，与阁下商量中国参加对英美战争的问题”。周佛海表示，日本无需提供利益交换，“不需要返还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报答”，此事并非自己个人意见，是“汪主席鉴于最近苏德战况，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事出突然，东乡似忘记了之前是以日苏关系为借口拒绝汪伪政府参战的，反驳说，“帝国从一开始，对苏联就没有任何畏惧”，“苏‘满’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东乡还解释说，不让汪伪政府参战的原因，是因为“重庆政府已加入英美阵营”，如果汪伪政府再对英美宣战，会加深双方对立，“贵国政府强调要全面和平，那么还有没有正式宣战，和重庆战斗的必要呢”。周佛海对此不以为然：“余告以全面和平与中国参战无关；中国参战至少不致妨碍全面和平，而于强化国民政府颇有效力。谈一小时余，不甚投机。”周佛海以为，东乡借“全面和平”转移话题，真实用意仍在于对苏关系，“察其意，似正待德、苏战局之结果也”。
日本此时已基本完成英美在华租界等权益的接收工作，却仍然拒绝汪伪参战，其主要原因确实如东乡所言，在于“全面和平”问题。太平洋战争初战告捷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要求，日军挟战胜之威，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有针对性的武力施压，以“促其动摇”。参谋本部判断，日军击败英美，切断援华通道，“出现了中国事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如果日本错过这一机会，随着中国与英美同盟关系的深化，“英、美、蒋将完全结成一体，事变将无法处理”。
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从速媾和，日本当局要求加强对华武力施压。1942年3月7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询问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对中国问题就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办法吗？”田边回复：“考虑南与北的战争全局，要打到重庆去，是无法实现的。”东乡抱怨说：“那在外交上就没办法了。”最后，该会议讨论的《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文件上，增加了“对中国问题更积极地使用武力”的批注。更重要的是，“天皇表现出对中国战场的强烈兴趣，于是积极进攻的意见得以抬头”。为逢迎上意，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表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果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随后杉山元赴华，要求畑俊六设法“消磨敌人的抗战意志”。畑俊六积极表态：“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进攻重庆，促使蒋政权屈服。”杉山元返日后向裕仁奏称：“大东亚战争后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打击，在这种影响达到最高潮之际，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大本营开始制订大规模作战计划，准备攻占西安、成都、重庆等地，迫使国民政府求和，即所谓“五号作战”。
日本集中精力尝试与重庆国民政府媾和，为防止出现变数，暂时搁置了汪伪政府的参战请求。参谋本部准备在“五号作战”期间寻找时机，“通过宽大的条件，引导中日走向全面和平”，认为“国民政府的参战，会加深双方的对立，并不妥当”。裕仁亦担心：“国民政府的参战，会不会成为全面和平的障碍？”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认为，“国民政府参战工作暂时不做，要在对重庆工作没有希望时再做，换句话说，五号作战停止时，再让其参战也未尝不可”。据此参谋本部决定“如果五号作战不实施了，就是时候让国民政府参战了”。鉴于大本营“召集关东军参谋长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明示大本营关于准备五号作战的意图”是在9月3日，周佛海访日正值参谋本部筹备“五号作战”之际，其参战要求势必会遭到反对。
7月22日，周佛海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从会谈记录来看，双方按照预定日程，主要商谈经济问题，未提出参战问题。汪精卫就参战问题一再催促周，“晤东条首相谈及此事意见”。24日，周佛海“再访东条总理大臣，谈中国参战及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相较仓促回应的外相东乡茂德，东条的回答更显圆滑，表示尊重汪伪政府立场：“若国民政府希望参战，以为有利，则予以考虑。”周佛海对此颇为兴奋，“渠表示强化国（府）方针不仅不变，且须以全力实行，对余所述中国参战理由，认为正当，允速研究”。
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东乡茂德在与周佛海的会晤中，礼节性地表示“允予考虑”，首相东条英机也表示“予以考虑”，对两人相同的答复，周佛海却有不同的解读。7月19日，周佛海“（宴）请陆军省及参谋本部与中国事务有关之少壮军人”，询问军部对汪伪参战一事看法，并报告汪精卫，东乡的态度是“不必参战”，但“军部中坚干部甚表赞成，外务省内亦颇有赞成者，军部中坚分子允努力推进，最近期内必能实现我所希望”。据此周佛海认为，东条所谓的“予以考虑”，实际上是对此事放行：“东条谓，中国参战须由全盘利害着想，若参战有利，自应参战，顷闻国府所谓参战理由，本人认为非常正当，尽速研究等。”周据此判断，“参战原则，已不成问题，只在选择适当时机”。收到周佛海报告后，汪精卫告知中国派遣军，周访日其实“是为了请训参战问题”，并强调“周与东条会谈时，东条认为参战有利于国府，就应该考虑之，周观察认为，东京对参战没有异议，只剩下时期问题而已”。畑俊六得知后，对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甚为不满。
根据东条英机的指示，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展开讨论，结果陆军省赞成参战，参谋本部则态度消极。如前所言，参谋本部将汪伪参战一事，与进攻重庆相挂钩。但陆军省军事课研究认为，“汉中、重庆作战，说到底是不可能的”。周佛海访日之际，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正在和海军方面就进攻重庆展开讨论。当时日军已在中途岛遭遇重大失败，太平洋战场形势吃紧，掌管战争物资调配的陆军省，提供给中国战场的资源极为有限，对进攻重庆态度消极。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认为，“物资装备方面的困境姑且不论，只说从政治上考虑重庆作战的大局观，陆军省也没能充分把握，海军方面虽暂不反对，但又不愿多提供资源，实施重庆作战的前景困难重重”。这一分歧表现在汪伪政府参战一事上，便是“陆军省急于使之参战”，而参谋本部觉得“不可理解”。参谋本部第十五课（中国课）折中地提出，可以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但需要先讨论设定“处理敌产，共同租界的军政、外国人的监禁”等条件，暂缓做出决定。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决议：“帝国政府需要考虑战争的全局形势，对此事慎重检讨。” 1942年7月29日，东乡向周佛海传达，周回复表示，“汪主席的意思也不是要立即参战，而是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听从日本的指示”。
日本当局注意到，汪伪政府并未与驻汪伪使馆和中国派遣军商量，而是借访日直接向日本高层提出请求。因此，东乡给周佛海的回复中，特别指出“请贵方与当地帝国机关保持充分联络”。陆军省则将这一回复发给中国派遣军，告知内阁和军部的决定，汪伪政府参战一事“还要慎重检讨”，已要求周“要与当地帝国机关保持充分联络”，指示中国派遣军“据此进行指导”。畑俊六对汪精卫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汪精卫派遣周佛海直接与东京交涉，“是认为总军和大使馆都无所谓，汪如此态度，令人颇为不快”。周佛海返回南京后，畑俊六“告周表示，不与我方联络，直接去和东京方面接洽，这对我方而言极不合适，是一个大问题，并要求其传达给（汪）主席”。
畑俊六也注意到，与汪精卫等沟通存在障碍。原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一手促成了汪伪政府成立，并“与汪结下了相当的因缘”，结果却被调离，“对汪及汪一派构成了重大冲击”。继任的松井久太郎到任后，畑俊六希望对汪伪政府“进行全面的内部指导”，进一步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控制，但汪精卫对日军抱有警惕，并不愿敞开心扉。畑俊六发现，“总参谋长也就是每月会见三四次汪主席，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务性的小事，不涉及大问题，暴露了汪与军事顾问和总军之间联系的不充分”。为了加强与汪精卫的沟通，畑俊六“希望时不时亲自与汪主席会谈”，并与汪共进晚餐，结果“汪主席说的话仍然都是说过了的话，让人颇为失望”。
从日本对汪“指导”的架构来看，直接进行“指导”的是日本在华机构，包括代表军部的中国派遣军和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馆，而对汪政策的决策权，则在于日本内阁与军部。汪伪政府要影响日本决策，只能通过日本在华机构作为中介，如果对方态度消极，汪伪政府则除“越级上访”外，难以将诉求传达给日本中央。由于中国派遣军与驻汪伪大使馆，对汪伪参战一事“向未提及，恐有异议”，汪精卫在不通知其“指导”机构的情况下，命周佛海访日时直接对日本中央提出诉求，便是这种体制的反映。汪伪政府受制于日本驻汪伪机构，难以与日本中央直接对话，反映了其作为傀儡政权地位的低下，但日本对汪决策的复杂性也因此增加。对此，一方面日本内阁与军部驳回周佛海请求，要求其与日本驻汪伪机构保持联络，维护驻汪伪机构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日汪沟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派人前往实地考察，试图在派驻机关意见之外，从多角度了解情况，即促成汪伪政府参战的“三特使”访华事件。
1942年7月29日，东乡茂德向周佛海传达对汪伪政府参战立场时，表示要派遣三名特使，包括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前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前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前往南京，同汪精卫等进一步会谈。
从三特使的人选上来看，平沼任首相期间通过了成立汪伪政府的决策，有田则是当时的外相，对汪伪政府抱有同情之心。9月1日，畑俊六从日高信六郎处得到消息，平沼、有田拒绝担任徒具形式的“小孩一样的御使”，直到东条完全否认在进行“重庆工作”后才同意成行。平沼、有田的态度说明他们显然不愿日本为“全面和平”而抛弃汪伪政府，再考虑到周佛海“越级上访”暴露的日汪沟通的问题，便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畑俊六判断，平沼、有田可能要了解其对汪“指导”存在的问题，“要来好好看一看当地情况，把军（中国派遣军）和大使当成傻瓜”，对此，畑俊六颇为不快。
汪精卫也意识到，“三特使”可能肩负考察对汪政策实施情况的任务，可借此机会，提出包括参战在内的一揽子诉求。平沼抵达南京前夕，周佛海“奉汪先生召，即往晋谒，商平沼来时我方所提要求，除目前余所草拟者外，加参战问题”。9月22日，平沼等人到达南京，畑俊六得知汪精卫等人“要趁平沼特使来宁的机会，向其哀诉各种无聊之事，尤其有批评我军各种施策的倾向”后，很是恼火，抱怨“真让我看到了中国人忘恩负义、缺乏自知之明的秉性”。
汪精卫与平沼骐一郎等会面之际，提出参战请求，并希望日本放松对汪伪的管理。汪精卫解释要求参战是因为“吾人标榜保卫东亚，可谓公明正大，却不表示参战，实无法振作士气，笼络人心”。此时的汪精卫，显已了解日本不同意其参战的原因，一方面表示“绝不会借参战之名，攫取英美在华残余权益，亦不会觊觎和平会议上之好地位”；另一方面强调，“蒋及其直系迷信英美……坚信可获得最后胜利”，“打倒英美之前，全无全面和平之希望”。汪精卫还借“全面和平”，提出：“蒋直系之外之军队与人民……虽心慕和平，但必待日本之重视，提供有利之和平条件”，“而今和平地区政治、经济状况，不符其期待”，“和平地区内政权未能自由，物资统制又予民众莫大痛苦，中日经济提携全无真正落实，是以抗战无望，和平亦无望”，“因之兆铭等促进全面和平之决心虽无变化，但遇诸多障碍，进行困难，愿友邦人士谅解”。
日本外务省认为汪的解释“不能完全当作汪的真实意图”，其要求参战的真正理由，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激昂士气，获取名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回外国权益，提升自身地位，且参战之后，“预想日本也会缓和对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上的政策，多少能获取一些自由”。
对汪精卫的请求，平沼表态支持，表示参战问题虽然日本当局尚未决定，但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并承诺要极力去除汪提出的“局部的不便和不自由”等“不合理之点”。平沼骐一郎返回东京后，于10月5日由天皇裕仁“赐见一小时，听取其进讲”，将汪精卫的意见传达到了日本最高层。于是“国民政府参战问题，随平沼骐一郎、有田八郎、永井柳太郎三特使访问南京而再次引发关注”，“以平沼使节归还为契机”，日军开始起草汪伪政府参战相关文件。
此外，参谋本部放弃进攻重庆的计划，也成为日本同意汪伪参战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中途岛战役主要是日本海军的失败，美军在8月发起的瓜岛战役，则占用了日本陆军的大量资源。面对资源不足的压力，参谋本部作战部仍然准备“排除万难，实现五号作战”。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所感慨的，“进攻四川完全是一场赌博行为，但说不定能够借此打开局面”。然而没多久，陆军省便明确告知中国派遣军，无法满足“五号作战”的弹药需求。1942年10月5日，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以联络为名赴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报告太平洋战况，强调物资紧张，虽未明言停止作战，但畑俊六判断“五号作战已经不可能实施了”。参谋本部还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后，需要给予汪伪政府好处以鼓舞士气。田中新一认为，“瓜岛恶战后，美国不再担心重庆对日妥协，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开始真心担忧战争的前途”，为安抚汪伪政府情绪，“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明示日本胜利后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基本方针”，“需要同意国民政府的参战”。
1942年10月5日，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决定同意汪伪政府参战。10月9日，陆军与海军相关负责部门意见达成一致。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决议，允许汪伪政府参战。
在日本决定同意汪伪政府参战的同时，英美对重庆国民政府做出重大让步，给日本造成巨大压力。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宣布英美“愿自动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日本当局注意到，“英美撤销在华治外法权，不仅给重庆方面，也对中国普遍的心理造成重大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对汪让步，“只有宣传而已，实质性的促进中国方面协力的措施，什么都没有做”。随着日本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对华让步的阻力也随之减弱。陆军认识到，“如果帝国在大东亚战争中失败了，（在华利权）就会当即归零”。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宣扬，“万一大东亚战争失败了，现在对中国就算怎么加强控制，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失去一切”。
在战争失败的危机感下，1942年11月13日，外相谷正之、大东亚相青木一男、驻汪伪大使重光葵达成共识，要求以汪伪政府参战为契机，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外务省认为，“如果中国不参战即推出相关（让步）措施，会让部分中国人误以为帝国孱弱易欺”。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表示，“要以参战一事为契机，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把握民心，为此果断地转变我方政策”。后来周佛海亦对日本的这一企图有所认识：“军部若不利用一时机或口实，对外不能有所号召，盖改变政策，即证明过去之错误也。嗣因中国既有参战之希望，不如以此为机会，而改变其对华政策，此中国参战之所以突然实现也。”
由于天皇支持调整对汪政策，“东条总理根据陛下的意向，成了此政策最为热心的信徒”。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东条明言允许汪伪参战，不在于此事本身，而在于调整政策以收买人心：“国民政府参战，并不会在实力上对帝国做出贡献，相反会束缚帝国的手脚，但我们之所以仍希望国民政府参战，是因为如汪精卫所言，要借此掌握民心。”
就调整对汪政策一事，日本内部存在反对意见，尤其是军部认为此事属于“理想论”。如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批判，“想要利用中国参战，对中国问题来一个大转向”，“但就算说了这样的漂亮话，实际上做起来，可没办法这么漂亮”。尤其是直接负责对汪“指导”的中国派遣军，向汪伪政府放权一分，自己的权力就会少一分，故坚决反对调整对汪政策。畑俊六认为，“近来东京在对英美战争中处于被动……希望通过国民政府参战问题，将沉滞的士气昂扬起来，这是着眼于内政的处置，没有对事情利害进行深入考察就要改变政策，真是轻率至极”。1942年11月29日，中国派遣军政务课课长永井八津次奉命前往东京，明确反对对汪让步的“新政策”。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又派遣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赴东京，宣扬“国民政府只能由我方加以控制”，“如果将事情交给中国人去做，按照现在的情况，只会有反效果”，强调通过对汪让步来改善局势的做法，不过是“不了解占领地和国民政府实情的纸上谈兵”。
为平息内部争议，东条英机等日本高层考虑，对华方针“由御前会议来决定比联络会议更为稳固，于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1942年12月21日上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正式通过“对华新政策”。东条宣称，不认真贯彻会议决策者，“必要时军法处置”。畑俊六只能感慨，这是“向来采取的各种施策均陷入绝望境地”的情况下，将“强化国民政府作为最后一策，能否成功，颇有疑问，但既然御前会议决定，我等只能遵守”。
根据日本的预定计划，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下午，安排汪精卫与东条会晤。东条表示，“根据研究的结果，就如国民政府所愿，大家同一战线，共同对英美战斗”，日本将同时调整对汪政策，包括“1.协助安定民生和复兴产业；2.返还重庆敌产，以对华有利的方式处理英美等敌产；3.返还租界（包括斡旋法意返还租界）；4.撤废治外法权，修正其他不平等条约等”。此前东条向周佛海许诺研究汪伪参战问题，但几个月杳无音讯，突然决定同意此事，并主动做出重要让步，使汪伪诸人颇有意外之感。周佛海感慨：“思余去年七月赴东京，曾主张中国参战，日本犹豫不决，今忽即〔急〕转直下”。由此可见自1942年7月后，日汪双方就参战问题少有直接交涉，日本决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汪伪政府也不甚了解，只能被动接受其决定。
汪精卫原计划于1943年1月20日参战，但东条英机提出“我方认为1月15日为宜”，汪精卫只能同意。1月6日，日军大本营截获美国电报，得知美国可能在近期宣布对中国撤销治外法权。为应对这一情况，1月7日，日本紧急将汪伪政府的参战提前到1月9日。这一决定同样未与汪伪政府商量，仅在决定后通知其实行。1月9日，日汪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汪伪政府正式对英美“宣战”，日本随即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等一系列“新政策”，抢在重庆国民政府与英美签约之前占得先手。蒋介石闻讯颇为气愤：“晚见汪奸与倭寇联合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甚叹美国外交之愚拙无能，本为订立新约中美最好宣传之材料与机会，而其一再延误，反为寇伪占先着也。”
日本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一方面是因为太平洋战场吃紧，通过进攻重庆逼迫国民政府媾和的企图成为泡影，继续阻止汪伪参战已无太大意义；另一方面，英美在发起军事攻势的同时，准备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发起政治攻势，日本不得不做出应对，而汪伪参战为其调整对华政策准备了台阶。可以说就汪伪政府参战一事，日本从不同意到同意，所考虑的都不是汪伪参战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此事乃至汪伪政府本身，不过被日本当成决策的工具，而非对象。
汪伪政府不具独立的外交权限，其从不参战到参战，都是日本单方面决定的结果。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作为其傀儡，固然迟早要追随其参战，但在此之前，日本希望能先尝试达成其他战略目标，将日本的利益最大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要求汪伪政府不参战，以方便接收英美在华权益，后来又尝试逼迫重庆国民政府求和，为此将汪伪政府参战一事继续押后。
对汪伪政府而言，参战具有重要意义。从义理而言，利于以“保卫东亚”为名，为对日协同提供理由；从利益而言，利于借参战索取“敌产”等相关利益，并以同盟之名，促使日本提供回报。汪精卫向日本驻汪伪军政机关屡次力陈参战意愿无果后，命周佛海利用访日机会，直接向日本内阁与军部提出参战请求。而日本内阁与军部对此事的处置，虽不希望影响驻汪伪机关对汪“指导”的权威，但也意识到日汪沟通的障碍，派遣“三特使”视察情况，并对汪伪政府参战一事重新展开讨论。
日本同意汪伪政府参战，经历了一场日汪互动的过程：先由周佛海访日提出要求，再经日本派出“三特使”视察情况，最后日本讨论形成决策。但如果更深入地考察日本的决策逻辑，可以发现，汪伪参战并不是日汪互动促成的结果，而是在外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着眼于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政策调整。
日本不让汪伪政府参战的决策动机，开始时着眼于接收英美在华权益，后来又不希望此事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媾和。而太平洋战场局势的变化，导致日本无力对华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与国民政府媾和的希望破灭，汪伪参战一事随之失去阻力。英美对中国的让步，又使得日本不得不调整对汪伪政策，于是汪伪政府参战一事，又为日本改变政策提供了体面的理由。
概而言之，从日汪互动的表面线索展开考察，似乎汪伪参战是日汪间博弈与讨论的结果，但深入探析日本的对汪政策可以发现，汪伪政府对其影响甚小。日本对汪伪决策思路，是通过分析自身相关利益来确定的，同时根据战争整体形势进行调整。汪伪政府即便主动表达立场，积极交涉，也很难凭自身的影响力与日本讨价还价。汪伪政府参战，虽然并非改变整体战局的关键，却可以由此窥探日本对汪决策的动机和变化。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信可以对日汪关系本质、日本对汪政策的形成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