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
在抗战期间中共努力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环境下，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开始成为地委领导层开展民主生活的主要方式。在整风运动兴起、发展之际，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在程序上出现了“严格化”“政治化”“外在化”的趋势，却也持守一定界限。同时，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并非平均用力，而是重点解决干部思想掉队和上下级关系问题，所以不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常规性的精神动员形式，促进了干部的思想改造，也对干部群体内部关系的调整有所裨益。
关键词：晋冀豫一地委 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会 中共
在革命组织内部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政治变革的显著不同。受苏联影响，自苏维埃革命时期至抗战初，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但深度、频率非常有限。抗战中，在内外因素促动下，经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理念、实施等层面均有发挥、创新，成为党内民主生活的主要方式，被视作“三大优良传统与作风”之一。当下，中共仍强调：“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这一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关论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总体上看，既往研究多以阐释其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为要旨。部分研究者尝试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渊源、政策变迁等方面展开综括之论述。有关中共干部问题的部分著述中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般概况也有涉及，却少有研究依托相对集中的史料描摹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情形。而在常态化的政治生活中，中共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以召开自我检讨结合相互批评的小范围闭门会议的形式来展开。但我们对这类会议的程序、内容和效果至今知之甚少。以至于，尽管我们反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经验，却对历史上党内干部到底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比较隔膜，所谓“历史经验”多停留于泛泛的理解。
本文希望利用晋冀豫一地委1941—1943年间的自我批评会会议记录，结合其他已刊、未刊材料，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颇具特色的党内政治生活形式做一诠释：一是介绍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的基本程序、形式和基本内容；二是分析在内外因素推动下自我批评会出现的一些变化趋向；三是选择会上比较突出的两个议题，对自我批评会的具体内容和问题指向做些探讨。当然，本文关注干部的政治生活，不免涉及对干部群体的行止、心迹的描摹，目的在于提示我们留意某些共性倾向。
晋冀豫一地委负责领导晋冀豫根据地一分区党务，治辖范围主要在河北西部（一度包括因日伪封锁从二分区分割出来的山西境内的平（定）东、昔（阳）东、和（顺）东三个不完整县），处于根据地最东部。冀西一带背靠太行山，重峦叠嶂、沟谷纵横，一方面适合展开游击作战，另一方面经济落后、条件艰苦。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反复进行大规模“扫荡”，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严重损失，中共在冀西的根据地缩小近一半。同时，长期战乱和灾害频发使得本地农业生产力持续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加之外部经济封锁和日本、国民党严厉的“统制经济”政策，使得贸易凋敝、工商业萎缩。1941—1943年被视为“战胜严重困难时期”，而晋冀豫一地委所在之一分区则是根据地内“最艰苦的地方”之一。所以“困难”成为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问世”之际最基本的背景，也是被与会者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艰难时局亦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严重冲击。在抗战初，中共在敌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之后，这种形势的焦灼让很多在顺境中隐而未发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是干部动摇消沉、逃亡脱队乃至投敌叛变等问题频发，另 一方面干部队伍里新老之间、党军之间、党政之间闹矛盾的现象突出。这无疑影响了中共中央、根据地领导层对干部队伍状况的认知和判断。这一时期，中共决意进一步加强组织整顿和思想训诫。除了一般性的强调干部教育，具体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动各根据地开展集中的整党审干等组织整顿活动，二是大力号召常态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苏联因素也不可忽视。1939年底，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会上谈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首先建议广大干部“翻一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总结苏联革命成功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并不算长，却成为中共强调、突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无论《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章程》还是斯大林关于“自我批评”的论述，其中的“我”首先是作为群体的“党”，这种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外向的，更多强调处理党与群众、党与外部执政环境之间的关系。党员干部的自我批评是党自我批评的具体化，个人的错误也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自身问题的具体化。中共自然也注意此方面意义，但后来大力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的“我”或者说批评主体则主要是党内干部，重心是要处理党与干部、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党员的个体思想偏误被视作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根源，具有更多“内向性”。党组织力图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武器，最终起到巩固党组织、提升战斗力的作用。这种斗争性的凸显给予“批评与自我批评”更高的政治定位，也更容易使之落到实处。因此，在根据地面对困难、转型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人越发重视此自我净化、自我改造之利器。
整党审干等组织整顿活动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推动作用。1940年之后，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推动，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整党、建党活动。其间，健全党内会议制度是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整党前，地委及以下党组织的会议制度一般是不健全的，虽然有些支部能按时开会，但内容不够充实。即便是冀西的地委领导人，也常常各包几个县分头行动，以至于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常委会。经过此次整党，华北根据地普遍健全了“支部会议生活制度”，规定了会议程序，要求形成会议记录并将会议精神总结上交。党员干部在会议中被要求加强自我批评，明确规定在支部内下级有权批评上级。是故，尽管具体名目不同，举办效果不同，但各根据地普遍推广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闭门会议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下，晋冀豫一地委自1941年春季起开始相对固定地召开自我批评会。
谈及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首先得知晓是哪些人参会。从会议记录看，原则上是地委班子成员参加（详见表1），固定参加者包括地委书记高扬、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侯富山、宣传部部长赵武成、组织部部长周璧、组织部副部长兼社会部和民运部部长刘毅、敌工部部长傅贯一6人。曾短暂出任晋冀豫一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工会主任的徐彬也出席过两次。因平日党政军三套人马分开办公，所以专员杨维、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郭峰一般并不与高扬等专职党务干部一起过组织生活，但他们也偶尔参加自我批评会。
召开小范围的自我批评会原本不复杂，但平日里，地委领导到各县调研、指导工作时，常常受交通阻隔、反“扫荡”地委驻地临时转移等因素影响，需要一个月甚至数月才能“归建”。所以，自我批评会多是在地委常委会召开前后寻机召开，且由于地委常委会召开的频率本身并不高，故自我批评会的密度也比较低。但在1941年之后，原来内容比较含混的党小组会（多在地委常委会期间进行）基本被专门用来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自我批评会在一定程度上升格为专门会议。
如前所述，“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党内并非横空出世的新事物。但是，包含“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的“党内检讨”虽已存在，却一般融于支部会、党小组会过程中，尚无明确、固定的实践形式。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共中央很早就倡导自我批评，晋冀豫区党委也曾要求“反倾向斗争及自我批评应成为充实小组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共干部的头脑里，“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停留于组织生活的一项模糊原则。因此，不仅像晋冀豫一地委领导人们这样处在“敌后阵前”“无暇多思”，感觉得“抓紧时间，把大家工作中的疏漏再尽量多指出一些，并提出批评、建议”，即便是身处陕北后方的干部们，其实也只能在“检讨会”上就事论事地围绕工作提意见、做检讨。同时，先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常还是强调上级督促下级。可以看到，抗战初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恩茂，即曾时常列席下级干部们的党小组会，听取他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状况。这自然有利于了解干部队伍的思想动态，却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在程序上，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是班子内部的闭门会议，会前一般提前确定当日进行自我批评的人选，不过每次的人数并不固定，多视环境安全与否、时间允许与否而定。但自我批评会并不被列入地委常委会的议程，仍是在会议间隙专门召开。从晋冀豫一地委的情况看，这个“间隙”的选择并非全无讲究。自我批评会起初多选择在地委常委会召开期间“吃小灶”后的晚间进行，这大概是希望大家在“改善伙食，交流感情”后精神相对放松的状态下展开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据会议记录篇幅看，会议时长并无具体限制。但每次会前一般会要求做自我批评者提前对近期工作、思想予以反思，只是不要求必须准备书面材料。其他与会者原则上也被要求“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总的来说，每次会上批评时间明显多于自我批评，与会者在批评之外也会提出一些改正建议。之后，批评对象还要给予回应并简单表态。此外，会上有时还穿插诘问与辩驳，但并非固定程序。
自我批评会的基础是自省自纠，即本人是否愿意通过“积极的、具体的、实际的、认真的检讨工作”，把自己的各种毛病一一说出，供批评者了解、指正。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自我批评“不是单纯的一个同志自己批评他自己”，“也不是党内的自由批评”，而是“抓住具体事实，根据党的原则，根据党的策略路线和马列主义的原则去分析错误的性质，考究错误产生的环境，揭发错误产生的根源，详细的、明确地指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大体而言，晋冀豫一地委的干部也循着如此思路，将自己对各类体验、思虑的反省都归拢到主观上的思想意识之范畴。这些反省不是全面分析问题出现的因果，而主要以“政治”“组织”“领导”三个相对固定的“概念”将林林总总的事实统摄起来，在思想上分析原因。具体地说，谈“政治”主要针对思想信仰、理论水平等，也常常涉及对中央政策路线的政治表态等大是大非问题；谈“组织”则主要针对执行上级方针政策、干部任用等方面的表现；至于“领导”方面，一般围绕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等，会相对具体些。
当然，干部的发言有时也会“跑题”。这种表现可能更接近我们今日理解的朋友间的“交心”，“跑题”的方向也更趋近于艰难世事间的思虑和哀愁。比较典型的是，地委书记高扬在做自我批评时，谈及邢西县县委副书记“范秉衡之牺牲”。范秉衡与高扬都曾就读于东北大学，都曾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代表人物。作为朋友的高扬此时显得心情沉重，他认为范的牺牲，让“自己了解了坚忍性、斗争性”，同时也令自己“情绪苦闷”。高扬的发言对刘毅显然有所触动。他检讨“处理问题时组织严格与态度严格的混淆”，所以“有时冲动”“不冷静”，但言谈间不由得说出先前曾并肩战斗的“范秉衡牺牲后，都有一段时间不好受”，而近期的冲动、不冷静实际与这心中的块垒有较多关系。
在自省自纠的基础上，他人的批评需要在政治原则指导下，提出另一角度的观察，并给予改正建议。原则上讲，两相互动可以使自我改造变得容易些，但这时的自我批评会似乎不能纯然看作“批评会”，还包含了其他内容。举例来说，在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评会上，高扬一上来谈了自己的进步之处：
（1）从政治上说，认识有些进步，了解问题复杂性，过去了解复杂是机械的；（2）克服困难的严重性的理解上有了进步，了解布尔什维克克服困难的精神是什么；（3）对军事动员与群众动员的严重意义有进步的了解。总之，在了解问题上逐渐实际化，机械观点上有所改变。
在谈缺点时，虽归结于上述三个范畴，却往往是针对工作中局部、具体的问题谈些零碎且比较表面化的内容。如认为自己平时存在“学习尚差”，“创造性不足”，“克服困难精神、执行决议精神不够”，“有时情绪苦闷”，“爱憎形之于色”，“向上级提意见还不够”等。而其他几位干部在提出批评前大都先对高扬的优点予以肯定。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批评意见总体上是循着高扬先前自我批评的思维脉络，针对性地提出些意见后略作补充。刘毅对高扬的批评意见即是如此：
（1）应高度发扬创造性，创造性不够，不能因主观力量小，而放松创造；（2）克服困难精神须提高，有时在遇困难时表现急躁，对地委同志对下级同志都有影响；（3）民主集中制的核心作用起的不够，有时对困难表现苦闷，使大家也难愉快；（4）帮助建立各部门，点线部门未很好建立；（5）最近地委会计划性不够，并且缺乏明确分工。
这并非下级对“一把手”高扬客气，其他多数地委领导人的自我批评也是如此（地委副书记侯富山除外，后文将专门讨论）。地委宣传部部长赵武成谈了自己的问题后，高扬的批评更和缓：“没有多大毛病，比较缺少特点；在政治问题上，理论水平高，但与实际联系差，……在组织上，本质好，没大缺点，但执行路线原则严格性差些。”
举出这些具体言辞，并非要论证这些批评没做到实事求是。因为，以后见之明观之，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能在大多数时候算是适当的。但对照中共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期许，这种跟着自我批评者节奏走的方式，依着马列主义、党的路线方针之原则，即便措辞再犀利一些，也很难戳中批评对象的痛点。
该期的自我批评会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地委常委会的延伸，领导干部间互相提出的意见大多局限于各自工作范围的观察和体验。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领导班子成员间平日里难免存在不同意见和抵牾之处。那么，自我批评会通过发扬民主精神，让一些干部说出地委常委会上不好讲的意见和看法，有时可以推动工作的开展。地委敌工部部长傅贯一之前曾因为在“反抢粮”中是否对伪军动武问题和组织部部长周璧有过争执，这次趁周璧做自我批评时讲了出来：
我说打，但一方面做政治工作、争取。当时老周同志说打是不对的，各执一词于是争吵起来。在下级同志面前争吵影响不好，对此事双方都要负责。
对此，周璧马上予以回应：
傅同志提出的意见我在认识问题上有片面性，以致争吵起来确实不太好，进一步检查自己在组织锻炼上是很差的。
同时，作为这种种议政程序的延伸，在地委的决策、权责分配问题上，自我批评会又可视为一种补充和平衡。由于地委常委会由地委主要负责人主导，针对重点任务、部门工作展开讨论，一般班子成员往往有言犹未尽之处。到了自我批评会上，一些领导干部有时能反客为主，提出自己的意见。
举例来说，冀西的老地下党干部张增堂曾担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后被降为县委书记。这时高扬又在地委常委会上提出将其再降为县委组织部部长。作为从“白色恐怖”中挺过来的冀西地下党重要领导人，傅贯一在地委常委会上没提意见，但在自我批评会上忍不住为老部下叫屈。周璧对傅的看法表示支持，并提出免去沙河县县委书记郭春文职务的安排也不合适。他们委婉指出高扬对这两人“有成见”。虽然高扬在做解释时并未承认自己存在“成见”，但这次自我批评会之内部协调还是起了作用，张、郭二人均继续担任县委书记。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自我批评会，一般较少有前述王恩茂那样的督导者，与会者原则上也是以平等姿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能够在初期即有较高质量，除了和地委书记高扬的政治修养、思想境界有关，也与几位班子成员的努力分不开。在上级党组织无具体安排情况下，赵武成、周璧提议每位干部在做完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批评后，不仅要在下一次自我批评会召开时向大家汇报改进情况，还要定期与提出相应批评意见的同志交流思想，告知对方自己的“改进办法”。这种做法显然有利于在持续的追踪中帮助地委班子成员改正偏误。
各地的自我批评会已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各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依然参差不齐。在一些地方“自我批评是不经常的，不正常的，有时算个老账，有时更原则地进行”。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的代表性不能过度放大。因为即便是在晋冀豫一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平西县委的自我批评会开得也并不成功。1941年12月3日，平西县委召开自我批评会，县委班子成员依次给县委书记李经麟提意见。这些批评大致集中于“作风不民主”上，态度也算委婉。然而，李经麟态度敷衍中带着几分逆反，他虽承认自己“有些主观”，但把问题主要还是归结为“领导上事务多，这是到了子弟兵才这样的”，认为部队的这种风格“同志们应该了解的”。他提出的改进方案竟然是未来“要求各部门写出计划交我处以备检查”。当本该接受批评的县委书记最后的回复竟是反过来给大家提要求时，这个自我批评会已很难不流于形式。如此看来，会开得好不好高度依赖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的水平与心胸。这个倾向，党组织其实已有所认识，晋冀豫区党委即曾指出：“有些地委、县委批评会虽不再是书记独角戏，但书记尚无器量听取大家批评，书记水平不够，会可能就开不好。”
于是，在整风运动初起之际，《解放日报》对党内自我批评总体状况的评价并不高：“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样的评判自然有刻意为整风预热的意图，但并非没有根据。应该说，这种参差不齐主要在于自我批评会的一般规程确已展开，但形式之下的内核尚处于形成、探索过程中。
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在开展过程中历经变化。与会干部在会上几乎不会再谈自己的优点，有时甚至将过去自矜的优长视作今日的毛病。比如高扬先前认为自己读书多，在谈话时爱引用古文、古诗，批评别人不了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后来，他转而批评自己“读书乱”，“爱读古书，不看马列”。这当然反映了党内的总体转变。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员党性的决定》，规定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锻炼。嗣后，晋冀豫区党委也要求根据地干部“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要严格的检查自己，反省自己的弱点，对党忠心坦白，接受党的教育，接受同志的批评帮助”。
而1942年春季以后渐次展开的整风运动，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格程度提升到新的高度。此期，中共中央对前一阶段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状况并不满意。《解放日报》甚至公开提出“真正严肃的周密的检査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这般严厉的质问。1942年4月20日，在谈论如何“整顿三风”时，毛泽东明确要求：“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在根据地范围内，普遍的整风虽未真正展开，但地方党政组织都在不同场合号召尚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发扬整风精神，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晋冀豫区党委为推动“三风”检查运动，提出“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来个革命”，“大胆批判”，“大家一起脱裤子，充分发扬民主”。边区政府也号召干部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进行自我批评，造成热烈的自动的民主讨论”。
这样一来，晋冀豫一地委的干部虽尚未参加集中整风，但循着整风精神的与会干部们还是让自我批评会呈现出“严格化”的趋势。这表现为：不仅自己不能谈个人优点，同事间的相互批评也难见肯定之处，而先前会上的辩驳环节也已经消失了，做自我批评者只能在所有人提完批评意见后做一简单回应。某种程度上，在自我批评会这个特定场合下，干部决不能认为自己有何“功劳”“苦劳”，似乎必须摆出一副彻底的低姿态。这自然与整风运动渐近形成的政治压力有关，却也曲折反映一种更高的自我期许或者群体期待：大家均应当且可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高远目标，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格的政治要求、道德要求、思想要求，今日之我自然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这是整风运动前后党内的一个重要政治取向。
经过慢慢的实践、打磨之后，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也越来越规范。每次召开前，准备做自我批评者一般要与地委其他班子成员进行会前沟通。据周璧回忆，这种沟通不拘形式，但会将自己反省的大致要点告知其他干部，对方原则上不需要将准备提出的批评意见提前告诉他（实际较难做到完全不透露）。同时，会议时间也更简短，要求自我批评者在其他干部提意见时不进行辩解、答复，只是在大家全部讲完后统一做个回应，这样既避免因不断插话造成会议冗长，也让批评更加集中、有力，防止一把手或作风强势者把批评顶回去。
而且，自我批评会并非每次开完就算了结。形成的会议记录一方面会让高扬等人在会后轮流阅读反思，另一方面还得不定期地提交到晋冀豫区党委审阅。在记录稿中还零星留有上级的批语。例如在高扬检讨自己“有不满情绪、喜怒形之于色”处，区党委领导人的批注则认为这是“思想毛病”；而在侯富山指出高扬“当着妇委面，批评程式兰”这句话旁边，则被区党委领导人视为“涵养问题须锻炼”。
如止步于规程调整，自我批评会的深入仍会缺乏持续动力。就算是“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虚心接受旁人的批评”，“在党内已经成为口头禅”。当“批评与自我批评”继续向纵深发展时，很容易遇到瓶颈：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老问题时，即便党员干部没有应付的主观倾向，也难以不断式样翻新地去寻找思想上的症结。所以，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在一段时间后，渐渐呈现出重复、同化的状况，大家自我检讨时提出的毛病大多是过去提过多次的，而批评者似乎也是为批评而批评，只好“同义重复”地把一些说法套到最近的某些具体事例上。虽然会议记录看起来“材料”丰富，“辣味”十足，但多少给人以“搜肠刮肚”的空洞感。
在理想条件下，“严格化”自然有利于增强“斗争性”，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深入。但人非圣贤，无的放矢的所谓犀利批评，往往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式的“斗来斗去”，“伤害同志感情”，“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不能巩固党的团结，改进党的工作，反而容易助长党内‘挟成见’‘图报复’的风气”。有的地方党组织甚至感觉：“全党生活在紧张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是故，中共中央在1942年春季之后开始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会的方法：“过去的经验却证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就是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可以看到，高扬等人在对自己往昔的读书习惯渐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又不断强调理论知识和政治修养之间可以密切支援，要求读书不能追求“博览”，而是需要集中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党的知识”理论文献丰富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库”，这与传统士人为追求治道、修养心性的阅读形成对照。只不过，干部们能获取的理论实在有限，更多只是“二十二个文件”为代表的整风文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上的部分文章。这些理论文本对于自我批评均持高度赞许态度，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要求党员干部反省自身在阶级出身、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上的不足，学习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唯物论等原理。这令高扬等干部们不同程度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差距，并尝试凭此寻找通向改造现实的心灵路径，增加了这些批评的理论厚度。有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认的放矢”。
但在大家普遍理论修养有限的条件下，过分突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容易把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局限于“技术性”层面，导致干部们有时只能生硬地抽取文本中的个别词句和术语，与实际的问题对号入座。于是，我们看到，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在内容上变得更加集中、抽象，几乎所有问题、毛病都会上升到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层面，呈现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倾向。这是前节提到的那种向主观思想意识归拢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术语出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翻检这段时间的会议记录，能看到“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山头主义”“平均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经济主义”“人才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浪漫主义”“好人主义”等十余种触及“主义”高度的毛病。一时间，似乎干部个体所有的过失、毛病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不仅是由外部压力造成的，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干部自身的内心诉求。这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未来走向形成重要影响。高扬曾在自我检讨中追忆参加革命的初心：“一是追求真理而来的，一开始对自己的私生活是淡漠的，而对真理的追求是强烈的，入党以前几乎是禁欲主义的刻苦自爱，这是我进步较快的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两三年间，高扬从流亡关内的东北籍青年学生成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中共在敌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曾令他和战友们欢欣鼓舞。但这一时期，各根据地面对日伪之严酷弹压遇到严峻考验，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进入“平台期”甚或“停滞期”。这不仅意味着革命形势难有发展，工作难有成效，而且意味着新的领导岗位也不再像抗战初那样供大于求（甚至还在减少），使大量中层干部在政治上难获升迁。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一旦缺少革命功业之激励，加之病痛、婚恋等因素，这些长期脱离家庭、漂泊在外的干部往往容易陷入烦闷、焦虑之中。晋冀豫一地委的六名干部高扬、赵武成、侯富山、刘毅、周璧、傅贯一都在自我批评会上以不同方式表达过此时期之沉郁心境比如高扬：“有时情绪苦闷，□□有不满情绪……最近感到很苦恼”；赵武成：“时时会心情低落”；侯富山：“好像自己感觉朽木一般了，兴奋不起来了，有些迟钝麻木”；刘毅：“过去工作的苦恼，难以缓解”；周璧：“感到进步太慢，但不知如何改造”；傅贯一：“三个月不知道干了些啥，有病了几个月，更糟糕了。病的什么都不愿干、不愿想。有老态之感。”
这些感受令多数干部内心非常警觉，因为这种情绪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所以，此类情绪造成了部分干部很强的道德转化焦虑。郭峰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也时常谈到自己和周围战友、同事的内心苦闷，时时流露出不满于当前思想状态的紧张感。至于秦基伟则在日记中写道：
每天不知忙的什么，毫无成绩的把宝贵时间都浪费过去了，感觉是很苦闷的亦说不出什么原因，实在有些不痛快极了。
这种苦闷甚至映射到对自我批评会本身的认知上。这些干部都试图从根源上“打通自己的思想”，也一度视自我批评会为打通之关键途径。但显然在自我批评会的开展过程中，这一目标尚难达成。大家还是普遍存在觉得自己思想上进步慢的焦虑。面对这种焦虑，刘毅觉得“自己需要外部更有力地促成思想进步，打破麻木”；赵武成希望“组织生活严格一些”；周璧则期待“区委或可组织干部，开个连续的、大多数的‘批评会’”；傅贯一也认为“现今的自我批评会可以扩大，批评能起大火”。这些想法体现着干部们自己的意愿：有更强的外力来刺激、推动自己的思想进步。
可以说，这种意愿其实是干部群体中一股朝向“思想运动”的内在冲动。整风运动首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设计、发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干部群体心态的趋向相契合，这种契合产生的动能，方能使得整风运动在干部群体中形成空前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精神互动。
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根本上指向个人的思想根源，是要在“心灵深处闹革命”；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干部个人均意识到，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以现实中的精神境界，在革命战争的环境里通过强化内省来实现思想政治上的净化、纯化极为困难，所以他们大体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内在问题需要靠提升外力刺激来解决。只有这样，自己的思想问题呈现并归拢于外部的种种意识形态框架中，才能得到更加客观的规制，才能令“全党成为一个自我批评的机器”。所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向力道不断强化过程中，同时又逐渐呈现“外在化”的变化趋向。这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自我改造上的勇气，也呈现一定的矛盾性。
这种“外在化”的需求从根本上讲并非指向周围批评者，而是更多指向党组织。高扬等人多次表达希望直接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包括期待能去党校集中学习一段。无论是自我批评会还是去党校，都表明这些干部们倾向于一种更广泛的集体省思，希望互相监督、共同进步。高扬曾表示：“自我批评会以后应提出意见，创造集体作风，不要弄成个人的作风。”从某个角度看，在自我批评会上，他人批评不再仅仅是同事的个人意见，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集体、党组织对自己的帮助。
在晋冀豫一地委班子成员们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晋冀豫区党委的集中整风前，地委的自我批评会确实起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作用。从1942年秋季起，无论是自我批评者还是批评者都更加突出从问题出发，常常直接从“××主义”之类的征候出发剖析自我或批评他人，而不再像起初那样围绕“政治”“组织”“领导”等干部素质类型来组织语言。例如，周璧在1942年12月6日的会上，一上来就给自己贴上“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几个标签，然后分别举例阐释。而这种问题的归类标准则明显吸收了前述相关理论资源、语言素材。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先前多少有些泛滥的“××主义”帽子在数量上明显减少了，渐渐集中到整风运动剑锋所指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少数几种问题。
值得玩味的是，当各种“主义”盈溢于会议过程之后，自我批评会其实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转。我们看到，自我批评者将一大堆“主义”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之后，批评者好像手里的帽子已经有些不够用，于是一般先以“主义”为纲给予批评，后面谈具体问题的意见、建议明显又比前一个阶段增多了。而大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以调门极高的上纲上线的言辞破题，撑开话题空间，之后则回归到工作中的疑难上。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与会干部意识到前期批评会被各种意识形态说辞填满，反而耽误了正常的反思、总结，也和大家理论修养有限、有词穷之感不无关联。
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的内容虽覆盖广泛，但检视这三年多的会议记录，有两个话题讨论最集中、热烈。一是对工人出身的老干部侯富山的批评与帮助；二是对地委如何协调同上级党组织和军分区关系的讨论。
工农干部“知识化”与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问题上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但在实践过程中并非易事。全面抗战初期，老地下党干部是中共在太行山区组织落地、切入地方社会的引导性力量，曾涌现一批优秀的工农出身的老地下党干部。1940年整党之后，本地老地下党干部在晋冀豫根据地的干部队伍中已总体处于“边缘化”境地。在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上，挨批评最多的是资历很深的副书记侯富山。侯富山的问题大体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工作能力、习惯及知识水平等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二是个人思想、作风上的消极、蜕化。
第一点是老资格工农干部在新形势下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侯富山，文化程度不高，在“白色恐怖”时代又长期以“行走江湖”的方式从事地下工作。这样的干部往往“在领导上还是旧的一套，进步赶不上需要”。侯本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作为工农分子“知识化上进步非常不够，在沙河做总结时，感觉对县委帮助很少，政治进步不快”。在硬碰硬的对敌斗争中，“装模作样、指指点点”自然会露出破绽，某位县委书记即明确提出侯在视察当地工作时“对他们提意见很乱，不能给以明确方向”。
第二点，侯富山本人确实存在情绪消沉、思想蜕化问题。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评会上，侯富山曾以近乎自暴自弃的方式表示：“有身体问题，脑子不好，头痛昏；感觉自己和朽木一般，兴奋不起来了，有些迟钝麻痹。”据侯富山自己检讨，他在平时有“吃零食”“不能早起床”等毛病，也“爱发脾气”。不仅如此，侯富山到晋冀豫一地委工作后不满意居住条件，自己挪了房子，与别人换了好枪，还收了一个县委书记送的皮包。这类贪图享受的毛病在其他几位干部的相关记录中都未曾见到过。中共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的缺点其实也有系统认识：“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干部，易于被一时的困难或外界影响所迷惑，而发生逃跑、叛变、贪污、腐化、悲观、动摇、工作不服从组织分配，把物质问题看得很重等。”晋冀豫区党委之前也曾指出一些老工人干部有“流氓气”，“在生活上容易被腐蚀”等问题。
这一时期干部中曾流传一句牢骚：“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黑暗的。”侯富山的消沉很大程度上也与个人政治境遇有关。1940年底，他刚刚被免去晋冀豫三地委书记的职务，而现在的直接领导高扬，在侯富山担任三地委书记时曾是组织部部长，原本是侯富山的下级。凡此种种，侯富山多少有些情绪，自己也承认“对高扬尊重不够”，“与高扬常有争吵”。
过去中共应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掉队”的主要办法是大力提倡在职干部教育，要求老工农干部加强文化、政治学习。侯富山上过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的学习班，也曾尝试通过自学补齐短板，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难免流于走马看花”，缺乏持久精神，读一读也就放下了。于是，侯富山常常觉得自己“看不出问题来”，“研究问题、思考问题不够，创造性不够”。
高扬及周围同事平日曾向侯富山提过意见，但侯起初并未认真接受。所以高扬等人试图通过自我批评会上的“思想斗争”帮助侯富山打通思想。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评会上，地委各位领导一上来就对侯富山态度严厉。在侯富山做了检讨并提出“希望同志们帮助”后，地委书记高扬马上就不大客气地回应道：“进步主要靠自己努力。”他直截了当地给侯富山提了未来三条出路，一是“工作岗位降低”，二是“调换工作岗位”，三是“用一切努力来提高”。这无疑是警示侯富山如果不改进，政治上将会继续沉降。侯富山对这些批评意见也曾提出一些异议，但遭到高扬、赵武成等人严肃批评，认为他的检讨方式有问题。
但自我批评会不是批斗会，所以这次批评会尽管气氛紧张，但与会者呈现出热忱、率真的一面。高扬等人以非常认真的态度给侯富山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希望侯富山要“多多思考，学习联系实际，实际提高到理论高度，有系统的想，有中心的想，老不想就越不能想，怕想则不想”。
值得玩味的是，未见同为老资格的傅贯一给侯富山提意见的记录。傅贯一是在冀西深耕多年的本地干部，农运经验丰富。傅贯一强调“自己农民性多一些”，以工农干部自命，且这种自我定位也未遭到其他干部的异议。实际上，傅贯一尽管出身农家，却读过师范当过教员，后来做过警察，又在乡间行医，生活阅历极为丰富。傅贯一曾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建党建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复杂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令他并不为党组织所信赖。傅贯一检讨自身“政治上进步慢”的原因时，也认为受到“家庭问题的牵涉”，“社会关系牵掣”。与侯富山类似，傅贯一同样面对工作中不适应、无作为的问题，他执掌的敌工部，工作长期停滞，而他自己在工作中也感到“别人对自己像玩小孩似的”。年逾五旬的他生病数月“有老态之感”后，上级调徐彬主持敌工部工作，准备接替傅贯一。大概正是因为身份、处境有几分相似，傅贯一没向侯富山提什么批评意见。不过，傅贯一的积极性在几位同事眼里远超侯富山，被认为“身体不好也愿意受累”，在自我批评会上一直保持很低的姿态。
自我批评会给侯富山带来不小的压力。他不仅“学习兴趣提高了，书籍读的多了”，更重要的是，终于愿意主动对自己的各种思想征候加以分析。如侯富山自己所言：
上次检讨会后，政治上进步感觉不到很大进步，但比从前注意政治问题了。……我自己上次检讨“有开始腐化的危险”，但上次后，很注意这问题，现在残余还存在。……有时对高扬同志的尊重上是不够的，……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开会发言很少，不能发现问题，看问题不尖锐，这充分说明了自己政治上的落后。
面对侯富山的自我批评，高扬也转变了先前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自省道：“对侯同志帮助问题，很早就想这个问题，但还是很不够，我的态度简单化，使侯同志感觉到逼迫，也很不合适。”
高扬等几位抗战前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基本主导着会议的走向。他们显然更善于谈思想、谈理论，往往能系统地检讨自己、批评他人。而像侯富山、傅贯一这样的老干部，发言的逻辑性、系统性要差不少，有时成了插不上嘴的边缘人。侯富山即承认自己“开会发言很少”。我们无法了解侯富山内心深处到底作何感想。从他很快调走的情形看，可能还是带着几分委屈。但他并未沉沦下去，在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侯富山过去的很多斗争经验一下子又派上用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的新岗位表现上佳，找到了新的自我定位。
侯富山的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自我批评会给干部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带来的组织推力。这种集体的“民主生活”似乎成为一辆精神列车，半强制地将干部们全都载上，使其在思想上不易掉队、脱轨。不过，高扬等人多少还是借着干部政策的东风。这段时间中共在各级、各部门中一度强调对老干部的弱点，“应经常的、及时的指出并纠正之”，反对对老干部过分“迁就”。只不过，根正苗红的工人老干部遭遇同事们的一致责难，在根据地整风运动全面启动后再难重现。整风运动中，冀西工作过的几位工农干部过关后曾以“车轮战”“攻心战”的方式对高扬、郭峰等人展开“思想斗争”。
和上级晋冀豫区党委以及军分区这一纵一横两方面关系问题，几乎贯穿这三年里每一次自我批评会。中共极为重视领导上的集中统一，但在抗战中，因战争和地理环境造成的阻隔，使干部们常常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在根据地牢牢扎根、开枝散叶，需要干部“地方化”。所以，组织上的“一元化”和干部的“地方化”长期共生共存的状态，使上下级关系在总体顺畅的情况下也难免有龃龉之处。从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台前幕后的种种情形看，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问题曾困扰着高扬和他的同事们，也能从中体会自我批评会在党内政治运作中的另一重特殊意义。
1943年初，在形势转好的情况下，高扬曾谈到自己1940年后半年任一地委书记后同晋冀豫区党委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当时“区委批评，搞得很困难，痛苦，深感到和区委思路不一致”。对此，高扬归因于上级给的运棉、扩兵任务太重，“干部因任务大苦痛”，而“（陶）鲁笳反映失实”。
此处，我们很难将晋冀豫一地委与晋冀豫区党委的“疙瘩”完全搞清楚。但其间之因果还是有迹可循。1941年初，晋冀豫区党委对一地委的一份指示中即曾有这样一段话：
雪峰同志当时即督促过杨克冰同志，但最近高扬同志来信总结扩兵，仍说核心队及联合工作队未组织起来。区党委听傅贯一同志报告你们12月25日总结扩兵数目字以后，深恐1月底（北局限12月底）完不成任务，因此由雪峰同志分别写去两信与高扬同志，……但看高扬同志来信，仅说扩兵人员已分散下去，只能写信督促，并说打算2月里努力来搞一下，但究竟何时完成，是否考虑了区党委的补救办法则未提到，所以区党委很担心你们没有抓紧。
从信中内容看，不难感觉到晋冀豫区党委对一地委特别是高扬的批评态度。可见区党委已然发觉高扬等人前期对扩兵问题持应付的态度，此番决心以上级组织的名义力促一地委及高扬等人尽快推动扩兵工作。
在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评会上，高扬谈到过扩兵和这次吵架的事。杨克冰时任一二九师十一旅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她原本也是东北流亡学生，自抗战初一直在冀西工作，与高扬熟悉。只是她自冀西游击队时期就与郭峰等人长期任职于自上而下垂直领导的军队系统。但此时的高扬显然并无多少反思，他觉得对杨克冰只是有态度问题，甚至认为自己“向上级提意见还不够”。到了1942年，高扬再次对扩兵中的上下级矛盾进行了具体解说。他一方面检讨“本人有毛病，克服困难不够”，一方面依然认为区党委也有过失，他觉得“上面给分区任务太大，对分区帮助不大”。尽管区党委几番催促，即便高扬也时常在自我批评时检讨自己“对上级指示执行上有过失”，“回来也没按指示办”。但这次扩兵任务一地委依旧没能完成。
扩兵问题其实也直接反映着党军关系状况。高扬检讨自己因扩兵问题“对分区不满”。从1941年秋至1943年秋，其他几位地委领导人不断指出高扬“领导风度上确实要注意，这一时期对分区的关系上表现武断”，“对分区同志的态度不大好”，“与军分区关系上特别注意”等等。但直至高扬1943年7月调离，他与军分区领导人特别是秦基伟的关系都一直未能理顺，这也是高扬最终被调走的原因之一。高扬走后，地委书记一职先由郭峰短暂代替，后由秦基伟直接兼任，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
不得不承认，在这类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难分是非。严峻的外部环境，使得下级干部常常因任务太重感觉“苦痛”。但上级常常认为：“下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经过1940年整党后，华北各根据地的组织正规化已向前迈出一大步，高度纪律化、一元化的组织运行原则已基本建立起来。但在长期的根据地生活里，干部在群体结构和思想情感的“地方化”还是难以避免。高扬即曾追忆道：
我出差到外地，到县区机关，便交点粮票，像到家一样，如果沿路没有县区机关，就住百姓家，像找店住一样。
1941年以来，在日军“囚笼政策”“无人区”“网格子”的影响下，根据地在空间上比先前更趋分散，地方党组织需要提拔任用更多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也需要更多的临机决断。高扬、刘毅等人作为地方领导，对本地的利益自然会有所回护，即使像高扬这样原本来自东北的学生干部，此时也与冀西的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饮食、生活习惯均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干部籍贯无法改变，但实际上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抗战初的外来干部也已呈现“地方化”。这便容易造成干部群体中对领导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有颇多困惑。高扬曾提出一个问题：“机动多大？哪个可作，哪个可不执行？”。除了高扬，在冀西工作时间较长的刘毅也时不时反省自己对区党委领导问题上的一些困惑。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高扬等人始终没回避和上级党组织有时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敢于将这些矛盾曝晒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光灯下，也不惮于将自己的牢骚和疑惑呈现在随后上交区党委的会议记录稿中。值得注意的是，进行自我批评的干部，常常在反思之余站在地委的本位表达看法，因其他几位同僚此时需要对其进行批评、帮助，则自然而然地需要从上级党组织甚至县委的角度来提出意见。尽管在面对此议题时，大家发言会有所保留，常常泛泛指出对区党委的牢骚“是主观主义、自由主义”，“看问题狭隘”，但几位领导人还是常常能因这种代入感对上下级多几分设身处地，更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对过度“地方化”的自我克制。
回头看来，对理顺上下级之领导关系问题，自我批评会的会议记录起到重要作用。如前所述，这些会议记录最终要不定期交到上级党组织那里去，而区党委领导人会以批注形式给予反馈。譬如“服从整体上行动，不服从决议尚觉得不是这样的，但意识上是存在的，势必影响严格的组织性”。在因反“扫荡”根据地内各级党组织联络不便、见面不易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上下级沟通的补充形式，尽管要滞后一些，却更能令区党委从侧面掌握地委干部的思想实态。这种方式显然是有作用的。在1942年区党委“十月会议”上，一地委还挨了批。但到1943年初的自我批评会上，高扬已兴奋地谈到自己最近在区党委开会收获很大。可以推测，区党委和一地委 在这段时间里已大体化解了之前存在的“疙瘩”，高扬心头的苦闷总算得以纾解。
不过，一元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党组织自上而下追求的组织意图。高扬等人的一些思与行甚至是在自我批评会上的那些言论并非完全不令区党委领导人介怀。在随后到来的整风运动中这类问题均会被冠之以“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之类的帽子。而高扬等长期战斗在冀西的东北籍干部在北方局整风和太行区党委高干整风会上，多受到较大冲击。
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形象地说：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由是观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中共自我净化的利器，具有防微杜渐的功能。常态化的自我批评会则是将这种认识落到实处的主要载体。而这一重要党内政治生活形式的扩展与强化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促成的。除了受苏联因素影响外，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执政的制度化需要、共产党的自身特质有关，也同敌后抗战的大环境直接相关。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一度陷入困难和瓶颈的敌后抗战和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精神动员，以打破干部群体内的迟滞状态，推动总体局面之改观。于是，自我批评会逐渐从一般的组织生活中被凸显出来，升格为一类专门会议，成为党内重要的、常态化的精神动员形式，以一种日常而简约的仪式促进党内干部的思想改造。毫无疑问，“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具有高度的合道性，获得干部群体的高度认可，被认为“像空气一样重要”。
从前文论述不难感知，自我批评会在密度、深度上的强化，主要凭借整风运动这一大氛围，与整风运动形成衔接、补充的局面。但它又隐隐然守着部分界线，譬如注重现实而不过分追历史，紧扣工作、生活常态而不过多触碰个人隐私，与政治运动中的特点保持着距离。
但我们还是发现，这一时期中共干部群体思想生活领域呈现不断“政治化”的总体态势，千般思虑终被汇入政治问题的涡旋之中。这种总体形势与自我批评种种现实操作问题的交叠，使得党组织和干部自身达成一种共识：层层叠叠的思想征候的解决应靠提升来自组织和集体的外力。这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显现越来越强的“外在化”“严格化”特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在困境，常常反而强化了干部们对范围扩大、烈度强化的“思想运动”的期待，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走向“整风运动”的自下而上的内在冲动。只是未来“思想运动”的具体形式和震撼程度可能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共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上突出的是方法，是到底如何让它扎实、平稳的落地。概括起来，无论是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还是其他不同范围内的“批评会”“检讨会”“小组会”，其实常常在处理几组关系问题：
首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我批评无疑是其中的重心。批评被看作“引子”，“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是以批评的手段，达自我批评的目的”。但在实践层面，决定自我批评会强度的变量更多来自相互的批评。只不过自我批评终究是个体化的心灵之旅，即便干部个体期待“外在化”的力量能对自己的进步形成促动，但他人“不是自己，更不能代替自己”，始终只能是旅途中的同伴。其间之界限，不是常态化的自我批评会能够突破的。而对“方法”的反复强调，理论上讲是在试图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却很可能令这种不平衡趋势愈发凸显。但我们分明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自我净化、自我改造的追求也几乎是无止境的，显露着困厄环境中强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性与战斗性的体现。
第二，是原则性与具体性的关系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共强调“批评必须有原则性，不能专谈细小事情”，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的各种言论的理论味越来越浓，各种“主义”越来越多，对思想根源的挖掘也越来越深；但与会者的核心立意仍是直面周遭的困惑、龃龉、挫败，“大帽子”之下一般均会列举具体事实，不会脱离现实，穷追思想。这是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压加速却不脱出轨道的关键。
第三，是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稳定、健康的自我批评会无疑为发挥党内民主提供关键平台。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持续性、规范性的提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令干部更能“心安理得”，让干部们卸去了一些包袱，在处理干部群体间矛盾、权责分配等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总的来说，这也是中共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长期着力的方向。因此，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紧张、热烈却又保留着同志间的关爱，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互动，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党内民主生活形式。当然，从长远看，在一地委几位干部之间、地委与军分区之间、区党委与地委之间、干部个体与党组织之间，根本诉求还是一元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标终究是为了统一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言，“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这可以说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另一重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