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
魏正凯：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周东华
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日《研究沦陷区》一文中指出，加深沦陷区研究，首先必须收集史料，收集对手方的史料，从史料中弄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所作所为所想。80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沦陷区研究的上述论断仍然高屋建瓴，极具指导价值。沦陷区研究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史料收集与整理问题，所不同者，80年前的沦陷区研究，史料以敌我两方面为主，当下的沦陷区研究史料则更为多元、更加复杂。由于沦陷区问题既涉及日方，又涉及伪方；既涉及中方，又涉及外方；既涉及国统区方，又涉及根据地方；既涉及社会精英，又涉及普通民众，可以说沦陷区像一锅大杂烩，需要方方面面的史料呈现才能初步勾勒清晰。而在最近十来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图像（包括画册、照片、影像等）越来越引起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将之与档案文本同等对待和利用；在公共史学工作者那里，图像也被当作比档案文本更直观、更真实的证据。有学者称：“影像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的参考，而且也成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重要证据，……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与宣传提供了大量形象的图像资料。”图像证史，正在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路径。
这张照片初看没有任何问题，但仔细一琢磨，至少有以下三个疑惑：第一，照片中的妇孺皆为避居玛瑙寺的难民，一个早课，穿戴如此整洁、得体、神色从容，不像落难之人；第二，1939年腊月，距离杭城沦陷日军之手已经2年，而日伪早在1938年5月即已解散杭城各难民救济所，玛瑙寺难民救济所也已解散，缘何还存在一个玛瑙寺难民习艺所？第三，玛瑙寺的难民习艺所如果在1939年腊月仍然真实存在，那么它还是红十字会杭州分会救助难民的机构吗？毫无疑问，照片真实存在，但真相究竟为何？
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提出的考证图像证据的方法论，可资借鉴。他说：“图像是无言的见证人，它们提供证词难以转换为文字。……长久以来，对文字档案进行‘史料考证’就是历史学家训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像文本证词一样，图像提供的证词也提出了背景、功能、用语和收集（事隔多久才收集的）以及是否间接作证等问题，但相比而言，对可视证据的考证还不够发达。因此，有些图像提供的是比较可靠的证据，但有些图像则不然。”确实，在将图像作为史学研究的可靠证据前，必须对“图像”产生的背景、功能、用语、时空等“无言的见证”进行细心考证，研判“图像”背后的“故事”，这一点在沦陷区研究的图像证据运用方面，尤其要谨慎。因为反映沦陷区问题的图像，来源十分复杂，有在华欧美新闻记者、时在沦陷区的外侨，尤其是传教士和盟军在华随军记者的摄影；有中国新闻记者、画家或摄影爱好者的作品；还有日军随军记者，以及伪报刊新闻记者的拍照等，可谓鱼龙混杂。这些图像产生的时空、图像生产者的意图和图像发生的作用不尽相同，它们都可以用来作为史学研究的“史料”，其中的多数也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日军侵华罪证的直接证据，但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作为日军侵华罪证，都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态度。
以照片所示杭州玛瑙寺难民救济为例，该寺难民救济活动开始于1937年11月底，杭州救济委员会“在城外也设立了三处避难所，包括西湖边的玛瑙寺( the Ma Nao Temple)”。作为广济医院的协作单位，玛瑙寺接待了诸多伤兵和难民。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玛瑙寺难民收容所并未解散，继续承担难民救济工作，但运营比较困难。费佩德观察到：“在玛瑙寺内，计有1200人，则完全由红十字会给养，红十字会估计每月经费约需5000元。……不过在我到杭州之前两星期，玛瑙寺的难民则增加1000左右，均由四乡逃来，其房屋大半为日军所烧毁。”到1938年4月，杭城的其他难民收容所均被解散，城外仅存玛瑙寺这一难民收容所，粮食和物资更加短缺，一度难以继续。住持本性采取多种措施，设法维持，如“设一贫民工厂，以便难民工作，积得资金，早日归家，并另设立小学一所，以免儿童失学”。再如，在龙井茶采摘期间，组织“居留玛瑙寺四乡一带妇女难民60名，由日当局派宪兵8名，在茶厂四周保护，以便采摘，仍由茶户给以工资”。即便如此，到1938年5月10日左右，玛瑙寺也被迫关张。据称“近因杭市奠定，恢复繁荣常态，难民思乡心切，各以纷归故里，故逗留该所者，仅有数百十人，顷悉该所对于尚有留居之难民，拟即设法分别遣散，并定本月15日，宣告结束”。
1938年5月15日，玛瑙寺难民收容所虽然解散，但仍有大批难民滞留，“惟玛瑙寺收容所，以所收无家可归之难民，共达900余人，遣送无方，出外谋生，又感困难，故继续收容”。到7月初，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被强行划入日军在杭州17个宣抚班之一的杭州日华佛教会，“日华佛教会，经特务机关诸先生热忱指导，故成绩殊佳，为积极入世主张服务社会起见，并接收玛瑙寺难民收容所，将难民分别为孤儿、老人，以海会寺为孤儿院、玉泉寺为养老院、净寺为难民所，分派僧人，实行服务”。然而，一年左右，因杭州日华佛教会经营不善，原从玛瑙寺转往杭州日华佛教会救济的难民，与1939年2月1日起伪杭州市社会局庇寒所转送的70余位“衰老残废无家可归者”一起，重回玛瑙寺，更名为“玛瑙寺难民习艺所”，“兹复改组为玛瑙寺习艺所，规划手工、农作二部，一以不使怠惰，矫正立案；二以出品变价，盈余补助生活”。这就解释了1939年6月以后玛瑙寺难民习艺所是真实存在的。
1939年腊月杭州玛瑙寺难民习艺所真实存在，那么其收容的难民形象，是否如照片中那样“安宁幸福”呢？答案是否定的。杭州玛瑙寺难民习艺所，即便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杭州分会的支持，得到日伪当局的资助，但“粮食”问题一直紧张，难民难以饱食一餐。1938年4月10日有记者称：“现留蕙兰及玛瑙寺两处远地留杭难民伙食，最低只能维持至本月底为止。”1939年5月，玛瑙寺难民习艺所听说湖墅富义仓尚存有历年积谷2000石，特向伪政府呈请“请予酌量拨发，移救穷灾”。玛瑙寺难民习艺所难民生活之困顿，可见一斑。
正如彼得·伯克指出的：“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某些可能存在陷阱”，例如，“摄影家对拍摄的物品和人物进行事先的布置，程度有所不同。”因此，他说：“如果我们忽视了图像、艺术家、图像的用途和人们看待图像的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千差万别，就会面临风险”，“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文化的、政治的、物资的等）下考察，包括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准备让图像发挥什么作用。”利用图像，尤其是利用照片进行抗战史研究，恐怕还得仔细考虑彼得·伯克的观点，利用前要充分考虑“图像”生产的“背景”。发现“图像”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会发生的特定作用，发现“图像”背后隐藏的“真相”，破除“图像”中的虚构，是抗战史研究，尤其是沦陷区研究中照片作为证据最重要的事。
回到毛泽东80年前有关沦陷区研究的方法论，“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图像作为史料，确实能够起到更为直观证据的作用，在研究沦陷区问题时，第一步确实可以收集大量图像作为“材料书”，但在运用这些“材料书”进行研究前，必须先考证，发现“照片”和“照骗”，才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不加区分使用图像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杭州玛瑙寺难民习艺所念八年农历腊月一部分妇孺难友早课祈祷摄影”这一照片，可以肯定是“照骗”，其背后故事是日伪为粉饰太平而摆拍的照片，它非但不是国际红十字会杭州分会及红卍字会的中外友人救助杭州难民的证据，反而是日伪奴役杭州难民的见证。这就提醒学者们和从事公共历史教育的人们，研究沦陷区问题时“慎用”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