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淞沪抗战 虹口事件 汉奸 全面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在中国抗击日本战争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已撰写诸多文章书籍，我觉得还有些问题需要再评估再认识，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所谓偶然论
侵占上海，是日本实现其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是预谋的。从九一八开始，未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接着又陷热河，成立冀东22县伪政府，制造华北特殊化，侵占丰台，发起卢沟桥战争，侵略的铁蹄从未停止过。它抄袭占领东北和平津的故技，制造事件，作为借口，然后调集兵力。所谓虹口事件就是日军精心策划出来的，于1937年8月9日，派其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乘车强行冲入机场，且开枪击杀守军士兵时景哲。守军开枪还击，击毙这两个进犯的敌军，这是正义的自卫行为，怎能称为“不幸事件”？论者常以此作为八一三的导火线，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虹桥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侵略成性的日军使用一切手段来发动战争，他们狂喊：“支那是日本的生命线”，“支那是我们获得黄金的泉源”。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不能讲虹桥事件是偶发的，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导火线。
有的学者讲，“抗日战争初期，无论是正面还是敌后战场，尽管浴血奋战，都是败多胜少，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到南京、武汉、广州战役，大都如此，可以说中国人士气不振”。这篇文章前半部的论述是正确的，但以中国人士气不振来论断抗战初期诸战役，是不恰当的。
这里，仅就淞沪战役讲，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中国军队勇敢而坚强，以血肉之长城，抗拒日军之炮火，所有官兵，视死如归，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就赶上去，与日军展开街垒战与肉搏战，个个奋勇当先。从八一三至九月上旬，日本陆军开到上海的已达7万人，内有最精锐的久留米师团（即以前日军教导师，日本各师团中之机械化部队皆源于该师）；海军方面，日本大小军舰集中70余艘，舰上正炮与边炮合计近700门；空军有新式轰炸、侦察、战斗等机200架以上，以如此庞大精锐之武力，为陆海空联合进攻，实行中央突破，欲速战速决。但在虹口、浏河登陆未成，战争扩展到吴淞、蕴藻浜及张华浜等地，每到一地都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日军登陆面日渐延长，如川浜、柳林、月浦均成为日军伺机冲入之地。9月2—3日，中国军队实行了猛烈的反攻，不少经历那场战争的中外人士，记录了那场战争进行的实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现引一部分。
战争进行一个月时，美国记者铁尔特曼冒着战火到罗店、吴淞两地华军阵地考察，写出了感人的记述，其文讲：“卫守邻近上海长四十里罗店、吴淞区战线之华军，遭遇机械化武力极重大之集合，而利用之者，复为以悍战闻名之日军，然仍不屈不挠，应付裕如，其英武与纪律，诚值得受最高之赞誉者也。”“今日抵抗日军前进之师团，纵其炮火力量，远逊于敌，亦决不退却。”“罗店境之战事，异常激烈，致余不能进抵华军在前线，余曾在某地点被迫委弃所乘之汽车。匿于沟内半小时之久，维时日军以开火炮轰击，外加尾弹，并偶杂重炮弹数枚，刘行区外附近一带，颇遭摧残。旋余往视吴淞阵线，见巨数华军安伏战壕，状甚愉快，盖顷方击退猛攻之敌军也。”
罗店战斗中中国军队所表现的自信、英勇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震撼中外的。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的专论中是这样描述的：
“吴淞、罗店、蕴藻浜、大场这几次战役战斗的猛烈，比之于欧战中马尔纳、松纳河诸役毫无逊色。可是就我军将士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来说，在欧战历史中都找不到先例。在欧战中无论哪一次著名的战役，双方的武器是对等的。在上海战争中，我们却以陆军，主要的是步兵队，来和敌人最精锐的陆空海三军搏击，鏖战两个半月的结果，敌军是进展了，但是进展所获得的阵地有多少呢？离开黄浦江北岸才不过十余公里而已。虽然我们为了保卫一尺一寸的土地，往往牺牲数千数百的健儿，可是敌人也必须出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这一尺一寸的土地。”
中央社随军记者亲身目睹了9月29—30日罗店西南东林寺敌我双方的肉搏战，具体地记录了实战的状况：
“29日拂晓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向东林寺猛烈进犯，一方面是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一方面是敌我的数量众寡悬殊，我们的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了，我们的守兵个个挂了彩，甚至一个个倒毙了。可是仅存的几十个战士，还留着最后的一滴血，最后的一颗子弹，死守着和敌人拼。”
那时中外人士写下了不少称赞华军的文章，是我们考察上海战争有力的证据。如早在9月15日上海字林西报就以社论的形式写道：
“华军遏止日军前进之战事，其代价显然重大。华军在战斗中虽无炮队之辅助，而飞机在天空之视察力量，亦不充分，不足抵制日军之海军炮与水上飞机。但其部队与机关枪手鏖战至一月之久，其坚毅力亦大足令人钦佩矣。”
11月3日，战争已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一位曾参加过欧战的西方人士，到苏州河畔前线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华军的英勇和沉重应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华军“军士战斗之勇，为欧西各国士兵所无，罗别根路附近两岸拼命厮杀，日步兵恃坦克车及炮火掩护，屡次迫近，图在南岸得一立足点，并集坦克车多辆于北岸，以平射炮不断对中国工事轰击，以当时火力之猛，若使欧西军队当之，决难立足，但华军决不轻弃寸土，当猛轰之后，该地似不能复有生人存留，然当日军侵渡之际，仍遭机枪扫射数小时后即被迫退走，其坦克车初尚滞河畔，顾不及华军觅得准确炮程，立即还击，遂亦退却，双方损失彼此均惨重。”
所以引这些文章，在于说明华军在上海战争中受到了高度赞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畏缩、恐惧或逃避现象。士气不振说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一位日本人士中西均一，当时住在法租界八仙桥，这里邻接华军，又靠近大世界，是露飞路的起点，他直接目睹和感受到中国人的爱国思想的高涨，以《中国民族起来了》为题，写道：
“中国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出上海，充满着欢迎战争的空气。大家都坚信中央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准备。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
这就是上海战争的历史现实。
八一三战争是谁首先发动的，这本来不是问题，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还问谁先开战？不过事实上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说法是中方。黄绍竑《五十回忆》中讲：“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之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之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的计划。”马仲廉也认为淞沪战役是中国军队首先发起的，主要根据是“8月11日下午9时，蒋介石命令张治中将所部（第87、88师）推进到上海附近。当日夜间，张部主力被秘密地用火车、汽车输送到吴淞、大场、南翔。张决定13日拂晓向位于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据点攻击，但接到蒋介石不得进攻的电令而未能行动。”
一种说法是日方。冯子超在《中国抗战史》中讲：“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上海，不是偶然的挑衅，而是侵华的蓄意的继续。”8月13日晨3时，“日军向我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一带守军开枪挑衅。”这是符合事实的，从当时报刊记载，日军以上海公共租界为其军事根据地，恣意横行，不断挑衅，八一三前夜，战云已密布上海，日本从佐世保调来军舰载有大批军火和陆战队，日本的各种兵舰集结上海的已达30余艘，内有驱逐舰莲号、知床号、姆号、保津号、初春号、名取号、初云号、子日号、鬼怒号、若叶号，巡洋舰由良号，运输舰，还有航空母舰一艘。12日，日军前哨及便衣队已经开枪挑衅。长江中下游各口岸如长沙、宜昌、汉口、九江、芜湖的日军、日侨，由日军第11战队司令官宫本统帅炮舰、驱逐舰及汉口陆战队300名护卫，下撤至南京和上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强盗，惯用贼喊捉贼手段以混淆视听，逃避其罪责。
担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曾明确地讲，他的开战是对日军挑衅的回应和反击。他曾提出先发制敌计划，但又奉蒋介石之命，不要行动，等一等。张的通电如下：
“13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帅所部，星驰援应，保卫我先祖列宗荜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
因奉命进攻的时间为14日下午，所以张在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中有下面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八月十三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八月十四日。”
许多新闻记者是战争爆发的见证人，他们的笔下记述，13日已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陆战队约七八十人，由便衣队前导，于昨日（指13日）9时15分，自北四川路日本小学开出，全副武装，自虹山路口横浜桥，以轻机关枪向我驻军横扫，图越淞沪铁道，冲往宝山路，我驻防警察及保安队，当予猛烈还击。日本内阁于同日9时45分开会议决，要采取严厉行动。战争遂扩展到上海其他地段，天通庵路连续冲突，日军于午刻派出大队，自江湾路日军司令部背后，越大通庵车站火车过道处，经同济路，向我天通庵路八字桥等处警戒线袭击，另有10余日兵由分水庙南进，过临平路桥，入临平路物华路一带，袭击该地警察局分驻所。到下午3时，闸北各处，如引翔乡、江湾路、八字桥、青云桥及横浜桥一带均爆发了战争。”因八字桥战事最为激烈，是一场恶战，史书均以八字桥为八一三战争的开端。有一首诗，题为《抗战行》，其前面几句表达了战争爆发的真实情景：
八月十三战局开，吴淞江上敌舰来。
舰载飞机与重炮，欲使繁市化劫灰。
宝山路上陆战队，首先发难酿祸胎。
我军奋勇呼杀贼，刀光弹影动风雷。
敌人见之心胆裂，手颤机枪擎不得。
日军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铁的事实。
四、上海地区汉奸知多少
日本侵华恶毒手段之一是收买汉奸，扶植傀儡政权，它称中华民族的败类为其“合作者”。29军军长宋哲元根据多年和日本打交道，得出深刻的教训：“救中国只有中国人，亡中国也是中国人。”这句话在上海战争中也充分得到说明。
战争将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站在民族立场上，一类则成为日本亡华的工具。后者虽为少数，而为害极烈。老牌汉奸，人们早已恨之入骨，新生的汉奸，隐蔽于群众之中。难以即时被人识破。还有的人无知无觉地被敌人利用，危害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考察上海战争，日军抵沪时，屡次登陆，均未得逞。后来得到汉奸之助，突破了中国的防线，日军获得了立足点，其援军不断开来，战争形势因而逆转。
日军于8月25日以石洞口（即小川沙口）为孔道登陆成功了。石洞口江水距岸约三、四里，平时泊有渔船140余艘。渔民对江边水陆交通极为熟悉，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淡薄，受当地汉奸的煽惑，由日方维持其生活，全部渔船资敌利用，乘潮水大汛，水岸相接时，沙船登陆方便，乘黑夜偷渡登岸，遂即向罗店镇进犯。该地为宝山县属首镇，距县城12里。双方在罗店展开激烈交锋，寸土必争。罗店失而复得数次。敌一部窜往浏河， 另一部窜往宝山。从击毙之敌军官衣袋中，获得军用地图一纸，对于登岸之一带地势，绘述甚详。
11月5日，日军由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全公桥、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地登陆，袭击淞沪战场侧背，造成上海成为孤岛，也是得力于汉奸的帮助。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敌扣留、利用大小流船数百艘为其运输始能得逞。金山各地附敌者有数十人，伪维持会立即出现为敌作伥。
浦东大道伪市政府也成立了，其辖区包括闸北南市，计划将松江圈入。许多伪组织如大道市水巡总队、交通局、社会局、财政局、警察局扣留所、警察巡训所等人选都是日人安排的，一批无耻之徒，弹冠相庆。日人古川为汉奸造声势，组织起一个暗杀团，取名“正义团”，专门杀害抗日人士。
为了消灭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日本双管齐下，一面让文化汉奸粉墨登场，汪伪的《中华日报》出现了，以唐良礼为首拟定了一个“黑名单”，将7名外国记者和8名中国记者列为驱逐或暗杀对象。陈公博女婿朱朴以《古今》杂志为阵地，为汪伪头目唱赞歌，造声势。一面镇压久负威望、根底深厚的不听其支配的报刊，杀害抗日和主张正义的人士。《大美晚报》《文汇报》《华美晚报》《上海时报》等报馆都遭到暴徒的袭击。 《社会日报》社长蔡钧徒被暗杀后，其人头被挂在便道的电杆上，还贴上纸条：“此系抗日结果，凡属抗日分子，当知其所警惕”。据报载，《大美晚报》前经理张似旭及现任该报英文版本埠编辑袁伦仁，9日晚均接到由所谓“正义团”发来的恐吓信：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君之工作，必须谨慎，如再有反日情绪存于其中，则君将与蔡钧徒同其命运。13日，各报馆继续接到恐吓信：“蔡钧徒结局如何，贵报岂不知之？务请改变作风，否则尚有意外事件发生。”面对如此毒辣残酷的屠杀手段，报人毫不畏惧，坚持报人的使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外籍记者，遭暴徒以木柄手榴弹的袭击，幸未爆炸，逃过一劫。他在《炸弹与刺刀》的一文中，以自己亲历和目睹的情形，颂扬上海华籍报人宁死不屈的感人事迹：“中国的报人还是不顾外国租界当时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他们自身随时随地有被害的危险，仍旧效忠于自己的政府”。如《华美晚报》社，9个报童和报社若干苦力被炸死，《大美晚报》编辑张君（Samuel H Chang），在西籍记者中颇有名气，在公共租界南京路的一家餐馆喝咖啡时遇难。在鲍氏之笔下，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展现出中国人的正直和坚强。下面这段文字是很有价值的记录：
“日伪在公共租界对新闻界的打击，并不局限于暗杀几个编辑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占领了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后，便控制了那里的中国邮政总局。继而立即对持有反对他们观点的报纸实行禁邮。可是尽管邮局里有日籍新闻检查官坐镇，但都吓不倒忠于自己祖国的那些中国邮政人员，他们常在晚上趁日本人外出吃饭、睡觉或酗酒时，打电话通知报纸发行经理立即送报，然后迅速在报纸上加盖伪造的印章，造成这些报纸业经日本人审查认可的假象。有件事可以看出这些邮政人员的巧妙手段。1941年12月6日最后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印好后，仅剩几个小时，日本人便要进入公共租界，在此紧张时刻，他们还是成功地把这最后一期报纸运出业已沦陷的上海，发往其它未被占领的广大中国地区。”
日人的屠杀政策扩张到各个领域。1938年4月7日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附敌，遭到毒手，公共租界督探长陆连奎因调查工作，也遭到黄道分子杀害。
汉奸为虎作伥。上海战争有军事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隐蔽的战线，就是捕杀汉奸。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戒严司令杨虎早就发出通告，依法严惩汉奸，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只要日军存在，就有汉奸作恶。对汉奸的斗争是一长期的艰巨任务。明显的汉奸都没有逃脱掉，受到了惩处。举例来说，沪西大汉奸常玉清之徒洪仁宝，平时为日方招募工人，依赖日人势气，横行不法，市民为之侧目。战争开始后，这一巨奸终于落网；大汉奸周凤岐，与日伪勾结，率伪军为敌作伥，被日军视为华中领袖，计划命其担任华中日伪政权陆军部长，于1938年3月7日1时3刻在法租界被击毙。上海名律师俞希稷因附敌担任伪盐务局局长，其保镖王鸣垒出于义愤，将其主子杀死。一位青年因得知公共租界白克路湘人张祖文所开之太平印刷所，承印伪大道市府警察局调查户口表册，于1938年3月11日投掷手榴弹于这个印刷所。川沙、奉贤、南汇伪维持会主持人王丕显及日顾问5人在 周浦举行会议时为一名董山棣者击毙。诸多担任伪职者，都被抗日分子刺死。这些都是自发的。
日本军国主义存在一日，汉奸就不会消灭。汉奸表面上是很得意的，但其内心是恐惧的，前途是黑暗的。1938年4月3日南京路上出现了一张传单，反对伪组织，要求下令通缉汉奸，标题为《反对华中政府伪组织成立告民众书》，其结语谓：“全上海的市民们，我们应该准备用武力来消灭这群民族的丑类，誓死不和他们合作，不接受他们的伪政令，捣毁他们一切的计划，并要求国民党开除他们的党籍，和要求政府下令通缉，为了我们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全民族的生存，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文化，我们应该用这些行动制裁这些汉奸和丑类，用团结和子弹来答复他们的成立。一切中华的战士们勇敢的执行罢，最后让我们举起拳头，共同喊出反对汉奸‘华中政府’，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通缉出卖祖国的汉奸奴才，江浙人民武装起来，收复失地”。这一传单实是一篇讨贼檄文，也是一颗扔在南京路上的重型炸弹，使汉奸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尤其是那些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汉奸。
全面抗战开始的时间，有的文章讲始于七七卢沟桥战争，有的讲始于八一三淞沪战争，表述不一。
从卢沟桥战事发生后的进程看，八一三之作为全面抗战的开端更符合历史事实，或者说从七七到八一三这段时间，经过全国人民的奋力和抗争，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了。
怎样才叫全面抗战？时论讲得好：
“全面抗战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的抗战。
全面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剑及胜及的抗战。
全面抗战是在决心牺牲，抗战到底的意义下的抗战。
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
以这个尺度来衡量，七七抗战显然不是全面抗战。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讲“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是南京政府对日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集中全力来消灭红军，这样可“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这一方针，使国土沦丧大半，卢沟桥战争爆发了，仍不觉悟。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还说“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后关头呢？蒋说：“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平津沦陷是1937年7月29日和30日，蒋介石投入华北的中央军仅4个师，并没有全力以赴。
上海战争不一样了。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一文中讲得非常明确：“在这次全国抗战中，上海显然居领导的地位。虽然在八一三以前，华北已有局部的抗战，可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抗战，却是从八一三开始。敌人用陆海空全部武装进攻的，是上海。我国用最大的人力物力以防卫的也是上海。虽然我们的军队，在华北各处前线也显示了无比的英勇与壮烈的牺牲，但是为全世界目光所集中，而且具有左右整个战局的影响的，却无疑地是我们保卫大上海的战争。”
上海战争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各种力量都凝聚起来，团结御侮，红军已改称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总、副司令，随后又为第18集团军总、副司令。首战平型关获得大捷。报纸上还刊登朱德的照片，介绍八路军的作战。10月17日中央社记者以《今日的朱德》为题，详细地介绍朱德的朴实平凡和作战的特点；各省军阀和爱国将领如龙云、阎锡山、李任潮、李德邻、白健生、陈铭枢、刘湘、方振武等都到南京，和中共的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叶剑英等互相握起手来。蔡廷锴、邹鲁等也来到上海；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君子因主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而被捕入狱八个月，也保释出来，在上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转变。抗日已压倒一切，一切都进入战时状态。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也以新四军的名义进入对日战场，游击队遍布各战区，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上海战争是中国人第一次组织起来，真正与国仇作战。三个月的战争结束，各方面对这次战事的评价较多。路透社访员，走访汉方领袖（可能是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华北与京沪线的失败，虽皆视为不可免者，但实现较政府任何员之预料为早。华北失败之主因，由于政治者多，由于军事者少，中央政府对宋、阎、韩之军队，从不抱多大希望，此辈旧时代之军人领袖，皆玩‘骑墙’把戏，彼等对中央表示忠诚，而愿对日抗战，同时又对日方献媚。军兴之初，彼等皆袭陷于绝望之地位，既无组织，又无准备，致宋哲元被逐于冀省，刘汝明被逐于察省。今阎锡山亦失晋省地盘，韩复渠之不保于鲁，或可豫决。华北失败之另一原因，为营长以上之军官，除绝少数外，皆不胜指挥之任，彼等未受新时代战争之训练，且泰半富有资产，故不愿捐躯疆场。华北大战诸役，皆由中央军队为之。南口由汤恩伯与卫立煌之军队防守，忻口由郝梦龄与徐源泉之军队作战。旧日之东北军，殆为中国军队中之最劣者。彼等去年12月在西安起变时，高唱‘打回老家去’之口号，不意真正战事既尾，彼等不特不能尽责应战，且反累及他军亦不能战。万福麟之军队曾在固安叛变，致令日军得以侧击保定守军，刘多荃之军队（张学良部下之精锐）曾在德州叛变，致沧州守军被迫后退。刘军后又在苏州前线叛变，致京沪间之防线为之突破，殊为可息也。”该领袖又称：“此次华军精锐，损折奇重，尤以淞沪战线为最。”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别人，他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蒋是一位刚愎自用的人，为什么华北一些地方军缺乏战斗力，造成华北失败局面，根源应该是蒋介石“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和歧视地方军造成的。他还对西安事变怀恨在心，对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口号也质疑起来。既然刘多荃有叛变行为，为什么还要安排在淞沪战线上的苏州阵地？苏州战线是他和罗卓英指挥的。据参与淞沪会战的张发奎记述，“蒋介石11月9日下令部队撤退，京沪线上部队非常混乱，没有一个部队作过有组织的抵抗，亦没有一个部队稳定的占领过阵地拒止敌人，吴县、福山、锡澄两线的既设阵地均无兵力加以利用，任令敌人毫无阻碍而从容的跨进了这两道南京的门户。” 可见以刘多荃的附敌说明京沪线的溃退，理由不够充分。
当时其他人的论述，是真正的总结上海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是抗战最好的文存。下面举几个例子：
李宗仁认为蒋介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当我方败征已见时，应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而蒋介石却固执之极，不考虑客观情况，“终于溃不成军”。
《申报》社评《1938年的春雷》，指出上海战争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和错误的严重性，语言尖锐而深刻：
“抗战八月越，我们有多少牺牲？在‘英雄的’第一期抗战中，我们在战略上采取了挨打主义，在战术上流行的是‘硬拼主义’，在战斗上则普遍地流行着‘轻生主义’。淞沪的大熔炉，告诉全世界说：中国军人不怕死！但同时也告诉人家，‘中国军队不会打胜仗的’。那时我们不是在作战——按照真理而作战，而是在‘赌气’。结果敌军被我扫掉数万人，但只促成江南平原，敌人歼灭战的几乎成功，这才叫泄气。
……硬拼牺牲’，在战略上则不断挨打，终于失败。”
将这些评语和蒋介石的言论相对照，再和历史的实际相考察，就知道蒋介石的言论既不真实，又掩饰自己的错误，其他人的文章则给人更多的思考。
从对外战争的角度讲，上海战争和卢沟桥战事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