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宝麟
摘要：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正规军无法驻守上海市及其周边地区，改设保安队负责警备。保安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警备部队，隶属于上海市保安处。1936年4月，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其员额与装备逐渐加强。同时，上海市保安总团纳入国民政府的京沪防御体系，成为中国军队打入上海的一枚楔子。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保安总团在上海各处进行调动布防，引发日方极大警惕，后者多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除保安总团。在战事爆发前，若出现国民党军主力突入淞沪阵线之前保安总团或已被歼或已被退的任何一种情形，中国方面的战略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因此，保安总团是张治中确立先发制人战术的一个变量。
关键词：一·二八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市保安队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正规军无法驻守上海市及其周边地区，改设保安队负责警备。保安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警备部队，隶属于上海市保安处。1936年4月，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在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繁盛的研究中，参战的上海市保安总团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第一个着力点是详细梳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市保安队（保安总团）的军事组织、人事及其参与备战、抗战的情况，以丰富国民政府时期地方保安部队及两次淞沪抗战的研究。
长期以来，八一三淞沪会战的起源是抗战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直保有相当热度。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意图与战略效果，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台湾学界与80年代起的大陆学界有相当多的探讨。大致而言，关于战略意图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引日军主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战略进攻方向，并企图引发国际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并未在事前就有明确的战略意识，而是当时上海的局势直接引发中日双方的战争。台湾学者多持第一种观点，大陆学者持两种观点者均有。从《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不能在沪驻正规军，到保安队（保安总团）的布防备战，再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关于保安总团进退的交涉，保安队问题连接了两次淞沪抗战的和、战两端。这是既有研究未注意到的。本文第二个着力点是复原此历史脉络，以揭示八一三战事起源的一个隐性缘由。
1932年5月5日，中日两国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全称《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该协定第2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1号内列明之。”附件第1号规定：“查明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这就意味着，在这一规定区域内（苏州河以北的上海市辖区全部涵盖于内，并包括昆山、太仓、常熟等县部分地区），中国不能驻军。而且，在苏州河以南与浦东等地，中国政府也无法正常调动本国军队。
因停战协定所限，国民政府在上海市区域内设保安队作为警备部队。在停战协议正式签署前夕，国民政府已决定调北平市警察保安队来沪维持原战区的治安。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向蒋介石建议，将北平调沪之保安队与宪兵第六团合编为保安队两个团，由市政府设保安处统辖，处长由市长兼任。蒋介石表示赞成。从1932年5月16日至28日，北平市保安队陆续接管闸北、江湾、真如、吴淞等原日军占领区；6月16日至7月17日，该队又接管虹口的“越界筑路”地区。
当时，保安处与保安队是地方保安及军事机构。192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保安队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各省为绥靖地方、维持治安起见，得呈请设立保安队”，保安队“归军事委员会统辖，受各省政府之节制”，各省政府设保安课办理保安队事宜，保安队由各省杂色部队或由军事委员会指拨部队编练之。1933年，军事委员会又颁布《修正保安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各省设立保安处及区保安分处掌理全省保安及军事行政。省保安处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直属于省政府。这一条例确立了各省保安部队受省政府管辖的性质。因此，各地警备司令部与保安处的机构性质不同，分属中央与地方。1934年，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又制定《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明确规定地方保安部队的经费源自地方政府。
上海市政府于1932年8月1日设立保安处统辖保安队。保安处内设一个办公厅，办公厅下设两个科，每个科各下设三个股。第一任保安处处长由市长吴铁城兼任。同年10月，吴铁城辞处长职，由杨虎继任，曾则生任副处长。经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协调，自1932年10月起保安队同时归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1936年3月，杨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4月，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从福建调任宪兵第四团团长吉章简为总团长。吉氏早年就读于吴铁城创办的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后进入黄埔军校二期，曾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进行北伐，后任京沪路第一大队长、宪兵第四团团长。可见，他既是蒋介石的部属，又与吴铁城有同乡、师生之谊。
保安处的性质无异于军事机关。其下辖的保安队编为两团，第一团由调沪的北平警察大队及上海市警察大队之一部编成，第二团由宪兵第六团编成。宪兵司令部于1932年1月在南京成立，隶属军政部，统辖全国宪兵。保安队两团共3000人，每团分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以下再分小队，每团另配特务中队、机关炮中队与迫击炮中队。自1933年5月起，保安处组织直属特务队作为其直接之警卫部队，后又组织直属通信队。1933年7月起，保安处又设教导队，抽调下级兵士实施训练。1936年4月，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后，总团部设总团长、总团附各一名，此外设参谋主任一名，设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械各室。同时，保安总团的编制与员额得以扩充，原有特务队扩充为特务大队。1936年底，保安总团新增官佐员额37名，士兵员额813名；总计官佐员额229名，士兵员额3979名，而官兵实际总人数则达5058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当天，保安总团的官兵合计5916名。
从1936年初，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陆军“调整师”的整军计划，分两批整理改编20个“调整师”作为陆军编制与装备最优良的部队。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完成这一整军计划的有10个调整师。根据1937年调整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2个旅（每个旅下辖2个团）及师司令部、炮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辎重兵营、卫生队、特务连各一。其中，每个旅的官兵总额4146人，每个师的官兵及其他人员总额11056人。相形之下，上海市保安总团的编制相当于半个陆军调整师的规模。
1936年5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派员对上海市武装系统进行调查，将保安总团第二团临时编为一个营进行野外演习，当时“士兵素质尚佳，而官长能力欠缺”，故建议将正式部队“分批化妆”，陆续输送到上海，以改编保安队。吉章简任总团长后，对保安总团进行整饬。1936年9月，汰弱留强，将两团官兵并为一团，另招新兵编为一团。此外，保安总团的军官均换作黄埔各期同学。可见，当时黄埔系对上海市保安总团的控制。
上海市保安队组建时，武器主要是原宪兵团及北平市警察大队使用的日造六五、德造套筒，以及市公安局拨发的曼利夏枪支。1932年10月，上海市政府曾请军政部下拨七九步枪子弹30万粒、驳壳枪子弹5万粒，后者仅允拨七九步枪子弹5万粒。同时，蒋介石令拨步枪1000枝、重机关枪12挺。之后，保安队又陆续补充巩造七九、汉造七九步枪。但这些枪支装备多年代久远，精准度不高。此外，有轻机关枪卜郎林机枪6挺、哈乞开斯机枪6挺，重机关枪沪造七九机枪10挺、马克沁机枪8挺，八二迫击炮6门，但精度不良。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市保安队的装备并不充裕。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之后，其装备得到改善。经多次补充，保安总团在1937年上半年的装备数量有了较大提升，具体数字见表1。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一个陆军调整师的兵器状况见表2。
通过以上两个统计表的比较，可见除了山炮这类重装备武器外，上海市保安总团的轻重机枪与小型炮等武器装备相当于一个陆军调整师之五成。若考虑其兵力亦为一个调整师之一半，可确定保安总团的装备与调整师相当。有台湾地区军史著作认为，八一三淞沪会战前，除了缺少重武器，上海市保安总团的战力并不下于正规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后，保安队（保安总团）既担负上海华界地区的警备治安之责，又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备战的重要军事力量。但是，其发展一直面临经费不足的困难。一·二八淞沪抗战前上海的驻防部队由中央开支。其后建立的保安处及其下辖的保安队，年经费约100万元，完全由市政府支出，以致其“不胜担负”。而对于保安队（保安总团）而言，短缺的经费也限制其装备的改良、训练的改善。保安处改组为保安总团后，经费比之前更少。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保安队（保安总团）的训练与装备改善。
二、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市保安总团的备战与战事起源
一·二八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展开全面备战工作，制定各类国防计划，修筑国防工事。1932年11月，面对日军在上海的驻军及其威胁，淞沪警备司令部拟定《应付上海日军方案》，向参谋本部报告。该方案的纲领是“在不伤害列强人民之范围内，消灭或监视日人在上海之武力，以保持我商业之中心”，提出在上海周边增加驻军，并设定若日军攻击上海之闸北、南市、沪西等地时，以保安队与警察队进行防守，宪兵团为预备队，以待正规军入沪；若不能守，淞沪警备司令部方面的武装将退往昆山、浒浦及松江、青浦一线。可见，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保安队的备战基本处于防御态势，目标在于战事爆发初期能拖延日军的进攻，待正规军投入战场。
由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宪兵，所以在战事发生前，真正负责部队整训的是保安总团。鉴于上海市保安总团力量薄弱，1936年5月，蒋介石令宋希濂整顿上海市保安总团，并将宋的三十六师与保安团陆续替换。三十六师是整编师，装备较强，师长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嫡系。不过，由于“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率部入陕，直至八一三事变爆发方赴沪参战，故以三十六师轮换整训上海市保安总团的计划可能未及实现。而几乎同时，蒋又有用税警团两团与保安总团换防的计划，但吴铁城以在沪进行大量兵力换防肯定动静过大，难以秘密进行，恐“惹起对方（即日本）疑窦”为由，请何应钦报告蒋“缓办”此事。税警总团成立于1929年，隶属于财政部，成立之初有两个团，1936年初设4个团。税警总团装备精良，官兵待遇较好。税警总团装备应在上海市保安总团之上。
从1935年起，国民政府在京沪杭一带积极布防，划定南京、沪杭、京沪三个分区。张治中负责京沪分区，指挥第八十七师（驻江阴、常熟）、第八十八师（驻苏州、昆山）、第三十六师（驻无锡），以备战事爆发后可以迅速进入上海防御。1936年9月，张治中秘密设计扩充上海市保安总团。
以上事实表明，国民政府一方面将上海市保安总团纳入京沪整体备战体系内，另一方面以整编的精锐中央军编入上海市保安总团，着力提升后者在上海的防卫能力。
很快日本察觉国民政府在苏州、无锡与杭州一带布防重兵，并将正规军编入上海市保安总团中，时任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日方矢口否认此事。至1937年，中日在上海的军事不信任态势越来越严重。据英国驻华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一方面日本增加在沪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和装备，经常在虹口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宣传此为保护日本侨民；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增加保安队人数和装备，并准备整合成一个军事单位，并在“停战区”内修筑防御工事。日方称中方的行动违反了1932年停战协议，于6月要求共同委员会裁决，但共同委员会中的中立国委员拒绝就日本的说法做出评论，仅答应向中国方面询问是否就保安队的编制、人数与防御工事的问题作出说明，但被中方拒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愈益严峻。7月8日，蒋介石令长江沿岸戒严。7月15日，蒋介石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委派张治中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官。8月3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蔡劲军，明令上海军事行动与一切准备，以及各组便衣队，皆归张治中统一负责办理。这就意味着，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张治中成为上海防务的最高负责人。
此时日军并未显露大举攻沪的战略态势，但在华北战事已全面爆发的情况下，日本武装在沪的存在而中国又无正规军驻防，这本身就是对国民政府极大的安全威胁。因此，上海当地警备部队的布防极为重要。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遵蒋介石密令，于7月27日召集吉章简、蔡劲军，共同向蒋表态：“期以最大努力，星夜完成诸准备，并严密防范，期无遗憾”，并通知俞鸿钧共同进行防御。
保安总团在卢沟桥事变后即行部署，其中第二团沿宝山、虬江、宋公园路、爱国女校、彭浦区、狄家浜、江湾一线布防，以确保北火车站；第一团一部守卫大场、庙行，其余在苏州河北岸至北新泾间秘密设防，另有一部分兵力防守吴淞炮台，以阻止日军登陆。
保安总团等部在上海的布防引起日本方面的极大警惕。7月28日，日本海军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上海市保安总团修筑防御工事是违反《淞沪停战协定》的行为。同时，日海军军官赴保安总团团部会晤吉章简，作同样表示，并要求参观工事。而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也向俞鸿钧交涉此事。此后，冈本及日本海军武官多次向市政府抗议保安总团的防御工作。市政府则极力安抚日方，避免双方矛盾激化而发生冲突。据日本外务省东亚司的情报，8月上旬（虹桥机场事件前），上海有保安队3500人，宪兵1500人，警察队（其装备与军队相似）5000人。
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军官驾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并不听保安总团士兵劝阻，被当场击毙，成为八一三事变的导火索。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高层自然极其关注。日本军令部鉴于陆军请求向上海派遣军队的情况，8月11日，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询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意见。伏见认为外交交涉仍是必要的手段，但能否成功不能确定，而上海附近的布防与保安队的现状是违反淞沪停战协定精神的。米内与伏见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外交交涉是一项可以“绝对信赖”的措施，但目下进行，不能确定是否成功；而虹桥机场事件证明中方“蹂躏”停战协定。大致而言，虹桥机场事件发生伊始，日本军方高层的态度是不否定外交手段，又坚信上海保安总团的存在是破坏停战协定的。
围绕此事件的外交交涉同时在上海进行。8月11日，冈本向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总团，并拆除所有保安总团的防御工事。俞驳称虹桥机场事件待调查后循外交方式解决，为避免冲突，保安总团步哨已离开日本侨民聚集区，但不同意所谓“撤退”。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现有3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在虹桥机场上空盘旋，日军有4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由白龙港向上海推进，加之原本在沪停泊的13艘日舰，共计29艘；上海市政府获悉，日本海军第二舰队于当天凌晨由本土的佐世保赴沪，日本陆军省已对53岁以下后备队员下达动员令，第十六驱逐队已于前一天停泊在吴淞口外。日军向上海增兵之举，极大刺激了国民政府的战略忍耐。8月11日，国民政府令张治中于当晚率领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向预定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发起围攻。8月1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与何应钦请示，拟于13日拂晓前向淞沪发动进攻，并请空军同时配合。13日早晨，张治中部已进入上海市的吴淞、江湾、北站、真如、大场及嘉定县南翔等地。
另一方面，外交交涉仍同步进行。8月12日，根据日方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由六国委员出席的会议。日方的冈本季正提出，在停战区域内驻扎正规军及保安队，正因其威胁着上海的治安，所以要求迅速撤退。俞鸿钧提出，这是应对日本海军增兵的手段，责任在日方。会议以中日双方均宣称没有首先发起进攻而结束。可见，中国方面的保安总团驻扎问题仍是中日外交交涉的焦点。
当时几天，英、美、法等国驻沪总领事正在为日领与市政府斡旋虹桥机场事件，所以在13日当天，蒋介石急电张治中不发动进攻。8月14日，战事正式爆发。从8月13日前后几天保安总团的布防与参战状态来看，其较成功地配合国民党军主力主动围攻上海的战术目标。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保安总团奉命备战。8月11日午夜，保安总团令所部完成战斗准备，正好与张治中令所部向上海推进同时进行。12日凌晨，保安总团之各团队在北站、沿宋公园路、彭浦至江湾一线完成构筑阵地，占领原定阵地，断绝交通，以掩护国民党军主力进出。12日拂晓以后，国民党军主力陆续抵沪，进入预先布置好的阵地，保安总团的掩护任务完成。从8月13日起，保安总团进入战斗状态。国民党军准备入沪发起主动进攻，同时也防范日军抢先得手。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情报，南京方面命令保安总团制止日军进入上海华界的任何企图。13日当天，保安总团在真如的暨南新村附近集结，由张治中直接指挥，作为预备队。8月20日，国民政府成立大本营指挥抗战，并将全国分为4个战区，其中第三战区负责苏南（含上海）及浙江。第三战区下辖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为张治中），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保安总团列入第九集团军序列。在整个会战过程中，保安总团一直保有原建制，但下属各团、大队及中队常归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分别指挥。11月5日，日军开始在杭州湾登陆。由此，日军从北面与西南面包围淞沪战场，国民党军开始撤退。8日，保安总团各部接防周家桥阵地，以掩护各部退出上海。9日，保安总团各部向青浦方向撤退，撤退途中损失官兵300余名，在安亭改编为一团加一个大队。13日到达苏州，15日到达无锡。在无锡，上海市保安总团归入第一军。从此，上海市保安总团建制不复存在。
上海市保安队（保安总团）为市政府的直属机构，在军事指挥系统上受淞沪警备司令部节制，从1936年秋至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又归张治中统辖。在战前国民政府的国防准备体系中，张治中是保安总团的直接指挥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保安总团在上海各处进行调动布防，引发日方极大警惕，后者多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除保安总团。姑且不论战事是否由中国最高军政当局主动挑起，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京沪地区防务最高长官的张治中，在八一三事变之前有很强的主动进攻意识，而上海市保安总团可能的异动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坚定其速战决心。
在八一三事变前，保安总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正规军，却已在沪驻守五年有余，熟悉该地攻防形势，它是中国军队打入上海的一枚楔子。日军一旦在沪先发动大规模攻击，而国民党军主力又距离太远，以当时保安总团的战力，其必被速歼。如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市政府建造的掩体工事无法发挥作用，保安总团在各处构筑的阵地及对国民党军主力形成的策应态势也将荡然无存。而且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方面多次提出要让保安总团退出上海的要求。虽然张治中可节制上海市保安总团，但该团在建制上仍隶属于市政府。从理论上讲，由外交部与上海市政府主导的虹桥机场事件交涉及各国的外交斡旋有可能会出现日方想得到的结果。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与1935年《何梅协定》均列有中国撤军之条款，殷鉴不远，历历在目。若出现国民党军主力突入淞沪阵线之前保安总团或已被歼或已主动退出的任何一种情形，中方的战略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因此，保安总团是张治中确立先发制人战术的一个变量（尽管不是最重要的）。8月7日，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积极备战并抗战，蒋介石确立主战立场。这更坚定了张的决心。
在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过程中，保安总团各部始终处于战斗状态，与正规军无异，主要负责构筑阵地工事和策应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主力部队，有时亦与日军展开独立的攻防战。保安总团虽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其各部亦常归主力师指挥，但仍保有独立建制，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该部在淞沪战场上暴露的种种问题，亦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