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大禹
摘要：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政局不断恶化，1947年国共内战处于胶着状态。为评估国民政府接受美援的政治环境，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国民政府对此充满期待。魏德迈调查后，对国民政府的政治现状给予了激烈批评并敦促改革。蒋介石对此强烈不满，决定自力更生，加速改革进程。国民政府在不合时宜的政治环境中，既不能不遵从美国之意，又无力稳定政局，处于两难境地。魏德迈使华，是战后国民政府改革的外在压力，也是国民政府推进改革的转折点，也是战后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关键词：魏德迈使华 国民政府 改革 美援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自身利益计，希望中国统一，作为对抗苏联的盟友。美国积极调停国共内争，并对国民党施压，要求其全面改革，清除政治贪腐，提高行政效率。然而，调停失败，至1947年，国共内战进一步扩大。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以评估中国政局。魏氏调查后，对国民政府提出了激烈批评，严重刺激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敏感神经。为因应美方之敦促，国民政府加速改革进程。此问题并未被学界所充分关注，对魏德迈的论述亦少，多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笔者试图探讨魏德迈使华与战后国民政府政治改革之互动关系。譬如，魏德迈来华调查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如何看待魏氏来华？魏德迈使华对国民政府改革有何关系？诸如上述问题的阐释，以期对战后中国政治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为此，国民政府亟须树立改革形象，并由此获得美国的援助。在国共纷争加剧之际，国民党不顾中共及民盟等民主党派正当的政治诉求，拉拢民社党、青年党于1946年底召开“制宪国大”，并决定实施政府改组，以向宪政过渡。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这是战后国民党关于政府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是结束训政的一次全会，“乘这次全会期间，痛切检讨，力求改革”。此时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表现出军事与政治的强势与自信，蒋介石认为推进民主宪政改革正当其时。
政府改组过程虽有诸多纠葛，毕竟于1947年4月大体完成。具有民主色彩的张群担任行政院长，向外界宣示民主化的改革姿态，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华盛顿建立一个自由的南京政府的要求”，美国舆论也能感知“蒋介石和他的同事期待着美国财政支持”。舆论认为美国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观望政策；二是全面援助中国政府；三是完全抛开中国，对于国民政府甚至在道义上也不援助。也有人认识到，“美国对中国或者援助，或者退却，再也不能延迟了”。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魏德迈前往中国调查，以评估中国的政治状况，并视情况调整援华政策。
魏德迈曾于抗战时期接替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1946年3月卸任，此前一直与国民党高层关系融洽。早在1946年2月12日，蒋介石接见魏德迈，魏氏请准以蒋介石的参谋长身份前往北平、天津、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视察，双方印象良好，魏德迈并认定国民党高层会听从自己的建议。1946年11月18日，魏德迈在National War College（国家战争学院）发表演讲时说：“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中国的情况能够很快得到改善……我们知道，蒋委员长和他的助手能够且愿意合作，他们能够且愿意改善军队和人民的条件。”魏德迈说：“在我和蒋介石两年的亲密接触中，我深信他本质上是一个直率、无私的领导人，深切关注人民的利益，按照孙中山的理念愿意建立一个宪政政府。”对于即将前往中国调查，魏德迈认为他的使命于美国政策而言是关键的，“华盛顿将认真考虑他的建议”。1947年7月11日，魏德迈被杜鲁门总统正式任命为特使，将对中、韩两国进行“整个情况的评估”，组成了一个包括国务院、财政部、海军部在内的小代表团，其任务是“在一批专家的陪同下进行实情调查，将在六周内返回，向总统提交一个调查报告”。
魏德迈来华调查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纽约时报》称，魏德迈突然去中、韩调查，意味着美国对远东政策将做出深层决定，“我们必须下决心是否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或迅速行动，保护我们自身利益和恢复地区稳定”，对于中国局势而言，“我们已经犹豫得太久”。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认为，魏德迈使华可作为美国对国民政府有望支持的先兆。7月14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简短谈话，表示国民政府欢迎魏德迈访华。王世杰表示深信魏德迈将军之来访，必将使美国友人对中国局势获得一完全了解，增进中美友谊与合作，并与远东局势之广泛稳定有所裨益。国民党高官秦汾撰文称：“对魏将军，我全中国人民将以好朋友的态度欢迎他来华。”自由分子和一些温和的反国民党人士对魏氏来华却感到焦虑，认为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可能会延长内战。中共广播攻击魏德迈为“帝国主义者”，指控他计划“更多的美国侵略”，“帮助支持蒋的垂死政权”。
为探寻魏德迈访华之真意，国民政府加强了与魏氏的接触。驻美大使顾维钧7月17日报告其与魏氏的晤谈情形，顾维钧指出，魏氏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面临困难，是因没有听从他的改革建议。顾维钧称，“彼对我国今日之困难，并非出彼意外，以彼往日向我所建议各端，我迄未能付诸实施为憾。又谓彼对华所抱主张，与美当局所持政策不尽相同，彼对我政治军事内容，仍多失望，深盼我有彻底改革之决心与表现”。显然，魏德迈希望通过调查，掌握中国实情，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虽与美援相关，重点却是期待促进国民政府的政治改革。
魏德迈考察团在中国从南到北进行调查，行程大致如下。7月22日，考察团到南京。23日，与蒋介石会谈，并在美使馆听取情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向魏德迈提供资料。25日，再晤蒋介石。26日，自南京到上海搜集资料。28日，自上海回抵南京。29日，接见民盟之张东荪、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青年党曾琦及国府委员莫德惠等。8月1日，自南京抵北平。8月2日，在北平接见文化教育界人士。8月4日，抵天津。8月5日，抵沈阳。8月6日，到抚顺视察。8月7日，自沈阳抵青岛。8月8日，自青岛经济南，返抵南京。8月10日，与蒋介石长谈。11日，抵达台北。13日，抵上海。15日，到广州。16日，抵达南京。19日，谒蒋介石，谈五小时，广泛交换意见。
蒋介石对魏德迈使华如履薄冰，忧心处置不当引得魏氏不满，故妥善布置，充分准备“对魏德迈谈话要旨与方针及目的”。23日晚，蒋介石宴请魏德迈，宾主双方首次会见，蒋介石发现魏德迈并未携带总统杜鲁门的信件，顿觉自尊受损，内心颇为伤感，“美国外交之不重规则如此，否则其不以中国为国乎”，但也只得忍受。蒋介石对有些媒体尤其是境外舆论针砭国民政府时弊而心生恼怒，“日来颇慨美国政府对华态度之冷酷与其舆论之庞杂，凡我政府所有措施，彼等皆认为系迎合美国意向，所以讹诈美国援助，因谓我毫无诚意与自主自立之精神”。
蒋介石认为，中国曾为二战时美国之盟友，为争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理应受到美国尊重，公平获得美国援助，反感美国动辄与援助挂钩，“美国官民之态度实令人不能忍耐，彼等只想起少数援华认为恩赐，而不想我国为条约义务与人类正义，为其所牺牲与损害，实过于其千百倍不止，而且耶尔达（雅尔塔）会议对东北问题之密约无异出卖中国，今且视其仇敌日本为友而认我中国盟邦为其奴隶之不若”。但蒋介石又不得不迎合美方之意，树立改革形象，表达改革决心。7月26日下午，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时明确表示，年底实施宪政，“国民政府将履行诺言，产生立宪政府”。
蒋介石对魏德迈使华充满矛盾。一方面不愿国民政府被美国绑架，“此心只知耻辱，而并无有所企求”。另一方面，蒋介石亦期待通过魏德迈使华，美援政策有所改变，故尽力创造条件，奉魏德迈为上宾，讨其欢心。譬如，“政府在很多时候为将军要去旅行的地方修路、清洁城市和重新粉刷建筑物。在沈阳寓所，特别为他种植一块草坪”。蒋介石担心各方人士向魏德迈告状，“中央方面尽量策动民间力量来包围魏德迈使团，使有利于政府的人士得到更多的机会和魏德迈使团接触，并布置严密的情报网，使魏德迈使团在中国各地的活动，都能随时有报告到中央”。“每当魏德迈走到一处，大小官员既把他当钦差大臣看待，各种各样的人们也视他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而魏德迈本人又俨然似执行职务检查官，板着面孔搜集各种证据。”
蒋介石期待美国援助，但认为中国作为独立主权的大国，自然不愿无条件依附美国。8月15日，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大使，表明中国借款“决不允如希腊借款之监督财政之条件”，美国是否愿意援助完全由美国政策自己决定，“中国决不强求”。同时，蒋介石尽量与魏德迈沟通，以获得魏氏理解或同情。8月17日，蒋介石准备与魏德迈谈话的具体内容，除分析中国局势每况愈下的原因外，大多与政府改革有关。譬如，党务方面，“各学校停止党的活动之办法，党不干涉行政”；“党内彻底改革，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方面，“公开选举”“实行法治”“保障人权”“宪兵不负社会任务”；“提高地方政府职权，扫除贪污，提高监察权与民意检举权”。
蒋介石不断收集魏德迈在各方的谈话，以深刻了解魏氏的本意，并予适时应对。1947年8月19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向蒋介石呈报魏德迈在平津与各军政首长谈话纪要时说，魏德迈希望中国统一、民主，但其认为中国行政效率迟缓，有亟谋改善之必要。是日，魏德迈结束调查行程，迅速晋见蒋介石。魏德迈明告其任务是调查，这将是提供给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调查期间，调查团收到中国各方人士的2000余封信件。双方会谈包括午餐时间在内有7小时，蒋介石将此前所拟的党政改革举措告知于魏氏，谈话主题并未涉及美国援助。其实，蒋介石只是碍于自尊，不便向魏德迈“强求”美援，内心却是期待魏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援助建议的。次日，蒋介石阅览美合众社所传有关魏德迈对其政府报告要点的消息，心有所喜，“当近实施无疑”，并称赞此乃魏氏平时之性格如此。蒋介石判断，只要国民政府展示改革决心，魏德迈自会建议援华。而且，此时国民政府正欲展示改革姿态，如研讨党团合并计划；派陈诚前往东北，全面负责指挥东北军政，撤销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其业务归并东北行辕等，以此展现维持国内和平与稳定政局的能力。
8月22日，蒋介石举行有主要政府高官参加的茶会，以饯别魏德迈。魏德迈经过深思认为，他应该坦诚指出国民政府存在的严重问题，否则，他即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立即同意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建议将缺乏可信度。魏德迈描述了国民政府的弊政和腐化猖獗，谈到了民心与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此为奠定治理的基础，判断“共党问题，恐非一时仅赖武力所能解决”。魏德迈剑指行政弊端时说：
今纵观各部会，只有某部一部，其人员未浮于需要，其余皆骈枝重叠，冗员累累。例如，予考察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以后，即不能确分彼等职权之区别，战时情形混乱。此种现象，即使在美国，亦累见不鲜。现今东南半壁无战火，裁撤骈枝，此其时也。贪污之现象，实为政府人民所最痛心疾首之问题，一般中下级官员，因物价飞涨，生活维艰，故除一部坚贞忠实之士能安贫以外，其余一部难免利用揩油，以增加收益。此种恶习，除非能治其本，即使严刑峻法，亦不能完全革除，但若干高级官员之贪污，则为不可赦恕之行为，彼等不但增加政府之困难，而且加重人民之痛苦于无穷之境。与贪污俱来者，斯即录用私人，目前若干高级人员之兄弟姻亲，皆雄踞要津，掌握国营或官商合办之企业，若吾人试一调查，彼等近两年来牟利之巨，其数字必至为惊人。
魏德迈不仅公然抨击国民政府骈枝重叠，官员贪污腐化，还指出国民政府存在的其他问题。“特务组织之非法逮捕、拘留人民，对政府之信誉损害极大。政府之大量经营企业，与民争利，亦引起极度不满。何况各级官吏，兼理工商，利用职权，投机牟利等”。魏德迈疾呼，国民政府不能通过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但必须改善政治与经济情况，以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许多国民党官员参加了这次谈话，都感觉不快，但是一些人说他们哭了，是因为他们知道魏德迈说的是事实。
魏德迈之批评于蒋介石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如司徒雷登所言，“一位外宾在公开场合对他们进行批评，是违背了他们做人讲体面的原则的”。蒋介石虽熟知国民政府腐败的事实，却由不得旁人任意指摘，再加上对美国援华观望态度本就不满，如今在对魏德迈有些期许之际，竟遭受当头棒喝，自尊严重受损，情绪异常激动。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魏德迈对我政府首脑之谈话无异严厉之训词，类似斥责裁判，实为我国最大之耻辱。美国陆军之骄横傲慢，不知自重，至此，不仅为美国耻，亦为美国忧。今后惟有事天与立己而已。”“与各院部会长为魏介绍并饯行，不料魏先预备讲稿，痛斥政府，可耻之至。”至次日，蒋介石仍余怒未消，魏德迈或感知批评过甚，欲宴请蒋介石叙别说明，蒋介石不顾礼仪，竟不愿相见，“派沈昌焕谢绝魏德迈之邀宴，以其太不知礼也”。
魏德迈继茶会批评后，8月24日晨，离开南京启程去东京前，发表了一个有力的声明，再次指出国民政府需要“激烈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魏德迈说，如果要赢得和保持中国人民支持的话，中央政府需要清除无能或腐败的官员，“他们不但在国家机构，而且在省市占据了诸多重要职位”。魏德迈严厉提醒蒋介石推行一直以来承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将是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几个参加政府的青年党和民社党阁员说，他们同意魏德迈的意见，认为只凭武力“剿共”，中国的问题将不能得到解决，重点还是政治肃清。
当天，蒋介石批阅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在日记里痛骂：“其文字之对华侮辱，自马歇尔声明谩骂以后之又一次无比之耻辱，殊非血气之论所能忍受，余遭受如此严厉残酷之试炼。”其实，魏德迈声明意在敦促国民政府须大刀阔斧立即实施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改革，如只作为诺言，将无济于事，亟须见诸实施。次日，蒋介石询问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谈到魏德迈言辞激烈批评之意，“是否美国有意迫其退休”。蒋介石痛恨并揣度魏德迈怀有恶意，认为其在政治上指手画脚，触其逆鳞，盛怒之下哪曾想其或出于善意。
魏德迈声明对蒋介石是一个莫大的刺激。《观察》对此作了详尽分析，认为魏德迈来华“终于演成了一场不欢而散的闹剧”。刚来时“群情欢呼，以为救星到来”，官方欢迎魏德迈，因他本意上是支持蒋介石的。马歇尔离华后，美国对华迄抱观望政策，魏德迈素与蒋介石关系融洽，他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但是背着蒋介石的面，说的都是拥戴蒋介石的话，不在背后批评。然而，因魏德迈的批评，“几乎整个政府对魏德迈本人及美国发生着最大的仇视，一切都是为了伤了他们的自尊心”。第二天，蒋介石尚未解恨，认为美国是“志在先倒我而后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作为应对之举，“惟有自力更生，不偏不倚中以求独立与自强”。蒋介石下午与戴季陶谈话，戴季陶说，听闻魏德迈批评后，“回家痛哭四小时之久，认为革命以来未有之侮辱”。蒋介石表示，“闻魏言而不刺痛愤者，未知有也”，决定要以此为契机而“能自立自强”。
魏德迈的离华声明，是否代表美国国务院观点，蒋介石亦把握不定。此前，蒋介石认为美国采取对华观望，是受马歇尔的影响。此时，蒋介石推测，“魏之声明乃为马歇尔所授意，则魏之在华行动态度皆受其指使，可知美国陆军自史迪威事以后，马歇尔即对余时图报复”。针对魏德迈的临行声明，有媒体赞同魏德迈怀有善意，“诤言无隐，他山之石，足资攻错”，“想魏氏回国后，必当有其积极性之建议也”。
其实，魏氏抨击国民政府之弊端确为至诚之举，他深感中国需要一个真正有权威的政府，可谓切中要害。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化、无能、低效，这并非独裁政府本身的特点，反而是缺乏权力和权威。他说：“称蒋介石为法西斯独裁者在美国很时尚，事实却与之完全颠倒。中国国民党的权力，已远离极权主义，有太多限制，被个人干扰的太少，而不是太多”，“它的最大的缺陷是行政管理的低效”。
尽管魏德迈激烈批评国民政府，并予以严厉警告，也注意到国民党高层的强烈不满，但魏氏依然对国民党领导人充满希望，认为美国将援助国民党政府作为惟一可利用的亚洲大陆反共堡垒。魏德迈在8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言，他坚信：“中国虽因连年战争和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恢复所需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和道德及精神上的新生，而这只能来自中国内部。”
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批评，扩大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CC系攻击政学系张群、王世杰等人主导的“外交”失利，是政府无能。王世杰亦感愤怒，在行政院会议上对魏德迈谈话答复，抗议魏德迈的告别声明的“错误”。《纽约时报》评论称，中国官员看来受到很大伤害，在当前环境下，任何高层美国人的批评，都导致中国政府“失去面子”。
此前，蒋介石为渡过财政经济危机，虽寄望于美国的经援与军援，但亦想通过自身努力以赢得美方尊重。按西方学者的理解，蒋介石坚信美国必须依靠中国，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将最终满足于他的持续要求，接受他的观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并成为他政权崩塌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德迈也谈到，“1937年日本侵华时，蒋介石意识到，中国在绝境中的惟一希望，就是证实中国的作战能力，并因此最终获得西方的援助”。此时的蒋介石也希望通过改革，证明国民党政府依然如抗战时有能力和信心扭转政局，获得美国的重视。
魏德迈调查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批评，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度受辱。因此，蒋介石反复强调国民政府应自力更生，在日记里言，“戴季陶以和气、忍耐、节省六字勉励同志，极得我心”，准备调整对美态度，“与王外长谈魏回美后我国对美政策与态度之方针”。蒋介石希望通过改革，“自此以后，中国将永不依赖美国的援助了”。1947年8月29日，蒋介石主持第十次国务会议，首先询问各委员对魏德迈之声明及其在茶会时的态度有如何感想，“众默无一言”。蒋介石感言道，“吾人应反求诸己，不能怪人之侮我，但我政府决不能再向美国求借外债，即使饿死，亦不可再向人乞怜，此点应为吾人立己知耻至少之决心”，并勉励各位“今后只有勤俭上下一心，方能雪前耻与自求更生”。蒋介石在魏德迈批评后第四天尚耿耿于怀，言辞难掩其怒，事后甚觉后悔，谓“出言时刺激过分，又动刚肠，应自记大过一次”。
蒋介石不惟自力更生以推进政治改革表于言，也积极筹划改革之行。8月30日下午，蒋介石考虑自力更生之道，拟定十项办法，与政治有关者有：社会革新；为民众服务与解除民众痛苦；勤俭报国；扫除贪污。是日，蒋介石指出，自立求生存，非局部之技术问题，乃为全盘重大原则之确立与重新问题，决然准备根本改革，考虑确定大原则的前提，“甲、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乙、提倡民主法制，加强群众监督力量。丙、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丁、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诸多自力更生的改革领域包括党务、政治、经济、“剿匪”、教育、社会、工矿等。蒋介石努力推进改革，实因深感“此次耻辱之重刺激之深，超过以往一切之外侮”。
受魏德迈使华之刺激，急切推进改革在国民党高层已成共识。9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评价魏德迈声明时，谓有甚多事情为魏氏所不知，改进政治办法正在研究中。9月3日，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称，“政府决实事求是，逐步改革政治经济”。当然，蒋介石情绪平缓后，意识到“近日愤恨怨怒怀念不释，此乃愚拙之所为”，但加速推进改革的决定并未改变，并进一步思考“今后应以如何自强、如何图存、立志上进、自力更生为目标”。10月24日，蒋介石尚在思考“自力更生之道”。
为推进改革，蒋介石决心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实施党团合并，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1947年9月10日，国民党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党的建设时，蒋介石分析时局，“谴责依赖外援心理”。蒋介石宣称，国民政府即使没有外国援助，也有办法用两年时间打败共产党。蒋介石说：“我们大多数同志太依赖外国帮助，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外国帮助，我们就干不成任何事情。”蒋介石和秘书长吴铁城，主持了这五天的会议，说过去依赖外部帮助，已经剥夺了党的“勇气”去自我改革。9月22日，蒋夫人宋美龄说，我们中国人以前有过艰难的时候，但是，无论有无外国的帮助，我们正准备战斗直至成功。
同时，蒋介石加速推进政治改革。1947年10月10日，蒋介石主持双十节国庆大典，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在政治方面，应树立民主法治基础，提高选举水平，整饬政治风气。此后，国民党很快完成党团合并，加速推进国大代表选举，就是这种心理与决策的体现。
不难得知，魏德迈使华成为国民党加速推进改革的重要转折，蒋介石开始放弃依赖美援的心理，积极谋划自力更生，推进改革，以图自强。不过事实上，国民政府并不能祛除依赖外援的心理。事后有美国学者分析，蒋介石也很懊悔同美国人结盟而对他的部下产生的心理影响。从整个社会看，一般人也丢弃了传统的自力更生想法，变得依赖美援。美大使馆在9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及其他方面最令人丧气的情况，是公然依赖美国援助来解脱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缺乏自立自助的精神来应付这些问题”。当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示美国不再给予更多的援助时，蒋介石坦言：“一般人就认为反共胜利的希望已虚无缥缈了。”换言之，一般民众多将美援与国民政府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一，魏德迈使华其意是否以经援促政改？魏德迈虽然批评国民政府，实质是希望政府推行切实可行的改革，走民主化道路。司徒雷登指出魏德迈声明的动机，“出于美国人的责任感，他希望他的讲话将促使中国方面实行改革，从而帮助中国获得援助，并确信他的讲话会使中国得到这种援助”。魏德迈虽严厉抨击国民政府的弊端，但他仍然要求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我意识到蒋委员长远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组织的头”。在魏德迈看来，蒋介石推行政治改革不够大胆与坚定，“委员长像一个女人一样非常敏感和直觉。我意识到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建议没有正式认可，但是我作为一个朋友试图去建议他。我感觉他既没有好的装备，也没有经过好的训练和装备，去对付他所面临的多重挑战”。魏德迈还认为，国民政府整个官僚系统需进行根本改造，“在我与中国高级官员的接触中，我发现极少的人有效率或受过良好的职业化训练”。
应该说，在与国民政府打交道的美国将军中，魏德迈与蒋介石相处最为融洽。魏氏甘当蒋介石之诤友，对国民政府批评直截了当，痛戳深处，以引起蒋介石的觉醒。如许德珩撰文道，“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其唯一希望的与唯一需要的是政治清明，能有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民主的、廉洁的政府”。许德珩引用了美国裴斐教授关于对现时中国政治的批评，“当前的中国政府，是中国近代最坏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坏的一个政府，它无能、贪污、腐败、半法西斯，缺乏真诚远大的目标……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愿积极的支持这个政府，只有那些虽对它不满，却更怕共产党的人，才不能不勉强消极的支持它”。
然而，美国是以援助要挟国民政府改革吗？美国削弱援助国民政府的力度，果真是因国民政府政治不良所致吗？对此，王世杰提出了质疑：“我内政之不良自然亦是原因，但于心论之，我抗战期间之内政并不优于今，甚或较劣，然而1943年以前美国对我之友善甚热烈。”合理的解释是，美国战后更多考虑国际战略的需要，再大规模援助国民政府，将卷入无休止的国共内战，甚或导致苏联强力支持中共，从而引发美苏在中国争端的扩大化；然而，美国又不愿完全抛弃国民党，恐其政权崩溃。魏德迈虽抨击国民政府，却积极主张援助国民党，甚至不惜与马歇尔针锋相对。魏德迈回美后，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个秘密报告，建议对中国立即实行军事和经济援助，重新提出联合国包括苏联在内的五国托管东北。马歇尔对魏德迈的报告并未采取行动，没有提出将其放在国会辩论，认为如果方案公开，将对中国不利。魏德迈很愤怒，认为马歇尔压制他的报告，指责马歇尔坚定反对对中国的任何军事援助。魏德迈后来说，他原以为回国后，他的报告不久将会发表，因此决定在华期间公开批评国民党。如果早知道会被马歇尔扣下，他就不会这样做。1947年9月25日，魏德迈自檀香山来函，希望所有爱国人士拥护国民政府早日实现政府改革大计。
换言之，魏德迈是欲通过调查实现双重目的，一方面公开指责或批评国民政府，敦促其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7年12月7日，魏德迈要求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延长所有可能的援助，包括军事支持给国民政府。因魏德迈及多方努力，12月14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中国为紧急受援国家，并拟定在援欧款项中拨款援华。12月17日，魏德迈在美参议会拨款委员会中推崇蒋介石，并力促援华。显然，魏德迈并未对国民政府以经援促进政改，美国政府亦未以经援作为要挟国民政府政治改革的筹码，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其二，国民政府改革受魏德迈使华多大影响？应该说，国民政府一直主张改革。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不断推行改革，以实现“抗战”与“建国”的双重任务，至抗战后期，国内外局势恶化，改革几被中断。战后初期，国民政府重启改革，走民主宪政之路。然而，因“接收”等诸多工作的无序，政府未能收获民心，未能为改革奠定基石。蒋介石对此种局面深感忧虑，他在七七抗战十周年（1947年7月7日）纪念广播词中说：“如果政府不能断行改革，力求进步，我们国家就无法存立于现代的世界。因之，我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决不能待剿匪军事结束，而应该立刻开始进行。我们要从彻底的改革中间，充实国家的力量，解除人民的痛苦，统一政府与人民的意志，以突破国家当前所面对着的困难。”
虽然战后国民政府有改革愿望，实施却难尽人意。蒋介石受魏德迈之“辱”后决定自力更生加紧推进改革，“行宪国大”代表的选举、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合并等，均是在魏德迈使华后的急切改革之举。对此，有人批评国民政府的初衷不纯，称“国民大会的推进，宪法的制定，普选的决定，一连串的事实，全含着外交意味。明白的说来，这一连串的事实，全是为了迎合盟邦美国的意志而决定的，或者是依照盟邦美国的意志而办理的”。如蒋介石所想，若能成功，一方面可以“使别人明了本党有真正实现民主、还政于民的决心，以打破共产党对我们的毁谤，和社会上对我们的怀疑”；另一方面，在动员全党“同船一命”完成宪政的过程中，或可锻炼涣散的党组织和成员，使大家“精诚团结互相提携，共生死同患难，消灭我们敌人，实现我们主义，拥护党的决策，服从党的命令，同心一德，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其三，魏德迈使华敦促改革是加速国民政府政权崩溃的外因吗？由前述可知，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与敦促改革始终交织在一起。然而，国民政府政权崩溃之根本不能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援助与否，更不能归咎于魏德迈对改革的敦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是在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给它最后一击。”西方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早就具有失败的种子。国民党人从来没有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坚固的政治结构。国民党人未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它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行政机构，从而使其结构进一步削弱。这种论调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市场。
不容否认，积极稳妥的改革可以扭转政治局面。但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里，改革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战后国民政府的快速崩塌，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持久有效的政党建设，尤其是在战后未能把握和平民主良机，一味诉之武力以解决政党内争，终至局势失控。长期以来，蒋介石满足集权于一身，却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与组织约束，且拒绝外部舆论监督。国民党一党独大且专政，因其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不愿主动进行深层的政党改革。久而久之，政党建设弱化，政党内争加速，政党威信渐失。储安平说，国民党通过二十年来的执政，仅仅停留于“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太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进道德的堕落”，这是战后国民党承担“建国”繁重任务的无力与无助的根源，也是战后国民党无力推进改革的根源。
魏德迈使华，是战后国民政府改革的外在压力，是战后国民政府推进改革的转折点，也是战后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转折点。魏德迈道出国民党政权内部腐败之事实，敦促国民政府推行政治改革，虽未以经援促政改，但使国民政府倍感压力。蒋介石对魏德迈使华初始期待，继而深受刺激而感“受辱”，决定自力更生，加速推进改革，意欲通过政治改革重树形象，赢得美方尊重而获得援助。事后证明，国民党政权虽受军事失利、物价飞涨、金融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崩溃，但不合时宜的、急切的改革也是加速政权崩塌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