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徐 亮：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陈红民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为争取国际支持，以各种形式发动国际宣传，影响各国决策与国际舆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档案中，有一组外国民众寄呈蒋介石的信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外交”的宣传效果。这组信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普通民众，代表了各国民间人士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与立场，他们在信中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民间的认知虽有所限，所提计策亦难切实，却真实反映了外国民间舆情，正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
关键词：外国民众 中国抗战 国际宣传 蒋介石
数星期来，于报端读得贵国击败日军之消息，日本侵略中国失败，余闻之甚为欣慰。余衷心愿望中国获得最后胜利而将日人逐出海外。……余于书中读悉中国为一美丽之国家，当余长大成人，有相当财力时，必来华一游。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用各种方式联接在一起的。以上引文摘自1939年8月9日一位波兰人致蒋介石的信，从其中“长大成人”表述判断，应该是青少年，信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战胜日本的祝愿与对中国的仰慕之情。波兰在当时多数中国人眼中，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此信寄出不到一个月，写信者的祖国也遭到德国猛烈攻击，欧洲大战爆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在积极争取各国政府支持之外，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国际宣传，透过国际舆论影响各国民众，使其了解日本侵华暴行与中国抗战的意义。学界对中国战时对外宣传及效益的研究成果颇丰，侧重于对各国政府及主流媒体舆论产生的影响，而对各国普通民众对中国抗战同情与声援之研究略显不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档案中，有一组外国民众寄呈蒋介石之信件，很有价值。本文拟以此组档案为基本史料与分析样本，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各国民众对中国抗战支持的相关问题，以弥补此方面研究之不足。
之所以将时间择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因为此前中国孤军奋战，尚未得到主要西方大国政府的公开支援，各国民众的声援对中国抗战事业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进入内容分析之前，笔者对这组外国民众致蒋介石信函基本信息逐一甄别与研判，将写信人的国家与其身份（职业）统计列表如下：
从国别看，138封信件中来自美国的最多，有79封，如果再将国际社会组织含有美国人以及在美机构涵盖在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足见当时中国的对美宣传是重中之重。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便授权孔祥熙可编列每月十万美元的预算，在美国推展民间宣传活动，胡适等社会名流也随之到美国开展“民间外交”。中方的努力，得到美国媒体积极回应。美联社国外新闻部主任致信蒋介石，对中方关照其驻华记者予以感谢，“敝社关于贵国抗战新闻之公正报道，深蒙嘉许，尤资欣幸”。1941年8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动向国际宣传处提出，重庆方面几次对美广播引起美国听众的良好反映，双方可以与旧金山、马尼拉接洽，希望建立机构，“转播重庆广播”。
中国也曾竭尽全力争取苏、英、法等大国朝野的支持，但这些国家民众的反响并不如美国热烈，苏联民众反映最冷淡，在这组档案中，甚至未见苏联民众致蒋介石的信函。来自法国的信函也不多，可能与法国在欧战中很快陷落有关。蒋介石基于对各国的判断，提出在宣传上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英、法需要不断表示好感，对苏联只需要表示出友好的态度，对美国则须竭力表示好感，“对于美国政治家同情中国的言论要随时予以赞扬，对于美国朝野同情我国的行为（如救济难民、继续白银协定及捐助中国红十字会医药）应随时予以广泛宣传”。各国民众的反应与蒋的设想基本一致。
一些“边远国家”民众致蒋介石的信，颇值得留意。南美的智利与乌拉圭，在民国外交史中无足轻重，但仍有民众来信支持中国抗战。一名智利工人表示，他热爱中国，“欲贵国成为大而康强，不愿其被日本侵犯”，愿意到中国当志愿兵参战，甚至要求加入中国籍，“为受灾之中国效劳”。乌拉圭报纸致信蒋介石称，他们所得的东方战事新闻甚多，“惟远道相传，有时恐多失实”，希望蒋能亲自撰写文章，以使该国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抗战。
写信人的身份、职业多样化，有着广泛的覆盖面与代表性，颇能代表各国民意。如美国贫苦妇人琼斯致信蒋介石，反对日本侵华行径，认为“日本所行之事既属残酷，复有违公理，故渴望彼等整个失败，并逐出中国之外”。她虽贫穷且在经济恐慌之下生活大为艰难，仍愿勉力捐赠少许衣物，帮助受难的中国人。一位曾任哈佛大学学生促进会干事的美国青年告诉蒋介石，美国大学生对中国抗战“均寄深挚之同情”，认为中国之安全，即为美国之安全，主张对日禁运军需品，援助中国。
外国民众提笔写信的缘由不同，各有故事。他们大部分是从本国报刊上，或者是中国驻外使馆组织的活动中得知中国抗战的消息，不少来信以“每日在报上见中国英勇抗战之消息，均极为关心”之类话开头。而在相关的宣传中，蒋介石是中国抵抗日本的领袖与代表。澳大利亚人马丁在该国报纸上读到文章，知道“蒋委员长及其夫人领导全国，驱向统一。中国人民坚决抵抗威胁全世界之侵略势力，故须予以援助”，决定写信向蒋氏夫妇及中国人民致意，相信蒋的“爱国之热忱、勇气与精神终归胜利”，中国人民“亦将自恐怖与黑暗中进入快乐和平之中”。
国际宣传处曾出版过不同文字的蒋介石传记，利用外国崇拜名人的习惯，宣传中国抗战，提示读者可以直接给蒋写信寄往重庆，有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复信。邀请读者向蒋介石直接写信，也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种策略与途径。有位美国小学生信中说，“读《蒋介石将军》一书，甚感兴味云”。另一位15岁的美国青年亦称他的家人“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关注中国抗战之进展，“数日前读得一文，敬悉投函重庆，可达左右，且阁下不惮答复”。
外国民众给蒋写信，也源于国外名人有乐于接受民众来信并回复的风气。如有封信中说，他读到别人征集名人回信的新闻，“阅之不觉大喜”，萌生了给蒋写信的念头，“若亦能得一二语回信，则予之欣慰即无可言宣矣”。
蒋介石是否读过这些外国人的信，有无回应，这些信对中国抗战是否产生了实际效果？国际宣传处收集并保存这些信，至少有一部分是送蒋看过的。如法国哈瓦斯社远东社长白礼雅恳请面见蒋介石的信件上，有“拟请准予定期接见”“呈总裁蒋”等批字；美国基督徒哈定的来信上，有“请国宣处代拟酌谢稿”的建议。从本文后面引用的一些信件内容与前后关系看，蒋与某些写信人有互动。
国际宣传处对来自国外民众的信件十分重视，选择其中的一些交中央社编成新闻发表，以示中国抗战得道多助，鼓舞军民士气。以下是国际宣传处抄呈蒋介石“并送中央社”发表的芬兰牧师来信全文：
中国重庆蒋委员长钧鉴：
阁下领导贵国人民，奋勇抗敌，以保卫贵国古旧之河山，我人敬表竭诚之同情，深厚之关切。侧闻领导此奋斗之人，乃系信仰上帝万能，并虔诚祈求上帝保佑之基督教徒，尤感忻幸。余僻处小芬兰一内地无名之教区，今敬率本区自老至幼全体民众冒渎上书，藉申祝福之微意，并祈祷上帝，必帮助阁下为贵国人民获得最后胜利以奠定和平。此次战事或胜或败，不论结果如何，必予中国人民以福利，吾人且信，于上帝仁慈向导之下，贵国艰难奋斗，必有利于全体人类者也。
敬求上帝保佑阁下及中华民国。
芬兰某教区牧师爱立卡纳敬上
时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芬兰独立纪念日）
太平洋战争前外国民众致蒋的这组信函，寄信人国别不同，职业身份各异，内容丰富，均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有关。下文从中归纳出两个较为集中的主题，探究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国抗战及他们的态度。
中国的国际宣传对美国民间舆论产生的效果尤为明显。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高，从 1937 年的 43% 上升到了 1939 年 5 月的 74%。许多民间机构和个人公开表示支持中国。这在美国民众致蒋介石的信中有所体现。如有的信中指出，将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要求，“转请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对日禁运军火及军输品，并停止一切货运，藉以援助中国”，希望中国“一跃而为世界上之强国，且与美国永奠敦睦友爱之邦交，共谋将来世界之福利。”不少美国民众对政府宽容日本的政策不满，“惟日本用以毁灭中国之军火原料，大半得自美国，每念及此，恒感愧惭”。“贵国目前或尚缺乏轰炸机，惟不久将来，当减少此种困难，愿好自为之。吾人所引为遗憾者，即敝国政府过去曾将军需品输日，否则战争当早告结束矣。”英国民众也委婉地向蒋介石表达对本国当局在远东面对日本侵略的绥靖态度的不满。一封信中指出，“整个英国均同情中国，如非与德国作战，当能作更大援助。希望吾人之战争即可结束，获得胜利。英国永为贵国之友人”。当英国政府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中国西南对外通道被切断时，有英国民众对蒋介石表示“实深歉憾”，声称“吾人认为英国此举，实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但兹敢为足下告者，即停闭滇缅路三月期满后，实必重行开放，以利贵国抗战。鄙人极愿中英两国国运，均得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国际宣传处认识到，教会在国外有相当之势力，为此专门请美、英、法、比利时等国神父为其工作，使教会“助我宣传”。国民政府对外宣传时，充分利用蒋介石、宋美龄基督徒的形象，通过教会的印刷品宣传蒋介石作为基督徒与抗战的消息，不少信教人士读后欣然，“读悉阁下克服种种困难之勇敢与机敏”，因此给蒋写信的颇多。北平美以美会举行青年基督教友讲道大会，以“圣经与人生”为题，请蒋介石赐一短文，足见对蒋作为教徒的认可。加拿大牧师对蒋说，“钧座及尊夫人皆为基督教徒，自必能得上帝之佑护，使中国及早获得胜利而成一基督教国家”。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妇女给蒋的信中说：“日本军人政客之灵魂殆完全为恶魔所操纵指使，任何花言巧语皆为欺人之词。故予认此次战事实为善与恶之争，亦即为上帝与恶魔之争。予特虔诚祷告上帝启发各国之人，使知此次战争之重要性，并祝拥护基督及拥护民主政府之人民，能战胜反基督教之势力及世界上之独裁者。”芬兰牧师科尔赫伦自1910年起即在中国传教，1935年始离华回国，他在信中告诉蒋介石，在芬兰教友的盛大聚会中，当宣布凡愿拥护中国抗战之人皆可签名时，“与会人士当即热烈赞成，瞬即签成数纸”。
基督教之外，其他宗教也有支持中国抗战的表示。美国伊斯兰教反侵略组织“喀利法”，在传单指斥日本，声援中国抗战。美国佛教徒向蒋介石建言，“贵国如祈求我佛释迦之援助以抵抗日本，必获成功”。
所有来信并非都完全倒向中国。泛太平洋联盟会 1939 年十月号《泛太平洋季刊》中，刊载“满洲国”资料甚多，蒋介石以将辞去所担任的该会副主席一职表达不满。该会回复蒋时强调，他们“对一切国家及人民，寄以正大之同情，不存偏倚之私心。至于吾人刊印该期‘满洲国’专号者，其立场极易明了，盖因吾人采用作者稿件，素以机会平等为原则”。一番解释后，还恳请蒋改变辞意。
受信息来源的影响，写信给蒋介石的外国民众并不十分明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普遍认为蒋是领导中国抗战的人物。他们通过对蒋的了解，进而与中国，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有些外国媒体或出版社要求蒋介石赐稿，宣传蒋本人与中国的抗战事迹。菲律宾记录出版公司拟发刊“中菲经济关系专号”，详述三十年来中菲两国商业与文化之关系，希望蒋氏夫妇“各赐大作一篇，并乞附赐玉照”。另一家菲律宾杂志也希望蒋介石能够赐文，“对菲律宾人民及旅菲华侨与美国人士发表意见，则民间对中国之同情必更为热烈”。美国某报编辑给蒋介石的征文邀请中写道，他们征集的文字将供加拿大及美国报纸刊用，所征作品的条件是作者必具重要之世界地位，而言论足以引起读者极大兴味，蒋被列入征集名单中，并询问蒋能否以《中国会向日本屈服吗》为题，为他们撰写长约 800 至 2000 字文章。一些出版世界名人录的出版社，如伦敦国际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年鉴、泛太平洋名人录、伦敦国际名人年鉴出版社等给蒋介石写信，或请蒋审定相关条目，或请赐稿。美国一所大学提出，蒋介石已为“世界大国元首之一”，请求蒋“灌音或拍摄有声电影，以为本年来钧座及贵国人民对于将来世界人民之纪念”。美国纽约大学为举办辩论会征集当代世界伟人之签名照片，已得“罗斯福总统、林白大佐、英皇乔治、莱白伦总统、潘兴大将、爱因斯坦教授”等人回应，希望蒋介石也能惠赠照片。
更多的普通外国民众期盼蒋介石能赐予与中国相关的纪念品、签名或其他形式的帮助。如有美国小学生曾读《蒋介石将军》一书，“甚感兴味”，向蒋索取亲笔签名，“以资珍藏”。美国一位爱好集邮的医师，擅长收集名人题字之各国邮票，已获得罗斯福总统、潘兴大将、贝当将军、英前外相艾登等著名人物之题签，但尚无蒋题字之中国邮品，为“美中不足”，致信蒋索要。有人盼蒋介石能赐予中国国旗为纪念。美国一位13岁儿童，希望蒋介石能赐一亲笔签名，同时为其介绍一能读写英语的同龄中国人，结为笔友。最有趣的是一位比利时人，在信中支持中国抗战，更提出要蒋为之介绍，与中国军队中的女性英雄“缔结友谊”。一名澳大利亚小学校长代表该校千余名师生写信向蒋介石索要纪念品，内容甚是感人：
蒋委员长勋鉴：
贵国军队英勇抵抗武器优越之敌人，余敬表诚挚钦贺之意。贵国受陆空双方之攻击，仍屹立不动，实有不可克服之精神。日本崩溃之期，已非遥远。余以为本年年终即可结束战事。贵国旅澳侨民，对最后胜利，均有信心。余渴欲获得若干来自中国之纪念品，如阁下之信封，其上粘有邮票，而经邮局寄递者。倘荷俯允，则欣感无量。敝校学生对阁下之英勇抗敌，甚感兴趣，余每得消息，必向诸生讲解。
敝校有男女学生一千三百名，敬祝阁下及贵国军队成功胜利。
华尔侃 上
七月十一日
一名美国青年1937至1938年在中国亲眼目睹日军侵略行径，立志为中国服务，但美国大使馆受国际法限定，不接受他的请求，建议他直接向中国领导人申请。他在信中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在美国曾受四年良好之军事训练，擅长战术。美国甚为平清，故有此出国服务之意。且余愿为主义奋斗，亦即保卫中国，击败日本军人。美国至少在若干年内不致受人攻击，故余出国亦不负国家”。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飞行员最为缺乏，而国际上以空军志愿兵形式参与外国军队并不鲜见，也有外国青年愿来华充任空军飞行员。他们的情况不一，有的仅凭满腔热血，根本没有飞行基础，甚至提出要蒋介石教他飞行技术，“予深知战争为何物，但已决心躬冒一切危险，所愿钧座教予如何飞行，便可奋勇作战”。另有人对蒋表示，“余对于航空甚感兴趣，倘到贵国，在航空工作之任何部门，先事练习，余信最短期内必能自驾飞机”。 一位 21 岁的美国空军预备队飞行员要求来华，称自己能驾驶各式飞机，“重轰炸机尤为专长，且尝作各种姿态之飞行表演，敝自知空中战斗而能胜任，或为贵国航空学生作教练亦可”，但同时又提出升官等待遇方面的要求，希望蒋介石代为布置赴华手续，“并赐知官阶、地位、职守及薪俸等事”。有两位18岁的美国青年，体格强健，有勇气及冒险性，对于空军尤有兴趣，听说蒋介石对外人之报酬每月为五百美金，战事结束时另付一千美金，他们盼望在同样条件下参加中国空军，“吾人均不怕死，若能如愿，决当为中国尽最大之努力”。
有一技之长的外国青年愿来华服务，施展自己的专长。如有位美国印刷工人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国在印刷方面需用，他极愿“效劳”，他也能“使用来福枪以及刺刀手枪等各种武器”，可以直接上战场。甚至有人毛遂自荐，要以外国人的特殊身份为掩护，担任间谍为中国工作，“无论派赴日本，或留鄙国，或至贵土均无不可。鄙人对于日本之军事、宗教等项稍有心得，且以一美国青年如鄙人者而任间谍工作，谅不至令人注目” 。
还有不少外国民众在信中为中国对日作战献计献策，他们多数是不懂军事的外行，所提建议难免天马行空，欠缺操作性。如有位美国夫人向蒋介石建议，鉴于日寇猖狂残杀中国平民之暴行，应派遣飞机轰炸东京，以血还血，同时“即行轰炸日本各大城市，以快人心，以戢凶焰”。有人建议中国对日本滥行毒气战进行报复性对抗，“盖日人施放毒气，贵国亦可采用也”。方法是中国尽速从苏联购买毒气手榴弹数百万枚，再“自造五百万枚备用”，如此可歼灭日军百万人。有自称“发明家”之外国人，向蒋介石推荐其打击敌人军机的“新式发明”——制作一种射向空中的炸弹，爆炸后可放出浓密气体，阻滞或炸坏飞机汽油引擎，抑或毒毙敌机飞行员。
有的写信人愿为中国的战时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一位美国军人表示，他可以利用美国人的冒险精神，突破政府的限制，帮助蒋介石于短期内获得急需的军火配备，方法是允许他在中国组织公司，开发矿业，获利后与中国平分。他试图说服蒋相信此为双赢之事，蒋有资金购买足够的军需配备，他还可帮助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官兵，“以推进阁下之计划”。一位从事石油开采事业多年的外国人说，中国的煤油自外国运来，花费甚多，不如自己开采，他愿为中国政府与蒋介石服务，代为开掘油井，可节省大量金钱而能获得中国所需汽油、煤油各种产品，“于国家必大有裨益”。
致信蒋介石要求到中国参与抗日战争的外国民众，痛恨侵略、热爱和平、同情中国是主因。但细读全部的138封信，其背后动机可说是五花八门。有人坦言来华参战是被传说中国支付给外籍服务人员的高薪所吸引。荷兰青年毕克的情况最为典型。他在信中向蒋介石介绍其家境：自己年方17，家中父已丧，有母亲待养，毕业后须挣钱补助家用，想在荷兰当军官谋生，但自知达不到要求，便想到中国服务挣钱。他坦率地向蒋说了自己的要求：“鄙人所愿者乃在钧座下充一少尉，因鄙人尚有老母在堂，故略需金钱，以供家用。故非谨充一士兵所能应付者也。”他在信末落款处直接署名“充任贵国少尉毕克”，可见其来华当军官心情之迫切。一些愿意来华参战的外国青年，希望蒋介石提供旅费资助，有人表示，“报酬之多寡在所不计，如蒙录用，请即惠寄旅费，予决即前来中国”。
部分外国民众对华同情，满腔热血愿意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又索取高薪，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国际上有对志愿者付相应报酬的惯例，中国政府为吸引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来华，以应抗战急需，所提供的薪资不仅远高于中方人员的待遇，亦胜于外国薪酬。如著名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其飞行员在华月薪为300—750美元，高于其在美国的薪资，但若与西班牙内战时期雇佣飞行员高达1500美元月薪，及欧战爆发初期美国飞行员参与英国空军750美元月薪相比，并不突出。
比前述口头表达对中国声援更进一步，一些外国民众在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接向中国捐赠，或报告民间捐款捐物行动。一位热诚信奉基督教的妇人，捐款25美金，她说愿献出此微款，“以表对中国抗战之信念”。美国华盛顿州一位同情中国士兵的寡妇，一次捐献多达四万美金。民间动员方面，加拿大有的地方拟采用发行奖券的方式，“每券美金一元，第一次定于本年十二月一日开奖，以后每隔三个月举行一次，其所得之款悉用以办慈善事业”，达成援助中国之“义举”。法国中华人民之友协会所办的《中国》杂志，得到蒋介石赐文后，“捐奉纯净金鸡纳霜三万七千五百格兰姆”，支持中国抗战，同时表示将竭尽所能，“在法国方面推进援华工作”。
1937年至 1941年间，中国在东方战场独立抗击日本侵略，中国政府竭力争取国际援助，在联络各国政府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使各国民众了解中国抗战真相，争取同情与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这组外国民众致蒋介石的信函，从一个侧面表明，“民间外交”有一定效果，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外国民众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他们通过捐款等方式实际上帮助中国。这些信件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不孤立，在西方各国政府不敢公开表态的时刻，民间的不断声援弥足珍贵。外国民众声援的传播，又有增强中国军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信心的特殊作用。这也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反法西斯各国结盟，共同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