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斐：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孙毓斐

附表1　军政府财政部人员构成表（1917—1918年）

附表2　军政府财政收入情况表（1917年9月28日—1918年6月30日）

参考资料：本表依据《民国六年九月至七年六月军政府财政收支决算表》（《革命文献》第49辑，第301—323页）汇总整理，其中“占比”数据将港银换算为粤币统计，汇率按照时价粤币/港银为1.07：1计算，该汇率参考军政府财政部收入记录中1918年1月间实际换算事例而得（见前引文献第310页）。

      总的来看，随着双方矛盾逐渐尖锐化和公开化，孙中山及军政府在财政方面与桂系展开了激烈博弈，并在盐税、铁路收入、司法机关经费等三个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军政府此三项共收入198723.45元粤币，占其总收入近四成，成为除向海外募集捐助和购债之外的最大收入来源，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其财政压力，有效支持了军政府八个月的政权运行，不致如桂系所期待的及早“自行生灭”，并在人事安排、机构运行、财税争夺等方面积累了初建政权的重要经验。
 

三、联盟瓦解：海军、国会与驻粤滇军经费问题

为推进护法运动，孙中山需联合各方力量。法理上，他寻求国会议员支持，保证军政府及其大元帅身份的合法性，以与北洋政府抗衡；军事上，孙中山“联滇制桂”，并策动南下海军，积极支持陈炯明组建粤军进行护法作战。但是由于桂系的限制和干扰，护法联盟缺乏坚实的基础。在护法运动初期，孙中山得到海军、国会议员、国民党稳健派的支持，顺利组建政权，而由于湖南战事和龙济光叛乱，桂系需要与军政府合作以稳定后方和对闽作战，部分滇军亦亲近孙中山。随着军事形势稳定，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纠葛日益凸显，双方一度兵戎相见，海军和国会议员等第三方积极居中调和，缓和了紧张的政治态势。而到护法运动后期，海军、国会议员以及国民党稳健派逐渐转向桂系，驻粤滇军也发生分化，导致军政府改组案顺利通过。护法期间孙中山与海军、国会议员及驻粤滇军各方或联合、或分离，除政治层面因素之外，其背后的经费问题亦是一重要原因。

1.护法海军之经费

 在南下护法之前，孙中山与程璧光及其所辖海军达成协议，孙“要求海军明确表示拥护约法”，程则要求孙确保“饷项有著”。1917年6月间，孙中山派人将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元送交程璧光手中，中华革命党人也积极活动中下级海军官兵支持护法。孙中山后来从德国收到秘密援助的款项，也拿来支持海军军费。据廖仲恺回忆，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孙中山已拨付海军经费40万元。军政府成立之初，亦支出部分资金用于海军招待费用。孙中山十分重视与海军的关系，曾对他人称，“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

 桂系亦倚重海军，对于其南下护法表示支持，希望“来粤海军舰队完全收归粤省节制，不得自由行动，每月饷项六万余元亦由粤省支给”，关于其经费问题，“无论省库如何支绌，必力行负担”。由于军政府财政困难，海军到广州后的军费，基本依赖桂系的财政支持，这为后期海军逐渐转向桂系埋下伏笔。1917年9月27日，程璧光专程赴广西会晤陆荣廷。10月2日，桂系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每月拨给海军10万元作军饷，并按月筹拨舰只用煤，会议结束后，桂系即拨付经费。后来，每月津贴又涨至12万元。这一情况导致海军中不少官佐逐渐倾向桂系，故而传出“广东第一舰队已与孙文脱离关系”以及程璧光决定归陆荣廷“节制”的消息。
      经费问题使得海军逐渐倒向桂系。军政府与桂系之间在诸多政务上产生争执时，孙中山希望“程璧光速将在粤之一部海军再发宣言，与陆氏脱离关系”。“程璧光、林葆怿等当复以该舰队自八月以来之饷项，均由陆氏发给，赖以维持，如非先将陆氏所发饷项偿清，则海军不能与之脱离关系。”在孙中山两次炮击督军署事件中，程璧光都站在了桂系一方，并积极参与军政府改组讨论和倡议之中，程被刺身亡后，海军由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统率，愈发转向桂系。6月军政府改组后，海军薪饷每月又增加至13.6万元。

2.国会非常会议之经费

 南下广州的国会是护法运动重要的参与方，以国民党稳健派为代表。早在护法前夕，孙中山于上海便积极联络国会议员共举“护法”旗帜，并用德国秘密资助款动员国会议员们。国会南下的启动经费和初期到达广州的经费是从孙中山个人名义借款中拨付。据廖仲恺称，各省及国会议员南下旅费共计约60余万元。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从其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拨付国会费用，1917年10月军政府共支出粤币13828.41元，约占当月军政府总支出的21%。而次月起，军政府再无力承担这笔经费，孙中山亦表示，“为了召开非常国会，我已预先垫支了大笔款项，遗憾的是，现时我无能力再这样做了”。他转而希望由广东省议会提供国会经费，提议“酌提数十万为正式国会召集之用”。1918年1月28日，广东省议会议决“由防务经费项下拨支国会正式会议经费五十万元”，“自二月起支，分五个月拨讫”。据粤海关情报记载，国会每月的经费数额在20万元左右，“其中一半由当地留存的盐税付给，余下部分由西南各省认捐”。
      广东省议会决定支持国会经费，与桂系当局态度的转变有关。起初，桂系对国会经费问题，表示“惟俟彼自行生灭”，后因对湘作战需稳固后方，陆荣廷在广西梧州举行第二次军事会议，决定每月赞助国会经费1万元。次年3月，莫荣新又指示财政厅从番摊赌博专利税中提取3万元转给国会应急。相比大元帅府职员每月20元的津贴和50元的善后费用，国会议员基本每月可领取200元的津贴，远超孙中山所提供的待遇。除政治原因之外，经费亦是一关键因素，国会最终倒向桂系。1918年5月18日，三读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12条，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军政府被迫改组。
 

3. 驻粤滇军经费问题与分化

 护法运动时期的驻粤滇军，其前身是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与桂系联合入粤作战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钧，护国战争后编为滇军第三、第四师，师长分别为张开儒、方声涛。护法运动兴起后，1917年8月中旬滇系组建“靖国军”，驻粤滇军第三、第四师又改编为第五、第六军。驻粤滇军与桂系一直存在矛盾，1917年7月间双方就发生多次冲突，8月底，因军饷发放、军火供应等问题，“滇、桂军的战斗似乎一触即发”。由于滇系战略重点在四川，故而军政府成立后，面对孙中山与桂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驻粤滇系将领采取“遥为声援，牵制两粤，俾滇得全力对川”的策略，唐继尧亦希望“我军暂持中立态度，极为合宜”。
      孙中山利用滇、桂系之间的矛盾，试图拉拢滇系，制衡桂系，以稳固政权。早在军政府成立以前，便有媒体报道指出孙中山筹借经费，部分拨付滇军。军政府成立后，其在黄埔的护卫任务由滇军负责，双方亦达成协议，滇军积极编配兵员，孙中山负责饷械供应。军政府发行军事内国公债后，孙中山特派黄嘉梁为劳军使赴滇，拟计划前后两次调拨420万公债券，其中300万归唐继尧拨用。而在粤滇军将领李烈钧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从军政府支出明细来看，其中张、方二人都接受了军政府的一定经费支持。

事实上，在军政府与桂系之争中，部分在粤滇军还是倾向于军政府一方，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军政府与两任桂系督军的冲突。一是裁撤桂系督军陈炳焜一事，虽然此事成因有多种，但是滇系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据时人回忆：“陈炳焜去职一事，其实亦受到在粤滇军将领的推动。陈对驻穗滇军第四师排斥甚力，后者粮饷时常无继。闽籍师长方声涛加意联络南下护法的海军舰队诸将领（自林葆怿以下多为闽人）……，抨击陈炳焜。”二是在军政府炮击莫荣新督军署事件中，孙中山所依靠的是滇军中下级官员和士兵。正是由于在粤滇系将领的态度并不“中立”，张开儒与唐继尧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张两次拒绝唐的命令率军离粤，引起唐的不满。1918年3月底，张开儒被撤职，这段时间也是张以陆军总长身份接受军政府经费支持的时期。5月军政府改组后，张开儒公开声援孙中山，后被桂系督军莫荣新拘禁，其副手陆军次长崔文藻被枪杀，位于长堤八旗会馆的军政府陆军部也发生枪战，被桂系缴械镇压。
      概言之，尽管孙中山积极开辟财源，但是经费问题仍困扰着军政府。在桂系的封锁下，孙中山在财政方面的作为始终有限，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最初的护法联盟出现分化。护法运动初期，海军由沪南下之时，其军费由孙中山提供，但到达广州后，海军无论是在驻地问题，还是所需煤炭、军饷，都仰赖桂系财政供给，海军与桂系关系愈发密切。国会议员初期的南下经费由孙中山承担，故而支持其建立政权，但随着后期军政府无法再持续提供经费，国会议员转而投向桂系，促使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案在非常国会三读通过。孙中山原本希望利用滇桂矛盾，积极争取驻粤滇军的支持，但因军政府实际并未给予滇军有效的财政支持（见附表3），双方的联盟并不牢固，在西南地区利益驱使下，唐继尧最终选择支持桂系，亲近军政府的滇军将领张开儒也被免职逮捕。可见，孙中山在初期与海军、国会议员和部分滇军将领结成的护法联盟，最终被桂系瓦解和分化，经费问题是重要因素之一。
 

附表3 军政府成立前后主要财政支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