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四行人员生活状况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家伟

 
摘要：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四行人员生活状况较一般工薪群体为优，被认为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通货膨胀的产生，四行人员的“金饭碗”开始褪色。抗战结束后，四行人员的“金饭碗”日益褪色，甚至多次发生为争生存权而罢工、绝食的现象。1948年高级行员收入已下降至与战前初级职员收入相当。四行人员生活状况的演变，于曾供职于中行人员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战争破坏了金融业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是四行人员“金饭碗”褪色的远因；战争造成了金融业的大量损失属近因；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营金融业“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的管理则是根本原因。
 
关键词：“金饭碗”  国民政府  四行  生活状况

一、抗日战争前：“镶了金边的饭碗”

表2　中国银行职员家庭开支明细表（二）

资料来源：《中行生活》第18期，1933年10月1日，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三编）》（下），第676页。

      李缙的生活状况，其本人叙述为：“十余年来，虽无若何积蓄，然亦无负债。”根据恩格尔系数计算：米面开支12元，味料开支3元，行中午饭5元，再加菜蔬费用10元，其食物开支总数为30元，然后除以支出总数110元，计算结果为27%，属于“最富裕生活”之列。
      另外一名中国银行职员G.D.，其家庭开支明细见表3。行员G.D.本俸540元，根据中行薪俸规则，属一等第九级薪资，可归入中国银行高级职员行列。每月米支出120元，加每个月蔬菜支出30元，共计150元，然后除以总支出1031元，其恩格尔系数为15%，亦属“最富裕”之列。
 

收入（单位：元）		支出（单位：元）
本俸	540	住屋租费	100
生计津贴	120	米	120
年间津贴	135	蔬菜	365（每日一元估计）
田租	80（估计）	灯油柴炭	50
利息	160（估计）	佣工	48
		衣服添置	50（估计）
		舟车	70（住宅离行较远，有时要坐车。又乡间亲族有祭祀，因祖母、母亲信念甚笃，时须雇舟前往）
		医药	20（此项不能不立；能不生病，固然最好，可以移作他用）
		交际送礼	60（估计）
		储蓄	48（子女初级教育费）
		杂项	100
合计	1035	合计	1031

 
      中国银行初、中、高级职员的恩格尔系数显示四行人员生活较舒适。这种不完全归纳法不一定准确，但一名低级职员，其收入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还能聘请女佣，侧面说明四行人员即使是低级行员，生活亦不差。
      高级职员生活状况，再以卞白眉日记记载为例。抗日战争前，卞氏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据其日记记载，卞氏爱好收藏，而且基本每次都会出手购买一些物件。如1928年2月13日，卞氏在散步期间步入一展览馆，购得“北海小西天景及潭拓寺景各一帧”。据统计，仅1914—1923年，卞氏阅读书籍多达数百本，而且他还喜欢“藏书于购”。此外，卞氏还热爱打网球、台球、看电影、下棋。1920年一年内卞氏所看电影约40余次，平均每月3次以上。这说明高级职员生活状况更加优越。有人认为：在战前，待遇一事并没有构成问题，因为其时物价尚低，生活安定，即以一个清苦的小学教员而言，每月中有十余元的收入，这个数目，在当时不但能够维持一人的温饱，而且可以解决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因此一般人安安乐乐，从未闻叫苦之声。
      一个月收入十几元的小学职员，即可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水平，而大多数四行人员（除了练习生、低级雇员、工役外）生活状况应该比较舒适，事实亦确实如此。银行职员“早晚有读书会，早习英文，晚俄文。俄文系外聘教师，英文教授由同人担任。此外有图书室，藏书颇丰，可随意阅览。室内消遣品有无线电机、各种棋类、乒乓球台。室外运动如网球、篮球，均设备完善，足供公余之消遣运动，以其得到健康之身体，为社会服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还经常组织行员国内旅游、爬山，举行读书会、体育比赛，甚至还有境外旅游，《中行生活》《交行通讯》经常报道上述活动。此外，行员还有其他福利，如药费可报销，年终有奖金，考绩合格有奖励，子女教育有补助，行员储蓄有优息等。
      战前行员生活状况，从原中行职员刘善长的回忆录中也可得到印证。据刘氏回忆，抗战前，行局一般职员月入（包括各项津贴）在百元以上（当时米价每石十元左右），百元以下的就是低级职员。上层人员月薪最高达700—1000元。职工年终奖金相当于两个月薪津，此外还有年金、储金、人寿保险、养老金、抚恤金等规定以及宿舍、交通车等设施。行局工友的待遇比一般行庄工友和产业工人待遇为高，大抵为低级职员待遇的五六成。这些说明，四行人员确实堪称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当然，低级行员如练习生、低级雇员及工役生活压力可能较大。
        抗战期间，四行人员生活水平下降，由原来相对稳定进入战时生活状态，生活处于动荡之中，“金饭碗”开始褪色。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2月26日密函四联总处，要求沦陷区的金融分支机构，或收缩业务，继续维持；或利用租界与日伪作金融斗争；部分机构则停业清理。
      中国银行粤行的经历是战时金融业的一个缩影。1938年2月起，日军飞机几乎每天轮番轰炸粤汉、广九铁路，并时常闯入沿海城市，日舰则封锁虎门出海口，时常炮轰。中国银行粤行暂存广支行的申钞共62万元，及大数库存，均存入沙面外仓，每天的营业收入也随时存入沙面。1938年10月日军进犯大鹏湾，15日攻入惠阳，各银行停业。17日下午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示意撤退。四行经理往见当地驻军，请求保护各银行封存之船只，并逐步撤退。
      各行员历经千辛万苦，但在撤退中总体还算较顺利，但有些分支行处由于战事紧急，损失较重。比如中行琼州办事处失陷当天，即被日本海军占作军部，所有家具、未及带走的镍币及行员公役行李衣物全部损失。各同人只好在海关收税处躲避，此后一切生活及旅途费用，幸有所收而未送入库的税款得以支用。失陷第二天，谣传说中行库存300万元、省行库存200万元，日本人定要拿出充公。琼州中行告知日本人，只有30余万海关税款，在海关库房。同日，日本领事通知税务司将库房加封，日本领事又要中行复业，而管辖行则告知不能复业，为此往来四十余次。恰好日本正金银行到海关接收关税，经过交涉，同意由中行在海南交还税务司共国币21万余元，总算为中行挽回一些损失。库存被掠去，中行全体人员携带账册单据计划离琼，要求日领事早日发给许可证，但日方百般推诿，直至5月29日下午，才通知中行人员于30日早晨乘船离琼。是日海口狂风大雨，中行全体人员连同行李账册等经日军严格检查，并被日军搜去救国公债临时收据存根25本后，乘船离琼。由于风浪过大，至第四日下午始抵达广州湾。
      1944年底，广东韶关局势紧张，军事当局已决定放弃韶关，各机关单位纷纷疏散物资，撤走人员。中国银行广东支行决定放弃向渝撤退，改走东江入江西，于是先将眷属及一部分公物疏散梅县，后转新辅，最后选择平远县驻下。在平远期间，由于与总处和管辖行完全切断联络，钞运不通，又无营业收入，一切开支仅靠撤退时的剩余库存，如此苦苦维持，几将钱尽粮绝，终于捱到日本投降。
      交通银行则在“八一三”沪战发生后，奉财政部命令，总行暂移上海霞飞路所租房屋办公。同年9月总行改为总管理处，12月奉命移汉。总处分驻港、汉，重要人员在港，对外不挂总处招牌。香港沦陷后，在港人员不能继续工作，从此总处工作重心遂移至重庆。
      此外，还有人员牺牲。1938年8月24日，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与准备赴美商谈购买飞机事宜的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等14人，登上中国航空公司内部邮机“桂林号”，准备经梧州转机赴重庆，中途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而身亡。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均赠挽联”，八路军代表董必武、罗炳辉到会致祭。抗日战争期间，四行于上海租借设立机构，并与敌人实行金融货币战。1941那3月，敌伪绑架上海四行百余人，炸死炸伤数十人。四行在上海租界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于维持法币在沦陷区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撤并逐步稳定下来的国营金融事业机构，则采取措施，努力维持职工基本正常生活秩序。由于收入菲薄，生活困难，国营金融业人员开始流失，交通银行甚至出现职员申请退休返乡、自谋生路情事。如沪行员生严忠垚1942年在递交的辞职信上提到：“迩来上海百物昂贵，生活日趋艰苦，职眷留此难以维持，拟呈请辞职，俾便携眷还乡另谋栖枝，敬乞赐予照准。”同年3月，申请退休者还有静行会计员狄嘉谷，“调静行逾三载，益自勤奋以效驰驱，乃迩来沪上物价继长增高，入不敷出，生活实难维持，迫不得已，惟有退请辞职，俾得返里另谋生计”。办事员任阜民亦称：“近日沪地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兼以胃病频发，请辞职。后从优发退职金1800元。”张文瑞辞职函云：“近因百物高昂，而月入折减不足以维持生计，迫不得已，恳求辞职。”朱仲玉辞呈称：“沪上百物飞腾，糜已入不敷出，月有赔累，兼之体弱多病，请求辞职。”此外还有其他以类似理由辞职者。
      中行亦有类似情形。据1940年2月份卞白眉日记记载，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中下级行员及行役生活已非常艰苦。中行天津分行因为物价增高，决定对行员进行补贴，但这些措施无法赶上物价上涨速度。刘善长回忆，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中行员工实际收入大大减少，最低时仅相当于五斗米，上下差距也大为缩小，生活水平降低到同产业工人相差无几。
      总起来讲，抗日战争期间，四行人员生活状况打上了深深的战争烙印，如果使用关键词概括就是与转移、紧缩、下降、辞职相联系。这说明“镶了金边的饭碗”已开始褪色。
        抗战胜利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日益高涨，四联总处要求各行 “简化事务，节省人力，并将各处人手尽量匀调，避免录用新员。一面仍就原有人员，严格考核，其年老力衰或不甚得力者，即予裁汰。”中国银行沈阳分行裁员50人，厦门分行裁员12人，其他行处陆续解雇及资遣者亦有36人。截至1947年底，全体员额为5864人。全行总分支机构215处，平均每一机构职员数27人。机构数量较1946年减少7处。交行、农行对人员和机构都有所裁减。但裁员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四行人员纷纷要求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中央银行员工曾给国民政府央行人事处发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中央银行削减行员待遇，以致引起央行员工愤怒。交行沪行因为处于上海，生活费用较高，亦常呼吁总行增加待遇。1946年2月11日，交通银行经理李道南致电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称提高待遇问题“忍练至今未见实现，而物价上涨无时或已，生活困难日甚一日，不胜迫切”，盼望改善待遇之情切切。
      抗战胜利后的18个月里，国民政府货币经济面临崩溃，外汇储备大幅下降，进口逐渐减少。此时，各行职工运动兴起，为争取生存而奋斗。
      日本投降后，沦陷区内各行各业陆续被国民政府军政部门接收。然而，交接之初的无序导致局势异常混乱，市面动荡，物价暴涨。当时，交行和中行以静待接收为由，冻结职工工资。中国银行职工首先提出抗议，拒收9月份工资，向行方提出一次性补发生活维持费的要求。1945年9月6日，中行职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发动罢工，当天取得胜利。受这一胜利的鼓舞，交行职工也在张金鉴、尤凤起（中共地下党员）等人的组织下发动罢工。职工代表和罢工群众涌入办公楼，向行方提出补发生活维持费的要求，并与业务部经理陈子培、副理潘志吾进行谈判，各支行的职工代表和群众也陆续来支援，声势盛大。行方亦当场答应发放生活费，罢工取得胜利。
      9月中旬，重庆来接收的人员到达上海后，认为原中行滞留在上海的人员是“伪员”，只发生活维持费，并在政治上、经济上倍加歧视。中行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接收人员在接收敌伪产业中的贪污腐化、明抢暗夺的丑闻进行了广泛传播，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在中行内部开展了“反歧视”的斗争。交通银行将沦陷时期留沪的人员一律作为“复进”人员对待，以往资历全部作废，工资改为“维持费”，仅为重庆返沪人员薪金的三分之一。交行留沪职工尤凤起、吴泽逸、瞿德明、史达甫、姚载宁等与中行职工运动积极分子取得联系，经协商，决定两行分别采取签名要求，推选代表与接收大员谈判等方式，提出抗议，反对歧视。这项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至1945年底，中行当局接受了职工的全部要求，交行当局除资历问题外，也基本上接受了职工的要求。
      1946年初，物价上涨飞快，而职工工资却仍处于低位。中行、交行两行积极分子争取到四行二局其他员工的支持，提出了职员每月法币15.6万元、工友每月每人11.2万元的最低生活费标准的要求，最后在群众巨大压力之下，中行总经理宋汉章接受了该要求。
      此次斗争胜利，进一步鼓舞了各行职工联合的积极性。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联络下，3月3日，“四行两局职工联谊会”借浦东同乡会成立，“六联”的成立，标志着行局职工群众运动进入新阶段。有组织的群众队伍，由中行一个单位，扩大到四行二局六个单位，总数近两千人，占各行局职工三分之一以上。中行积极分子董金涵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交行的张照，年长资深，被推选为干事会主席。5月25日，“六联”创办了由中行支部负责的《联讯》。1947年5月，“六联”开始第二次征求会员活动，到8月底，会员已达4783人。其中中行会员1326人，占全行职员的70%左右。
      “六联”存续期间，为提高待遇主要领导了三次影响较大的抗议活动。
      第一次为“九二六饿工运动”。这次运动由四联总处下令削减行局职工的米贴（职员七斗八升、工役三斗四升）所引发，参加这次签名的人数比以往都要多，部分中层人员也签了名。但各行局异口同声地说，此事非行局本身能够决定，无法改变，互相推诿责任。“四行二局联谊会”骨干经过商议，决定于1947年9月26日绝食一餐，以示抗议。当天各行局六千多名职工，包括大多数中层人员，都参加了绝食行动，动作整齐，气氛严肃。向来被称为“捧着金饭碗”的国家行局职工，居然也为抗议降低待遇举行绝食，这是对当权者的一种莫大讽刺。这件事经过报纸宣传后，影响很大，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亦受到震撼。这次运动，在上海不少行庄引起连锁反应。
       第二次是“三八等工斗争”。第一次削减米贴问题还未解决，1948年2月，四联总处再次下令，削减四行一局（邮汇局由邮政总局决定）的“实物配售差额金”。上海市警察局相继逮捕了中行“六联”干事周耀谨、《联讯》信箱起箱人张松篪、“六联”常务干事刘善长三人，并派大批特务，到各行局配合当局以欺骗、分化、威胁手段，驱散在工作场所静候答复的职工群众，破坏了“等工”斗争。
      第三次为“三一三罢工斗争”。刘善长等三人被捕后，中共地下党金融党委书记杨世仪与中行地下党员建立了直接联系，发动中行职工营救被捕的同仁。经过精心准备与部署，3月13日早晨，先安排三位被捕员工家属到中行营业厅当众哭诉，迅速激起全行员工的义愤，随后在中行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带领下，中行职工即刻举行罢工。由于中行业务与上海各行各业都有联系，许多客户原拟入账的现金和票据当天无法进账，客户当天在中行开出的支票无法兑现，影响颇大。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杜月笙打电话，催促中行尽快解决罢工问题。在各方压力下，中行当局推选与职工关系尚好的宋汉章出来处理这事。15日下午，三人最终被保释出狱。
      综合考察，战前四行人员生活优裕，福利丰厚，而到了战后通货膨胀严重期间，甚至一度发生绝食抗议待遇下降情事，可见四行人员的“金饭碗”已日益褪色。那么，“金饭碗”褪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南京国民政府四行人员“金饭碗”褪色的原因很多，比如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战争对物资的大量消耗与破坏、国民政府的不当管理、国际汇兑的影响、投机等。但笔者认为，战争破坏了金融业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间接原因，战争造成金融业的大量损失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营金融业“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的管理。
      第一，战争破坏了金融业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这是间接原因。
      首先，金融业的正常运行需要稳定的政局。中行历年营业报告，都说明了这点。“国无宁日，遑论营业” ，“营业之发展，首以时局安定，岁收丰稔为前提”， “政局纠纷，商业停滞，金融状况亦时起剧烈变动”，“时局俶扰，人心杌隍，殖业经商，处处荆棘。既苦与地方当局求取之应付，又慑于各地市面之牵累，其支拒筹应之艰，言难罄状”。这些话语表明，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局的稳定。一旦政局不稳，业务无法开展，还容易发生各种意外和损失，如军阀的勒索，盗匪的劫掠等。一旦政局趋稳，则银行营业逐步恢复正常，比如1928年中行营业报告称：“1928年度在政治上由完成北伐而趋重建设，在金融界恢复运输而渐呈佳象。”1929年度中行营业趋好，当年纯益计1962414.21元。1929年度营业成绩所以较1928年度“稍见进步”，一是因为“时局较为安定”，二是因为中国银行“基础渐见稳固，得谋相当之进展”。
      其次，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经济环境。学界认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一个较为快速增长的阶段。原因有很多，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抗战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相对快速发展阶段。1912年煤、铁、生铁机械生产与土法生产的百分比分别为：57：43、30.6：69.4、4.5：95.5，而到了1937年，这三者之比分别为：84.3：15.7、89.3：10.7、86.7：13.3。电力增长也较快，1926年电力占全国现代工业的11.2%，到了1936年已经占了22.2%。电力为先行行业，电力工业的大幅度上升，预示着工业化的蓬勃开展。抗战前中国经济有所增长，生产有所发展，为金融业的相对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二，战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使各行损失惨重，这是银行经营困难的直接原因。
      东三省沦陷，各大银行业务减少，收入下降，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应对困难。以交通银行为例，1930年度交通银行盈余734884.20元，1931年度盈余743915.11元，到了1932年度仅420530.35元。业务削减，盈余下滑，迫使1932年交通银行董事会议决：来年不增加新人，还要减薪。“总行自各部处经副襄理处长副处长秘书以至各课课长，暨各分支行库经副襄理等重员薪津，共计月减二千二百六十九元，年减四万五千零二十四元，其余全行员生，则月计共增一千零零三元，年计共增一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元，两项并算，实际月计共减一千二百六十六元，年计共减二万七千八百四十元。”从中可以看出东北沦陷对交行造成的损失之大、影响之深。
      1931年前，交行在东北计有2分行、9支行和5个办事处。九一八事变后，交行在东三省的业务受到日本军方的严格监控，并经常遭到日本人恶意非法查账，查账期间，禁止营业。在日伪金融特务的监视下，交行在东三省的业务日益萎缩。不仅如此，分支机构还被日本人直接劫夺。1935年1月，日本军队分两次从沈行提走军记存款100万元，虽经总行派人与关东军交涉，最终仍被强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北交行分支机构与总行完全失去联系。中交两行之发行，被日本侵略者限期收回，所有三省金融上之汇兑往来，均归正金、朝鲜两行总揽。东北全部之对外资金，向归中国之银钱行号出入者，皆移入日本银行之手。朝鲜银行金券发行数，自“去岁底之9000万元，增至100000万元；正金银行之银券，自去年底之500万元，增至1400万元”。
      这些仅是东三省沦陷后的部分损失。抗日战争期间，四行各方面财力、物力和人员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且巨。据英国麦迪逊的估算，1929年中国GDP为379.5亿元（1990年盖-凯美元），1950年为335.5亿元，减少11.6%。同一时期，世界GDP从3696.2亿元增加到5372.3亿元，增加45.4%。中国GDP在世界中占的份额，从10.3%降到6.25%，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按人均计算，中国从779美元减至614美元，减少21.2%；世界从1806美元增加到2138美元，增加18.4%。1931—1949年的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几代人辛苦建设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中国的财富损失，加上战争消耗，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战争打断，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
      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打内战，同样严重影响金融业的正常运行。如中国银行在1948年裁撤了不少机构，到1948年6月底，国内外分支总计203处，国内计186处，较1947年底减少12处。在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非常战争损失、战争损失摊销都被列入其中。“金融事业与国内外经济环境，息息相通，世界大战结束虽逾二年，而和平康乐之境，犹待创造。各国经济情况除极少数国家外，大率生产萎缩，物价上涨，贸易失其平衡，民生仍虞匮乏。”这是对战争影响金融运行环境的最好描述。
      第三，“金饭碗”日益褪色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对四行进行“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管理。
      首先，军费开支过大，银行无限制为国库垫款，严重削弱了银行支持生产建设的能力。
      1933年，国民政府全年收入68000余万元，而支出则高达82890余万元，每年不足之数，恒在14000余万元，而军费开支，居其大半。“每年发行公债之数，除1932年外，常在票额一二万万元；1933年亦发行12400万元，社会仅有之资金，悉为厚利公债所吸收；而人人叹息痛恨于建设生产资金之缺乏。无生产资金，何以求生产之改良增进而得贸易之平衡？无经济建设，何以裕人之购买力而促物价之提高？”“补救之策，唯有政府切实大减军费，屏除不急之支出；减少公债发行，增加生产建设资金；金融界应减轻利率，低减成本，谋实力之蓄积，为不时之准备。”但让南京国民政府削减军费，无异于与虎谋皮。
      财权包括财政与金融，而要维持困难重重的财政，非依赖金融不可。国民政府对金融的依赖一是发行公债，二是直接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财政部为方便借款，在央行开立特记户，1936年12月支款115247元，1937年3月支款80000元。又如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的私人金库，蒋除了下手谕向中央银行取款外，便是直接打电报向农民银行要钱，单是1935—1936年间支用的款项就达1亿元。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费基本上依靠所谓“银行垫款”，岁入的75%来自银行垫款，仅15%来自租税。
      大量的垫款，严重削弱了银行支持生产建设的能力，也削弱了银行自身的金融服务能力。银行的存款，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外债”，储户将钱款存入银行，是希望有所回报。而银行则通过放款，收取高于存款的利息，从而维系自身各方面运作，包括支付行员的人力资源费用。银行存款犹如下蛋的“鸡”，如果这些“蛋鸡”被“宰杀”，意味着银行的“蛋”会越来越少，经营也越来越困难，甚至迫使银行为了保值增值而从事投机行业。这种现象在民国金融业中经常可见。
      其次，大量发行纸币，加剧通货膨胀，导致四行人员收入购买力下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发行权主要归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上农民），原来的八家民族资本银行（通商、四明、中实、中南、盐业、农工、农商、浙兴）的发行权被剥夺了。各行的发行额迅速扩大，从1934年底到1936年底，中央银行发行增加四倍，中国银行增加1.8倍，交通银行增加2.7倍。到了1942年7月，集中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央行的垄断地位更强了。由央行一家发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央行本应担负起稳定币值、合理供应货币的任务，但因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还坚持打内战，财政收支无法平衡，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从1937年7月算起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止，货币共增发了1445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36万亿倍，如果以米价计算，则上涨47万亿倍。这一时期中国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确实可称为世界通货膨胀史上最突出的事例之一。
      不仅如此，四行还制造信用膨胀。1936年，四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额占59%，存款占59%，发行钞票占78%，纯益占44%。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在金融垄断方面增长十分迅速，不仅独占货币发行、外汇金银、经理公债，还占有绝大比重的信贷投放。就存款来讲，官僚资本银行的比重，1938年为77.9%，1940年为84.6%，1943年为90%，1946年为91.7%，1948年上半年为87.4%。放款比重，1936年为51%，到1947年6月已占93.3%。民族资本银行放款则由1936年占49%，下降到1947年6月的6.7%。存款与放款比例关系，民族资本银行放款总额小于存款总额，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银行从1939年起，即转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起，放款总额就大于存款总额，1947年6月放款总额高出存款总额46%。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降低。以大米为例，1930年南京下关商情是：高等糯米每石13.80元；黑熟米每石13.60元；洋籼每石14.00元；麻稻每石13.60元；边江籼稻每石6.00元；东河籼稻每石5.80元。米价平均每石11.00元。战前，委雇行员、茬任行员、特简任行员每月薪俸大致可购米数量分别为13.5石、17.9石、68.7石。在1946年，金融业每月平均所得可购米为24石，但到了1947年1月，金融业每月平均所得大致只能购米17.3石，较1946年平均购买力下降了28%；1947年4月，金融业每月平均所得购米量更是下降到10石。1947年4月，特简任级行员的月薪仅可购米12.6石，相当于战前月薪144元行员收入。1948年4月，相当特简任行员月薪购买力为6.04石，仅相当于战前月薪68元行员收入。到了1949年，高级行员月薪购买力才略有回升，但仍仅相当于战前中级行员购买力。我们不妨画出月薪800元职员的购买力变化条形图：
        根据以上条形图可知（抗日战争期间的购买力变化，虽无准确资料，但下滑是基本趋势），战后月薪800元职员的购买力基本呈下滑趋势，虽然在1949年前夕略有回升，其购买力仍仅相当于战前的30%弱。即银行高级行员收入购买力因通货膨胀减少了70%左右。战后四行人员的生活状况演变，与刘善长的回忆亦基本吻合：抗战胜利后，行员实行重庆时的制度，经过职工争取改善生活待遇斗争，待遇有所恢复，职工按月收入虽不如前，但年奖增为三个月薪津，还增添两个月薪津的不请假奖金，福利方面新添了医药费和子女教育费。一般职工实际收入水平一度接近战前（中上层人员收入水平较战前下降较大），但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膨胀加剧，职工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虽经多次斗争，到1948年7月只相当于1946年2月的三分之二左右，以后继续有所降低，直至上海解放。
      如果高级行员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则中级、初级行员早已陷入赤贫状态，一些中、老年职员，也都把原来的少许积蓄耗用殆尽，一般职工更是罗掘俱穷，全家每日以稀粥果腹者比比皆是。这期间，各行局甚至发表《绝食抗议宣言》表达反抗、争取生存。
        四行人员在战前被誉为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金饭碗”开始逐渐褪色，至解放战争期间，“金饭碗”日益褪色，甚至发生绝食抗争现象，不得不使人感叹：
      第一，国泰才能民安，国家强大，才能具备阻止外敌入侵，保卫本国国民过上安稳生活的能力。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国土面积达1310万平方公里，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仅有37.8万平方公里。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3%。日本为什么胆敢侵略比它大得多的中国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国力疲弱，一盘散沙。四行人员不管是捧着金饭碗还是银饭碗，山河一旦破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美好的生活环境，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第二，金融健康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提高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金融健康发展、经济持续增长是收入提高的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由工业、农业、外贸、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与提高所组成，经济增长为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实体市场和需求，健康发展的金融反过来助力工业、农业、外贸、交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了，收入分配增加，收入分配增加则税收增加。收入增加，机关、团体、企业、个人存款增加，居民储蓄意愿增强。居民储蓄意愿增强，金融存款增加，放款能力提高，金融为工业、农业、交通等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融资能力增强。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形成联动关系：经济持续增长为关键性前提，收入分配增加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逻辑性结果，金融健康发展则为国民经济发展与提高发挥了润滑剂的辅助作用。
      现代社会经济组织之下，银行事业实为一国经济状态之镜，凡发生于国民经济之一切变化迁移，无不反映于银行事业。而银行事业之任何设施措置，又无不影响于国民经济，在形式上两者殆为因果，银行事业与国民经济共其福利。
      第三，从个体层面分析，收入与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根据当时四行发布的招聘要求，大学毕业生方具备报考行员资格，中国银行招收练习生的标准即为高中毕业，可见对行员教育程度要求之高。据统计，在近代银行业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曾留学外国者48人，占43.6%，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22人，占20%，留学美国者次之，17人，占15%。宋子文、张嘉璈等民国金融界的精英，基本都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四行人员“金饭碗”虽在通货膨胀时期日益褪色，但仍高于其他工薪群体。这说明，收入与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当然，四行人员战前的优裕生活状况，亦不能排除金融垄断因素的影响。
      总之，要根本改善收入及生活状况，就需要提高企业利润率，增加供给。而利润率的提高则依赖于银行业的良性发展，银行业的发展又需要稳定的政局，持续发展的经济以及专门人才。国泰才能民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确保“镶了金边的饭碗”久不褪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研究项目“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BZS107）的结项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