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日本中央大学准研究员姚江鸿
摘要：以外媒的批评为契机，从1944年初开始，蒋介石曾打算刷新抗战七年来国民政府在行政和人事上积累的弊端，但后来由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此计划终止。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其内部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要求改革人事的革新运动。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介石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最后在时局的逼迫下，蒋不得不调整行政院以及中央党部等各机关部门人事，成为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1944年的人事调整和改革，是国民党为应对日军一号作战引发的军事以及政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体制内的自省，改革政局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战局的发展。面对1944年国民党的危机，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即以改革人事、建立战时内阁以及计划访问英美等三项措施，来分别应对国民党内呼吁刷新政治、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以及英美督促加强军事等内政和外交上的各方压力。改革的过程和决策心理，充分体现了蒋在处理政治危机中的思维特征和政治手腕。
关键词：政治改革 人事调整 一号作战 国民党 蒋介石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六年以来，依赖因循，矜持忽略，无远见无决心，以致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水生火热。”蒋在反省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自身的“无远见、无决心”。那么蒋在什么问题上的“无决心”才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退败？同时从写这篇日记算起，蒋将退败的源头追溯到了六年前，即1944年。那么1944年又发生了什么？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党因军事上的溃败而暴露了全方位的统治危机。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谢伟思在评价经历此役后的国民党政权时，认为：“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到了过去十年最虚弱无力的地步。”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同时也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国民党顺应时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作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人事方面的调整。然而由于蒋介石没有改革的决心，导致这又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蒋的自我反省——“无决心”也就在此。
在谈到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改革时，邹谠先生认为：“蒋介石的细微行动和合理的战略选择本可以改变中国政治的宏观历史格局……如果蒋作出完全不同的决策，结果将完全不同。”然而蒋为什么不下决心实施改革？从他个人来讲，其原因何在？历史研究的核心主体是人，任何时候对历史人物的人心和人性的“揭露”永远都不会过时。鉴于此，本文以日军发起一号作战为背景，以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以及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人员的日记为基础，从战局与政局互动的角度，着重探讨国民党实施改革的原因、动力以及内部决策经过，并以此管窥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人事关系，以及蒋介石在用人和处理战略危机时的一些思维特征，揭示蒋为何没能下决心实施彻底的改革。
事实上，针对此次外国媒体的批评，国民党高层官员在反省和检讨的同时，其内部也有过分歧和争论，在宣传上主要表现为保守和开放之分。中央宣传部认为，应加强舆论管控，严格控制外籍记者，加强新闻审查，避免不利的新闻出现在国内和国际。但宣传部长梁寒操却私下认为：“外人批评吾人弱点，吾人何尝不知，但本部迭次表示，希望中央开放一部分言论，有弱点自己攻击，始得改善，不必如今日一切不暴露，弱点即无由改。某次报端公布交通部职员舞弊消息，何总长即大怿，认为系暴露弱点，影响国家，但如此不公开必使坏者益坏，一般人所共睹，真所以影响团结抗战也。”这种国民党高层内部关于改革的分歧与争论伴随着整个1944年的改革历程。
对于国民党的人事问题，陈布雷很早就认识到：“人事之牵制，人材之缺乏，均属抗战期中之阻碍也。”而且在国民党统治的治理问题上，蒋介石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健全一般政治机构，推进一切政治事业，就应认清建设之本在‘人’，故应以‘人事’为先。” 因此，日军发起进攻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就不断有调整人事的传言。而此时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借着这个时机，众人均以为会有人事的改革和调整，并从各种渠道来打探消息。1944年4月25日，陈布雷就问同在侍从室工作而作为蒋介石重要幕僚的唐纵，此次全会蒋介石是否有调整人事的可能。唐纵在其日记中记道：
“布雷先生问我，此次准备召集之十二中全会，总裁之意向如何？我答曰，时局如此严重，总裁召集各中委，应有所指示，对于政治与重要人事方向或有所改革，以餍服人心。芷町云，恐不可能，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我曰，孔在抗战期间，不会有何变动，且以夫人之关系，时机亦未成熟。苟能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县议会选举，总裁对于事权放松，如此亦可平抑人心。”
芷町即陈方，时任侍从室四处主任，也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身处核心机要的蒋介石身边幕僚人员，大多希望在此次全会上实行改革，以平民怨而服人心。对于如何改革，众人也有讨论，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置孔祥熙的问题，众人都认为蒋介石没有决心罢免孔，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宋美龄。时隔几天，4月28日，学术界也传出了国民政府人事调动的传言。当时西南联大教授郑天挺记载道：“月涵、今甫、枚荪，谈及政局，孟邻师以为孔必不动，而宪政实施或提早，枚荪意同。余疑财政部长必不动，而副院长或易王亮畴，或易朱骝先。外间盛传孔必去，恐不然……外有传宋者，疑未必然，师亦韪之。”月涵即梅贻琦，今甫即杨政声，枚荪即周炳琳，三人均为西南联大教授。几人谈起人事调整时，蒋梦麟也认为孔祥熙不会动，并得到众人同意。因此在时人看来，在人事改革的问题上，孔祥熙是一个关键的被“改革”人物。但了解蒋介石的人基本都认为，孔祥熙的位置不会动。
5月中旬，河南基本沦陷后，国民党准备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对于此次会议，国民党内各派系都希望蒋介石能稍作改革。当时唐纵与国民党内CC系以及黄埔系主要分子徐恩曾、潘公展、程天放、张道藩、余井塘、康泽等人谈论时局时，“大家都痛恨党无能，希望此次全会有些成就”。康泽则对国民党组织无法开展颇为痛愤，甚至希望总裁对于领导方式有所改革，潘公展并提出黄埔系与CC系合作。在国民党内CC系与黄埔系本是两大对立的派系，而在时局的逼迫下，双方在改革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并提出合作。此时，作为CC系领袖、保守派代表的陈果夫也致电蒋介石，谓：“党政人事此次全会似应略有变动，使各方面增加新的希望，以平沉闷愤慨之气。”作为国民党内的另一大派系，政学系也在此关键时期聚会，讨论人事改革问题，熊式辉记载道：
“赴张治中寓晚餐，到有张群、王世杰共商时事，未得结论。张治中主张商拟政府改组名单送呈总裁参考，张群等不赞成，余则同意之，曰不妨一试，卒未通过。张群主张从改正领袖作风始，王世杰主张改制度，张治中又言改正党的作法，余同意王之主张从改制度入手，以影响领袖作风，变更党的作法，所见不同，各未相强而罢。”
熊式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均为政学系代表，熊的记载表明就如何改革，国民党内存在分歧，一些主张从“人”入手，即寄希望于蒋介石，一些主张从制度入手，以制度来规范人。就讨论的结果来看，总之有争论，但没有结论。如此看来，在国民党内无论是政学系、黄埔系还是CC系，在时局不断恶化的环境下，对是否改革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5月20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开会期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再次对人事的调整作出预测。郑天挺25日记载道：“雪屏言闻之《中央日报》，孔将改行政院长，王世杰任副院长，张公权任财政，孟邻师任教育，立夫改内政。孔改院长，盖夺其权……”雪屏即陈雪萍，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听闻相关人事调整消息后，郑天挺认为孔为院长，实明升暗降之策。实际上，孔祥煕的去留，成为知识界关注政府改革的焦点之一。
会议期间，司法院院长于右任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因不满孔祥熙而愤怒地提出辞职。对此，孔祥熙似乎也感到了各方的压力，于是故作姿态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知道外间要求改革的呼声，以及各界对孔祥熙的不满。他曾问陈布雷外间舆论对孔的态度如何，陈布雷说普遍批评。但蒋认为现在没有适当的人选可以代替孔，不希望此时孔祥熙去职，因此要陈布雷对其挽留。孔接受了挽留，但要求蒋介石作一书面挽留。陈布雷记载道：“孔先生愿得一书面慰留，其实何必！”孔祥熙的意图在于推卸责任和缓解自身所受的压力，即继续任职不是出自其本意，于此可见孔的为官和为人之道。对于改革问题，蒋认为：“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顾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对此，陈布雷认为蒋没有彻底改革的决心。虽然众人认为蒋没有改革的决心，但蒋此时早已在考虑人事调动问题了，他在1944年5月的计划中写道：“甲，组织部、海外部之人选。乙，监察院、行政院长之人选。丙，财政、军政、外交、内政各部是否调换。丁，物资部应否设立。”
5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除通过了几项管制物价和改进出版检查制度的法案之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和期待的人事问题上，也仅批准了原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辞职，而改由陈果夫担任。因此，政治改革和革新无从谈起。对于这个结果，时人大失所望。郑天挺认为：“国人渴望之人事整肃，竟无消息，惟以陈果夫易朱家骅而已，此何故耶？”陈克文则认为此次大会开得毫无意义，“结果似乎只为换掉一个组织部长，并无若何重要议案……会议直接间接耗费数千万，实在得不偿失。并且豫西战事着着失利，洛阳已于全会开会中失守。现在湘省战事又起，大家还在这里讨论许多无关重要的问题”。而当时任职于西南联大的丁世铮则谈道：“十二中全会于政治无所更张，人心大失。往时谈军事多归罪于何，谈财政多归罪于孔。今日多进一步以责极峰者，甚者有谓改弦之后必胜于此。又其甚者，乃主仿日本‘二二六事件’以行诛戮者。”由于政治无所革新，人们开始把怨恨和责任从何应钦以及孔祥熙的身上，直接归结到蒋介石身上。并有人主张效法日本“二二六事件”发动军事政变，以推进改革。
6月，日军开始进攻长沙后，时局日趋严重，当时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国民政府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不断有人建议蒋介石着手改革。6月5日，傅斯年就改革和人事问题上书蒋介石，直言不讳地称：
“今孔副院长既继续负行政之重责，又把握财政经济金融之全权……大凡机构之改革，每与人事之改革同办，方可生效……敢望钧座随时留神，万一进行鲜效，则改弦更张，似乎宜早不宜迟，人事革新必可振作，有补于大政。若待失败之形毕露，有不可挽救者矣。”
在傅斯年看来，改革是目前最紧迫之事情，改革的关键在人事的调整。然而此时，蒋介石仍没有改革的决心，对于傅的建议，蒋也置之不理。对于人事改革问题，陈诚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努力与积极改革现状，为目前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之不二法门……委座此时须表示态度与决心，并令各单位限期拟定具体计划与改进方案。”作为“心腹之臣”的陈诚，看出了蒋没有改革的决心。针对外界关于人事调整及相关改革问题的传言，为安抚各方情绪并团结党政高级干部，蒋介石于6月25日召集陈布雷、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治中、林蔚等午餐，并训诫他们道：“从今以后，宜注意‘组织第一’，其意殆谓人事第一。而人事之和谐、协作、配合尤其重要也。”
7月，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社会各界呼吁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7月2日，在纪念抗战爆发七周年之际，中共鉴于形势严重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改革。在大后方成都，以民盟为主的第三势力则在李璜、张澜等人的领导下，提出了对国是的十项主张，要求刷新政治，改革各级民意机构，并赋予其实际的权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数次建议蒋介石进行民主改革。同时，关注中国局势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数次致电蒋介石，表示期待蒋的民主改革方案。在内外各种压力下，国民党高层开始酝酿改革。7月25日，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与王世杰等人开始商量政治改革的事情。王世杰记载道：“熊天翼来谈政治计划委员会事，并谈政府革新方案。彼觉行政院有及早改组之必要；予谓改组时必须以见解相似、能充分通力合作之人组织，否则不生效果。予询以孙哲生能否任行政院院长，彼谓能胜任。”他们二人都觉得行政院有改组之必要，且均认为孙科适合做行政院长。
7月29日，熊式辉等人赴蒋介石官邸晚餐，蒋问熊对时局的看法。熊顺势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建议，其谓：“今日内政外交，未可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态度不求改革。军事一误再误，至有今日之腐败，宜即从人事上调整……今日之势非改弦更张不可。”或许是王、熊二人的建议起了作用，又或许是时局更加严峻——此时日军正在猛攻衡阳，国民党军已经快招架不住，而美国、中共以及社会各界也不断给蒋施加压力。至8月2日，蒋介石主动询问王世杰关于行政院改组的事宜。王世杰借机向蒋进言道，政府需要比较彻底的改组，“改组后之行政院宜由同一见解之人组成，如此方有鲜明色彩，方能号召”，并建议由孙科担任院长，要蒋介石不必有什么顾虑。王世杰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来“渡过目前对苏、对美、对共之诸种困难”。对于王的建议，或许是不喜欢孙科的缘故，蒋介石没有作任何表示。
此时，蒋还在观望。
“事务改革必以人事改革为之本，而人事改革有迫不容缓者。综览今年内外之局势，必与倭贼争取时间，必与共党争取时间，甚且必与盟邦之军事进展争取时间。今日而言改革，其主动仍操之自我。若形势更有演变，改革为势所必至，而主动不操之于我，则其不利大矣。若钧座于此时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澈革随之……在外则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在内则民众于焉兴奋，‘麻痹’因以革除，大政维新，所以转今日之危机，奠千年之伟业。”
傅斯年的这份上书表明在抗战末期时局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国民党要做的是与日本争时间，与中共争时间，更与盟军争取时间，在抗战胜利之前赢得一个好的局面，占据政治和军事的优势。因此，政治改革也就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对于傅斯年的建议，蒋将其转给下属传阅，但最后还是将其搁置，没有实际的改革行动。
9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集主要党政干部讨论时局。熊式辉会上提出了革新政治的建议，并认为改革政治的关键在于人事的改革，建议改组行政院。蒋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人才，并在此时问熊，改组的话何人可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熊式辉回答不妨以孙科试试。对此，蒋回答了三个字：“不易使。”至此，蒋终于透漏了他不愿改革人事的主要原因，即国民党内没有既听使唤又有能力的合适人才。但这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蒋已经开始考虑改组政府的事情了。此后不久，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并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9月24日，国民党内一些相对温和派如冯玉祥、邵力子、覃振等人与民盟举行座谈会，也要求改革，并认为：“今天如再没有很新的改革，亡国之痛，就在眼前。”
10月，日军继续进犯广西，时局更加恶化。此时中共已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要求与国民党共享政权，美国则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进而逼蒋交出军权，各地方实力派也借着国民党的军事危机而发生动摇，密谋反蒋，企图另立中央政府。国民党内外处境堪忧，所受的压力达到顶点。为应付时局与舆论，国民党内不断有人要求进行改革。对于国民党此时所受压力与改革的必要性，徐永昌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总结：
“日来此间谣言百出，或判断敌人计日可到重庆，或谓滇省已大事疏散，李济深领导桂军独立云云。……近来由于舆论之恶孔及军事责何之日甚，更有讥骂二陈者，外报因亦有必去孔、何、二陈中国乃能言改革之言论，日来议者以为蒋先生如不能去诸子，其自身亦不能见谅于国人……林祖涵提案已不感兴趣，必须改组联合政府及统帅部，此实为弱干动本之谋……蒋先生与史迪威之间几将近于决裂……蒋先生为人不猛，恶恶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犹得几分忠于谋国，近尤积极，在领袖中可称上中。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国事似非绝望也。”
徐永昌这段反思与总结，将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来国民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汇总，同时将改革与时局以及国民党在军事、内政与外交等各方面所受的压力联系起来，在肯定了蒋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同时，也对其不肯下决心改革人事，尤其是不能撤换孔祥熙以及何应钦等人而颇有责备。国民党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被徐永昌这种军方高层所洞悉，即使是在中下级军官里面，也普遍抱有这种认识。服务于胡宗南麾下的梁干乔、周天僇、蒋朝雄等人当时就认为：“人说河南政治不好，但此情形，一样在湖南表现出来，而将来或者演在湖南、河南之样子，重演于陕、甘、四川。因此如用小办法不易改革，必须大改革，方能挽回目前之颓势。”冯玉祥此时也上书蒋介石说：“到了今天，若不确实改革，怕还有比河南、湖南更坏的一天。”看来以政治改革来挽救时局，是国民党内许多人的共识。
日军开始进攻桂柳后，时局恶化到极点。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改革并调整人事，以平民愤，他首先考虑的即为撤换孔祥熙。10月29日，他致电孔谓：“最近内外形势与行政本身工作，皆应有调整之必要，兄如在美，必须乘时入院割治，不能即时回国，则对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暂时辞卸俾得专心疗疾。”于是，以治病为名，蒋介石要求孔祥熙辞掉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孔早在6月已经赴美担任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但在国内的职务仍然保留。因此，如何安置孔，是个让蒋头疼的问题。王子壮就认为：“闻刷新政治问题亦似有所拟议，而迄未见诸实行者，当有综错之困难，如何安置孔氏即为一费考量之问题。但如此优柔，则人心必有涣散之虞，关系国家前途至巨也。”王的这个评价，对蒋介石的性格来讲，可谓一语中的。
另一方面，另一位同孔祥熙一样饱受诟病的何应钦，在看清政治形势并了解蒋介石的态度后，于11月3日主动提出辞职，表示不愿再担任军政部长一职，并提出由陈诚、熊式辉、张治中等人担任。他建议蒋，如果这几位另有重用的话，就由军政部次长钱大钧担任。11月11日，由于桂林和柳州的失陷，日军基本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所受的压力空前。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终于决心改革。他认为：“桂柳既陷，军事挫失之限度，至此已达极点乎。此后对于军事、政治应有重起炉炊，彻底改革之决心，速求实行为要。”至此，随着时局的发展，在各方的压力和推动下，蒋介石终于决心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和人事调整。
在蒋的首肯下，国民党于11月20日召开第二七○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议分别决定：选任宋子文、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委员，周钟岳为考试院副院长，陈立夫为组织部长，王世杰为宣传部长，梁寒操为海外部长。同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四一九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决定：陈诚为军政部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张厉生为内政部长，同时批准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长，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决定由宋子文为代理行政院长。与此同时，鉴于兵役问题腐败严重，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增设兵役部，掌管全国兵役事宜。12月，在人事问题上，又陆续任命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秦德纯为兵役部次长，林蔚、俞大维为军政部次长。至此，国民党的政治改革及人事调整暂时告一段落。此外，为应对来自中共和民盟等呼吁民主改革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准备在行政院下设置一个战时内阁性的机构，其人数为七到九人，作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构，中共及其他党派领导人亦可参加。同时中共亦可派人参加军事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共以及美国三方面派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商量中共军队的整编和武器分配问题。
对于政治改革问题，尤其是设置战时内阁以及让中共和各党派参加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问题，蒋的考虑一直持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结束。1945年初，蒋介石命陈布雷和王世杰等人研究设立战时行政会议之事，这个战时行政会议就是上述战时内阁的具体化机构。1月6日，陈布雷记载道：“将雪艇所拟之战时行政会议条例草案加以研究……十二时前亮公来访，又与研究战时行政会议之件，其见解与季陶略同。委座今日约五院院长及稚、楚、铁、果、雪，谈党国要计，决定三月间开六次代表大会，十一月开国民大会。战时行政会议，或增置政务委员，交哲、亮、雪三人研究。” 从陈布雷这个记载来看，蒋介石是准备实行战时内阁的，这个内阁将囊括中共以及民盟等民主党派，并且这个决议已经进入准备实施的阶段。但由于后来国共谈判破裂，联合政府的口号有着更为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因此无论中共还是第三势力对国民党的战时内阁都不太感兴趣。而且随着日军攻势的停止，国民党危机暂时得以解除，这项改革的方案最后遂归作罢。
俞鸿钧为专业型官僚，由其代替孔出掌财政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舆论压力。鹿钟麟以及秦德纯均为地方派系的军人，起用他们二人则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抚地方实力派。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外间的评论基本还是给予了肯定。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评说：“这一番的人事调整，其中心在行政院的人事调整，是院长副院长以下的局部改组。战时要政在军事与财政，……尔今实行，颇饶新气味。”“新气味”，至少是一个正面而积极的评价。《时与潮》则评论道：“抗战七年余，中央的人事变动简直很少……但国家现局已进入胜利前的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一切抗战大计需要推进，行政效率需要提高，中枢遂有这一次的变动与调整。因为穷则变，变则通，在变之中是意味着改革与进步。”
在国外，美国舆论与官方均对此次改革持肯定的态度。美方官员认为“此乃改善中国作战努力之主要步骤，消息灵通人士亦盼此次改组不仅改变中国人民本身之情绪，且可使盟国之观感为之一新，尤以美国为最”。《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蒋委员长于其行政机构中注入新血液，实令人倍觉欣慰”。因此陈克文认为：“这一次的改动，很明显受了美国的影响。孔庸之和两陈的势力都全部或一部逐出政府了。他们都是美国方面不喜欢的人。”在国民党内部，当时掌管情报工作的唐纵，也对王世杰说：“人事改革案外间反响尚好。”作为党外人士的傅斯年则认为此次改革，虽曰局部，但多少含有全局之意义，起到了慰人心，振士气，消反对之力量，杜恶意之口实的效果。时任驻苏大使傅秉常认为：“此为抗战以来最大更动，苟侍从室方面不再如从前之集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则我国前途深堪庆慰者也。”傅在肯定此次改革的同时，认为以蒋介石为绝对中心，行政院是“宫外”，而侍从室则是“宫内”，侍从室集权也是国民党的一大弊端之一。但此次只改革了行政院而没有改革侍从室，颇为遗憾。时为驻英国大使的顾维钧认为：“11月底的政府改组，有利于扭转世界对我们的印象……这次改组表明，委员长希望把权力交给政界的开明分子和比较年轻的人。”
综上所述，英美舆论以及国民党内部，对此次改革大体持肯定态度。然而作为政治对手，中共的评价自然不会太高。毛泽东曾评价道：“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对于此次改革的原因，国民党认为是：“中枢为加强政治效率，增进抗战力量，推进今后应兴应革之计划起见，特就中央党政军机关人事加以调整。”所谓加强政治效率，意味着国民党行政效率的低下；增强抗战力量，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在此期间国民党力量的衰弱。事实上，日军一号作战开始后，为缓解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压力，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他改组了行政院，撤换了孔祥熙与何应钦，起用了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等一批人为行政官员，以此来缓解党内以及社会舆论的不满。面对中共以及民盟等呼吁改革的压力，蒋介石则打出了“战时内阁”这张牌，企图以成立“战时内阁”的方式，来回应中共和第三势力民主体制改革以及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面对外部压力，蒋则计划亲自出访英美等国，以此缓和与同盟国的关系。在危机面前，蒋在处理各方压力以挽救政治危局中所体现的政治手腕，在国民党内确实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王世杰对此就曾感叹道：“中枢执政诸人中，自蒋先生以外，并无任何人有政治家的表现。”
这场改革本身既含有国民党自我变革和调适的成分，也带有蒋介石应对危机的“权术”烙印。改革本身是由国民党面对的危机和压力所推动，然而改革的力度完全滞后于时局的发展以及国内政治局面的演变。因此如王芸生等很多人认为改革不彻底。傅斯年看到改革的结果后，立马上书蒋介石说：“更期待续有改革，其情之殷切转甚于前。”当时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民盟成员范朴斋就认为：“湘桂敌均西进，其意难测，中枢小变即可御敌邪。”然而改革后不久，日军就停止了攻势，国民党的危机随之解除，这场改革便失去了达到彻底的动力，最终没有改变国民党统治衰弱的事实，也没有改变国共力量的发展方向。1944年在延安做过联络参谋的徐复观曾说：“从延安回来后……在和朋友聊天中，我常说政府和国民党不彻底改弦易辙，中共便会全面夺取政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由于战时国民党统治的各种弊端积重难返，再加上蒋介石没有彻底的改革决心，因此，1944年徐复观的这个判断，必然会应验。
关于改革不能继续的原因，曾在侍从室服务的徐复观曾总结道：
“国民党早变成为由传统知识分子所集结的一个在社会不生根的党……这在与中共斗争中，绝不是中共的敌手……蒋公表现赞成而不肯下决心，这是形势及他所负的责任，不能不使他更侧重到现实问题上面。抗战胜利，较我们预期为早地到来，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多，而国民党员抑压了八年的人欲，更随胜利而横决出来，想维持重庆时期的一点战时精神也不可能，还谈甚么改革。”
从徐复观的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没有彻底改革的决心，是国民党不能深入改革以挽救败亡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当时蒋介石身边的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都认为蒋没有彻底改革的决心。由此，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1949年，蒋在反思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原因时，将其主要归结于1944年自己没有改革的决心。蒋的自我剖析，确实符合实际。关于蒋介石缺乏改革的决心，身为“近臣”的张治中也认为：“钧座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还，即渐有保守倾向，以至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钧座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故本党革命政策，始终不能表现于政治现实。”“因循不决”，很符合蒋的性格特征。同样长期服务于蒋的唐纵则以为：“委员长近年来的政治精神，都是如此。一方面励精图治，要求改进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蒋为何没有改革的决心？张治中认为是蒋的思想趋于保守，徐复观则认为是蒋介石因为更加注重“现实问题”而不能下决心改革，然而对于这个现实问题，徐并没有明说。笔者以为，其答案还得从国民党本身来找，更得从蒋介石自身来找。从1944年国民党的改革以及蒋介石的决策经过和心路历程来看，蒋介石的顾虑涉及多方面。其中在外部须考虑中共分享政权的政治压力、英美的外交压力以及日军的军事压力，而内部又须面对党内多重派系的平衡和斗争等策略压力。因此，在时局错综复杂的1944年，蒋介石必须在军事、政治、外交、内政等多重变奏中来考虑改革问题。以用人言之，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人才缺乏，另一方面蒋对用人的标准又限制太多，如孙科之“不易使”，孔祥熙、何应钦的“不能用”等等。关于蒋的用人顾虑，熊式辉曾与蒋有过如下一段交谈：
“总裁召晚餐谈话如次：总裁询内政部长何人为宜？谓陈仪为浙人，行政院部长浙人太多，不宜。余曰以陈果夫调铨叙部、贾景德调内政部如何？总裁曰不宜，以李培基如何？否则以李调甘肃省主席，以谷正伦长内政部，以蒋司令长官为豫省主席，惟社会部谷正纲宜另调任，不宜兄弟二人同在行政院任部长。又内政部次长以何人为宜？余曰：宜以一较长有学识，一较有经验者充之。总裁云：以赣民政厅长及君前所举荐之张国焘二人任之如何？”
蒋、熊的这段对话深刻地反映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在用人方面的一些思维特征，即顾虑到部门、地域、派系甚至是家族等多方面，而蒋能决心起用从中共叛逃的张国焘，表明在国民党内，蒋思考问题的角度确实要比其他人更广一些。对于蒋的用人方式，作为蒋的嫡系的陈诚曾对胡宗南说：“左右用人应多注意，如委座用林蔚文、陈布雷等总不会坏事。左右用人要稳重些、老练些，听说有气焰万丈者，此应更换。”也就是说，在用人方面蒋介石及其部下讲究守成，即“不坏事”，而不是进取和开拓。然而在1944年战局和时局均危急且错综复杂的当头，这些顾虑只会更加加剧党内的不团结和妨碍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相反，蒋更应采取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因此，蒋这种自缚手脚的方式和性格特征决定了蒋不能下决心改革，也决定了国民党的改革不可能彻底。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改革研究”前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