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地处中国边陲的香港地位凸显，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之一。既往研究多聚焦于香港在抗战中承担的各种使命：物资输华的交通命脉、战争难民的避居之地、情报人员的秘密战场。而香港在抗战中特殊角色的形成，除地缘之外，也与活动其间的国共两党密切相关。
关于战时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工作，有学者持积极评价。杨建成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因地制宜调整海外党务区域”，“改组后的港澳总支部，工作进行甚为活跃”。李盈慧认为，港澳总支部虽面临各种势力竞争，但“党务发展神速”。也有学者对其进行批评，金以林认为，港澳总支部成立后“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实际效果往往事与愿违”。至于战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除莫世祥对全面抗战初期香港中共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作过简要讨论之外，学界研究一般只涉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抗日救亡活动。以比较视野对香港国共两党的组织工作进行考察，似未有见。金以林在对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作出检讨时提出：“国民党在香港地区的党务活动所遇到的诸如经费、人员等困难，共产党也同样存在，甚至比执政的国民党更难。但共产党在战时香港的党务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国共两党的这一对比，充分说明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出于自身的组织建设，这一点是它根本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
全面抗战爆发到香港沦陷前，国共两党在香港开展组织工作的实体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以下简称“港澳总支部”）和中国共产党香港市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市委”）。组织效能的优劣，往往只有通过比较才得以呈现。先行研究为本文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香港的组织工作如何展开？组织结构有何差异？两党在香港不同的定位对各自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国民党在内地执政的优势能否惠及香港党务？本文拟以国共两党档案为基础，将港澳总支部和香港市委置于全面抗战这段特殊的历史中去呈现彼此发展的差异，这可以为深化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认识提供参考，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呈现抗战这段香港与国家共有的历史。
（一）战前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与活动
国民党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直接策划的10次南方武装起义，有6次以香港为基地。国民革命前后，港英政府对国民党抱有较深的敌意。针对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认为，罢工结果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幸”，其原因不在于工人获胜或是资本家失败，而在于港英政府的让步完全是因为罢工是由国民党组织和操控的。将来国民党可能还会运用同样手段，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更直接且更具政治色彩。1925年，国民党成立港澳总支部，推动革命运动在香港发展，彼时港澳总支部属国民党海外部管辖，但据1926年10月海外部报告，港澳总支部已告解散。
1932年底，国民党鉴于港澳两地的重要性，决定将两处党部改为直属支部，并于1933年5月着手筹备。1934年，中国国民党驻香港直属支部（以下简称“直属支部”）正式成立，由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选派特派员主持。如此一来，在组织架构上香港党务直属中央掌控，理论上有利国民党在当地发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民政府诸多部门皆有涉港事务，其中某些部门特设驻港机构或选派驻港人员。香港国民党党组织与国民政府驻港各部门本应当有所统筹、相互促进，但实际上两者却各行其事。同时，由于香港法律限制，国民党不能公开活动，这对于1927年以后成为全国性执政党的国民党而言，处境尴尬。此外，香港国民党党组织内部职责界限不甚明晰。例如，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在香港的宣传工作并非由直属支部负责，而是由蒋介石的代表陈其尤指导中央社香港分社等宣传机关开展。
两广事变前夕，国民党情报系统进入香港。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华南区办事处在香港成立，王华生担任指导员，办事处设有无线电台和两名报务员，负责南京和香港之间的通讯联系。此外，蒋介石还曾安排李新俊、唐霍文等在香港搜集两广情报。不过，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发展仍然乏善可陈，香港直属支部“经费不敷，形同搁浅”。
（二）中共香港党组织的恢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在香港设立组织、开展活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香港迅速发展，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在华南生存环境日益严峻。1932年12月，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1月，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负责领导华南和香港的党组织。1934年3月，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此时，香港设有7个支部，有党员26名。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中共在华南和香港的组织一度有所恢复。至1934年秋，香港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本地设有油厂、印务、电报等11个支部，有党员40余人，此外还负责管理北江、广州、惠阳、汕头的党组织。然而，1934年9月，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郑怀昌、陈光、林德隆等先后被捕，书记郑怀昌被杀害。
此后，中共在华南和香港的活动一度陷于停顿，不过，一些与组织失联的党员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工作。公开注册的海员团体“余闲乐社”成为一些党员的活动据点，后来发展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1935年7月，曾发起福建事变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抗日反蒋领袖汇聚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一二·九”运动之后，香港群众运动日渐高涨，一些左翼进步青年加入该同盟主持下的《大众报》读者会，并将其改造成香港抗日救国会，但在港英政府的打压下该组织很快瓦解。
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获悉两广地区情况，基于各地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决定不受地区限制，委派河北省委委员薛尚实到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工作。薛赴港后，与当地的一些党员取得了联系。他返回天津汇报工作时，正值刘少奇赴津主持北方局，刘少奇决定再次委派薛尚实南下，向两广实力派人物传达中共的意见，相机在南方建立党组织。薛尚实第二次赴港后，借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大力发展党员，并于1936年9月经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临委”），负责两广及港澳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南临委成立后一度与北方局失联，后通过潘汉年与延安取得联系。1936年12月，南临委设立中共香港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市工委”），下辖文化、学生、妇女和工人4个支部，并另设一个海员支部。海员支部随即改组为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员工委”），由南临委直接领导，香港地区的党组织正式恢复。
简言之，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虽建立了直属中央的香港支部，但并未积极进行组织建设。中共在香港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虽然党组织屡遭破坏，甚至一度陷于停顿，但部分党员仍在活动，而北方局因应形势，及时派员重建香港党组织。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已经恢复了香港地区的党组织。至1939年国民党重整香港党务前，仅就组织实力和发展速度而言，来自中国内地的诸多政治力量，几乎没有可与中共颉颃者。
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中央和全局层面，香港是对外联络的渠道和物资援助的通道。这一层面的工作由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统筹，廖承志亦代表中央对整个香港工作的大政方针负总责。香港“八办”是周恩来征得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同意设立的，可以看作延安在香港的代表机构，主要承担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持、处理捐款物资、联系华侨等工作。第二，在华南工作层面，香港是华南党组织特殊的“后方”。香港地理上处华南之中，又在英国治下，广东局势如有变化，华南党组织可徙转香港，华南开辟根据地，香港又输出党员和干部，成为华南工作的后援基地。第三，在香港本地层面，此处是中共发展组织、培养干部、动员群众的基地，香港党组织为中央和华南提供“在地”支援。表1是香港党组织自1936年底恢复后至1942年初香港市委撤销前的沿革情况。
曾先后担任香港市工委、香港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于1939年底赴延安后，向中央详细介绍了1936年底香港市工委成立三年里党在香港的组织发展状况。在他的谈话记录和书面报告中，尽管有不同表述，但基本上将党在香港的组织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香港党组织的重新建立时期”（从1936年9月南临委成立到1937年底）；“香港党组织的发展时期”（从1938年1月到同年10月广东沦陷）；“香港向内地输送干部及党员时期”（从广东沦陷到1939年七八月）；“香港党组织工作的巩固时期”（1939年七八月以后）。以下按照这一分期论述中共在香港组织工作的发展历程。
吴有恒将香港党组织重新建立时期的下限划到1937年底是有一定道理的。香港市工委虽然在1936年12月已经建立，但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干部变动频繁，组织工作未能全面展开。1937年1月，首任香港市工委书记姚铎上任未满一个月即调至南临委，至同年四五月间，香港党组织发展到70人左右，在印刷工人、机器工人中建立了支部，海员支部发展到10余人。1937年5月以后，由于南临委将吴有恒调至中共广州市委，香港市工委书记先后由李士洋和李游子担任。李士洋时年不到20岁，只在学生支部做过书记，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且之前从未到过香港。李游子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但曾数次脱离组织，且曾参加国民党，岳父是港英政府的警探，社会关系极为复杂。
吴有恒在报告中描述了此时香港党组织的困境：“这时候党的组织生活是非常涣散的，在整个市工委领导之下的关系已经是象〔像〕上面所说的只剩下不到三十个党员了，而这些党员中仍能继续开小组会的只有文化界方面，由连贯同志参加的一个四个人的工〔支〕部，妇女支部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人去接过头，结果只剩下一个人了，学生支部只剩下两个人……象〔像〕这样的组织当然不能应付当时‘七·七’抗战后在香港群众中激发起来的广泛的群众运动。”面对这一局面，南临委书记张文彬亲自领导香港市工委的改组工作，他将吴有恒从广州市委调回香港市工委担任书记，并于1937年12月将香港市工委改组为香港市委，提出健全组织生活、开展群众运动、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在改组过程中，香港党组织总结过去的教训，认为在组织恢复阶段，急于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往往导致忽视发展对象的个人历史，因此造成“投机分子、变节分子、自首分子等都混进来了”的局面。
1937年12月香港市委成立后，香港党组织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938年1月，香港市委提出“发展一倍党员”的口号，至同年6月，发展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此时香港市委已有党员500余人，海员工委有党员六七十人，其中90%是工人。1938年6月以后，发展工作进入第二阶段。针对学校和市政部门群众基础薄弱的状况，香港市委提出发展党员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和市政部门以及知识分子群体。至1938年10月，学生党员由之前的9人发展到50人，党在船坞、汽车、自来水等部门建立了支部。香港市委和海员工委的党员加起来已有670人左右。然而，此次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干部采用“突击”“竞赛”的方法，导致一些不够格的分子进入党员队伍。当党员已发展到500人时，香港市委还在提“发展一倍党员”的口号，却没有意识到无法实现。所幸，这一口号被中共广东省委及时纠正。
1938年10月广东沦陷，日军侵入华南后，香港市委撤销，改设香港、九龙两个区委，直属新设立的中共粤东南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南特委”）领导，机关驻于香港，同时负责东江地区的惠阳、东莞、宝安三县，以及中区的中山、南海、顺德和广州近郊等地党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广东沦陷后东南特委的中心工作。为因应新形势，香港党组织的工作重心由发展党员转变为向广东各根据地输送党员和干部。广东省委布置东南特委两大中心任务：“一、动员大批干部、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到惠阳、东莞、宝安、南海、顺德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输送干部党员到其他地方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为此，香港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离港参加游击队，派遣了20个工作团奔赴广东各地。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香港动员了230余名党员赴广东各根据地和游击区工作。这些党员中，知识分子和学生约占30%，其余为工人。工人中最多的是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主要赴东江地区参加曾生领导的游击队，这其中甚至包括少数打过仗的红军战士。此外，香港党组织中70%以上的干部被抽调到广东各根据地工作。
香港向内地输送党员和干部，为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这也使香港党组织本身“元气大伤”。吴有恒指出：“一个干部提拔起来刚刚弄熟手就被调走了，而这些干部是经过较长期的培养才略能称职的。在香港区动员的结果曾经使我们要提拔一个刚好略会看报纸的苦力工人来做区委的宣传部，所有比较老一点的知识分子全被动员走了。”《香港妇运报告》指出：“约有一半的女党员被动员回国了，而其中主要的活动分子则为数更大，约占全部百分之七十……工作究竟是停止了发展与部分的向后退了。”
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整理组织、加强教育的决定，香港党组织暂停向内地输送党员和干部，开始进入巩固自身的时期。香港党组织的巩固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审查党员和干部；二是开展教育工作、培养骨干；三是在组织上解散香港、九龙两个区委，重新组织香港市委。
1939年11月，香港市委复设，由杨康华担任书记，并兼管此前相对独立的海员工委、廖承志系统的文化支部以及澳门市工作委员会，香港党组织日渐充实。此时的香港市委直辖54个支部，加之海员工委和文化支部，香港党员已达631人，基本恢复至广东沦陷前的规模，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香港党组织曾就实行两级领导还是三级领导的问题反复考虑，不断调整。1938年迅速发展时期，香港市委由3个常委直接分管各支部，结果造成常委一周要参加十多个支部会议，分身乏术。后设立9个区委管理支部，但反而使香港市委的职权变得空洞，增设机关亦增加了暴露的危险。区委撤销后，香港市委将支部工作交给市委组织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管理，但这又造成了支部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界限不清、权责混淆。此后，香港市委决定实行支部指导员制度：一是明确领导支部是市委常委的责任，支部工作要直接提到常委会讨论；二是设立支部指导员，指导员可以兼任某一支部的书记，同时也是直属市委常委会管理的干部，代表香港市委联系某一个或几个支部，向下传达上级的决定，向上反映下级的意见与情况。这一制度有效地保证了香港市委对支部的直接领导。皖南事变后，随着香港党组织再次大规模发展，原先的制度已很难适应新的形势，香港市委决定再次建立区委制度，将香港、九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各分由3个区委领导，其中，香港设中环区委、东区区委和西区区委；九龙则将深水埗到佐敦一带划为一个区，九龙城到红磡一带划为一个区，尖沙咀为一个区。这些变化针对的是基层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而组织不断向下渗透和巨大的人力动员使得中共在香港扎牢根基。
香港市委的组织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党组织几乎是重新建立，党员经验有限、素质一般；组织远离中央，难以得到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华南根据地建立发展过程曲折，直接影响了党在香港的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干部流失，香港党组织既要满足华南党组织的需要，为其输送干部，又要依靠得力干部发展壮大自身组织。而香港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些矛盾中不断总结教训，摸索发展。吴有恒总结党在香港的组织工作时指出：“在三年中，党的组织曾经由仅有的几个人发展到今日的六百余人……由混乱的组织逐渐巩固起来成为今日有比较坚定的阶级立场的，有比较健全的支部组织的，有群众基础的，有忠实可靠的干部的，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党上级所给予的指示的，总之是开始走向健全的党。”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并非誉美之辞。
中共在香港迅速发展之时，国民党香港党务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未能有所进展：“自抗战军兴，敌探汉奸遍布其间，迨已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收买汉奸浪民之交易所，同时共产党亦在彼拉拢青年，鼓煽工人，几成为该党向海外发展之大本营，返顾本党，即以该地直属支部之人力未备、经费不充，欲其恢复省港大罢工前后之活跃充沛精神，加强抗战建国工作，殊非易。”后来担任港澳总支部书记长的高廷梓也感叹：“未到港以前，真不知敌伪工作之猖狂与异党声势之利〔厉〕害也。”
1939年3月，奉命视察港澳党务的罗翼群、区芳浦将香港国民党组织的困境归纳为八个字：“经费不敷、形同虚设”，国民党海外部的判断和用语也大致相同：“人力未备、经费不充。”香港直属支部的经费究竟困难到何种程度？罗翼群、区芳浦在报告中写道：“查该支部经费额每月国币七百元，嗣迭奉令节减七折复九折发给，自去年九月份起，每月仅得国币四百五十元，折合港洋仅二百余元。以之支付租项、邮电等费尚虞不足，遑论其也。”
有鉴于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地位日益重要，国民党海外部提出改进香港党务的设想，其重点在于五个方面：第一，策进商民运动。因香港连通南洋、美洲，侨商活跃，故“尽量延纳商人入党，以厚党力”。第二，加紧工人运动。香港工人约占居民总人数的60%，而港英政府对工会组织限制严格。第三，领导青年运动。香港有学校1000多所，学生总数10余万人，而共产党在学生中活动积极。第四，设立宣传机关。计划恢复《东方日报》或出版《中央日报》香港版，“藉以策动南洋、美洲各地舆论”。第五，开设书局。针对各党派在香港重视出版业、与青年学生接近的状况，“计划开设书局，以策动青年运动，并掩护党务工作”。
为此，海外部提出甲、乙两种办法改进香港党务。甲种办法即依据1925年的先例，“将香港、澳门等直属支部合并组织港澳总支部（必要时可将广州湾党务划归管辖），并仿照国内省市现行组织制度，由中央特派大员一人为主任委员，另派执行委员五人至七人，书记长一人，另设侨民指导委员会专司侨民运动，每月经费定为一万元”。乙种办法即维持原来香港直属支部的建制，由国民党中央派遣特派员和秘书各一人，每月增拨经费3000元。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对海外部所拟改进香港党务各项办法进行了讨论，对其要求向港英政府交涉承认其地位以及策动工人运动的建议颇不以为然，认为香港党务不应引起港英政府反感。秘书处提出，香港党务重点应放在三个方面：一是沟通海外侨胞之情绪，二是促进香港之文化工作，三是策动捐款等运动。至于增加经费的问题，应根据事实需要和事业开展而拟定预算。1939年3月8日，海外部、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局”）会商改进香港党务办法，最终形成《改进香港党务纲要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该案采纳之前海外部所拟办法中的甲案，建议成立港澳总支部，并拟请中央增拨经费至每月法币1万元。中常会第117次会议于3月23日审议后通过，决定成立港澳总支部，但将经费减少为每月法币5000元。5月4日，中常会第120次会议通过《驻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案》，规定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任委员7—9人组成，由主任委员（以下简称“主委”）主持会务，书记长处理日常事务。5月18日，中常会第121次会议决定任命吴铁城为港澳总支部主委，高廷梓为书记长。7月，港澳总支部在香港正式成立。
港澳总支部内设组训、宣传、总务、侨民指导委员会和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调统室”），下辖香港、九龙、澳门3个支部。1939年底，广州湾支部也划归港澳总支部管辖。因在香港不能公开活动，港澳总支部规定，对下级仍使用“总支部”的名义，对海外及上级则统一使用“西南图书印刷公司董事会”的名义。值得注意的是，港澳总支部的调统室并非从属海外部系统，而是中统局的下属机构。调统室的前身是前述1935年成立的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华南区办事处。港澳总支部成立后，华南区办事处取消，改设调统室，归属总支部建制。调统室主任陈积中于1938年7月15日抵港，在具体工作方面，他直接向中统局局长朱家骅请示。调统室设有秘密电台，并向港澳总支部下辖的各支部派遣指导员，香港指导员为赖志明，九龙指导员为胡友椿，澳门指导员为杨祺浩，广州湾指导员为王烱。1941年7月，陈积中返回重庆任职，由沈哲臣担任调统室主任。
港澳总支部隶属于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香港市委则是中共华南党组织的一部分，这是双方一个明显的区别。港澳总支部主委吴铁城于1939年11月担任海外部部长，因此，他实际上是以海外部部长的身份兼任港澳总支部主委。吴铁城对担任港澳总支部主委一职似乎并不积极，未赴港上任之前，就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表示：“香港总支部组织及人选问题，弟意俟到港后详查各方情况如何相宜，再行电商决定。昨已商承同意，复思即总支部主任委员亦请暂缓提会，候弟到达再电告办理。”吴的意思是，香港的组织与人事应等他赴港了解情况后再决定，主委一职是否亲自担任，亦要视情况而定。朱家骅则回复：“关于香港总支部组织已由海外部提出经党务委员会通过，将来倘有高见，当照提修正，并当商请树人先生照办。惟主任委员一席仍请屈就，以利工作之进行。”档案原文“屈就”两字前面本为“吾兄暂时”4字，后被删去。树人，即陈树人，时任海外部部长兼侨委会主委。
可以推断，国民党在着手改组港澳党务时，已有意将筹组港澳总支部与整理海外党务作通盘考虑。吴铁城被任命为总支部主委后半年即接掌海外部，大约就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吴铁城赴港后曾对朱家骅表示应当通过各种方式使港方明了其任务不专在香港。由此可见，他并不以总支部主委一职来理解自身的使命。1939年11月，吴铁城取代陈树人担任海外部部长，香港党务只是他诸多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1941年2月，吴铁城受蒋介石召见回重庆，当他向蒋提出拟回港处理公务并与港督餐叙一事，蒋介石却指示：“如无要事，不必亲自飞去。往来不定，将为外人看轻。”由此可见，蒋亦将吴的身份定位于海外部部长，而非专司港澳党务。有意思的是，吴铁城晚年撰写回忆录，其战时在港澳的经历仅设“南洋之行”一章，内容是赴南洋宣慰华侨，于港澳党务未有丝毫涉及，这大约反映了他对自身那一段经历的认识。
那么，原先香港党务工作无法推进的两大症结——人事和经费问题，在港澳总支部成立后，是否得以解决？以下分而述之。
香港国民党组织的日常事务实际是由港澳总支部书记长高廷梓具体负责的。高廷梓虽为广东人，但从其履历来看，与吴铁城并无交集，亦非原香港直属支部成员。高廷梓是朱家骅的亲信，有关香港党务工作也多向朱家骅商议请示。港澳总支部成立后，人事纠纷不断，“港澳党务不能积极开展与收组训实效之弊，全在总支部大部委员不经常在部与少数在部者对书记长高廷梓先生多所攻讦，甚或取对立状态，致动辄掣肘，力量分散，影响工作至钜”。有学者认为，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吴铁城与朱家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吴铁城不甘屈就总支部主委一职；另一方面，朱家骅又极力想加强对总支部控制，以增加自己的势力范围。”笔者以为，港澳总支部人事纠纷的确是事实，但归结于吴、朱二人矛盾，似有商榷余地。仅就朱家骅与高廷梓来往信函内容而言，在有关高廷梓与吴铁城的关系方面，朱家骅始终予以正面回应。朱家骅对高廷梓表示：“铁城先生对兄工作甚满意。前者在渝，时时为弟谈及之。海外工作机关重要，过去成绩甚少，应设法积极推进，时时请示铁城先生办理，开诚相见，秉承努力，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港澳总支部人事纠纷的真正原因，大约还是港澳总支部成立后调港却掌握实权的“新人”高廷梓、陈积中等与原香港直属支部系统的“旧人”陈素等之间的矛盾：“新者以陈积中同志为首，新调港同志附之。后者以陈素先生为首，原有在港澳同志附之。以为分化挑拨口实。基此新旧之中，不免时生猜忌。新者以历史较短，且寄重一方，居于领导地位。”尽管港澳总支部联席会议上，吴铁城指示：“同志之间务应精神团结，勿生磨擦”，但无济于事。1941年4月，高廷梓由重庆返港，致电朱家骅：“别后归来，诸事惟有缄默，谨候中央意旨，以此间人事，似不免全部改组。缘陈素勾结澳门支部常务委员周雍能等，乘弟离港，彼等即指使不肖分子，破坏党员征求，以图鼓动风潮，而谋打击。”由此可见内耗给国民党香港党务造成的困境。
至于经费问题，港澳总支部成立后，尽管每月经费增至法币5000元，但仍旧面临相当困难。高廷梓赴港后，拟定了总支部6个月的工作计划草案，预算经费每月港币18300元。高廷梓解释：“原定经费国币五千元，合港币二千七百元，拟作为总支部及三个支部办公费。”也就是说，中央拨发的经费只够用作办公费，至于发展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活动等，还需另拨费用。但朱家骅并未同意增拨经费：“总支部每月经费港币一万八千三百元似属太多，难获常会通过。”此外，为途经香港的国民党要员安排食宿亦是港澳总支部一笔不小的支出，为此，高廷梓甚至提出自行租房用于招待：“一则可以知道各人行踪，增加联系之机会。二则为公家节省开支……每月经常费港币五百元足矣。”或许，高廷梓的提议亦有补贴家用的私心。通过高廷梓与朱家骅的往来信函可知，他的薪俸不敷家用，曾求助朱家骅为其在经济部中谋一兼职。直至1940年2月，港澳总支部经费才增加区区200元。朱学贤曾检讨：大部分经费被上层掌控，分部往往管辖党员百余人，每月经费才十余元，“以少量金钱而欲推动无训练之党员工作，诚至难事”。
至于发展党员工作，港澳总支部成立后，表面上极有进展。1939年6月，高廷梓向朱家骅报告：“现正开始选拔青年及劳工两种。高级干部先召集座谈会……以便从此选拔优秀同志担任干部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接开训练班……拟俟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策动中级干部作征求党员总动员，三个月后，必有相当收获。”至1939年12月，香港支部仅在一周中就审查入党申请书420件。至1940年2月，港澳总支部新发展党员已有4000余人。
单从数量上看，似乎国民党在党员发展上颇有成绩，但其发展党员往往疏于审查，仅仅为完成指标而已。谢太青向朱家骅报告：“又香港区征求新党员五百余名，皆属失业工友，亦有此间游民，最近该区主持人陈林扬，深知失业工友之弱点，佯称以入党之后，党部即可拨款救济。不问质素如何，滥竽充数，分子复杂，贸然不知，只求数量增加，摄影费用亦由部内开支，在工友何乐而不从？如斯党员，恐亦无益于党。”党是党员的集合体，党员并非报表上抽象的数字，数字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党的力量的增强。
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国共两党均不能公开活动，因此，两党在此地皆是“地下党”，其活动均受到港英政府的制约。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英国在远东“前哨”的香港，地位微妙。面对日本侵华，英国既不甘心放弃在华利益，也不愿意直接与日本对抗，对中国的抵抗往往抱持同情态度。英国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对日妥协退让，其政策往往矛盾而反复。面对香港成为华南抗日救亡的中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英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活动予以一定程度上的默许，也维持着香港与广九铁路作为重要物资输华的基地和通道。为维持对香港的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港英政府尽量避免刺激日本，它既防备国共对在港日伪势力采取激进斗争，亦担心国共在香港民众中展开政治动员，损害殖民政府威信。为监视和应对香港各派政治势力，早在1934年，英国就在香港设立政治部（Special Branch），该部门在1946年归属警队建制。
总体而言，1938年10月广东沦陷是港英政府收紧对社会控制的分水岭，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香港的社会管制日趋加强。1938年9月，在日军即将侵占广东之际，港英政府修改并重新颁布1922年制定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并于10月7日刊宪。其后，港英政府对该法例进行多次增修。依据该法例，政府可以拘捕任何违反此法的嫌疑人、驱逐无固定工作者、禁止煽动性或组织混乱的集会、解散可能影响秩序的组织、审查香港所有中外文报刊、实行出入境管制等。
广东沦陷后，港英政府进一步强化对香港社会的管制，防控国共在港抗日活动。在致港督罗富国（Geoffry Northcote）的电报中，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直截了当地阐明香港必须对日本妥协的原因：“这个殖民地的历史表明，香港必须要与实际控制广州的政权相处。之前是孙中山、西南政务委员会、南京中央政府，而现在是日本人。……虽然这个殖民地对中国抱有天然的同情心（我本人亦有同感），但香港要准备向日本人让步。”
1939年8月，欧战即将爆发前夕，根据伦敦枢密院授权，港督向立法局提交《1939年防卫规例》（Defence Regulations, 1939，又译作《防卫法》）并获通过，于8月26日刊宪。新法例此后经过多次增修，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对通讯、宣传、物价、出入境、进出口等方面进行管制。1939年9月，欧战爆发。港督在致驻华大使的电报中表示：“让我非常担心的是整个反日、反汪精卫，以及令人确信的间接反英活动。我强烈感觉，香港不应作为上述活动的基地，尤其现在日本是英国潜在的敌人。”
对于利用香港社会政治生态的特殊性进行组织发展和群众动员，中共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共对于香港工作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当地社会性质判断的基础上，香港市委认为港英政府利用“封建力量”对香港的华人实行殖民统治。所谓“封建力量”，在香港党组织看来，即是中文学校中的尊孔教育、工会组织中的帮会势力、寺院道观、华人商绅等。因此，香港党组织也正是依据这个判断去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香港党组织还认为香港与内地环境不同在于：“统［治］者一个是英帝国主义，一个是国民党。在香港，国民党和我们同样是处于在野的被统治地位……香港政府因为英国与日本在远东的矛盾，在某一时期上不反对甚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日本企图争夺华南及香港市场的关系，所以也乐得利用一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来打击日本，所以在某一程度上对民众运动取着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因此利用这些矛盾和条件去争取群众运动的公开合法，大量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中共的策略之一是，“尊重香港政府的统治地位，一切集会行动依法报告，尊重地方治安法令，装成似模似样的香港公民。……利用香港政府的态度与上层掩护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非法活动……内容不违反基本的争取香港政府的原则，使非法的工作合法化”。不过，在具体工作中贯彻这一策略并不容易。香港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人，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大部分是各类工会。全面抗战爆发后，难民涌入香港，造成物价高涨、薪酬实际降低、工作时间延长、劳资矛盾尖锐化。而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上，往往被工人视为偏袒资方。因此，罢工的矛头便常常指向港英，一旦发生罢工，容易演变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中共面对这样的情况，既要回应工人的经济诉求，又要避免和港英政府发生冲突。因而，香港市委对于工运的方针是：“目前是准备力量，长期埋伏的时期，不是决战时期，主要是沉着的组织工作而不是紧张的斗争工作，因此对于各种经济斗争可避免时尽量避免，不可避免时亦尽量采用合法方式。”
1938年初，太古船坞工人罢工，托派工运人士宣传英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号召进行反英斗争。中共则强调运动的重点应当是拒绝修理日本轮船，不应将矛头指向资方和港英政府。1939年8月，香港中华书局以迁厂为由，解雇工人1200余人。中共在该厂的党组织决定发动罢工迫使资方妥协，然而双方互不退让，僵持4个多月，而港英政府亦在不断增派警察与工人对峙。党组织要求香港市委率工人“冲厂”（即占领工厂）以打破僵局。但市委书记杨康华考虑，资方迁厂已成事实，解雇工人亦不可能复工，工人财力和精力都无法保证罢工胜利。若下决心“冲厂”，会造成港英政府镇压，工人被捕或被递解出境，群众组织遭受损失。因此，杨康华决定本着党中央对香港“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降低谈判底线，将重点放在要求资方对解雇工人予以补偿、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等问题，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罢工得以结束。1939年七八月间，中共获悉，香港警队一位头目公开宣称：“香港是有共产党活动的，但他们很守规矩，没有妨害秩序的举动。”不过，中共并未因此对港英政府掉以轻心：“英帝国主义究竟是一个有经验的统治阶级，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不容易对付的家伙。”
在城市中长期以地下党形式生存的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与内地城市工作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英国人统治下反而比国民党统治下更有利于组织的发展。然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在香港无法公开活动的局面多少有些无法适应。针对海外部“向港政府交涉，使党务得公开活动”的建议，中央秘书处认为：“英人对于本党革命，自始即怀忧惧。故于南洋英属各地，对本党机关，虽一再交涉，绝不通融。其国策所在，不能放松。有如此者，现时态度虽稍有转变，但模样闪烁仍难捉摸，在此时期，向其交涉公开，似无多大效益。”吴铁城深知此问题关系甚大，他对朱家骅表示：“港方党务未能公开活动情形，兄所深知，在此情况之下，对内推动并无问题，而对外名义似须预为假定，以求适应环境，庶可推行尽利。此后对外如有必要时拟宣称中央政府及委员长驻港代表。”高廷梓也认为：“港澳情形特殊，党部既不公开，而民众运动各种集会与事业，一般社会心理均盼望参加领导者地位尊严与确实，以为号召。因此地不乏假借名义，招摇欺骗之人，故党部工作最好能兼办侨务，以侨民长官名义对外最为适宜。”
国民党是否有机构或人员可以代表中央与港英政府打交道、全盘统筹涉港事务？这是给国民党香港党务的推行带来困扰的问题之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驻港机构林林总总，理论上各司其职，实则业务范畴相互交叠，工作界限、权利责任皆不清晰。例如，港澳总支部与侨务委员会等部门在策进华侨运动方面就发生了职责方面的重叠。如何处理类似矛盾，应当有一个机构或个人进行统筹协调，如同中共在香港的“八办”和廖承志。吴铁城曾提出自己可以作为中央政府及蒋介石的驻港代表，但未被采纳。从蒋介石日记中可得知，他曾委派宋子文作驻港代表。时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俞鸿钧亦曾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与港方交涉。但这两位“驻港代表”的头衔未见正式公布，两人也未总揽涉港事务。
在东南亚等地，国民党虽然也不能公开活动，但与国民政府在当地的使领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尚能在侨民中谋求发展。针对香港党务困境，有人提议：“以使馆兼负党务工作，藉外交之掩护，取得相当公开活动。”然而，香港地位特殊，晚清至民国，中国政府一直谋求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但屡屡遭到港英政府拒绝。原因是港英政府深知，香港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若中国设立总领事馆，将在法理上具有管治香港华人的职能，这会挑战其殖民统治的权威。1940年12月，中国驻英大使再次向英国提出设立香港总领事馆的要求。对此，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进行了讨论，他们普遍对香港国共两党的活动心存芥蒂，对国民党尤甚。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殖民地当局与当地国民党组织、商团、共产党之间有许多麻烦。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即组织秘密社会且致力地下活动。这些被称为‘党’或‘堂’。……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在处理当地中国人此类令人反感的问题，并且都对在其领地成立中国官方组织表示担忧。……仅仅任命一名驻港总领事，对中国人在香港搞阴谋诡计不会有太大影响。”外交部对殖民地部建议，如果中方再次提出此类要求，就回复说等目前状况结束后，中英新商约谈判时再说。该建议实质上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尽管吴铁城曾指示：“凡足以引起社会纠纷之活动极力避免，并应与港府随时取得联络，使其了解本党工作之性质。”但国民党在应对港英的问题上时常进退失据。而当国民党的活动超过其容忍底线时，港英政府往往会采取行动予以惩戒。1939年9月25日晚，香港警察会同电讯检查人员突然搜查了中央信托局在弥敦道172号和771号两处办公地点，逮捕6人，破获秘密电台一部，查获左轮手枪两支以及大量秘密文件。其原因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以香港中央信托局为掩护，从事对英情报收集和策划对附敌分子进行暗杀。港督罗富国指出：“我们还不知道在防务方面，英国有多少情报通过中央信托局的电台泄露，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背信弃义是清楚而充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搜查和扣押他们的文件，这是无可争辩的。”港英政府担心孔令侃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组织会将香港变成反日基地，在欧战已然爆发的情况下，日本咄咄逼人，这将威胁到此地的稳定与安全。在这次风波中，港澳总支部亦被卷入，港英政府饬查吴铁城的行踪和住处。
1941年5月，港英政府搜查了位于罗便臣道98号的港澳总支部调统室，逮捕3人，破获秘密电台一部。港督在致殖民地部的电报中写道：“此电台由一个名为沈恒宗的人负责，他称电台属于国民党中统局系统，由陈素领导。电台负责与重庆联络，也负责杜月笙和蒋介石的联络。我们已经知道，陈素在吴铁城领导之下，负责国民党在香港的事务。……现在陈素已经失踪了，我们搜查了他的住宅，但证据显示他在香港指挥澳门‘反奸’工作。……在罗便臣道98号逮捕的3人承认有罪并被驱逐出境。”在俞鸿钧的协调下，尽管事后港英政府将电台还给了国民党，但双方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
针对港英政府对香港国民党组织的压制，1941年7月2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面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暗示港英政府对中国缺乏同情。顾维钧认为，港英政府没有在这方面执行英国政府对华友善的精神。英国外交部向殖民地部反映此问题，却引发殖民地部强硬回复。殖民地部官员贞特（Edward Gent）在致外交部远东事务主管克拉克（Ashley Clark）的信中写道：“如你所知，香港政府已经经历了几次案件，中国政府公然非法利用香港的地界对其组织和官员进行保护，我们完全同意香港政府针对此类事件采取的行动。”他辩称：“大使可以得到保证，香港政府与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差别，仍然对中国抵抗侵略表示友谊与同情。”总体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英政府多少是将香港的国民党组织看作麻烦的制造者。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激战，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12月25日宣布投降。而港英政府与香港国共两党的芥蒂，在日本发动进攻之际，暂时化解。
香港战役期间，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组织设立中国各机关驻港临时联合办事处，安排人员撤离，协助维持社会秩序。日军登陆港岛后，港澳总支部曾拟组织侨胞作战，但因枪支弹药迟误而未果。港督宣布投降后，港澳总支部主委陈策率部属随员及英军官兵70余人分乘6艘鱼雷快艇成功突围。港澳总支部一部分人员留港潜伏，另一部分撤出后在惠阳、曲江集合。然而，1943年4月10日，日本宪兵队在香港抓获一名“嫌疑者”，并通过其了解到国民党在香港秘密机关的整体情况，并于4月20日至5月5日实施抓捕，香港国民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中共香港市委在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布置留港党员隐蔽事宜，并积极协助“八办”营救滞留的民主和文化人士。应港英政府请求，香港市委曾拟组织力量参与防御作战，但未及布置，日军已占领香港。
此后，香港市委组织干部和党员撤退至东江地区，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中共结合原香港地区党组织力量，以新界居民为主体，组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粤港边界和新界乡村坚持游击战争，
并与盟军配合进行情报搜集、人员营救等工作。
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中共为何胜过国民党？原因是多方面的。若从时机上看，中共先行一步。1938年10月广东沦陷之前，港英政府社会管制相对宽松。中共香港党组织1936年底恢复，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1939年底，中共可以直接领导的工人团体就达30余个，发动群众在2万人以上。在国民党面前，中共相当自信：“国民党在香港没有什么工人团体，……国民党在香港的工运里是没有干部的。”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正式组建时欧战即将爆发，港英社会管控愈加严格。国民党既受到港英压制，又要面对中共竞逐。港澳总支部的成立并未能成为其振兴党务的转机，反而陷入人事纠纷，内耗不断。“总支部内部矛盾尖锐，主委与委员间、委员与委员间、委员与科长间及科长与干事间，无不互有意见。意志已不集中、力量自无由发挥”。
国民党将香港党务定位于海外工作范畴，试图以港澳总支部牵头，打开海外党务局面。这里面自有一套逻辑：广东是侨乡，香港是“跳板”，连接南洋、澳洲和北美，故而吴铁城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宣慰南洋华侨上。不过，宣慰归宣慰，南洋华侨各类“回乡服务团”却大多受中共领导。中共利用香港地利，让当地党员、干部以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加入各服务团，所以，许多南洋华侨服务团的团员实际上来源于香港，服务于东江、琼崖等根据地。
中共将香港组织工作与中央对香港的定位以及整个华南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联系在一起。延安通过香港连通海外，华南党组织通过香港牵引自身发展。香港市委既为香港“八办”创造有利环境，亦为华南党组织提供有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向华南输送人力使香港党组织本身一度受到削弱，但华南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关乎香港党组织的命脉。华南本就是香港党员与干部的家乡，尤其是东江地区，香港沦陷后，香港党组织随即转入东江游击区，为坚持在新界乡村进行游击战奠定了基础，也为战后香港工作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在发展党员方面，国民党追求数量指标，发展入党之后更谈不上训练。朱学贤指出：“党员已未经主义之灌输、思想之训练，以确立其革命人生观，类多徘徊观望，不知所云。纵或勉强集合，亦如蚁附膻，即合即散，不能收效。”虽然国民党党员人数增长迅速，香港沦陷前已是中共数倍，但这些党员也只有数字上的意义而已。并且，港澳总支部还要与三青团竞夺资源。朱学贤指出：“如党与团不惟无联系，为招收党、团员及执行工作之关系，相互间均不免有恶意攻讦。”
国民党在内地执政的优势并不一定能传导至香港，这种优势有时反而会变成劣势。国民党将党务不能在香港公开视之为工作的最主要障碍，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其在执政的环境下已经丧失了革命党的特质，缺乏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信心。同时，因国民党表面上的强势，港英政府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中共对国民党在香港的处境颇为蔑视：“在国内你可以作威作福，在这里你可没有那么写意吧？”
组织工作的成败直接牵连国共两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成效。国民党因其组织的疲弱，很难真正有效动员民众；中共则靠组织的力量，大力推动事业发展。在这段香港与国家共有的历史中，中共香港党组织将海外华人世界、香港本地社会和华南敌后根据地联结在一起，彰显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国共两党在香港组织工作的效能差异，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