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教育制度研究（1921—1949）”（ZB21BZ0315） 的阶段性成果。陈红民、杨斌、陈默、何家伟等学者曾提出修改建议，谨致衷心谢意。
作者介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思宇
摘 要：1920年代，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或师俄或反俄，在三党竞争的互动中，走上了相近的建党路线，标志着中国政党的转型。政党训练是其转型的重要特征。五四运动以来，团体训练整合了个人修养与改造社会的目标，为青年接受政党训练奠定思想基础。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师法苏俄，派人赴俄学习，奠定了政党训练的技术和人才基础。而纪律训练是政党训练的主要特征。训练技术和训练观念的确立，重塑了政党与党员关系。考察政党训练的缘起及特质，或可加深对于1920年代政党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理解。
关键词：政党训练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青年党
“没有训练，就没有共产主义”。正如这句口号所提示，党员应该接受训练，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常识。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是列宁式政党区别于议会政党的一大特色，世界上大多数政党没有像共产党这样严格训练党员的观念与制度。而这一常识的形成，要追溯至百年以前的1920年代。在此之前，国人对于政党训练的概念尚感陌生。而到了1920年代，三大政党竞相开始政党训练，成为重塑政党与党员关系的关键，也标志着中国政党政治的转型。
1920年代是一个造党的时代。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1924年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共同形塑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同时也形塑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新局面。中国的现代政党政治自晚清起步以来，一直在模仿西方模式，组织议会政党，而到了1920年代，政党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主义宣传、党群关系等方面发生较大变化。据青年党的李璜观察，1920年代以前的政党都是“政客式”的政党，“为争一时的政治权力，而临时结合起来，说得好一点，可称之为欧西式议会政治中政团分野，说得坏一点，可称之为分赃把持的派别”，而“真正的具一定的主张，为政治的宣传，向群众发言，对同志加以组织”的政党，要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算起。重视意识形态与组织建设的结合，是共产党、国民党与青年党的共同特征。而政党训练是这种结合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些政党与党员关系的特色。
政党训练既可以指政党教育中的一个部分，即对党员行为举止和思想活动的专门训练，也可以与政党教育混用，统合主义宣传、政策解读、知识普及、思想改造、纪律训练、业务培养等方面。本文所考察的训练，指的是广义的训练，既指向知识，同时也指向行动，囊括了从个人思想到行动规范，从知识体系到政党技能的各个环节。1923年5月7日，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讨论通过《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把训练大致分为四方面：思想和研究方面的系统化，包括人生观、阶级观、宗法观、乡土观等，反对浪漫色彩；行动的纪律化，包括宣传组织才能、耐劳苦、讲团结、守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生活的集体化，包括群众化、团体化和批评自我批评等；以革命为职业的服务精神，包括服从大局、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等。不同时期、不同层级、不同场景下，训练的意涵均会有所差异，但大抵都涉及这几方面。
以往研究关注狭义的政治知识传授或意识形态塑造，强调知识灌输，而忽略行动规训；聚焦一党一派，而忽略个体反馈和时代特征，无法解答为何青年如此迅速地接受政党训练这一外来技术，为何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在同一时期开始转向政党训练，党员又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政党训练等等问题。本文拟利用档案文献、期刊报纸、个人回忆等材料，从政党比较和政党互动的整体视角，考察政党训练兴起的时代风貌、思想基础、技术渊源、内容特征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试作解答。
1920年代政党训练所以能蔚然成风，端赖国际与国内、党外与党内等多重历史因素之合力，非一家一派所能左右。以往研究多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出发，考察中国政党转型的动力，而忽视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体思考和社会风气的转移，而这对于帮助理解青年迅速接受训练观念很有助益。
五四运动以来，政党须高擎主义，兼有强健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有学者指出，晚清以来，为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各种思潮应运而生，相互激荡，汇聚成两个主旋律。一个是群体化、组织化，形成了一条“群”—“社会”—“团体”—“党”的进路。另一个是包罗万象的义理，“主义”从中脱颖而出。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更树立了一个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典范，让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组党的未来方向。
相较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的议会政党愈发显得落后腐败，亟须变革。民国成立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对议会式政党的腐败偏私失望至极。学者张君劢提出，政党不再是19世纪“议会角逐之具”，而应是20世纪像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张君劢本人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新型政党的推崇。知识分子转向苏俄的思考，汇聚成一股呼吁政党改革的社会思潮。
孙中山意识到这种变化，并主动应变。他在1920年初谈到，新文化运动造成“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奠定了政党发展的社会前提，因此，“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孙中山曾是议会式政党政治的拥趸。他在1912年《国民党宣言》中提出，议会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他认可党员入党出党，来往自由，实际支持政党是党员松散集合的主流观点。及至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痛感以往组党有主义而无组织之非：“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到了1920年代初，孙中山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建议，终于找到以往组党方式的症结：“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组织训练进入政党改革的视野，这是政党政治的一大转变。
训练原本多用在军队和学校领域。1923年以前，孙中山提及“训练”一词时，多与军队有关。1912年，他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命陆军部整肃军纪，提出“须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认为，“治军首重纪律”，军队应受到纪律训练。训练还常与学生相关联，但意涵已渐有越出校园之意。1919年《中华教育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训练神圣已为教育界公认，而教育学生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因此，“吾当训练学生，使有改造之能力”。1920年，也有一篇文章提到相似的观点。作者认为，学校是社会的模范，所以改造社会必先改造学校，而当下重点是强化团体训练，使学生担负团体责任。团体训练与改造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团体意义压倒个人，团体地位高于个人，是五四时期的一大变化。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五四运动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段则是“集团主义时期，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有研究者指出，所谓个性解放，并非是“自我”纯粹意义上的独立解放，更多针对的是冲破传统关系的束缚。“个人”解放者最终都会为个体寻找一个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新型替代物，比如“团体”和“党派”，作为“个体”的最终归宿。
从个人角度而言，结成团体以提升自我修养，以符改造社会之用，是很多五四青年的主动诉求。个人修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可以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但同时也可以是达致宏大目标的手段。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新民学会就把主义作为修养的对象。恽代英曾在五四时期组织互助社，他将小团体定位为“革命的策源地”，团体内部应注意“修养革命家的品性”。刘仁静曾组织一个名为辅仁社的小团体，该社成员从探索个人修养出发，慢慢摸索出团体生活之道。该社社员自陈：“我们都是年轻的学生，不但没有团体生活的经验，简直不晓得团体生活是个甚么东西。成立以后糊里糊涂的干了半个多月，才有点觉得团体生活与个人修养的关系。”探索个人修养的提升，反更使其认定“团体生活的重要”和“团体修养的要紧”。从恽代英、刘仁静等人的经历看来，主动提升个人修养，意识到自身缺点，寻求团体帮助，已有团体高于个人，为团体训练个人的意味。及至1925年一位共青团员日记中的自身修养，已等同于反省一日活动及思想是否符合革命理想。从个人修养到党员修养，身份的转变伴随着修养主客体之间的转换。追求修养进一步内化成为革命训练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已有社团尝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训练手段，虽与列宁式政党的制度来源、实践形式都不相同，但却提示了党员接受这一训练方式的思想动因。恽代英参与创办的互助社，援引基督教青年会的形式，每日检查自己的思想，向团体汇报。作为互助社的外围组织，辅仁社也学习这一方式，开会报吿自己的过失，指出他人的过失，以提升个人修养。另一位互助社成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林育南发起组织了诚社。该社提出，“改造社会先要改造自身”，所以成员之间颇为注意对彼此修养的规劝。批评是为了改造，为了修身，为了互助。自我批评，即为自助，批评他人，即为助人。
从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也可管窥这一变化。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及曾琦、李璜、余家菊等青年党人早年都曾是该学会的活跃分子。学会成立之初，是一个思想自由、信仰不一、不受约束的学术团体。但为实现改造社会之目的，学会与政治关系愈发密切。1919年l月，王光祈与李璜等人在吴淞同济学校开会，提出：“吴淞会议者，即吾辈个人行止由团体公决之第一次会议也”，“自此以后吾辈个人奋斗，即为团体奋斗，吾辈个人失败，即为团体失败，盖同人已视本会为吾人之第二生命矣”。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团体训练优先于个人成长，所以，自我训练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自发的追求与团体的要求合而为一。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已开始摸索如何利用团体改造社会。在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的倡议下，全国各地的工读互助团运动纷纷展开。王光祈认为，改造新社会，“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有赖适当的组织加以训练。在少年中国学会颇为活跃的曾琦提到，他受到了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启发。杜威提出美国的共和制，与其小团体的发达有关。人人都有小团体的训练，所以对国家组织以及人民的权利义务十分了解。因此，曾琦认为，同人既立志要创造“少年中国”，当然应该自己先有“极纯熟的团体训练”。
五四时期，训练与主义已有联结。王光祈认为，任何主义都需要专门训练。团体训练则是主义训练的基础，比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有财产的观念，无政府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各种主义都有共同必需的训练，如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而少年中国学会就旨在从事这种基础性训练。在王光祈看来，习得主义是目的，而团体训练则是必要手段。
五四运动以来，从个人到团体，从修养到训练，五四青年摸索的改造路径逐渐清晰。团体训练成为连接改造社会与个人修养的关键环节。团体逐渐取代个人，成为训练的主体，而个人反成为训练的客体。由团体训练个人，成为青年之共识。这一共识，很大程度上为政党训练奠定了思想基础。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等团体的成员很多都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的中坚。他们对训练党员的理念并不陌生，但一直未得其门而入，直至师从苏俄，方才落实了政党训练的方法。
1920年代政党训练的兴起直接肇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革命在中国落地生根，影响深远。以往对以俄为师的认识重心，多放在对俄学习上。但实际上，在俄学习同样值得重视。对俄学习与在俄学习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以俄为师的完整意涵。
对俄学习方面，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学习列宁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其中就包括政党训练。列宁心目中的革命党，由身兼多职的革命家组成。他们既是“理论家”，又是“组织者”，既是“宣传员”，又是“鼓动员”。但列宁也承认，革命家并非天生，而是在不断地教育、训练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因此，革命党员必须先于群众接受训练，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这正是政党训练的目的所在。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无论是政党训练技术还是训练人员方面，中共均受共产国际直接影响，可以说是政党训练的典型代表。共产国际不断派代表就近辅导、监督和纠正，并以评论报告的方式发布指示。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中共下一步的宣传工作是出版关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其他国家阶级斗争问题的小册子、传单和抨击性文章来教育工人。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在给其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指示草案中，明确中共的任务仍是建立群众性的党，主要途径就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为主。同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出，中共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因此必须靠教育工作加强党员的“精神力量”，进而发展工会，参与国民革命。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该议决案中提到中共党内存在“左的右的乖离倾向”，应予以纠正，同时指出各国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四大”宣传决议案中称，“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训练工作的理论根据。次年3月，俄方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在报告中，承认中共扩大队伍成绩的同时，又一次提出政党训练“被忽视了”，“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而苏联顾问的工作就是要提醒中共“开展、深化、改进和加强内部教育工作”。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又向中共重申了这一点。
在俄学习方面，在中共早期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形塑问题上，留俄中共党员和团员影响直接且意义深远，这一点在政党训练问题上尤为突出。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简称东方大学）是中共早期颇为知名、效果颇为显著的训练场域，前者还为国民党培养了很多干部。这些干部后来也在国民党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两校的场地、经费、教材、教员全部由苏俄和共产国际提供。管理两校内党员的中共旅莫支部，自1923年成立支部委员会，直至1925年第五期，均设有专门的训练部，而后，该部改称宣传部。彭述之、彭泽湘、王若飞等人都曾担任训练部的主任，足见该支部对于训练工作的重视。曾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任卓宣回忆，该校支部的训练十分严格，尤为重视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认识。他又将这种训练方法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来到苏俄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大多在两校接受了较为严格的训练。
1925年底，中共旅莫支部制订了《1926年训练工作指导纲要》，提出“应该消灭家庭、地域和国家的观念”，“必须用心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消灭在感情基础上的团结”，“团结要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必须致力于消灭知识分子的恶习——大学生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习”，“组织利益就是个人利益”，“必须具有彻底信任组织的心理”，“根本没有个人生活个人自由意志那样的东西”，“每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互相监督的关系去批评和监督他的同志”等内容。该纲要汇聚了行动重于理论、组织高于个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组织训练的基本原则。
中共旅莫支部存在重训练、轻学习的倾向。曾在东方大学读书的郑超麟回忆，中共旅莫支部流行一种口号：“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据他回忆，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开会，互相批评；所谓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当时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所以支部成员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课堂学的仅是瞿秋白和王一飞翻译的《政治常识》。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西门宗华也指出，当时有段时间“天天开会，人人检查，根本不允许拿书本”，审查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动是否符合革命者的标准。
从旅莫支部的做法中，大致可以看到批评制度的全景。批评包括大会批评和小组批评。每一个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张报告表，给其所属小组书记，上面必须填写互相谈话的同志名字和内容，“教育、鼓励和纠正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但在东方大学读书的陈碧兰感觉，这种来源于苏联共产党的批评训练方法不免机械，浪费精力，其结果必然产生敷衍和虚伪。郑超麟指出，来俄学生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个人批评造成的结果是对威权的服从，他对此表示并不认可。从效果上来看，曾任中共旅俄支部书记的罗亦农也注意到党员表现“近于敷衍和机械，互相批评的态度不好”。党员对这种渐趋激进的训练方法的不满，成为反旅莫支部风潮的导火索之一。但训练方法本身仍被继承下来。
这些留俄学生是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培养的骨干，他们将这种训练模式带回中共。1923年，刘少奇、陈为人等在莫斯科受训的学生回国参加中共党的工作时，发现国内训练较旅莫支部仍有很大差距，党员政治见解不同，国内的党组织“相当松懈”，因此开始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此后，历年都有留俄学生回国参加工作，并落实政党训练方法。谭平山还曾多次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后者派一批有党的教育经验的工作人员帮助中共。1927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等学校抽调人员，派遣到中国各地组织训练班。1927年2月，共产国际决定派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带领王明等留俄学生到中国。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党内相关教育工作，包括开办和管理党校及临时训练班，在有关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对党员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加强国民革命军、工会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等。共产国际还叮嘱中共，向这批人学习党的各种工作方法和组织技巧，如党的组织机关、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党组织领导共青团组织的方法等等。蔡和森将 党内训练纪律逐渐走向其反面，归因于彭述之等留俄学生的发明，“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但纵观当时各国共产党，似乎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这可能并不单是个人的问题，也并非单是中共的问题。列宁式政党训练方法中严肃纪律与机械服从之间的平衡很难掌握，是其固有的内在张力。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党师法苏俄的成功代表，一方面，中共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的原则、方法和指示，另一方面，中共将党团员送至莫斯科接受训练，将训练方法带回国内，为政党训练奠定了技术和人才基础。
国民党的改组过程，亦是一个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训练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顾问，称“训练员”，此处颇可玩味。鲍罗廷参与了各种文件的起草，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鲍罗廷特别重视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为此与孙中山反复讨论。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师法苏俄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宣言特别强调要对党员加以训练，“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
国民党高层在观念上，已经深刻认同了党宜有所教的苏俄经验。戴季陶承认，国民党以往只关注对于民众的“训育”，即把本党主张灌输于民众，但却忽视对本党党员的教育，“己身犹迷，何以悟他”。所以教育党员为“吾党今后对于宣传上最要之点”。胡汉民坦言，改组对于国民党人的观念造成极大冲击。以往“一切政党或类似政党的团体”中，向来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政见，更没有一种有纪律有训练的组织。国民党同样缺乏主义训练，因而不知党和主义为何物，以致陈炯明叛变后，带动其他党员叛变。改组后，国民党人方知党的责任，在于“确定党员根本观念之后，还要有很完密的组织和纪律，来运用他训练他”。
实际改造国民党的任务，主要由共产党人担任。共产党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重视训练国民党员，从而在思想和组织上，对国民党加以引导。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布通告，要求“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方法就是选择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倾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中共党员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同时，派宣传委员出席区分部会议。中共中央还指示党员注意宣传国共合作，并把中共的主张贯彻到国民党中。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提出应办理国民新闻社，为各地国民党刊物提供材料。内容包括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基督教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队运动、市民运动、学生运动、国内外政治问题、国民党消息等。同时还要在开封办一宣传学校，训练共产党的宣传人才，学成后送往国民党北方各党部工作。
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中，共产党员多担任组织与宣传的要职。长期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谭平山指出，国民党应无时无刻不关注“党的教育”。在谭平山看来，国民党犹如一所学校，“进了党，无异进了学校”。党员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要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主义，这就是党的教育。党员所有的言论和行动，或一切活动的工作，“无异在校室中受一定的规程所拘束、所训练”。而党的“规程”，就是主义以及根据主义所产生的党纲政策章程以及一切决议案。恽代英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他联同向警予、高尔松、韩觉民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的共产党员一道，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应提高宣传教育的地位。恽代英等人指出，鉴于以往革命单凭军事活动，“缺乏基本力量”的弊端，国民党应将宣传视作“本党第一重要工作”，“此实改组精神所寄也”。因此，恽代英等人要求国民党设教育委员会，制定国民党教育大纲，编审教科用书，定期发行刊物。共产党上海区委还帮助国民党建立了训练班，对党员加以训练，同时也利用训练班，监督国民党各区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训练效果显著。汪精卫指出，这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大变，而且是政党政治的大变。自民国以来，政党党员多愿做个人活动，发表个人见解，而不愿受党的约束。但国民党改组的章程，要求党员遵守党的决议，“极端尊重团体之意思”。这表明国民党已开始重视团体训练，“养成团体行动之道德”。汪精卫认为这是国民党章程的“要点”，也是“中国人所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时人观察到国民党的精神气质发生彻底改变，俨然成为一个新党。以前的国民党是“东方式”的党，即“浪漫的，情绪的，个性的”，而如今的国民党则是“欧洲式”，尤其是“苏俄式”的党，“一切权力在党，党有自由，个人无自由，盖绝对重团体生活，甚至欲抹杀个性，以服从团体”。国民党的训练自党内而至党外，“欲一变中国民族数千年之精神生活”。这位作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中国人民受团体生活之训练，乃大势所趋，“为一切进步所必须”。重视团体，重视训练成为国民党的新特征。
青年党与国民党尝试政党训练的缘起迥异，但殊途同归。曾琦等人组织青年党，其目标虽是抵御苏俄影响，“与国共相周旋”，但却也不得不从苏俄的方法入手，通过主义与政策的宣传，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养成干部。曾琦认为，因为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有策略、 有训练、每个党员都能明了党义”，所以与之对抗的国家主义及其政党，也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有策略、有党义，才能与之抗衡。在曾琦看来，革命党有新旧之分：旧革命党多个人活动，新革命党则重团体的活动，“旧革命党滥收党员，结果整个的团体为少数人所利用，而此少数人者又因主张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各自为个人活动，而团体指挥不统一，步骤不一致，力量也因不集中而消失，这种现象在共产党还少见，在国民党却很多”。青年党作为新革命党，一方面要考察入党人，另一方面，则要严加训练，绝对不许个人“有越出团体主张之主张”。尽管在政治理念上有较大分歧，但曾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共代表政党的新趋向。他实际上认可中共考察党员、严加训练的方法，并付诸实践。
政党训练已成世界政党界一新趋势。青年党避讳学习苏俄，但依然可以从土耳其青年党的经验中找到类似凭借。李璜在武汉大学讲座时指出，土耳其青年党有两点特别值得学习：“（一）有根据地以训练党员，养就锐气，然后藉此根据地以连络全国； （二）是组织严密，首尾相应，始终不懈，差不多完全是军队的组织，军队的训练，然后才能对外作战。”青年党下设“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组织和训练机关，各地的“社”则为“团”的预备组织。凡参加该党者，必先入团，“团员”经过训练、考核，表现积极者方能升为“党员”。青年党的组织架构和训练模式与中国共产党有诸多类似之处。
为体现对训练工作的重视，青年党还特设训练部。1924年3月，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时，即有训练部之设。除每周须开一次小组会外，青年党各级组织还常举行学科、术科等训练，如请党内专家讲演国家主义的理论，组织拳术会学习拳术，以及进行体育锻炼等。陈启天加入青年党后，担任训练部部长。鉴于党员虽有热情，但缺乏统一训练的情况，陈启天组织了一个100余人的党务训练班。讲授内容有时局分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运动史、政党与政党运动等课程。这些人后来成为青年党各省党部的骨干，“对于地方党务的维持与进展，似乎不无一点贡献”。目前，尚未看到关于青年党训练工作实际效用的材料，但已不难看出青年党训练制度的雏形。
共产国际和中共共同参与了对国民党的改造。通过两者的努力，国民党形成注重训练的政党氛围，组织气质为之一新。而青年党旨在对抗共产党，但发展路径却愈发与之相仿，足见1920年代政党训练已成一时风气。
1920年代，纪律训练是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政党训练的最主要特征。曾琦将纪律训练视作新旧革命党的一大差别。这其中有两层意涵：一是党之下无个人，不问年龄地位，不问资格名望，也不问学问和功业，犯错即受惩罚；二是法律之前无情感，“凡重情感，则不免枉法徇私，既不能惩奸，又何以服众？”纪律严明，令出必行，则党员自勇于为善，惮于为非，政党必然组织严密，指挥如意。他比较了国共两党的纪律性，承认共产党纪律严明，“确实办得到执法如山的程度”，而国民党则毫无纪律，“差不多不能算做革命党”，所以国必败，而共必胜。而青年党“既认共产党为目前的大敌，当然应采铁的纪律，来绳正党员！”在曾琦眼中，国民党无疑是旧革命党的代表，而青年党自然是新革命党的代表。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有新革命党的纪律训练特色。为与中共斗争，青年党不得不有更为严明的纪律。
缺乏纪律是近代以来政党无力的一大症结。孙中山将个人自由视为团体之障碍，纪律之大敌。孙中山多次批评中国人“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革命党也有此病。他还指出，民国以来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 团体”。总之，孙中山认定，国人自由则国家无望，党员自由则革命无望。反对个人自由，绳之以纪律训练，成为1920年代政党转型的线索之一。
列宁式政党参照军事组织，建立军事纪律，为中国政党转型提示了出路。曾琦认为军事化的纪律是新革命党的标志。他指出，旧革命党组织散漫，就是因为“毫无党的纪律，以范围党员，维系党员”，而新革命党是“刚性的军队式的团体，自然有他的军法和军令”。党的军法军令就是铁的纪律。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如要加入共产国际，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塑造军事化的纪律，须有军事化的训练。中共“二大”关于组织章程的决议案中提出，每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但训练效果不彰。陈独秀观察，中共“三大”时，党内仍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任意脱党现象也很严重。
与共产党相似，国民党也以军队式的训练，求军事化的纪律。孙中山受到鲍罗廷等人启发，将军事训练与政党训练联系起来。1923年底，孙中山提出，“本党训练之程序”应与军队相同，即“先自排、营，后至师、旅”，自下而上地训练党员。他还指出，党员必须向军人学习，因为军队受训练，而党员毫无训练，“若党员欲运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党员必须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内容如何，然后用之出而宣传，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孙中山以滇军举例，认为滇军善战，盖因“彼军士每日三操两讲，无日或闲”，所以国民党员必须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臻于纯熟。孙中山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比作武器，而党员“如军队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所以要每两周来大本营这个“兵工厂”学习一次。军队实际上是三大政党组织架构和组织气质方面竞相仿效的对象。
观念与技术之间，是互相塑造的关系。一方面，前文提到，政党被视为改造社会和改造个人的关键。政党本身成为目的。中共“一大”时，李汉俊曾提出党员自由联合的倡议，认为中共中央只是“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对于党员亦不可限制，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结果，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可见，当时已倾向于建立一个指挥统一、纪律严明的政党。中共“二大”关于组织章程的决议案提到，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自中央机关而下，要有严密系统、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政党摆脱了知识团体和松散联合体的形象，应有严肃的训练技术和严明的纪律，这本身也是共产党创立者主动追求的结果。
另一方面，训练技术的确立，重新塑造了政党与党员的关系。训练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概念。它时时在提醒党员，党不受既有社会的约束，而是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正如中共在“二大”关于组织章程的决议案中所指出，“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所以，平等、自由等观念并不一定能适用于党内。党员从一个自由参与政党的主体，变为需要政党训练的对象。早期中共的党员来源不外学生与工人。按中共的理论，受落后生产关系的影响，学生易出现“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浪漫”，而工人也常有“不合于大产业工人的心理和行动”。所以，罗亦农提出，用集体化的口号反对个人主义，用纪律化的口号反对无政府主义，用系统化的口号反对浪漫。理想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集体化、纪律化和系统化的人。
当浪漫书生遭遇军队铁律，其间必定有一调试磨合过程。张国焘回忆，建党初期，党内同志“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类的东西”。中共“二大”时，他从莫斯科带回了国共联合的政纲，着手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党员就表现出“惊奇和疑难”。但党员还是逐渐尝试接受思想改造和行动训练。包惠僧认为自己和当时大多数党员一样，都是入党后才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日常工作训练使他作出改变。他以前幻想多，行动少，但入党后开始多做少想，这是他入党后的“第一个改变”。他解释道：“一个人如果投入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
训练工作的落实并非一蹴而就。一方面，纪律训练已初见成效，党内已开始自觉运用纪律来约束党员行为。王凡西回忆，国民革命时期，他所在学校的中共党支部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内部训练上。加之，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局很重视这项工作，支部中学习理论的会议开得非常勤，可称支部训练的典范。当时北京中共地委负责王凡西支部训练工作的是组织部长陈为人，他让王凡西等人第一次听到“铁的纪律”“绝对服从”等党内知识。当时上级委派盛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遭到盛岳拒绝。陈为人警告他：如果你不服从，你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铁的纪律吗？”盛岳最终不得不服从命令，束装赴俄。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对基层训练有过高估计，人才和教材的缺乏，仍令地方训练捉襟见肘。王凡西回忆，陈为人犹如“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机”，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时，根本不能完整地传达听来的东西，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他对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令基层党员颇感失望。陈为人是莫斯科受训归来的人才，水平尚且如此，其他负责训练的党员水平可想而知。政党训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摸索到完善的渐进过程。
总体而言，1920年代的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均意识到纪律训练对政党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切入点，提升政党训练的水平。随着政党训练的逐步落实，政党与党员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
1920年代以来，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自上而下教育全党的新型政党渐次登上历史舞台。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三个革命政党，其自身也是政党革命的产物。从议会政党转向列宁式政党，政党政治发生革命性的巨变。作为标志之一，政党训练的兴起，不仅仅意味着政党技术更新换代，同时也提示着政党观念出现变动。政党不再是党员松散的联合体，而是集中紧密的统一体。党员不是自洽的主体，而是整体的一部分，是需要被政党考察、筛选、打造、运用的对象，主客易位，值得深入研究。训练技术和训练观念的确立，重塑了政党与党员关系。
五四运动以来，个人改造和社会改造思想发生转变，重心从个人修养转向团体训练。五四时期以社团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在20年代落实到以政党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组织方法。国共师法苏俄引发了中国政党的整体转型。政党训练兴起的直接原因，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技术输出和人才培养。三党在党际竞争中，呈现复杂的互动态势。国民党受到共产党的内部推动，逐渐认识训练之必要；而青年党为与国共争衡，不得不效仿树立训练制度。政党训练是政党教育的主要途径，而纪律训练是其主要特征。政党训练与新型政党的发展相辅相成，透过1920年代政党教育的发展，或可加深对于政党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理解。（责编：陆泓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