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丽艳，哈尔滨金融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首先揭起守土御敌义旗，冲上抗日斗争第一线，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强敌的英雄篇章。其中，1932年3月发生在镜泊湖、宁安一带的“镜泊湖连环战”就是一场颇具影响的战斗。但由于时代久远及史料的阙如，以及个别史料的舛误，关联这场战斗的战绩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因此引发一场司法维权诉讼。本文广泛收集和梳理中日双方历史资料，并予以对比认证，力求恢复“镜泊湖连环战”的战绩实像，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当局的不抵抗命令下，沈阳轻易沦陷，随即辽宁、吉林大部也沦入敌手。在东北沦陷在即的严峻时刻，留在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挺身而出，联合社会各界民众展开英勇悲壮的抗日复土斗争。当时，社会各界和媒体将这些自发抗战的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义勇军，并予以充分关注和高度赞扬。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发行的《东北抗日救国血战史》（云光侠，出版社不详，1933年）、《东北义勇军概况》（东北民众救国会1932年编印）、《还我河山》（时敏，中国自强学社1934年编印）、《东北血痕》（印维廉，中国复兴大学1932年版）、《九一八与东北民众救国军》（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1932年编印）、《东北抗日烈士传》（王亚，出版社不详，1935年）、《东北三省义民血战记》（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1932年编印）等大批著述，热情称颂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
1932年2月8日，东北军营长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小城子揭起抗日义旗，组建中国国民救国军（以下简称“救国军”），倡议东北各界民众值此国难之际万众一心，奋起抗日。共产党人李延禄奉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指示加入救国军，利用与王德林的旧交关系开展工作。2月20日，救国军集中兵力攻打敦化县城，在城内哗变伪军策应下，一举攻占敦化城，击毙日军18人、击伤2人、俘虏20人。2月22日，日军出动第四联队一部，在3架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反扑敦化城，面对强敌和虑及城内无辜民众的损失，王德林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城，主力北上向镜泊湖山区挺进。
3月2日，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一部奉命前往宁安一带清剿王德林部，同时又有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从敦化北进，企图两路夹击，歼灭这支刚刚兴起的抗日武装。“镜泊湖连环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
据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录记载，敦化战斗后，有群众“告诉我们，日寇关东军天野少将，已集中了上万关东军，以及辎重团……浩浩荡荡，势在追击我军，气焰极为嚣张”。为了迎击日军，时任救国军参谋长的李延禄决定率领700余人的救国军补充团到被称作“墙缝”的险要地带设伏，王德林“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都调给我们补充团”，“用20匹马，往返运载到我们团部”。“墙缝”战斗的结果，“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枪筒残品1500余件”，“还搜索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2000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4000，最少也在3600人以上”。随后，补充团在救国军兄弟部队、铁路工人游击队以及原东北军第二十一旅一部的增援下，又在松乙沟、南湖头、关家小铺、高岭子等地激战残敌，“敌寇天野少将终于在这里被我们游击队击毙了，总计消灭了敌人二百左右，从高岭子逃窜出去的残敌不足百人”。“天野部队号称‘万人大军’，三月十三日耀武扬威地从敦化长驱直入，就这样沿路为我们所伏击，又加零敲碎打，直到三月二十七日终于击毙了敌酋，消灭几尽。前后为期不过十四天”。
按照李延禄的记述，仅就歼敌数量而言，“镜泊湖连环战”无疑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战场最为辉煌的胜利，甚至可以与后来的平型关大捷以及国民政府军的正面战场媲美。然而，无论是在其回忆录发行之前或之后，几十年来，这场胜利一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中记载阙如。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解释了这一原因，称吉林自卫军方面认为补充团属于自卫军编制序列，而且此前李杜曾拨给王德林部军饷1万元大洋，因此战绩应该由自卫军上报。但补充团反对，因为仗是补充团打的，双方争执的结果是，“双方都暂且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因此，“镜泊湖连环战”的战绩“被埋没83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北三省学者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史相继出版发行，其中《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记载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战况与战绩，但没有认定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里“号称万人大军”被“消灭几尽”的记述。书中称补充团在“墙缝”“击毙日军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在松乙沟“打死（上田支队）30余人”，上田支队进入宁安时，“兵力已损失1/3以上”。
为稳妥起见，作者在书稿正式出版前特意征求了李延禄的意见。时已90岁高龄的李延禄没有对书稿中有关“镜泊湖连环战”的记述表示异议，而是“写下热情洋溢的审读意见”，肯定书稿“如实地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英勇斗争的史实”。至少，李延禄的审读意见肯定了东北抗联第四军战史的“如实”性。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广泛深入，首先是网络传播出“镜泊湖连环战”毙敌数千人的故事，引起媒体及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地方学者通过现场调研、当事人访问以及资料挖掘等大量工作，结论是完全肯定李延禄回忆录的准确性，认为“天野成为第一个被击毙的侵华日军将领，天野旅团从侵华日军编制中消失。镜泊湖连环战役消灭日寇六、七千名”。与此相反，也有学者通过挖掘日方史料，进行中日史料的对比认证，在充分肯定救国军抗日活动的同时，在战绩认定方面，基本排除李延禄回忆录中歼敌数千人之说。致使“镜泊湖连环战”越发扑朔迷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于镜泊湖、宁安一带的作战，据1935年日本参谋本部出版发行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以下简称“《概要》”）记载，日军有两支部队参与其中。一支是天野六郎少将指挥的第十五旅团之一部。另一支是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三郎中佐指挥的上田支队。1932年“2月28日，因吉林军发生兵变，而出现混乱，日侨受到危害。3月1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师团长必要时派遣得力部队向宁安方面扫荡‘兵匪’……第二师团长决定派遣以天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五旅团为基干的部队前往扫荡”。3月3日，“天野少将指挥的部队……当日黄昏到达一面坡。4日晨继续向海林进发，途中未受到敌人阻碍，午后4时至6时之间到达该地……6日午后3时即进入宁安城内……3月22日撤出宁安一带前，该部担负了维持该地治安的任务”。
以上内容没有记载天野旅团与王德林部的作战内容，其行动路线也只是沿着中东铁路从海林进入宁安，大约半个月后撤离宁安。另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文献记载，1932年3月2日11时，第二师团师团长在哈尔滨师团司令部发布《作命第176号》：“一、在敦化方面逞威的王德林渐次向宁安方向策动”；二、略；“三、步兵第十五旅团长指挥下记部队”，包括“骑兵第二联队一小队、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二中队一小队、师团通信队一部、一号无线机一台、第一野战医院半部、装甲车一辆、第二野战汽车队（一半）。明（3日）出发前往宁安……到达宁安后在该地附近设置前进机场”；“四、配属关东军飞行队一部，翌（3日）搜索方正、一面坡方面状况，并与步兵第十五旅团联络”。
解析以上作战命令，天野指挥的作战部队总计为一个大队、两个小队，另有通信队、汽车队以及装甲车、野战医院人员等。大队相当于营的建制，一般为500人左右，两个小队（相当于排）100人左右，总人数应不超过1000人。而且，天野部队受命的最终目标是侵入宁安，没有南下镜泊湖山区作战。
关于上田支队，《概要》记载，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命令，3月17日“以（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大队长上田中佐为首编成上田支队，令其‘扫荡’敦化至宁安间的‘匪贼’后进入海林，再经中东铁路返回长春”。3月19日，“上田支队从敦化出发，主力经镜泊湖东侧地区，另一路沿镜泊湖西侧地区前进。3月30日到达海林”。此期间，上田支队“在南湖头、东京城、宁安及海林一带进行了十次战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上述战斗中我方战死26名，负伤39名”。《概要》是公开出版物，对日军伤亡人数当有隐瞒或缩小，但涉及作战时间、地点以及作战场次等记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记载，“关东军司令官命令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率步兵4个中队于3月19日从敦化出发，经镜泊湖东部地区扫荡该地‘匪贼’，（然后）向海林前进……3月21日下午二时，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之部队，在镜泊湖南部地区与拥有火炮的六七百‘兵匪’交战，将其击退……我战死下士官以下15人，负伤将校以下14人”。“3月23日，大队主力（三个中队、右翼纵队）在镜泊湖南湖头东部高地击退300余敌，后向东京城追击，道路崎岖，大行李移动不便（鹰岭附近，通过该路段约7个半小时）。该日中午时分到达松乙沟河谷露营。24日晨出发，沿松乙沟——板子房——东京城道路前进，一个半小时后，遭遇50余‘兵匪’埋伏阻击……我战死士兵2人，负伤下士官以下6人”。“24日，我独立守备队一部在东京城西北附近，被千余‘兵匪’三面包围，交战彻夜。25日，在飞行队协力下攻击前进……此次战斗我战死今林中尉1人，下士官以下10人，负伤官兵35人”。“25日，右翼纵队驰援左翼纵队……经镜泊湖东约20公里之金坑，当日11时到达东京城东部，与飞行队协力驱逐王德林小队。27日，在七间房击退约300‘兵匪’。当日下午5时，在吉林步兵第2团欢迎下进入宁安”。文中的“吉林步兵第2团”当为吉林伪军。该文档载，天野旅团已奉命于3月22日离开宁安，23日“从海林利用铁路”，24日到达乌吉密，前往方正一带攻击吉林自卫军各部。“30日晨，独立守备队一部从宁安出发途中，在宁安北约12公里处遭遇王德林部五六百‘兵匪’，遂包围之，予以彻底打击，我战死3人，负伤8人……该队在海林附近宿营，盘踞在该地附近的‘兵匪’约千余人，与我对峙。又，宁安方面一部分‘兵匪’因我部队北进，向间岛北部方向退却”。“4月2日，我装甲列车在海林南部约15公里处因‘匪贼’破坏铁路脱轨，独立守备队步兵第六大队前往救援，途中遭遇四五百之敌，击退之，我战死2人，负伤五六人”。
以上日方档案资料表明，与王德林部交锋的日军主要是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的上田支队，总兵力4个中队（相当于4个连）。以上仅就能够查到的6次战斗（《概要》记载进行了10次战斗）统计，上田支队在“镜泊湖连环战”中战死33人，负伤68人，合计101人。上田支队在其他4次战斗的伤亡人数不详。
1933年11月，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编辑出版了一部《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以下简称“《血战史》”），较详细地记载了这场战斗。3月4日，天野旅团“携有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轻重机关枪共40余架，宿营于（海林）车站附近”，遭到驻防海林一线的救国军刘万魁团突袭。此次战斗计“毙敌84名，（救国军）阵亡杨团附、吴营长、黄连附以下26名，负伤23名”。天野旅团缩进宁安坚守不出。
关于“墙缝”战斗，《血战史》记载“计毙敌120名，负伤数目不明”，“我军阵亡连长卓景福、连附卢庆以下9名”。“墙缝”战斗后，上田支队转向镜泊湖南湖头，救国军孔宪荣、姚振山等部在这里设阻，“计毙敌132名”，“我军阵亡15名”。随后，上田支队兵进鹦哥岭，“施放硫黄弹焚烧山林”，“救国军连长朴永和以下90名官兵殉国”。救国军在此次战斗中“毙敌13名，获三八式枪12支，子弹3000余粒”。
据李延禄回忆录记载，关家小铺战斗（即日方史料中的“宁安北部”）前，救国军因连续战斗不断减员，武器弹药也几乎告罄。时在绥芬河驻防有东北军第二十一旅第六六〇团，旅长张治邦也投身抗日行列，兼任吉林自卫军左路总指挥。李延禄遂前往绥芬河求援。张治邦于是选派有“赵子龙”之誉的勇将张永铭连长率一个连前往增援。战斗打响后，张永铭连与救国军补充团同仇敌忾，再次痛击上田支队。但抗日军也在激烈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拜访过年近九旬的张治邦老人。据他回忆，在关家小铺战斗中，张永铭连长以下76名官兵英勇捐躯，只活下司务长以下11人。《血战史》记载，关家小铺战斗“毙敌26名”，“李参谋长部下阵亡张连长以下63名，丢失步枪50余支”。
以上，仅据《血战史》记载，救国军在“镜泊湖连环战”中击毙日军375人（包括在海林击毙天野旅团的84人），救国军方面有203名官兵将一腔热血洒在白山黑水。
综合以上中日文史料对比分析，“镜泊湖连环战”的主要敌手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三郎中佐率领的4个中队的日军。该股日军兵分两路从敦化出发向宁安、海林一带压迫，在入侵途中遭到包括补充团在内的救国军各部以及吉林自卫军一部（第二十一旅）的阻击、伏击和骚扰。上田支队损失惨重，仅据目前能够查找到的日文史料，死伤人数至少在百余人以上（另有几场战斗无资料可考）。
李延禄回忆录称，“镜泊湖连环战”大捷之所以没有上报，是因为救国军和吉林自卫军双方争执不下，结果双方商定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但《血战史》是救国军入关后组织人员编写的，已经不受双方商定“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的时限约束。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如果“镜泊湖连环战”确实击毙天野旅团长以下数千名日军，《血战史》正应该大书特书，没有必要隐瞒或缩小救国军的“辉煌战绩”，这不符合常理。
九一八事变当时，关东军战斗兵力约1万人，包括第二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支分别驻守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大队，另有飞行队、宪兵队、重炮兵大队、野战医院人员等。此外还有一支擅自越界的朝鲜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担任奉天城内外的警备”。很难想象，关东军能抽调所有占领区（除奉天的第三十九旅团）及满铁沿线的部队组成“万人大军”，去专门对付王德林部。《血战史》也记载天野率领“日兵千余名”。因此，“歼灭天野旅团长以下六七千人”之说碍难成立。
另外，关于天野旅团长是否被击毙之说，据《血战史》记载，3月29日早，“日军司令田（天）野少将自宁安乘飞机逃回哈尔滨”。日文史料载，1933年5月5日，已返回日本的天野致电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满洲”作战情况。可见中日史料都证实“击毙”天野说不能成立。事实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第二师团（含第三旅团和第十五旅团）是驻防中国东北的唯一一支野战部队，因此也是进犯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哈东等地的主力部队。从1932年中期开始，日本相继向东北增派近4个师团，第二师团则于1933年初换防撤回国内休整，天野旅团随同第二师团回国。1934年，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编入预备役，1964年病故于日本。
东北义勇军是以未入关的东北军爱国官兵为基干，汇聚了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包括部分爱国士绅、工农民众、知识分子以及绿林武装所组成的松散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洒血捐躯，在中国局部抗战的史册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然而，正是由于东北义勇军的组成复杂，领导体系众多，加之大规模对日作战的时日比较短暂（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3年初），因此1949年以来，有关东北义勇军的研究并没有纳入党史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日程。20世纪60年代，东北各省市成立中共党史征集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征集革命史资料，其中包括部分东北义勇军史料，多是幸存在世的东北义勇军官兵的口述史资料。这部分资料因距离那个时代并不久远，有一定的可信性，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失。另外，沦陷时期东北地方政府被日伪政权取代，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被视为“叛乱”或“匪贼袭扰”，所以正面记录东北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档案文献极为少见，留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分日伪垮台时未来得及焚毁的“匪警情报”。再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内各报刊、出版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出版发行的刊物、书籍等，其信息源多来自进关的东北义勇军官兵的传播、介绍或报告之类。日伪当局为宣扬日伪军的“赫赫武功”，编纂出版过一批《概要》《传记》《巡礼》之类的资料，多是宣扬日伪军的“英勇善战”，贬低和诬蔑抗日义勇军。不过，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考证敌我双方的交战时间、地点以及东北义勇军的构成、人数、领导人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利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平台公布了战争时期的部分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大部分属于保密级文档，有相当的可信性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作为中日史料对比认证的重要资料源。轻视或盲目排斥日文资料，以及偏重或者盲目轻信日文资料都是研究事业之所忌。
抗日战绩是中国千百万爱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遗产，可以转化为激励各族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精神财富，当然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失去政府的领导、援助和支持，面对的却是以日本国家为背景的强大的关东军。实在难以想象，如果一次对决歼敌百余人，甚至数百人，他们该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镜泊湖连环战”有组织、有谋略、有配合、有牺牲，不失为东北抗日斗争史上值得称颂的典型战例之一。因此，在缅怀和研究先烈们英勇悲壮、前仆后继的抗战业绩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忽略历史事实，主观推断或盲目放大。如此，才能真实地展现中国抗日战争的惨烈和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