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为新，赓续辉煌！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峥嵘岁月，中国舆论重镇《大公报》徐徐铺展一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记录下筚路蓝缕、艰辛求索的建党伟业。不同时期，《大公报》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忠实记录历史并成为中共的挚友、诤友。中共几代领导人与这份文章报国的舆论先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危机四伏战火弥漫的年代，中共许多政策主张和行动，正是通过当时中国这家举足轻重的报纸得以传播。正是《大公报》，秉笔直书敢言“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正是《大公报》，公然抗命不称“共匪”坚称“中共”“共军”；正是《大公报》，在历史转折关头，“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中共和中央红军前途由此改变。
6月17日，《大公报》迎来119岁生日，值此报庆之际，我们推出“《大公报》与中共百年”专题，带读者回望历史，创造新的未来。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血雨腥风中绝境逢生，为民族谋复兴。大公报在历史长河沙中沥金，犹如一面史镜，映射出民族之殇、正义之光和历史走向。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书赠大公，是与大公同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新闻理想的契合心照。
《大公报》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早期领导者、最早的党员心路历程和行动实践的平台。周恩来在1920年赴法国留学前就跟《大公报》联系，商定好留学期间为报纸发消息。而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这样的话一来可以挣一些稿费，另外通过做各方面的调查，给国内介绍世界上的一些思潮，以及工人运动情况等，“实际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己要追求的道路”。这就是周恩来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
1937年《大公报》元旦特刊以一系列照片报道在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抗日战事。（大公报）
《大公报》对中共的报道始于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总编辑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还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是将俄文版《国际歌》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译者。1935年2月，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1935年6月18日的《大公报》记者亲历瞿秋白的最后时刻：“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大公报》高度还原了那个黑暗里向死而生的一幕，翔实笔录了对革命者生命尽头的守望，镌刻出革命先驱丰碑上无私无畏的生命印记。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受报社派遣赴西北地区采访，发表系列通讯，其中第一次客观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名动一时。他的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媒体上第一次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由于范长江的报道，使得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正面的红军形象，知道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
几乎在范长江赴西北采访同期，《大公报》记者徐盈、彭子冈在江西的采访、报道，亦涉及有关中共、苏区的话题，彭子冈采写的通讯《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子当红军去了”。
“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陇南的哈达铺后，毛泽东就是看到在《大公报》上，登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活动和陕北根据地的消息，才决心率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公报》为中央红军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陕北吴起镇，这是一个挽救和改变命运的礼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公报》记者徐盈奔波于山西战场，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在八路军五台总部》等长篇通讯，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大公报》一连发表四篇社评，其中12月18日出自张季鸾之手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深得宋美龄重视，指示将当日《大公报》刊登社评的第2版加印数万份，由飞机空投到西安。《大公报》的社评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共两党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大公报》重庆版员工在战火中工作，坚持出报。（大公报）
抗战期间，《大公报》仅重庆版发行量就高达九万多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之最。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向全国公众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步业绩，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御用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形象。
一张有报格和风骨的报纸，誓言决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公报》共赴国难，五易其馆，发出抗战最强音。
随着日寇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张季鸾言论中反复声称“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两党团结，才有可能战胜敌人”，并在社评呼吁“今日中国之最紧要者，宜莫若保持国家之统一独立，不失土，不丧权，此非为防共而然”。力劝国民党转移视线，正视中共。
《大公报》传诸后世的抗战名篇《明耻教战》、《迂回在生死线上》、《我们在割稻子》、《银风筝下的记忆》和《落日》等成为新闻史经典。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矣！”大公报人用5个八栏高的标题大字表达内心汹涌的情感，是这张抗战到底的报纸与民族同频共振的写照。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也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的5月15日，授奖方在奖状正文提到授奖理由时，特别强调：“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
抗战期间，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与《大公报》人多有往来，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错误地批评了八路军，周恩来当晚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予以澄清。《大公报》不仅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并且由张季鸾抱病执笔，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诚地交换了抗日救国的意见。
1945 年 9 月 20日，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 “为人民服务” 。（大公报）
1941年9月6日，时年54岁的张季鸾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赞其：“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这既是对张个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是对《大公报》抗日爱国思想的肯定。周恩来的唁电中称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在张季鸾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就有周恩来。
1944年7月，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间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大公报）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1945年9月5日，毛泽东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翌日在《大公报》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
由于《大公报》不断地对国民党尖锐抨击，重庆《中央日报》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平津前线捷报频传。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时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的傅冬菊，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前往北平陪侍父亲，暗中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她利用父女间独特的情感纽带，潜移默化地影响其父趋向和谈。最终五朝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名胜古迹得以完好保存。在这一扭转干坤的旷世义举中，聂荣臻元帅赞扬：“傅冬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9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已成定局。新年元旦，《大公报》香港版刊登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展望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文章指出：“这到来的应该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
9月21日，总编辑王芸生和副总编辑杨刚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对《大公报》爱国进步的肯定。10月1日，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王芸生在《开国盛典》一文中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生平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
《大公报》以翔实客观的报道、独立负责任的评论为最大特点，培养出大量有才气、有锐气、有骨气的名记者和评论员，他们文字铿锵，爱国热忱凝于笔端，大公报群星谱可谓光彩夺目。许多大公报人成长为新闻界名人，例如：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杨刚，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其他诸多名流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梁厚甫、曾敏之、费彝民、陆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谭文瑞……
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和时任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会面时肯定了《大公报》三点：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
一张百年新闻纸，由僻处华北一隅，逐渐发展成声誉日隆、具国际影响力的传媒。一个政党的荣光，历经坎坷而弥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航者。大党和大报溯源深厚，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不负时代，勇立潮头，薪火相传！
回望峥嵘岁月，大公人用热血疾书，用才情洒墨，著就不朽名篇。如今，许多大公前辈只能见字如面，但捧读他们当年文章，字里行间弥漫炽热滚烫之心、拳拳报国之情，既有对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意志刻画和共产党人斗争策略的描摹，亦有大公人的坚守与担当，怎不令人崇敬、缅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真实而持久的富强民主文明之中国梦不再远矣！这亦是《大公报》一个多世纪的呼唤和期待！
《大公报》根植香港后，百年爱国主线延绵不绝，她在港从事统战建立广联各界渠道，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在香港回归历程中，《大公报》作为超级联系人，独家披露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重磅消息，此后为香港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舆论先导的作用。《大公报》既是报纸，又是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一条联接内地和海外的纽带。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1952年，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大减，报馆严重亏损，面临破产边缘，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1956年，王芸生(右二)与北京《大公报》同事合影。（大公报）
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大公报》这个著名品牌得以保存，直至1966年“文革”，《大公报》内地版停刊。
1948年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继承了英敛之时期以来《大公报》的爱国传统，使《大公报》爱国思想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到今天。
1948年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王芸生亲自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社评对未来表达了希望：“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这篇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走上新的路程，找到新的方向。
1952年3月1日，香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事件”警民冲突。翌日，《大公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短评，《大公报》因此被港英政府起诉，面临6个月停刊。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中央政府向英国提出外交交涉。周总理对英国驻华代办严正说：“香港《大公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如果中国人民不能在香港办报，那么中国人民将会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此后《大公报》经理费彝民等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虽被驳回，但《大公报》停刊令也不再执行，《大公报》停刊12日后于5月18日复刊。
1948年，胡政之(前排右一)偕同费彝民(前排中)、李侠文(二排左一)等报社同人合影于香港浅水湾。（大公报）
同年，香港《大公报》宣布改组，费彝民改称社长，成为中央政府驻港代表。费彝民曾帮助著名爱国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回到内地。他还积极帮助华罗庚、侯宝璋、马师曾、红线女、马连良、俞振飞、容国团、姜永宁等学者、艺术家、运动员返回内地。
作为一位知名无党派人士，费彝民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倚重，源于他的爱国底色。爱国支撑起他的人生格局和境界，他集才气慷慨和侠气于一身，纵横捭阖，披荆斩棘，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传奇的身后是忠诚。
1963年，香港遭遇开埠以来罕见的旱灾。港英政府施行严厉制水措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时，全港市民苦不堪言。1963年12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听取有关汇报后，同意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香港，并在当时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拨款3800万元建设东深供水工程。
1964年4月23日，大公报头版以八栏大标题报道《粤水供港每年150亿加仑》，率先公布这一消息，同版还配发社评《香港同胞的一大喜讯》。1965年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报道《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落成 塘头厦昨举行庆祝大会》。悠悠东江水，是祖国引出的清冽甘泉，是与香港同胞的生命纽带之水。
1969年11月6日《大公报》在头版刊登了《中苏边界谈判迄无进展迹象》专电。（大公报）
1969年11月6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题为《中苏边界谈判迄无进展迹象》的专电。这是中苏谈判紧张关头，周恩来总理针对苏联单方面宣称谈判进展顺利的“小动作”，紧急召见费彝民，指示他立即用《大公报》广州专电发布消息，揭露苏联“表面上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更进一步指出，“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还看不出谈判有取得积极进展的迹象。”不到400字的电文，总理逐字逐句口述，费彝民当场背下来，没有留文字纪录。这则400字消息，当时在国际上所引起的震动，被外电形容为“超过400吨TNT炸药”的威力。
周恩来多次在会见费彝民的过程中，提到统战要依靠人民，要团结各界人士。霍英东、何贤、查济民等一大批工商界巨子就是在费彝民的号召下团结在《大公报》的旗帜下，走上爱国爱港之路。根据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说，他和兄弟姐妹从小是看《大公报》长大的，他的父亲何贤，是在老社长费彝民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会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大公报）
1982年初夏，邓小平在会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港人时，第一次向香港各界人士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但保持香港稳定，继续发挥自由港作用的想法。当时他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著名八字方针：“恢复主权、保持繁荣”。《大公报》随即披露了这一独家新闻。
在中英会谈、基本法起草的每一个阶段，《大公报》都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给受众，抢抓“第一落点”；同时提供独家观点，分析事实背后成因、道理和走势。
费彝民是基本法起草委会副主任委员，《大公报》在整个基本法讨论过程中，一直站在爱国爱港的立场，为制定出一部合乎香港实际的基本法而努力。在中英谈判、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等关键时刻，《大公报》坚定不移地与之斗争，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敢言发声，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1997年7月1日，《大公报》以 “回归了开新篇” 报道香港回归。（大公报）
九七香港回归，万众期待。《大公报》策划全方位、全时段报道，回归当日报纸头版采用跨版通栏特大标题《回归了，开新篇》，刊登政权交接仪式的整幅照片，气势震撼。社评《中华壮举世纪盛事》指出：“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得以彻底洗雪，香港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崭新时代。”特稿《余辉尽矣》，写尽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心态，传神深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和香港顺利回归。这一天的《大公报》，出版4次号外，共300版，印刷百万份，破报纸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改革开放以后，首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也是《大公报》。1992年1月22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报道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新闻，26日头版又详尽披露视察新闻，宣告了中国社会又一个巨变的到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公报》权威解读中央政策，反映香港民情、表达社会舆论、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以及在冲破西方反华舆论的包围、向全世界公正客观地介绍和报道中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曾任香港特区预委会主任和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的钱其琛，被称为香港回归的“关键人物”。他还有一个并不鲜为人知的身份是，解放前上海《大公报》的职员，是一位老大公人。
2002年6月，百年华诞的《大公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举行“风云激荡一百年—《大公报》历史版面展”，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特意前往参观。同年7月1日，赴港参加特区回归五周年庆典的钱其琛还专门会见了《大公报》社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在《大公报》工作30年以上的老员工，并寄语百年大公和大公同仁：“在香港这样独特的社会环境中，需要一张像你们这样严肃的、具公信力的报纸，希望你们发扬百年爱国传统，在取得的已有成绩基础上，适应当地读者的需要，采用港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把这张报纸办得更好。”
作为一家在香港土地上旗帜鲜明的爱国爱港报纸，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也参与了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大公报》，受到几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关怀。2002年适逢《大公报》一百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是：“发扬百年爱国传统，与时俱进开创未来。”
2012年，主管港澳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为大公报110周年致贺信。习近平高度肯定《大公报》的光荣传统，他说，“《大公报》具有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办报历程中，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享誉海内外。香港回归祖国15年来，《大公报》立足香港，心系祖国，面向世界，在团结凝聚香港社会各界、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关注社会民生事务、推动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增进香港同胞对祖国的了解等方面不懈努力，多有建树。”
习近平还勉励道：“希望《大公报》弘扬百年爱国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扩大影响力，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继续做出新贡献。”
2019年，参加《大公报》 “范长江行动”的香港传媒学子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合影留念。（大公报）
近年，《大公报》立足香港，扛起爱国爱港媒体的使命和责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地与乱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在香港社会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坚守爱国爱港优良传统矢志不渝，锐意开拓，在新形势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拓展延伸传统主流媒体的品牌价值和内容优势，并举办多项青少年活动，强化港人港青家国认同和文化认同。以贴地贴心的报道，关注基层民生，扩大了新闻报道覆盖面和传播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