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1945年初，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曾在大后方掀起不小的浪潮。既往研究重在展现从军运动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发起、宣传，未能指出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隐秘动机。其原因，一方面是这类研究大多依赖公开的、偏重宣传的资料，此类文本出于国内外观瞻考虑，极力宣扬学生从军的光荣事迹以及运动为建立现代化军队所做的贡献，避而不谈政策出台背后蒋介石的政治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存在混淆“学生从军运动”（1943—1944年）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944—1945年）之处，认为两者是一以贯之的运动，这更加模糊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性质与目的。本文拟从运动提出的背景、国民党内部的商讨，运动经过及青年军的组建三个方面，透析抗战后期蒋介石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决策与动机。
一、另起炉灶
从合理的逻辑推之，通过从军运动的手段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两方面：一是补足兵源缺口；二是提高兵员素质。换句话说，这本应是一项单纯的改良兵役之举。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报名从军的青年不仅未被派遣到吃紧的前线，更未补充到其他缺编少员部队，而是要“储为将来建国之用”。事实上，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几乎由蒋介石一手策划与主导，其背后是蒋氏面临当时急剧恶化的政治、军事大环境所采取的应变手段。运动表面以知识青年为号召，以军事作战为导向，实则深埋着蒋介石的隐秘动机——另起炉灶，多一手准备，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最坏局面。
时间回到1944年七八月间，此时的国民党政权面临抗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军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垮，国府失城弃地。党内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欧洲充满一团喜悦兴奋之气，独我国战场上黯淡艰苦”，陈布雷在日记中不经意的记录，折射出国府中人的普遍心态。
军事溃败加速国民党政权致命弱点的暴露。蒋介石内心清楚，一旦军事恶化，“政治上必内外夹击”。所谓内外夹击，盖指美国与中共双重的压力，日益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美国方面，1944年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明确要求史迪威任蒋之实际参谋总长。这等同于向蒋“逼宫”，威胁蒋介石权力的核心基础——军权，动摇其统治力和在党政军内的威望。对此，蒋自承备受屈辱。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反映出美国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极度怀疑与失望，亦折射出大后方全面溃烂的内政时局。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已千疮百孔，随时有崩塌可能。蒋介石反躬自省之语尤其道出了局势的窘蹙：“甚以此次所遭受之艰危与耻辱（指罗斯福来信——引者注），为最大之幸事，否则军事、政治与外交、经济等之腐败恶劣，以及各种内在之危机，皆将潜伏益深，而后患之大，更将不可救药矣。”中共方面与国民党方面形成此消彼长之势，顺势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与国民党政权一党训政相抗衡，压迫蒋介石交出政权。
内有中共日渐提升的军政力量，外有美国各界或明或暗地催促蒋收拾残局。内外交困之际，国民党内曾有不少针对党政军各方面的建言，认为有必要开展彻底的检讨与革新，以扭转颓败气象。但是，蒋介石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决定了其很难大刀阔斧全盘改革，即便在此危难时刻，蒋介石身旁的侍从秘书唐纵“忖度委座在目前，不愿多所更张，战后当有一番改革，然而并非彻底之改革！且其时机过迟，是否有效，颇为可虑”。
当然，蒋介石也并非毫无动作。在此前后，他曾置重点于军事整顿与党的改革。首先，蒋介石在七八月间临时召开了黄山（重庆）整军会议，紧急布置军队改良事宜。蒋对这一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整军会议是有相当期许的，四次亲自出席提案审查会，对兵役、军需等军政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检讨。不过，会议在蒋介石的督责与呵斥声中，换来的也只是无法真正落实的提案，军委会高层不愿意也无力去撼动积弊已深的旧制。唐纵观察到，整军会议为中国政治前途之最佳说明，预料必无结果，特别是“人事顾虑多，无人愿意提出白纸方案……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尤其权贵”。会后，最大的整改动作也仅是军政机构及其主事人的调整，并未触及根本。整军会议中对兵役问题的检讨，尤能反映出蒋介石面临的无奈境地。会议召开前夕，各地接二连三传来兵役腐败的消息，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触目惊心的实地考察报告，使包括蒋介石、陈诚等与基层实态脱离太久的国民党高层深感震惊。然而，整军会上，除去蒋介石对兵役署的痛斥外，并未见深入检讨，军政部及兵役署也未提出切合实际的改良方案。针对兵役的几个基本问题，“大家认为这是原则，这是理想”，敷衍塞责之态暴露无遗。
同样地，在党务方面，蒋介石的智囊人物熊式辉向蒋谏言，党之改造“不是召开代表大会即可解决，必有周详之研究，绵密之准备”，言外之意，不能再因循旧规，但蒋则认为只要早些召开代表大会，“改革方案不难预备”。陈布雷同样为国民党之无能忧心忡忡，无奈蒋介石“有意改组党，但恐无能为力”。最终，蒋整顿党务的最大动作，仅是撤换组织部部长，以陈立夫替换朱家骅，以一派系代替另一派系。由此可见，在此危机关头，尽管蒋介石对现状有稍作改革的意图，但受到体制内盘根错节的牵制，未必有能力改变既有运行轨迹，作大刀阔斧之更张。美国有报刊舆论判断认为，“中国力求将种种难免之改革延期至战后实行，其目的无非欲保持国内脆弱之团结，以免因改革而招致摩擦与分散力量”，可谓精辟之语。
1944年8月底，面对来自美国的“夺权”压力，蒋在私下已开始研究交出军权之利弊，作最坏之打算。正当此时，陈诚的一封签呈又给蒋介石带来了新的思路。陈诚建议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以渡过难关，其中一条办法便是党团员服役，即“饬令党与团尽量选征党员、团员，或另编劲旅，建立生力军，或补充各部队提高士兵素质”。蒋介石批示对此建议表示首肯，并嘱陈诚负责中央党部与中央团部会商研究具体实施办法。5天后，蒋介石突然下发手令致吴铁城（中央党部秘书长）、张治中（三青团书记长），指示发动党员、团员从军运动：“中央党部及中央团部应发动一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第一期人数以十万人为目标，期于三个月内征集之，由各级党部团部负责推进，但不可作文字上之宣传，希照此研拟具体办法呈核为要。”陈诚建议征召党员、团员，重点在集中人力、提高兵员质量上，而蒋的手令将方案进一步具体化，设想了人数（10万）、时间（3个月）与其对外面目（不宣传），却对征召后如何补充、提升部队未置一词。
蒋介石关注陈诚的方案，并迅速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想法，说明陈诚的建议与蒋彼时的所思所想产生了共鸣。蒋介石内心明白，对现有体制小修小补只能算是尽力而为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为僵局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大动筋骨的改革也并非他所乐见。这一稍许偏离既有体制的实验性办法可能正符合蒋的心意。并且，蒋当时最关心军队与党，而陈诚的提议又恰好将两者融而为一。
8月底，兵役腐败情形达到了蒋所能忍受的极限。他在重庆市内亲眼见到新兵之惨状，为此当场“杖责”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并将其禁闭在虐待新兵之室。有意思的是，“杖责”事出之后，蒋介石立即加速将“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由纸面落到实处。9月初，虽因史迪威事件与整军会议后续牵扯相当精力，但蒋还是接连数日亲自谋划从军具体办法。9月2日，蒋日记拟定本月工作计划中，提出“筹备志愿军”计划，将“从军运动”升级为“志愿军”。9月3日，其日记写道，“志愿军筹备处人选及定期成立”，“谈志愿军及军费案”。可见，运动在蒋心中已有大致雏形，预备付诸实施。9月4日，蒋约集青年团干部，讨论志愿军召集计划。对兵役腐败问题恼怒至极的蒋介石，不从国军整个兵役系统着手改造，却马上投入精力于党团员志愿从军运动。这一看似不合常理的举动，更加印证了蒋要摆脱既有体制的掣肘另作一番试验的动机。
9月5日，蒋介石致电陈诚，提出具体谋划：现定召集党员与团员各五万人组织志愿军，以中自任军长，直辖六个师。拟选副军长一人负责主持之，此副军长应有副长官之资格，各师长在各集团军总司令中遴选之……
对比陈诚的建言，蒋介石的腹案已有较大变动。蒋不仅要亲任志愿军军长，任命高阶位军官为下辖六师师长，而且决意使从军党团员独立成军，另立系统，不用于补充各部队。蒋介石将党团员从军视作“另起炉灶”的意图已较明显。如果说陈诚将党团员从军作为扭转困局的军事手段，意欲通过特殊手段给既有体制打一剂强心针，而在蒋介石看来，这一着棋则是一种全新尝试，带有强烈的军政革新意味。
根本性质发生变化后，陈诚在回函中的态度略显消极：“召集党员团员组织志愿军，事属创举，职研究结果，含义重大：一、可转移全国对本党之观念。二、可提高党团之地位，树立建军之基础。三、可充实后方并养成有训练之干部。但顾虑亦多，国际对此有无误会一也，国内对此有无曲解二也，部队对此有无嫉妒三也……拟恳首组师部，俟有两师成立后，再组军部，惟不知能否使之补充现有部队之缺额，以提高部队之素质，而充实战力。然以今日党团之组织散漫，干部自私，除以钧座精神相感召外，恐难达成目的耳”。针对蒋的方案，陈诚委婉地表达了反对之意，尤其担心此举会招致更多的误会。尽管陈诚肯定该方案“可诱导青年出路，发挥党团组训力量”，但还是认为“在此戎马倥偬，选集十万人，恐为事实及短期间所难能”。为此，他向蒋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宜以师为单位，次第成立”。陈诚仍然关心可否借此补充现有部队，视之为军事举措。
不过，蒋介石推进此事的决心已定。与陈诚去信时，蒋已在党团内小范围吹风，试探反应。
二、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提出
在现场旁听的王子壮有感而发道：“蒋先生对于此事原所以激励党人，用以发皇其为国牺牲之精神，以为知识阶级从军之先导，用意至佳，或亦鉴于党人之散漫，拟用此法以刺激之。二则以此种方法改良军队，似尚有不足，虽对外以青年志愿军名，不用党人名义，仍以从根本上改善一般军队为优，因此十万人在全国军队中究属少数也。”王子壮从运动动员源头与结果两方面加以分析。源头上，王子壮以为运动目的在激励党团奋进，但以国民党、三青团的散漫无力恐怕不能达成意想中的效果；而结果上，王子壮认为不改善现有部队，转而另外召集10万新兵，并不能从整体上改良国内庞大的军队。此观察角度与陈诚有相似之处，即成立少数的特殊部队，终究难以提升整体的军事表现。然而，王子壮并未进一步思考为何蒋介石不致力改善现有部队，而要另外建立新军队。
9月9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讨论志愿从军事，征求军方的意见。当日蒋在征求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张治中等在座诸人意见时，并未提“党团员从军”和“青年志愿军”，而是将之分别命名为“学生从军”和“学生军”，似有意规避其中的党团因素。事实上，早在9月4日，白崇禧便已听到党团员从军的风声，“对最近蒋总裁编练党员团员军之计划，认为缓不济急”，“不但如此，一国之军事系统贵乎统一，此时编练党员团员成军，恐将来不免自行割裂军事系统之统一，甚可考虑也”。白崇禧作为桂系领袖发此议论，加之党团内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也有反对声音，如此种种，蒋介石自然不能轻视。因而，此时蒋似乎已经在考虑将党团员从军之议略作调整。然而，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等人都不赞同“学生从军”的提议，而蒋介石却“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办，因之皆未尽其辞”，有强推之意。会议中，徐永昌提出如要办，也须“切实研究”，特别是将来学生工作问题，不可“仅事宣传使其将来失望，否则后果甚堪注意”。而“蒋先生仍不稍动，力排众议，饬即着手，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可谓心切。
可能是鉴于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略带消极的态度，张治中等建议将党团员志愿军改称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征集对象也不再严格限于党团员，而是扩展至非党团员的知识青年、学生（当然也有学生党团员），由党团两方负责推动知识青年阶层的参与。蒋介石对此表示认可。
9月13日，蒋在私底下已将党团员志愿从军改称为“知识青年（智识青年）从军”，并令其机要秘书陈布雷草拟通电。不过，运动名称的变化与召集对象的扩充并未改变将从军青年另外编组、成立新军的办法。因而，白崇禧仍议论道，所谓知识青年从军，“骨里有党军之嫌，全体国军恐将解体”。不仅如此，白崇禧的分析较党内其他高层更进一步，判断从军青年单独成军是“蒋先生认为党已积习难挽，因有青年团之创立，现似又觉不足，故特招集智识青年军……颇引为可虑，盖恐利未见而害先行也”。如同青年团党外造党一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在党、团乃至国民党一般部队以外再造新的势力。白崇禧与中央嫡系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他对从军运动的判断带有敏锐的政治眼光。
中共方面对此也有相关情报收集与事态观察。1944年12月，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报告，专门论述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时期长期领导国统区内工作的董必武指出，运动缘起是蒋介石要成立“党军”，在蒋看来这是当下挽救党国的关键，是恢复黄埔精神的重要举措。董认为：“蒋的军队是集体入党的，号称五百万，已经是党军了，为什么还要成立党军呢？他知道军队中的党员是个虚数，不可靠，故另打主意。蒋以为国民党有两百万党员外，三青团还有六十几万团员，编成十万党团员的军队是容易做到的。” “党团志愿军”改称“知识青年从军”后，董必武也认为运动已经调整为“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从军而不限定于党团员”。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避免美国的反对，这与陈诚担心“国际对此有无误会”暗合；二是党与团对各自召集多少争执不下，一再折扣后，最终“党团员只按五万再折半各分二万五千名”，“其余五万则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不过，仔细分析董必武的报告，其着眼点仍是“揭露”知识青年从军背后的党团性质，立足于国共政争的角度加以批判，却并未深刻揭示“新党军”这一实验的政治动机。
9月20日，国民政府将实施知识青年从军动员的消息向社会公开。当日，《大公报》刊发勉励知识青年从军的社评，直截了当地指出，“革命的青年团员，革命的党员，尤宜率先响应，以作模范。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再兴新的党军”，但是“把英勇的党员团员与一般智识青年组织起来，那应该就是一支强劲的国军”。次日，《大公报》又透露中央将抽签征集党团员，组建“模范军团”。公开的报章文字已经透露出这场从军运动的特殊性。
国民政府预备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消息公开后，英国情报部门对运动的观察与实际有相当的偏差，不仅未注意到适龄党团员亦须从军，而且仅关注运动的军事效益。英方的报告指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被重庆当局视为改良中国军队的试验与创举。但是，国民政府担忧，入伍知识青年是否只能接受松弛与强度较低的训练，以致于从军青年最后只能服务于通信部队或工程部队，并不能提高作战部队的水平。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则注意到，中国部分政治异见人士认为蒋有通过运动吸收知识青年，培养其忠诚度并据为己用的打算。不过，他对该运动总体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从军运动是蒋介石改良整顿军队计划的一部分,而蒋通过这场运动向国内外透露这样一种信号：吸纳知识青年入伍将为中国军队注入活力。美英驻华当局都在审视从军运动能否提高抗战军事效率，对照国民党高层的内部讨论可知，即便是擅长情报工作的美英外交系统，对从军运动的认知也有相当的偏差。
由于从军运动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性，从陈诚提出“党团员从军”建议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提出，再到运动实际发动，中间间隔时间极短。9月，党内意见征求完毕后，10月1日，蒋在其日记“本月大事预定表”栏中便记有“组练青年军之业务”，已在提前安排从军运运后新军队的编练问题。10月中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正式开展。10月11—13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会接连召开，蒋两次出席训话，可谓重视。此时，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已到最后摊牌的关头，使蒋颇为苦闷、烦恼。局势的紧迫更加刺激蒋介石全力推动从军运动。据唐纵的观察，蒋介石“感时局日趋严重，乃置重点于整军与倡导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会上，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侧重在党团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上，而对运动可预见的结果——大量知识青年新兵如何编组却只字不提。蒋在讲话中强调这场运动不单单是为征集5万或10万的知识青年，而是为了改变社会风气，改变一般社会舆论对国民党的态度，为此必须使一般党员、团员能够恪尽职守、以身作则。他讲道：“我们各级党部的委员、团部的干事以及一般负责的干部，凡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率先登记从军，已经超过兵役年龄的每一个党员，亦必须要指定他自己的子弟或亲属一个人入伍，这样才能使社会民众相信我们党员团员，对国家，对革命，真有牺牲的精神……如果我们目击党国危难至此，而我们还是漠然无动于衷，那这种党员团员就是本党本团的败类，我们要不惜予以淘汰。”
蒋此番讲话的中心思想便是从军运动是检验党团员的革命精神，“测验出哪些党员是愿意为党为主义来牺牲努力的”，“真伪既分，就可以发生清党的作用”。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大会确定各级党部征集党员从军办法原则案。此外，蒋还提示，党员、团员要担负促发非党员的知识青年主动从军的任务。运动“当然以我们党员团员为主干，由我们党部团部来主持发动。但我们仍须以发动全国从军为目的，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这个运动能普及于全国知识青年，使大家都能恪尽其青年当兵的义务”。蒋认为只要规定远超出当时一般军队之待遇，“两年退伍，退伍以后，其正在求学的，可以公费继续求学，其愿意出国留学的，得于修毕其相当学程之后优先派遣出国，其愿从政的，亦得有优先候选之权”，知识青年便会放下对军队的偏见与畏难情绪，加入抗日队伍。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党内高层讨论时不同，大会上蒋并未触及通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再建新军的问题，仅阐释了从军运动与激励党团员、发扬革命精神的关系，以及强调用革命精神感召动员全国青年。事实上，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仅是抽选出部分服从命令的适龄党团员，以成立新军，而激发党团员革命精神，改造党团，更重要的应该是在党团组织内部入手。几万从军党团员去影响刺激数百万党团员，恐怕有缘木求鱼之感。
在1944年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各地进入收尾阶段。青年军即将成立时，刚被免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曾以相当粗俗的话发蒋介石的牢骚。他直指蒋的“一向成功，始终就是拆别人烂污的成功，现又直来拆国家的烂污，举凡CC、复兴以及党团与现时之青年军，无一不是如此”。何应钦这番粗鄙之语，有他被免职的不满在，但也在发泄中道出了发动从军运动的内在逻辑，即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组建青年军，和培养CC系、建立复兴社、青年团等实际是如出一辙，都是试图绕开现有体制，实验一种新组织。
三、由“从军”而建“新军”
当然，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更能理解并认可运动背后的动机，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作为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的运动，他们并非如寻常般机械性地向下传达领导意志，而是努力使自己投入运动。譬如唐纵认为侍从室公务沉闷，愿意脱离杂务，投入到从军浪潮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林主任为此商议侍从室亦应有人应征，余乃首先签名。我真愿意应征，侍从室工作太厌倦了。”唐纵身居侍从室组长要职，自然难以成行，但他内心暗涌的微澜提示我们这场运动不同以往。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受限于年龄无法报名，但对其子嗣响应号召从军十分兴奋。“今日积迨（陈布雷之侄——引注）报名入伍，参加驻印军训练，此为我家子弟从军之第一人，念其平时缄默寡言，而富有爱国情感，临事决断，一往无前，四弟可谓有其子，抑亦我家之光荣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此后，陈布雷又为他儿子的犹豫不决而苦恼，“与皓儿谈话，彼热心于出国进修，似将改变其入伍从军之志愿。习俗移人，不免一叹”。陈布雷在其日记中少有私情的流露，加之侍从公务之繁忙，能如此重视自家子嗣在运动中的表现，投入心力，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从军运动的重视。陈布雷不仅借此表现对蒋介石的忠诚，也期望对下能做出表率。
另起炉灶，再建新党军，一方面需要引进新人，输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从军兵员、干部的动员、组建与训练的模式也必然要区别于以往国民党军的沉闷与惰性。从军大会中，蒋介石当场宣布让其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首先报名，蒋经国最终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党魁的表率与督责，使在场国民党高层也不敢懈怠，梁寒操（宣传部部长）、马超俊（组织部副部长）、胡庶华（三青团副书记长）也当场签名志愿从军。此后不久，诸如张群、顾祝同、罗卓英、杨森、祝绍周等省主席以上的人物，都派他们的儿子报名从军。这种高层党员干部以其子弟相率签名从军的做法，无论其动机如何，本身已经区别于以往的循规蹈矩。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程天放似乎也揣摩出了蒋介石的心理活动，意识到此事并非简单地抽调部分青年当兵，而是带有较强的政治意义：新组建的军队不仅享有表面上的特殊优厚待遇，而更具有超越其他部队的政治地位。运动一开始，程天放便主张中央政治学校全体学生集体签名从军，以便中政学校将来在新党军中有一势力。程氏公开表示，“我们是党的最高学府，从军运动应该率先倡导。将来中央要多少，我们就去多少”，此举并非单纯的奉承，还有获取政治资本的考量。尽管中政学校终因赞成全体从军与不赞成者矛盾激化，只得将全体从军之议作罢，但是此事非但未被蒋介石责问，而且事后蒋还对中政学校的从军工作表示赞赏。从军运动进入尾声时，“新军”将代替“旧军”的传言更盛。当时，为培养青年军干部的青年军干训团刚成立不久，不少人便努力“争取到干训团受训，借以保其职位。虽然大家也明知在青年军任职，在职务上要降一级……但亦在所不顾。在重庆的军委会所属的各部人员，为高参、处科长、参谋、附员之辈，不甘闲，对受训趋之若鹜”。
然而，国民党一贯组织纪律不严。运动中，国民党内仍暴露出步调不统一的缺点。除前述反对意见外，不少机关党部对贡献人力成立新“党军”的热情颇低。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采取的是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变通做法。运动初期，党史会有4人报名。主任张继认为，尽管中央要求适龄党员全体签名，但按名额配比（适龄党员总人数的30%），党史会最终只需出6人从军，除去已报名4人，再有2人报名即可。行政院所属各区党部也未积极对待，以派发任务的常规办法鼓励适龄党员从军，被动地等待党员报名。陈克文所在区党部最终仅11名低级职员正式从军，有一定职级的党员均未报名。而下辖诸多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更是希望减轻，甚至免除技术工人的从军要求。不过，运动能铺展到各个机构，甚至是行政机关、技术厂矿，本身便已区别于国民党以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动员。据内部调查的不完全统计，运动发起后一个月内，中央公务员报名从军者总计已近2000人，相当可观。而且，不仅党政机关，作为研究机构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被动员了起来，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不仅部署所内动员，甚至提出自愿从军作一名译员，并认为运动过后将改变既有兵役法。可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波及范围之广。
运动中，蒋介石也相当注重大后方学校的从军动员。相对于世故已深的机关职员、党团员，学生群体符合“新人”的气质，也易于改造。正如黄埔军校初创时期招取学生酝酿革命力量一般，学生更适合成为“另起炉灶”组织中的主力；而动员战时未曾动员的学生群体从军，也更能在国内外舆论中获得赞许。只不过，鼓励在校学生从军时，再造党军的一面被刻意隐去。10月25日，蒋在致各高等学校校方的电文中，专门强调学生从军对发扬学生爱国情怀，提高军队素质的重大意义，而刻意隐去“再造党军”的私心。蒋介石这一有所保留的电文正好迎合了多数高校当局对知识青年从军意义的解读。在得知国府将要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后，竺可桢便在日记中强调，“各大学应做抗战工作，故不但志愿从军固应从军，即留校者亦应学习与军事有关之科目，以备异日向前后〔方〕作军事工作”。西南联大校务常务委员会教授对从军运动的反应，也有类似之处：郑天挺提出，可借从军运动的宣传势头，请美国军官训练全体学生；周炳琳认为“不如全体师生从军，先以政府需要之人数送去，其余留校训练，并谓要办即办”；而吴有训则强调要更加积极，“敌来应即往前线”。当然，常务委员会内也有担忧学生从军后有强迫入党之事，希望“将新军正名为知识青年国防军，重申军队属于国家之义，明示无强迫入党之说，军中如有政训，亦惟教以明耻复仇保国家卫民族之大义”。担忧强迫知识青年入党的背面，实则是对从军青年真正能成为一名现代化军人，为国报效沙场的期待。因此，除该项建议外，西南联大校方还提议“新军教练亦宜多用盟军将领”，思考与建议方向仍从纯军事的角度着力。西南联大从军运动初期，学生多存观望，联大教授纷纷从爱国、抗敌的角度讲演鼓舞学生，最终共有184名学生报名登记，超额完成从军任务。由此可见，大学校方因未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对蒋介石在当时主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个人思考与动机的把握仍有距离。
从军运动在高层决策时，可能出于保密或者减少反对阻力的原因，蒋介石并未将其设想全盘托出。即便到各地各层级的动员阶段，也只有在细细观察下，才能隐约感受到从军动员展开过程中与再造新党军的勾连。当运动进入收尾工作，青年远征军次第组建起来时，各项眉目才逐渐清晰。青年军成立不久，蒋介石在青年军干部面前强调道：“现在是第二期革命开始的时候，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非另行组织新军不可……我当年办黄埔，以第一期500人作基干，打倒了北洋军阀和许多反动势力”，“今天以青年军10万之众……在我的指挥下一定能够肩负起第二期革命的任务。何患日寇不灭，中华民族不能复兴”。此番讲话，直接将青年军与新军划等号，将青年军的创设比作黄埔军校的诞生，表明了再造新势力的运动目的。
从青年军的训练与培养中更能看出蒋的此番用心。不可否认，入伍的知识青年在青年军中接受了相当的军事训练。从军知识青年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负责军事训练（罗卓英任总监），蒋介石亲自向罗卓英过问训练工作，提示要侧重训练突击、渡河、遭遇战等战斗场景，确实提高战斗力与警觉性。有从军青年回忆新兵受训期间每日三操两讲堂，队形变换、实弹射击、手榴弹实弹投掷、刺枪、筑城等，3个月的新兵训练周期相当充实。就连青年军的军事干部受训也是采用美军战时轮带式训练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轮训大批干部，提高效率。
然而，军事训练在青年军的培养中并不是主要部分。1945年2月，青年军成立之初，蒋曾令政治部、组织部、三青团使知识青年从军者“注重农村与农人，与之扶助与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与建设新社会”，显然没有要将青年从军者培养为纯粹军人的打算。随着1945年上半年军事形势趋缓，特别是蒋经国出任独立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使得政治工作在军中的特殊地位更为彰显。1944年11月，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由蒋经国亲任班主任的“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已经悄然成立，而“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制度架构上分别超然独立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与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蒋经国绕开国民党军的旧政工系统，通过该训练班亲抓青年军政工干部的培训工作，急于培养一批直接效忠于他的核心干部。在训练班中，蒋经国更是亲力亲为，“常和学员同吃饭、同游戏，在寒夜里，带领学员搞紧急集合，甚至带头脱去衣服，一同跑步。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连罗卓英也不好插手”。为了缩短与军事干部、从军青年的磨合期，除既有干部外，蒋经国还专门从从军知识青年士兵中“挑选高中以上文化的调到各师政治部训练后派各连队充干事或文书军士”。
直至抗战胜利，青年军并未被派至前线，也未补充前方部队缺额。青年军作为一种“高人一等”的新党军自成系统，由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通过独立的政工体系亲自掌控，甚至挤压掉军事干部的大部分权力。曾任青年军207师621团督导员的许功锐回忆道：“青年军政工人员中，不仅在名称上把原国民党军队的指导员改为督导员或训导员，而且在内涵上也大有区别。连训导员在协助连长教育与训练士兵的同时，所管教的范围可说接触到军营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思想动态、饮食起居、病痛医疗、生活福利、文娱体育等等。此外，各团、直营还设立伙食委员会、消费合作社等机构，由政工干部监督，由士兵自行推选适当人员负责管理。由此可见，青年军师政治部的结构与职能已大大超越国民党军队传统的政工体系。”北伐以后，国民党军的部队长官在部队中有绝对的权威，政工干部日渐衰微。蒋介石本人更是反对政工与带兵军官平起平坐的“二元制”领导。青年军则大有恢复“以党领军”——政工权力高于军事长官的趋势，不啻为一巨变。不仅训导员（督导员）比同级军事长官的军衔高，而且权力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各级部队长官但凡采购、支出、报销等皆须政工干部的附署，甚至青年军师长对连训导员也没有撤免权，权力由下而上通过独立的政工系统集中于蒋经国个人。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后，政工人员的心态也与一般部队不同。一位经过政工训练的从军青年回忆道：“结训后，分派回原部队六一〇团第六连任训导员，此连青年兵，多数是河南战一（河南战区第一中学）中学生，士官勤务，多为久经战场的人，既看不起从未打过仗的青年兵；也不把讲三民主义的政训人员看在眼里；只对有作战经验的超编阶的连排长唯唯听命。我以为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加以导正。有一天，专将那些老战士集合……问他们：有用过美式冲锋枪吗？战防枪？火箭炮？……一连串的新式武器，他们只摇头，一件也答不出来。这时我略作分析，并加以惕励，暗示他们还须虚心。从此以后，他们态度显然改变多了。”手握笔杆子的政工人员竟能通过武器装备知识去“压制”老兵与基层军事干部，如果不是日常权力关系的悄然变化，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文主武从”的局面。
青年军独立于其他国民党军存在，已是军外造军，而打破部队内惯常做法，使政工权力凌驾于军事长官之上，则是将青年军与旧国民党军真正区别开了。而一向将政工视作军队附属品的蒋介石，更是一反常态允许在青年军中倒转权力关系。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青年军刚成立不久，蒋介石便令陈诚由军政部配发青年军政工人员1500支手枪。青年军政工不仅在制度上权力大增，事实上也完成了由手握“笔杆子”到手持“枪杆子”的嬗变。青年军在蒋经国的政工系统下完成了新党军的形态改造。青年军名义上由蒋介石亲任军长，由训练总监罗卓英负责军事训练，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掌握政工权力的蒋经国便成了青年军的实际主帅。当时，已有传青年军为“太子军”，确为的论。
1945年5月，陈诚结合魏德迈备忘录的建议，再次从单纯的军事角度向蒋介石呈请，将青年军“编为特种兵部队，则不但训练容易完成，可以提早反攻之准备，其优良之素质亦可传播于全军，各青年本身亦可早得充分装备，早遂杀敌之愿”。蒋介石的答复颇为耐人寻味，要求在保留青年军二至三师的基础上，按照魏德迈、陈诚的意见提供实施方案，仍不肯将新部队完全交由军人接手。不久，抗战胜利，青年军用于作战方面的理由也随之失却。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并未因“无仗可打”很快退伍复员。1945年10月，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迎来一周年之际，蒋介石乃决定“青年军到期不得退伍”《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3日。，另外追加了6个月的预备干部教育，使受教育青年军人取得预备军官资格后再行复员。蒋介石的考量，同样是出于将从军青年作为革命的新势力培养。蒋强调青年军的复员，是青年军的新开端，“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官兵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训练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事实上，蒋对青年军未来作用的设想规划远超一般党军所能承担。蒋不仅要求退伍前青年军官长能注意对士兵讲授平面测量、宪兵、警察、新县制理论等，还在筹划未来“全国警察一律以退役青年军官充任”。除此以外，蒋还预备由复员青年军负责领导组织在乡军人会，协助招收失学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等，以为内战作兵源准备。蒋介石对青年军寄予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要对抗中共，“必有待于退伍青年军组织之严密”。青年军新党军的身份标签与属性已渐渐向外延展。
余 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青年军最初命名为“青年远征军”，延续驻缅驻印远征军的番号，但军队成立后却一直在大后方的綦江、壁山等处集训，从未成建制“远征”。不久，青年远征军便只称“青年军某某师”。远征的口号与出国的期待更能吸引青年投身其中，而称谓的变易实则更准确地反映出知识青年从军的性质。青年军自诞生之日起，蒋介石便没有真正打算将其用于对日作战。1945年1月，刚招得10万知识青年兵的蒋介石不仅从第一战区胡宗南部抽调5万老兵派赴云南，还希望云南当局在本地再征兵8万至10万人，以充实反攻部队。可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宣传中的远征反攻口号是值得怀疑的。
1946年7月，当青年军大部退伍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青年远征军除驻东北之二〇七师以外，其他七个师皆已如期退伍，此八万青年多一年半之军事训练……退伍以前亲自督导，因之准备周到，安全遣散分别就学就业如计完成，经儿又多一基业矣。” “基业”一词不仅道出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与运动成果——青年军“另起炉灶”“另成组织”的特殊性质，而且明示青年军是蒋经国个人的政治筹码。
此后，为随时管控复员从军青年，蒋经国专门主导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仍由蒋经国实际负责），负责管理从军青年复员后的就学、就业与通迅联络，以及未来随时召集与训练。不过，升学、就业后的青年军并未如蒋介石、蒋经国所愿成为革命新力量。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从军青年来自机关、学校、党部等，无论是在年龄、社会经历还是人生志向等，个体差异较大，未必能实现组织的凝聚力。而且，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程度较高的青年军人并不积极参与到革命新势力当中。例如，从军青年张谦在复员时，便有政工人员向其交底说，“中央因见党团都归失败，因而想在复员青年军方面下点功夫……青年军退伍后都是建国会的会员，由蒋经国、彭位仁二人负责”，而组织建国学会这一新组织又是同时针对中共和腐败的国民党。张谦在他的日记中坦率地表示，“用意如果是用在激励努力、共赴时艰是可以的，如若仍像以前的党徒政客们来抓青年作为他们的斗争工具或资本，那还是要失败的。现在的年轻人觉醒了，都非常敏感。任何的甜言卖弄，恐怕都归无效。他们所希望的是光明磊落地为人民干点儿真事”。很明显的是，张谦作为从军的中学生，在经历了一年多军事训练后，对国民政府大环境下组建的新组织并不抱有期望。如果说张谦个案只是私人日记中内心世界的流露，中共浙江大学地下党对复员青年军的观察，则更能说明问题：浙大返校复员青年军30余人，“他们在外跑了一年，大都体会到国民党的滋味，因此都很进步，他们中间且有联系，自这力量加入后，工作就更开展起来”。
当然，青年军中确有一批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的学生，复员后通过“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在各校中联系复员学生，控制学生会，影响学生运动等等。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主要群体之一便是部分在校的复员青年军学生。不过，仍有大量进步的复员青年军学生同情甚至支持学生运动，中共在文件中多次强调青年军工作大有作为，正是抓住了从军青年中仍有相当爱国进步分子的特点。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兵力日蹙，蒋氏父子试图借青年军的原番号进行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然而，时过境迁，此时从军运动只能以预备干部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国各地用“知识青年从军”的名义“招兵”，补充新兵后的青年军素质已远不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