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
国民政府游击战决策的源头在何处？海军游击战又与其有何种关联？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鉴于敌强我弱，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向国民政府提出在正面防御基础上，还须采取游击战。11月初，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亦向蒋介石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的战术，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受中共和白崇禧等提议的影响，游击战进入蒋的视野。7日，蒋在日记中记述：“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其防不胜防也。”国民政府海军在全面抗战初期坚持防御战术，直到武汉会战后，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乃提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据统计，1937年6月，日本海军拥有285艘军舰，其中航空母舰4艘、主力舰9艘、一等巡洋舰12艘，总吨位115.3万吨，下辖3支舰队，其中第3舰队负责中国战场。淞沪会战爆发时，日军第3舰队的出云、安宅、八重山、热海、比良、势多、鸟羽、二见、保津、坚田、莲、栗等舰已抵达上海。为满足侵华需要，同年10月，日本海军新组第4舰队，负责中国北部海域，并与在长江流域的第3舰队合编为中国方面舰队，由长谷川清出任司令；1938年2月，又增设第5舰队，负责中国南部海域。日本第3舰队始终专门负责长江流域作战，是在华三支舰队中最强的一支。而战前中国海军舰艇“共57艘，排水量56239吨”，集中于长江流域，且多旧舰和小舰。鉴于此，国民政府采取防御战术，“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1937年4月，陈绍宽“奉派为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副使”，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绍宽即日返国，于7月28日“回部视事”，部署海军作战事宜。《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在海军内部一直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并于1933年在镇江成立电雷学校（电雷系），“以树立革命海军的基础”，旨在于长江流域牵制闽系海军。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军在长江流域存在两套人马，影响了海军的统一指挥，而新组建的电雷系尚无法取代闽系地位，为了抗战大局，蒋介石不得不将电雷系归并海军总司令部，统一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
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差甚远，不能与其正面对抗，不得不实行自我封锁，即用沉船、木石和水雷封锁。1937年8月3日，陈绍宽向蒋介石呈报长江堵塞方案，提出将旧军舰和商船“集中以备堵塞”，得到蒋的同意后，陈绍宽首先抽调通济、大同等“八艘舰艇及商船二十余艘，沉于江阴下游”，旋将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舰沉塞江阴，又将趸船8艘和“民船、盐船185艘陆续填下，弥补罅隙”。江阴沦陷以前，长江封锁主要以沉船为主，然中国商船有限，“若一旦均征集前方拨充沉塞之用，则影响运输前途势必甚巨”，就经济而言，“沉船阻塞之代价实超过水雷阻塞代价百倍”；就威力而言，水雷较沉船更具威慑力，故“江海防御之利器首推水雷”。江阴、南京沦陷后，日本第3舰队乃着手“溯江作战”，协同陆军进攻武汉，其兵力包括第11战队，第11、12炮艇队与海军特别陆战队，主要军舰有炮舰12艘、鱼雷艇8艘、扫雷艇8艘，此外，还有大量的运输舰和辅助舰。为保卫武汉，蒋介石令海军一方面在长江两岸分设要塞，另一方面要求加强“水雷之布设与江面封锁工程”。按蒋的指示，海军“在马当、芜湖间散布水雷，并从事建成马当封锁线”，同时在九江至汉口间铺设水雷。此时期海军已由沉船阻塞转为以水雷为主，但所采用水雷战术“限于防卫，故多在敌前，布放定雷”。6月26日，日军从陆路绕道攻陷马当要塞后，日舰才慢慢将马当水道疏通，在安庆至九江江段，日军扫雷部队处置590个水雷。7月26日，日军攻陷九江，日舰开始清理九江以上水道，从事扫雷通航作业，自7月29日至8月21日，在九江以上水域扫除133个水雷。在日军进攻武汉过程中，日本海军认为，“来自江岸的敌人的炮击，江上的水雷攻势及空袭等意外地激烈，我方损失严重，进击进展极慢，特别是敌人的水雷攻势执着”，中国海军的布雷封锁增加了日军沿江西进的困难。阵前布设固定水雷在战术上趋于被动，而敌后游击布雷则更具攻击性和震慑性。为了缓解武汉正面压力，1938年8月，海军司令部授命郑天杰组建布雷别动队，随即赴敌占区布放漂雷。9月8日，别动队一队“由鲤鱼山出发，将雷潜放中流，计八十具”，未久，“有敌舰二艘，在武穴附近已被漂雷击沉，于是漂雷之威力益著”；随即布雷别动队两队“分发大通、贵池两地，抄越敌后。大通方面，以敌兵逡巡防范严密，漂雷队无法达到江边，乃折返贵池集合”；贵池方面，于20日夜“秘密放下漂雷六十具，用以缓和田家镇之紧张局面，收效至宏”。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深入敌后开展水雷游击战，其敌后水雷游击成效促使国民政府海军当局开始思考对日作战的战术转变问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长江中下游“为敌人所控制，更加以前所仅具吨位较大之军舰，辗转于作战中为敌空军所炸毁”，海军不得不将仅存的十余艘舰艇“随政府溯江西上”，海军以何种方法继续与日军作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时局环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提出“执行既定的封锁政策之外，更进而将大量水雷由我布雷游击队送入长江，以扰乱并破坏其水上交通与运输”，“此为今日工作之第一项”，可见海军对游击战之重视。布雷游击队队长林遵认为：“海军游击战争已成为现代海战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敌我相对的地位言，无论在目前在日后，这种战争都是最有研究价值，最为吾人所注意的一个问题”。1940年后，海军“一面利用‘水雷防御战’，同时又增加‘水雷游击战’，是防御进攻兼用的新封锁战术”，此种战术“在世界战争中是罕见的”，实为“劣势海军革命战术之最高运用”。至此，海军战术逐渐由消极防御转变为灵活有效的敌后攻势。
由于海军舰队受到重创，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海军部“暂行裁撤，其经管事务归并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同月31日又将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部、海军海岸巡防处、海军海道测量局等暂行裁撤。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海军仅剩14艘内河炮舰，其中第一舰队9艘，司令陈季良；第二舰队5艘，司令曾以鼎，各舰集中于荆江与川江流域，主要负责拱卫陪都重庆。蒋介石指示海军今后作战“以截断长江敌军水上交通为要务，以加强敌后游击破坏其交通通信为战术之重点”。因此，海军总司令部决定除部分兵力坚守要塞防御战之外，将主力整编为水雷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机动、灵活、有效的水雷游击战。
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扼控制长江之势，利用航运，进可以沿江西犯，窥伺荆川；退则因运输便利，无虞阻滞，实处进退优裕之境地”，为击破日军“此种企图”，1940年1月，国民政府海军“开始实施漂雷游击整个计划，成立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总队部下辖5个中队，以刘德浦为总队长，其游击范围“计湖口至芜湖段沿江各地带，是为长江第一布雷游击区。总队部设上饶，与第三战区密取联络”。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海军游击战拉开了序幕，此后，“敌之舰艇船只，因我各布雷队在皖南沿江各段，活跃工作，湖口以下江面，均不敢停泊，多在九江以上下锚”。1940年4月，海军总司令部增划鄂城至九江段为长江第二布雷游击区，“使敌之舰艇船只，亦不能躲避于浔鄂方面，整个长江航运趋于崩溃之途，然后乃能将其赶出武汉”。第二布雷游击区下辖4个中队，以林祥光等为队长，归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督率。汉岳之间及襄河方面的日舰“虽不如宁汉之频多，要亦须加袭击而使之整个水上交通无法运用”，于是在海军总司令部增划第二布雷游击区的同时，“复划监利至黄陵矶段，作为长江第三布雷游击区”，下辖2队布雷中队，以李向刚等为队长，成立前期“颇奏功效”，后因“该区敌舰踪迹日少，遂将该区之布雷任务，并入第二布雷游击区”。
1941年9月1日，海军总司令部重新整合长江流域各布雷队，相继组编第一、二、三、四布雷总队。第一布雷总队总部设在长沙，以海军总司令部舰械处长陈宏泰兼总队长，辖7个大队，负责配合第九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作战。10月3日，海军总司令部又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布雷总队，总部设在上饶，辖7个大队，以刘德浦为总队长，程法侃、郑天杰、林遵等为大队长。为统一长江地区的布雷队建制，1942年11月，荆江的布雷队改编为第三布雷总队，辖7个大队，以薛家声为总队长，负责配合第六战区在荆河一带的作战。为扼守长江上游和拱卫陪都重庆，海军司令部于1939年在宜昌至万县间，成立宜巴区要塞第一、第二总台和八万区要塞第三、第四总台，共编配员兵1203人，同时成立川江漂雷队，以叶可钰为队长，辖6个分队。1942年11月，“海军调整作战机构，将川江漂雷队改番号为海军第四布雷总队，下设7个大队，以严智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兼代总队长职务，旋改派郑震谦总其事”，依旧负责川江防务。第三、第四布雷总队作战区域在长江上游，主要任务是阵前布雷，不同于第一、第二布雷总队的敌后游击布雷作战。水雷的制造和运输是海军游击战的前提，固定水雷适于阻击战，漂雷则适于游击战。武汉失守前，海军的任务是阻止日舰沿江西进，以运用水雷阻塞水道及发挥要塞战作为战术中心，故多用固定水雷，划分雷区，节节布放，漂雷仅辅助使用。自1938年起，海军总司令部为“发挥进攻力量而争取主动地位”，饬制雷厂设计漂流水雷，“能随流漂行，在敌前布放，可与固定雷区收攻守兼施之效。在敌后布放，可破坏其水上运输，收控制长江之果”。武汉失守后，海军的任务转为破坏日军水上交通，故海军“使用漂雷的机会较多，固定水雷只用于敷布荆河、洞庭及浙赣各江”。一般而言，海上打游击多用鱼雷与磁雷，是因海上航道宽广，但“长江的水流湍急，航道狭窄”，漂雷布放较鱼雷与磁雷更方便、有效，同时“我们已能制造磁雷，但因其造价较贵，并不必要，故不采用”。1937年以前，海军部迭次向国民政府提交水雷制造案，政府均以国库支绌将其推迟。1937年8月，海军新舰监造室奉海军部令赶制水雷。为了供应水雷，1939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海军新舰监造室，改建海军水雷制造所，由曾国晟任所长，专门负责水雷的制作。运输漂雷到敌占区也是海军游击战中重要一环，漂雷重量较大，携带困难，至少需4人抬运，在敌占区遇到天气状况差或路途较远时，甚至需8人分作两班轮流抬运。在运输中，一旦被敌人发现，易遭袭击破坏，因此漂雷须先加以伪装运至沦陷区驻地密储备用，实施布雷时再移至预定地点，由布雷游击队员敷布。每次游击布雷工作后均绘具图表，将布放情形按级呈转最高军事当局核备。
沿江区域遍布日伪据点，江中不断有日军舰艇巡逻监视。布雷队行动之前，“须预为策定详细计划，尤贵充分准备，应先派多数精练干部、谍报及特工人员化装潜入敌后，从事侦察进出路线及征集船只，并与伪军警、自治会、土民等妥为联络，使我布雷队之行动容易”。为保证行动的秘密性，布雷游击队官兵不穿海军制服，也不佩戴海军标志，都改着当地陆军服饰；在出击布雷时，参战人员一律改着当地老百姓的服装，一般“不会把他当作海军军人”。布雷游击队员“多寄宿祠堂、庙宇或逃难百姓遗下之空房舍中”，并特意与漂雷的储藏点隔开。布雷游击队仅配备少量轻便武器和小型流动电台，以保持与布雷总队部、海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布雷游击队充分利用气象条件，“黑夜、狂风、暴雨、雪天，都是雷队进行工作的良机”，进行无定时、无定所的钻隙乘虚布雷，以击毁军舰、运输船为要旨。布雷队以乘隙突进、潜行布放为主，必要时亦需加强掩护兵力，挺进江岸强行布雷。海军游击战不同于陆军游击战，有其局限性。第一，易受地理空间限制，海军游击战必须以江河流域为区间，易被日军防范。第二，作战形式单一，海军游击战需运雷、布雷，虽每次选择不同的路线，但总体模式易被日军摸清。第三，与掩护部队的配合易出问题。布雷游击队须依靠陆军掩护部队配合，这就要求掩护部队“应不避艰险，须适时占领适切之掩护阵地。严密施行警戒，拒止敌人”。有时会出现配合不紧密的问题，如1941年9月，布雷队到达江岸时，掩护部队被日军击溃，致使布雷队被日军发现，大队长程法侃等20余人被日军杀害。第四，一旦水雷供应链出现问题，布雷游击队将无事可做，并“贻误戎机”。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方面舰队第3、4、5舰队改编为第1、2、3遣华舰队，其中第1遣华舰队负责长江流域作战，其下辖安宅、势多、坚田、比良、保津、鸟羽、热海、二见、伏见、小鹰、竹生、栗、栂、莲等军舰以及所属小型炮艇、机动艇。自1940年起，布雷游击队把日军后方变为前方，国民政府海军“最得意者即为布雷工作”，“日军简直寸步难行”。据日方海军资料反映，“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上，我军支配下的只不过是点和线，在我军占领的周围，到处有敌游击队出没”。1940年后，日本海军认为来自国民政府部队的“炮击逐次减少”，而水雷“放流增加”，如何应对水雷游击战成为日本长江流域海军的主要任务。第1遣华舰队为了遏制水雷游击战，采取了军事封锁、管控民船与护航、禁航等多项措施。
第一，对沿江地带实行军事封锁。日军为了保障航运安全，在沿江各地遍立据点，并组织伪政权到处设卡。第1遣华舰队在长江流域分设上游、中游、下游警戒队与汉口、九江方面警戒队，负责“移动警戒江岸及水路”。从日军各舰《航泊日志》中可见，各舰常处于“移动哨戒”状态。此外，日军各舰除日常“移动警戒”外，还配合陆军在沿江地带开展“扫荡”任务，压迫布雷队远离江岸。随着日军沿江警戒线日渐扩大，当“扩大到一百二十华里时，我们就必需夜行昼伏，在沦陷区先躲藏一个白天，晚上走近江边把雷布好，再躲藏一个白天，于第三天夜晚潜行回队”，虽困难增加，但并没有阻止布雷游击队的行动。随着日军控制区域的扩大，其兵力明显捉襟见肘，苏皖沿江几百公里，“仅配备了两个师团的稀薄兵力，这正是我们发动沿江各种游击战——炮兵的游击战、水雷的游击战——的良机”，布雷游击队灵活、有效的战术使日军陷于顾此失彼的困境。
第二，管控民船及对长江舰船实施护航、禁航。其一，在敌后进行布雷活动，船只是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日军一方面对民船进行全面登记，掌握其行动；另一方面命令船员夜间将船集中指定地点停泊。日军对民船的管控加大了游击队作战的困难，游击队所需船只有时无法雇集，进而导致布雷任务失败。鉴于此，游击队一般就近另寻民船，或由陆军工兵事先秘密地从后方用人力将木船潜运敌占区，布雷完成后，再将小舟抬运回后方，或就地自行伐树造船，布设漂雷。其二，面对布雷游击队的威胁，日军起初还采用“护航方法”，即以军舰护卫商船、运输船。从日舰《航泊日志》中可见，如1940年5月18日，驱逐舰栗为客船“大洋丸护航”。1940年5月，日本第1遣华舰队训令船只航行要旨四项：“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领导；三、舰轮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间；四、凡舰轮行驶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驶过”。陈绍宽对此评价道：“护航又有什么用处呢？用一条军舰，去保护一艘商船，不是多赠送了一条军舰吗？”日军施行的护航成效不大，反而使军舰损失扩大。在游击队出击频繁之际，“唯有停止通航，二十九年一年里，敌人这类停止通航的通告，层见迭出”。面对日军的禁航，海军游击队则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即动，待日军一旦解除禁航令，便随即继续展开游击活动。
第三，悬赏和杀害游击队员以及在沿江沦陷区制造大屠杀。为了遏制布雷游击队行为，日军颁布悬赏通缉令：“（一）密告党军及受党军嘱咐参与放置机雷者，奖赏三十元。（二）发现机雷所在，报告日本皇军者，奖赏三十元。”日军“恨我雷队员兵深入骨髓，员兵不幸之被俘者辄惨遭非刑”，如谍报员陈木生奉派潜入湖口敌区探查敌情，被敌所获，“致惨遭活锯，将尸首抛掷江中，亦烈矣哉”。日军甚至将杀害水雷游击队员的惨状“摄成影片”，此种行为“实足反映其畏惧我布雷队之心理”。为了防止游击队员被汉奸出卖，国民政府在沿江重要地点设立政治侦探站，专事刺探汉奸图谋不轨的活动，扫除布雷工作的障碍，有效地保护了游击队员的安全。同时，海军司令部还制定《海军抚恤暂行条例》，规定“海军伤亡官佐、士兵，其抚恤悉依本条例行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海军官兵的后顾之忧。由于海军游击队得到沦陷区同胞的掩护，因此激起日军在沦陷区惨无人道的扫荡，日军威胁沦陷区“同胞报告雷队踪迹，不报告就任意烧杀”，但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对海军布雷游击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援。长江中下游流域无处不漂浮着“威力猛烈的水雷”，布雷游击战迭建奇功，“予长江敌水道交通，以绝大的打击”。同时，国民政府海军游击战还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一位日本随军记者口述：“恐惧他（漂雷）溜过来的呀……月明的晚上，是很可以用望远镜分别出来，然而一到天暗，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日军虽采取种种措施防范布雷游击队，然而日军每采取一应对办法，国民政府海军游击队总有反制的策略。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各项应对方案的失败和无效，“只能稍稍防其工作而已”。
国民政府海军游击战的战绩如何？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不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可能就会有人质疑是否存在一个海军游击战场，是否游而不击。自布雷总队成立，海军官兵即开赴敌后展开游击作战，成果集中于1940年和1941年。其中1940年综计长江流域“击沉敌舰的数量，共八十一艘”，包括中型运输舰19艘、中型军舰9艘、商船2艘、汽艇43艘、铁壳驳船6艘、小火轮1艘，日军损失金额“当在七千万元以上”，敌军员兵损失“两三千人”，舰船损失吨数约为“八万八千八百吨”。1940年间，陈绍宽接连向蒋介石呈报海军游击战的战果，蒋介石甚至有所质疑，于1940年10月21日致电顾祝同，“该布雷队所报成果是否确实，希查明核实具报”，经核查，顾祝同回电“均系属实”。布雷游击队长林遵指出，1940年海军“捞回几乎三倍的代价”，同时“也解决了许多关切海军的人们所要问的‘海军到哪里去’的谜”。抗战胜利前，长江流域时常“可以听到水雷爆炸声音”，扬子江成为日本海军“水上的盲肠”。据国民政府统计，日伪海军在“侵华期间共损失330艘，其中大部分是被水雷炸沉炸伤的”。当时平均约十个漂雷可以换取日舰一艘，水雷每具成本仅300余元，而一艘大型运输舰“价值二千四百万元，与我漂雷之代价比较，为八十万倍以上”，以水雷炸军舰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辉煌的战果。即便在敌后潜布水雷被发觉，亦能损耗敌方相当之人力物力，中断其水道交通若干时间。在长江流域的三个布雷区，其成果最为显著的为第一布雷区，尤集中于芜湖到安庆间，是因该区域“地形极为复杂，敌军守备薄弱，空隙较大，为我布雷良好地区”，同时该地日舰流量大。面对海军的游击战果，蒋介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以我军采用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物资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第1遣华舰队主力军舰相继调往太平洋战场，长江流域仅留“安宅、势多、坚田、比良、保津、热多、二见、伏见、隅田、宇治”等内河炮舰和其所属小型炮艇、巡逻艇，并转为守势。1943年8月20日，第1遣华舰队建制取消，降格为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驻汉口），其所辖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特别陆战队亦改为直属中国方面舰队。因日军长江舰队主力抽调用于太平洋战场，“行走长江的日舰减少，局势比较沉寂”，国民政府海军布雷游击队的成果亦随之减少。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海军总司令部将布雷游击队改编为扫雷队，负责长江雷区的清扫，长江水道恢复常态后，布雷游击队建制取消，就此宣告终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长江流域，海军游击战在珠江与闽江亦有展开，只是规模不及长江流域，此问题另待专文考证。
武汉失守后，为袭扰日军长江水道交通，同时基于舰队几乎覆灭的现实，国民政府海军乃“以发展水雷战为抵抗日寇进袭长江之战略中心，经陆续积极布置，建立三大雷区，实施游击攻势以后，凡属水道之区，无不予敌以重大打击。在当时各布雷游击区之员兵，忠于工作，其艰苦卓绝之精神，与壮烈之牺牲，实有非楮墨所能尽述者”。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嗤中国海军以鼻”，而在国民政府海军实施游击战后，破坏了日军长江水道交通，牵制了日本海军与陆军作战力量，日军乃“不能不感中国海军之俨然存在”。不过，亦不可夸大其在抗战中的作用，因海军本身力量的薄弱，故在整个战局中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