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如平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丁书颖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次日，城内发生针对外侨与领事馆的暴力袭击事件，随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史称南京事件。由于南京事件发生于北伐关键时刻，国民党“清党”前夕，以及英美列强对革命阵营分化瓦解之际，其不仅对中国政局、国民革命与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列强调整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的视角除了侧重国民政府外，也有将南京事件置于20世纪20年代列强对华政策转变中进行论述。不过，对于制造南京惨案的英国是如何因应、处理和最终解决南京事件，其多次对华交涉中断与重启背后的原因等仍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梳理。本文主要利用中英外交档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1927年至1928年英国在南京事件交涉过程中的政策演变进行考察，分析英国政策转变的原因，以期对南京事件爆发后的中英关系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英国的反应与五国联合通牒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Miles Lampson）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口头抗议，顾维钧则声明南京城垣已陷入北伐军之手，外部无法调查事实真相，至英美各国抗议之所述，均属片面之辞，外部不能据为真确。张作霖也对外声称“南京事件发生于北军撤退以后，故与吾等无涉，安国军不负责任”。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则向英国公使秘书台克满（Eric Teichman）声明，在南京抢劫的是山东军，否认国民革命军为肇事者。3月31日，陈友仁正式向台克满递交关于南京事件的声明，在谴责袭击事件的同时，对英美军舰炮击南京表示强烈的抗议。与此同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南京事件发表讲话：“如经调查发现，国民革命军确实对南京事件负有责任，他将道歉并赔偿损失。”4月1日，蒋介石又派郭泰祺拜访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Sidney Barton），表示对南京袭击事件的遗憾，承诺负责与赔款，但保留对炮击事件的抗议。英国上下对南京事件极为关注，伦敦谣言纷起。有的声称袭击外国人的是国民革命军，有的则称是白俄罗斯怂恿下的北军所为，也有媒体称英国为了报复，已炮击摧毁了半座南京城，超过2000人被杀。面对外界的各种谣传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声明，英国政府态度极为谨慎，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根据英国驻南京总领事的报告，否认英军炮击南京造成2000人死伤。4月4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讲，强调事件中有7名外国人被杀，多人受伤，英美炮击面向无人区，旨在掩护一部分外国人从南京城撤离，造成中国平民死伤3人，否认近日在伦敦的各种流言。同时，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在此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并不准备对国民政府采取单独措施，张伯伦向议会表示，英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在回应南京事件上将采取何种必要政策。其原因在于，美日等国态度尚未明朗，加上国民政府内部正处于政争之中，武汉方面保持革命外交姿态，而南京的蒋介石则态度较为温和，但已被武汉政府解职。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不得不承认，南方局势的变化令英国驻华外交官“难以捉摸”，“茫然无措”，主张与美日等国采取联合行动。
4月5日，英、美、日、法、意五国公使就南京事件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南京事件与北京政府无涉，不必向北京外交部提出通牒，以免使北方为难，只对武汉和上海方面进行联合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惩凶、道歉和赔偿。英国公使蓝浦生进一步提议，如果国民政府拒绝通牒，则进行武力制裁：“（1）夺取并摧毁吴淞要塞；（2）炮击扬子要塞；（3）摧毁汉口和广州兵工厂；（4）夺取并摧毁广东舰队。依据条件和兵力同时或依次实施制裁。”然而，蓝浦生的提议并未得到其他列强的积极响应。早在4月2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就授权其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与英、日、法、意四国协调行动，但如必须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政府将就如何制裁保留意见。4月5日，凯洛格电示马慕瑞，称其已收到英国驻美大使霍华德（Esme Howard）转呈的一份备忘录，如果国民政府拒绝通牒的话，英国主张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力制裁。凯洛格强调，美国政府没有实施制裁的义务，并且目前还未准备好就这一问题与其他列强协商。与此同时，英国驻美大使霍华德也致电英国外交部声称：“（美国）国务卿认为无论通牒提交形式如何，具体罗列要求的做法会羞辱蒋介石，他也不同意其中的制裁原则，认为继续炮击中国城市毫无用处，只会造成情况恶化，除非是为保护美侨安全而必须这么做。”对此，蓝浦生致电英国外交部说：“虽然美国公使曾力图说服政府，但其结果却令人失望。”7日，美国驻华海军司令威廉姆斯（Admiral Williams）表示美国不同意在南京事件上的联合制裁行动，除非日本也这么做。事实上，日本同样不赞成制裁。据路透社报道，陈友仁曾向日本总领事提议，如果日本退出关于南京事件的联合通牒，国民政府将不再要求日本交还汉口租界，不干涉租界事务，并立即镇压国内反日运动。蓝浦生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该消息的准确性已得到美国公使证实，日本已拒绝这一‘嚣张’的提议。”蓝浦生不得不承认“美、日、法、意四国公使都被授权即刻提出通牒，但没有一国同意一旦通牒要求被拒就采取武力制裁的原则。英国面临的选择是暂时搁置制裁，或者坚持制裁原则直至其他国同意。日本政府断然拒绝制裁，美使则明确表示在英、美两国政府尚未就制裁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时提出通牒将会是一个错误。”
美、日等国的消极态度，令英国不得不考虑放弃制裁原则。4月8日，英国外交部复电蓝浦生，告以英国准备搁置制裁原则，以避免进一步拖延，并令其酌情决定是否联合通牒。同日，英国正式通知美、日各国：“出于全体利益考虑和避免不必要的拖延，英国放弃联合制裁原则，但仍坚持制裁问题应由各国在华海军当局讨论并制定统一的行动计划。”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英国特别表示，同意美国国务卿关于炮击中国城市的观点，但由衷希望这不意味着他提前排除了作为五大在华海军势力之一的美国参与联合制裁的可能性。4月9日，蓝浦生致电汉口和上海的外交官：“你们要与四国使节协调行动于4月11日同时向陈友仁和蒋介石提交通牒，拒绝任何讨论。”蓝浦生还通知相关各方：“通牒将由五国代表于4月11日在上海和汉口提交，处于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港口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4月14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分别照会英、美、日、法、意五国，对五国联合通牒予以逐条批驳和答复。他重申：国民政府为负责之主治机关，自不能容许无论何人使用任何方式之暴动及风潮，以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国民政府一再宣言，外侨生命财产之保护为其固定之政策。此种不幸事件之发生，实由不平等条约为之厉阶，此种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取消，外人生命财产之危险，必继续存在。因是国民政府准备任命代表，与各国代表，重新以平等互惠为根据，磋议两国间诸问题之解决。而对于外人及外兵近年在华之种种不法行为，如炮击、杀戮及参加战事，分别加以抗议，提议亦应由国际调查委员会同予调查。面对武汉方面的强硬答复，英国公使蓝浦生试图推动第二次通牒，并要求陈友仁24小时内予以答复，否则予以武力制裁。然而，英国公使的提议再次遭到冷遇。因为此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美国、日本、法国主张拉拢南京政府，区别对待中国的激进派和温和派。4月20日，法国驻华公使通知蓝浦生，法国主张区别对待南京和武汉政府，“法国政府希望实施有限的制裁措施，在打击极端分子的同时，不伤害到蒋介石”。因为“对于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实施极端措施，只会迫使他们左倾。制裁应仅限于汉口的极端分子”。意大利同意二次通牒的同时，也强调应继续与武汉政府陈友仁保持沟通。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虽然赞同蓝浦生的提议，但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却接受了远东事务助手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的建议，主张对华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4月20日，凯洛格通知马慕瑞：“国务院不同意你电报所提出加入（二次）通牒的建议……美国政府现在既不准备使用制裁，也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承诺。”22日，凯洛格向英国驻美大使霍华德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急于推动第二次通牒无益于对问题的解决。华盛顿得到的情报表明，国民政府因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冲突而分裂，鉴于目前形势，武汉政府能否掌握对满足通牒要求至关重要的国民革命军队尚且存疑，继续向陈友仁施压不一定有效。再者，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做好制裁准备，因为面向一个分裂的政府实施制裁，其效果堪忧，建议等相关局势更为明朗时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施压。
日本同样也不愿推动以武力制裁相威胁的第二次通牒。其实，早在五国联合通牒前，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就反对与武汉的陈友仁谈判，认为“陈友仁精于推诿和鼓吹”，主张与国民革命军指挥部谈判。之前出于配合英国，日本才同意向武汉政府提交联合通牒，现在既然南京和武汉的关系紧张，南京也准备接手列强与武汉趋于破裂的谈判，列强更应该给予南京解决问题的机会。4月22日，英国驻日公使梯利（John Tilley）致电张伯伦：“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Katsuji Debuchi）对陈友仁或蒋介石接受通牒要求抱有悲观的预期，外相币原喜重郎（Baron Shidehara）保证，日本原则上不反对制裁，但认为这些由海军司令拟定的制裁计划收效甚微。”4月25日，日本驻美大使就通牒问题征询美国意见。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向他表示，美国政府不参加对武汉政府的第二次通牒，美国也无意对武汉政府实施制裁。日本大使当即声称，这也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不愿意参加通牒，也无意实施制裁。美国拒绝推动第二次联合通牒的态度，也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的决定。4月29日，日本驻华公使正式向蓝浦生表示：“日本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行动。”对列强之间的分歧，《大公报》曾发表时评，道破其原因。所谓五国联合通牒，只是英国人忙得最起劲，以为积年梦想的“共同干涉中国”之机会到了。不意美国人很乖巧，先说个“将来保留单独行动”。日本人也不笨，依然维持他的“不干涉”主义。虽有法国作陪，意大利捧场，若说真有何等积极行动，那是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是决无效果。这事并非中国有何力量，实是世界潮流和国际环境当然之结果。然而，蓝浦生却未能明白其中之道理，反而指责美日政策为“十足的闹剧”。4月26日，蓝浦生致电英国外交部，提议立即向武汉政府施压，必要时单独实施制裁。他说：“我们的目标不能为其他国家的优柔寡断而葬送，我们在中国总是起引领作用的，其他国家看到我们决意单独行动便会追随我们，这是一个大胆的提议，但也是应对现状的唯一办法。”
然而，英国内部在是否采取制裁，以及如何制裁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保守党主张干涉，他们认为对汉口的极端分子实施制裁行动是必要的，如不采取行动的话，将对保卫上海产生极大的冲击，贸易也会受到影响，而这是英国的利益所在。但他们就如何制裁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重新占领汉口租界，使其重归英国管辖，恢复英国市政会；一种意见是单独摧毁汉阳兵工厂，以此打击武汉政府。工党则反对出兵，他们坚持认为，在华海军纯粹是保护性的，目的是制止针对英侨及其财产的暴行，但不应该作为政治或经济上的施压手段。经过综合考虑，英国外交部认为武汉政府正在失去对南京和整体局势的控制力，即便有心也无力执行通牒要求。英国各部门包括驻华军方也难以就制裁达成一致意见。在美日等国反对武力制裁的情况下，英国单独武力制裁必须要考虑:（a）张作霖和北方的反应；（b）蒋介石和更加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应；（c）制裁对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争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种制裁方案都是不具操作性或是低效的，或者可能伤害无辜的团体和那些不怎么具有敌意的人，而非那些对事件直接或间接负有责任的人。何况有情报显示，对汉口的武力行动不仅在撤侨问题上将给英国带来麻烦，也不可避免会损害其他国家在当地的利益。基于上述原因，英国外交部电告蓝浦生：“空有威胁而无确保要求实现的联合制裁措施，反而会降低列强的威信。加上第一次通牒是五国联合提交的，如果第二次通牒只剩四国联署，则会暗示列强内部出现分裂。”因此，英国政府最终否决了蓝浦生的提议，第二次五国联合通牒及其制裁计划也随之破产。
二、从“汉口撤使”到“蓝王交涉”
放弃二次联合通牒和制裁计划后，英国决定采取谈判的形式与中国方面交涉。而宁汉分裂后的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则向列强示好，希望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所有谈判以及外交代表都转移到南京，甚至欢迎列强对武汉实施任意制裁。蓝浦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表示欢迎，他对英国外交部表示，通过他和王宠惠的私密电报往来，可以体会到蒋介石目前的态度是真诚的。这也强化了他原本的观点，即针对陈友仁和汉口的强硬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合时宜的。针对美、日两国的谨慎态度，蓝浦生认为英国可以单独行动。他说：“我主张把他们排除在外，之前正是由于美国和日本的优柔寡断导致联合行动破产，英国政府现在可以自由、独立地行动。”为此，他在4月29日建议英国政府从汉口撤使，对武汉政府继续采取强硬政策，并将英国驻汉口领事纽顿（B. C. Newton）调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接触，谋求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他还任命菲利普斯为英国驻南京领事，授权他立即与蒋介石接触并报告蒋对解决南京事件的态度。他认为英国与蒋介石的交涉开始得过迟了。然而，英国驻汉口领事纽顿反对汉口撤使，他认为：“鲍罗廷存在的影响持续损害中英关系，英国乐于见到蒋介石成立一个摆脱苏联控制的政府，但鉴于时局模糊，一旦从汉口撤使，而武汉政府又成为南方的中央政府，英国将面临尴尬局面，蒋介石目前也没有任何区别于武汉政府的明确政策，目前还应保留汉口作为名义上英国在南方的外交总部。”5月6日，纽顿再次强调，随着蒋介石另立政府后，武汉政府的态度也开始软化，陈友仁表示可以考虑接受部分通牒内容，但对国民革命军制造南京事件不予承认。他认为“陈友仁在试探我们的态度，我预计很快就能获知武汉政府的考虑结果，但英国的表态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然而，蓝浦生的主张却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新任首相田中义一对英国驻日大使表示：“希望英国在决定单独与蒋介石政府交涉时，能够知会日方。”日本的态度进一步坚定了蓝浦生对武汉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的决心。5月7日，他致电英国外交部，强调当务之急是将纽顿调离汉口，以免“徒增耻辱”。5月9日，蓝浦生再次重申他的观点，并将起草的撤使声明呈报外交部。至此，英国政府接受了蓝浦生的意见，决定从汉口撤使。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讲话，他在指责武汉政府对五国联合通牒漠视不顾的同时，强调武汉政府现已失去统治南京之权，所存者只有一虚名而已。英国政府准备与新国民政府交涉南京事件。
5月17日，英国驻汉口领事纽顿正式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递交了撤使声明。声明回顾了英国对华的友好政策与态度，包括英国公使在汉口参与谈判并留下个人代表维持联系。然而，中国一系列的反英运动在南京事件中达到高潮，而武汉国民政府未能承担起现代政府应有的责任，甚至不肯接受极其温和的解决方案，因此英国政府决意将领事纽顿撤出汉口，因为他继续停留在汉口也对解决南京事件无济于事。18日，陈友仁就英国撤使发表讲话，指出英国所宣称的对革命和民族主义中国的支持及汉口协定中的和平与调和政策，与实际的对华军事政治干预形成鲜明反差，颇具嘲讽意味。他抗议英国的指责，表示英国的政策和侵略行为是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英国却毫无根据地将反英运动的起因归结为共产主义的影响，若英国不能将武汉国民政府视作正统，中英关系将无从改善。至此，英国就南京事件与武汉国民政府的交涉随着汉口撤使而宣告破裂。在撤使的同时，英国将交涉的对象转向了南京国民政府。因司法部部长王宠惠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有私谊，南京国民政府派他为代表直接与蓝浦生在上海谈判。蓝浦生最初提出应以4月11日五国通牒的要求作为谈判的底线。5月24日，王宠惠则提出一份中方准则，强调国民政府将依据一般国际法准则承担对外国财产损坏的责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将予以道歉，并惩处制造事件的军队，但同时要求依据一般国际法准则调查列强军舰炮击事件，并给予受害者赔偿。蓝浦生对中方准则提出了三点异议：（1）关于处罚的措辞过于含糊，未能明确追究程潜、张辉瓒、林祖涵三人的责任；（2）对由总司令蒋介石道歉改为南京外交部道歉表示不满；（3）反对将不相关的沙基和万县事件放入准则，并强调英国炮击事件不能提及。王宠惠解释说，目前程潜的立场不明，处置失当会使其倒向共产党。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并成为英方5月31日准则的雏形，即英方不再要求中方在声明中提及程潜，但保留有关惩处肇事士兵的内容，可以不必注明由总司令或外交部负责道歉，而王宠惠也同意中方不再提及英美炮击事件。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宁汉分裂之际不敢接受“蓝王协议”，并坚持要求增加英美炮轰南京和中英修订新约取代旧约的条款。5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英方）要求解决宁案而不肯提及炮击南京案，诚可笑也。对英国交涉决不让步，宁可迁移时日也。”5月28日，王宠惠奉命返回上海，向蓝浦生转达了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然而，蓝浦生认为，炮击一事完全出于保护英侨生命财产，只能表示遗憾，而不存在赔偿问题。至于缔结新约，英方在12月18日声明和1月28日提议中已有表示。对此，蓝浦生致电英国外交部说，王宠惠要求在文末加入两项条款以挽回其政府颜面：一是提及炮击事件且英国政府有意适当赔偿受害民众；二是提及英国准备与南京政府签订新约取代旧约之愿望。在蓝浦生看来，英方在处理南京事件中一直采取温和友好的政策，并为之做了巨大让步：（1）鉴于南京事件的恶劣性质，4月11日的五国通牒要求已相当温和；（2）5月31日英方准则在4月11日通牒基础上有实质性的修改。在处罚问题上不再要求提及程潜以免南京政府难堪；在致歉问题上发挥和解精神，不追究致歉主体；在赔偿问题上虽然抗议调查炮击事件，但不反对在南京政府承担全部赔款责任的前提下设置中英联合评估委员会查证实际损失和评估赔款方案。正因如此，蓝浦生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处理南京事件上的态度深感失望，“他们似乎觉得解决南京事件可以靠几条简单的条款蒙混过关”，“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轻视对南京事件责任的继承和作为一个文明政府对南军所犯暴行做出全部赔偿的责任，却对达成一项有利于宣扬外交胜利以提高威望的协定表现出热忱”。英方最终拒绝增加两项条款，蓝浦生也于6月2日离沪返回北京。之后，中方虽然对准则进行了修改，但仍坚持提及炮击事件和修约声明，而英方又始终坚守5月31日准则，会谈陷入僵局。8月，蒋介石被逼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宁汉合流后的新政府中不少为前武汉政府的要员，尤其是英国一直力图追究责任的程潜，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不降反升，这为中英重启南京事件谈判增加了难度。10月14日，当王宠惠向英方代表建议重启谈判时，遭到英方的质疑。“在英政府之意欲静候中国方面自派委员会调查该案祸首之结果如何，乃数月以来不独该会成立无闻，而对于该案关系最大应即传案研讯程潜，竟迭居军事要职，此则英政府所不解者。”英方由此认定南京政府处事轻率。紧随其后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发来一份有关国民革命军持续占据其房产，环境污秽不堪的报告，加深了英方的消极印象。蓝浦生致电巴尔敦，指示他当面向王宠惠表示如此毫无诚意的会谈恐难持续。
10月26日，王宠惠与英方代表巴尔敦会面，首先对程潜一事做出解释，称南京政府提拔程潜是为避免他与唐生智联合而付出的代价。南京准备建立一个由将军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事件经过和制定后续方案，而程潜的出席能提供相关证据。虽然巴尔敦对中方颇为不满，但还是感受到了王宠惠的诚意。会后他致电蓝浦生说：“至少王宠惠本人言辞诚恳，我认为没有必要宣读你的电报，但告诉他提拔程潜一事和英国财产在南京继续遭受侵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然而，蓝浦生仍然不支持重启会谈。10月31日，他致电英国外交部认为南京政府对执行协定，既不够稳定也不够有效力，即便达成协定也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南京政府文官方面之主张，尚难令军事当局照办。在此情况之下，即使议妥办法，亦恐难以实行。因此，他建议必须等南京政府完成调查，程潜得到充分处罚或谴责后，列强才能继续与南京政府会谈。蓝浦生的建议不仅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支持，而且美日等国公使也完全同意。11月14日，王宠惠再度提出重启中英会谈，并希望英方体谅南京政府的难处，但遭到英方代表巴尔敦的拒绝。巴尔敦重申中英谈判重启的前提是中方先完成调查。蓝浦生也表示：“第一步必须是明确而绝对地证明他们至少愿意做正确的事，也就是道歉、处罚有罪者和赔款，不在这上面讨价还价。下一步是确定如果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是否具有能力把它执行到令我们满意的程度。”至此，“蓝王交涉”以失败告终。“蓝王交涉”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北伐尚未完成，宁汉纷争未息，革命外交的旗号也未放弃，坚持提及英美炮击事件，甚至要求英国声明愿与南京政府签订新约，不仅是为了赢得民心，同时也是其革命目标之一。而英国方面，始终坚持炮击南京是为了保护侨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会谈仅局限于南京事件，不愿在修约问题上做出承诺。与武汉政府相比，南京政府虽然更为温和，但蒋介石领导的北伐遭遇挫折，在北军的反攻下出现了苏皖大溃败，南北政府的军事较量尚未明朗。之后，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新组建的政府不仅缺乏基础，而且还容纳了程潜，因而对其解决南京事件的诚意和能力持怀疑态度。正如巴尔敦所说：“一个强调自身弱势的政府不可能同时被承认是一个有能力执行其承诺的政府。”在英方看来，南京事件交涉其占据道德和时局的优势，完全可以等到南京政府主动提出令人满意的条款。
三、美日对华交涉与英国政策的调整
第二次联合通牒流产后，列强在南京事件的合作已名存实亡。作为五国联合阵线的领头羊，英国一面与南京政府举行“蓝王交涉”，一面又极力阻止美国和日本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定。6月9日，蓝浦生在五国公使会议上传达了英方5月31日提出的交涉准则和6月3日中方草案的要点。他建议在中英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前，由英方继续与中方进行非正式会谈，他将定期向其他四国公使传达会谈内容。其力图掌控南京事件交涉进程的意图甚为明显。南京国民政府在“蓝王交涉”中止后，则极力拉拢美日两国，分化五国联合阵线，力图打破僵局。国民党对美日两国明显比英国更有好感，因而早在第一次联合通牒时，外交部长陈友仁就在答复各国通牒中采用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策略。在对日本的答复中，特别强调中日两国历史友谊，认为今日左右中国时局之势力，与过去五十年间左右日本之势力绝无二致，希望日本能够权衡利益，拒绝参加联合阵线。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主动邀请美国政府派代表参与联合调查委员会，以确认肇事者和美国公民的损失。外交部次长郭泰祺甚至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暗示美国不必等待英国一同达成协定，因为国民政府若想得到民众支持，必须坚持中英协定包含关于解决万县和沙基事件的内容。7月12日，郭泰祺又向美方提供一份中方草案，基本接受了五国联合通牒提出的道歉、惩凶和赔偿要求，希望与美国率先达成协定。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也收到了国民政府送去的类似草案。
为了阻止美日与中国达成协议，蓝浦生向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强调英国不会在5月31日准则上动摇，并且英国绝对不允许将其他事件纳入会谈。马慕瑞虽表赞同，却表示美国政府可能急于达成协定。7月18日，蓝浦生致电英国外交部，认为美方有可能与中方达成共识。他说：“总体而言，马慕瑞比我对中方草案更有好感，我向他充分表达了诸多异议，提醒他注意南京政府对列强的离间策略。”次日，他再次致电英国外交部说：“南京政府显然在利用我对王宠惠的让步作为开启与美日谈判的敲门砖，却不曾兑现王宠惠私下向我许诺的让步。我们要留意其他列强达成协定而置我们于失败境地的危险。我正试图阻止，但直接向华盛顿和东京提醒也应该不会有错。”应蓝浦生要求，英国外交部分别向美国和日本政府阐明英国立场。7月25日，英国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为确保南京事件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英国驻北京公使正与美、日公使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充分讨论与协商一致之前，希望各政府都不会授权解决南京事件。在英国的反对下，美国政府同意在五国代表充分讨论前不达成任何协定，但同时强调，一旦草案内容不能得到一致赞成，各国应该保留单独行动的完全自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则向英国驻日公使抱怨，是英国首先抛弃了联合行动，不过他同意在与中国单独达成协议之前召集其他公使讨论，但也暗示如果列强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将单独行动。事实上，就在英国第二次拒绝王宠惠的提议不久，日本就试图与刚刚就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的程潜在武汉接触，以确保其在武汉地区的经济利益。12月8日，日本政府致电其驻汉口总领事，希望就南京事件与程潜对话：（1）日本希望国民政府能迅速解决南京事件，但鉴于事件尚未解决，日本政府同意由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程潜本人致歉。（2）如果程潜拒绝致歉或者制造借口、缺乏诚意，汉口总领事应向程潜说明，日本海军将终止与程潜的合作。（3）如果程潜同意，日本总领事将要求他亲往领事馆，在日本海军官员出席的情况下致歉。（4）如果程潜拒绝，总领事将断绝他与日本海军的全部联络，拒绝提供装备。日本公使也向其他四国通报了该内容，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日方此举立即引起了英国的警觉。12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指示其驻日公使：“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向日本政府了解，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接近程潜的意图是什么，并说明英国政府希望在南京事件上与日本协同行动。”2月13日，日本田中首相向英国公使梯利表示，日本政府与程潜的接触，主要出于对日本在当地工商业保护的需要，在当地如果没有可以谈判的地方官员将会极其不利，因而即便程潜只在短时期内掌握权力也值得同他建立联系。然而，英国政府并不看好日本与程潜的单独接触，但又唯恐处置失当影响其在华利益。12月25日，英国外交部致电蓝浦生：“从日本政府的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完全是出于他们在当地利益的考虑，但它将破坏我们在南京事件上的联合阵线。英国政府不会参加与程潜接触的行动，因为接近程潜对英国没有好处，也无助于南京事件的解决。”在日本与程潜单独接洽之际，蒋介石在南京成功复职。重新上台的蒋介石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部长，并决心尽快与列强解决南京事件。1928年2月21日，上任伊始的黄郛发表对外宣言：“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并准备派员分别与各国交涉，谋求南京事件的解决。与此同时，为了在南京事件中掌握主动，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一面指示巴尔敦与黄郛从速接洽，一面南下访问福州、广州，主动向新改组的南京政府释放善意，并表示南京事件解决后，他将访问南京。1929年3月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金问泗司长与英方代表巴尔敦举行非正式会谈。中方提议双方在6月3日草案的基础上进行协议，并希望在协议中提及英国炮击南京和中英两国将修订新约两项内容。为了表示谈判诚意，中方同意发布惩办有罪者和保护外侨二令。3月14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确定了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方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英方针略定，宁案得以单独解决，以防制日俄联合之侵略或能奏效，一般人主张反对，而我既决心则任何反动皆不顾也。”3月16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保护外侨之命令，并通缉与“宁案”有关的前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同日，蒋介石对京沪各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央解决“宁案”的原则：第一不受以前任何条约约束，第二完全以平等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更希望“能和各国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得革命目的完全达到”。
面对中方的要求与让步，蓝浦生的态度略有松动，与黄郛数次会谈后，大体同意：（1）中国惩凶赔偿；（2）英国兵舰向南京城内炮击应道歉赔偿；（3）修改现行中英条约，以平等及互尊主权为原则。为此，他致电外交部说：“我同样不喜欢提及炮击和修约问题，也不满他们关于赔偿的提议，但我们必须体谅现任南京政府的难处，他们并不是南京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达成协定前不与南京政府做任何交易，可能给英国在汉口、上海的海关、盐业、英侨带来负面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南京政府对我们失望后可能会转而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并与其他国家先于我们达成协定。我们应该意识到谈判失败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然而，蓝浦生的建议遭到英国政府的严厉批评，并训令其“改变谈判方针”拒绝中方的要求。3月23日，蓝浦生代表英国政府答复黄郛：“对于节略内载明炮击、修约两点完全反对。”3月24日，黄郛向蓝浦生提出折中办法，节略取消炮击的记载，中方亦不表示道歉，修约问题在另一节略中提出，由英方照覆，与其他节略同日互换，但蓝浦生不敢违背其政府训令，坚持中方必须表示道歉，并对炮击、修约两点拒绝再议。3月25日，蓝浦生怏怏返回北京，中英交涉遂告停顿。英国政府之所以否决蓝浦生建议，拒绝中方要求，其重要原因在于不愿意承担炮击南京城的责任，并认为中美交涉不可能先于英国达成协议。因为黄郛与美国公使马慕瑞在上海进行的会谈也陷入停止。2月26日，黄郛向马慕瑞提出了与美方迅速达成协议的方案，并希望美国政府同时能够表示愿意修改中美旧约，缔结平等新约，但马慕瑞对黄郛颇有疑虑。之后，马慕瑞离开上海，只令其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Cunningham）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三司司长何杰才继续谈判。马慕瑞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表示，黄郛的确已经展示了迅速解决问题的满意方案，但其对黄郛能否落实协议深表怀疑。他说：“就国民党而言，黄郛是一个新人，一个局外人。他的任命受到南京政权中一些最具影响力和最有能力成员的忌恨……有严重理由怀疑黄郛的任命是否能够延续，或者在他任职期间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能否获得南京批准，甚至他是否被允许与我们达成任何他想到的协议。”正因如此，英国政府认为，在策略上不应主动向黄郛提议恢复谈判，最好等待事态发展，一是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二是黄郛是否有进一步提议和让步，“如果中方重提修约问题，容易确定蓝浦生下一步行动，即表示我们不允许修约问题成为协定的一部分，但如果南京政府希望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挽回颜面，我们不反对他们在一个独立的文件中提出并与最终协定同时发表；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对这个问题做任意解释，但必须明确，在我们看来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可见，英方中断谈判，既是其强硬政策的延续，也是谈判策略的运用。然而，英国政府未能想到的是，中美竟然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3月25日，黄郛向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等汇报中英交涉经过。蒋介石表示可适当让步，以期南京事件的解决。他说：“与组安、膺白谈对英外交，蓝浦生有今日回北京之说，黄张皆现恐慌，余不以为然，惟解决宁案方针不达则有违初意，故仍允委曲另起交涉。”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黄郛决心先与美国谈判，以打破僵局。3月26日，中美双方代表何杰才和克银汉在上海举行正式会谈，中方不仅在赔款问题上做出让步，且同意美方对炮击事件的表述由“歉意”改为“抱憾”，而美方也同意中方在修约问题上的表述，双方达成初步协议。3月29日，黄郛与马慕瑞对初步协议进行了审议和修改，同意签字换文。马慕瑞向国务卿解释了其同意换文的原因。他说，由于英国政府拒绝了蓝浦生与黄郛达成的初步协议，黄郛的声望受到损害，因而给我们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次日，中美两国以照会的形式就南京事件和修订新约分别进行了换文。在照会中，美方不仅同意修改两国旧约，而且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法律实体，从而使五国联合阵线彻底被打破。美国之所以率先与中方达成协议，一方面因为中方对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满足了美方要求；另一方面美国舆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抱有同情，率先达成协议不仅迎合了其国内舆论，而且提升了其在华的影响力。中美协定的签署，令英国政府深感震惊，因为之前英国外交部认为中美难以短时间内达成协定。4月6日，英国驻美大使霍华德致电张伯伦：“美国国务卿告诉媒体，马慕瑞按指令达成协定，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赔偿承诺、未来保证与责任者处罚完全满意；关于协定所提中国将形成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政府一事，国务院乐于与这样的政府商讨修约问题。”对此，英国外交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草案比美国薄弱许多。针对国民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无理抱怨，马慕瑞抓住机会提供一份最能有效迎合他们需求的文件，我们的答复没有此类表述……关于赔偿问题，我们应该制定一份与美国一致的赔偿备忘录。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坚持与美国相同的协定。”英国外交部指示蓝浦生：“关于炮击，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致歉，因为炮击是在外侨遭受袭击时出于自卫而实施的正当而必要的行为……我们不容许将修约问题作为解决南京事件的前提条件，但我们准备在一个独立文本甚至就在最终协定中重申我们对修约的态度。”其实，早在与黄郛会谈时，蓝浦生就倾向于与中方妥协，停止谈判亦非其本意。因而，当其接到外交部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巴尔敦，表示他同意外交部的意见，关于赔偿备忘录英方应聪明地接受与美国相同的条款并同意口头调整。他还说：“直接与黄郛交涉显然有利，如果黄郛准备重启谈判，驻宁总领事许立脱（W. Meyrick Hewlett）可以立即行动。”至此，英国政府放弃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决心重启中英谈判。
四、济南事件与中英协定的签订
中美南京事件换文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强硬政策，准备与中方重启会谈。然而，就在英国试图与中方恢复谈判之际，日本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北伐，却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4月20日发表出兵山东的宣言。随后，日本不顾国民政府的两次严重抗议，出兵山东，蓄意制造济南事件。济南事件令中英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延缓重启谈判。5月7日，金问泗答复巴尔敦，由于济南事件的发生南京政府必须以前所未有的谨慎态度对待所有外交问题，黄郛已回南京，无法举行中英会谈。5月9日，英国外交部也电示蓝浦生：“鉴于济南发生严重事件，你应该暂缓关于南京事件的谈判，待情况明朗后再行决定。”
日本出兵山东，武力阻挠北伐，令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极为震惊，被迫决议对日妥协，绕道北伐，并明令禁止反日宣传，取缔反日运动。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组安、稚晖、静江诸公皆来也，报告济南情形之经过，讨论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日本出兵山东，不仅令蒋介石深感耻辱，更是打破了其对日本的幻想。他说：“闻其外交方针认定余为对手，并贯彻福田五条之要求，其用心险极，必使革命军完全消灭。彼以对付军阀手段以对革命党，适足速其亡而已，日本必亡于田中军阀之手也。”面对日本的军事逼迫，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诉诸国联和非战公约，试图以英美等国牵制日本，并派王宠惠赴英、胡汉民赴法、伍朝枢赴美、孙科赴德分头运动。因而国民政府加快与英国的谈判，修订中英新约就更为迫切了。
济南事件平息后，中国政局也朝着有利于中英谈判的方向发展。5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武力扣押程潜，解除其湖南省主席之职。因程潜被英国视为南京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前不仅未受惩处，反而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用，英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程潜问题意外获得解决，无疑有助于中英会谈的重启。对此，蒋在日记中说：“程逆潜在汉为李德邻扣留，以惩其罪恶，穷凶恶极之徒，我不加处罚，必有人代为我处罚也。”其对程潜的态度，自然与南京事件有极大关系。与此同时，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直取平津，张作霖被迫退出关内。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告北伐结束，中国统一，对外应解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订互相尊重主权的平等新约。济南事件发生后，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蓝浦生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济南事件中的处置能力和方式，予以极大的肯定。他致电张伯伦说：“济南事件中任何反日倾向都得到了高效压制，这非常引人注目，说明中国的南北政府如果真正去落实，是有能力采取权威措施的。”北伐结束，中国实现南北统一，也满足了英国政府1926年12月宣称的修约条件，即在谈及任何承认问题前要出现一个稳定的、持久的政府。6月20日，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作为其私人代表与蓝浦生会面，提议中英重启会谈。蓝浦生当即表示，英方愿意在任何时候恢复谈判。7月6日，蓝浦生进一步表示，英方愿意以中美协定为原则进行谈判，一旦中英协定达成，其他问题自可续谈。至此，双方重启南京事件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徐谟与英方巴尔敦等人进行会谈。中方同意草案以中美协定为基础，但王正廷要求草案在措辞上稍加修改，增加炮击造成中方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内容，并希望英国在修约上比美国有更明确的表示。英方对增加炮击造成中方巨大损失的内容予以拒绝，强调修约问题与南京事件本无联系，英国为满足中方要求才笼统地写入草案。7月20日，王正廷指示徐谟强调，如英国政府率先宣布准备进行修约谈判，将会对中国民众产生积极的心理作用。巴尔敦虽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不满，但他仍向蓝浦生表示：“王正廷为了显示其比前任更加高明，必将坚持这些要求，如果这些提议确实代表他本人观点，我们应同意予以考虑，以尽快达成协定。”
目睹国民党北伐成功，政权统一的蓝浦生也赞同巴尔敦的意见。7月21日，他致电英国外交部：“南京事件最好与其他问题分开谈判，我想英国政府也不愿意将南京事件的解决与王正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有关联，或是作为索要我们对宣言答复的筹码，因为是否答复宣言应取决于中方是否具有被答复的价值。然而，只要形势允许，对于推动修约的大体意愿作明确表示也未尝不可。”7月26日，他再次致电外交部说：“中方关于修约问题的修改要求，实质上没有比我们已有的公开声明更进一步。我在上海时就曾预测，中英谈判失败和南京政府统一北京后可能出现的新形势。如今他们已统一北京，形势已变，他们不可避免地想要得到更为明确的修约承诺……。我认为尽快解决南京事件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与新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障碍，不应完全拒绝王正廷的建议。”在英国政府犹豫之际，中国方面为推动谈判也极力向英国示好。7月18日，胡汉民在伦敦拜会张伯伦，希望双方尽快解决南京事件。张伯伦说：“我们准备接受与美国相同的条款。”7月22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蓝浦生进行了非正式会谈。7月24日，蒋介石赴英国使馆与蓝浦生进行会谈。蓝浦生向蒋表示，目前中英关系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南京事件，英方的立场是准备接受与美国相同的条款，不能再作让步，否则无法面对密切关注此事的民众和下议院。王正廷不应试图牵涉无关问题，只要南京事件得以解决，中英双方就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并希望蓝浦生继续保持与他联系，“即便他离开北京，公使也不要犹豫给他私信或去电，他将不遗余力将公使的消息尽快转达给王正廷等人”。
7月25日，中美两国率先签订关税新约。这是列强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新约。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进一步促使英国加快谈判的步伐。“始则英方主张单独解决宁案，我方则坚持修改条约与宁案同时解决，于是谈判忽形冷淡。未几美国承认我国关税之协定忽告成立，各列强对我国外交之主张，竟为之一变，英国又复表示愿意继续谈判宁案。”7月30日，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希望与国民政府尽快解决南京事件，并同意与中国修订新约。8月1日，蓝浦生致电英国外交部：“我们目前至少有四种选择：（1）不行动；（2）按照美国，就享有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前提下承认关税自主达成一项简短的协定；（3）发起贸易协定谈判；（4）在第二种选择基础上增加某些关税互惠原则，确定一定时期内某些商品的税率，将总体贸易谈判的日期往后调整。”当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向蓝浦生传达王正廷的提议，即南京事件得到解决后，中英之间或许可以继续达成某些与美国类似的协定，或者常规的贸易协定，如果英方同意，唐悦良被授权留在北京继续与蓝浦生谈判。而蓝浦生认为，英国与美国在中国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美国的（在华）商业利益不重要，而英国有广泛商业利益。他随即向外交部建议采取前一电的第四种选择方案。8月2日，唐悦良再次向蓝浦生指出：“今日形势又与昔异：第一中国已经统一，第二人民对改约盼望益切，第三张伯伦外长之宣言较前益为鲜明。故英国之表示应较美更加切实，庶可副中国人民对英之期望。”蓝浦生表示赞同，他说：“伦敦对此问题日内必有回电，阁下今日之表示当再急电英伦报告听候训示。”同日，英国外交部电复蓝浦生，同意其在修约问题上的建议，并指示他通知王正廷，英方同意修改文本，但对炮击问题不予讨论，可按照美方的表述，认为“此种手段借以保护南京英侨生命财产之必要，不得已采取此种手段，英政府对此深为抱憾”。8月9日，王正廷、巴尔敦分别代表中英两国在南京签署协定，协定分别就南京事件和修订新约以照会的形式进行换文。王正廷在照会中就南京事件表示道歉，就惩凶、赔偿和保护外侨进行承诺。蓝浦生在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修约之要求认为根本合理，为对于中国素当维持之友谊与同情的态度作进一步之表示起见，准备依相当程序由依法委派之代表与贵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关于赔偿问题与设立中英联合评估（调查）委员会遵照中美协定加以变通。中英两国换文后，中意、中法两国也分别于同年10月8日和10月16日顺利换文。随后，中英调查委员会成立。自1928年11月22日至1929年11月7日，共召开会议70次，完成了英方所提赔偿案的审查和估计。至此，中英南京事件交涉基本结束。
结语
在华拥有众多势力范围和特殊利益的英国，是最早与南方革命政权发生冲突，对国民革命采取炮舰政策的列强。但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大军攻占武汉，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新兴的国民党政权，并在1926年12月宣布调整对华政策。然而，武汉国民政府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仍将英国视为头号帝国主义，采取革命外交，先后从英国手中强力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在炮击南京的同时，联合美日等国对国民政府实施通牒。在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后，又极力推动第二次五国联合通牒和武力制裁。由于英国与其他列强在华利益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复杂关系，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分裂，英国推动的第二次通牒和武力制裁，不仅遭到美日等国的消极抵制和反对，而且美日开始寻求与南京国民政府单独交涉，迫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制裁政策，从武汉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一波三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其表面的原因在于中方要求英国必须就炮击事件进行道歉，并明确表示愿与南京政府修订新约，其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对于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的南京国民政府缺乏信任，不愿意承认新兴的国民党政权。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以及北伐的完成，英方为了确保其在华利益，就必须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因而放弃之前的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是必然的选择。同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前期之所以强烈要求英方承诺修订新约，是希望通过南京事件交涉达到英国承认其政权之目的。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后，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不仅需要英国承认其政权，更需要英美能够牵制日本对华的侵略，因而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也势所必然。中英南京事件交涉的曲折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